内容提要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一书的基本观点是：资本积累即其扩大再生产不能在只有资本家和工人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实现，只能通过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部市场实现。仅从学理层面看，其提出的问题是虚假的，给出的答案是幼稚的。但当我们越出学理层面，就会发现其背后隐含着不仅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的批判理解上，而且在经济学方法论层面，以至于历史观层面上的视域的拓展和视角的转换。笔者认为，正是这一拓展和转换，对于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和各种依附理论，对于认识当前“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全球化背景下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卢森堡　资本积累　帝国主义　全球化

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一书，从１９１３年刚一出版到１９２４年，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第二国际中派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左派和第三国际的理论家尼古拉•布哈林等）的一致批判，在当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从那时起至少直到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和左派经济学界（如保罗•斯威齐、曼德尔等），仍是人们讨论中时常涉及的一个重要话题。
初看起来，这是一种奇怪的“小题大做”（“杯水风波”）。因为从学理上讲，卢森堡提出的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她给出的是一个“幼稚的答案”。
卢森堡是通过批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社会资本再生产”图式提出自己的问题的。她认为，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图式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假设了一个只有资本家和工人存在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而在这样的社会里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无法实现，因而资本也就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诚如她的批判者们所指出的，她提出的确实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因为她“一开始就完全走入了歧途，要解答的问题根本不存在”。〔４，第５５页〕导致她误入歧途的学理原因或逻辑错误，在我们看来，大体有以下几点：一是在讨论扩大再生产时固守简单再生产的需求条件，不承认两大部类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Ⅰ（⊿ｃ＋⊿ｖ）和Ⅱ（⊿ｃ＋⊿Ｖ），同时提供了（Ⅰ⊿ｃ＋Ⅱ⊿ｃ）的追加生产资料市场需求和（Ⅰ⊿ｖ＋Ⅱ⊿ｖ）的追加生活资料市场需求。二是在考察马克思的第二图式时，一方面将马克思原有的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假设改变为逐年提高，另一方面却又沿用马克思图式中两大部类ｍ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各自原有比率或数量，势必得出所谓两大部类产品“过剩”或“不足”的结果，以此“证明”积累无法实现。（１，第２６４－２６５页）三是将扩大再生产这个价值补偿和实物更新相统一的过程，与作为这一过程媒介的货币流通过程甚至货币材料的生产和补偿问题混为一谈；同时将资本积累视为单纯的货币积累甚至货币材料积累。四是错误地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否定作为“人格化的资本”的资产阶级，其历史价值恰恰在于“为赚钱而赚钱，为生产而生产”，把资本家混同于货币贮藏者（守财奴）。五是在逻辑上重复了马克思和她自己都批判过的“斯密教条”的“无穷类推”论证方式的错误。不过斯密用“无穷类推”来最终消解“ｗ＝ｃ＋ｖ＋ｍ”中的“ｃ”，以得出“产品价值完全分解为收入”的错误结论；而卢森堡则用“无穷类推”（她称之为“令人目炫的圈圈”或“旋转木马”）来“论证”用来积累的ｍ会象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无法“消解”。
卢森堡在提出“资本积累无法在只有资本家和工人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实现”这一问题之后，她自己给出了答案，这就是必须有资本家和工人之外的“第３”市场即非资本主义的市场。这里包括两次交换：先是将包含准备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的商品卖给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换回货币，完成货币资本积累；然后再从后者那里买回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实现追加资本的实物变换，完成生产资本积累，从而进入实际的扩大再生产过程。这一答案从学理上看也是极为幼稚的。从价值角度看，这只是一种形式变换，货币只是作为一种媒介，最后仍然回到最初的持有人手中。从实物角度看，前者向后者出卖生活资料和简单的生产资料、购买原材料和简单劳动力是可行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高级机器设备和高级劳动力，非资本主义市场既无法吸收，也无法提供。“补救”的方法，至多只能象布哈林所嘲讽的，“先卖给他们，再从他们手中买回来”。
不过，应该承认，卢森堡的批判者们也不比她高明到哪儿去。以奥托•鲍威尔为例，且不说他的两个原则性错误：一是为了求得两大部类的平衡竟然假设资本从一个部类转移到另一个部类，二是得出了资本积累要受人口的自然增长制约的错误结论；就是其对扩大再生产公式的论证方式也是极为笨拙和烦琐的。正如卢森堡在《反批评》中所讽刺的那样：“鲍威尔简直没有注意到他几乎不需要这种冗长而详尽的计算，用四大表格和又宽又长的加上椭圆形括号的四层公式来作出这个光辉的结论。鲍威尔甚至不是从他的表格中得出这个结论；他只是现成地把它拿了过来。鲍威尔只是假设必将得到证实的东西――那就是他的全部‘论据’之所在。”（４，第７６页）事实上，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公式，象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中的公式一样简单，它们不过是社会资本再生产从逻辑上说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的符号化罢了。在这一点上，布哈林要高明得多。他没有用马克思本人都采取过的烦琐数字图表的“算术例式”方法，而是用符号化的“代数例式”方法。（４，第１６７页及１７６页注②）但布哈林的论证也存在一个重大错误。这就是他在推导扩大再生产的公式时，在新的形式下重复了卢森堡“固守简单再生产条件”的旧错误。他认为，既然“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那么简单再生产公式“Ⅰ（ｖ＋ｍ）＝Ⅱｃ”在变形为“Ⅰ（ｖ＋ｍ∕ｘ）＝Ⅱｃ”（注：由于涉及到的作者们所使用的符号各异，本文将其统一转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通用的符号，下同）多有不同以后便构成扩大再生产公式的基础，由此出发再推出Ⅰ⊿ｖ＝Ⅱ⊿ｃ，然后得出Ⅰ（ｖ＋⊿ｖ＋ｍ∕ｘ）＝Ⅱ（ｃ＋⊿ｃ）。最后的公式当然是正确的，但作为其前提的前两个等式是错误的：它们并不是结论的必要前提，至多是特例；在Ⅰ（ｖ＋ｍ∕ｘ）≠Ⅱｃ、Ⅰ⊿ｖ≠Ⅱ⊿ｃ的情况下，不仅可以有Ⅰ（ｖ＋⊿ｖ＋ｍ∕ｘ）＝Ⅱ（ｃ＋⊿ｃ），而且是常例。（４，１７０－１７１）保罗•斯威齐后来断言卢森堡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上属于“消费不足”派，并认为她在关于扩大再生产的讨论中盲目坚持简单再生产的一些假定，因此就看不到由于增加不变资本而雇用的追加工人成为第Ⅱ部类的额外市场。（４，第３１页）这里只有中间的那句话是正确的，因为卢森堡同时认为准备用于积累基金的生产资料产品的实现和不变资本的再生产，同样需要非资本主义市场。在评论布哈林的扩大再生产图式时，斯威齐没有看出其错误同样是“在关于扩大再生产的讨论中盲目坚持简单再生产的一些假定”，他仅仅指责布哈林的图式“不能想像资本家消费的增加”，并试图用将资本家消费“ｍ/ｘ”再细分为“ｍ/ｘ”（原有消费）和“⊿（ｍ/ｘ）”（新增消费）的方法加以“补救”。（４，１７１注①及２９４－２９７页“附文二”）其实，只要象我们前面那样抓住布哈林错误的要害，斯威齐的“问题”本身就不存在了，根本用不着他费心劳神地去搞那么多烦琐推导和论证。至于包括曼德尔在内的其他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批判者，基本上都没有抓住其错误的实质，言不及义，更不值一提了。
不过，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在“实现论”或扩大再生产问题上的错误，主要是学理上的。恩格斯就曾说过，在政治经济学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正确的。汤姆•肯普也说：“对卢森堡的立场进行批评必须依据诚实的态度，承认她是在力图抓住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想像的问题。”（４，３５页）卢森堡写作该书，并不是出于单纯学理目的，她是从资本积累的实现问题入手，揭示资本主义现代形态（后来称之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如果说前者是一个学理上的“假问题”，那么后者就是隐藏在它背后的现实中的“真问题”。正是她批判地理解这一“真问题”的独特方式，在方法论方面给我们以重大启示。不过，这并不象我国对卢森堡有较深入研究的前辈学者、复旦大学的陈其人老师所理解的那样，意味着该书为我们提供了某种直接形态的方法论。比如陈先生认为，卢森堡提出的“一种经济成分要以另一种经济成分为其存在的前提”思想，就为“世界体系论”提供了直接的方法论基础。（６，第９－１１页）我们这里是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的，即如本文标题所说，只是指在其错误理论的背后，隐含着经济学方法论层面上，以至于历史观层面上的“视域的拓展”和“视角的转换”。正是这种“拓展”与“转换”，使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这种“拓展”与“转换”，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提出“资本主义在地理上的扩大再生产”，强调从纵向演进与横向扩展相统一的角度把握资本主义的自身发展和最新形态（帝国主义）。尽管恩格斯和拉法格很早就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并进行了研究，后来霍布森特别是希法亭又出版了专著，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侧重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纵向演进研究。与他们不同，卢森堡从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资本主义横向扩展的研究上。早在１８９３年为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向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写的报告中，她就强调了资本主义与落后地区市场的联系。在１８９９年《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中，她又进一步指明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的演变同资本主义向新形态过渡之间的内在联系。到她讲授和写作《国民经济学入门》时，便提出“资本主义在地理上的扩大再生产”，意味着“资本统治范围的巨大扩张、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形成。”强调资本主义是通过“排挤落后的生产形态”而发展的。（２，第２５８、２６０页）在《资本积累论》中，最终确定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帝国主义阶段”同时是“资本的世界竞争阶段”这一论断。可以说，卢森堡的这一独创性研究及其成果，不仅直接构成了后来布哈林的研究和以列宁为代表的关于帝国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又是“一种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前提；而且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具体化和发展。
二是强调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前提，提出以由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同形态引起的资本积累条件和方式的演化，来说明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最新形态。由此，卢森堡将资本主义划分为三阶段，面对自然经济的是资本原始积累，面对简单商品经济的是资本本身的积累，而“资本主义积累的帝国主义阶段，……包括对迄今为止的资本落后国家――在那里资本原来实现它的剩余价值的――进行工业化及资本主义解放。”（１，）在新阶段开始的政治事件标志上，与列宁只提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美西战争、英布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她强调了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这就在经济研究以至社会历史研究中，首开了由资本主义宗主国到殖民地、附属国，由欧美到第三世界转变的先河。而在列宁为代表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那里，从共产国际“二大”开始直到１９２８年才完成上述转变。由此产生了帝国主义侵入对不发达国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双重影响和不发达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探索，后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战后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之争，直到“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卢森堡上述“拓展”和“转换”的延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研究范围、视域的拓展，更是研究立场、视角的转换。卢森堡早在１９０４年就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同庸俗经济学相区别――来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前的一切经济阶段，同造物的顶峰即资本主义相比，不是一种简单的‘不发达’形态，而是在历史上享有同等权利的不同的经济类型。”（３，上卷，４９８）罗纳德•鲁宾逊在７０－８０年代〔８〕提出“偏心的（ｅｘｃｅｎｔｒｉｃ）”（欧洲之外的中心）帝国主义观，强调帝国主义当地合作者（即买办）的作用，反对将帝国历史看成“中心”的自我发展、而殖民地只不过是“中心”各种事件的被动牺牲品的“欧洲中心论”。就是卢森堡思想的直接继续。卢森堡从“欧洲中心主义”到多视角的转换，已经达到了自觉的历史观的高度，夸张一点，甚至可以说颇有施宾格勒和汤因比先驱的意味。
三是强调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和经济职能，坚持从经济与政治相统一的原则出发对资本主义新形态作完整的把握。
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是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１，第３５９页）她的这一帝国主义定义后来遭到批判，被认为是仅仅把帝国主义看成一种“政策”。其实，“帝国主义”本身是一个政治概念。当时，除列宁外，从霍布森到考茨基，从希法亭到布哈林，都说帝国主义是一种“政治”（中文也可译为“政策”）。布哈林说：“我们把帝国主义说成是金融资本的一种政策〔即政治〕。然而，人们还可以把帝国主义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７，１１０ｎ）这与是否承认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并无关系，而是对这一阶段的命名问题。当然，话语反映倾向。例如，希法亭就把它命名为“金融资本主义”，突出了国内和经济方面。列宁将其命名为“帝国主义”，突出的是新阶段的国际（最初是宗主国之间，后来转向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和政治方面。片面强调政治方面恰恰是以列宁为代表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重大缺陷。它最初源于布哈林，他认为，随着金融资本产生的资本家阶级的统一，是金融寡头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统一。在布哈林的想像中，资本主义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完全被抑制在国家的水平上，仅仅以一种甚至更具破坏性的形式在世界水平上再次出现。“帝国主义的兼并仅仅是朝向资本集中的资本主义普遍趋势的一种情况，是其集中化达到最大范围的一种情况，它与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相对应。” 竞争在资本主义时代继续着，但是它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军事和政治竞争的形式。（７，第１１９－１２０页）后来形成了所谓“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国家间）垄断资本主义”的正统帝国主义观。在战后，这种正统帝国主义观恰恰成了合理理解资本主义新现象的障碍，不仅无法合理解释“跨国公司”的大发展，而且引发了“后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后帝国主义”还是“新帝国主义”的争论。
四是突出市场在资本扩大再生产过程的作用，坚持从再生产过程出发把握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经济实质。
卢森堡坚持把帝国主义归结为资本积累的新形态，又把资本积累归结为市场问题。这一立场招致了以列宁为代表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猛烈抨击。确实，卢森堡与布哈林、列宁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重大分歧：一是新阶段资本输出的功能是促进商品输出（和原料输入），还是取代商品输出？二是新阶段资本输出的直接动因是为了垄断市场，还是为了利润（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三是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经济实质是剩余价值与资本的再生产，还是再分配？
表面看来，布哈林和列宁从生产集中导致资本集中、资本集中导致垄断出发，把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归结为垄断，又强调垄断的实质（目的）是攫取垄断利润，似乎同希法亭从流通出发划清了界限；而卢森堡突出市场问题重蹈了希法亭的覆辙。其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否定市场恰恰会否定生产，肯定市场才能真正肯定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地位。希法亭从流通出发，是为了（至少其结果是）否定流通。他的由银行资本支配的“金融资本”概念本身，就是在用银行这一“看得见的手”取代资本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战后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希法亭的理论概括主要反映了德国的特殊情况，并不符合英国和后来美国的实际。布哈林和列宁通过批评希法亭实际上加深了这一错误，结果他们虽然用垄断否定了生产[市场]，但他们强调的垄断利润本身，恰恰是已创造价值通过流通过程的再分配。这才是真正的“流通决定论”！战后许多学者指出，列宁时代的资本输出实际上正是卢森堡所指出的，是为了商品输出和原料输入，是宗主国为了争夺和垄断市场；列宁预言的“食利国”与“债务国”的对立并未出现。“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恰恰是以世界市场（包括资本市场）为中介的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全球化。
总之，卢森堡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启示，对于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和各种依附理论，对于认识当前“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全球化背景下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１、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１９５９年版
２、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入门》，三联书店１９６２年版
３、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４、卢森堡、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５、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６、陈其人《世界体系论的否定与肯定》，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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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Rｏｂｉｎｓｏｎ，Ｒ． Nｏｎ－E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ｓｋｅｔｃｈ　ｆｏｒ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Ｏｗｅｎ　ａｎｄ　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１９７２）。Tｈｅ　ｅｘｃｅｎｔｒｉｃ　ｉｄｅａ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ｍｐｉｒｅ，ｉｎ　Ｍｏｍｍｓｅｎ　ａｎｄ　Ｏｓｔｅｒｈａｍｍｅｌ（１９８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