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意识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消解与转型
2006-06-06
尽管国内学界在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是实践这一点上并无多大的异议，但透过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斑驳陆离的解释，一种奇怪的现象凸现了出来：一些看似差异很大并且在学术刊物上经常爆发争论的观点其实是貌离神合的，譬如，以反对“物”本为基础的实践人道主义、“类哲学”观点与有些同志从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角度对实践唯物主义所作的生存论解释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而一些看似一致的观点之间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本质区别，譬如，同在实践唯物主义的概念下，有些同志从存在论的角度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理解为人的自我生成，而有些同志却从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实践活动的角度来阐释这一概念。在我看来，这里实际上存在着这么一个问题：什么是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内涵？尽管绝大部分同志都坚持认为自己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但最后观点上的不同事实上已经很明显地昭示了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已经产生了不同的角度。概括起来，我以为，无非是以下两个角度：本体论（或生存论）的角度和历史认识论的角度。笔者是明确地站在后一种阐释角度上的。为了避免在过去的学术讨论中常有发生的在不同的哲学话语体系中的“自说自画”现象，本文要论证的一个观点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本质不可能是本体论，而只能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自然跟对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人本学观点的评价问题联系在一起。
在《手稿》中，马克思的确主要是从人的存在论即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哲学的内涵的，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哲学的内容就在于揭示人作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内涵，即人的生存论意义。学术界有些同志认为，马克思在这一层面上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鲍威尔等人的唯心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从精神的角度来界定人的本体论的，而前者在界定人作为人的内涵时包括了现实生活中的内涵。我以为，如果只从这一角度来理解马克思所推动的哲学革命的内容，那么必将大大降低这一哲学革命所具有的意义。这里的关键在于能不能看到历史哲学在马克思手里从本体论向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转变，看到与无产阶级革命相对应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跟与资产阶级革命相对应的哲学之间是有理论层面上的不同的。
社会历史哲学的本体论化在资产阶级哲学家那里是顺理成章的。作为封建专制贵族的意识形态的宗教宣称世界是由上帝决定的，并且一旦决定就不会再改变。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现实活动中表现为政治斗争，在哲学理论上则表现为针锋相对地提出：世界的本质不是神而是人，世界的这种人的本质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地发展而来的。正因为宗教的本质是本体论的，所以，资产阶级理论家从本体论的层面来理解哲学也就不奇怪了。当德国古典哲学家把“法国人的思想翻译成德国思想家的语言”的时候，这种人学的本体论具有了两大特点：一是把法国的“人”转变成了德国的“思想”、“精神”；二是增强了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人”的观点。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思想背景的马克思在哲学上的贡献难道只是用现实历史中的一些素材替代了德国古典哲学在内容上的空虚性吗？不是。资产阶级扛着人道的大旗，他们可以而且也必然用以动物为参照系的人的生存论内涵来对其革命的必然性作哲学的论证，至于“人”内部即现实社会历史的内部还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则不管了。而马克思所论证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明确地以阶级性为原则的，处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之中的无产阶级所关心的不是与动物界相比人类社会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而是自身所处的生产方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工人辛苦劳动却只得到很少的工资而资本家却能不劳而获？这里实际上是一个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问题。因此，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的哲学必须要从这一角度入手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场所”。如果还从生存本体论的层面上去论证无产阶级革命，那么，马克思的哲学就无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为什么劳动并不从来就是它应当成为的东西，为什么它现在就应当成为这样的东西，或者说为什么它应当成为那种直到现在都由于必然性而还没有成为的东西”？[1]二．讲了一大通人的生存论本质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然而，你知道“‘国家的经济情况和政治局势’把这个国家导向何处”[2]？
马克思用历史认识论开创了哲学的新局面。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对哲学所提出的要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联系到当时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哲学家都把理论自称为“德国科学”[3]，马克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自己的哲学与过去的本体论哲学是根本不同的。在马克思看来，一．生存本体论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调和的哲学，这跟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哲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以动物为参照系的人自然是一种类的人，既然如此，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从何而来？从人性出来可以走向对现实的批判，但为什么偏要推翻现实制度而不能对之进行改良呢？从黑格尔哲学对宗教的容忍以及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生存本体论的哲学恰恰是与改良、调和的观点相合拍的，正象马克思所说的，“因为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了”[4]。二．生存本体论哲学的伦理学、价值论的理论支点根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真实的理论支点，真正造成革命之必然性的是现实的实践即生产实践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应当重视“竞争和大工业的革命方面”[5]。
马克思在《手稿》时期尽管在政治上站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但他显然还没有找到能够真正为无产阶级利益说话的哲学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在当时的马克思思想中客观存在的矛盾。说到底，这是在用资产阶级的哲学话语体系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说话，其不协调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在很大程度上跟马克思理论研究的进度直接相关。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完成了向共产主义立场的转变，但这并不自然带来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中的有些人（如圣西门的弟子安凡丹，马克思早在１８４２年就读过此人的著作）尽管也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但他们基本上是从政治的角度，从社会重组的方面来阐述其观点的。根据马克思后来的认识，只有从经济内容本身出发才可能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真正实证的分析，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关系都从属于经济关系。真正以经济内容为线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是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即欧文及其弟子们。他们大多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为基础，尽管并没有因此而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思想较为深刻者，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欧文的信徒汤普森。他在《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书中对劳动并没有享受到它生产的全部果实这一思想的理解，要比欧文深刻得多，某种程度上为关于剩余价值的讨论开辟了道路。但是，我们知道，在《手稿》时期，马克思所掌握的社会主义文献基本上是德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文献，对英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还不甚了解，再加上他对古典经济学本身的研究也才刚刚开始，因此，马克思此时的知识积累还不足于在他的思想中牵引出一条能够排挤掉生存本体论思维的新的哲学线索。这一使命是在１８４５年春天时完成的。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思想基本上是“德法联盟”的产物，一年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则是“德法英三方联盟”的结果（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本体论意识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消解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它就被一脚踢开了，这种把对人类生存的关注与对社会历史的实证分析完全割裂开来的作法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方面是行不通的。正象海德格尔以其无与伦比的语言和思想方式所阐明的那样，“克服”在“经受”的意义上意味着“痊愈”和“承受”。生存本体论在１８４５年之后马克思的哲学中被消解了，但它并不是被忘记了，真要这样，马克思就走向了实证主义认识论了。相反，它是被转型成了马克思历史认识论的内在因素。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之所以选择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本线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为了最终达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批判。在马克思的方法中，历史考察之点和现实超越之点是内在统一的。对人类生存的关注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中表现为对人类历史的审视角度的获得。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就是从中得到展示的。在当前学界的不少同志主张越出“知识论的谱系”对马克思的哲学进行重新定位的“知识气候”中，指出这一点应当说是很重要的。
注释：
[1].[2].[3].[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５７１、５７８、５３５、５３７、６１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