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役性：马克思哲学新视域中的科学批判话语
2006-05-09
物役性：马克思哲学新视域中的科学批判话语
作者： 张一兵
作者： 张一兵
我已经指出过，马克思在１８４５年以后的哲学新视界中关于人类史前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似自然性规定是一种对社会总体过程的批判性把握，即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由于自身实践功能度的特定条件制约，不正常地畸变为外在于人类主体的非主体无序过程－－类似自然界盲目运动的状况（参见拙文：《析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似自然性的特设规定》，《哲学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２期。）。准确地说，这还是一种在社会发展与自然过程的一般性比较中形成的理论确证。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这种似自然性现象的本质憖竟是什么？这是马克思更加关注的一个深层理论课题。我发现，马克思在进一步的科学理论探索中，提出了史前社会历史呈现似自然性现象的本质是社会生活中发生特定主客体关系颠倒的物役性。以我的界定，马克思的这个物役性理论正是早期青年马克思主体辩证法思路中异化理论所转换生成的科学社会批判理论形态的第二个重要逻辑层面。
一、对象化和异化与物化和物役性
在确证马克思关于物役性理论的基本规定之前，我们首先必须界定两对重要的关系范畴，即马克思早期人本哲学逻辑中的对象化和异化的关系与他哲学新视界中的物化和物役性的关系的理论逻辑关联。
众所周知，１８４５年春天之前支配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是一种充分肯定主体能动作用的主体辩证法思路（参见拙文：《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主体辩证法》，《河北学刊》１９９５年第３期。）。在早期，马克思就将人类主体超越自然限定性的冲动视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并且看到了本质（“应该”）与现实（“是”）的冲突。青年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时，他已经站在黑格尔哲学的立场上肯定原子走向现实对象的必然性（肯定的观念异化逻辑的出现）。而到了他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开始否定异化状态，并将异化与对象化区分开来了（“异化只是对象化的一部分”－－费尔巴哈语）。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在建构自己的劳动异化本体逻辑时，他已经自觉批判了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将对象化与异化混为一谈的错误。而此时，马克思站在寻求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根据的立场上就必然要否定异化，因为工人的劳动自我异化现象，是与他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中存在的人与物关系颠倒的不合理性联系在一起的。扬弃劳动异化也就是共产主义，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大矛盾，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四大悖结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１２０页。）。诚然如此，马克思的这种批判尚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因为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理论现实就是：劳动异化理论此时是以一种人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体逻辑彰现的。记住这一点，尤为关键。
依我所见，马克思的劳动异化逻辑最早是在他１８４５年３月写下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失去其统摄作用的（参见拙文：《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建构与解构》，《南京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１期。）。在这篇书评中，同样是在批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人与物关系的颠倒，但马克思没有再使用劳动异化这一非历史的本体逻辑工具。他只是客观地说明了这种特殊的人外化为物的历史性现象。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是资本的奴隶，是一种‘商品’，一种交换价值”，如果人是“交换价值”，“那么这个说法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思：社会条件把人变成了‘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２６３页。）。在这种状态下，人类主体的“活动不是他的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而无宁说是把他的力量卖给资本，把他片面发展的能力让渡（售卖。）给资本，一句话，他的活动是‘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２５４页。）。请注意，这是马克思原来使用异化劳动的地方，现在马克思用了加上引号和着重号的“劳动”（手段性劳动。）。马克思当然仍旧对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人与物关系的颠倒持批判态度，但却第一次摆脱了那种据以人本主义逻辑的先验伦理要求，这里马克思只是在憙客观地憖说明这一不合理的现象。以我的判断，青年马克思哲学逻辑中的主体辩证法正是在这里被解构的！劳动异化理论作为一种总体逻辑趋动结构被加上了“括号”。
马克思在此分析道，“自由劳动，即间接的自我出卖的奴隶制是它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２６０页。）。马克思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为例。他深刻地分析道，“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工人来说，“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会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人的能力在这里仅仅是与外部力量相同的物的力量，马克思愤怒地问道：“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２６１页。）？马克思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一种“人为物而牺牲”的卑鄙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同上。）！请注意，马克思正是在这里有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新界定，即对生产过程中的物化与同一过程中发生的人被物所支配的“物化”的区分（取代了原来人本学视界中的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第一，是人们在工业中对象化自己的物化活动，在这里，“工业可以被看作大作坊，在这里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２５７页。）。马克思称这种工业为“人的发展”。第二是“从肮脏的买卖利益”出发的工业，在这里，工业“把人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而“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的能力”，“整个人类社会只是成为创造财富的机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２６２－２６３页。）。人在这个物化过程中，不是发展了人类主体的能力，而是在“违反自己意志而无意识地创造出的生产力”。并且，这种人创造出来的工业“成为控制我们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２６０页。）。这第二个特殊的“物化”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所奴役的现象！
依马克思新的见解，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李斯特意义上的。）自身就包含了双重属性：一方面它“使人的劳动更有效或者使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更富有成效”（现实的合理的“是”）；另一方面，生产力也成为资产者的致富和“实现他的自私的（肮脏的。）利润欲的工具”（不合理的“是”）。十分明确，原来在人本逻辑中否定的“是”本身被分解了。马克思是要肯定前者否定后者。他要求消除和“摆脱工业力量现在借以活动的那种条件、那种金钱的锁链”，而不是工业本身。我们注意到，这时马克思虽然已经不再使用异化逻辑，虽然他还依循“人的原则”。
马克思明确表示他不是反对一般的物质生产发展，而是反对那种把人变成物的带引号的“劳动”（性质和关系）。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２５４－２５５页。）。他要求（仍然是“应该”，但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逻辑先验性）。废除这种作为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而无产阶级就是这场革命的主体。马克思说，“明天，它们将砸碎自身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会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者把这个外壳看成是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这时人类的核心也就赢得了足够的力量来炸毁这个外壳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２５８－２５９页。）。我们能看得出，马克思在此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观点来概括这一表述。我以为，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社会批判只是在他创立了科学历史观之后才确立起来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１８４５年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科学新文本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所创立的新的哲学视界。我们也指出过，这一理论建构过程的主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历史逻辑（含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的确立。同时，我们还发现马克思虽然抛弃了人学异化史观逻辑（“意识形态”），实现了从主体辩证法向历史辩证法的逻辑转型，但仍然在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上关心人类主体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其中占很大份量的是对资本主义历史过程不合理现状进行批判的论述（这正是原来马克思以否定性的异化逻辑来批判的不合理现象。关于这一论点，可参见拙文：《科学地理解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人文杂志》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在这一新的科学理论视角上，马克思界定道，如果说在以前的历史发展中，人是受到自然界（自然关系与人自身血缘关系）的支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出现了人受自己劳动产品和“过去劳动”的统治（参见本文第三部分）。依他之见，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９页。）。特别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本身的社会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已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人，而不是人驾驭这种力量”（同上。）。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进程中，这些力量本来是人类主体自己活动构成的人的力量，可是现在却畸变为一种“不仅不以分散的个人而且也不以他们的总和为转移的实际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２７４页。）。并且，“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但是现在颠倒为“对他们来说却一直作为一些异已的力量威慑和统治着他们”（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３４页。）。马克思还说，“用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指亚当•斯密－－本文作者注）的话来说，这种关系就象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遨游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把幸福和灾难分配给人们，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毁掉，使这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亡”（同上，第３１页。）。马克思评论道，“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５１５页。）。
显而易见，马克思这里所批评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正是他原来用异化逻辑所否定的东西。他在此还专门标注道，这就是原来（“用哲学家们易懂的话来说”）的“异化”！但这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重新审视了。我以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中的这种新的批判性思路与原来的异化劳动理论中的主体辩证法逻辑是决不同构的。这里极重要的理论逻辑差别是，马克思这里对人与物关系的颠倒界定，不再受到异化逻辑中“应该”的一般否定（理想本质与现实存在的冲突），而是先承认这一客观现象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历史辩证法客体向度中的“是”），再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转而在新生产方式的立点上（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和人类现实解放的尺度）对其提出历史的否定（关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逻辑中双重向度问题的具体阐述，可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逻辑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并且，依马克思的看法，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的方面，也就是对资本主义这种物的力量对人的压迫和奴役关系的纠正，但这时马克思所界说的共产主义也已经不是《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种“应该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该与之相适应的理想”（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３１页。）。而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变革和发展中对那些异已力量的重新“控制和自觉驾驭”。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已关系的消灭”，那种在人之外的经济过程中的“看不见的手”（供求关系的自发力量）也将被控制，人类主体的创造物和客观关系会“重新受自己的支配”（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３２页。）。
平心而论，马克思这里的批判性论述还是不够系统和完整的，也许是理论逻辑转换带的某种不确定性。但是我以为，马克思用来在科学哲学视界中取代异化逻辑的基本观点还是表述出来了。这包含了一个重要理论要点：即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过程中那种人所创造的物质力量通过一种颠倒的物质关系对人的压迫和奴役，这是在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的逻辑视角中呈现出来的一个不合理的主客体关系颠倒。这就是本文要重点分析的马克思的物役性理论了。
二、物役性：我们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力量所驱使
以我的研究结果，在马克思后来的科学理论研讨中（主要也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研究和社会主义实践中），上述历史批判观点又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说明和系统阐发。
我们看到，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还是精细地区分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出现的两种物化：其一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这也就是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２４页。）。或者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层面来看，人类的“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人由他自己的活动，来引起，来调节，来统治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在生产劳动中要在“一种对自己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的物质”（《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７１页。）。这一种意义上的物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原来所讲的对象化，它是指人类主体通过劳动生产在对象的改变中实现自己目的的积极憙肯定憖过程。
其二，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生产中人的物化还表现为“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１７６页。）。因为在这一层面上，生产的物化过程却表现为“产品支配生产者，物支配主体，已实现的劳动支配正在实现的劳动”的一种特殊关系，马克思指出，这里的“劳动与劳动条件的关系被颠倒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３册，第３０３－３０４页。）。这种物化的实质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在一种现实关系中反过来奴役人！这种特定的“物化”关系不仅不是对人类主体的肯定，反而表现为自身的否定。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独特的物役性现象。特别请大家注意的是，这里的物役性决不是指某种外部东西奴役人，而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其实质是一部分人通过占有物从而获得统治另一部分人的权力关系！
马克思专门界定：“关键不在于物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这是一种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现实发生了的人与物、人与人关系的真实错乱和颠倒。当然，与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相反，马克思正是要确证“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这正是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立论的基础。而资产阶级经济家由于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则认为“劳动的社会权力物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下册，第３６０－３６１页。）。这一点是由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马克思觉察到，资产阶级学者维护历史过程中这种人与物关系的颠倒（通过拜物教。）的合法性，正是他们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核心内容。
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并不抽象地否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发展创造的积极的物化层面（这是历史辩证法客体向度中认定的现代社会历史发展中新的一般基础），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没有丝毫的抽象的价值伦理批判和浪漫主义色彩，他只是否定人的物化对象对人类主体的奴役和盲目支配。他仍然在反对这种物对人的统治关系（反对经济力量成为支配人的主导因素。）！马克思指出：“像人在宗教上受自己的脑有产物的统治一样，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他是受自己手的产物的统治”（《资本论》第１卷，第６８３页。）。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这是在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马克思指出，从历史上看，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即创造无限的劳动生产力的必经之点，只有这种无限的社会劳动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这种对立的形式是必须经过的，正象人起初必须经过以宗教的形式把自己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与自己对立完全一样。但是“工人在这里所以从一开始就站得比资本家高，是因为资本家的根就扎在这个异化过程中，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绝对满足，但是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却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它是奴役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９卷，第４８－４９页。）。
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是在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的逻辑视角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特有的人与物关系的颠倒。以马克思这里批判的本质来看，这是一种人自己的创造物通过一种颠倒的关系反过来对人类主体的趋使和奴役的现象。概括地说，就是社会历史进程中人类主体的憙物役性憖（要说明一点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所谓“物役性”概念，这是本文作者对马克思这一重要科学话语的理论概要。物役性一词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字中“物役”一词的启发。参见《荀子正义》。）。依我所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过程中的物役性理论，不仅是他社会批判学说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哲学新世界观中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的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方面。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理论观点不仅被我们的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忽视了，而且与似自然性理论一样也被严重地误解了（即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之隐性制约下的普适性错误诠释。）。
我要特别申明，这里还有几个需要着重厘定的深层逻辑理论问题。当然也是比较棘手的界说点。一是马克思的这种物役性理论正是他在科学的历史观基础上原有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直接转型新生。我已经说明过，在１８４５年的哲学变革中，马克思抛弃了费尔巴哈式的劳动异化框架，但并没有放弃他在原来主体辩证法中对社会历史进程中那种主客体关系颠倒状况的关注。这一点，我们在他的李斯特“书评”和他与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马克思那里，对社会历史过程中人与物关系的颠倒现象的否定性批判仍然是他哲学新视界的历史辩证法逻辑主体向度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而在这里，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本质越是深入，他就越是深刻地体验到原来还只是在哲学逻辑上的那种批判的重要性。依我之见，物役性的思想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核心趋动力。
二是这里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役性现象的批判中，已经不存在某种人本主义色彩的非历史因素。他已不象原来在劳动异化理论中那样简单地贬谪人与物关系的颠倒，在物役性理论中，他现在首先是承认物役现象的客观历史必然性，再从当代社会历史运动－－大工业生产发展的内在矛盾和人类解放的现实可能性中，去确证物役现象的这种必然性只是“暂时的必然性”，以确证消除物役性的客观历史条件。这可能是马克思物役性理论与他原来的劳动异化理论的一个大的不同点。如果从此处着眼，当青年卢卡奇否定资本主义的全面“物化”（实际上应该是物役性。），早期的弗罗姆（《马克思的人的概念》。）和早期的列弗斐尔（《人类的产生》。）批判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人”时，他们是持有重要合理之点的。但一俟他们伪托这种批判，在没有区分异化逻辑与物役性科学理论的根本异质性的情况下重新退回到人本主义时，他们自然就已经离开马克思了。而日本的广松涉虽然正确看到了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向物化观的转型，但同样没有科学界划物化与物役的差别，以至于落入另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关系本体论逻辑陷阱（广松涉：《物化论的构图》、《以物化论为视轴读〈资本论〉》，岩波书店，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６年版。或参见拙文：《马克思哲学初始地平线中的关系本体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当然，马克思关于物役性的理论表述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显性理论范式，但他这一思想的基本线索已经是十分清晰的了。所以，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手稿中有时还用异化一词来替代物役性。但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这里异化已经不是憙经典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憙本体逻辑框架（“意识形态”。），而只是说明物役性现象的科学异化概念了（这种情况在马克思的后期经济学手稿中是经常可以看见的。在这里所使用的“异化”概念实际只是马克思科学社会批判理论逻辑中的物役性之意！。）。有时候，马克思还把异化一词与对立和矛盾、颠倒和混乱等范畴一并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５５３页。）。但在这里，马克思没有简单地将异化等同于这些概念的意思，这里“矛盾”和“颠倒”都是具体用于界定经济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时，特别是物对人的奴役关系时才使用的。按照我的想法，物役性能够更准确地表达马克思的这一重要科学观点。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使马克思的这一精到的观点始终没有能具有直观上的可透视性，这也使后来崐不少国内外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研究者由此误入歧途。
三、自然物役性与经济物役性
在马克思看来，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前时期都存在着客体支配主体的物役性现象。但是我发现，实际上马克思却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物役性。
在青年马克思的论著中，他是用异化理论来表征整个资本主义及史前人类历史过程中主体与客体地位的颠倒。而在１８４５年以后的科学理论逻辑中，马克思就开始提出整个人类社会“史前”历史过程（第一、二社会形态）中的物役性规定，以取代原来批判性的异化逻辑。以我的观点，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憙人类主体不正常地为外在物（含人自己创造出来经济力量）所奴役憖的对比性论说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第一章中，马克思从生产工具的性质方面涉入三种社会形态，即“自然发生的”工具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这时还没有关于原始社会的史料信息。），“由文明创造工具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在第一种和第二种社会中，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主导方面都不是人类主体，而是物！社会历史进程都呈现出某种物役性，不过这两种物役性的情况又各自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中，“即在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则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产生的统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费尔巴哈》，第４９页。）。
在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的这一思路又进一步深化了。这里，马克思从多重性视角，再次肯定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导因素在三大社会形态中具有的不同质点。我们读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窄狭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１０４页。）。马克思这一新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他这时的三大社会形态已经是将“原生的”原始社会放在“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社会之外了。因为在那个人类社会历史发生的初始时期中，主体与客体恰恰是处于原始同一的亚自然状态的。这也就意味着根本不能在那里讨论社会历史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际上，此处的三大社会形态只是包括马克思后来所说的“次生的”的社会形态（前两种形态－－社会经济形态）和“再次生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了。而我们在这里，主要来看一下马克思在这一思路中是如何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在前两个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人类主体生存异己化关系的物役性不同情境。
马克思指出，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人的自然生产（含人的种的蕃衍和向自然的索取。）占主导地位，在那时，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顶多是附带的事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１７２页。）。无论是农业采集还是渔猎，人的劳动只对自然起憙协助的憖作用。并且，人类主体在自己的生活过程只是“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１０３页。），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４７７页。）。这也就是说，此时的人类生存只还是动物一样在自然生产中维系自身的生命，还没有能力创造出巨大的剩余财富来。并且在社会关系结构中，人自身的自然血亲关系是居统治地位的。而在第二种形态中，人的物质生产才占据了客观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动轮，并且人类主体也由此创造出以自己生产物为直接基础的新的社会生存条件，人的确在物质生产中现实地实现了自己的主体性。经济的世界正是以人的创造物的形象与自然世界相区别的。但是马克思发现，在这个不断扩大和增长的经济王国中，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却表现为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同上。）。人类主体自己创造的经济力量却颠倒地成为奴役和统治人的主导性的非主体客观外部力量。马克思发现，在这两种社会形态中，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都存在着物役现象。因为人仍然似乎都处于一种被动的、被外部条件决定的地位和关系之中（《资本论》第１卷，第５５４页。）。并且在此时，人受到外部条件的驱使，社会本身的过程“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之外、并不以个人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１０４页。）。所不同的是：“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４５页。）。这样，社会历史的物役性就有了双重含义，其一是自然物役性，其二是经济物役性。我们能体会得出来，马克思这里的论说是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相同思考点的进一步具体深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所分析的人类历史发展三大形态的前两个形态中，第一形态由于人的自然生产和对自然界的依赖占主导地位，外部自然的客观力量（自然必然性。）在整体上支配着人和社会的活动。在第二时期，人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物质生产系统，经济力量是超自然的人的力量。可是，马克思发现，在这样一个人创造出来的世界中，却又出现了准宗教的倒置图景：人虽然不再是自然必然性的奴隶，从经济生活中显示出人相对于自然的独立性，可是，在这里人却又成为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力量（商品经济盲目运动导致的“看不见的手”。）的奴隶，这是新的人之外的经济必然性的制约规定。人类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超出了自然界（动物界。），自己创造着历史，但这却又是一种只能通过盲目的异向合力的自在活动实现的。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人虽然已经不象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那样如同动物般地依附于自然，但仍然是经济过程中弱肉强食的经济动物。历史尚不是人类社会的真正历史（这不含有任何人本主义的意味。），因为它仍然象自然界一样在人之外运动着。
四、资本主义社会过程发生物役性的基本方面
很显然，马克思更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物役性现象。并且在他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关系。）中出现的物役性现象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以马克思的具体厘定，可以有下面这样一些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人类主体的社会生产力成为压迫个人的物役性力量。依马克思的认识，“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才包含的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味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２卷，第４页。）。这也就是说，人类的社会生产力原来是人类主体改造外部对象的主体性物质力量，但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力走到了它自己的反面，成为资本奴役个人的非主体物化力量。具体说，可以有这样一些表现：
首先，是劳动能力的物役性畸变。马克思说，在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于形式”，即“造成物的有用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３３１页。）。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本身由于它的雇佣性质却颠倒地畸变成资本的力量，因此马克思认为，“雇佣劳动，即从本身异化出来的劳动的本质，这种劳动创造的财富作为别人的财富和它对立，它自己的生产力作为它的产品的生产力和它相对立，它的致富过程作为自身的贫困化过程和它相对立，它的社会力量作为支配它的社会力量和它相对立”（《剩余价值理论》第３册，第２８４－２８５页。）。所以，“劳动本身越是客体化，作为他人的世界，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立的客观价值世界就越来越扩大”（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３册，第４５２页。）。这样，“劳动表现为被否定的所有权，或者说所有权表现不对他人劳动的异己性的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４６９页。）。“劳动本身的力量变成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必要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２６８页；第５２０页。）。
其次，是人的劳动产品的物役性。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以前一切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资本家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个人属性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他只在他是‘资本’的范围内统治工人；他的统治只不过是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制造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现在却“表现为资本，表现为统治；支配活劳动的物化劳动”。在这里，“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还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物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于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同上，第４５０页。）。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中，物化劳动的内在内趋力是剩余价值，它颠倒地成为人格化的资本对活劳动的权力，从而使活劳动“把它在客观条件中的实现同时当作他人的实在从自身中排斥出来，因而把自身变成失去实体的、极度贫穷的劳动能力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相对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同上。）。
其三，是劳动形式、工具和科学技术的物役性。我们知道，技术、劳动工具和生产本身的结构本来是人类主体作用于对象的中介性条件，是人类主体自身功能的客观扩展。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不仅那些直接的物质的东西起来反对工人，就连社会地发展了的劳动的形式（协作、分工等。）都表现为资本的发展形式，甚至科学与自然力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事实上，协作中的统一，分工中的结合，机器工业中的自然力、科学和劳动产品的用于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作为某种异已的、物的东西，纯粹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存在形式，同单个工人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８卷，第３７－３８页。）。
马克思断言，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最突出的就是本来是人用以支配外部对象的工具变成奴役人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的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下册，第２０８页。）。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大生产阶段上，“在机器体系中，物化劳动在物质上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它主动地使活劳动从属于自己，这不仅是通过对活劳动的占有，而且是在现实的生产过程本身中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下册，第２０９页。）。“在这里，过去劳动－－在自动机推动的机器上－－似乎是独立的、不[活]劳动的；它不受活劳动支配，而是使[活]劳动受它支配；铁人起来反对有血有肉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７卷，第５６６－５６７页。）。
进而，科学技术本来是人类主体在大工业生产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生产力，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过去劳动，其中包括劳动的一般社会力，自然力和科学，直接变成了一种武器，这种武器部分是用来把工人抛向街头，把他变成多余的人”。因为在这里，“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已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同上。）。所以，“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已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７卷，第５７１页。）。能看出，这也是后来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和科技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入口。当然，他们这一批判逻辑的主体构件还是马克斯•维伯尔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情况。
在第二方面，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物役性特征。他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是生活在一个由魔法控制的世界里，而他们本身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是物的关系，是生产的物质要素的属性”（《剩余价值理论》第３册，第５７１页。）。在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只有颠倒地表现为商品、货币和资本的物与物的关系才能发生现实的联结。在资本主义的金钱世界中，钱就是一切，人的价值只有通过货币兑现出来。依马克思所见，“在这里，社会关系，个人和个人彼此之间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种金属，一种矿石，一种处在个人之外的；本身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的纯物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１９０页。）。货币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即价值关系，人只有占有资本这一社会关系，才能进而占有物。在这里，人的直接关系只有通过变成物的关系的“中介”，才能得到实现。物的关系成了人的统治者。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客体视角中对人的科学确定，人的本质（“类”。）正是人的现实社会关系之崐总和。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真实的社会关系畸变为物的关系，变成一种脱离了个人的虚假的“类”与个人相对立，并以一定的物的关系直接支配人。马克思说，这种“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９１页。）。
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整个社会历史过程的物役性颠倒。社会历史是人类主体活动的结果，历史的总体过程当然是人类主体自己的创造过程。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不以个人为转移的东西的，不仅是社会关系（就象在一块货币或交换价值上那样。），而且是社会运动总体本身”。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这一运动的整体虽然表现为社会过程，这一运动的各个因素虽然产生于个人的自觉意志和特殊目的，然而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尽管来自自觉个人的相互作用，但既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支配。他们本身的相互冲突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凌架于他们之上的憙他人的憖社会权力；他们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不以他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１４５页。）。这个观点后来也是恩格斯社会历史发展“合力说”的一个特定的支援性背景（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由于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这里的特定理论内涵，所以导致了对后来恩格斯“合力说”的误释。参见拙文：《恩格斯社会历史发展“合力说”新解》，《现代哲学》１９９０年第３期。）。请注意，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憙自由的个人憖构成，而是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并不是要肯定资本主义社会总体过程畸变为非人的物役性总体。比如生产过程中的协作，“工人的职能是片面的，是整体的一个抽象部分”，“工人本身成了这个机构的一个简单的零件”。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协作（结合。），“就是一种同工人相对立的外在的、统治工人并控制工人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７卷，第３１８－３２０页。）。他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过程中的这种总体物役特征。
总之，“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异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己贫困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下册，第３６页。）。以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这里的异化，我们只能作为物役性来解读。进一步明确地说，也就是“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发展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历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剥削工人和使工人贫困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５５３页。）。显而易见，马克思的物役性理论就是关于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有的人不正常地受到自己创造物的奴役现象的学说。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实际上是科学地说明了在整个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以前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时期中，由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原因，物役性是憙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和存在的憖。这使得马克思的这一重要理论具有了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当然，从马克思自己的历史辩证法主体视角出发，他决不会象资产阶级学者那样维护这种物役性现象的永恒存在，相反，马克思科学理论的内在要求必然是否定这种不合理的历史现象。在这里，马克思进一步深刻地指出，人类社会在史前社会经济形态中出现的这种非主体因素居主导地位的物役性是历史性的现象，它正说明一切史前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狭隘性和历史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用盲目的破坏作用来贯彻”的“自然规律”必然要为真正的“社会的生产规律”替代，人类主体为外部力量所奴役的历史性物役现象将会被现实地超越。具体地说，也就是指商品经济的盲目性将为有计划的按比例发展的社会生产所替代，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层面上看，也就是人类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从物役性的必然王国（原始社会和第一、二大社会形态。）跨入自身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第三大社会形态。）的彻底解放。
在马克思那里，似自然性和物役性批判以及关于资产阶级对这种主客体颠倒现象的主观认证－－拜物教的批判，构成了他的历史辩证法面向资本主义现实展开冲击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三个依次推进的重要层面（关于马克思的三大拜物教批判问题的研讨，参见拙文：《马克思的拜物教》，《福建论坛》１９９６年第１期。）。在马克思的完整科学理论逻辑中，他先是确立了科学的历史观（第一大发现），并以此指导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终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秘密－－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大发现），这是在实证科学层面上否定资本主义的根据，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通向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和实践。依我之见，我们已经揭示的马克思似自然性和物役性批判（以及拜物教批判）正是他科学经济研讨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辩证内趋力，即从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投射的潜在批判性层面。这一点，恰恰为我们传统理论研究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研究领域中所共同忽略了。而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来自历史总体高度的本质批判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