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真正介入“历史之谜”的理论视域是从１８４４年开始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其标志性著作。在这之前，无论是《莱茵报》时期对思想专制的批判还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政治异化的批判，应该说马克思的思想视界终归还没有达到解答“历史之谜”的高度。在《手稿》中，依托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定的批判性研究，马克思首次提出了“历史之谜”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初步解答。在马克思看来，人和自然界、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应该是“历史之谜”的核心内容，这一内容还可以从存在与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的关系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以此为基础，马克思认为，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共产主义是这种“历史之谜”的真正解答，“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这是这种解答” 。
    应该说，马克思哲学理论指向工人阶级革命的特点在这时已经开始有所表现，这具体体现为马克思这时的“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费尔巴哈式的抽象的爱的理论，而是已经包含有了劳动的内涵。在他看来，作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共产主义其实所占有的是人的自由 自觉的劳动的本性。尽管这个时候马克思事实上还没有把负载着真实社会历史内容的劳动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马克思此时所理解的劳动还只是一种抽象化了的劳动，但无可否认的是，这是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理论推向现实实践的第一步。尽管从思想来源方面来看，马克思此时的劳动概念的获得除了受到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劳动辩证法的启发之外，无疑还得益于法德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劳动权问题上的一些观点，但应该看到的是，马克思这时就已经在思想上表现出了对上述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超越性。傅立叶、孔西得朗、勒鲁等人尽管也看到了工人的异化问题，但对他们来说，工人的异化只是表明这些人是值得可怜的，因而社会也是应该加以重组的。在对人性的理解方面他们始终没有超出公平、自由等等抽象的理论层面。德国的魏特林尽管提出了工人阶级用暴力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的思想，但由于他在历史和哲学知识方面的贫乏，因而，在人的本质问题上他也没能提供自由、公平之外的其它内容。与此相对比，马克思在《手稿》中不仅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 ，而且，马克思还用劳动的内容充实了人道主义的哲学话语，这无疑是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已经开始走向现实实践的一种表现。
    当然，话又说回来，马克思此时在把哲学理论推向现实实践的力度方面还是相当有限的。无论在对“历史之谜”的内容的理解还是在对这个“谜”的解答方法方面，马克思事实上还处于抽象理解的层次。把“历史之谜”概括为人和自然界、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关系，这本身就是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抽象考察，然后再用哲学的方法概括这种考察结果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历史之谜”问题在马克思此时的思路中还尚未得到具体化。马克思的本意在想用他的哲学理论来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但在对哲学问题域的提炼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容事实上还没有在其哲学思路中凸现出来。既然如此，当然也就谈不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对发展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人类历史的过程的分析了。也就是说，真实社会历史的内容在马克思此时的哲学思路中必然还不可能出现。脱离了真实社会历史内容的哲学思路还剩下什么呢？当然也就只能是关于人性的失而复得的过程了。在这点上，即使是已经从劳动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的马克思也不可能例外。《手稿》中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解答方法的理解的确也是基于上述思路的。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历史之谜”的解答的共产主义本质上所表明的是人性的重新占有的内涵，只不过马克思这时对人性的理解与其他人相比更多地具有了现实的倾向性，或者说对人性的理解更加充实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作用就在于使过去与人相异化的自然界转变成具有人的本质的自然界，使过去具有异化本质的人与人的关系转变成真正的、符合人的类本质的人与人的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才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此时的这一思路尚未超出从头脑中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的哲学线索，因而在本质上也是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的。
    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马克思此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还尚未达到足够的水平。我们知道，真正能够解剖资本主义制度的“钥匙”只有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才能找到，而此时的马克思才刚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显然而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之间的理论关联，相反，他只是把这门科学视为与自己的理论旨向完全相反的一种学问。因此，在《手稿》中，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只是马克思的批判对象。这样，马克思自然就无法在自己的哲学思路中牵引出一条新的线索来与过去自己受之影响的１８世纪法国启蒙唯物主义的思路相对抗。１８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是以抽象的人性为基础来展开对社会历史的批判性研究的，这一方面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他们所谓的“历史”是指人性的丧失及其重新恢复的过程，这跟真实的历史主义思想是有本质不同的），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他们在审视过去的历史时必然只会抓住所谓的人性的线索，这使他们不可能展开出一条丰富的历史画卷，即使是在批判的意义上也是如此。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中，黑格尔其实是个独特的人物。他一方面依然坚定地相信法国的资产阶级理性，可另一方面又清楚地看到了自雅各宾派专政之后法国资产阶级理性本身的异化，作为对这一点的反思，黑格尔以唯心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为基础展开了一套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哲学理论。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是深刻的，因为他明确地意识到了市民社会的阶段在绝对精神发展过程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果我们撇开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线索，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黑格尔是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第一人。可就是由于其思想中无法抹去的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线索（这是与当时激进民族主义的时代精神中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相呼应的），黑格尔思想的深刻性最终沦落为一种扭曲的深刻性。德国的另一位哲学家费尔巴哈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时代氛围中，用“人”置换了黑格尔的“精神”，这是他的伟大之处，但费尔巴哈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却失却了黑格尔哲学业已取得的一些理论成就。费尔巴哈抽掉了哲学的历史主义基础。这是他的渺小之处。应该说，这是跟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局限性直接相关的。在《手稿》时期，马克思显然还不具备在黑格尔的扭曲的深刻性与费尔巴哈的伟大的渺小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在此基础上超越他们的思想的能力。《手稿》中的马克思在思维构架上没能超出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哲学线索，这跟他还尚不具备科学的即在客观历史的层面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能力直接相关的。于是，由１８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康德、费尔巴哈等人所沿续下来的从抽象人性出发批判现实社会的理论线索必然会被此时的马克思所采纳。进而，黑格尔哲学中对市民社会的历史主义批判的线索显然还无法真正进入马克思此时的哲学视域。正因为如此，在《手稿》中，即使是当马克思关注到“工业”问题的时候，他的理论视点也还不是“工业”的真实的、客观的社会历史作用，而只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也就必然会把“工业”看成是在“异化的形式”下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  。其实，这说明此时的马克思正象其他从人性出发观察人类历史的哲学家一样，只能把社会历史的丰富内容抽象地拉进人性的线索中来，因而必然带来对社会历史的充实内容的弱化和简单化  。
    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辨识：《手稿》中马克思的确是具有人的存在的本体论思想的，由于马克思是把“类”的人作为“社会”的人来看待的，因而我们也可以说《手稿》中马克思是具有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思想的。再由于，马克思此时所理解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因此，也可以说《手稿》中马克思是具备一种新自然主义的本体论的。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这一状况是由于此时的马克思还不具备全面地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历史批判的能力所导致的。也就是说这是由于马克思此时还无法真正地把自己的理论推向现实实践所导致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尽管马克思此时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哲学理论能与工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手稿》所展开的对工人政治革命必然性的理解是建立在工人是人类个性的最大泯灭的基础之上的，工人的真实社会历史内涵还没能与工人的解放这一主题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工人在此时马克思的思路中还没有凸现出来。而我们知道，作为工人运动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哲学所抓住的当然是作为阶级而存在的工人，而不可能仅仅是作为人而存在的工人。既然如此，我们便不难看出，本质上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局限性相关联的抽象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新自然主义本体论思想显然是无法作为代表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的马克思哲学的本真内容的。

                                 二 

    马克思的哲学要想真正地指向现实的革命实践，要想真正地与工人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就必须使社会历史的内容在自己的理论中浮现出来，也就是说必须把哲学所面对的“历史之谜”具体化。而马克思明确的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宗旨又必然对这种具体化的方向作出规定。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本质上是隶属于经济学范围的问题，因而，马克思所要推进的这种具体化必然会最终落脚在经济学的问题域之中。这倒不是说哲学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只是经济学的研究，而是说，传统的在哲学主题上与经济学截然对立的旧式哲学在马克思那里消失了，马克思把哲学研究的领域推进到了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上来，并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作为其哲学的基础部分。站在整个西方哲学史的角度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开创了哲学研究的一个崭新视域。马克思思想中的这一步是在《神圣家族》中跨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最终完成的。
    沿着上述这条“历史之谜”具体化的理论线索来看，《神圣家族》应当说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孕育阶段。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推进使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把哲学的关注点推进到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层面。谈到对现实历史的认识时，马克思说，“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正象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 。不仅如此，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事实上还具有了初步的“实践”观念。谈到犹太精神的发展时，马克思说，“这种发展不是神学家的眼睛，也不是在宗教学说中所能看到的，而只有世俗人的眼睛，只有在工商业的实践中才能看到” 。然而，严格地说，《神圣家族》并没能完成“历史之谜”的具体化。这是由于马克思此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没能达到足够的水平，以至于能让他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没有了这一层面的思想内容，所谓的到物质生产方式中去寻找现实历史的发源地的思想也就必然不可能贯彻到底。这就导致了在《神圣家族》中人本主义的哲学线索还没能完全褪去，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工商业实践的发展事实上是跟从非人性到人性的发展线索揉合在一起的。这样一样，《神圣家族》只能被界定为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前夜。与此相对应，“历史之谜”在《神圣家族》中还没能得到清晰的具体化，马克思还没能得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线索。这也是跟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依然对费尔巴哈作很高的评价，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批判古典经济学的思路）还不能进行科学的批判相互关联的。
    “历史之谜”在马克思哲学思路中明确的具体化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开始的，尤其是在紧接其后的《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这一点得到了清晰的阐述。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无疑得益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在１８４５年２月到达布鲁塞尔之后，马克思又一次深入地研究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内部是蕴含着明显的内在矛盾的，英国的经济学社会主义者（如布雷、汤普逊等人）就是抓住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矛盾来大作文章的。马克思经过两次（“巴黎笔记”时期是第一次）经济学的研究不可能还发现不了这一理论层面。意识到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必然要从其理论内部去寻找发源地，这必然会映照到马克思的另一个思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必须要从物质生产方式内部去寻找批判的着眼点。这是使马克思有可能把他在《神圣家族》中已经获得的关于物质生产方式的思想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重要原因。其次，这也得益于布雷、汤普逊等英国经济学社会主义者（也有学者称之为李嘉图式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的影响。汤普逊等人的特点在于立足于经济学的思路来展开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在汤普逊那里，批判古典经济学的落脚点事实上已经落在了生产力和分配方式的矛盾上面（当然还是非历史性的），“这里＜汤普逊的著作＞在考察实际积累和分配时，总是把它们和生产力联系起来，放在从属于生产力的位置。但几乎所有其他的体系，在考察生产力时，都是把生产力同积累和现有分配方式的永久化联系起来，把生产力放在从属于它们的位置......人类的全部生产力就毫不怜惜地被当作牺牲品了” 。这条思路跟欧洲大陆的古典理性主义思路是有重大不同的。而有材料证明，马克思在写作《提纲》之前阅读过布雷、汤普逊等人的著作  ，因此，这无疑也是导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原因之一。再次，跟施蒂纳在这一时期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有关。尽管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本身是不科学的，但他毕竟揭穿了费尔巴哈的“人”的抽象性。这在促使马克思彻底放弃人本主义的哲学逻辑方面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在从《神圣家族》向《提纲》的转变中，《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又是一个过渡的环节。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已经展开了一条工业和劳动组织的矛盾运动的哲学历史观线索，但同时也应指出的是，在这一著作中，对社会实践观的彻底贯彻似乎还尚不清晰，因为在谈到“废除工业的时刻”时，马克思还只是笼统地说“一旦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买卖利益而是看作人的发展，就会把人而不是把买卖利益当作原则，并向工业中只有同工业本身相矛盾才能发展的东西提供与应该发展的东西相适应的基础” 。与此相比，《提纲》，尤其是《形态》和《哲学的贫困》就有了明显的进步。《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形态》则进一步把这种观点具体化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的历史观线索，“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 。站在这样的思想层面上，当马克思说“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时，他才可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全部内涵。《哲学的贫困》的作用在于用明确的生产关系的概念替代了《形态》中的交往形式的概念  。
    至此，“历史之谜”得到了彻底的具体化，马克思解答“历史之谜”的视角也得到了具体化。现在，马克思已不再一般地谈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是首先把这一问题放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并把它具体化为生产力的内涵。马克思也不一般地谈论人与人的关系，而是把它落脚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的人的关系即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生产关系之中。在对这一“谜”的解答方法上，马克思也不再笼统地面对整个人类历史，而是首先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找到了哲学历史观的理论支点，以此为基础，再把逐渐发现出作为结果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真实地展开出来，这便构成了马克思崭新的哲学历史观的本真内容。这里必须提出一个重要的理论辨识：马克思此时的生产关系概念是其前期的人与人的关系概念的具体化，而不是踢开这一概念的另起炉灶。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确已经物化成了商品的关系，货币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但如果直接地立足在这一理论层面上，把生产关系理解成与人无关的独立化的一种东西，并以这样的理论立点去展开对整个社会历史的理解，那么，不但不可能把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分析贯彻到底（因为在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这样的线索事实上是无法得以真正地贯彻的，以封建社会为例，人与人之间所具有的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怎么可能用独立化的生产关系来解析？），而且，这样的分析所站立的理论层面事实上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理论层面。真正站在这一理论层面上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在马克思看来，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事实上也已经深入到了生产关系的理论层面，并且他们还是从“生产关系的纯粹形式”、“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  ，但他们的一个根本缺点是无法真正地理解生产关系概念的深刻内容。“生产关系”在他们的思路中只是生产作为物质形式的价值量、资本量的关系，价值、货币、资本等概念的社会形式内涵始终没有凸现出来。因此，尽管他们的经济学理论与体现为彻头彻尾的拜物教的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人把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假象看成为真实的东西，并且事实上相信物的交换价值是由它们作为物的属性决定的，完全是物的自然属性）有所区别，但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跳出拜物教的泥坑。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是生产的绝对形式的根本原因。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蒲鲁东）和英国的李嘉图式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本质上也是由于他们无法真正地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审视生产关系的内涵。而马克思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超越于其他人的。从物化了的、独立化的生产关系中看出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内涵，是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视角定位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方面的一种体现。因此，马克思以生产力、生产关系概念为核心的新哲学决不是对异在于人的、作为纯客观因素而存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而是一种透过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线索清晰地展示一条现实的人的解放和发展道路。马克思哲学的人学意味应当体现在这一层面上。
    再者，由于与人和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相比，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关系即生产力相对来说更多地具有自然客观性的特点，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关注点自然就会集中在后者上。这便是马克思的新哲学为什么必然与现实实践变革联在一起，为什么不仅仅是一种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改造世界的理论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既不是近代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对事物现象的研究，也不是西方现代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的生命本体论学说。在割裂马克思哲学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精神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基础上，无论是把马克思哲学推向近代的知识论谱系还是推向现代的本体论谱系，都无法达成对这一崭新的哲学学说的深刻理解。

                                    三。

    在这条理论线索上还必须被提及的是如何理解马克思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哲学意义问题，考虑到不仅在西方有阿尔都塞等人立足于《资本论》把马克思的哲学历史观定格为“历史无主体论”，而且在近几年的国内学术界也有不少同志把研究视点后推到马克思的后期经济学著作并以此为基础试图把马克思哲学解读为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本体论学说（表现为沿着晚期卢卡奇的思路继续往下走的理论努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尤显重要了。
    我们首先来分析第一种理论倾向。从表面上看，阿尔都塞的观点是有其深刻性的，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确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无主体”的层面。从经济学的学理方面来看，《资本论》与《形态》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的理解方面是有所不同的。在《形态》中，马克思尽管是以资本主义大工业（即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水平）为研究对象的，但在具体解析这一对象，他事实上还没能有效地把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形式与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生产资本，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只能有两种形式：工场手工业或大工业。在前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分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劳动力的结合（采用相同的劳动方式）和科学力量的应用” 。在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与“重农学派时期”相比，自然力在工业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提高劳动本身的自然力的分工也已较为广泛地发展了起来，这就使人们能够突破重农学派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劳动所支配的自然力（即农业）创造价值和财富的观点，把“一般的人类自然力”即劳动本身理解为价值和财富的源泉。这样，分工自然就成了社会生产力获得进步的根本原因。与此相关联，分工必然带来交换的出现。因为在分工的状态下财富已不再由本人的劳动产品所构成，“我的劳动只有作为社会劳动才决定我的财富”。不过，由于在这一时期商品交换者还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相对立的，因此，商品交换者之间的关系还呈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本身还直接反映人们对劳动材料、工具和产品的所有制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生产活动中所组成的关系（生产关系）本身。从这一角度来看《形态》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形态》是站在这一理论层面上的。马克思在《形态》中用分工来解释生产力的内涵，用个人对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所有制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来解释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的内涵，即使是在讲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时候，他也只是从最广泛的分工的意义上来加以说明，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而根据马克思后来的说法，“如果是认定，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就是资本生产方式的产生……那就是以下面这点为前提：真正由资本本身所造成的劳动生产力还不存在” ，在这一阶段，“整个商品的内在实质显得尚未被矛盾所浸透和贯穿” 。与此相对照，在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交换实际上并不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换，而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交换，交换价值表现为最高次方上的交换价值，马克思正是从这一角度批评亚当•斯密仅仅把劳动理解为一般的人类自然力，“而不是把劳动理解为雇佣劳动，理解为同资本相对立的独特形式规定上的劳动”。在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作为现象呈现出来的是：生产力不再表现为人类的力量，而是表现为资本的力量，“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 ，同时，生产关系也不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资本本身的关系，资本成了“某种自为存在的社会关系” ，工人的联合“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资本的存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说，“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 。
    这样就给人一个假象，好象马克思只是在《形态》中才可能从人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到了深刻地理解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根本区别的《资本论》时期便只可能关注异在于人的独立的（即资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了。以这样的立足点去展开人类历史的分析，“历史无主体论”自然就应运而生了。殊不知，这条思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质点：如果仅仅从资本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那么，实际上只是从物质形式的角度来理解了资本，马克思如果真这样的话，那么，他根本不可能走出古典经济学家所无法挣脱的矛盾，也根本不可能得出剩余价值的理论。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思路中，“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 。因此，指导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或者说《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中所展示出来恰恰是以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哲学观点。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所站立的哲学质点就只能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拜物教的层面。从本质上讲，这条以《资本论》为模本试图把马克思哲学历史观解释为“历史无主体论”的理论线索其实是跟我们在第二部分中已经批判的对《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的生产关系概念作机械的理解的观点处于同一个理论方向上的，所不同的只是前者遁入到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之中，后者则遁入更深的资本拜物教之中。
    下面再来看看第二种理论倾向。《资本论》由于在分析方法上有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环节，也就是说，在经济学分析方法上有一个抽象的层面，并且，在具体的经济学分析中，马克思有时候也必须要谈到价值线索之外的使用价值的保存的问题，因而，从表面上看，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以合目的性为基础的社会存在本质论的观点是有一些字面上的证据的，如在谈到不变资本的使用价值的保存时，马克思说，“活劳动通过把自己实现在材料中而改变材料本身……这种改变是由劳动的目的和劳动的有目的的活动决定的……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 。在谈到劳动一般时，马克思也曾有过相关的论述。但如果以此就以为马克思的哲学是以合目的性为基础的社会存在本体论，那么，在我们看来，显然无法面对以下几个理论质点：１。《资本论》的主题线索恰恰不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的线索，而是生产价值的劳动的线索，以非主题线索为基础来得出所谓的哲学观点这能代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真正哲学观点吗？２。《资本论》的经济学分析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环节，如果立足于马克思的劳动一般来说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内容，那么，岂不是说马克思在哲学的层面上只停留于抽象，不再上升到具体了吗？３。这种观点所理解的“劳动”，马克思其实是作过清楚的说明的，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劳动还只是一种抽象，他甚至把这种劳动称为“只是一个幽灵”，并说“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它不仅已经摆脱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会为转移，超乎一切社会之上，并且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还没有社会化的人和已经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 ，如果以这样的劳动为基础，那么，马克思的哲学势必就跟资本主义批判的主题相隔千里，只是作为一种生命的表现和证实的学说。这样的话，怎么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的观点？怎么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 这句话？
    上述两种理论倾向的一个共同问题是不能正确理解作为马克思哲学历史观基本问题的“历史之谜”在其思想中的具体化历程。前者的不理解表现为把马克思后来的哲学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视为与《手稿》中的观点截然不同的另起炉灶式的东西，而不是对前者的具体化。后者的不理解表现为根本看不到１８４４年之后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具体化本身。其实，“历史之谜”的具体化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哲学新视界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凸现在《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已经达成了，尽管马克思此时在经济学的层面上对生产关系概念的理解还尚有深入的余地，但作为哲学层面上的生产关系概念的建构已经完成了，因为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进到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即现实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并不直接依赖于对工人和资本家关系之内容的全部理解。因此，在理解马克思所推动的哲学革命的真正意义时，《形态》和《哲学的贫困》是绕不过去的，如果立足于对这两部著作的哲学地位的弱化，那么，无论是把解读的重点放在前面的《手稿》还是后移到《资本论》的阶段，都是无法达成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准确理解的，就象持这些观点的人经常拿来作为“靶子”的马克思哲学的传统解释体系由于未能准确地解读《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的生产关系概念，因而同样无法达成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准确理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