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物、实践与历史性的时间——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

[摘要〕如何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是破解这一科学视域真谛的关键。本文作者提出,社会生活中一定的历史时间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基本逻辑平台,也只有在有限的历史实践中,抽象的物相才有可能被还原为真实存在的非实体社会关系,马克思对现实历史的全部批判性审视,都建立在这一重要理论基拙之上。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物;历史性;时间;现象   

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体系哲学的整体构架,在哲学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到了黑格尔那里,体系哲学简直可以说是已经登峰造极。而当青年黑格尔派分子麦克斯•施蒂纳率先举起反对概念体系哲学的大旗时,青年马克思深深受到了触动。当他在1845年写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时,我们发现,哲学的这种古典构架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第一次表示出了对自身的怀疑。哲学家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马克思认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历史唯物主义说到底,是一种革命的批判的哲学,这种革命性和批判性不仅对于古典哲学来说,而且对于古典哲学所解释的世界来说,都是一种崭新的釜底抽薪式的哲学之思。这种哲学之思以历史性的实践穿透了实体式的物相,在有限的历史时间情境之中指认了历史唯物主义独特的人类历史性生存。
一、仅使费尔巴哈成为实践的并不够   
我们知道,除了人本主义异化逻辑之外,费尔巴哈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质点:自然感性的唯物主义。这一唯物主义被我们的传统教科书说成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础,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因为马克思正是在清算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之后刁‘得以向前迈进的。这刁‘有了(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费尔巴哈从头到脚都是与“历史”无缘的。在施蒂纳的炮火之下,马克思十分清楚,有一点他已经被深深地触动了,这就是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抽象的本体论,回复到现实的具体的时间性之上。实际上,面对施蒂纳的责难,无论是费尔巴哈、马克思还是赫斯,他们都显得力不从心:无论是“人”、“爱”还是“劳动”,无一不带有本体论的企图,这实际上就是在制造一种“撇开历史进程”的抽象的主体本质。施蒂纳入木三分地说:“基督教是没有历史的”,而人本主义则不过是“基督教的最后变形’,[1](P189)。如我们所知,高耸在“是”的彼岸的那个“应该”,与高耸在尘世彼岸的那个“上帝”,实质上正是同一个东西。   
在施蒂纳的这一影响之下,马克思从前的那种抽象的不变的本质观慢慢地被消解了。那个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是指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俯拾皆是的实体之物,还是指费尔巴哈式的“物质第一性”之_L的哲学之物?都不是。尽管费尔巴哈承认感性的物质活动,承认自然物质的存在,但这个自然物质却被设定为是可以直接达及的不变的东西,是某种开夭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这种执拗的对历史的视而不见,令马克思有点哭笑不得。他认为,费尔巴哈喜欢直观的感性,但这种直观的感性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后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育阮自然物质对象第一次成为人类主体全面支配的客体,令哲学问题新探索.举目四顾,自然界又还有多少角落没有被人的足迹所踩踏过呢?这种唯物主义真的就只是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了。而物质概念一旦成为至高无上的第一性的概念,它就与唯心主义的“观念”一起堆砌起了本体论的城墙,成为一种概念拜物教。马克思不得不把目光从费尔巴哈的直观感性转向了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抽象。   
相对于费尔巴哈对实体性物相的指认,马克思发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物”的规律的科学,在对“物”的理解上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和其他经验唯物主义者的水平。这就是直观所无法达及的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独立出来并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的客观规律,也就是物与物的关系。“物”在这里并不是被直接指认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而是被理解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而关系只在反思中存在,只能通过抽象思考才能被发觉。在市场经济中所发生的“行为”和“事实”并不像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物质实体一样被我们的肉眼所直接捕捉到。古典经济学对“物”的这种科学抽象的方法,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说,这是一种在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之下,对某一种事实的科学研究[2](1'329)。这也正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源发性基础。正是古典经济学而不是费尔巴哈成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起点。从古典经济学出发,马克思进一步意识到,这种不能直观的“关系”实际上正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当下建构着的,它在物化市场中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又不是实体性的存在。从费尔巴哈那里回落到古典经济学的全新基础之上,马克思发现,这个全新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劳动价值论。在现实的市民社会中,单个的人都得面对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价值规律。古典经济学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抽象,使马克思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因为,现实中的具体的个人,是处在市民社会里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个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才会彰现出不同的特定的具体个人的生存。施蒂纳意义上的具体个人的当下生存,在这里便被马克思赋予了丰富的历史内涵。人是个体,但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发生关系的人才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人之所以能确立成为历史主体,恰恰是由于他自身构建着的社会性生产活动。劳动价值论第一次在马克思这里获得了正眼看待。正是社会化大生产劳动,自然界才第一次臣服在人的脚下(生产力其实就是一个具有霸权色彩的语词)。也正是这个社会化大生产劳动,彻底地改变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那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原初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其实指的正是社会关系,一种由物质生产活动所建构出来的社会关:系。回想起费尔巴哈的直观感性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有点怜悯地说:       

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    础,哪怕它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    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连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3](p25)

也由此,我们才可以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所提到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践,并不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第一性的抽象的本体论的规定,而是指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基础的现实工业实践。这种实践既改变了现实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哲学史的进程。农业文明被打破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也被砸碎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便不是一种本体哲学的建构了。当然,它也不是把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换成“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实践”唯物主义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一如泽勒尼所言,仅使费尔巴哈成为实践的并不够。这句话真是说对了。
二、康德问题的解决与实践概念的庸俗化   

众所周知,近代的认识论到了休漠那里便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第一眼所认识到的东西并不是第一次被观照到的东西。每一个人总是根据前人的认识成果来认识这个世界的,具体的表现就是概念的产生。一种认识,不管它是不是“科学的”认识,总是通过概念这个中介来面对世界的。换句话说,世界是被人们通过概念来构造出来并被人们所认识的。唯心主义在这一点_h是正确的。人类主体只能通过概念的抽象才能把握这个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但是,正如同唯物主义用来反对唯心主义的的理论武器—概念并不是世界终极性的东西—一样是有着合理性一样,世界历史不是观念的历史,而是由人类实践能动地建构出来的物质世界的历史。准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这种致命的对峙,到了现代技术进步的场景里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商品世界和人工制品模糊了传统的线性经验认识视域,客观之物是存在的,但它又不会是绝对的客观存在,并且很可能只能一个伪物性(意即非“第一性”意义上的人工制造出来的客观物性),                                                           换句话说,客观越来越以主观的形式表达出来。物质与观念都带上了彼此的印迹。因此,康德对休漠的经验怀疑论的解决:理性的认识和概念的主观构架本身是人们认识的先天不可或缺的条件与依据,但它同时又是有界限的,我们只能认识现象界本身。而现象只能以一定的样态历史地呈现出来。人们所看到的一定只能是历史地呈现出来了的东西,也就是当下的历史样态。我们只能历史地认识这个世界。所以,在休漠那里的我们的经验所达不到的世界,在康德这里就成了与现象界对立的“物自体”。可是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概念的彼岸性与客观现实仍然是对立的。   
在我们看来,这场认识论危机的缘起,是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认识论后果是一致的。当现代工业实践撕裂了旧有的人与自然原初照面的直观感性的线性认识论的基础之时,物相第一次直接是人类实践的世界图景,人们不再是简单直观地面对自然对象,而是深刻地超越感性直观,能动地面对工业实践和交换市场关系的产物,面对周围物质世界越来越丰富的本质和规律。换句话说,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是同时被建构出来的。现象与本质的区别只有相对于认识主体而言才有意义。对于人类实践,尤其是现代工业实践来说,物是前提,但不是决定认识的东西,认识结构与实践结构的同体建构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旨所在。物质对象本身并没有抽象,而只有人类历史的实践才会有客观的抽象。这也正是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产生的现实基础。科学抽象本身不是空穴来风的,概念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中介也只是工业文明之后的事情。在实践这个前提之上,概念的彼岸性与客观现实便一起回落到现实的土地上来。我们不得不说,当黑格尔把这个物质实践变成人的认知活动,再把这种认知活动及其结构变成逻辑本质的时候,康德问题便是在逻辑世界被解决的。而当费尔巴哈去掉观念的中介,思维被立基于感性直观的物相之上时,概念的彼岸性被打倒了,但这个感性直观的物相从一开始也就是不存在的了。因此,马克思的这个具有历史向度的实践实际上才真正解决了“现象”与“物自体”的对立间题。   
如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成为一种共识,但也要注意防止把实践概念庸俗化。在现代工业生产的创造性进程中,的确只有实践才直接决定认识自然对象的性质、方式、方向和程度。社会认识本身正是对实践结构自身的认识。如我们所说,人类是通过实践的棱镜介入自身与周遭世界的    关系的。但如果仅仅把实践当做是人的一般感性的活动,并以此作为认识的基础,这仍然是在哲学逻辑中完成的说明。人们可以把个人的行为指认为实践,进一步也可以把现存的社会物质活动、政治斗争作为实践,并以此来确证认识的真伪性。当任何事情都可以套上一个“实践”的名义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撅夺了实践的革命性与批判性。正如阿多诺所说,当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成为一种教条的时候,它就已经泯灭了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实际上也就是泯灭了反思的能力。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P84)这是精到之语。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抽象,总是当下在场的。我们以为,这句话其实也就是劳动价值论的重复表述。实践在这里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实质上是等同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t[3](P85)这种实践与劳动一样,只能是资本主义发生之后才能被科学抽象出来。由此,在这个似物似人的工业实践的世界图景里,古典的认识论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旧有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所提供的一种世界图景已经不存在,它们的世界观哲学也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爱迪•斯泰因准确地评述道:“自康德以来的批判哲学拒绝提供一种世界观哲学。它并不是去聚集各门科学的成果,而是去检验它们的前提。;[4](P30)哲学不再是解释世界的博学游戏,而是改变世界的批判之矛。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确是英勇地接过了康德的旗帜,为一种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而战斗不已。          
                          
三、历史与时间性   

理解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我们认为,这仅仅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才是最令人费解的。我们认为,这个“历史”只有从施蒂纳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抽象中才能有所悟解。现实的个人是有死者,具体的生存本身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生发出来的。可以说,历史与时间性是紧密相关的。这种时间性不是过去的死的事件之上的时间性,也不是从过去绵延到现在的一成不变的时间性,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生存之上的鲜活的时间性。因此,历史也不是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总和,更不是从过去连续至今的历史。它是活生生的当下历史。这种历史是由在当下在场的人类主体的实践之上的时间性所意味着的历史。正是由于历史的这种鲜活的时间性,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问题新探索令因此便也获得了一种鲜活的特性,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值得一提的是,当实践的历史活动成为人类周围的自然界和人本身的存在的基础之时,这种历史活动本身同时也就要求了一种对现存历史的不断变革。   
与一定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情境相结合,这也正是去除了抽象的特性回复到现实的时间性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规定。它的批判性与革命性也正是从这个时间性中获得了真实的内涵的。因为说到底,时间性总是意味着一种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既可以摧毁一切偶像崇拜,又可以使历史扎根于现实的土地之上。真实的人类生存一定只能一是由人们的当下物质实践所建构出来的现实生存。马克思所要探讨的也正是处在真实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人的存在,而不是游离在现代工业文明的物化市场之外的人的存在。没有现代工业实践,现代历史是不可思议的。而站在现代历史的制高点上再反思.过去,这个过去一定只能是已经被重构了的过去。因为无论你怎样反思,你都处于正在反思的时刻之中。在这一点上,黑格尔说对了:逻辑只能面对历史,而不能面对未来。由此,对历史本质和规律的把握只能是以当下的反思高点为基点才有可能成功。这也正是克罗齐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精髓所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梅林才会说:“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人类历史的一定高点之上才能揭穿它的秘密。;[5](P1)这也正是对马克思那句“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1[6](P43)的精确说明。   
由此,在康德那里的“现象只能历史地呈现出来并为我们历史地认识”的观点在这里也获得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人类历史情境中的任何一种自然对象之表象,都是历史的。自然科学本身只是“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3](P21).r“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3](P20)在马克思在为批判资本主义而全身心投入的时候,稍后的孔德正在为认识的确定性而全力以赴。实证主义的方法从休漠经康德到孔德这里已渐成气候,既然我们只能认识我们的实践所能达到的现象界,那么,确定这样的认识比反思这样的认识更显时代之需,这是实证主义拒绝形而上学的肇始。科学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哲学,也经历了与古典经济学相似的遭遇。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的科学抽象,到了其后的几乎全部的主流经济学,都转而臣服在实证主义的脚下。宣称一种绝对的时空观念、的牛顿经典力学几乎是一统科学哲学的天下。   
但是,建立在相对时空观念的基础之上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举粉碎了对确定性的最后一线希望。牛顿式的绝对观念已经不合时宜。海森堡的“测不准定理”无可辩驳地指明了人类认识的历史性界限,但是,他所宣称的“月亮在我们不看它的时候是不存在的”同时却也偕越了这种与时间性紧密相关的历史性界限。这又是另一种极端了。而当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在胡塞尔那里都遭到了无情的批判之时,康德的思想之光便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批判中得到了发扬光大:我们总只是看到各个事物朝着我们的这一面。现象厉史地向我们呈现出来,但这不意味着它就淹没在这个历史性的样态之中了。换句话说,宣称一种历史性并不意味着把这种历史性作为一种思想标记永远留在了现象界之中。自然界作为客体第一次臣服在人类实践的大刀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自身就可以超越这种自然的界限。所以,月亮在我们不看它的时候还是存在的。哲学上的反思不是从现实的经验关系中超脱出来,而是更深地陷入了经验关系之中。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施蒂纳的。回复到了当下的时间性之上,却是一种空洞的时间性,这是施蒂纳的致命弱点。一种真实的历史时间性的反思不可能完完全全无视自然界对人类存在的优先性。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之所以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黑格尔式的)历史唯心主义,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而当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到了费耶阿本德那里演变为“怎样都行”的时候,爱因斯坦的相对的时空观念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就已经在其中丧失殆尽了。一定的、现实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一旦成为相对主义的掌中宝,它就与绝对主义一起成为箱制人们思想的罪魁祸首。正如同现在,一旦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无所不能的“辩证法”,它也就失去了自身的批判意味。本雅明曾经形象地描述过这种历史唯物主义:       

传说有一种能和人对弈的机械装置,对手走一步,它就相应地回一步。这个和你下棋的木偶穿着土耳其式服装,嘴里叼着烟斗,端坐在大桌子上的棋盘前。一圈的镜子制造出一种幻觉,似乎从各个万向看,这张桌子都是透明的。实际上,一个象棋高手,驼背小人坐在木偶里面,用绳子牵着术偶的手。我们可以设想这种装置在哲学上的对应物。这个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的木偶每次都赢(7](P135)

历史与时间已经活生生地被撕裂了。所以,在历史与时间性的内在关联上,我们可以说,当历史唯物主义试图去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之时,它一定不是我们传统的教科书所说的那种僵化的绝对                                                           规律,也即适合于一切形态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而这个生产力也一定不是传统教科书所说的那种土地、人口等等的实体性之物。它们都是由人们当下的活生生的实践活动所建构出来,一旦没有这种动态的时间性的当下活动,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将不复存在,更不用说历史发展的规律了。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相加似乎就是一个绝对正确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这不过是传统教科书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出演的一幕活脱脱的木偶戏。   
实际上,我们意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无法回避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了超越时空的本体论的哲学抽象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还能做什么?更何况,纯粹哲学上的批判如果没有现实的物质手段,哪怕它的解放再彻底,现实中的人的解放也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物与人都是不能被蔑视的。这也许正是马克思从哲学研究转向经济学研究的真正原因所在。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哲学与经济学的双向建构的思想成果。人们经常疑惑: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哲学?回答是肯定的,但它并不是自古希腊爱利亚学派始到黑格尔的意义上的古典哲学,实际上,这种哲学从头到脚,散发的都是男性荷尔蒙的芬芳。这种男性中心主义的产物,连同它自身的精英主义色彩,在这个所谓的多元时代,已经像一个远古历史遗弃的珍宝,躲在博物馆里独自垂泪。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l;来说并不属于古典的时代,它分明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它最终是要超越这个现代文明的。它自身的批判光芒到最后也一定会指向对自身的批判。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的确是接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旗帜,实施了对现存事物的无情批判。而我们也还不得不说,这是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的历史性产物。没有这个已经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这种“后马克思”的批判是不可能产生的。跳着独特的经济学一哲学之舞的历史唯物主义就这样以一种幽灵般的深邃之思悄无声息地征服了现时代的哲学心灵。
〔参考文献〕
 [1〕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M3.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2]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M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9.
 [3]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M3.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
 [4]爱迪•斯泰因.世界与人CM3.弗莱堡,1962.
 [5]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MI.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1958.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3.北京:人民出版    社,1979
 [7]本雅明.作品与画像〔M3.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
来源:河北学刊200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