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与交流来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诠释，这已成为学界大多数人的一种共识。这一理论努力事实上也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客观地说，就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而言，不管是在哲学理念的引入，还是在哲学概念的借鉴方面，从前者“流”向后者的居多，而真正在两者之间发生“交”互流动的，则不是很多。这种只“流”而不“交”的现象，应该能使我们意识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诠释原则进行反思是很有必要的。我以为，具体历史性与当下中国性是我们在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应该坚持的两个原则。
首先我们来看看具体历史性原则。有论者说，马克思哲学也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部分，因而在问题域及哲学路径等方面应该是相通的。我以为，此观点尚有进一步商榷之处。且不说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其问题域及哲学路径等均有较大幅度的转换，即使是在同一个时期，譬如19世纪上半叶，为什么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哲学路径及问题域非得相同呢？难道只要是哲学，假如面对同一个问题，就只能讲同一种语言？这不就是在一开始就否认了哲学具有不同的理论形态了吗？其实，在我看来，每一位西方哲学家的观点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语境。了解并解读这些历史语境，而不是仅仅从学科内部的问题谱系中来理解西方哲学观点的演变历程，对于我们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特点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知道，自近代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它所反对的是过去的哲学对非日常生活，即由至善至高的理性所决定的生活秩序的肯定。在古代和中世纪阶段，哲学之所以要面向至高的实体性理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当时的农业文明阶段，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事实上还无法越出外在自然秩序的决定性。至高的实体性理性不仅决定了客观世界的逻辑，而且还决定着人的意义诉求的逻辑。因此，哲学家所能做的只能是对这种永恒的、至高的实体性理性的沉思，在人的意义诉求方面，也只能是对完善、审慎的公民生活的倡导。至于日常生活层面的物质生产、消费、婚姻、家庭等内涵自然是不可能浮现在此时哲学家的视域中的。而所有的这一切都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被打破了。工业文明突显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由此带来的是世界观的根本改变。不管是客观世界还是人的意义世界，都不再被视为一种由他者所决定的世界，相反，它们被认为是可以被分析的一种对象。照理说，沿着这一理论线索下去，客观的自然世界和人的生活世界就都可以被加以客观的分析了，可事情却并非如此。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哲学线索中，哲学的指向转到了对普全数理模式的发端点的研究上面。自此，自我便作为绝对的本原，以理论理性的姿态踏上了自身认识的道路。但在黑格尔之前，这种建立在内在心灵和外在实在的二分法基础上的关于我们自身存在的意识，显然与由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全面胜利的幻像相呼应的。其间，虽然经历了像康德这样的思想家对主体认识能力设定界限的重要转折，但真正在这方面做出成就的还是黑格尔。
黑格尔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张力，看到了市民社会的成就（这使他与浪漫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区别了开来），同时也看到了它必然会被提升到像国家这样的具体总体性的层面。照理说，黑格尔应该展开对现实市民社会的全面的、客观的批判了，可事实依然不是如此。在黑格尔的时代，资产阶级依然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阶级，工人阶级还尚未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面对市民社会的必然被扬弃性，黑格尔事实上无力找到现实社会结构层面上的发展规律性。因此，他只能转而站在彻底的先验哲学的层面上，通过思考纯粹思想的必然结构，来思考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那个整体的必然结构与发展逻辑。这样一来，尽管黑格尔运用辩证法的力量激发出了主体与客观、实在与现象、个体与社会等要素之间的内在张力，但他的整个哲学依然囿于关于我们的自身存在的意识的层面上，他与主客二元论者的区别只在于：黑格尔克服了康德的不彻底性，把关于我们自身存在的意识提升到了对我们的充分必要条件和内涵的意识上来。正如美国学者库尔珀所指出的，“在黑格尔看来，我们被包含在一个我们能够去认识的整体之中；我们不可能置身其外。我们并不要求精神的存在；当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存身于其中的整个背景域时，我们就看到它了。意识到那个背景域并不是指去进行经验考察，而是说要意识到我们思想的可能性条件。而且，我们还应认识到，它是精神运动的一个部分。” 至于上述这种“我们思想的可能性条件”之间的历史发展是如何进行的，黑格尔只能诉诸于神秘的逻辑学约定了。而在现实实践层面，黑格尔实际上没有找到解决市民社会之不良经济后果的办法，他寄希望于抽象的未来行动。所以，当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时，他是非常深刻的。
到马克思从事哲学研究的时代，现实社会生活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已经激化，同时，工人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成熟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者，马克思的哲学努力必然指向对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而决不可能像哈贝马斯所说的“只需改变一下现代哲学模式的重心” 。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只在于用赋予劳动以优先地位的实践哲学，代替了黑格尔的赋予认知以优先地位的反思哲学，也就是说，用行为主体对可操纵的客体世界的劳动关系，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和自我创造的关系。似乎这就是马克思用唯物主义超越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一旦跟着哈贝马斯的思路来到这样的理论层面，便马上会陷入一个早已被设置好的陷阱之中：马克思无法证明其劳动概念足于抵御由劳动本身所创造出来的目的－工具理性的宰制？阿伦特、鲍德里亚等人所主张的马克思陷入了生产主义的泥潭的说法，大多出自与此相似的理论思路。其实，用人的劳动过程来代替绝对精神的自我创造过程，这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超越黑格尔时所迈出的第一步，但仅有这一步还不足于显现马克思哲学成就的本真内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被超越性，马克思的哲学所要做的是如何在现实社会历史的维度上解读人的劳动这一客观事实的本质内涵及其所具有的历史效应，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把劳动概念所具有的目的－工具理性维度与劳动异化概念所具有的道德批判维度机械地揉合在一起。一旦被置放在社会历史的动态层面上，人的劳动便具有了新的内涵，它会演变为负载着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内涵的某一阶级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它的社会历史效应也将由劳动异化概念所具有的抽象的道德批判张力，演变为由剩余价值概念所演绎出的现实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性张力。因此，马克思的哲学所改变的并不是现代哲学模式的重点，而是其范式及问题域。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一来岂不是又把马克思的哲学推回到本质主义的层面上去了吗？我以为，这里有一个理论质点必须加以澄明：形而上学认识论中作为绝对本原的“本质”与马克思科学认识论中由社会历史自身的发展所凸显出来的“本质”是根本不同的。当代西方的许多学者站在多样性和互为建构性的立场上对近现代哲学中的“本质”诉求进行抵制，并指认它们是建立在自我及其他自明的基本要素的自洽性和单纯性之基础上的。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指责并不对应于马克思的本质主义观点。像哈贝马斯等学者为了把马克思也拉入到上述这种被批判的本质主义者的队伍中去，硬是说生产力概念是马克思整个哲学的自明的基本概念，就像笛卡尔等近代西方哲学家把自我概念视为整个认识论的发端性概念一样。这样一来，马克思就真的成了一个需要被批判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者了。但问题是：马克思从来没有用生产力概念来推演出他的哲学体系。马克思所关注的“本质”是由社会历史自身的运动所凸显出来的“本质”，而不是被主观界定的那种抽象的“本质”。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观察我们的日常生活，它无疑是多样化的，在这一理论层面上如果硬要设置一个自恰性的绝对本原来作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基础”或“本质”，那是很无聊的；但如果从动态的角度，如果我们放眼一段历史时期，就不难发现看似平常的日常生活却在发生着某种东西（如资本）或某个阶级（如资本家阶级）的胜利。譬如，如果我们放眼近二十年来的经济全球化历程，就不难发现其中正在发生着资本的不断胜利。这就是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本质”，马克思所认定和解剖的就是这种“本质”。他不是从生产力概念出发来进行范畴推演的，而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来加以阐述的。对应于一种新的问题域的，当然是一种新的哲学方法。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当下中国性的诠释原则。纵观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史，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其中存在着一条从对上层建筑因素如自我意识、政治制度等的分析下降到对经济基础的分析的逻辑线索。在《博士论文》阶段，马克思立足于自由的自我意识诉求来批判德国的思想专制；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立足于理性的国家制度来批判现实国家的非理性；从1844年开始，马克思经过一年多的理论努力，逐渐地站在经济基础内在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来批判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并把这一思路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路。马克思当年之所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对社会历史过程之经济本质的挖掘上，有以下两个原因：一、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在经历越来越强的同质化历程，不管是思想文化因素还是政治制度因素，都呈现出越来越隶属于经济过程的特性。也就是说，这些因素都失去了相对独立性的外观，文化成了资本家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成了资本家阶级的暴力工具。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发展逻辑所决定的。所以，经济基础层面的内在矛盾运动过程自然就成了历史发展的本质内涵；二、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能力改变这种趋势，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由资本家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历史本质论层面，二是历史运作论层面。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只要离不开人的吃喝住行，就必然受制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这是历史本质论层面的内涵；但这并不是说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上述历史本质论的内涵都会直接呈现在历史运作论层面并成为其惟一主导的内容。在当时的工业资本主义早期阶级，由于没有任何因素能够使马克思怀疑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必然与这种社会制度的内在发展逻辑的方向相一致，因此，他当然会把理论重点放在对历史的本质逻辑的挖掘上，而不可能花太多的精力去研究历史运作论层面的复杂性。
如今，我们所站立的现实语境与马克思当年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我们当下所进行着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建设，这不是任凭市场经济的自发力量来操纵社会的各个领域的。也就是说，当下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政治制度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本身，都不完全是隶属于经济运行的自发力量的。其次，即使我们在一段时期内也许会面对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健全而导致的不良后果，但我们的政府会自觉地克服这些后果，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的提出就是自觉克服这些后果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在当下的语境中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必须非常注重历史本质论与历史运作论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把握，不能把历史本质论的内容直接当作历史运作论的内容来加以阐释。赫勒说得好：“每次我谈到发展逻辑时，我都是在谈论社会－本体论的具体化的过程。说到底，一种趋势一旦被发现，它很快就会盛行，并将被具体化，因为它会发展出在各种不同情境和环境中保持自己同一性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构成成分出现了。” 鉴于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把马克思当年在哲学发展历程中超越的那些理论层面重新捡起来，在充分关注经济基础内在要素的矛盾运动规律的同时，对个体的意义诉求（包括存在论诉求）、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诉求、社会阶层的和谐性诉求等因素也给予积极的关注与阐释。由于我们今天要建构的是一种批判性与建设性并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我们每个人又都是生活在现象层面的，并且社会现象层面的各要素的转变又在真实地改变着每个社会主体，因此，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继续关注传统的问题域之外，理应把自己的问题域拓展到对历史运作论层面的社会现象的分析之中，并通过研究历史本质论的内容是通过何种中介图式而在社会现象的层面上凸显其意义和作用的，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当然，我们在拓展这一理论路径时，也要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单纯从历史运作论层面的某一个因素如人的存在论诉求出发，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下中国的真实意蕴，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是有其特殊的语境的：由现代性所建构出的普遍化强制的领域已经没有任何的缝隙。且不说海德格尔对西方现代性的这种解读是否正确（赫勒就曾批评过海德格尔的这种观点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显然不适合于当下中国现代性的真实状况。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下中国性原则时，不应抛弃本质而走向现象，而应着力思考历史本质与历史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