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99 年出版的《回到马克思》一书中 ,我已经提出了一个与本文标题类型十分相近的问题 ,即我们应如何科学地面对马克思哲学的文本研究。当时的自省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的 :一是鉴于在研究相同的理论文本时 ,不同的解读方法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认知结果(这显然是受到库恩、拉卡托斯等人科学史研究范式结构论的启发) 。我指认了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解读的“五大模式”。二是不能非历史地预设马克思 (恩格斯) 不同文本之间的虚拟同质性 ,即不能先验地假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第一卷到第五十卷 ,每一句话都是一样的真理 、都可以从专题式的语录摘编中无视语境任意引用并任意发挥 。我认为那是“两个凡是”在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中的变形后的体现。三是反对用“原理”反注文本的做法 ,即反对那种认定苏东斯大林式教科书体系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我们阅读文本的过程只是在不同的经典文本中寻找“原理”和“观点”的焦点式标注的看法 。因为倘若如此 ,其结果必然是人为肢解了经典文本的完整历史语境和总体性意义 。四是必须打破狭窄的线性专业边界 ,即彻底打破那种在哲学 、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相互独立的研究平台中 ,孤立地面对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和“革命家的马克思”,却无法真实地把握一个完整的马克思 。这是我向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请教关于青年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研究却不得其果时产生的想法。上述几点 ,是当时促成我深入思考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文本学解读方式最重要的几个原因 。
六年以后的今天 ,国内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业已渐成大势 ,尤其是在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的不懈努力下 ,这个领域不断取得一些重要的新成果。同样的成功尝试还逐步拓展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等新的领域中 。
此刻 ,我认为探讨另一个更深入地问题的时机业已基本成熟 ,那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检讨 。我们都知道 ,治史往往标志着研究者对一段历史或一门学科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认识。一门学科的思想史的成型 ,必然是在该学科的研究已然水到渠成地达到总括高度的时候。更重要的是 ,在当下的中国历史学、中国哲学史以及科学史研究中 ,治史方法问题早就成为一种应当自觉地加以前提性研讨的对象。因此 ,我认为已经是到了对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观进行一番明确检讨的时候了 !
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 :如何从苏东式的治史模式中跳出来 ,建立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史观。要达到这个目的 ,首先要做的 ,就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模式的厘定与清理 。以我之见 ,国内学界的传统研究模式大致是从苏联著名的《联共 (布) 党史》的斯大林体系袭承而来的 。《联共(布) 党史》的内在理论逻辑是一种绝对的辉煌史 。这种治史观的方法 ,是根据一定的意识形态现实需要 ,将一定的目标设定为中心理论轴线 ,来座架历史事件和史料 。我们固然可以说 ,这种产生于特定意识形态斗争情境之下的治史构架其初始动机是“好的”,在当时复杂的现实斗争环境中 ,它意在说明苏联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和一贯正确。历史也证明这种治史逻辑的某种有效性 。然而 ,这毕竟改变不了其实质是一种虚拟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学逻辑 ,因为它的理论本质是以主观意图来座架历史 ,从而是一种从根本上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历史方法论 。我们姑且不提这种粗暴的治史模式在过去一个时期 (特别是“文革”时期) 对中国历史学界和思想史研究所造成的局面 ,而只来关心一下它对我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究竟有无负面影响 ? 如果有 ,影响多大 ?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 ,流行和通用的苏东式治史模式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 。当然 ,这些问题与《联共(布) 党史》的史学观有着内在的链接。这里首先必须回到我在多年前文本学研究中已经提出的上述那几个方面的问题 。因为思想史研究与文本研究恰好密不可分 ,上文列举的那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领域显然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然而除此之外 ,我认为苏东式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模式还有如下一些新问题值得引起深入关注 。具体而言 ,我想可以用以下几个要点来加以概括 :目的论预设 、线性进化与圣性焦点模式。
第一个是目的论预设 。目的论预设是黑格尔神正论史学观的一种特定翻版。在唯心主义大师黑格尔那里 ,绝对观念 (过去的上帝) 自始就注定是要实现出来的 ,它可以历经精神现象的各个阶段 ,通过自身异化的设定与扬弃 ,获得向自身的回归 。在传统苏东式的马哲史研究中 ,这种目的论预设实为治史的隐性基础 。以这种思路入手的话 ,在概念史的逻辑中 ,马克思天生就是要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 ,我们作为后人 ,要做的只不过是在编年史的记载中 ,厘清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 ,并从中找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和生长点 ,进而重现其不断实现的过程 。然而事实上 ,1845 年之前的马克思并不知晓 、也并未认定自己将会创立出一种名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马克思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现实中 ,在革命实践的推动下 ,历经无数艰难的理论探索 ,才逐渐确立起这种科学的理论的。
关于这一点 ,我可再以苏东学者对列宁《哲学笔记》的评价为例。倘若按他们那样从预设目的论视角来看 ,早在写作《哲学笔记》伊始 ,列宁仿佛就开始在有计划、有目的地彻底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甚至提出了列宁建构唯物辩证法的几种“构想”。显而易见 ,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列宁写作《哲学笔记》的真实情况 。事实是 ,列宁自己在写作过程中的理论意图并非是要自觉地对辩证法进行某种体系化的改造 ,他只是试图读懂、理解黑格尔 ,进而理解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我发现 ,根据目的论的治史方式 ,思想史的发展总是一个朝向某种既定目标机械前进的过程 ,研究者的一切工作都只不过是在为这个事先已经完整存在于研究者头脑中的观念结果找到合理的解释。毋庸置疑 ,如此这般的历史观描述的 ,必定是一种被改头换面了的历史 。
第二种是线性进化论与圣性焦点模式。这种研究方式与目的论预设的思路相关 ,其突出表现为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中 ,研究者总是试图寻找逻辑上平滑的进展 ,试图把问题说圆 ,从而发现出一些所谓“正确”与“合理”的地方。在传统的研究工作中 ,我们看到的总是一个顺理成章 、思想流畅的马克思 ,或者是一个永恒正确的列宁。然而 ,真实的马克思和列宁并不是完人 ,他们与其他凡人无异 ,身上也有许多缺点和不足 ,他们的思想发展也曾经历过矛盾、冲突、甚至是断裂的过程。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 ,马克思曾经历过一个民主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阶段 ,在当时留下的一些文本中清晰可见当时他曾受到的多种思想的影响 ,经历过不同逻辑和线索的密切交织与急剧冲突。即使是到了 1845 年之后 ,马克思的思想依然处在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在整整十余年复杂而艰辛的探索之后 ,历史唯物主义才宣告彻底成熟 。至于列宁 ,虽然是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但其思想进程同样也是一个不断深入的发展过程 。
线性进化论的研究方式在研究经典作家的思想进程时 ,试图追求思想发展的连续性 。但问题在于 ,每一个人的思想进程不可避免地总会有一些错误 、失败和中断 ,并且恰恰就是在这些表面看似中断和失败的地方 ,往往蕴涵着思想深层的变革和跃迁 。我认为 ,苏东传统的马哲史研究未能充分注意这一点 ,以致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 :在大批马克思 、恩格斯早期文献面世之前 ,苏东理论界已经对原来公开发表的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形成了十分完善的解释 。但是 ,到 20 世纪 30年代 ,随着以《1844 年经济学 - 哲学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的出版 ,混乱顿时就出现了 ———人们失望地发现 ,在面对这些作品时 ,我们的理解和评价缺乏统一的尺度和准确的定位 。即使在后来的研究中 ,人们承认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伟大变革 ,却依旧很难看到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的科学判断 ,包括对 1845 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真实进程的描述。
圣性焦点模式与线性进化论一致 ,显然与《联共 (布) 党史》的逻辑 (即绝对的辉煌史模式) 直接相关。具体而言 ,所谓的圣性焦点模式 ,指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 ,以被研究对象为绝对中心 ,不客观地贬斥相应历史语境中的其他学术影响 ,以标注被研究对象绝对的思想原创性 。从一个侧面可以发现 ,圣性焦点模式和斯大林教条主义的“高大全”形象追求是完全一致的 。例如 ,在20 世纪 40 年代前期 ,作为民主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比同时代的蒲鲁东、赫斯和青年恩格斯更加深刻 ,但是过去的研究总是试图回避这个问题 。青年马克思第一次研究经济学时 ,并未真正读懂古典经济学 。在《巴黎笔记》中 ,他甚至把古典经济学正确的东西 (价值学说) 直接否定掉了。此外 ,像生产力 、交往关系等概念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出现 ,并不是马克思的原创 ,我们却硬要将之加到马克思头上 。显然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最早提出并使用这个术语的是不是马克思 ,而在于使用这一概念时追问的到底是什么 ,马克思发生的思想变革到底有什么意义 ? 马克思创立新世界观 ,靠的不是创造一两个新概念 ,更不是极力贬低理论对手。我认为 ,对于马克思同时代思想家理论的深刻性 ,我们不仅不能回避 ,并且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和肯定 ,才能进而真正发现马克思在高水平的学术资源基础上实现的思想革命 ,真正发现马克思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对于列宁 ,也应当如此。列宁的思想发展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从真理到真理的过程 ,同样是一个由浅入深 ,从简单到复杂 ,从不够完整 、不够准确到比较正确、比较符合客观现实的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当然 ,我们在此提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并不是想简单否定我们自己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已经取得的成绩 ,而是希望通过方法论的自省 ,尽量减少苏东模式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 ,从而光大国内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诸多前辈的优秀传统 ,真正创造出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思想史新方法 。在我看来 ,以孙伯 教授 、陈先达教授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模式 ①,在 20 世纪 70 —80 年代已经走出了一条异于苏东思想史模式的新路 。在他们的治史理路中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应该如何科学谱写的问题已经清楚 ,即在方法论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具体说来 ,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必须自觉贯彻实事求是的要求 ,客观地 、历史地 、具体地看待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哲学的真实发生过程。我们发现 ,在孙先生 、陈先生的著述中 ,已经汹涌着一种强烈的抵制目的论的冲动 。他们不像苏东学者那样简单地预设历史唯物主义的先兆性 ,而是直接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 ,以确证马克思 、恩格斯特定的思想话语性质。所以 ,在研究 1845 年之前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时 ,他们从不简单地去寻找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而是实事求是地考察政治上作为民主主义斗士和哲学立场上受到费尔巴哈影响的人本主义哲学家的青年马克思。在研究经典作家的思想史进程中 ,孙先生和陈先生都真实地看到了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每一种重要的历史资源的作用 ,看到马克思 、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每一个重要的结构性的转变 ,看到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文本中所包含的各种复杂语境甚至是复调的多重逻辑 ,看到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所仍然经历的痛苦思索和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等等 。我认为 ,这就是我们应当持有的科学治史的方法 。
然而 ,不无遗憾的是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 ,我们并没有真正肯定和重视这种思想史方法论的自觉 ! 甚至直到今天 ,一些论者在谈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时 ,依然会忽略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 ,直接倒退到苏东教条主义的观点上去。这些研究虽然都冠以全新的概念和“整体马克思”、“同化生成论”之类的空洞名词 ,但其基本立场和隐含的理论逻辑却是一种可怕的、陈旧并且极端的非科学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 ,这些显然是非科学的东西至今仍然有着一定的市场。这无疑是一种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理论倾向 。我坚持认为 ,必须反对治史方法中的种种教条主义框框 ,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面对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具体地、历史地 、现实地研究经典作家的思想发生、发展历程 ,唯其如此 ,才能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