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受前苏东哲学界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在解读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时，基本上没有超出哲学的单一线索，大多从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的角度来厘定马克思哲学的发展线索及其本质。青年马克思对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扬弃与其哲学思想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在我们的解读视域之外，似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仅仅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古典经济学仅仅是马克思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在于：由于未能深入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完整境域之中，因而不容易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内涵。近几年，国内学界的不少同志在阐释马克思的哲学时走向了人道主义的思维视角，在我看来，跟我们长期以来所运用的这种方法不无关系。因此，完整地展示马克思特别是青年马克思哲学发展所依托的思想背景便具有了格外重要的意义。我注意到，张一兵教授已经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在这一点上做了很多建设性的工作（参见其论文“青年马克思经济学研读语境中的哲学转变”，《哲学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１期）。本文试图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线索来补充对这一点的阐释，以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

    １９世纪上半叶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大体可分为三大类：一。立足于不变的人性观点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中各种非人性现象的批判，并以此来展开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傅立叶（及其门徒）和魏特林等人；二。从科学、道德、工业三个角度笼统地展开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它还尚未使上述三个层面的内容获得充分地展开，以此为基础，他们提出了一种以工业家、银行家的历史作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观点。圣西门及其门徒是这一派的核心代表；三。立足于人的性格必将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得到改变的观点，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环境的（形而上学）批判上面，并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欧文及欧文主义者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有较大的复杂性。欧文主要还是从伦理的观点来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的，但以汤普逊为代表的欧文主义者则在欧文思想的基础上还加进了功利主义的思想内容，因而，在伦理批判的线索之外，他们还引进了一条以生产力和分配方式的矛盾为基础的批判线索）。马克思对上述这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性吸收的过程是很复杂的，这是由于，一方面，马克思对这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著作的阅读本身有一个前后的顺序问题，譬如，在１８４５年之前，马克思所了解的基本上是法德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对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对以布雷、汤普逊为代表的欧文主义者思想的了解是１８４５年之后的事情。另一方面，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逻辑演进本身也有一个规律性问题，在青年马克思还没有达成某种必需的哲学运思的时候，一种思想即使进入了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他也不可能立即发现其独有的理论价值。这种错综复杂性构成了青年马克思哲学转变中的一道独特风景。下面，我们就来对此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严格地说，在１８４４年马克思展开对市民社会及其理论表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前，西欧各国（主要是法、德、英三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基本上没有对马克思的哲学发展产生影响。马克思早在１８４２年夏、秋之际就已经了解了包括傅立叶、圣西门、勒鲁、孔西得朗、蒲鲁东、安凡丹在内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同时也已经开始接触魏特林的德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１３０－１３４页），并且，最迟到１８４３年９月，马克思还掌握了卡贝、德萨米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同上，第４１６页）。但依我之见，在１８４４年之前，这些思想对马克思的哲学视域来说具有很大的异域性，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这时在研究对象方面还尚未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步，他还没有进入到批判现实市民社会的理论视域之中。１８４２年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说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上不具有现实性，并且还“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同上，第１３３页）。１８４３年９月在《德法年鉴》的书信中，马克思尽管部分地承认了这些人所做的工作，但在总体上依然说这些人的思想是教条主义的（同上，第４１６页）。为了清楚地了解这一点的原因，我们来简单地分析一下青年马克思这一阶段的哲学运作历程。
    《莱茵报》后期，马克思动摇了对黑格尔国家观的信仰之后，首先发问的是黑格尔的国家观念。因此，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出现的是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的第三篇第三章“国家”章节中的部分内容的批判性研究。至于对《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部分的批判，马克思说要留待下一步再做。这里便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早在１８３７年的“给父亲的信”中就已经明白了必须从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研究事物本身，这是青年马克思克服康德、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之后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在１８４３年夏天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这一思想依然是存在的，在谈到对现代国家的批判时，马克思说，“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同上，第３５９页）。照理说，由于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已经指出了绝对精神从市民社会到国家的发展逻辑，根据上述从内在必然性出发的观点，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应当表现为真实地再现从市民社会到国家的客观逻辑，即通过对具体阶段的市民社会的分析来说明建立在它之上的国家所必然具有的特点，这才是真正的内在必然性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说，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及现代国家的批判恰恰应当是从市民社会出发的，而且，对国家的批判和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应当是一回事。可马克思事实上没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是把对政治国家和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分开来的（马克思想写一本《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对这一点的证明）。在分别进行的批判中，马克思努力去做的工作是通过分析到目前为止的国家制度中人的二元化特征来说明真正的国家制度应当是以人为原则的，以及通过分析现实市民社会中个人的外在化来说明真正的社会应当是什么样子的。马克思这里所采用的方法更多的是费尔巴哈的，而不是那种黑格尔式的历史必然性的方法。如果我们把眼光再往前推一点就会发现，马克思在《莱茵报》甚至《博士论文》时期所采用的也不是内在必然性的方法，这该如何理解？
    其实，只要仔细分析我们便不难想通这一表面上的矛盾之处。马克思的确在１８３７年就已经认识到了从内在必然性的角度来研究事物本身的方法的重要性，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内在的历史必然性的方法？在当时的德国理论界，历史主义是作为保守主义的代名词出现的，不管是历史主义的法理学还是历史主义的经济学都是如此。持批判态度的青年马克思显然不可能向这种观点靠扰。想一下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还把圣西门主义者的历史主义观点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为现实辩护的观点相提并论（同上，第４２卷，第１１０页），并且还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对这一点的理解也就不困难了。再从另外一条线索来看这一问题。我们知道，１８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基质，这些思想家尽管在批判宗教时显示出了伟大的人道主义气概，但在历史观上却大多是盲目的命运决定论者（与他们的天才论相匹配）。在他们看来，私有制社会的历史是盲目的命运向人类开的一个玩笑，它在人类的发展中没有起任何作用。因此，人类历史如果说有什么规律的话，那必然是人类从这一段黑暗的时期跳离出来，通过对人的本性的领悟一步跨到理想社会的必然性。通过什么来认识人类的天性呢？通过对现实的罪恶的批判。青年马克思事实上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思维逻辑来理解内在的历史必然性的内涵的。正象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上述思想是跟他们脱离经济发展的线索来思考历史的发展直接相关一样，青年马克思在引进现实经济发展的思维线索之前事实上是无法真正地理解黑格尔历史观中所包含的深刻内涵的。这便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莱茵报》时期尽管马克思所受到的是黑格尔法哲学的影响但他所采用的批判方法却较少有黑格尔方法论的色彩，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１８４３年马克思轻松地完成了在方法论上从黑格尔式的理性观到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的转变。
    因此，马克思尽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认识到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决定了他还不可能象黑格尔研究国家精神一样研究市民社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马克思就不可能先去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而必然是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点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这样的话，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为理论核心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就必然会在这个时候就进入马克思的哲学视域。可事实却不是如此。

                                 （二）

    从１８４３年底１８４４年初开始，马克思着手进行对市民社会及其理论表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既是他整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计划中的一部分，同时又无疑跟青年恩格斯和赫斯对他的影响有很大的联系。这一理论视域一旦打开，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便不再对马克思具有异域性了。由于马克思是从德国式的人的类本质的角度来进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的，正象马克思后来在批判德国哲学家时所说的，这种大写的人的观念实际上是按照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的观念来建构起来的。它实际上所反映的只是德国哲学家的“有地方局限性的贪乏”。马克思当时也没能超出这种观点。因此，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此时的马克思之间显然会具有以下两层复杂的关系：一。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为青年马克思提供了许多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思路和素材，对于初涉此领域的马克思来说，这些东西必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二。马克思肯定会瞧不起这些人的理论起点，因为，伦理的或者政治的理论起点当然不可能达到人的类本质的“理论高度”。
    １８４５年春天之前，马克思所接触到的事实上只是法德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这段时间内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到底给马克思提供了哪些素材和思路，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否产生了影响？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这一时期法德（在德国主要是魏特林的思想，本文所指的德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并不包括赫斯的哲学社会主义在内）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马克思对它们的直接阅读，另一方面是通过青年恩格斯和赫斯的间接渠道获得的。在用德国的哲学（当时主要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哲学）解读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使德国的哲学进入社会主义视域方面，赫斯是第一人。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把法德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解读成了哲学的语言。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间所做的工作事实上是在赫斯哲学的基础上把面对经济现实的人本主义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在这一过程中为其哲学思想的下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青年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尽管也有一个人的本性的理论基点，但他所从事的更多的是类似于傅立叶等人的工作，从事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人道性的比较直接的批判。在他的思想中，赫斯那种把什么东西都解读成哲学语言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出现，因此，在１８４４年的《手稿》时期，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域对马克思具有很大的新鲜感及吸引力，这是必定无疑的，但立足于德国哲学“高度”的马克思不可能马上认同恩格斯的理论思路，这也是可以肯定的。正是在马克思既不同青年恩格斯又在赫斯的思路上继续往前推进的哲学运作中，我们可以发现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１８４４年时期的马克思的强烈影响。
    首先，关于劳动异化的问题。马克思把赫斯的金钱异化推进到了劳动异化的层次，这标志了马克思的创新，这是对的。但应该看到，这一思想的很多原始观点是由傅立叶主义者和魏特林提供的。具体地说，一。傅立叶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劳动权在人的权利中的本质地位（尽管蒲鲁东等人也谈到劳动权的问题，但明确把劳动权与人权联系起来的，还是傅立叶主义者）。作为对法国大革命中就已经提出的劳动权问题的理论总结和发展，傅立叶指出：“关于人的权利，我们辩论了几百年，可是没有承认人有一个真正的权利－－劳动权，没有劳动权，一切其余的权利就没有丝毫价值。”（引自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三卷，三联书店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３３页）。傅立叶的理论贡献还表现在把劳动权与社会的根本改造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能否实现劳动权是和谐社会与现实文明社会之间的分水岭。二。傅立叶尽管是从自然情欲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的，但他实际上已经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从人的本质出发批判私有制社会的理论模式。按照傅立叶的看法，在所谓的文明社会中，人的本性（人的自然情欲）一向受到歪曲，它无法按照它内在的自由本性发挥出来，只有在未来的协作社里人的本性才可能完全自由地发扬光大。三。德国的魏特林在发展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方面也是有较好表现的。魏特林的理论成就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１。明确地从劳动产品和劳动活动两个层次来批判私有制社会的不平等。尽管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中的不少人都涉及到了上述这两个理论视域，但明确地提出这一点的，当数魏特林，“产生这种持续的坏时代的原因仅仅是产品的分配和享用不平等，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的分配不平等；而维持这种可恶的混乱状态的手段则是金钱。”（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９页）。２。魏特林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问题。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尽管都谈到了工人的悲惨命运问题，但在他们的理论中这只是说明工人是应当怜悯的，社会是应当重组的，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线索始终没有出现。但魏特林则不同，他明确地提出了解决私有制问题的唯一手段是无产阶级革命，他这样告诉工人：“你们的希望仅仅在于你们的剑。他们同你们之间的每一次妥协都是为了加害于你们。你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有过这种经验，现在是你们从这些经验中吸取教益的时候了。真理必须用鲜血来开辟道路”（同上，第２１页）。综合上面三方面的理论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在已有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又有赫斯的哲学可作参考，马克思在《手稿》中得出劳动异化的理论应当说不是特别困难的。
    《手稿》中劳动异化理论的前两个观点无疑来自于对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观点的哲学改造，后两个异化的观点则得益于对赫斯哲学观点的发展及对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观点的哲学改造。至于为什么马克思把人本主义异化理论推进到劳动异化的水平而赫斯却不能，在我看来，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赫斯是个改良主义的“真正社会主义”者，他并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历史力量。因此，尽管赫斯也曾面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劳动权问题的许多论述，但“翻译”到他的哲学的语言中，与工人阶级的命运问题直接相关的劳动权问题便不再出现，代之于笼统的个人与类的关系问题。二。赫斯对黑格尔的理解远没有马克思来得深刻。他并没有经过一个对黑格尔著作的系统研读的阶段（前东德学者考夫霍尔德正确地指出，赫斯对黑格尔的理解是很勉强的。参见《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第３８页，考夫霍尔德为该书的德文再版写过导言），因此，当马克思能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看出劳动的线索时，赫斯则做不到。赫斯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时的确也已经加进了许多现实生活的内容，他已经注意到了物质生活活动、人的“实践的本质”的重要性，甚至还把这种“实践的本质”界定为“生活和为继续生产所需求的产品消费的交往”（转引自侯才著《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３０页）。并且，赫斯事实上也谈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劳动及其劳动产品的异化问题（同上，第１３６页）。但赫斯却始终没能得出人的劳动本质的思想，这不能不说跟他缺乏黑格尔哲学的素养有关。
    异化劳动理论中的对象化和异化相区分的观点，在我看来，也跟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取得的一些理论成果有很大的关系。跟这一点有关的是傅立叶主义者及蒲鲁东的观点。傅立叶及其门徒们实际上已经用他们的语言表达了在私有制条件下“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所奴役”的观点：“文明社会的劳动者是真正的苦役犯。……谁有办法，谁就会逃避劳动的。除少数例外，只有那些被贫困所迫的人才不得不去劳动。因此，人数最多的阶级，创造社会财富的工匠，积极地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必然落入贫穷和饥饿的境地；他们将注定成为愚昧无知的人，一群当牛马使用的人”（孔西得朗：《社会的命运》，第一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３页）。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通过对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批判实际上也表达出了类似的观点。上面我们说过，马克思是熟悉黑格尔哲学的。通过对上述这种观点的哲学解读，马克思在《手稿》中得出他自己的对象化和异化的观点应当说是一种理论上的必然。
    其次，我们来看看《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关于其中的劳动的内涵前面已经谈过，这里主要说明其中的社会的内涵。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手稿》中在人的本质的问题上超越费尔巴哈之处就在于从“社会”的角度来发展了费尔巴哈的“类”的概念。而在我看来，马克思这方面的理论发展跟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得出的一些理论成果也有很大的关系。一般而言，几乎所有的法德空想社会主义者都谈到了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中才可能实现人的本性的思想，但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的是蒲鲁东和勒鲁的思想。这两位思想家不仅一般地谈到了人的社会性问题，而且还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蒲鲁东认真地研究了人的社会性的三个级别，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实行正义就是服从社会性的本能；完成正义的行为就是做一个社会性的行为。”（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４１页）“人如果不为社会工作就不成其为人；而社会则是依靠它的各部分的力量的平衡与和谐才得以维持的。”（同上，第２５３页）“我这里所说的公道就是拉丁人所说的人道，即人所独有的那种社会性。”（同上，第２５５页＜注１＞）“人必须生活在两种状态的任何一种状态中：在社会中或在社会之外。在社会中，地位必需是平等的。……在社会之外，人就很象一种原料、一种资本化的工具，并且往往是一件笨重而无用的家具。”（同上，第２５７页＜注１＞）这些观点对马克思从社会的角度来阐释人的类本质并以此为基础来阐发异化劳动理论显然是有很大帮助的。
    勒鲁在《论平等》一书中则着重论述了社会与个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勒鲁看来，社会这个总体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它反映在个别人的身上，反映在真正生存的人的身上。没有人就不成其为社会，“真正生存的只是组成社会的人。就社会本身而言，它并非一个真正存在的有生命的实体。”（勒鲁：《论平等》，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版，第９４页）这应当能使人想起马克思在《手稿》中的下列观点：应当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１２２页）。尽管他们两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思维层次显然是不相同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从勒鲁的思想中汲取了重要的思想养料（青年马克思不仅读过勒鲁的著作，而且在１８４４年３月２３日还会见了勒鲁，在会晤时他们就许多理论问题交换了意见）。
    第三，关于《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核心观点，即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１２０页）。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空想共产主义者卡贝是怎么说的。卡贝在共产主义问题上的哲学和道德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如果我们注意到乐善好施的自然界给人类的财富，以及自然界为了使这些财富成为人类的工具和向导而赋与人类的才能或理性，那就不能认定人类在地球上是不幸的；如果我们注意到人根本是社会的生物，因此也是以善意和同情来对待伙伴的生物，那就不能假定人本性是恶的。”（转引自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三卷，三联书店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９３页）把上述两者做一下对比研究，不难看出，卡贝的观点显然对马克思《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产生过影响。
    另外，根据我的研究，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角度等方面，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也曾对《手稿》中的马克思产生过影响。对于这些细节性的问题，本文就不作展开了。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笔者所说的这种“影响”只是理论素材及思路方面的影响，而决不体现在基本的哲学方法方面。在我看来，马克思在《手稿》中基本上是按照以前批判政治国家的方法来批判市民社会的。在“《德法年鉴》的书信”中，马克思对自己的批判方法作过说明，“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因此，批评家可以……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１７页）。在１８４３至１８４４年期间，马克思的确是这样做的。《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研究只是为了把它作为一个控诉对象，马克思的目的在于“从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的社会的内涵。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必然只能在马克思的哲学视域中充当理论素材的角色。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显性理论逻辑是不折不扣的人本主义哲学逻辑。
    上述这种理论特点一方面为马克思日后超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另一方面也决定了马克思在《手稿》时期对法德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阅读必然是有选择性的。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圣西门及其门徒的思想问题。《手稿》中马克思对圣西门主义者的评价是很低的，马克思事实上是把他们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放在一类人中间的（同上，第４２卷，第１１０页）。从马克思当时的哲学逻辑来看，这是必然的。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弄清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不同。圣西门主义者的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与马克思后来所发展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处于同一理论方向上的，即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论。用历史的观点来观察社会现象，这是圣西门主义者的一大特点，“历史是一个广阔的观察场所，它为光明所照耀，为圣西门的天才所润泽，只有当它作为连续不断的进步系列－－从最狭隘的、最原始的联合体到给予人以想象和希望的、最有情感、最明智、最富裕的社会－－展现在最严格的逻辑学家面前的时候，人类的研究才会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科学”（《圣西门学说释义》，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７８页）。在圣西门主义者看来，只有他们的这种历史研究才可能提供“作为集体存在的人类的循序的生理状态的图景”，而不只是把历史当作“令人开心的经历和戏剧性事件的汇集”（同上，第６４页）。圣西门主义者的批判对象是傅立叶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傅立叶主义者来说，尽管他们是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作为自己的理论对手的，但就方法论而言，他们恰恰和自己的对手拥有同一种方法论。在傅立叶及其门徒看来，以自然情欲为核心的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在历史过程中所改变的只是那些压抑自然情欲的各种制度和道德形式。历史不外乎是自然的东西摆脱人为的东西的斗争过程。这种观点在本质上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同出一辙的。不管是重农学派还是亚当•斯密都坚持这种自然秩序（人的本性的另一种说法）观。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的、天然的，它是不变的，而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则是人为的，因此，它们是有历史性的，人类历史就是自然秩序同人为的制度相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其实，从最深层的原因上讲，傅立叶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的思想源头都是１８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这些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历史观上的盲目的命运决定论是无法孕育出真实的历史主义方法论的。而圣西门主义者恰恰是绕过了１８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把手伸向了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甚至是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同上，第７０页）。
    应该说，圣西门主义者的历史主义方法论是有可取之处的（它的局限在于只是笼统地从科学、道德、工业三个方面来理解历史，还没达到立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理解水平。因此，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相比，它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历史主义）。然而，只要仔细分析我们便可以发现，《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在方法论上恰恰是和傅立叶主义者相接近的。在我看来，这跟青年马克思同样是以１８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重要思想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圣西门主义的观点中有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为资本主义社会作论证的观点，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它的排斥也就是必然的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手稿》中马克思始终停留在人本主义的哲学逻辑之上。随着经济学批判的深入，马克思的思想中出现了一条从客观现实出发的科学分析的逻辑（我的老师孙伯揆教授对这一点有非常深刻的说明，参阅其专著《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４章），但必须强调的是，这是一条隐性的逻辑。在我看来，直到《神圣家族》，这种逻辑依然处于隐性的地位，尽管它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依然特别强调法国１８世纪唯物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标志，说明在马克思的哲学思维中，人本主义的方法论还没能从根本上褪去。与此相联系的是，马克思还没能获得对圣西门主义的正确评价（在谈到与法国唯物主义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马克思甚至根本不提圣西门主义者的名字。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第１６７页）。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什么时候得出了对圣西门主义的相对合理性的正确认识，他什么时候就开始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道路了。

                             （三）

    上述这一过程是从１８４５年春天开始的。在１８４５年３月所写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下简称《评李斯特》）中，马克思事实上已经看出了圣西门主义者在方法论上的某些可取之处。在批判圣西门学派狂热赞美工业生产力的观点时，马克思指出，“它把工业唤起的力量同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混为一谈了”，这的确是错误的，但“我们决不能把圣西门主义者同李斯特这个人或德国庸人等量齐观”，“圣西门主义者并没有停留于这种解释，他们继续前进，向交换价值、当前的社会组织、私有制进攻。他们提出以联合代替竞争。但是，他们原先的错误惩罚了他们。上述那种混淆不仅使他们陷入幻想，把卑鄙龌龊的资产者当作牧师，而且……他们对工业生产力的赞美成了对资产阶级的赞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２５９页）对圣西门主义的这种评价显然已经不同于从前了。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中事实上也的确已经在不少问题上站到了从现实出发的科学的历史逻辑之上，只要我们仔细阅读该书的第二章，便不难看出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思想中的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阿尔都塞把这称之为青年马克思“认识论上的断裂”，应该说这是正确的（国内学界的不少同志把阿尔都塞所说的“认识论上的断裂”误解为“认识上的断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阿尔都塞观点的深刻性）。阿尔都塞的局限在于无法解释这种“断裂”的由来。根据我的研究，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是促成马克思发生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一。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二。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依据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影响。从马克思的１８４４－１８４７年笔记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在１８４５年２月到达布鲁塞尔之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重新进行了研读（关于马克思“１８４４－１８４７年笔记本”的有关内容可参阅前苏联著名学者巴加图利亚的考证。参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１９８４年第１期，第２１－２３页）。在我看来，如果说“巴黎笔记”时期马克思经济学阅读的成果是为他的哲学人本学批判提供了素材的话，那么，这一次阅读则直接动摇了马克思原有的人本学批判观念。因为，只要仔细阅读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著作，其实是不难发现其中所蕴含着的对于社会主义理论来说的可利用之处的。１９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李嘉图理论中所获得的理论灵感马克思不可能经过两次阅读还得不到。我以为，在这次经济学阅读中，马克思显然认识到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可能而且必须从其内部的矛盾入手，由此推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必须从其内部的现实矛盾入手。这同时也是马克思在这一时候开始阅读英国反李嘉图派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原因，因为，这些人正好是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依据来宣扬其社会主义思想的。
    这一过程当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时间跨度上大约是从１８４５年３月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我以为，《评李斯特》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且，不管是从写作时间上还是在理论的成熟程度上，它都应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之前。在写作《评李斯特》的时候，马克思已经阅读了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布雷的著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２６５页），但在我看来，还尚未阅读汤普逊的著作。布雷与汤普逊尽管同为欧文主义者，但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汤普逊的思想是欧文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混杂物，而前者则不是。反映在理论观点上，汤普逊除了从伦理的角度之外，还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分配问题。而后一条线索在布雷的观点中则是不具备的。因此，在其代表作《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一书中，布雷一方面深刻地指出了只有从经济领域出发才能有力地批判私有制度，“如果我们在经济学家的领域中用他们自己的武器去攻打他们，那就可以摆脱他们经常喜欢搬用的什么空想家、空论家那套废话。只要经济学家们不想否认或推翻他们自己的论点所依据的那种公认的真理和原则，那末他们就决不能推翻我们按照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第１１１页）并且还指出“直到今天，我们一直在遵循这种最不公正的交换制度：工人们交给资本家一年的劳动，但只换得半年的价值。”（同上，第１１２页）但另一方面，在论及私有制度必须改变的理论依据时，布雷却只是说“只有实施劳动和交换的平等才能改善这种情况并保证人们有真正的权利平等……生产者只要努力（也只有他们努力才能自救），就能永远打碎束缚他们的锁链”（同上，第１１３页）。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一方面已经抛弃了抽象的劳动概念，把劳动理解为“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并且已经立足于现实的经济领域来理解私有制的废除问题，废除私有财产“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２５５页），但另一方面，当马克思谈到废除私有制度的理论根据时，却依然没能获得十分清晰的理论思路。他认为只要认识到工业中存在着的“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的力量，那么，“对工业的这种估价同时也就是承认废除工业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一旦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买卖利益而是看作人的发展，就会把人而不是把买卖利益当作原则，并向工业中只有同工业本身相矛盾才能发展的东西提供与应该发展的东西相适应的基础”（同上，第２５７页）。这表明，当马克思把整个人类历史而不只是把私有制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从现实的经济领域出发的历史主义方法还没有完全凸现出来。这跟布雷在方法论上的理论进度应当说是一致的。再仔细分析，我们还会发现这样一条线索：布雷只是笼统地说生产者只要努力就能永远打碎束缚他们的锁链，马克思把这一点阐释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同上，第２５７页）。德国的“人”的哲学在马克思此时的思路中依然没有完全丧失作用。这跟他还没有完全得出科学的历史主义观点是相一致的。总体上说，《评李斯特》处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的１８４４－１８４７年笔记本显示：在写作《提纲》之前，马克思读过汤普逊的著作，而且还从汤普逊的著作中作了整整一页的关于李嘉图的摘录（参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１９８４年第１期，第２２页）。在汤普逊的思想中，从生产力与分配方式的关系的角度来批判现实社会的理论线索已经非常明显了，“这里＜汤普逊的著作＞在考察实际积累和分配时，总是把它们和生产力联系起来，放在从属于生产力的位置。但几乎所有其他的体系，在考察生产力时，都是把生产力同积累和现有分配方式的永久化联系起来，把生产力放在从属于它们的位置。和维持这个现有的分配方式相比，整个人类不断反复发生的贫困或昌盛，被认为是不值一顾的。他们要永远维持强权、欺骗和冒险的结果，把这叫做安全。为了维持这种虚假的安全，人类的全部生产力就毫不怜惜地被当作牺牲品了。”（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４卷，第３６０页）当然，汤普逊对财富、分配等概念的理解，正象与他同时代的其他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是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因此，汤普逊的思路不可能被马克思机械地搬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马克思彻底地摆脱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并走上从现实出发的科学历史观是起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的。在这之前，马克思已经从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两个角度对私有制度进行了批判（尽管是哲学人本主义的），已经具有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且还具有黑格尔辩证法的背景知识（这种背景知识一旦被激活就会出现在马克思的思想前台），另外，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事实上已经为获得科学的历史观做了许多的准备工作，以上述这些因素为基础去“加工”汤普逊的新思路，在我看来，就是马克思彻底获得科学历史观的根本原因。从马克思的１８４４－１８４７年笔记本可以看出，在摘录了汤普逊著作之后不久，马克思就写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然后又有一段经济学著作的研读时期，之后便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这说明，上述那个“加工”过程大约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提纲》是马克思新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初步总结，“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观点凝炼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反映这一研究的文本是马克思的“曼彻斯特笔记”），以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为线索的科学历史观便最终出现在马克思的思想之中。
    把《形态》与马克思在这之前的其它著作作个对比，可以发现许多明显的不同。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还谈到德国哲学对人类历史的意义，但在《形态》中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指出，德国人以“人的本质”的王国同其他民族对立起来，宣布这个王国是全世界历史的完成和目的，这只能说明德国人是以“多么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５５４页）。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还大谈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伟大，但在《形态》中马克思却深刻地指出，在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理论中找不到“我们还可以在英国人那里找到的实证的内容。在英国人那里，理论是单纯地肯定事实，可是在法国人那里，却变成了哲学体系。我们从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那里看到的这种没有实证内容的一般观点，是同最初表现在边沁和穆勒学说里的充实的内容有本质区别的。前一种理论同正在进行斗争的而尚不发达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而后一种理论是同占统治地位的发达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同上，第４８２页）。至于圣西门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在《形态》中明确地指出，“对现存制度的批判”是“圣西门主义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上，第５９７页）。马克思还充分注意到了圣西门主义者所作的“全部经济批判”（同上，第６０２页）。而我们知道，圣西门主义者的“全部经济批判”恰恰是以他们的历史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这说明马克思这时已经完全“吃透”了圣西门主义的观点，包括其中的优点与缺点。据恩格斯说，马克思后来谈起圣西门，“总只是赞美他的天才和博学的头脑”（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６８４页＜注２４＞）。在我看来，这是必然的，因为尽管圣西门的历史主义是一种低层次的历史主义，但他毕竟把这种方法论带进了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中。
    作为结论，我的观点是，马克思是一位天才但不是先知，他正是在不断地吸收并超越其他思想家的观点的基础之上才成为伟人的。从哲学的线索来看，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转变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