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Reform or Revolution
（1898年9月——1899年4月）
引言ã
　
 
        本文的标题乍一看来令人感到惊奇，社会改良还是革命？那么，社会民主党可以反对社会改良吗？或者说，它可以把构成它的最终目的的社会革命，把推翻现存制度同社会改良对立起来吗？当然不是。社会民主党认为，为了社会改良、为了在仍然是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为了实现各种民主设施而进行的日常的实际斗争，宁可说是引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力求达到最终目的即掌握政权和废除雇佣制度的唯一道路。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在它看来，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是目的。
        我们在爱德华．伯恩施坦的理论中第一次看到把工人运动的这两个要素对立起来。在他发表在1896——1897年《新时代》上的、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标题的一组论文j中，特别上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他表述了这种理论。这全部理论归结起来实际上无非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而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伯恩施坦自己最中肯地、最精确地表述了他的见解，他写道：“最终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说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但是，既然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唯一的决定性要素，它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区别开来，它把整个工人运动从用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无谓的修补工作变成反对这个制度的、为废除这个制度而进行的阶级斗争，那么，伯恩施坦所理解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个问题，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同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辩论的问题，[党内的每一个人必须弄清楚]k不是这种或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或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
        [如果匆匆忙忙考察一下伯恩施坦的理论，可能觉得这是夸大之词。难道伯恩施坦没有不断提到社会民主党和它的目的吗？难道他自己没有一再重复并明确表示，他也同样谋求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只不过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吗？难道他没有特别强调他几乎完全承认社会民主党当前的实践吗？当然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在理论发展和政策方面，任何新方针一开始总是以旧方针为依据，尽管新方针实质上同旧方针直接矛盾的，新方针首先适应它所遇到的形式，说已经说过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果实才会脱去旧外壳生长起来，新方针才会获得自己的形式，自己的语言。
        指望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在一开始就明确地、彻底地表达出它的本质，指望它公开地、直率地否定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那就意味着低估科学社会主义的力量。谁今天还算作社会主义者而又同时又想向本世纪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学说宣战，那他首先必须不自觉地尊敬它，他首先必须承认自己是这一学说的拥护者，在马克思学说中寻找攻击它的支撑点，并且宣称这种攻击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继续发展。因此，人们应当不为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揭露伯恩施坦的理论中隐藏着的内核，而这恰恰是我们党内广大的产业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理论上的争论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事，对于工人来说，没有别的侮辱和诽谤比这更大更令人愤慨了。拉萨尔曾经说过：只要科学和工人这两个社会中对立的两极结合起来，它们就会抡起自己钢铁般的双臂把一切文化障碍扫除干净。现代工人运动的全部力量就建立在理论认识上面。j]
        [但是]，认识这一点[在目前]对于工人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里谈论的问题正是他们和他们在运动中的影响问题，因为这里正是拿他们的生命去冒险。伯恩施坦从理论上表述的党内机会主义思潮不是别的，正是让那些参加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居上风，按他们的精神来改造党的实际工作和党的目的的一种不自觉的意图。社会改良和革命的问题，最终目的和运动的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就是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我们必须积极地、深入了解目前同机会主义的理论争论。只要理论认识仍然仅仅是党内少数“知识分子”的特权，那它就总是有走上歧路的危险。一旦广大工人群众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锐利的、可靠的武器，那么所有小资产阶级倾向，所有机会主义思潮就会化为乌有。那时运动也会立于可靠的、坚实的基地上。“群众会去做。”
罗莎．卢森堡
1899年4月18日于柏林]
 
        [由于党内同志的多次建议，我们将《莱比锡人民报》上刊载过的两组文章（第一组：第219—225期，1898年9月21—28日；第二组：第76—78期，1899年4月4—8日）以小册子形式重印出来。罗莎．卢森堡博士同志在这些文章中对伯恩施坦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原则的观点进行了详尽的批评。其中第一组文章已经售缺，这些批评应该以此形式同更大的读者见面，我们在附录中将卢森堡同样发表在《莱比锡人民报》（第42、43、44、47、和48期，1899年2月20、21、22、25和26日）上关于民军和军国主义的文章也一并收入，以作为认识实践中的机会主义思潮的必要部分。我们完全同意这个说明，也完全同意它对伯恩施坦文章的评论。
《莱比锡人民报》]
出版者前言j
        考虑到对早已售缺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书的大量需要，我们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二版。我们相信这样做可以适应特别是最近在党内明显兴起的理论问题的兴趣，因为这本书以简洁明瞭的形式论述了一系列具有长远意义的原则的和科学的问题。作者对这本书作了很多适时的小修改，我们征得作者的同意，除了反对伯恩施坦的论文以外，还增加了作者亲笔写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论述的都是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它们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样，读者可以在这本册子里看到从不同方面阐述的关于工资规律、危机、工会、合作社和社会改良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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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 本文以1899年《莱比锡人民报》出版的文本为基础。罗莎．卢森堡在1908年的新版本中所作的修改也包括在内。二版中补充的部分在脚注中加以说明，删去的部分用六角括号（[    ]）标明。二版将“引言”改为第一部分。“——1972年柏林德文版编者注（以下脚中二版改动部分一律不再标明1972年柏林德文版编者注——编者注
j 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问题》载于1896——1897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15年卷第1册第164—171、303—311、772—783页；第2册第100—107、138—143页——编者注
k 二版将删去的这名话改为“归根到底”。
j 参看费迪南德．拉萨尔《科学和工人》，《拉萨尔全集》1919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276页。——编者注
j 二版的前言。

第一部分ã
一   伯恩施坦的方法j
　
 
        如果说，理论是外在世界印在人类头脑中的反射k，那么，对于伯恩施坦的[最新]理论无论如何得加上一句——往往是颠倒了的反射。l伯恩施坦的理是在施杜姆—波扎多夫斯基时代m主张通过社会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英国机器制造工人失败n之后主张由工会监督生产过程的理论，是在萨克森已经修改了宪法o国会选举权遭到扼杀p之后主张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争取多数的理论！但是，伯恩施坦论述的重点，在我们看来，不是他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的见解，而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发展过程所说的话，当然，那些见解同这些话是有密切联系的。
        按照伯恩坦的看法，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而发生总崩溃，看来越来越来不可能了。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来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另一方面，生产越来越分化。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的适应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信用制度、企业主组织、交通和通讯工具的发展，普遍性危机消失了。第二，由于生产部产不断分化，也由于无产阶级中有一大批人提高到中间阶层的地位，中间阶层表现出顽强性。最后，第三，由于工会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提高了。
        由此可以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斗争得出一个一般结论；它的活动的方针不是去掌握国家政治权力，而是去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不是通过一次社会政治危机去实行社会主义，而是通过逐步扩大社会监督、逐步貫彻合作原则去实行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自己看不到他的议论中有什么新的东西，他倒以为这些议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些说法，同社会民主党迄今为止所采取的总的方针曾经j是一致的。可是，在我们看来，[如果人们更深入地考察一下他的观点的实质，那就]很难否认，它k实际上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路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如果说伯恩施坦的全部修正归结起来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比人们通常设想的要慢得多，那么，这实际上只是意味着把一貫人们所主张的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推迟一些，因而在实际上顶多能够得出斗争的速度应当放慢的结论。
        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伯恩施坦作为问题提出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本身，以及同这个发展进程有关的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问题。
        如果说，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将是一个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在这里把两个东西区别开来：其一，这里所包含的根本思想，其二，这些思想的外部形式。
        这里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由于自身的矛盾使时使机成熟起来，那时它将崩溃，它将干脆不可能生存。人们把这个时机设想成是一个普遍的、震动一切的商业危机的形式，是有他的充分的j理由的，但是，虽然如此，对于那个根本思想来说，这个形式总还是非本质的、次要的东西。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是以资本主义的三个后果为依根的：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这使它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第二是生产过程大踏步地走向社会化，这就替未来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坚实的出发点；第三是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力量k和阶级觉悟，这是即将来到的变革的积极因素。
        伯恩施坦所铲除的是上述科学社会主义基石中的第一个。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一个普遍的经济危机。
        但是，这样一来，他就不仅否定了资本主义灭亡的一定形式，而且也否定资本主义灭亡本身。他明确地说过：“可能有人回答说，我们就到当前社会的崩溃时，所想的不止是一次普遍的并且比以前更加猛烈的营业危机，也就是说，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的由于它本身的矛盾而引起的全面崩溃。”关于这一点他答复说“目前的生产制度几乎在同时完全崩溃，这件事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不是可能性更大了，而是可能性更小了，因为社会发展一方面提高了工业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或者与此同时）加深了工业的分化。”j
        如果是这样，那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究竟我们为什么能够和怎样能够达到我们的奋斗目标呢？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现出来的，也是无政府状态把这个制度赶进了一条死胡同。如果人们同意伯恩施坦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自己的灭亡，那么，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是客观上必然的事情了。于是，在作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依据的基石中，就只剩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另外两个后果，即社会化了的生产过程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这点，伯恩施坦也是看到了的，他说：“社会主义的思想界（在废除了崩溃论后——罗．卢．）决不会因此丧失丝毫说服力。因为仔细看来，我们上面列举的消除或限制旧危机的一切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全都同时也是生产和交换社会主义化的前提，一部分甚至是它的发端。”k
        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就可以证明这也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伯恩施坦把卡特尔、信用制度、交通工具的完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提高等当做资本主义的适应工具，这些现象的意义何在呢？显然是在于这些现象消除了或者甚至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防止了这些矛盾的展开和激化，由此可见，消除危机，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消除生产和交换之间的矛盾，而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提高，——部分作为工人阶级来提高，一部分上升到中间阶层，——就是指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的缓和。可是，既然卡特尔、信用制度、工会等等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因而使资本主义免于灭亡，把资本主义保存下来，——因此伯恩施坦才把它们称为“适应工具”，——那么，它们对于社会主义又怎么会同时表现为“前提，一部分甚至是发端”呢？显然，这是就它们更强烈地表现出生产的社会性这一点上说的。但是既然它们使生产的社会性保持在它的资本主义j形式上，那么反过来说，它们也就使社会化了的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同样程度上成为多余的了。因此，这些现象的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出发点和前提，只是从概念上说是如此，而不是从历史上说是如此。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我们知道这些现象是同社会主义有连带关系的，但是事实上它们不仅不会带来社会主义革命，反而把社会主义革命变成多余的了。这么一来，社会主义的依据就只剩下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觉悟也不是资本主义日益尖锐的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灭亡在精神上的简单反射k——因为这已经被适应工具防止了，——而只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的说服力是以它自己赋予社会主义的完美性为依据的。
        总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得到的是社会主义纲领的一个出于“纯知”的论据，即唯心的论据，而客观的必然性，即出于物质的社会发民展进程的论据，却消失了。伯恩施坦l理论面对着一个选择：“非此，即彼。“要末社会主义改造一如既往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m矛盾，那么，这个制度发展了，它的矛盾也就发展了，在某种形式上，在某一时候，崩溃就是结果。n如果是这样，那么”适应工具“也是无能为力的，而崩溃论是正确的。要末”适应工具“真是这样的东西，它们会防止o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因而使资本主义能够生存下去，使它的矛盾能够消除，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它就成为人们愿意它怎样就怎样的东西，唯独不是社会物质发展的结果。这个非此即彼的抉择归结起来是另一个：或者，伯恩施坦j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看法是对的，那么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空想，或者，社会主义不是空想，那么”适应工具“就必然站不住脚。问题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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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ã 这是对伯恩施坦发表在1896—1897年《新时代》上总标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论文的评论。——卢森堡注
j 二版改为“社会主义的方法”。
k 二版改为“反映”
l 二版改为“反映”
m 二版改为“在德国的社会改良已经长眠之后”。卡尔．施杜姆男爵为德国大工业家，德皇威廉二世的朋友，德国国家党的创造人和领袖；阿图尔．波扎多夫斯基──魏纳伯爵是1897—1907年间内务部国务大臣和副首相。他们都激烈反对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主张采用暴力镇压工人阶级。——编者注
n 1897年7月至1898年1月间，英国机器制造工人约七万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举行罢工。这次罢工尽管英国和德国工人给予强大的声援，仍然遭到了失败。——编者注
o 1896年3月27日萨克森实施选举邦议会下议院的反动的三级选举制。——编者注
p 见本卷第36页注1——编者注
j 二版将“曾经”删去。
k 二版改为“伯恩施坦的见解”。
j 二版改为“一定的”
k 二版改为“组织”
j 《新时代》（1898—1899年）第18期555页。——卢森堡注
k 《新时代》（1897—1898年）第18期第554页。——卢森堡注
j 二版未加着重号。
k 二版改为“反映”。
l 二版改“修正主义”。
m 二版改为“内在”。
n 二版在“结果”前面加“不可避免的”。
o 二版改为“‘适应工具’真正能够防止”。
j 二版式改为“修正主义”。

二   资本主义的适应
　
        在伯恩施坦看来，使资本主义经济能够适应的最重要的手段是信用制度、改善了的交通工具和企业的联合组织。
        先从信用说起，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多方面的职能，但是大家知道，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加生产力k的膨胀能力，充当交换的媒介和促进交换的进行。在资本主义生产要求无限扩张的内在倾向同资本主义的界限即私人资本的有限范围l发生冲突的地方，信用就插进来，作为用资本主义方式冲破这个界限的手段，把许多私人资本溶合成一个资本——股份公司，并让一个资本家能够支配别人的资本——工业信用。另一方面，信用作为商业作信用加速了商品交换，也就是说，加速了资本回到生产的时间，加速了生产过程的整个循环。信用的这两个职能对于危机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很容易看到的。既然，如大家所知道的，危机是从生产的膨胀能力和膨胀趋势n同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中产生的，那么，照上面所说的情况，信用恰恰是使这种矛盾尽可能经常发作m的特殊手段。首先，信用把生产的扩张能力提高到极大程度，造成使生产不断超越市场界限的内在动力。但它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如果它一度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召来了生产过剩，那么，在危机过程中，它又作为流通手段j把自己唤起的生产力更加彻底地摧毁掉。销路停滞的征候刚刚露出苗头，信用就紧缩了。在它不可缺少的地方却抛弃了交换，在它还存在的地方却证明自己不起作有和没有用处，因而在危机过程中，把消费能力缩减到最低限度。
        信用对于危机的形成，除了上述两个最重要的后果外，还有许多影响。信用不仅向资本家提供了支配别人资本的技术手段，而且同时刺激资本家肆无忌惮地利用别人的财产，也就是说，去进行大胆的投机。它不仅作为不讲信义的流通手段k使危机尖锐化，而且也使危机容易发生和扩大，因为信用把整个流通l变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和人为的机构，只用最低限度的金属货币作为现实的基础，因而一个小小的刺激就会引起混乱。
        可见，信用根本不是排除危机的手段，也不是哪怕减轻危机的手段，恰恰相反，它对于危机的形成倒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因素。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信用的特殊职能一般地说不外是消除一切资本主义关系中的稳定性m的残余，处处灌输最大可能的弹性，把一切资本主义的能力n变成高度能够扩展的、相互关联的、敏感的能力。因此，危机这个无非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互相对抗的能力o的周期冲击p，只能因信用而易于发生和加深，这是非常明显的事。
        这同时也把我们引到另一个问题一来了。信用一般说来怎样才能表现为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呢？通过信用来达到“适应”，不论从什么方面和用什么形式来设想，它的本质显然只能是平衡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对立关系，消除或缓和它的某种矛盾，因而在某一点上把束缚住的力量解放出来。可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有一种手段可以使它的一切矛盾发展到极端的话，这恰恰就是信用。信用加剧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矛盾。因为它使生产变得极度紧张，而使交换稍为遇到什么情况就陷于瘫痪。信用加剧了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生产脱离所有权，因为它使生产中的资本变成社会的资本，而利润j则采取了纯粹资本利息的形式k，也就是说，，变成了纯粹的财产权名目。信用加剧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为它通过强力剥夺许多小资本家的办法把巨大的生产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信用加剧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的私有性l之间矛盾，因为它使国家于预生产（股份公司）成为必需。
        总而言之，信用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主要矛盾复制出来，把它们引向荒廖绝伦的地步m，[它也暴露出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不足，]加快了它走向自己灭亡（崩溃）的速度n。因此，在信用方面替资本主义寻找的第一个适应手段应当是废除信用，撤消信用。象这样的信用，决不是一个适应手段，而是具有高度革命作用的革命手段。正是信用的这种革命的、超越资本主义本身的性质，迷惑人们去制定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改良方案，使主张信用o的一些伟大代表，如马克思所说的，变成一半是预言家，一半是无赖j。
        经过仔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二个“适应手段”——企业主联合组织同样也是没有根据的k。在伯恩施坦看来，这些组织通过对生产进行调整可以结束无政府状态，防止危机。当然，只有当卡特尔、托拉斯等变成近乎包罗一切、居于支配生产地位的生产形式的时候，才说得上通过企业主联合组织防止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l但是，卡特尔本身的性质排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企业主联合组织的最终经济目的和作用，就是在一个部门内部消灭在分配世界市场利润方面的竞争，以便提高这个工业部门在世界市场上所得的份额。而这种组织要提高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就只有牺牲别的部门的利益。因此，它恰恰不能成为普遍性的组织。如果它扩展到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它的作用也就消失了。
        然而，企业主联合组织即使在它实际实现m的范围内所起的作用，也是同消除工业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的。卡特尔为了在国内市场达到上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通常用那部分为满足国内需求还用还用不上的闲置资本为国外生产，所要求的利润率要低得多。n结果，在国外竞争加剧，在世界市场上出现更大的无政府状态。就是说，同愿望恰恰相反，在这方面，国际制糖业目前的状况o就是一个例子。
        最后，整个说来，企业主联合组织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只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一定阶段。的确是这样！归根到底，卡特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手段，是用来制止某些生产部门中利润率的致命下降的。但是，卡特尔究竟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从根本上来说，不过是把一部分积累起来的资本闲置起来，使用的方法同危机时是一样的，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但是，这种药方和疾病就象两滴水那样相似，j只能到一定时期用来治疗小病。当销售市场开始紧缩的时候k（不可否认，这样的时机迟早会来到），把一部分资本强行闲置起来的情况就会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使药物转化为疾病，使已经被这些组织大大社会化了的资本又重新变成了私人资本。尽管在销售市场上为自己寻找一个小小的地盘的可能性日益减少，每个私人资，本部分宁愿凭自己的本领去碰碰运气。到那时候，这些组织必然同肥皂泡一样破灭，而让位于大大加强了的自由竞争。l
        因此，整个说来，卡特尔同信用一样，也是一定的发展阶段，它们归根到底只能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更为加剧，使它的一切内在j矛盾暴露出来并趋于成熟。它们使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因为它们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斗争推到了极端。k其次它们使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因为它们使组织起来的资本的优势力量l同工人阶级对立起来，因而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以最尖锐的方式加剧起来m
        最后，它们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国际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因为它们使普遍的关税战争成为必然伴随的现象，因而使各个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n达到极端。o此外，卡特尔对于生产集中和技术改进等还有直接的、非常革命的作用。
        因此，从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作用来看，卡特尔p不仅不是消除资本主义矛盾的“适应手段”，而恰恰是资本主义自己造成的加剧它固有的无政府状态、暴露它内含的矛盾、加速它灭亡的一个手段。
        但是，如果说，信用制度、卡特尔这一类的手段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那怎么会二十年以来没有发生普遍的商业危机呢？q难道这不是一个标志，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少在主要方面实际上“适应”着社会的需要，而马克思所作的分析已经过时了吗？r[我们相信，目前世界市场上的平静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
        人们习惯于把迄今为止发生的巨大的商业危机看作是马克思用图式分析的资本主义的旧危机。这种图式的最好的证明似乎是大约十年一人生产周期。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误解。假如人们仔细考察一下迄今发生的一切巨大的国际性危机的各自不同的原因，他们就会相信，它们全部都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年老体弱的表现，倒不如说是表明它正处在幼年时期的表现。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会立刻明白，在1825年、1836年和1847年，资本主义不可能造成象马克思的图式所描绘的那种周期性的、从完全成熟状态中产生的生产力同市场界限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因为那时资本主义在大多数国家正处在襁褓之中。]实际上，1825年的危机是大规模投资修筑道路、开凿运河和开设煤气厂的结果。这些事情和危机一样，主要是前十年间发生在英国。接着而来的1836—1839年的危机，同样是大量投资兴建运输工具的结果。1847年的危机，大家知道，是英国狂热地建筑铁路引起的（1844—1847年，也就是说，在三年期间，议会准许签订建筑铁路租让合同价值约达十五亿泰勒！）因此，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危机都是由于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从新建立社会经济s、为资本主义发展奠定新基础引起的。1857年危机的发生是由于欧洲工业突然开辟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新的销售市场，而这又是因为发现了金矿，在法国尤其是因为了追随英国的足迹大规模地兴建铁路（1852—1856年法国兴建了新铁路价值约十二亿五千万法郎）。最后，1873年的大危机j，大家知道，是德国和奥地利开办大工业的直接后果，是这种大工业在1866年和1871年k的政治事变之后第一次获得迅猛发展的直接后果。
        因此，到现在为止，引起商业危机的原因，每一次都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范围的突然扩大，而不是因为它的活动范围的缩小，也不是因为它的力量已经用尽，所以到目前为止发生的国际性危机十年一个周期，这纯粹是表面的、偶然的现象l。马克思关于危机形成的图式，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m提出的图式，之所以适用于迄今为止的危机，只是因为它揭示了一切危机的内在结构和它们的深刻的一般原因。n[但是，整个说来，这个图式更为适合于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里世界市场被设想为现实的东西。只有这样，危机才能采用那种机械的方式重复发生，这种危机，正如马克思的分析中所设想的，产生于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的内在的、固有的运动，而不是由生产关系或交换关系中发生突然震动的外部原因引起的。如果我们想一想目前的经济状况，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承认，我们还没有达到象马克思的图式中所设想的那种发生周期性危机的资本主义成熟阶段。世界市场仍然处在发展中。德国和奥地利在七十年代才进入真正大工业生产阶段；俄国是在八十的代；法国到现在大部分还处于小规模生产阶段；巴尔干各国相当大的一部分甚至还没有摆脱了自然经济枷锁；只是到了八十年代，美洲、澳大利亚和非洲才同欧洲进行大规模的、经常的商品交换。因此，一方面，我们已经摆设了到七十年代为止周期性出现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经济新领域进行的突然的、跳跃式的开拓，摆脱了随之而来的先前的危机，即所谓的年青的危机。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世界市场的发展和力量消耗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以致生产力同市场的框框将发生致命的周期性的冲撞，即发生资本主义的老年危机。我们正处在危机不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而来的阶段，而且也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衰退而来的阶段。这种过渡时期的特征也就是二十年来一般表现出来的营业不景气过程，即短期的繁荣同长期的萧条交替出现。
        但是，我们正在不停顿地接近于末日的开端即资本主义最后危机时期这一点，恰恰是从暂时规定危机还没到来的那些现象中产生的。如果世界市场基本上已经饱和，不再可能由于突然的扩充而扩大，同时劳动生产率又在不可遏止地大幅度提高，那么，生产力同交换的界限之间的冲突迟早就会到来，而且这种冲突由于反复发生会变得更尖锐、更加猛烈。如果有什么东西特别适合于使我们接近这个时期，能够迅速建立世界市场，又能很快使它力量耗尽，那么这恰恰是伯恩施坦的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所依据的那些现象——信用制度和企业主联合组织。]资本主义生产能够使自己“适应”交换这个假设j，以下述两种情况之一为前提：或者，世界市场不受限制地扩大以至无穷无尽，或者恰恰相反，生产力的增长受到阻碍，以致不会超出市场的框框。前者在物理上不可能，后者违反了这一事实，即技术革命正在一切生产部门一步一步地前进，每天都在唤起新的生产力。
        在伯恩施坦看来，还有一个现象是同上面指出过的资本主义事物发展进程相矛盾的，这就是他向我们指出的中等企业这个“几乎不可动摇的密集队伍”。他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标志，即工业的发展并不象按照“崩溃论”所应该期望的那样，起那么革命的和集中的作用。然而，他在这里做了自己错误理解的牺牲品。如果人们以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中等企业就会逐步从地面上消失，那么，这实际上是把大工业的发展完全误解了。
        小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过程中恰恰起着技术革命的作用k。而且这种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旧的、稳固的、深深扎了根的部门应用新的生产方法：另一方面，建立一些新的、还没有被大资本所利用的生产部门。说什么资本主义中等企业的发展l是沿着直线逐步走向灭亡的，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实际发展过程在这也是纯粹辩证的，是在矛盾中不断运动着的。资本主义的中间阶层，和工人阶级一样，也处在两种对立趋势的影响之下。一种是提高它的趋势，一种是压低它的趋势。压低的趋势表现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周期性地超过中等资本的生产力m，因而中等资本一再被抛到竞争之外。提高的趋势表现在：现存资本的周期贬值使生产规模——就最低限度必需的资本的价值来说——在一定时候一再缩小。此外，也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进入新的领域。我们不能把中等企业同大资本的斗争想得和正规战争一样，在这里，军队中较弱的一方是直接在数量上日益减少的。也可以说是象割草，小资本被周期性地割短，而后它很快又长高，让大资本用镰刀来再割。这两种趋势好比在玩抓皮球的游戏，资本主义的中间阶层是个皮球，结果同工人阶级的发展相反，最后总是压低[它的]趋势取得胜利。但是，这不一定表现为中等企业的绝对数量减少，而是表现在：第一，在旧的工业部门中，企业所必需的j最低限度的资本额逐渐增加了；第二，小资本独立地利用新工业部门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因此，就个别小资本来说，生存期间越来越短，生产方法和投资方式的变动越来越快，就整个阶级来说，社会代谢越来越快。
        上面说的这一点，伯恩施坦知道得很清楚，他本人就确认过。但是，他似乎忘记了，这也就构成了资本主义中等企业发展k的规律本身。小资本既然是技术进步的先锋，而技术进步又是资本主义经济生命攸关的脉搏，那么，小资本显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分离的伴随现象，它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中等企业的逐步消失（在伯恩施坦所指的统计上的绝对总数的意义上）并不象伯恩施坦所认为的那样，表示资本主义的革命发展进程，恰恰相反，它表示资本主义的发展停滞了，昏昏入睡了。“利润率即资本的相对增长率，对一切新的独立形成的资本嫩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只要资本的形成仅仅发生在某些。。。。。。极少数现成的大资本手中，使生产活跃的火焰就会熄灭。生产就会进入睡眠状态。”l
        [总之，伯恩施坦的适应手段被证明是毫无效用的，他认为是适应的征候的那些现象应当归之于完全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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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二版改为“生产”。
l 二版改为“扩张能力”。
n 二版改为“规模”。
m 二版改为“扩张能力和扩张趋势”。
j 二版改为“商品交换的媒介”。
k 二版改为“商品交换的不讲信义的手段”。
l 二版改为“交换”。
m 二改为“固定性。”
n 二版改为“力量”。
o 二版改为“力量”。
p 二版改为“冲突”。
j 二版改为“利润的一部分”。
k 二版改为“采取了资本利息的形式”。
l 二版改为“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m 二版改为“推动它们达到极端”。
n 二版改为“过程”。
o 二版在“主张信用”之前加了“象法国的伊萨克．贝列拉这样的”。
j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9页。——编者注
k 二版改为“站不住脚的”。
l 二版在“只有当卡特尔。。。。。。前面增加了一段话：”从卡特尔和托拉斯多方面的经济作用有来观察它们的发展，这还是一个没有被人们研究过的现象。这还是一个问题，只有运用马克思的学说才能解决。但是无论如何下述一点还是明的“。
m 二版改为“应用”
n 二版在这句话后加了“就是说，它的商品在国外销售时价格比国内低得多”。
o 二版改为“国际制糖业的历史”。
j 二版改为“一模一样”。
k 二版改为“当世界市场发展到极限，其地盘已被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各国占满，因而销售市场开始紧缩的时候”。
l 二版式在这里加了这样一个注：恩格斯在1894年给《资本论》第3卷写的一个脚注中说：“自从写了上面这段话以来（1865年），由于一切文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的迅速的发展，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了。迅速而巨大地膨胀起来的现代生产力，一天比一天厉害地超出了它们应当在其中运动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的范围——这个事实，资本家本人今天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下述两种征兆中。第一，普遍实行保护关税的新狂热。这种保护关税和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区别特别表现在：它保护得最多的恰好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第二，整个大生产部门的工厂主组成卡特尔（托拉斯），其目的是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不言而喻，这种试验只有在经济气候比较有利的时候才能进行。风暴一到来，它们就会被抛弃，并且会证明，虽然生产需要调节，但是负有这个使命的，肯定不是资本家阶级。在此期间，这种卡特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小资本家比以前更快的被大资本家吃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7—138页。
j 二版改为“内部”。
k 二版式在这句之后增加“就象我们特别是在美国所看到的那样”。
l 二版在这里插入“以最残酷的方式”。
m 二版改为“达到了极端”。
n 二版改为“对立”。
o 二版全句改为“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推到顶端”。
p 二版加了“和托拉斯”。
q 二版改为“怎么会从1873年以来20年之久我们没有看到普遍的商业危机呢？”。
r 二版在这句话后面增加了这样一段话：“答案紧跟着问题。伯恩施坦在1898年刚刚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当作废物抛掉，1900年就爆发了一个普遍性的剧烈的危机，而在七年之后即1907年，一个新的危机又从美国出发扩展到世界市场。因此，资本主义“适应”论早已被响亮的事实驳倒。同时这也证明，有些人只因为看到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两次似乎到了‘支付日期’而没有兑现就放弃了这个理论，他们把这个理论的核心同这个理论在形式上的非本质的表面的细节即十年一个周期混为一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60年代和70年代把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危机的周期定为十年，这只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这个事实并不是依据什么自然规律，而是依据同年青的资本主义的作用范围的跳跃式的扩展联系着的一系列确定的历史情况。
s 二版将“社会经济”改为“资本的经济”
j 1873年的公司倒闭导致了当时德国十九世纪最严重的周期性产生过剩危机，这一危机是由于1871年德国统一后在经济迅猛发展的高潮中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不成比例的发展造成的。——编者注
k 1866年6月15—8月23日奥地利为取得在德国的统治而发动的反对普鲁士的战争的失败，表明在由反动的普鲁士自下而上统一德国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最重要的阶段。战争的结局建立了南德意志联邦。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宣布成立，结束了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行动。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成为德皇。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由最反动的、最富于侵略性的阶级即容克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编者注
l 二版这句话改为“至于那些国际性的危机恰恰都是十年重复一次，其本身纯粹是表面的、偶然的现象”。
m 二版改为“第1卷和第3卷”。
n 二版改为“适用于一切危机，只是因为它揭示了它们的内在结构和它们的深刻的一般原因”。在这句话之后还增加这样一段话：“而不管这些危机是十年一次、五年一次，还是交替出现，每二十年和八年一次。但是，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伯恩施坦的理论缺乏根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最近的1907—1908年的危机恰恰在有名的资本主义”适应手段“——信用、通迅和托拉斯——最发达的国家闹得最凶”。
j 二版在这句话前加了“一般说来”。
k 二版改为“恰恰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起着技术革命的先锋作用”。
l 二版改为：历史“。
m 二版改为“范围”。
j 二版改为“企业生存所必需的”。
k 二版改为“运动”。
l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册第241页。——卢森堡注

三   通过社会改良实行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否定了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的“崩溃论”。那么，按照“资本主义的适应论”的观点来看，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伯恩施坦的答复只是一种暗示，试图按照伯恩施坦的思想详细论述这个总问题的是康拉德．施米特j。按照他的说法，“为社会改良而进行的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将带来“对生产条件的日益加强的社会监督”，通过立法“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权力，把他们一步一步降到管理者的地位”，直到最后，“资本家看到自己的财产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价值了，就可以清除脆弱不堪的资本家领导和管理生产的职务”，这样，社会主义企业就可以最终建立起来。
        可见，工会、社会改良，还有伯恩施坦补充的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这就是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手段。
        我们先从工会谈起。工会最重要的职能（伯恩施坦自己七年前k就在《新时代》上解释过，没有人比他解释得更好）l在于它是站在工人一边实现资本主义工资规律即按照劳动力当时的市场价格出卖劳动力的手段。工会给无产阶级提供的服务就在于使无产阶级能够随时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市场的行情。这种行情本身包括：一方面是由生产情况决定的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无产阶级化j和自然繁殖造成的劳动力k的供给；最后，还有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但是，这一切都处在工会的影响范围之外。因此，工会不能消灭工资规律。工会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让资本主义剥削在当时“正常”的界限内进行，但决不能取消这种剥削，哪怕是逐步地取消也做不到。
        当然，康拉德．施米特把现在的工会运动看作“软弱的开始阶段”，他相信将来“工会对生产本身的调节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生产调节一词，人们只能有两种理解：第一是参与生产过程的技术方面，第二是决定生产本身的范围。在这两个问题上，工会的作用会具有什么性质呢？显然，在生产的技术方面，[单个]资本家的利益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是完全l一致的。正是他们的急需推动他们去改进技术。相反，单个工人的立场却是直接对立的：任何技术由于会使劳动力的价值贬值，m所以它同它直接涉及的工人的利益是矛盾的，会直接恶化工人的状况。既然工会可以参与生产技术方面，那么很明显，它的参与只能在后一意义上，即代表直接有关的单个工人集团的利益来行动，这也就是反对革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就不是代表整个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利益来行动，因为这些利益同技术进步，也就同单个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恰恰相反，工会的行动是反动的。事实上，对于在生产的技术方面去发生影响的企图，我们不是要到康拉德．施米特所追求的未来去寻找，而是要到工会运动的过去去寻找。这种企图标志着英国工联主义的旧阶段（到六十年代为止），那时，英国工联主义还同中世纪行会的传统联系着，典型地表现在它遵循“相应劳动的获得权”j这个已经过时的原则。由工会决定生产范围和商品价格的企图，倒是最近出现的新现象k。我们最近才看到有这种企图出现，而且又是在英国l。但是，这些企图按其性质和趋势同上面谈的具有同样的价值。那么，工会积极参加决定商品生产的范围和价格归结起来应当是什么呢？那就是工人同企业主结成卡特尔反对消费者，并且采取强制措施来反对与之竞争的企业主，这些措施同普通的企业主联合组织采取的方法相比也毫不逊色。从根本上说，这已经不再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斗争，而是资本和劳动力团结一致同消费社会斗争。从它的社会价值来看，这是一种反动的开端，不能构成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阶段，倒不如就恰恰代表了阶级斗争的反面。从它的实践价值来看，这是一种空想，稍微思索一下就可证明，它决不可能扩展到较大的和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一些部门中去。
        因此，工会的活动主要限于进行工资斗争和缩短劳动时间，也就是说，仅仅限于根据市场状况来调节资本主义剥削。至于影响生产过程，按照事物的本质来看，这仍然是工会不可能做到的。不仅如此，工会发展的整个进程的方向同康拉德．施米特设想的恰恰相反，是要使劳动市场完全脱离同其他商品市场的任何直接关系。这方面最典型的事实是，通过浮动工资表制度使劳动合同一般生产状况至少消极地直接联系起来的企图，现在已经落到事物发展的后面了，英国工联越来越躲避这种作法m。
        但是，就在工会运动事实上起作用的范围之内，它也不象资本适应论所设想的那样可以无限制地扩展。完全相反•！如果从社会发展较大范围着眼，我们就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就是总的说来，我们面临的不是工会运动走向强大高潮的时代，而是工会运动走向没落的时代j。如果工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顶点，资本在世界市场上开始走“下坡路”，那么工会斗争还会加倍困难：第一，对于劳动力来说，客观的市场面情况恶化了，因为同现在的情况相比，需求增加得要慢，而供给增加得要快。第二，资本本身为了弥补世界市场上的损失会夺回k已经归工人的那部分产品。降低工资不正是阻止利润率下降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吗l！英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正在开始的工会运动的第二阶段的图景。在这里，工会运动不得不日益单纯地保护既得的成果，并且连做这件事也越来越困难。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事物的一般进程。而在这一进程的另一方面和同它相关联的东西m必然是政治的和社会的阶级斗争的高涨。
        在社会改良问题上，康拉德．施米特同样犯了颠倒历史前景的错误。他相信社会改良“同工会组织携起手来给资本家阶级订出条件，根据这些条件才能利用劳动力”。在这样理解社会改良的意义上，伯恩施坦称工厂立法是一部分“社会监督”，既然是一部分“社会监督”，因而也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康拉德．施米特在谈到国家的劳动保护的地方，总是使用“社会监督”一词，他既然这样巧妙地把国家变成了社会，他也就可以敢于补充一句：“这就是上升着的工人阶级”；通过这样的手法，德国联邦议会通过的无辜的劳动保护条例就一变而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过渡措施了。
        这里的欺骗手法是一望而知的。今于的国家恰恰不是“上升着的工人阶级”意义上的“社会”，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即阶级国家。因此，它所安排的社会改良也不是一种“社会监督”，也就是说，不是自由劳动着的社会对自己的劳动过程的监督，而是资本的阶级组织对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监督。因此，在这里，资本的利益，也就是社会改良的自然界限。当然，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在这方面现在也仅仅是看到“软弱的开始阶段”，相信将来有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无限高涨的社会改良。可是，这样一来，他就犯了同他们设想工会运动始终高涨j一样的错误。
        通过社会改良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以一定的客观发展为先决条件的，这里既包括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发展，也包括国家的发展，这是这个理论的重点所在。关于前者，康拉德．施米特设想的未来发展的图式是：“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权力，把他们一步步地降到管理者的地位”。他看到生产资料似乎不可能一下子突然剥夺，就准备了一个逐步剥夺的理论。为此，他想出了一个必需的条件，就是把所有权分为“最高所有权”和使用权。“最高所用权”赋予“社会”，他希望它不断扩大。使用权留在资本家手中使之日益缩小为单纯的管理权k。这种想法要末是一种无害的文字游戏，不值得认真去考虑，这样，逐步剥夺论就仍然是毫无根据的。要末它是一个关于权利发展的严肃图式，那它就是完全错误的。把所有权分割为包含在其中的各种权限（康拉德．施米特在这里给“逐步剥夺”论找了个藏身之所），是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在这里，生产物在不同社会阶级中的分配是采取实物形式，并且根据身份关系l来进行。在这里，把所有权分割为各种不同的部分m，反映了事先决定的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的组织工作。随着过渡到商品生产，随着参加社会产生过程的人们之间的一切身份联系的消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私有制）反倒巩固起来了。由于分配不再是通过身份关系，而是通过交换来实现，所以对于参加社会财富的各种权利的计算，就不再是靠分割一个共同对象的所有权，而是靠各人带到市场一来的价值。随着中世纪城市公社中商品生产的兴起，出现了权利关系的第一次突变，在所有权处于分割状态的封建权利关系的娘胎里，培植了绝对的、排他的私有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种发展在继续进行j。生产过程越是社会化，分配过程就越是建立在纯粹交换基础上，私有制k就越是神圣不可侵犯和具有排他性。l当资本家还是自己领导工厂的时候，分配总还在一定程度上同本人参加生产过程有联系。随着厂主的亲自领导日益变成多余，而且在股份公司中已成为事实，资本所有权作为在分配中提出要求的名目就完全同生产中的个人关系相脱离m，以最纯粹的、排他的形式出现。在股份资本和工业信用资本的形式中，资本主义所有权才达到充分成熟的地步。
        康拉德．施米特关于历史的图式n，即“从所有者到单纯的管理者”，是颠倒了的实际发展。这种发展正相反，从所有者兼管理者到单纯的所有者。在这里，歌德的诗句用在康拉德．施米特身上是很恰当的：
        抓在手上的，看起来恍恍忽忽，
        早已消失的，对他倒真真实实。
        从经济方面看，他的历史图式是人现代股份公司退到手工工场，甚至退到手工作坊。从法律上看也是一样，是想从资本主义世界缩到封建自然经济的蛋壳中去。
        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个“社会监督”也就同康拉德．施米特看到的不一样了。今天当作“社会监督”起作用的，如劳动保护、对股份公司的监督等等，实际上同所有权的一份，同“最高所有权”毫无共同之处。它们的活动不是对资本主义所有权进行限制，相反倒是对它实行保护。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它们不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干涉，而是对这种剥削的一种调节、安排。如果伯恩施坦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工厂法中是否或多或少藏着一些社会主义，那我们可以回答他说，在市参议会关于清扫街道和点燃汽灯的规定中有多少“社会监督”，在最好的工厂法中也就藏着多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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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1898年2月20日《前进报》学术副刊。伯恩施坦对于《前进报》关于他的观点的评论，连一句不同意的话都没有说，因此，我们更相信应当把康拉德．施米特的说明同伯恩施坦的说明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了。——卢森堡注
k 二版改为“伯恩施坦自己在1891年”。
l 伯恩施坦《关于铁的工资规律问题》第四节，结束语。载于《新时代》1890—1891年第9年卷第1册第600—605页。——编者注
j 二版改为“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
k 二版改为“工人阶级劳动力”。
l 二版改为“在一定范围内”。
m 二版在这句话之后加了“使劳动更紧张，更单调，更繁重。”
j 维伯《工会的理论和实践》第2卷第100页以下。——卢森堡注
k 二版改为“一种新现象”
l 维伯《工会的理论和实践》第2卷第115页以下。——卢森堡注
m 同上
j 二版改为“不是工会运动胜利发展势力的时代，而是工会运动困难增加的时代”。
k 二版在“夺回”前加了“越来越顽固地”。
l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16页。——卢森堡注
m 二版改为“在这一进程的背面”。
j 二版改为“工会运动的力量的无限发展”。
k 二版改为“对他的企业的单纯管理权”。
l 二版改为“领主和臣属之间的身份关系”。
m 二版改为“各种不同的局部权利”。
j 二版改为“继续前进”。
k 二版在“私有制”前加了“资本主义”。
l 二版在这句话之后补了一句话：“资本所有权就越是从一个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变成纯粹占有别人劳动的权利”。
m 二版改为“完全同个人与生产的关系相脱离”。
n 二版改为“象康拉德．施米特所描绘的资本家历史发展的图式”。

四  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
 
        在伯恩施坦看来，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前提是国家发展成为社会。今天的国家是阶级国家，这已经是常识。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命题与资本主义社会有关的所有一切命题一样，不能固定地、绝对地去理解，而要在流动的发展中去理解。
        随着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胜利，国家就成了资产阶级国家。当然，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使国家的本质有了重大的改变，因为它不断扩大国家的作用范围，不断赋予国家新的职能，特别是经济生活方面使国家的干预和监督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它为将来的国家同社会的溶合，即所谓国家职能归还社会逐渐准备了条件。从这一角度也可以说资产阶级国家在向社会发展。马克思曾经说过劳动保护是“社会”对于它社会生活过程的第一次有意识的干预，伯恩施坦也引过这句话，毫无疑问，这句话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这一发展，国家的本质发生了另一种变化。首先，今天的国家是属于统地位的资本家阶级的组织j。如果国家为了社会发展的利益担负了各种具有共同利益的职能，那只是因为这些利益和社会发展同整个统治阶级的一般利益是相符合的。而只有在这个限度内，国家才能担负这样的职能。例如，劳动保护对于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来说，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一样，都是同样有直接的利益。但是，这种协调只继续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为止。如果发展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同经济进化k的利益甚至在资本主义意义上也开始分离了。我们相信这一阶段已经到了，这一点表现在今天社会生活的两个极重要的现象上：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经起过不可缺少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起过进步的、革命的作用。在一些国家里，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大工业的兴起是不可能的。l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m[在一切最重要的国家，特别是恰恰在那些极力推行关税政策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的水平几乎是一样的。]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从经济的观点来看，究竟德国向英国多出口商品还是英国向德国多出口商品，都是一样的。从这一发展的观点出发，摩尔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可以走了。而且他必须n走了。现在各工业部门是互相依赖的，对某些产品征收关税，就会抬高国内其他商品的生产价值，也就是说，工业发展又受到束缚。但是，从资本家阶级利益的观点来看，就不是这样了。工业为了自己的发展不需要关税保护，但企业主却需要关税来保护他们的销售。这就是说，关税在今天已经不再是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对抗更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保护手段，而是成了一个民族资本集团用来反对另一个民族资本集团的斗争手段。其次，关税作为形成和征服国内市场的工业保护手段已经不再有必要了，它倒成为工业卡特尔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也就是说，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者同消费者的社会进行斗争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最后，最鲜明地表现出今天关税政策特征的事实的，现在在关税政策中到处决定作用的根本不是工业，而是农业，也就是说，关税政策已经变成将封建利益注入资本主义形式并且用来表现封建利益的手段了。
        军国主义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如果我们不是用本来可以怎样或应该怎样的眼光看历史，而是根据它事实上怎样来看历史，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战争曾经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美国和德国、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俄国和波兰，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从战争中获得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或推动的，不管它们胜利或失败，情况都一样。只要有这样的国家，其国内还有分裂状态或者自然经济的闭塞状态需要克服，军国主义也就是起着资本主义意义上的革命作用。今天这方面的情况也不同了。[军国主义已经不再有地盘为资本主义开拓了。]如果中国已经成为可怕的冲突舞台，那么，问题与其说在于为欧洲资本主义开拓中国，不如说在于把现成的欧洲对立移植到中国并在中国土地上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而已。j今天无论在欧洲或世界其他部分，手持武器互相对抗的，不是一方是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是自然经济的国家，而恰恰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达到同样高的水平而迫使发生冲突的那些国家。对于这种发展本身来说，这一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就自然只能具有致命的意义，因为它将[在这一次完全无目的地]给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带来深刻的震动和变革。但是，从资本家阶级的观点来看，事情并非如此。今天，军国主义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正在竞争的“民族”利益反对其他民族集团的斗争手段；第二，它无论对于金融资本或工业资本都是最重要的投资形式；第三，它是用来反对劳动人民的国内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切利益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本身j是毫无关系的。而最好地暴露今天军国主义的这一特殊性质的，首先是军国主义在一切国家中因竞赛而普遍高涨，即所谓受本身内在的机械动力的推动而普遍高涨。这是一、二十年前还没有的现象。其次是日益临近的爆发的不可避免的性质，命定的性质，但同时它的原因、首先涉及的国家、争执的对象及其他说情却还完全不能确定，军国主义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发动机k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疾病。
        在前面所说的社会发展同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冲突中，国家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国家同资产阶级一样，在政策上同社会发展处于对立的地位，因而它日益丧失整个社会代表的性质，在同一程度上，它日益变成纯粹的阶级国家，或者说得确切些，国家的两种特性彼此分离了，矛盾尖锐化了，日益发展成为国家本质内部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将越来越尖锐化。因为，一方面，国家的一般职能、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国家对社会生活的“监督”增长了。但是，另一方面，它的阶级性质总是迫使它把它的活动重点和力量手段放在只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有用而对社会只有消极意义的领域，即放在军国主义、关税政策和殖民政策上。其次，由于这种情况，它的“社会监督”也就越来越为阶级性质所渗透和支配（可以看看[除英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劳动保护措施）。
        上面所说的国家本质方面的变动，同伯恩施坦当作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手段的民主主义并不矛盾，不如说，倒是完全符合的。
        康拉德．施米特说过，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甚至是社会的这种逐步社会化的直接道路。毫无疑问，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是最清楚地表明国家向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在这个限度内，它构成了走向社会主义变革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上面描述过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中的那种矛盾却极其鲜明地表现在现代民主制j中。固然，从形式上看，民主制k是用来在国家组织中表现整个社会的利益的。但是，另一方面，它所表现的仍然只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利益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因此，就形式说是民主组织，就内容说变成了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这上点极其明显地表现在下述事实上；只要民主制一有否定阶级性质、变成事实上的人民利益工具的倾向，民主形式本身就会被资产阶级和它的国家代表所牺牲。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的思想就是一种盘算l，只考虑到民主的形式上的一面，而完全忽视了它的另一面即它的实在内容。民主制m整个说来不象伯恩施坦所设想的那样，是逐渐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直接的社会主义因素，相反，它是使资本主义的对立趋于成熟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特殊手段j
        由于国家的这种客观发展，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关于“社会监督”的发展会直接带来社会主义的信条，就成了与现实日益矛盾的空话。
        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归结起来就是逐步[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方向]k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改良。可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客观进程，这两者恰恰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生产过程越来越社会化，而国家对这个生产过程的干预和监督越来越广泛。但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越来越牢固和不可侵犯l，国家监督越来越为排他的阶级利益所渗透。因此，国家即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和所有权关系即资本主义的权利组织，随着发展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的，而是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的。它们向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了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
        傅立叶想用他的法伦斯泰尔m制度把地上的海水[一下子]变成柠檬汁，真是异想天开。但是，伯恩施坦想把资本主义的苦难的海洋加进一瓶社会改良的柠檬汁就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的甜蜜的海洋，这种想法不仅更荒唐，其异想天开的程度也毫无逊色。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走向社会主义，而它的政治关系和权利关系则相反，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之间筑起了一堵越来越高的墙。这堵墙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是打不通的，相反，它会因此更高更牢固n。要打垮这堵墙，只有靠革命的铁锺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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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二版改为“一个组织”。
k 二版改为“经济进步的利益”。
l 二版改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m 二版在这句话后面增加了一段话：“今天，保护关税不是用来扶植年轻工业使其成长，而是用来人为地保持过时的生产形式”。
n 二版“必须”加了着重号。
j 二版改为“如果世界政策已经变成可怕的冲突舞台，那么，问题与其说在于为资本主义开拓新的国家，不如说在于把现成的欧洲对立移植到世界其他部分并在那里暴露出来而已”。
j 二版改为“同资本主义方式进步本身”。
k 二版改为“动力”。
j 二版改为“现代议会制”。
k 二版改为“议会制”。
l 二版在“一种盘算”前加了“完全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精神作出的”。
m 二版改为“议会制”。
j 二版改为“资产阶级阶级国家的一种特殊手段”。
k 二版改为“以社会主义精神”。
l 二版改为“越来越变成对别人劳动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
m 按照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这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工作和居住的地方。——编者注
n 二版改为“更牢固更结实“。

五   理论j的实际结论和一般性质
 
        我们在第一部分k想说明，伯恩施坦的理论是要把社会主义纲领从物质基础上举起来放到唯心主义基础上去。这是涉及理论根据的问题。那么这个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又是怎样的呢？最初看来，在形式上它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迄今为止的通常的实际工作并无区别。工会、争取社会改良和政治设施民主化的斗争，这也就是通常构成社会民主党活动内容l的东西。因此，区别不在干什么，而在于怎么干。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被看作是逐步引导和教育无产阶级走向夺取政权的手段。按照伯恩施坦m的见解，既然夺取政权没不可能、没有益处，这种斗争应该只是为了取得直接的结果，也就是说，为了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为了逐步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和扩大社会监督。如果我们把直接提高工人生活这一目的撇开不谈（因为在这点上党内的普通观点和伯恩施坦n的观点是一样的），那么，全部区别可以归结为：按照伯恩施坦的观点，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社会主义意义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把无产阶级即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因素准备好。按照伯恩施坦的观点，它们的社会主义意义在于，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可以逐步限制资本主义剥削本身，去掉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赋予它社会主义性质，一句话，在客观的意义上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仔细观察一下，这两种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用党内普通的观点来看，通过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可以使无产阶级深信o，通过这些斗争切切实实改善j它的状况是不可能的，最后夺取政权则是不可避免的。用伯恩施坦的观点来看，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前提出发，通过单纯的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因此，在伯恩施坦看来，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于相信它们对资本主义经济逐步社会主义化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正象我们力图说明过的那样，在事业上纯粹是妄想k，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国家制度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但是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实际斗争归根到底也就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了。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伟大社会主义意义在于它们使工人阶级的认识和意识社会主义化l。当人们把它们理解为直接使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化的手段时，它们不仅丧失了它们所捏造的作用，同时也丧失了其他[唯一可能的社会]意义，即它们不再是教育工人阶级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m的手段了。
        因此，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自己安慰自己说，即使把斗争转移到n社会改良和工会斗争方面，也不会使工人运动丧失最终目的，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引出后一步，所以社会主义目的作为一种趋势也包含在运动本身之内。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理解之上的。就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前的策略来说，如果在进行工会斗争和社会改良斗争之前有一个夺取政权的自觉的坚定的意图作为指路明灯的话，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如果人们把这种预先确定了的意图同运动分离，首先把社会改良当做目的本身，那么，[事实上]社会改良不仅不能导致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且还会达到相反的结果。康拉德。施米单纯地相信所谓一发不能自止的机械运动，他以“越吃越想吃”这个简单的谚语为依据，认为工人阶级不完成社会主义变革就决不会对改良心满足。后面的这一假设当然是对的，而且资本主义社会改良本身的缺陷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只有在能够创造一个链条般的连续不断的、日益发展的社会改良把今天的制度j直接引向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由此得出的结论才是正确的。然而这是一种空想。这个链条按照事物的本质很快就要断了，到那时运动从这一点出发所采取的途径就会是多种多样的。
        到那时，最直接最可能的结果是在策略上作一些改变，以便用一切办法实现斗争的实际成果即社会改良。一旦直接的实际结果成为主要目的，那种只对致力于夺取政权有意义的不调和的、严峻的阶级立场就会越来越变成一种消极力量k。因此，下一步就是补偿政策l和迎合迁就m的政治家的明智态度。但是，在这种条件下，运动也不可能经常保持平衡n。因为社会改良既然在资本主义世界始终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空壳，那么不管人们采取什么策略，下一步在逻辑上就会是对社会改良产生失望了。这也就是说，对施穆勒o之流p正在停泊的避风港失望了。他们在社会改良的大海上漫游之后，已经决定让一切听天由命q。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决不是在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作为一种趋势所固有的，它在这里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尖锐化的客观矛盾所固有的，也是工人阶级主观上认识到绝对必须用革命手段来消灭这些矛盾所固有的r。如果象伯恩施坦在他的理论中所做的那样s，不承认前者，又拒绝后者，那么运动j就会起先降低为简单的工会活动和社会改良活动，并且由于本身的重力最后落到放弃阶级立场的地步。
        如果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看伯恩施坦的理论k，并且提出一个问题：这个观点的一般性质是什么？那么上述那些结论也是很清楚的。伯恩施坦l显然不是站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地上的，不是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道否认资本主义的矛盾的。相反，他在理论上也和马克思的观点一样，是以这种矛盾的存在为前提并以此为出发点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理论上的依据不是认为消灭这些矛盾要通过自己本身的彻底发展。这一点是他的见解m的一般核心，也是同迄今为止普通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的根本分歧所在。
        他的理论处于两个极端之间，他不愿意[让]矛盾j发展到完全成熟，通过革命的突变在矛盾的尖端消灭j矛盾，而是宁愿折断矛盾的尖端，缓和矛盾。因此，[按照他的理论]，危机的终止和企业主联合组织的建立应该缓和生产与交换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状况的改善和中间阶层的继续存在应该缓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社会监督的发展和民主制的发展应该缓和阶级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
        当然，普通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也不是说人们等待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到极端并且到那时才发生突变。相反，人们只是依靠l已经存在的m发展方向，但是要在政治斗争中使它的后果发展到极端，[人们预见到这种发展，人们可以说是打折扣预支进一步的客观发展，并且在任何时候者站在使发展了的矛盾完全成熟的基地上，]这是任何革命策略一般具有的本质。因此，例如对于关税和军国主义来说，社会民主党即使在它们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还起着革命作用的时候也要与之斗争n。但是，伯恩施坦的策略根本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和尖锐化上面，而是建立在矛盾的缓和上面。他在谈到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时于这上点说得十分清楚。这种观点什么时候才会是正确的呢？今天的社会的一切矛盾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如果我们假定这种生产方式还要继续朝着迄今已知的方向发展，那么，它的一切后果必然会不可分割地同它一起向前发展，也就是说，矛盾将会尖锐化而不是缓和。因此，反过来说，矛盾的缓和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遇到阻碍为前提的。总之，伯恩施坦理论的最一般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停止。
        `但是这样一来，这个理论也就自己对自己作了判决，而且这种判决有两个方面：第一，在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方面，这个理论暴露出空想性质（显然，发展停滞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我们对于这个理论的实际结论所作的说明证明了这上点。第二，从资本主义事实上在迅速发展来看，这个理论暴露了它的反动性质。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是这样的，那么怎样解释，或者也可以说，怎样说明伯恩施坦理论观点的特征呢？
        伯恩施坦在他对于今天社会关系的分析中用来作为出发点的经济前提，即他的资本主义“适应”论，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我们相信在第一章中已经说清楚了。我们看到，不论信用制度还是卡特尔，都不能作为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不论危机的停止j和中间阶层的继续存在，都不能理解为资本主义的适应性象征。但是，上面所说的适应论的一切细节（姑且不论它们的直接错误），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为基础的。这个理论把它所研究的一切经济生活现象，不是放在它们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机部分去理解，不是放在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机构的关联上去理解，而是把它们从这些联系中割裂开来，当作独立的存在，当作一部死机器的拆散的零件。例如，对于信用的适应作用的理解就是这样。如果人们把信用看作是交换的一个自然发展的更高阶段，而且同资本主义交换所固有的一切矛盾有联系，那就不可能把信用看作似乎是什么处于交换过程之外的机械的“适应手段”。正象不能把货币本身、商品和资本看作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一样。但是，信用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的有机的一环，在这一点上，它毫不亚于货币、商品和资本。在这个阶段上，它也同它们一样，既是资本主义经济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也是一个破坏工具，因为它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
        对于卡特尔和完善的交通工具来说，情况也是一样。
        伯恩施坦把危机的停止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适应”的征候，这同样表现出他的机械的、非辩证的理解方法。在他看来，危机不过是经济机器中的故障，如果危机停止了，这部机器就可以正常地运转。但是，危机事实上不是平常意义上的“故障”，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故障，但没有它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就无法进行。危机，简单说来，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才可能发生，因此它是周期地解决生产力的无限的发展能力和实现的狭小的框子j之间的矛盾的完全正常的方法，只要这是事实，那么，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现象。
        在资本主义生产“无故障“的进程中反倒存在着一种比危机本身更大的危险。这就是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它不是由生产与交换的矛盾产生的，而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本身造成的。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有一个最危险的趋势，就是它使一切中小资本的生产成为不可能，因而限制了新的投资的形成和进步。在这同一过程中作为另一个结果产生出来的危机，由于它周期地使资本贬值，由于它使生产资料变得使便宜和使一部分活动中的资本停顿下来，恰恰是它反倒起了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因而为生产中新的投资和新的进步开辟了场所k。所以危机好象是使资本主义发展之火重新旺盛起来的一个手段，而危机的停止（如果不是象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在世界市场成长中的一定阶段l停止，而是根本不出现危机）就会不是象伯恩施坦所设想的那样不久会使资本主义经济兴旺发达，而会把它直接带到泥潭中去。构成整个适应论的特色的机械的理解方法，使伯恩施坦既看不到危机的积极意义，也看不到资本的分散趋势j。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小资本的不断复活是资本主义停滞的标志，而不是事实上的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
        当然，有这样一个观点，按照这个观点，上面所讲的一切现象实际上就象适应论k所描述的那个样子，这就是单个资本家的观点，他们了解的经济生活的各种事实是被竞争规律所歪曲了的。单个资本家首先事实上把经济整体中的每个有机组成部分看作完全独立的东西。其次，他只是从对他，即对个别资本家发生作用的那一面来看，因此把它看成单纯的“故障”或单纯的“适应手段”。对于个别资本家来说，危机实际上只是故障，而危机的停止可能保证资本家延长寿命；对他来说，信用同样是他不充分的生产力“适应”市场需要的手段；对他来说，他所参加的卡特尔实际上也消除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总之，伯恩施坦的适应论不过是单个资本家的理解方法的理论概括。但是，难道这种理解方法在理论表述上没有表现出庸俗经济学的实质的特点吗？这个学派在经济学上的一切错误，正是建立在把个别资本家眼中的竞争现象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现象的错误的理解上。例如，正象伯恩施坦把信用看作“适应手段”一样，庸俗经济学也把货币当作对市场需要的巧妙的“适应手段”一样，它也是从资本主义的现象本身寻找治疗资本主义病症的解毒药，它同伯恩施坦一样，也相信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性，最后，归根到底，它也同伯恩施坦的理论一样，总是想缓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给资本主义的伤口贴膏药。换句话说，它采取的是反动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因此是一种空想。
        因此，伯恩施坦j的全部理论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这是符合庸俗经济学精神的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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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k 二版改为“第一章“。
l 二版改为“形式上的内容“。
m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n 同上
o 二版改为“无产阶级通过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可以深信”。
j 二版改为“从根本上改变”。
k 二版改为“幻想”。
l 二版改为“使无产阶级的认识和意识社会主义化，把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组织起来”。
m 二版改为“去实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n 二版改为“即使把全部斗争局限于”。
j 二版改为“把今天的社会制度”。
k 二版改为“单纯的障碍”。
l 二版改为“‘补偿政策’（用正确的德语说是贿赂政策）”。
m 二版改为“调和让步”。
n 二版改为“长久停留”。
o 二版加了“教授”。
p 指古斯塔夫．施穆勒、阿道夫．瓦格纳和路．布伦坦诺。他们都是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q 二版在这里加了一个注：“1872年，瓦格纳、施穆勒、布伦坦诺等教授在爱森纳赫召开了一次大会，大张旗鼓地宣布他们的目的是实行社会改良以保护工人阶级。这些被自由党人奥本海姆讽刺地称为‘讲坛社会主义’的先生们不久之后建立了‘社会改良同盟’。几年后，在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斗争尖锐化的时候，这些‘讲坛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以议员资格投票拥护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期限。此外，这个同盟的全部活动就是常年开大会。在会上以各种题目宣读一些学术性报告。其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著已由该同盟出版了100多部。这个同盟最后连社会改良也放弃了，而从事研究危机、卡特尔之类的问题去了”。
r 二版将这句话改为“社会主义决不是在任何环境下自发地从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它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结果，也是工人阶级认识到绝对必须用革命手段来消灭这些矛盾的结果”。
s 二版改为“如果象修正主义那样”。
j 二版改为“工人运动”。
k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理论”。
l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m 二版改为“观点”。
j 二版改为“资本主义矛盾”。
k二版未加着重号。
l 二版改为“我们只是依据”。
m 二版改为“已经认识的”。
n 二版改为“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都要进行斗争，不是等到它们的反动性质完全暴露时再进行斗争”。
j 二版改为“暂时停止”。
j 二版改为“生产的无限扩展能力和销售市场的狭小的框子”。
k 二版改为“地盘”。
l 二版改为“不仅是在世界市场成长中的一定时期”。
j 二版改为“既看不到危机是不可缺少的，也看不到中小资本周期性的不断增长的投资也是不可缺少的”。
k 二版“适应论”三字加了双引号。
j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第二部分ã
一   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最大成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发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由于这一发现，社会主义就从几千年来人类模模糊糊憧憬的“理想”变成了历史的必然。
        伯恩施坦否认在现代社会中存在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论证经历了一个有趣的发展。最初，在《新时代》杂志上，他只是否认工业集中的速度，他依据的是1895年和1882年德国工业统计对比材料。而为了利用这个材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得不采用纯粹累计的和机械的方法。但是，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伯恩施坦用他关于中等企业顽强性的论证也丝毫不能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分折。因为这个分析既没有把工业集中的一定速度即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一定期限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也没有把我们已经指出的过的[第17页k]小资本的绝对消失或小资产阶级的消失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伯恩施坦在书中进一步发挥自己观点的时候引证了新的证明材料，这就是股份公司的统计材料。他以为统计材料表明股东在不断增加，因此资本家阶级不是减少了，而相反地越来越增加了。伯恩施坦多么不熟悉这些材料，多么不懂得为了自己的利益运用这些材料，真是令人吃惊！
        如果他真的想用股份公司证明什么违反马克思的工业发展规律的东西，他本来应该使用别的材料。每个了解德国股份公司历史的人都知道，平均投入每个企业的创业资本几乎是不断减少的。这种资本在1871年以前约一千零八十万马克，1871年只有四百零一万马克，1873年三百八十万马克，1883—1887年不到一百万马克，1896年只有五十六万马克，1882年六十二万马克，从那时以来，总额在一百万马克上下摆动，但它又从1895年的一百七十八万马克降到1897年上半年一百一十九万马克了。j
        多么惊人的数字！伯恩施坦大概会利用这个数字制造一个由大企业退回到小企业的完全反马克思的趋势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反驳他说，如果你想用这个统计材料证明什么，那你就必须首先证明，这些统计材料指的是同样的工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小企业代替了原来的大企业，而小企业不会在当时还没有企业k或有作坊或有细小企业的地方出现。但是你是无法作这样证明的，因为大股份公司过渡到中小股份公司只能用股票业务不断渗入新的部门来解释，而且如果在开始时它只适用于少数大企业，那么现在越来越适用于中等企业，有些地方甚至适用于小企业了。（用一百马克以下建立的股份公司也出现了！）
        但是，股票业务的不断扩大在国民经济方面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形式上生产社会化向前发展了，不仅大生产社会化，中等的甚至小生产也社会化了，这也就是说，这种现象不仅不同马克思的理论相矛盾，而且是这一理论的可以想象到的最辉煌的证明。
        的确是这样！发行股票这种经济现象的内容是什么呢？一方面，是把许多小的货币资本联合成一个生产资本，联合成一个经济单位，另一方面，是生产同资本所有权脱离，因此，这在两重意义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仍然站在资本主义的基地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施坦引证的统计材料中所说的参加一个企业的股东数目很大又说明什么呢？这只不过说明，现在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不象过去那样相当于一个资本所有者，而是相当于大批的、人数不断增加的资本所有者，因而“资本家”这个经济概念不再是指“人”j今天的资本家k是一个集体，是由几百甚至几千人组成的，“资本家”这个范畴本身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框里变成社会范畴了，它社会化了。
        既然如此，伯恩施坦把股份公司这个经济现象恰恰反倒理解为资本的零散化l，而不是资本的集中，在马克思认为是“资本所有权扬弃”m的地方，伯恩施坦看到的是资本所有权的扩张，这又怎么解释呢？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庸俗经济学的谬误来解释：因为伯恩施坦理解的资本家不是一个生产的范畴，而是一个所有权的范畴，不是一个经济单位，而是一个纳税单位，他理解的资本，不是一个生产整体，而是一个简单的货币财产。因此，他在英国纺线托拉斯看到的不是一万二千三百人合为一体，而是看到整整一万二千三百个资本家，因此，在他看来，工程师舒尔采也是个资本家，因为他从食利者缪勒那里得到了“一大笔股票”作为妻子的妆奁（见54页）j，因此，在他看来，全世界密密麻麻一大片都是“资本家”。k
        但是，这里和通常的情况一样，庸俗经济学的谬论只是伯恩施坦把社会主义庸俗化的理论基础。当伯恩施坦把资本家这个概念从生产关系搬进财产关系中去，“不谈企业而谈人们”（第53页）的时候，他也就把社会主义从生产范围搬进财产关系范围，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搬进贫与富的关系中去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顺利地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被带到《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的作者魏特林那里去了，只是有一个区别：魏特林正是运用正确的无产阶级本能在原始形式的这个贫富对立中认识到阶级对立，并且想把它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杠杆，而伯恩施坦则相反，他是通过化贫为富即抹杀阶级对立的办法，也就是采用小资产阶级的手法来看待社会主义的前途。
        当然，伯恩施坦不仅限于收入统计材料。他还拿出了企业统计材料，而且有许多国家的，有德国、法国、英国、瑞士、奥地利和美国的。但是这是些什么样的统计材料呀？这不是每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可以比较的材料，而是不同国家一个时期的材料。因此，他不是把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企业组成情况作比较（除德国外，他重复了过去1895年和1882年的对比情况），而只是把不同国家的绝对数作比较（英国是1891年的，法国是1894年的，美国是1890年的，诸如此类）。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大企业今天事实上在工业中已经占优势，那么把依靠它的企业一起计算进去，即使在普鲁士这样先进国家，最多只代表生产人口的一半”，在整个德国、英国、比利时等国，情况也是一样（84页）
        他用这种办法要证明的，显然不是经济发展的这种或那种趋势，而只是不同企业形式或者说不同行业的绝对力量的对比。如果这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没有前途，那么这种证明所根据的理论是，决定社会意图结局的，是斗争双方的数量上的、物理上的力量对比，也就是说，是单纯的暴力因素。伯恩施坦处处反对布朗基主义，但他在这里犯了最严重的布朗基主义错误。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区别：布朗基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派别，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可以实现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一基础上他们指望暴力革命，甚至是少数人的暴力革命。但是，伯恩施坦却相反，他根据人民在数量上没有达到多数而得出了社会主义没有前途的结论。社会民主党获得自己的最终目的的既不是依靠少数人的胜利的暴力，也不是依靠多数人数量上的优势，而是依靠经济必然性和对这种必然性的认识。这种必然性引导人民群众消灭资本主义，而且这种必然性首先表现在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上。
        在谈到最后这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问题时，伯恩施坦本人只否认大的、普遍的危机，而不否认局部的、个别国家的危机。因此，他只是否认太多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却承认存在一点无政府状态。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用马克思的说法——就象那个怀了孩子的傻处女一样，孩子“不过是那么一点呀”。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象无政府状态这样的事，一点和很多是同样糟糕的。如果伯恩施坦承认有一点无政府状态，那么商品经济的机构本身就会注意使这种无政府状态强化到极大的程度——直到崩溃。但是如果伯恩施坦在保持商品生的条件下也希望使这一点无政府状态逐步溶化在秩序和协调之中，那么他又犯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因为他把交换方式看成了不以生产方式为转移的东西。[j]
        伯恩施坦在他的著作里暴露了他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惊人的混乱，要把这和盘托出，这里不是适当的地方。但是，有一点与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基本问题有关，我们应当简单说明一下。
        伯恩施坦宣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规律纯粹是一种抽象，在他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句很不体面的话。但是，如果劳动价值是一种抽象，一种“思想映象”（第44页），那么，每个服了兵役、纳了锐的正直公民，都同马克思一样，有权把任何无稽之谈制造成这样一个“思想映象”，也就是制造成价值规律。“本来可经容许马克思把商品的属性忽视到这种程度，使商品终于仅仅成为一定量的简单人类劳动的化身，正象可以让柏姆一杰文斯j学派自由地把除了效用以外的商品的一切属性抽掉一样“（第41-42页码）。
        所以，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和门格尔的抽象效用都是一样的，都纯粹是抽象。可见，伯恩施坦完全忘记了，马克思的抽象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种发现，它不存在于马克思的头脑中，而存在于商品经济中。它不是想象的东西，而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现实到可以拿来剪裁、锤打、秤量和模压。马克思发现的抽象为人类劳动，其发达形式不是别的，正地货币。这恰恰是马克思的天才的经济发现之一，而对于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最早的重农学派到最后的古典学派，货币的神秘的本质一直是一本不可理解的天书。
        相反，倒是柏姆一杰文斯学派的抽象效用事实上只是一种思想映象，或者不如说是一种没有思想的映象，是一种不能张扬的愚蠢，这既不能由资本主义社会负责，也不能由任何别的人类社会负责，唯一应该负责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伯恩施坦、柏姆、杰文斯和他们的一大批伙伴一样，头脑里装着这种“思想映象”，就是在货币的秘密面前再站二十年，也只能得出一种解决办法，而这又是不用他们指点任何皮鞋匠也早已知道的：货币也是一种“有效用”的东西。
        可见，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一窍不通。但是，凡是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体系有几分了解的人，不用多说就会明白，如果没有价值规律，整个体系就完全不可理解，或者具体些说，如果不了解商品和商品交换的本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它的种种联系就必然是一个谜。
        马克思有一把有魔力的钥匙，这把钥匙使他揭开了一切资本主义现象最深奥的秘密，使他能够轻易地解决了连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大师都没料到其存在的问题，但是，这把钥匙是什么呢？这不是别的，就是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并且不仅是往后看，象古典经济学要最好的情况下也懂得的那样，而且还往前看，不仅看到自然经济j的过去，尤其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马克思的价值学说、货币分析、资本理论k以至他的整个经济学说体系的秘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性，它的崩溃，因而也就是——这不过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也就是用历史的观点去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形文字，正是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的立场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他反过来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
        这一点也是衡量伯恩施坦在他的书的结尾关于“二元论”l的一段话的尺度。他说：“二元论”“貫穿马克思的这一整部宏伟著作”，“这种二元论是，这一著作希望成为科学的研究，同时却希望证明在一个早在它起草之前就已完成的论纲；这一著作的基础是一个公式，在这一公式中，发展应当导致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回到《共产党宣言》（[在这里]）也就是回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罗．卢．），在这里指明了马克思体系中实际存在的空想主义残余”。（第117页）
        但是，马克思的这种“二元论”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资本主义的目前的二元论，资本和劳动的二元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二元论；它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二元论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宏伟的科学反映。
        当伯恩施坦把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上的二元论看成“空想主义的一种残余”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一张坦白的供状，说明他否认资产阶级社会中历史上存在的二元论，否认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说明社会主义本身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空想主义的残余”。伯恩施坦的一元论也就是永远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元论，j是放弃了自己的最终目的，以便在一个不可改变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看到人类发展的终点的那种社会主义者的一元论k
        但是，如果伯恩施坦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看不到分裂即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那么，为了至少是在形式上挽救社会主义纲领，他就不得不求救于在经济发展之外的唯心主义结构，把社会主义本身从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变成一个抽象的“原则”。
        可见，资本主义用以装扮自己的伯恩施坦的“合作原则”这个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最稀薄的“提炼物”，不是他的资产阶级理论对于社会的社会主义未来的让步，而是对于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过去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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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这是对爱德华．伯恩族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1899年斯图加特版）的评论。——卢森堡注
k 参看本卷第87—89页。——编者注
j 见王德博尔得《政治科学手册》。——卢森堡注
k 二版改为“当时有单个资本”。
j 二版改为“个人”。
k 二版在“资本家”前面加了“工业”。
l 二版改为“分散”。
m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编者注
j 本文中以下罗莎．卢森堡在圆括孤内注明的页码均为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任务》1899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k 注意！伯恩施坦显然认为，小股票的大量推广是社会财富已经开始把它的股票之福降于小民的证明。实际上，除了小资产者或者甚至工人以外，谁还去购买例如1分尼或20马克这样的小股票呢！很遗憾，这个假设是根据一个错误的计算得来的：用的是股票的票面价值，而不是市场价值，而这是两回事。可以举个例子。在采矿业市场上，其中就有南非边区的股票交易。其股票大部分的票面价值是1分尼（等于20马克）。但它目前的价格已经是43分尼（见3月底的行情表）。也就是说，不是20马克，而是860马克。一般情况平均都地如此。因此，“小”股份虽然听起来很民主，实际上大部分是中等资产阶级“对社会财富的票据”，而决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更不是无产阶级的。因为按票面价值获得这种股票的人，在全部股东之中只占极小部分。——卢森堡注
j 二版册去了这里的一个脚注：[“的确，伯恩施坦对我们刊登在《莱比锡人民报》上的第一组文章的有些地方的答复是相当广泛的，不过他还是露出了自己的狼狈相。例如，他为了轻易地答复我们关于他对于危机所持的怀疑态度的批评，竟认为我们把马克思的整个危机理论变成了未来的音乐。但这是随意曲解我们的话，因为我们说的仅仅是危机的通常的机械的周期的图式，确切些说，是仅仅适合于充分发展了的世界市场的十年一次循环的危机的图式。至于谈到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内容，我们认为它是对机构（Mechanismus）的唯一科学的表述，也是对迄今发生的一切危机的内在经济原因的唯一科学表述。
           伯恩施坦对于我们其他的批评的答复更加令人吃惊。例如，卡特尔按其本质来说，不可能提供对抗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手段。因为它们（如制糖业所表明的）只是在世界市场上造成了尖锐的竞争。对于这一点伯恩施坦回答说，这固然是对的，但是英国制糖业的尖锐竞争却有力地促进了果酱和罐头的制造（第78页）。这个回答使我们想起了奥伦多尔夫的语言自修课本第一部分中的会话练习：“袖子短但是鞋子小，父亲个子高但是母亲已经睡觉了”。
           我们说，信用也不可能是防止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适应手段”，因为它使这种无政府状态反倒更为加剧。伯恩施坦对于我们的这个论证也用同样的逻辑回答说：信用除了有破坏性外，还有积极的“创造”性，这一点连马克思也是承认的。对于那些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上，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看到了社会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变革的一切积极出发点的人来说，关于危机的这个论据是一点也不新鲜的。这里争论的问题是，信用的这种积极的、超越资本主义范围的特征性是否也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积极实现，信用是否象伯恩施坦所设想的那样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还是象我们所指出过的那样，它本身反而蜕变为相反的东西，只会使无政府状态更加扩大。伯恩施坦一再重复的“信用的创造能力”（这的确是整个辩论的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只不过是“在理论方面向来世逃避”，即向讨论范围以外的来世逃避。]
j 欧根．柏姆．巴维克（1851—1914）——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所谓的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编者注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是所谓的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编者注
j 二版改为“封建经济”。
k 二版在“资本理论”之后加了“、利润率学说”。
l 二版在“二元论”之后加了（“分裂”）。
j 二版改为“一元论，即伯恩施坦的一致性也就是永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致性“。
k 二版改为“一致性“。

二   经济和政治民主j
 
        我们已经看到，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就是让工人分沾社会财富，变贫者为富者的计划。怎样才能实现呢？在他发表在《新时代》上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文章中，他让别人只看到一些几乎不可理解的暗示，而在他的书里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充分的说明：他的社会主义要通过两条道路来实现，即通过工会或者象伯恩施坦所说的通过经济民主，再就是通过合作社。他想通过第一条道路抓工业利润，通过第二条道路抓商业利润。
        就合作社而且首先是生产合作社而论，它们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二重物，是在资本主义交换条件下的一种小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交换统治着生产，而且由于竞争的缘故，肆无忌惮的剥削即生产过程完全受资本利益支配成了企业的生存条件。这一点在实际上的表现就是：必须尽量使劳动紧张，必须完全依据市场状况来缩短或延长劳动时间，必须完全依照销售市场的要求吸收劳动力或辞退劳动力，把他们抛到大街上去，总之，必须运用大家知道的一切办法使资本主义企业能够进行竞争。因此，在生产合作社中，工人必须服从充满矛盾的必要条件：他们必须用完全必要的专制制度来管理自己，必须改革对自己行使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作用。这种矛盾也就把生产合作社引向毁灭，因为它要末变成资本主义企业，要末在工人利益居于统治地位时就得瓦解。这也是伯恩施坦本人证实过的事实，但是他理解错了，因为他跟在波特．维伯夫人k后面认为生产合作社l垮台的原因是缺乏“纪律”。这里他肤浅地称之为“纪律”的东西无非是自然发生的、绝对的资本制度，工人当然不能把这种制度用自己身上m
        由此可见，生产合作社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下去，只有当它采取迂回曲折的道路消除隐藏在它内部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巧妙地逃避自由竞争的规律的时候，才有可能。而它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只有保证自己一开始就有一个销售市场，有一批固定的消费者。作为这种辅助手段为它服务的正是消费组合。伯恩施坦曾经探讨过为什么独立的生产合作社会垮台，只有消费组合才能保证它存在下去的秘密就在于此，而不在于购销合作社（或者象奥本海默曾想起过的名称）的区别。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生产合作社的存在条件既然同消费组合的存在条件联系在一起，那就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就是生产合作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只能进行少量的地方销售和少量的直接必需品，主要是粮食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最重要的部门，如纺织、煤炭、冶金、石油、机器、机车和造船工业一开始就排斥在消费合作社，从而也是生产合作社之外。因此，撇开生产合作社的二重性不谈外，它也根本不可能具有普遍的社会改良的性质，因为如果生产合作社普遍实行起来，它的先决条件首先是取消世界市场，把现存的经济拆成小规模的、地方性的生产和交换团体，也就是说，实质就是要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退回到中世纪的商品经济中去。
        但是，生产合作社即使在它可能实现的范围内，在现存社会的基础上也必然要下降为消费组合的单纯的附属品，而消费合作社则因此成了站在前面充当拟议中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主要代表。但是，这样一来，通过生产合作社进行的全部社会主义改良，就从反对生产资本的斗争，即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躯干的斗争，变成反对商业资本的斗争，而且是反对小商业资本、中等商业资本的斗争，就是说，不过是反对资本主义躯干上的小分枝的斗争。
        至于工会，在伯恩施坦看来，它应该是反对生产资本剥削的一种手段，这一点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不论在生产规模方面还是在技术方法方面，工会都不能保证工人能够影响生产过程。
        至于纯粹经济方面，即伯恩施坦所说的“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斗争”方面，我们也已经指出过，这个斗争不是在自由的蓝色天空中进行，而是在工资规律的一定界限内进行；这一斗争不能消灭工资规律，只是使这个规律得以实现。如果人们从另一方面观察一下这件事，并且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工会的职能究竟是什么，那么，这一点也就明白了。
        在伯恩施坦看来，工会在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中所起作用就是向工业利润率实行真正的进攻，逐步把它溶解到工资率之中。但是工会根本没有能力实行反对利润的经济进攻政策，因为工会[恰恰]不过是劳动力对利润进攻实行的防御，是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下降趋势实行的防卫，理由有两点：
第一，   工会有通过自己的组织去影响劳动力这一商品的市场状况的任务，但是，由于中间阶层
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使新商品不断涌入劳动市场，这种组织就会不断地受到破坏；第二，工会的目的是要提高生活水平，扩大工人阶级享受社会财富的份额，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个份额就象自然过程的必然性一样，注定要不断下降。要看到这最后一点，无须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要手中拿着洛贝尔图斯j的《社会问题说明》就行了。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进程使工会斗争在两个主要经济职能方面成了一种西西法斯的工作k。但是，如果工人要得到依照当时市场行情应得的工资，如果资本主义工资规律应当加以实现，如果要麻痹，或者更确切些说，要减轻经济发展的下降趋势的作用，那么西西法斯的工作就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如果人们要把工会变成逐步减少利润增加工资的手段，那么首先要以两个社会条件为前提：第一是中间阶层停止无产阶级化和工人阶级停止增长；第二是劳动生产率停止提高，这两种情况，也和消费合作社经济的实现一样，都地回到大资本以前的状态。
可见，伯恩施坦提出的两种社会主义改良手段，即合作社和工会，对于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来说，已经证明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其实伯恩施坦自己也模模糊糊意识到这一点，他把它们只是看作可以撕下一些资本主义利润并用以使工人人致富的手段。但是这样一来，他自己就放弃了同资本主义生产l的斗争，而把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斗争矛头对准了资本主义分配。伯恩施坦一再说他的社会主义是争取“公平的”、“较公平的”（见他的书第51页）、甚至“更加公平的”（《前进报》，1899年3月26日）的分配。
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的”分配自然也是引起社会民主党的运动的近因，至少在人民群众中是如此。因此，社会民主党为争取全部经济社会化而斗争时，它当然也要追求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可是，根据马克思的考察，一定的分配不过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自然的、合乎规律的结果，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不是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框框里的分配，而是要消灭商品生产本身。一句话，社会民主党想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社会主义分配，而伯恩施坦的方法则相反，他想同资本主义的分配作斗争，并且希望通过这条道路逐步带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改良能有什么根据呢？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发展趋势吗？根本不是，因为，第一，他否认这种趋势；第二，如上所述，所希望达到的生产形式在他看来是分配的结果而不是分配的原则。因此，他的社会主义的根据就不能是经济的。在他颠倒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手段以及经济关系之后，他不能给他的纲领提出任何唯物主义的论据，他不得不抓住唯心主义的论据不放。
我们听到他说：“社会主义为什么要从经济的必然性中得出呢？”“为什么要贬低人类的判断力、正义感和意志呢？”（《前进报》1899年3月26日）。因此，伯恩施坦实现公平分配靠的是人类的不依赖于经济必然性的君主的j意志，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既然意志本身只是一个工具，那就靠公平的理解力，总之，靠公平的观念。
好了，我们幸运地找到公平原则了，这是一匹古老的跑马，千百年来，所有想改良世界的人，在缺乏可靠的历史运转手段k时都骑过这匹马，这是一匹瘦弱的洛西南特，历史上所有的唐吉诃德们都骑着它干过伟大的改革世界的事业，最后总是除了被打肿了的眼睛以外，什么也没有带回来。
把贫富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把合作“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的内容，把“公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把公平观念作为唯一的历史身份证——这一种社会主义，五十年前魏特林曾经主张过，并且有力得多，聪明得多，光辉得多！当然，这位天才的裁缝当时还不知道有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今天在半个世纪之后，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撕成碎片的魏特林的[全部]观点竟幸运地被重新缀补起来，当作科学的最新发现献给德无产阶级，那么这件事也要归功于一个裁缝，但决不是天才的裁缝
 
* * *
如果说，工会和合作社是伯恩施坦理论j的经济支柱，那么，这个理论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民主的不断向前发展。今天发生的反动在他k看来不过是“痉挛”，是暂时的，偶然的，在制定工人斗争的总方针时可以不必加以考虑。[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伯恩施坦就反动的持久性在向他的朋友作出口头的和书面的保证的基础上想些什么，而在于民主和实际的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的客观联系。]
在伯恩施坦看来l，民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在他看来，正如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家看来一样，民主制是一般历史发展的巨大的基本规律，民主制的实现必然要促进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起作用的力量。但是，这种绝对化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它不过是对最近二十五年到三十年这个资产阶级发展的短短时期的结果作了小资产阶级的，而且是肤浅的生搬硬套罢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民主制在历史上的发展，同时也看一看资本主义的政治历史，那就会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
关于前者，我们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即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古代奴隶国家、在中世纪的城市公社中，都[一再]看到民主制。我们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关系中同样也遇到专制制度和受限制的君主制j，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初期——作为商品生产的形式——在城市公社中创立了[纯粹]民主的宪法。后来，在发展到它比较发达的形式即工场手工业的形式时，它却把君主专制当作它的适当的政治形式。最后，作为发达的工业经济，它在法国交替生产了这样一些政体：民主共和国（1793年）、拿破仑第一君主专制、复辟时期的贵族君主制（1815—1831）、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后来又是民主和国，又是拿破仑第三的君主制，最后第三次出现了共和国。[从共和国方面说，它似乎正处是垂死状态。]在德国，唯一实际的民主设施——普选权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是在政治上把各个小邦焊接起来的工具，只有这一点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有意义，他们过去却满足于半封建的立宪君主制。在俄国，资本主义光辉灿烂地k在东方式的专制制度下繁荣成长，资产阶级没有一点渴求民主的样子。在奥地利，普选权大都成了这个四分五裂的王朝的救生圈。[第十四条l的统治证明，它与真正的民主的联系多么少。]最后，在比利时，工人运动的民主成果——普选权毫无疑问同军国主义的软弱有关系，因而同比利时的特殊地理政治状况有关系。而且首先是这“一点儿民主”不是由m资产阶级争来的，而是反对资产阶级得来的。
由此可见，民主的不断高涨（伯恩施坦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n都以为这是人类历史的、至少是现代历史的根本规律），仔细看来不过是空中楼阁。在资本主义发展和民主之间不可能建立内在的j绝对的联系。无论什么时候，政治形式都是国内外政治因素的总和的结果，在政治范围内，可以有一切层次，从专制君主制到最民主的k共和国。
因此，如果我们即使在现代社会范围内也不顾民主发展的一般历史规律，而只注意资产阶级历史的现阶段，那么，我们会看到，就在这里，在政治形势中包含的因素，也不会导致实现伯恩施坦的计划，恰恰相反，倒是会导致资产阶级社会放弃到现在为止所取得的成果。
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是，民主制度对于资主阶级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在它对于小国的相互结合和现代大国的建立所必需的限度内（德国、意大利），[它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发展这时才会带来内在的有机的接合[，而且政治民主的绷带就可以取掉，不会给资产阶级社会的机体造成危险]。
在把整个政治的和行政的国家机器从半封建或封建机构改造成资本主义机械方面，情况也是一样，这个在历史上同民主不可分离的改造今天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国家制度中的纯粹民主成分即普遍投票权l和共和制国家形式已经可以没有危险地m取消，而用不着使行政、财政和国防等等回到三月n以前的形式。
如果这样的自由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o已经成为完全多余的东西，那么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方面它已经成为直接障碍。这里有两个恰恰支配着当前国家的全部政治生活的因素需要加以考察：世界政策和工人运动——两者仅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的两个不同方面。
世界经济的形成，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的尖锐化和普遍化，使作为世界政策工具的陆海军国主义，在[所有]大国的对外对内生活方面都成了决定性因素。但是，既然世界政策和军国主义[由于同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和经济意图关系，毫无疑问]是现阶段的一个向上发展的趋势，那么，资产阶级民主就理应沿着下降路线运动。[最鲜明的例子是：西班牙战争j以来的北美同盟。在法国，主要是由于国际政治局势使战争暂时不可能发生，共和国才得以生存下去。如果发生了战争而证明法国没有为世界政策而武装起来，那么，对法国第一次在战场上的失败的答复就会是，宣布在巴黎建立君主制。]在德国，大规模扩充军备的{最新的}时代（1893年）k和从占领胶州l开始奠基的世界政策立即从资产阶级民主制方面获得了两份献礼：自由主义的垮台和中央党的转变。m
如果对外政策把资产阶级推到反动派的怀抱，那么，对内政策对力求上进的工人阶级的影响也不少。伯恩施坦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因为他认为社会民主党的“贪食奇谈”，即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图要对自由资产阶级背叛自己旗帜的行为负责。因此，他劝告无产阶级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以便把吓得要死的自由主义再从反动的耗子洞里引诱出来。但是，伯恩施坦既然认为今天消灭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前提，他自己也就最清楚地证明：正如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今天社会的内在发展趋势的一个直接产物，民主制在同样程度上也与这上趋势发生关矛盾。
但是，他这样一来也证明了别的事情。当他把工人阶级放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作为复活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前提和条件的时候，他自己反过来也就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制要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前提和条件是多么不可能。在这里，伯恩施坦的推理陷入了恶性循环，最后的结论“贪食“了它的第一个前提。
要摆脱这个恶性循环很简单：效益产阶级自由主义在蒸蒸日上的工人运动和它的最终目的的面前吓破了胆，根据这一事实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今天恰恰是而且能够是民主制的唯一支柱，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倒是民主制发展的命运取决于社会主义运动；民主的生命力不是随着工人阶级放弃解放斗争的程度而增强，而是随着社会主义运动为反抗世界政策和资产阶级背叛自己旗帜的行为的反动后果所进行的斗争的充分强大程度而增强；谁希望民主制强大，谁就得希望社会主义运动强大，而不是希望它削弱，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放弃了工人运动，放弃了民主制。
[伯恩施坦在1899年3月26日《前进报》上对考茨基所作的“回答”的结尾宣称，他完全同意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实际部分，他只是反对这一纲领的理论部分。尽管如此，他显然相信，他还有权在党的行列中前进，因为“理论（部分）是否有一个命题同我关于发展进程的观点不再相符合”又有什么“重要”呢？这个说法在最好的情况也表明，伯恩施坦完全不懂得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活动同它的一般原则的联系，用同样的话不再说明同样的事情对伯恩施坦来说和对党来说究竟有多少。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从伯恩施坦自己的理论中社会民主党可以得到一个起码的认识，这就是，取消了原则基础，全部实际斗争也就失去了价值，失去了目的，放弃了最终目的，运动本身也必然要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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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二版改为“工会、合作社和政治民主”。
k 比阿特里萨．波特．维伯（1858—1943）——悉尼。维伯的夫人。参看本卷第181页注1。——编者注
l 二版在“生产合作社”前面加了“英国”。
m 二版这里加了一个脚注。“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
j 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国家社会主义”的鼓吹者。——编者注
k 西西法斯在希腊神话中是哥林多的王，被罚在冥府运巨石到同顶，石滚下山坡，又得往上运，如此往返不息而毫无结果。——编者注
l 二版改为“生产方式”。
j 二版改为“自由的”。
k 二版改为“促进手段”。
j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理论”。
k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l 二版在这句话前面加了“例如”。
j 二版改为“立宪的君主制”。
k 二版改为“长期”。
l 指奥地利宪法第14条。这一条款规定，没有奥皇及内阁的批准，不得发布命令。其目的是便于当局利用一切手段来镇压人民起义。——编者注
m 二版未加着重号。
n 二版改为“我们的修正主主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一样”。
j 二版改为“普遍的”。
k 二版改为“民主”。
l 二版改为“普选权”。
m 二版删去了“没有危险地”。
n 指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编者注
o 二版改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
j 指帝国主义第一次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美西战争。——编者注
k 二版改为“是从1893年开始的”。
l 指1897年德国帝国主义侵占中国胶州湾事件。——编者注
m 二版将后半句改为：“中央党从反对党变成执政党”，并补充了一段话：“最近的1907年的国会选举，是在殖民政策的旗帜下格斗过来的。这次选举同时也是德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坟墓。围绕着新的军事提案发生争论，使德意志自由党分裂为自由联盟和自由人民党。1893年7月15日，除社会民主党外，自由人民党和中央党也投票反对军事提案。但是，中央党却竭力维护政府的反颠覆法案以及其他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的措施。”

三  夺取政权
 
我们已经看到，民主制的命运是同工人运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难道民主制的发展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使得在掌握国家权力和夺取政治权力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多余的或者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吗？
伯恩施坦用精确衡量合法改良和革命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悠然自得地秤着，使人想起了消费合作商店秤桂皮和胡椒的情景。在他看来，合法的发展过程是理智的作用，革命的发展过程是感情的作用；改良工作是缓慢的工作，而革命是历史进步的急速方法；立法是有计划的工作，而革命是自发的暴力（第183页）
由来已久了，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世界的一切事物中总是看到“好的”和“坏的”方面，对一切花坛都津津有味。但是，事物的实际进程很少注意小资产阶级的各种算计，从世界上一切可能的事物中精心搜起的一堆“好的方面”稍一碰撞就会化为灰烬，这同样也是由来已久的了。实际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合法的改良和革命所起的作用，和这个或那个方法的优点和缺点相比，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据。
恰恰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合法的改良总是为上升阶级的逐步巩固服务的j，直到它感到已经成熟到足以夺取政权，推翻整个现存的权利体系，建立新的体系为止。伯恩施坦反对夺取政权，把夺取政权咒骂为布朗基主义的暴力论，他的不幸就在于，把千百年来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轴承和动力的东西看作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自从阶级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历史的基本内容以来，夺取政权j一直是一切上升阶级的目的，又是每一历史时期的起点和终点。这种情况，我们在古罗马农民同货币资本家k的长期斗争中，在中世纪城市贵族同主教的斗争和手工业者同贵族的斗争中，在近代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都可以看到。
因此，立法l和革命并不象在历史的食堂里的热炒和冷盘一样是可以任人挑选的历史进步的不同方式，它们是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不同要素，既是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同时又象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相互排斥。
而且每个时代的法制都不过是革命的产物。革命是阶级历史在政治方面的创造行为，而立法则是社会在政治方面维持生存的手段。合法的改良工作本身并不包含着自己独特的、与革命无关的动力，在每个历史时期中，它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所给予它的推动在它身上还发生作用的方向上和时期内进行活动，具体地说，也就是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在世界上所建立的社会形态的框框里进行活动。这正是问题的核心。
以为合法改良工作只是放宽了范围的革命，革命只是压窄了范围的改良，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是完全违背历史的。社会革命和合法改良是不同的要素，不是时间长短不同，而是本质不同。历史上运用政治力量进行的革命变革，其全部秘密正在于由单纯的量变为新质，具体地说，在于从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个历史时期、另一个社会制度。
因此，谁要是用合法改良道路来代替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把合法改良道路同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那他事实上选择的不是达到同一目的的比较温和的、稳妥的和缓慢的道路，而选择了另一目的，这就是，不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而只是要在旧制度中作些量的j变动。所以，从伯恩施坦k的政治观点中和他的经济理论中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只以改良资本主义为目的，不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争剥削的多些或少些，一句话，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赘疣，而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本身。
但是，上面所说的关于合法改良和革命的作用的话，也许只是对到现在为止的阶级斗争是正确的吧？也许，从今以后，由于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形成，合法改良也可以有责任把社会从一个历史阶段引向另一个历史阶段，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l“变成了毫无内容的空话”（第183页）了吧？
情况恰恰相反。资产阶级社会区别于以前的阶级社会即古代和中世纪社会的特征是什么呢？这正在于，现在的统治不是以“既得权利”为依据，而是以实际经济关系为依据，雇佣劳动制度不是一个权利关系，而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关系。在我们整个的法律制度中，找不到现在的阶级统治的法律规定。如果还能找到一些痕迹的话，如奴仆制度，那么，这恰恰是封建关系的残余。
既然雇佣奴隶制度在法律上根本没有表现出来，又怎么“通过合法道路”逐步予以废除呢？想靠合法改良工作来给资本主义准备一个结局的伯恩施坦，也陷入了乌斯宾基所说的那个俄国巡警的处境。这位巡警在叙述他的冒险故事时说：“我一把抓住那个家伙的领子，结果怎样呢？那可恶的家伙竟没有领子！“麻烦就在这里。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共产党宣言》第17页j。但是，在现代社会的过去阶段上，这个对立曾经在一定的法律关系上表现出来，因此，到一定程度内，新兴的关系还可以在旧关系的框框内找到地盘。“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共产党宣言》第17页。k）怎么办呢？通过在城市郊区逐步废除那一切零零碎碎的、总起来构成农奴制的权利，如徭役、选畜权、衣着权、借地继承税、人头税、强迫婚姻、遗产公享权等等。
同样，“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共产党宣言》）第17页。l）怎么办呢？通过局部地在形式上废除行会的束缚或者事实上削弱行会的束缚，通过逐步地在最必要的范围内改造行政、财政和国防制度。
因此，如果抽象地而不是历史地研究问题，那么，在以前的阶级关系的情况下，至少可以设想通过纯粹合法改良的办法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即使到那时，合法改也不是使由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多余，倒是为夺取政权作了准备和引导。无论对于废除农奴制度来说，或者对于废除封建制度来说，真正的社会革命当时都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强迫无产者接受资本奴役的，不是法律，而是贫困，是缺乏生产资料。然而世界上没有任何法律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能够宣布生产资料属于他们，这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不是由于法律，而是由于经济的发展。
其次，雇佣关系内部的剥削，同样也不是以法律为依据的，因为工资的高低不是由法律的途径，而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剥削这个事实本身就不是依据一种法律规定，而是依据纯粹的经济事实，这就是，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场，它除了具有其他特性外，还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特性，就是它能生产价值，并且生产的价值比它自己消耗的j价值还多。总之，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一切基本关系是不能在资产阶级基础上用合法改良的手段来改造的，因为这些关系既不是由资本主义的法律带来的，也不从这些法律中获得形式的。伯恩施坦在设计社会主义“改良”计划的时候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他不知道的也就是自己说过的东西，他在他那本书里第十页上写道：“经济动机现在在过去用种种统治关系和意识形态掩盖着的地方无拘无束地登场了”。
但是还要补充一点。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另一特点， 这就是，在这个制度中，未来社会的一切因素在发展过程中首先采取的形式不是使这些因素向社会主义靠近，而是和社会主义疏远了。在生产中，社会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采取什么形式呢？是股份公司、[国有化、]卡特尔k，在这里，资本主义的对立，劳动力的被剥削和被奴役发展到了顶点。
在国防方面，这一发展使普遍义务兵役制得到了推广，使服役期限缩短，因而在物质上向人民军队接近了。但是，这些都采取了现代军国主义的形式，在这里，人民受军事家的统治、国家的阶级性质最显明地表现出来了。
在政治关系方面，民主的发展（只要它处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导致了各阶层人民参与政治生活，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建立“人民国家”。但采取的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形式，在这里，阶级对立，阶级统治没有被废除，倒是展开和暴露出来了。既然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矛盾中运动的，那么，为了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内核从同它矛盾着的资本主义外壳中剥出来，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就需要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伯恩施坦当然知道另一种劝告j：如果说，民主的发展是使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而不是使它缓和，他回答我们说：那时“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想给自己的工作增加因难，那它就必然要尽力阻挠社会改良和民主设施的扩大”（第71页）。不错，如果社会民主党学小资产阶级的样子，对于从历史上去选择一切好的方面，抛弃坏的方面的吃力工作还是津津有味的话。不过那时社会民主党势必也要对整个资本主义“尽力阻挠”，因为资本主义毫无疑问是罪魁祸首，是它在社会民主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设下了种种障碍。实际上，资本主义在设置障碍的同时，也提供了实现社会主义纲领的唯一可能性。这种情况对民主制也完全适用。
如果说，民主制[，正如我们在第45—46页k上指出过的，]对于资产阶级已经一部分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一部分变成了障碍，那么，它对于工人阶级却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首先，民主制是必的，因为它创立了各种政治形式（自治、选举权等等），在无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时可以给它充当跳板和支撑点。其次，民主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制中，在为民主制而斗争中，在运用民主权利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自己的历史使命。
总之，民主制所以不可缺少，不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多余，倒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唯一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当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审查当前工人运动的策略并把合法斗争同街垒对立起来时，从导言的每一行都看得很清楚，他论述的不是最后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当前日常斗争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对待j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问题，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框框内它的态度问题。一句话，恩格斯对被统治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对胜利的无产阶级作了指示。
马克思关于英国土地问题的著名言论则相反（伯恩施坦也同样引用过），他说：“假如对地主实行赎买，也许是最便宜的”k这里讲的不是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前而是胜利之后的态度。因为显然只有在工人阶级执掌政权时才谈得上对统治阶级的“赎买”。而马克思在这里作为可能性来考虑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和平的运用，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来代替这个专政。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必要性，不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从来没有怀疑过。而伯恩施坦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鸡窝当作负有完成伟大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变革——使社会从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形式——使命的机关，这是他的权利。
不过，伯恩施坦纯粹是用恐惧和向人们提出警告的心情来阐述自己的理论的，无产阶级不能过早地取得政权呵！在这种情况下，在伯恩施坦看来，无产阶级应当让资本主义的现状维持下去，而让自己遭受可怕的失败。我们从伯恩施坦的这种恐惧中首先很明显是看到的是，一旦由于种种情况无产阶级执掌了政权，伯恩施坦的理论只能给予无产阶级一个“实际”指示——躺着睡觉去吧！但是这样一来这个理论也就立即给自己作出了判决，原来这是一种预先注定无产阶级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无可作为因而是消极地背叛自己事业的观点。
我们的整个纲领如果不能在斗争的一切场合和一切时机为我们服务，并且是通过执行它而不是不执行它为我们服务，那它实际上就变成了一张废纸。[的确！]如果我们的纲领是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表述，那么它显然也必须表述这一发展的一切过渡阶段的基本轮廓，因而它也要能够指出j 在每个时机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而采取的适当行动。由此可见，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根本不会有它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纲领或者被这个纲领所抛弃的时刻。
实际上，这种情况也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由于事态的发展执掌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没有一刻不去或者不承担义务去采取某种k措施实现自己的纲领，去采取某种l措施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纲领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的某种时刻完全不起作用，不能对它的实现作出什么指示，那么在这种主张的后面隐藏着m另一个主张，这就是，社会主义纲领根本是任何时候都实现不了的。
要是采取了过早的过渡措施又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包含着对社会变革的现实过程的一大堆错误认识。
由无产阶级即由广大群众掌握国家政权，首先不是人为地产生的。它本身是以经济政治情况的一定成熟程度为前提的，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是撇开了象巴黎公社那样的情况的，那时无产阶级取得统治不是为了确定目的自觉斗争的结果，而是作为被大家遗弃了的无主的货物例外地落到了无产阶级手中。这也就是布朗基主义的国家政变同由广大的[而且是]有阶级觉悟的人民群众夺取政权之间的根本区别。前者是由“坚决的少数”发动政变，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射，象从手枪里发射子弹一样，因此总是不合时宜；而后者本身只能是已经开始的资产阶级社会崩溃产物，因此它本身就带着合乎时宜出现的经济和政治的合法证书。
因此，如果说，从社会前提的角度看，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决不会“过早”发生，那么，另一方面，从政治效果即从政权的保持的角度看，它必然是“过早”发生的。使伯恩施坦睡不着觉的过早的革命，象达摩克利斯的剑j一样悬挂在我们头顶上，对于这把剑，任何请求和祈祷，忧虑和警告k都无济于事。这里有两点很简单的理由：
第一，   要想一子通过无产阶级的一次胜利的打击来完成把社会从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社会
主义制度这样的巨大变革，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果设想这是可能实现的，那就意味着再次暴露了真正的布朗基的观点。社会主义变革以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为前提，在这个斗争中，根据各种可能的情况看来，无产阶级会不止一次地被击退，因此，从整个斗争的最后结局的观点来看，第一次必然是“过早地“掌握政权。
但是，第二，这种“过早地”掌握政权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的这种“过早的”进攻，正是为最后胜利创造政治条件的一个因素，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也正是这种进攻帮助最后胜利的时机的到来和决定了这个时机l。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地夺取政权的概念本身m，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来源于对社会发展的机械的理解，假定阶级斗争胜利的一定时机产生于阶级斗争之外，不依赖于阶级斗争。
但是，既然无产阶级这样一来除了“过早地”夺取政权外，没有别的办法，换句话说，既然它必须一次夺取它n，以便最后持久地掌握它，那么，反对“过早”夺取政权的反对派不是别的，正是根本反对无产阶级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的反对派。
由此可见，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从[伯恩施坦理论的]这一方面也会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伯恩施坦o的放弃最终目的p的方针，也就是放弃整个q运动的方针。[他劝告社会民主党在夺取政权时“躺着睡觉去吧”，也就等于劝告它现在去睡觉，永远去睡觉，也就是说，放弃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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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二版改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上，合法的改良是为。。。。。。服务的”。
j 二版改为“恰恰夺取政权”。
k 二版改为“和贵族”。
l 二版改为“合法的改良”。
j 二版改为“非本质的”。
k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l 二版在此处插入“正如伯恩施坦在他的书里所说的那样”。
j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编者注
k 同上。——编者注
l 同上。——编者注
j 二版改为“比它自己以工人生活资料的形式消耗的”。
k 二版改为“是大企求业、股份公司、卡特尔”。
j 二版改为“伯恩施坦从这里得出的当然是另一个结论。”
k 参看本卷第123—128页。——编者注
j 二版未加着重号。
k “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5页）——编者注
j 二版改为“向无产阶级指出”。
k二版改为“一定”。
l 同上。
m 二版改为“不自觉地隐藏着”。
j 达摩克利斯是古代意大利锡拉丘斯暴君迪奥尼修斯的一个大臣，惯用花言巧语诌媚人。一次应邀赴宴，暴君将一利剑用头发丝悬挂于其头顶，供赴宴者取笑，后来人们用“达摩克利斯的剑”一词表示有千钧一发的危险之意。——编者注
k 二版改为“恐惧”。
l二版将后半句改为“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伴随着夺取政权而来的那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在长期顽强斗争的烈火中，才能达到足以完成最后的伟大变革所必需的政治成熟程度。因此，无产阶级的那种对国家政权的”过早的“进攻，本身就是帮助最后胜利的时机的到来和决定这个时机的重要历史因素。”
m 二版改为“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地’夺取政权的想法”。
n 二版改为“一次或数次夺取它”。
o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p 二版改为“社会主义最终目的”。
q 二版改为“社会主义”。

四  崩溃
 
伯恩施坦修正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从抛弃资本主义崩溃论开始的。但是，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那么，抛弃了这个基石逻辑上必然使伯恩施坦的全部社会主义观点趋于崩溃。他在辩论过程中，为了保持他的第一个主张，就把社会主义阵地一个一个地放弃了。
没有资本主义的崩溃，剥夺资本家阶级就不可能实现，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剥夺，把逐步实行“合作原则”作为工人运动的目的。
但是，合作原则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是行不通的，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生产社会化，着手改良商业，发展消费组合。
但是，通过消费组合来改造社会，哪怕同工会一起干，同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的物质发展不相容，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唯物主义历史观。
但是，他关于经济发展进程的观点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规律不相容，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剩余价值规律和价值规律，从而放弃卡尔．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
但是，没有确定的目的和没有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能进行，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阶级斗争，声明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好。
但是，在一个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一个完全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于是伯恩施坦就在进一步的结论中甚至否认我们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存在。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是一群不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是四分五裂的个人。在他看来，资产阶级也不是靠内在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的，而是靠外部的压力（来自上面或下面的）在政治上结合起来。
但是，如果没有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并且根本没有阶级，那么，不仅不可能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未来的斗争，而且也不可能有它们到现在为止的斗争，那么，社会民主党本身及其成果就是不可理解的了。或者，如果说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也只是来自政府方面的政治压力的结果，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而是霍享索伦方针的偶然产物，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的儿子，而是反动派的私生子。这样一来，由于确定不移的逻辑，伯恩施坦就从唯物主义历史观走到了《法兰克福报》和《福斯报》的立场上去了。
在否定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社会主义批判以后，剩下的就只是寻求满足于现状了，至少在总的方面是如此。而且对于这一点伯恩施坦并不退缩；他发觉现在德国的反动派并不很强大，“西欧各国政治上的反动看到的不多”，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对待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至多是防御而不是镇压“（《前进报》，3月26日）。工人不是越来越贫穷，而是相反，他们越来越富裕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进步的，甚至在道德上也是健康的，看不到反动和压迫，——在这个所有世界最好的世界中，万事都走向最好的境界。
就这样，伯恩施坦完全合乎逻辑地从头走到尾。开始，他为了运动放弃了最终目的，但是没有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社会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那么他的结局就必然是连运动本身也一起抛弃掉。
这样一来，伯恩施坦的全部社会主义观点都崩溃了。雄伟、对称和奇美的马克思体系建筑物，在他那里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垃圾堆，一切思想体系的碎片，一切大小思想家的片断思想，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公墓地。马克思和浦鲁东、列奥．冯．布赫和弗兰茨．奥本海默、弗里希．阿尔伯特．朗格和康德、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利特尔．冯．纽包威尔博士、赫克纳和舒尔采格弗茨、拉萨尔和尤利乌斯．沃尔弗——所有这些人在伯恩施坦体系中都作出了也片断的贡献，伯恩施坦从他们那里都学到了一些东西。毫不奇怪！他抛弃了阶级观点，就失去了政治罗盘，他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也就失去了把个别事实要一个彻底的世界中结成有机整体的精神上的结晶轴。
这个把一切可能的思想体系的残片毫无区别地混杂在一起的理论，乍一看来似乎是毫无偏见的。伯恩施坦不愿意听到什么“党的科学”，或者正确些说，阶级的科学。也不愿意听到什么阶级的自由主义，阶级的道德。他想代表的是一般人类的、抽象的科学，抽象的自由主义，抽象的道德。但是，因为现实社会是由阶级组成的，这些阶级有截然相反的利益、意图和观点，所在社会问题上的一般人类科学、抽象的自由主义、抽象的道德暂时是一种幻想，一种自我欺骗。伯恩施坦所谓的一般人类的科学、民主和道德，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东西，也就是说，是资产阶级科学，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道德。
的确是这样！当他拒绝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体系，效忠于布伦坦诺，柏姆一杰文斯、萨伊、尤利乌斯．沃尔弗的学说的时候，他除了用资产阶级的辩护词来代替工人阶级解放的科学基础以外，还能做什么呢？当他谈论自由主义的一般人类性，把社会主义变成它的变种的时候，他除了抽去社会主义的阶级性，抽去它的历史内容，因而也就是抽去了一切内容之外，除了反过来把自由主义的历史代表即资产阶级当作全为类利益的代表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当他反对在社会民主党内“把物质因素抬高为无所不能j的发展力量”，攻击“轻视理想”的时候，当他起来维护理想主义和道德但同时又竭力反对复活无产阶级精神的唯一泉源即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时候，实质上，这除了向工人阶级宣传资产阶级道德的真髓，即宣传与现在制度妥协，把希望带到道德的理想世界的来世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最后，当他用利箭对准辩证法的时候，除了同正在兴起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特殊思想方法斗争以外，还能做什么呢？他反对的是这样一把剑，这把剑曾帮助无产阶级穿破黑暗，看清自己历史的未来。他反对的是这样一个精神武器，用这个武器无产阶级虽然物质上还在羁绊之下就战胜了资产阶级，因为它向资产阶级证明，资产阶级的存在是暂时的，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精神世界已经完成了革命！当伯恩施坦向辩证法告别j使用“一方面，另一方面”、“固然，但是”，“虽然，不过”、“或多或少”这些思想上的跷跷板的时候，他就完全合乎逻辑地陷入没落资产阶级由历史所决定的思想方法中了，这种思想方法正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和政治行为的一幅忠实的精神上的画像。[卡普里维k、霍享洛埃l、伯勒普什m、波扎多夫基、二月法令n苦役监禁法案o]目前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但是”表现得恰恰同伯恩施坦的思想方法一模一样，而伯恩施坦的思想方法是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最细致和最可靠的征候。
但是，在伯恩施坦看来，连“资产阶级”一词也不是阶级表现，而是一般的社会概念。这只不过说明（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不言而喻的）他已经用资产阶级的语言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历史语言，代替了无产阶级的科学、政治、道德和思想方法。当伯恩施坦把“资产者”理解为既是资产阶级，又是无产阶级，即毫无区别地理解为一般的人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一般的人同资产者，把人类社会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起来了。
[如果说，在开始同伯恩施坦讨论的时候，有人还希望用社会民主党的科学兵器库里的论据来说服他，使他能够回到运动中来，那么，他现在就不得不完全放弃这种希望了。因为现在对双方来说，用同样的语言已经不再表示同样的概念，用同样的概念已经不再表示同样的社会事实了。同伯恩施坦的讨论已经变成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形态的争论了。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现在完全站在不同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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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二版在“无所不能“之后加了“（万能的）”。
j 二版改为“同辩证法分手“。
k 列奥．卡普里维（1831—1899）——1890—1894年期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编者注
l 克洛德维希．霍享洛埃-席林格菲尔斯公爵（1819—1901）——1894—1900年期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 。——编者注
m 汉斯．海尔曼．伯勒普什——1890—1896年期间任普鲁士商业大臣。——编者注
n 指1890年2月4日德皇威廉二世颁布的关于劳动保护立法的两个法令。——编者注
k参看本卷第37页2

五  机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伯恩施坦的书对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有j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是为党内k的机会主义思潮建立理论基础的第一个尝试。
我们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潮，如果把一些偶然的表现，如大家都知道的轮船补贴问题也算进去，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但是，一个明显表现出来的统一的机会主义思潮却是在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是在反社会党人法垮台，重新获得合法地位之后开始的。福尔马尔的国家社会主义l巴伐利亚的预算投票m、南德的农业社会主义n、海涅的补偿提案o、最后席佩耳的关税观点和民军观点p，这些就是机会主义实践发展的路标。
机会主义实践的外部标志首先是什么呢？是对“理论”的敌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的“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无论在追求的目的方面，无论在应用的斗争手段方面，最后无论在斗争的方法方面，都给实际活动规定了十分明确的界限。因此，那些只想追求实际成果的人就很自然地力图使自己的手脚不受束缚，也就是说，力图让我们的实际工作脱离“理论”，不依赖于理论。
但是，就是这个理论对于他们的每一个实际企图都给予迎头痛击。国家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补贴政策、补偿政策和民军问题，机会主义都遭到了失败。显然，这些思潮如果想反对我们的基本原则那就势必向理论本身，向基本原理挑战，而不是对它视而不见。它们总要试图动摇这些基本原理，并且建立自己的理论。伯恩施坦的理论正是朝着这个方面走的一个尝试。因此，我们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j上看到所有的机会主义分子立刻在伯恩施坦的旗帜周围集合起来了。如果说，一方面，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思潮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可以由我们的斗争的条件和斗争的发展加以解释的现象，那么，另一方面，伯恩施坦的理论也同样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尝试，这就是它想把这些思潮用一种普遍的理论表述概括起来，找出它们自己的理论前提，同科学社会主义较量一番。因此，伯恩施坦的理论一开始就机会主义在理论上的耐火试验，是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科学证书。
这次试验的结果如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机会主义创立不了多少k能够经得起批评的积极理论。它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先是向马克思学说的各个基本原理进攻，最后是把整个体系从最上层到基础统统毁掉，因为这个学说是一牢固结合的建筑物。这说证明，机会主义实践的本质和基础是同马克思体系不相容的。
但是，它也进一步证明，机会主义同社会主义也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的内在的趋势说是要把工人运动推到资产阶级的轨道，也说是说，是要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完全麻痹。当然，从历史上说，不能把无产阶级的的阶级斗争同马克思体系等同起来。在马克思以前，并且同马克思无关，就有了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主义体系，每一个体系都是某种[完全]适合当时条件的工人阶级解放意图的理论表现。用道德上的公平观念来论证社会主义；不是反对生产方式，而是反对分配方式；把阶级对立理解为贫富对立；在资本主义经济范围内企图实行“合作”原则，——我们在伯恩施进体系中遇到的这一切，早已存在了。这些理论在它们那个时代尽管有一切欠缺之处，但仍然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真正理论，它们都是幼儿学校，无产阶级是在这些学校里学会走上历史舞台的。
但是，当阶级斗争本身的发展和它的历史条件已经导致摆脱这些理论并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之后，除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外，就不能再有社会主义，离开了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至少在德国是如此。自此以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和社会民主党就是一回事了。因此，回到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理论，现在不再是意味着回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幼儿学校，不是的，现在这意味着回到资产阶级的已经穿破了的小便鞋里去了。
伯恩施坦的理论是给机会主义奠定基础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尝试。我们说第一次，是因为机会主义在伯恩施坦的体系中，无论在消极方面，即在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也无论在积极方面，即在把一切理论上的混乱东西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方面，都已经走得如此之远，已经再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了。由于伯恩施坦的这本书，机会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也就完成了[正象由于席佩耳对待军国主义问题的立场，机会主义在实践上的发展完成了一样]，作出了它最后的结论。
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是能够在理论上推翻机会主义的学说，而且是唯一能够把机会主义放在党的成长过程中加以说明的学说。无产阶级为达到它的最后胜利而举行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军，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这个运动的全部特点在于，这里是世界历史上由人民群众自己并且违反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实现自己的意志，而这个意志必须超越现今社会的界限，在现今社会的来世去实现。而培养这种意志又只能在同现存制度不断斗争中，在现存制度的框框里进行。广大人民群众同一个超越全部现存制度的目的结合，日常斗争同伟大的世界改造结合，这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大问题，这个运动因此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在两块礁石之间前进：一边是否认群众性，一边是否认最终目的；一边是重新回到宗派主义，一边是滚入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一边是无政府主义，一边是机会主义。
当然，马克思的学说在它的理论武库中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提供了既反对这个极端又反对那个极端的致命的武器。可是，正因为我们的运动是一个群众运动，而威胁着运动的危险不是从人们的头脑中而是从社会条件中产生的，因此，那种跳到无政府主义一边和跳到机会主义一边去的现象，不是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事先一劳永逸地了防止得了的；它们一旦在实践中降生，就必然只有通过运动本身才能克服，自然是只有在马克思提供的武器的帮助下才能克服。较小的一种危险，即无政府主义的小儿麻疹，社会民主党已经把它和“独立运动”j一起克服了。较大的一种危险，即机会主义的水肿病，社会民主党现在正在克服。
近年来，运动在广度上有了巨大的增长，斗争的条件复杂化了，斗争的任务也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有这样一个时刻到来，这时在运动中对能否达到伟大的最终目的的将发生怀疑，对运动的思想因素将产生动摇。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就是这样发展的，它只能是这样的，不能是别样的，动摇和畏缩的时刻，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来说，不是出乎意外的事，倒是马克思早已看到和预言过的。马克思在半个世纪以前j写道：“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着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象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评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象是只是为了要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k”
就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已经建立之后，这段话仍然是定律。由于有了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运动也不是一下子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甚至在德国也不是这样。它是一天天地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它变成这样也是在斗争过程中进行的，而且是在不断克服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极端偏向的过程中进行的。而这两种偏向不过是当作过程来理解的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要素。
从这上点看来，令人吃惊的不是竟有机会主义思潮产生，倒不如说这个思潮竟如此虚弱。当机会主义只是党的实际工作的个别场合被冲破的时候，人们还以为在它后面总有一个多少是认真的理论基础。可是现在它在伯恩施坦的书里已经完整地表达出来，每一个人都会奇怪喊道：怎么，你要说的就这些吗？连一点一滴的新思想都没有！没有哪个思想不是早在几十年前就被马克思主义驳倒过、踩踏过、嘲笑过、摧毁过！
机会主义说的话已经够多了，这就证明它没有东西可说了。伯恩施坦的书在党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
伯恩施坦在同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同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告别的时候，还可以感谢它们，因为它们给他的变化找到了从宽发落的环境。因为只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宽宏大量才让伯恩施坦作为预先注定的而不自觉的工具出场，通过这样一个工具，向前猛进的无产阶级已经将自己一时的不坚定性表现出来，以便在仔细观察之后，冷笑着将它从自己方面远远抛掷出去。
[我们已经说过：运动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性质，是在克服随着它的发展必然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偏向过程中进行的。但是，克服并不意味着按上帝的意愿让一切都平安无事。克服现在的机会主义思潮意味着摒弃它。
伯恩施坦在结束他的那本书的时候劝告党，要党敢于表现为它实际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在我们看来，党，也就是说，党的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必须对这一切告给予回敬，也要伯恩施坦正式地表现为他实际的那个样子，即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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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二版改为“已经有了”。
k 二版改为“在社会民主党内”。
l 指福尔马尔鼓吹的通过国家的干预灾行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1892年11月14日的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揭露国家社会主义是诱使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的手段。——编者注
l见本卷第49页——编者注
 
m 见本卷第49页——编者注
o 沃尔弗冈。海涅1898年2月10日在柏林第三选区发表演说，主张社会民主党可以为了“人民的自由”投票先赞成普鲁士反动政府的军事要求。这就是所谓“用大炮换取自由”的补偿政策。——编者注
p 参看本文附录《民军和军国主义》。——编者注
j 指1898年10月3—8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编者注
k 二版改为“稍微”。
m 见本卷第48页——编者注
j 二版在这句话之后加了“在他的《雾月十八日》中”。
l 前一句话引自伊索寓言中的《说大话的人》。这是针对一个说大话的人讲的话，他硬说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大很远很远。后一句是黑格尔在《法哲学》一书序言使用过后，是前一句的代用语（“罗陀斯”在希腊文中是岛名，也是“玫瑰花”）——编者注
 
附录：民军和军国主义ã
一
从党的队伍里对于我们纲领中的个别要求和我们的策略发出批评的声音，这不是第一次，但愿也不是最后一次。这件事情本身是最值得欢迎的。但是，问题首先在于是怎样的批评，而我们所说的怎样，不是指凡事都要纷纷议论一番的“风气”，而这种风气在党内已成为时髦，我们指的是重要得多的东西，即批评的一般基础，指在批评中表现出来的一定的世界观。
伊塞格里姆-席佩耳发动的反对建立民军的要求和拥护军国主义的十字军讨伐，实际是以一整套前后一貫的社会政治世界观为基础的。
席佩耳维护军国主义是从这样的一般立场出发的，就是确信这种军事制度是必要的。他用一切可能的军事技术的、社会的和经济性质的论据来证明常备军是不可缺少的。当然，从某种立场来看，他是对的。常备军、军国主义事实上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对谁呢？对今天的统治阶级和现在的政府。但是，对现在的政府和统治阶级来说，废除常备军，采用民军制度即实行人民武装从他们的阶级立场出发是不可能的、荒谬的，除了得出这样的结论外，难道还能得出别的结论吗？如果说，席佩耳自己也认为建立民军是不可能的、荒谬的，那么，这只是表示他自己在军国主义这个问题上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表示他是用资产阶级政府的或资产阶级的眼光来看待民军的。他的每一个论据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用武器把一切公民武装起来（这是民军制度的基础）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钱办这件事，“文化任务已经苦得够了”。可见，他的主张是单纯从今天的普鲁士德意志的财政经济出发的，除了米凯尔的办法j，他根本不可能设想实行别的办法，例如对资本家阶级采用累进的形式课税，甚至在实行民军制度的条件下也是如此。
席佩耳认为青年的军事训练（民军制度的另一基石）是不适宜的，因为在他看来，军士做教官会用腐化的习气影响青年。当然，在这里他指的是今天的普鲁士军营中的军士，把他们简单地带到他设想的民军制度中去当青年的教官。他的这种思想方法使人生动地想起了尤利乌斯．沃尔弗教授。这位教授反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照他的计算，在社会主义统治下，利息率会普遍提高。
席佩耳认为今天的军国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减轻”社会所承受的经济压力。考茨基用尽一切心思去猜测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席佩耳怎么会想出用军国主义来“减轻”负担，并且对于每一个可能的解释都作了中肯的答复。但是，席佩耳显然不是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从劳动人民的立场来看问题的。当他谈到“减轻”负担时，很显然，他想到的是资本。在这一点上他当然是对的：对于资本来说，军国主义是重要的投资形式，从资本的立场看来，军国主义确实是一个减轻负担的办法。席佩耳在这里是以资本利益的正确代表的身份讲话，还可以用这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就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找到了一个公认的见证人。
下面是1899年1月12日在国会会议上的一段话：“各位先生，我认为，有人说二十亿国债完全作了非生产性的支出，一点也没有向你们提供生产性的收入，这也是完全错误的。我断定，现没有比军事支出更带有生产性的投资了！”（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这里，速记记录记下了：“左边活跃”。发言人是冯。施杜姆男爵j。
席佩耳的所有主张的特点恰恰不在于其本身是错误的，而在于以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为基础。正因为如此，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看来，在席佩耳那里一切都是头脚颠倒的：常备军不可缺少，军国主义在经济上有用，民军不切实际，等等。
席佩耳在军国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在一切主要方面同他在另一个最重要的政治斗争问题即关税政策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是十分惊人的。
首先，我们处处看到，他坚决拒绝把这种或那种立场同民主或反动问题联系起来。在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的发言中k说，认为自由贸易就是进步，而保护关税就是反动，这是错误的。回顾一下悠久而宽阔的历史就可以证明，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自由贸易家，同时也可以是一个反动派，反过来说，一个主张保护关税的人，同时也可以j是民主制的好朋友。我们现在听到的几乎是同样的话：“有热烈拥护民军制度的人，他们设置无穷无尽的障碍来破坏我们的工商业生活，他们想把下士的精神移植到我们的孩子的头脑中去，直到最小的班级，——这些要比今天的军国主义坏得多。也有反对民军制度的人，他们誓死反对任何这样过分传播军事倾向和军事要求的事情。”k
资产阶级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同在别的问题上一样，是没有原则立场的，他们奉行的是随机应变政策，从这一事实出发，社会民主党人席佩耳认为自己也有权和有必要否认保护关税和军国主义的反动实质，或者说，否认自由贸易和民军制度的进步意义，这也就是说，在这两个问题上同样采取无原则立场。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和在那个问题上一样，看到的是他一面反对保护关税或者军国主义的个别祸害，一面又坚决拒绝把两个现象本身作为一个整体与之斗争。在斯图加特，我们在席佩耳的发言中听到有必要同个别过高的关税进行斗争的意见，但是同时也听到过这样的警告：“把自己拖住了”，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也就是说，总是到处同保护关税作斗争l。现在我们听到，席佩耳还是容许“对具体的军事要求进行议会斗争和宣传斗争”m（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不过他警告说，不要把“纯粹表面的偶然东西和（军国主义——罗．卢．）对其社会领域的十分次要的、当然也是十分偶然的反作用，当作是它的本质和核心”j。
最后，第三，这是上述两个观点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别的问题一样，对现象的最后估价完全是从已往的资产阶级发展的观点出发，就是说，从历史条件规定的进步的一面出发，完全抹杀了进一步的、未来的发展，因此，也就抹杀了被研究的现象的反动的一面。在席佩耳看来，保护关税仍然是已故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看到的那个样子：是超越了德国中世纪封建经济的分裂状况的一个大进步。普遍的自由贸易在今天已经成为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超越内部经济界线的同样必要的步骤，因而各国的关税壁垒已经是一种反动，这种情况，在席佩耳看来是不存在的。
在军国主义问题上也是一样的。他仍然从一个巨大进步的观点来看待军国主义，认为建立在普遍义务兵役制基础上的常备军，同以前的雇佣军队和封建军队比较起来，是一个大进步。但是，在席佩耳看来，发展到这里，也就停止不前了。在他看来，历史是不会超越常备军制度而进一步实现普遍义务兵役制的。
但是，席佩耳在关税问题上和军事问题上采取的这些具有特色的观点的意义何在呢？第一，它们表示用随机应变的政策代替原则立场，与此联系k，它们表示只反对关税或军国主义的赘瘤l而不反对制度本身。但是，这种政策如果不是我们党最近的历史上为人们所熟知的机会主义，还能是别的什么政策呢？
伊塞格里姆一席佩耳公然拒绝构成我们政治纲领的基本论点之一实行民军制度的要求，这是“实际政策”又一次在庆祝胜利。从党的政治观点来看，席佩耳行动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只有联系整个机会主义思潮，并从机会主义一般基础和后果的观点出发，才能对最近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发生的行动作出正确的判断和估价。
二
机会主主政策的根本标志，就是它总是要合乎逻辑地发展到为了工人阶级眼前的利益，而且是想象出来的利益而牺牲运动的最终目的，牺牲工人阶级解放的利益。席佩耳在军国主义问题上的主要论点之一，鲜明地证实上述原理对于席佩耳的政策也是不言而喻适用的j。在席佩耳看来，迫使我们坚持军国主义制度的最重要的经济理由是，通过这个制度可以在经济上“减轻”社会的负担。我们姑且不说，这个稀奇古怪的主张连最简单的经济事实都不顾。相反，为了勾画出这个思想方法的特征，我们暂时假定这个荒谬的主张是真理，军国主义事实上使“社会”“减轻了”多余的生产力的负担。
这种现象对于工个阶级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显然，通过维持常备军，把劳动后备军的一部分，把使工资降低的人的一部分解脱出来，从而可以改善劳动条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只是意味着：为了减少劳动市场上的供给，为了限制竞争，第一，工人要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以税k的形式交出去，以便把他的竞争者当作士兵养活着；第二，他把这个竞争者变成一种工具，资产阶级国家利用这一工具把工人为改善自己生活状况而进行的每一个活动（起义、集会结社等）镇压下去，必要时把它们淹没在血泊中。这就是说，工人生活的这种改善就会烟消云散，而在席佩耳看来，军国主义之所以必需就是为了这种改善；第三，工人把这些竞争者变成了整个反动派最可靠的基石，j也就是说，变成了他们自己在社会上受奴役的基石。
换句话说，由于军国主义，工人在一定数量上防止了工资的直接减少，但是为此却大大丧失了持续不断地进行斗争来提高工资，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可能性。作为劳动力的卖者，他占了便宜，但是作为一个公民，在政治运动的自由方面却受了损失，归根到底，作为劳动力的卖者，他也受了损失。他消除了一个劳动市场上的竞争者，结果却看到产生了一个工资奴隶制度的保护者，他防止了工资的降低，结果却缩小了不断改善自己生活的前途，也缩小了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最后解放的前途。所谓通过实行军国主义来使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减轻”负担的实际意义就在于此。在这里，和在所有机会主义政策的空想家那里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为了眼前的小小的实际利益而牺牲了社会主义阶级解放的伟大目的。而且这种利益仔细考察起来证明完全是虚幻的。
但是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席佩耳怎么会产生如此荒谬的恩想，竟然也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宣布军国主义可以“减轻”负担呢？我们回想一下，从资本的立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们已经说过，军国主义为资本创造了最赚钱最不可缺少的投资方式。[的确！]通过税收到达政府手中用来维持军国主义的那笔资金，假如仍然留在居民手中的话，就是一笔不断增长的对生活必需资料[和享受资料]的需求，或者，假如由国家大量地用于文化目的，同样可以造成对社会劳动相应需求，这固然地很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这样一来，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军国主义决不会”减轻“负担。可是，从资本主义利润的观点看来，从企业的观点看来，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对资本家来说，对产品的一定需求是在分散的私人买主手中还是在国家手中，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的需求的特点是可靠，量大，价高，大都是垄断价格。这些特点使国家成为资本的最有利可图的顾客，而向国家供应产品就成了资本最光辉的业务。
但是，军事供应同例如国家用于文化目的（学校、道路等等）的支出相比是特别有利的，这是因为有不断发生的技术改造和不断增长的各种支出。因此，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利润永不枯竭的泉源，而且是越来越丰富的泉源。它使资本上升为一种社会权力，正象在克虏伯和施杜姆的企业里对抗工人的社会权力一样。军国主义对整个社会来说，经济上是完全不合理的对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意味着压低他们的经济生活标准j，目的的使他们在社会上受奴役；对于资本家阶级来说，在经济上是最光辉的、无法代替的投资方式，正象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是他们的阶级统治的支柱一样。因此，当席佩耳不加思索地把这样一种军国主义宣布为经济上“减轻”负担的必要手段的时候，显然，他不仅把社会利益的观点同资本利益的观点混为一谈（正如我们在开头已经说过的，他这样也就站到了资产阶级立场），而且当他认为企业主的每一个经济利益必然也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时候，他也是从资本和劳动利益协调的原则出发的。
这又是我们在关税问题上曾经从席佩耳那里领教过的那个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席佩耳在原则上拥护保护关税，因为他把工人当做生产者，想保护他们不受外国工业毁灭性产竞争的影响。在这里和在军事问题上完全一样，他只看到工人直接的经济利益，忽视了他们远大的社会利益，而这种利益是同实行自由贸易或废除常备军这样的一般社会进步相联系的。在这问题上和在那个问题上一样，他设想的工人的直接经济利益，也正是j资本的利益，因为他相信，凡是对企业主有利的事，对工人也是有利的。为眼前的实际收获牺牲运动的最终目的，从资本和劳动利益协调的观点估计实际利益，——这两个基本原理是和谐地互相结合在一起，又是一切机会主义政策的根本标志。
一个拥护这种政策的人居然设法引证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创始人的话，尽管他在军事问题上的保护人是冯．施杜姆男爵，而又十分严肃地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看做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保护人，这种情况乍一看来是令人吃惊的。席佩耳自以为在关于军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发展的理解方面同恩格斯是一致的。但是，这只不过再一次证明，在头脑中引起惊人混乱的东西，过去是消化得不好的黑格尔辩证法，现在则是消化不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而且这再表明，不论是一般地说，辩证的思想方法，或者特殊地说，唯物的历史哲学，这两者在正确理解了的时候是多么革命，只要错误地加以理解，就会得出危险的反动结论。如果人们读一读席佩耳引证的恩格斯的话，即从《反杜林论》中摘引的关于军事制度正走身自我消灭和向民军发展的观点，那么，乍一看来，席佩耳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同党通常所持的见解究竟有什么不同，是不清楚的。我们本来就把军国主义看做社会发展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花朵k，席佩耳也是这样。我们认为军国主义会进一步发展到民军制，席佩耳也是这样。那么，究竟是什么分歧把席佩耳带到反动的反对民军要求的立场上去的呢？非常简单，我们和恩格斯一样，把军国主义向民军发展的内在发展倾向看做不过是消灭军国主义的条件，而席佩耳则认为未来的民军也是从今天的军国主义中自然而然地、“从内部”成长起来的。我们想利用推广义务兵役制和缩短服役期这些客观发展给我们提出的物质条件，通过政治斗争实现民军制度，而席佩耳却听任军国主义和伴随它而来的种种现象自己发展，把促进实行民军制度的每一项自觉的干预都斥之为幻想和“啤酒馆里的政治“j。
这样，我们得到的不是恩格斯的历史观，而是伯恩施坦的历史观。正如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自然而然地、没有飞跃地、逐步地“长入”社会主义，席佩耳则认为从今天的军国主义中可以自然而然地长出民军来。伯恩施坦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的观点也好，度佩耳对于军国主义的观点也好，他们都不认为，客观发展只是把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的条件交到我们手上，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自觉的干预，没有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变革或者为实现民军制度而进行的政治斗争，无论社会主义或者民军制度都不能实现。因此，既然舒舒服服“长入”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是逃避有明确目的的革命斗争的一种机会主义，那么，通过这条道路也可以达到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也就成了资产阶级可怜的点缀品了。在伯恩施坦“逐步社会化”的理论中，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一切终于从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身中完全消失了，社会主义变成了“社会监督”，也就是变成了无害的资产阶级社会改良；在席佩耳的见解中，“民军”从自由的、自己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武装人民（这是我们的目的），变成了按照今天短期服役的常备军制度的精神将普遍义务兵役制度推广到所有一切适合服役的公民。席佩耳的观点如果用于我们政治斗争的一切目的，就会直接走向否定整个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席佩耳维护军国主义的行动是对于我们党内全部机会主义k思潮的清楚的说明，同时也是机会主义思潮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我们早些进时候也听到一位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海涅说过，我们在一定情况下可同意资本主义政府的军事要求。但是，那时这只是当作为了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更高目的而作出的让步来考虑的。按照海涅的看法，大炮至少只是当做交换人民权利的交换对象来用。现在席佩耳却宣布为大炮而大炮是必需的。虽然两者的结果都一样，都是支持军国主义，但是，在海涅那里，这至少还是建立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法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之上，而在席佩耳这里，干脆是从改变斗争目的出发。那里只是建议用资产阶级策略代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而这里却大胆地用资产阶级的纲领代替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在席佩耳“对民军的怀疑”中，“实际政策”已经得出了自己的最后的结论。它在反动的方向上已经无法再前进了，剩下要做的事只有把实际政策扩展到纲领的其他论点上，脱掉在自己身上的社会民主党大衣的破片，赤裸裸的露出纳乌曼j牧师的典型面目。
 
三
[如果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政治问题的一个争论俱乐部，那么我们认为席佩耳事件在理论上同他争论之后已经了结了。但是，既然社会民主党是一个进行政治斗争的党，那么对它来说，通过理论上证明席佩耳观点的错误是不解决问题的，不如说，这是第一次提出了问题。席佩耳关于民军的声明不仅仅地某种思想的表现，而且也是一个政治行动。因此，党对这一声明的回答也必然不仅是对一些观点的反驳，同时也地一种政治行动。而且这种行动也必然关系到席佩耳的见解的影响。
在过去几年中，一向作为社会民主党基石的所有行之有效的原理，由于来自我们自己队伍里的攻击，对它们的效用产生了动摇。爱德华．伯恩施坦宣布，对他说来，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沃尔弗冈．海涅通过他关于补偿政策的建议表示，对他说来，社会民主党通常的策略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席佩耳证明，他也完全不受党的政治纲领的约束。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几乎没有一个被党的个别代表化为乌有。这本身就呈现了一个令人极不愉快的一般景象。不过，从党的利益的观点出发，人们也还必须将其中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声明区分出来。伯恩施坦对们理论上的有效性的批评无疑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但是实际的机会主义对运动是无比危险的。只要运动在实际斗争中是健康的、有力的，对最终目的的怀疑态度就总是能够被运动扫除掉。但是，只要对最近目的，即实际斗争本身提出了问题，那么，整个党，包括最终目的和运动不仅是在这个或那个党的哲学家的主观想象中，而且也在客观的现实中就变成了“微不足道的”。
席佩耳攻击的目标仅仅是我们政治纲领的一个论点。但是，从军国主义对现在的国家所起的基本作用来看，这个单个的论点实际上已经意味着否定了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政治斗争。
资本主义国家也好，资产阶级也好，它们的权力和统治都凝结在军国主义之中，而社会民主党是原则上反对军国主义的唯一的政党。因此，反过来说，反对军国主义的原则斗争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本质。放弃同军国主义制度的斗争在实践上就会导致根本否定同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斗争。我们在上一节结束时说过，机会主义剩下要做的事只有把席佩耳的立场从民军的问题扩展到纲领的其他论点上，以便彻底否定社会民主党。我们在这里想到的只是这一政策的拥护者的主观的、自觉的发展。在客观方面，这一发展实质上已经在席佩耳的见解中完成了。
最近在机会主义的声明中，特别是在席佩耳的行动中，还有一个方面值得重视，至少因为它有象征性的价值。这是一种玩笑般的轻松，一种泰然自若的镇静，甚至象最近发生的情况那样，是一种愉快的欢乐，正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动摇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而每一个不是完全表面地了解党的事务的同志都把这些原则当作自己最亲近的东西。这种动摇至少会在每一个正直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良心上的严重危机。撇开别的东西，这也是我们革命不准降低、革命本能受到抑制的真实标志。这种现象本身可能是不可捉摸的、不重要的，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政党来说，无疑是重要的，因为这个党暂时主要依靠的不是实际上的成果，而是思想上的成果，因此，它对自己成员的个人水平有必要提出很高的要求。机会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所作的调和补充，也是它的资产阶级的理解方式。
由于席佩耳在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声明，党就有必要发表反对他的声明。这一对抗行动能够和必须包括哪些内容呢？第一，党的全部报刊对这个问题应当采取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态度，党的各种会议也必须对问题进行这样的讨论。按照席佩耳的看法，人民的集会只不过是有机会使人们向群众抛掷“口号”的骨头的场所，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的时候把政治上的“贵族老爷”选进国会，如果全党不先赞成席佩耳的这一观点，那么它就不能把讨论党的最重要的政治基本原则看作是“贵族的领地”，仅仅是为了挑选少数人，而不是为了广大党员群众。相反，只有把这种讨论带到党的广大范围里去，才能有效地防止席佩耳见解可能的传播。
但是，第二，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态度更为重要。党团首先有义务对席佩耳事件发表决定性的看法，一方面因为席佩耳是国会议员和党团成员，另一方面，因为他所说的问题是议会斗争的主要课题之一。我们不知道党团对于这件事是否已经做了什么事情。既然在伊塞格里姆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作者的真名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那么，党团很可能不会叉手站在一旁看着它的一个成员嘲笑它自己的活动。
而且，如果它以前没有这样做，那么在考茨基把席佩耳从他的狼窝里唤醒以后，它是能够弥补已经失去的时间的。党团对席佩耳事件是否表明立场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全党还没有了解它的立场，结果大概是一样的。社会民主党被迫在与其真正本质相违背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镶木地板上进行活动，显然是不自觉地、不自愿地采用了这种议会政治的许多习惯，而这些又是同党的民主性质不完全一致的。在我们看来，比如说，党团有仅对于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对于自己的党都地以封闭的团体出现。对前者是完全必要的，对后者则不恰当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党团的议会斗争主要使用幕后操纵、互相吹捧这种枯燥无味的手段进行，它有一切理由要避开公众的视线。相反，只要是涉及到党的原则问题或者重要的策略问题，社会民主党的党团既无必要，也无理由把它讨论的结果看作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团（资产阶级政党的党团也是一样）只有最后要在国会中达到一定的票数时，才召开党团秘密会议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它的党团所进行的议会斗争，从纯粹鼓动的观点来看要比实际活动重要得多。问题不在于党团形式上的多数决议，而在于它的讨论本身，在于澄清情况。对于党来说，了解它的代表关于国会讨论的问题是怎样想的，了解他们在国会里怎样就这些问题作为整体投票的，这至少是很重要的。在一个彻底实行民主的政党里，选民和代表之间的关系决不能认为通过选举行动和在党代表大会上的更为表面的、形式上的简略报告就可满足。相反，党团必须尽可能地同党的群众保持活生生的、经常的联系，考虑到最近在党的国会议员中出现的机会主义思潮，这样做尤其将成为进行自卫的当务之急。党团对席佩耳的见解公开表明态度过去和现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党的群众，不管他们多么希望这样做，也不可能具有物质上的可能作为整体来出场。党团是全党指派的政治代表，它通过自己的公开的行动应当直接帮助党表明必要的立场。
最后，第三，党本身也必须对于席佩耳事件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而且应当在它所掌握的唯一形式——下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进行。
在斯图加特讨论伯恩施坦论文的时候，有人说党的代表大会不能就理论问题进行投票。现在我们在席佩耳事件中遇到的纯粹是实际问题。有人说，海涅关于补偿政策的建议只是不合时宜的未来派的音乐，党用不着去考虑它们。现在我们在席佩耳事件中看到的是现在的音乐。而且在席佩耳关于民军问题的立场中，我们已经说过，机会主义政策已经达到了它的最后的结局，已经成熟到可以作出判决了。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党的迫切任务就是从这一发展中作出正确的结论，采取明确的、毫无含糊的立场。
党有一切理由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在于委托人，党的政治代表，按照职务来讲，他应当是党在斗争中的一把剑，他的行动应当是阻挡资产阶级国家进攻的堤坝。但是，如果这个堤坝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变成象浆糊做的东西一样，如果这把剑在战场上象纸做的一样一碰就断，那么党从自己方面来讲就不应当向这种政策呼吁：
         让浆糊一边去吧，
         我不需要这个！
         浆糊是锻造不了剑的！]
《来比锡人民报》1899年2月24日收到席佩耳[在读了前两篇文章j之后]寄来的下述来信，作者要求公开发表：
亲爱的朋友休恩朗克：
我总是带着很大的兴趣阅读《来比锡人民报》上罗莎．卢森堡的文章，这并不是因为我始终同意义文章的一切论点，而是因为我对文章的生气勃勃的战斗精神，诚实的信念和引人入胜的辩证法估价很高。
这一次，我看到下面的这个从一个前提出发而得出的越来越高、越来越快的结论，不是不感到惊奇的：
按照席佩耳的看法，迫使我们不得不支持军国主义制度的经济理由是，通过实行这个制度可以在经济上减轻社会的负担。席佩耳也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宣布军国主义是减轻负担。。。。。。因为他是从资本和劳动利益协调的原则出发的。
结论是可敬的，只是前提是绝对错误的、站不脚的！我在《新时代》上只是说，巨大的非生产支出——无论是个用于荒唐的奢侈和古怪的蠢事也罢，是国家用于军事、俸禄和形形色色的胡闹也罢——可以减轻危机的发烧症。一个“生产过剩”的社会，如果非生产性的浪费在用于生产目的的积累的同时不再不断扩大地盘，就会经常因为这种发烧症而发生震动。很明显，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赞成浪费和非生产支出的意思，更没有从工人阶级的利益来提出要求。我不过是想指出它们“对现代社会”所起的不同于通常强调的另一种实际的作用。
在最初，我毫不怀疑，谁也不能不把我评价为一个“为这一现代社会”而斗争的战士。至于谈到社会民主党辩论的问题，我还是有一些经验，为了避免任何误会起见，我在谈到生产过剩的那一节里后来还补充了短短的一句话：
当然，这不是使我对于军国主义更加中意，而是更加不中意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更加不能容忍了。但是，就连这种从我这方面来说是多余的防犯，看来也无济于事：“就这样定了！”好象人们恰恰是在同一人资产阶级妇女辩论一样。
我在指出了《来比锡人民报》的撰稿人罗莎．卢森堡的诚实以后，相信她会看到这里曾经采取的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我们之间为争夺无产阶级革命信念的奖章的竞争必须再一次从头开始。
你的  麦克斯．席佩耳
四
如果席佩耳同志带着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从他发表的一个观点出发得出的“越来越高、越来越快的结论”，这不过再一次证明，即使在人们没有逻辑的地方，观点也有它的逻辑。
上面提到的席佩耳的答复，首先对于他在《新时代》上表述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实行军国主义在经济上可以“减轻”负担的思想来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补充：现在，除了军国主义以外，还有“俸禄和形形色色的胡闹”和“个人荒唐的奢侈和古怪的蠢事”可以作为减轻经济负担和预防危机的手段。这样一来，关于军国主义的经济作用的特殊观点就发展成为一个一般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浪费是纠正资本主义经济的手段，而且，这个观点也证明，我们对待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冯．施杜姆男爵是不公道的，因为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把他说成是席佩耳的保护人。当施杜姆把军事支出称为最富有生产性的支出的时候，他至少考虑了军国主义在争夺销售市场和保卫“祖国工业”方面的意义。但是，我们已经弄清楚了，席佩耳在谈军国主义的时候，却完全忽视了它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有作用，他认为军国主义只是年年把一定量的社会劳动耗费完的一种巧妙形式；在他看来，军国主义在经济上就象德。于采公爵夫人j的十六条小狗一样，，它们占据了一整套房间，雇用了一些仆人，使用整间整间的狗更衣室，就这样来为资本主义经济“减轻”负担。
很可惜，席佩耳同志在他的经济和政治倾向变幻无常的过程中，每次都同过去的倾向决裂得那么彻底，以致过去的东西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留下。否则，既然他曾经是洛贝尔图斯的门徒，他必然会想起在《致冯．基尔希曼的第四书简》（第34页以下）中的经典篇章，在那里，他从前的老师曾经驳倒过k他今天的以奢侈医治危机的理论，但是，这种理论比洛贝尔斯图要早得多。
如果说，专门通过实行军国主义来在经济上减轻负担的思想能够产生新的魅力，至少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是此，那么，关于浪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起挽救作用的一般理论，就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一样古老。
庸俗经济学在它发展的迷途中的确提出了许多危机理论，但是，我们的席佩耳在今天所据为己有的理论，是属于陈腐的一种，就它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机构的认识来说，它甚至还低于庸俗经济学不幸的丑角让．巴．萨伊，按照他的看法，生产过剩其实就是生产不足。
席佩耳理论的一般前提是什么呢？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同生产出来的货物总量相比，消费显得太少，因此，危机可以通过扩大社会内部消费的办法来防止，照这种说法，资本主义危机的形成，不是由于生产中超越销售市场界限的内在趋势，不是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是由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绝对的比例失调。照这种看法，资本主义社会的货物总量可以说是一座一定数量的米山，社会应当把它咬穿。消费得越多，作为消化的剩余压在社会的经济责任心上的负担越少，“减轻负担”就越多。这是一个绝对的危机理论，它同马克思的相对的危机理论的关系，恰恰和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同马克思的相对人口过剩规律的关系一样。
但是，对于社会来说j，究竟谁是消费者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消费仅仅是为了使生产同时重新活跃起来，那么，米山增高了，“社会”一无所得，危机发烧症和从前一样震动着社会。只有当货物一劳永逸地被吸收掉。当它用于人们消费而人们又不再生产的时候，那时社会才会真正松一口气，危机才能被防止。
企业主辛某对于他（也就是他的工人）生产的货物不知怎么办好。幸而企业家孔某醉心于荒唐的奢侈生活，向他的窘迫万分的阶级同志买了成为累赘的商品。而孔某自己也生产有多余的货物，成为他的“负担”。幸而上面提到的那位辛某同样十分喜欢“奢侈和蠢事”，他自己也就成了忧心忡忡的孔某的热烈渴望的顾客。现在，在交易顺利结束后，我们的这两们企业家相对愕然，他们很有兴致地喊道，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其实他们两个都疯了。那么，照席佩耳所劝告的办法做他们得到了什么呢？当然，他们双方诚心诚意地互相帮助去将一定量的货物破坏无遗。但是，噢！企业的目的不是破坏物质财富，而是把剩余价值兑现为闪闪发光的黄金。而在这种关系中，这个聪明的交易归结起来就象是两个企业各自吃完、消费完自己多余的剩余价值。这就是席佩耳减轻危机的手段。威斯特华伦的煤矿大王们苦于煤的生产过剩吗？傻瓜！只要把他们的高楼大厦里烧得热些，煤炭市场就“减轻负担”了。卡拉拉的大理石矿的矿主们抱怨商业停滞吗？他们可以用大理石盖马厩，大理石业的“危机发烧症”马上就可以防止了。如果有一个普遍的商业危机的乌云翻滚起来，席佩耳就向资本主义喊道：“多吃些牡蛎，多喝些香槟酒，多用些穿号服的侍者，多要些舞女，你就得救了！”我们怕的是那些老奸巨滑的家伙回答他说：“先生，你把我们看得比我们现在要笨得多！”
可是，这个聪明的经济学理论还可以得出有趣的社会结论和政治结论。这就是说，如果只是非生产的消费，即国家的和资产阶级的消费在经济上可以减轻负担并且是缓和危机的良药，那么，为了社会的利益，为了使生产循环平稳地进行，就必须尽量扩大非生产的消费，尽量限制生产的消费，尽量扩大社会财富中归资本家和国家产部分，尽量缩小留给劳动人民的部分，尽量提高利润和税收，尽量压低工资。工人是对社会的一种经济“负担”，而于采公爵夫人的小狗则是经济上的救命恩人，这说是从席佩耳“减轻负担”论得出的结论。
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理论即使在庸俗经济学理论中也是最陈腐的一个。衡量庸俗经济学的陈腐程度的尺度是什么呢？庸俗经济学的本质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不是从它的客观的联系j和它的内在本质中去观察，而是从被竞争规律搞得四分五裂的现象中去观察。不是用科学的望远镜，而是用资产阶级社会个别当事人的眼光去观察。但是，社会的图景也是随着这些当事人的立足点而变的，这个图景会多多少少以歪曲的形式反映在经济学的头脑里。立足点越接近真正的生产过程，观点就越接近真实。研究者越是离开生产过程，走向商品交换市场，走向被竞争完全控制的领域，那么，从这里出发看到的社会图景就越是会颠倒过来。
我们已经指出，席佩耳的危机理论从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的观点看来，是绝对站不脚的。这一理论归结起来无非是这样一种劝告：资本家阶级应当自己消费掉自己生产的剩余产品。但是，就是个别资本主义工业家也会对这种劝告耸耸肩膀。某个冯．施杜姆男爵j或者某个冯．海依尔要聪明得多，不会愚蠢到以为自己和自己阶级的同志们的奢侈浪费会有办法帮助克服危机。只有资本主义的商人，或者正确地说，资本主义的小贩，才会有这种想法，因为在他看来，他的直接主顾“大人先生们”和他们的奢侈浪费就是整个经济的基石。席佩耳的理论甚至连资本主义企业家观点的翻版也不是，倒直接是资本主义小贩的观点的理论表现。
席佩耳通过军国主义“减轻”社会负担的思想，同爱德。伯恩施坦那时的见解一样，都又一次证明，正如机会主义k在政策上采取的是资产阶级立场，在经济前提上它同庸俗经济学也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席佩耳却反驳我们从他的“减轻负担”的理论得出的政治结论，说他只说过减轻社会负担，没有说过减轻工人阶级的负担。为了避免误会起见，他还明确地作了补充保证说，在他看来“这不是使军国主义更加中意，而是更加不中意了”。人们可以相信，席佩耳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也认为军国主义在经济上是起败坏作用的。
那么，他提出在经济上减轻负担是为了什么呢？他在工人阶级对待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上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听吧，“当然在我看来，这（经济上减轻负担——罗．卢．）不是使军国主义更加中意，而是更加不中意了。但是即便我从这个立场出发，也不能同意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那种叫嚣，说非生产性的军事支出会引起经济破坏”。l（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可见，席佩耳把那种认为军国主义在经济上有破坏作用的观点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错误的。可见，在他看来，军国主义不是破坏，在他看来，“同意”反对军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叫嚣”，也就是说，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是荒谬的。要知道，他的整篇文章的目的恰恰是要向工人阶级证明军国主义是不可缺少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所作的保证，即在他看来军国主义不是更加中意，而是更加不中意了，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不过纯粹是一种心理上的保证，说席佩耳不是带着愉快的心情，而是带着厌恶的心情来维护军国主义的，说他对于他的机会主义政策本身并不感到高兴，说他的良心比他的头脑好。
鉴于这个事实，我不能接受席佩耳的邀请，同他一起进行“革命无产阶级信念”的竞走。忠实不允许我同这样的人竞走，因为他背朝着出发点走进跑道的时候，他是处于可以想象的极不利的地位的。
 
 
发表于1898年9月21-28日《莱比锡人民报》
第219-225号；1899年4月4-8日第76-78号；
2月20-22和25日第42-44号和47号。译自《
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
第1册第369-466页。
（李宗禹译）
 《卢森堡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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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 本文发表于《来比锡人民报》（第42—44期和47期，1899年2月20—22日和25日），是对麦克斯．席佩耳的文章的答复。席佩耳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1898年11月在《社会主义月刊》上用伊塞格里姆这一笔名发表的《恩格斯相信民军吗？》，一篇是在考茨基在《新时代》上驳斥了伊塞格里姆的文章以后（考茨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民军制度》，载于《新时代》1898—1899年，第17年卷，第1册第335—342页）用席佩耳的名字发表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民军制度》（《新时代》1898—1899年第19期和第20期）。
        [大家知道，引起争论的伊塞格里姆的文章是用这样的话结束的：即使对于党来说，最后也将（在民军要求方面）说：“让浆糊一边去吧，我不需要这个！浆糊是锻造不了剑的！”
        为了使文章第四部分容易理解，我们将在此以前刊登在同一期《来比锡人民报》上的席佩耳的答复也抄录下来。]——卢森堡注
j 二版改为“这样的办法”。约翰内斯．冯．米克韦尔1890—1901年期间任普鲁士财政大臣。他在1891年进行税制改革时，把所得税列为直接税务制度的中心点。根据这一制度，所得在900马克以下的不纳税，高于这个数目的一切所得最多课以4%的税。——编者注
j 卡尔。施杜姆（1836—1901）——德国的大工业资本家，社会民主党的死敌。——编者注
k 二版改为“席佩耳在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的发言中”。
j 二版改为“也可能”。
k 《新时代》第19期第580—581页。——卢森堡注
l 二版改为“不要把自己‘拖住了’，不要‘束缚自己的手脚’，也就是说，不要总是到处同保护关税作斗争”。
m 《社会主义月刊》11月号第495页。——卢森堡注
j 《新时代》第19期第581页。——卢森堡注
k 二版在“与此相联系”前面加了“第二，”。
l 二版未加着重号。
j 二版改为“确切适用的”。
k 二版改为“间接税”。
j 二版改为“整个国家中政治上的反动派最可靠的基石”。
j 二版改为“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平”。
j 二版改为“毫无疑问是”。
k 二版改为“结果”。
j 意为没有实际价值的空论。——编者注
l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j 弗里德里希．纳乌曼（1860—1919）——基督教的神学家，国家社会联盟的创始人。——编者注
j 指本文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编者注
j 二版改为“巴黎的德．于采公爵夫人”。
k 二版改为“反驳过”。
j 二版改为“按照这个聪明的理论，对于社会来说”。
j 二版改为“不是从它的深刻的联系”。
j 二版改为“某个克虏伯”。
k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l 《新时代》第20期第617页。——卢森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