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与误读――论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发

作者：郑召利
 
 
[关键词] 　马克思哲学;第二国际理论家;局限性
[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其哲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被修正的曲折过程。第二国际理论家作为马克思学说的正统继承者,在同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竭力维护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理论上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概括和阐发。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他们未能从根本上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质及其在哲学史上的深刻变革作用,未能看到马克思哲学中蕴含的当代意义,依然把马克思哲学当作近代哲学来看待,因而磨平了马克思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的原则界限。在他们的解释模式中,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性被遮蔽起来并被“实证化”、教条化,因而阻滞了马克思哲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19 世纪40 年代创立以来的150 多年,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总体上看,它既有在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面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诘难和挑战获得创造性发展的凯歌行进时期;也有在自身发展中,面临各种现实问题和理论迷雾被严重教条化和僵化陷入重重困境的曲折经历。它的发
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坎坷和战斗。马克思的学说在后来的某些追随者那里已被曲解而偏离了马克思所开创的方向。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到20 世纪在一些国家和民族出现的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化”而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真正内涵的倾向。随着20 世纪20 年代马克思手稿和遗稿的不断发现和发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社会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当代社会主义在实践生活中遭受到的挫折,都使得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客观的必然要求。

一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继承他们的是第二国际的一批理论家。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拉布里奥拉(生于1843 年) 、梅林(生于1846 年) 、考茨基(生于1854 年) 和普列汉诺夫(生于1856 年) 等人。这些理论家在其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很晚才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但他们都曾与恩格斯通信,恩格斯对他们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他们著作的主要方向事实上可以被视为恩格斯本人最后时期的继续。

    19 世纪的最后20 年,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那里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各种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我们知道,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这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
只能在和平条件中并利用和平条件来发展自己。随着各国工人政党的形成和第二国际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然而此时,各种唯心主义和机会主义者向历史唯物主义发起了猖狂进攻,恩格斯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用庸俗社会学观点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技术经济史观,并且把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历史必然性同机械决定论、社会宿命论相提并论。伯恩施坦在他1899 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遥相呼应,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等诸方面向马克思主义全面进攻。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空想、教条主义,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和游行示威实现社会改革,使资本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在哲学方面,提倡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以反对唯物主义, 用庸俗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用历史唯心主义篡改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和“宿命论”。这本书遂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纲领。列宁指出,这部“最平凡的作品,却具有显著的政治意义, 它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的宣言”。《列宁全集》(,中文2 版,第20 卷,第115 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绝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 其哲学思想与当时盛行的新康德主义思潮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以李普曼、柯亨、朗格和文德尔班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是19 世纪后半期在德国产生和流行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他们的口号是“回到康德去”。在对待康德的态度上,他们与集理性派唯心主义辩证法之大成的黑格尔和恢复了唯物主义权威的费尔巴哈都不大相同。因为他们既反对把康德“自在之物”融化于绝对精神之中,把康德哲学改造为客观唯心主义; 更反对对康德自在之物”作出唯物主义解释,由此建立某种新的唯物主义。新康德主义的基本特征是: (1) 把哲学基本问题称作是“令人厌烦的中世纪的遗物”,把“自在之物”当作“形而上学的空洞概念”,要求予以抛弃。(2) 声称唯物主义已经过时,攻击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独断论”,否认世界的可知性。(3) 竭力攻击唯物史观。要么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要么主张伦理社会主义,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的道德原则当成人们普遍的行为准则。(4) 热衷于折衷主义,蔑视黑格尔的辩证法。新康德主义的这些主张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相适应,成为其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伯恩施坦主张马克思主义应当是对黑格尔主义的净化,呼吁代之以康德的权威。他声称“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 新康德主义也就成为被伯恩施坦把持的第二国际的官方哲学。
    伯恩施坦哲学思想的另一个直接的思想来源是以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这种哲学宣扬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主张庸俗进化论。斯宾塞把生物学的规律搬到社会历史领域,认为“均衡”是自然和社会的正常状态, “进化”是世界的普遍原则,社会进步只能通过点滴的改良来实现。这一观点得到了伯恩施坦的极大赞赏,声称社会民主党的哲学必须继承斯宾塞的进化论。

二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泛滥,激起了国际上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第二国际内部展开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 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特别重视对伯恩施坦的哲学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阐发,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积极贡献。下面就论战过程中交锋的几个问题作简要概括: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第二国际时期的许多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究竟有没有自己独立的哲学这一问题,存在着极大的思想混乱。修正主义者声称马克思主义“没有得到哲学上的论证”,而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完全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本倾向是怎样的,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归结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普列汉诺夫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明确指出“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 唯物主义的坚决拥护者。唯物主义是他的整个学说的基础”。(《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 卷,第377 页,北京,三联书店,1961 。) 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本质和特点时,他认为,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唯物主义正是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理论是统一的科学世界观,既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相互割裂开来,更不允许用新康德主义、庸俗进化论来“补充”和“修正”。他解释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既包括自然界, 也包括历史。无论是在自然界或是在历史方面,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辩证性的’”。(同上书,第311 页。) 针对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蔑视唯物主义,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原理歪曲成思维和存在是等同的观点,普列汉诺夫指出,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决不是它们二者的同一,这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那种混淆自在的客体和主体心目中的客体是各种唯心主义思想的来源。

      第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伯恩施坦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则,主张不可知论。他不承认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也不承认社会实践对于不可知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针对新康德主义者和伯恩施坦大谈“自在之物”不可认识的观点,普列汉诺夫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康德的批判哲学不同,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排除了精神和物质、神和自然界的二元论“自在之物”; 并不是什么理智的产物,它只不过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他维护恩格斯关于实验和工业的观点是对不可知论最有力的驳斥,并对恩格斯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的辩证法学说,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因素”,提出要“清除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主义”,用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为了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般唯物主义说,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不仅是唯物主义哲学,而且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哲学。在他看来,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灵魂,是这个学说观察自然界、人类历史以及人们精神生活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他在分析黑格尔辩证法作为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来源时,指出两者的原则区别:在马克思那里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科学统一,“唯物主义使辩证法‘脚踏实地’地站起来了,从而揭去了黑格尔给它穿上的神秘外衣。这样辩证法的革命性质就显露出来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 卷,第87 页,北京,三联书店,1962 。) 为了批判庸俗进化论,普列汉诺夫特别强调量变和质变互相转化的规律,强调质变、飞跃是事物发展的重要环节,认为“一切有限物是要扬弃自身的,是要过渡到它的反面的”,用庸俗进化论去理解发展学说是没有根据的。

    第三,关于批判修正主义者歪曲唯物史观是“经济决定论”的问题。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最根本的危险是被曲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当时新康德主义用折衷主义的因素论来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他们认为,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诸如经济的、思想的、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等多种因素都是等价的,各自是独立的本原。它们之间只有相互作用,而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保尔?巴尔特说“经济史观”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词。伯恩施坦则指责马克思过分强调历史上技术和经济的决定作用,因而忽视了思想的作用,这样人便成了客观经济法则的盲目崇拜者和消极的旁观者。按照俄国民粹派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是所谓“依靠经济弦线为生”的“经济唯物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则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社会因素,并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学说。
        这些错误的理论受到第二国际的著名理论家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批判。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中,拉布里奥拉第一个看出因素论的折衷主义和唯心史观的实质,对当时颇为流行的因素论的批判是他的特殊功绩。他认为,因素论打着全面性和相互作用的幌子,实际上是掩盖了历史发展的内在的本质联系,背离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他一方面反对夸大思想、观念的作用,否定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的唯心史观;另一方面也反对把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的庸俗化观点。他正确地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经济基础出发来说明所有的历史现象,但决不是把全部历史都归结为经济关系。如果把影响历史发展的多种因素的作用平等看待,不区分主要的和次要的、决定的和非决定的,这是因素论;如果把影响历史发展的多种因素都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因素,仅仅用经济因素来说明纷繁的社会现象,这是对唯物史观的简单化理解。唯物史观将社会看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生活整体”,它不是要把历史发展的整个复杂的过程归结为经济范畴,而是要用构成历史事实的基础的经济结构(马克思语) 来归根到底(恩格斯语) 解释每一个历史事实。这样的任务要求分析并找出最简单的因素,然后再把彼此相联系的单个因素连结起来,即综合法。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因素论”时认为,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同看待是错误的,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但归根到底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他写道:“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结如下: (1) 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生活中人们之间所存在的其他一切关系。(2) 生产关系本身又决定于生产力的状况。”《普列汉诺夫哲学著( 作选集》,第2 卷,第747 页。) 按照这个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仅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分清了什么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和什么是思想的社会关系,从而确立了物质的社会关系决定思想的社会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进一步揭示了物质的社会关系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源――社会生产力。从此,历史研究具备了科学性质,它不再是以任意选择的某一“主导”思想为依据的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简单描述,而是对以生产力变化为基础的有其内在发展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严肃探讨。

      在批判折衷主义的“因素论”的过程中,普列汉诺夫对复杂的社会生活作了具有内在联系的概括。他在1908 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中对他在1892 年提出的社会结构“五项因素公式”作了较全面的阐释。马克思的经典公式把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概括为三个方面、三个层次,即生产力、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 、上层建筑。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则进一步把这三个方面、三个层次具体化为五个方面、五个层次,即生产力、经济关系(生产关系) 、政治制度、社会心理、思想体系,特别是把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当作整个社会结构相对独立的层次和要素加以考察。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是他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核心,也是他研究唯物史观的总纲。它贯穿着两方面的基本思想:其一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坚持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精神生活的唯物主义原则解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其二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多种层次和多种因素构成的活生生的有机体。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了社会的运动。可以说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是对马克思的经典公式的具体化和对伯恩施坦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观点的批判。

三

    从上述几方面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等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在同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中, 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不懈努力。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发。如果从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所能达到的水准来说, 他们的理论成就十分明显。但如果从当代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意义的角度来检视他们的理论,其历史的局限性及其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不良影响, 也同样十分明显。

    首先,虽然普列汉诺夫等理论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但由于他们不曾看到包括《巴黎手稿》在内的重要的马克思早期文本,还习惯于将马克思义当作一种政治运动学说或者经济学学说,从而忽略马克思实践观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而不能正确说明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真正变革。在这个问题上,拉布里奥拉比第二国际其他理论家似乎理解得更深刻一些。他把哲学定义为“生活和世界的一般学说”, 他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地位,认为“实践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他的这一思想,后来强烈地影响到葛兰西和现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特点。但是,拉布里奥拉视域中的“实践”更多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加以阐发的。比如,他强调基于实践的认识的能动性,认为正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使得事物不再是“探讨的生硬客体”,并使认识“成为具体的东西”。如果说,在拉布里奥拉那里,没有体现出“实践”作为哲学世界观的原则高度,那么,普列汉诺夫在此问题上就走得更远了。

    在谈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实践”问题时,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批判”活动, 这是不对的。费尔巴哈是了解它的。马克思所指出的费尔巴哈用来解释“宗教的本质”的那个“人的本质”的概念,其缺点在于抽象,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普列汉诺夫没有理解,尽管费尔巴哈可以和马克思同样经常地使用“实践”一词,但其意义在哲学世界观方面却是非常不同的。普列汉诺夫之所以认为马克思误解了费尔巴哈, 只是由于他自己对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实践原则的误解。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实际上是把实践观点视为与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基础本质上无关的东西。当普列汉诺夫在“实践”观点上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等同起来时, 他也实际上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哲学世界观混为一谈了。于是普列汉诺夫很自然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哲学本身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与费尔巴哈相同的观点,而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上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这种根本上的误解和混淆立即导致了一系列的理论倒退和失误。
      其次,虽然普列汉诺夫以及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比较全面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但由于面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唯心主义的批判,又缺乏对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基础的深刻洞见,往往诉诸实证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并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自居,推进着马克思哲学的实证化过程,于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被遮蔽了。普列汉诺夫在第二国际理论家中比任何人都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但是他不理解马克思关于“实践”或“感性活动”的原则表征着人和自然界的现实的、具体的和有机的统一,正是通过“对象性活动”而被真正建立起来并使之得到合理理解的。虽然他指出了只有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才能理解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环境总是通过对生产力的影响而曲折地和接地作用于人类的整个社会关系,并这样或那样地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他依然把人和环境、人和自然看成是彼此分离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实体,各自遵循着不同的“客观规律”。他解释道:人类一旦从动物界摆脱出来,一旦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往后的发展就遵循着自己的内部规律。于是人对地理环境的关系也因此变成不定的了。他指出“社会环境的发展服从着自己: 本身的规律。这就是说,它的属性既不取决于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亦不取决于地理环境的属性。人对自然的生产作用产生了人的隶属性的新种类,他的奴隶状态的新
形态:经济的必然性。而且他对自然的统治愈增长,他的生产力愈发展,这种新的奴隶状况便愈巩固。”《普列汉( 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 卷,第766 ―767 页,北京,三联书店,1961。) 如此,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人类认识的使命就如同自然科学研究自然规律那样去发现独立于地理环境属性的社会内在的本质和逻辑。很明显,普列汉诺夫依然局限在近代哲学知识论或知性科学的思维框架中来阐释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学说。

    最后,虽然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批判了把唯物史观曲解为“经济决定论”的修正主义观点,阐述了恩格斯晚年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但是由于未能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整体思想,致使这种批判并不彻底。甚至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依然用“经济决定论”指称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学说被进一步歪曲。为了批判折衷主义的“因素论”,拉布里奥拉以社会层次理论、普列汉诺夫以“五项因素公式”来阐释他们对社会结构的理论见解。他们既肯定了经济因素在归根到底的层面上的决定作用,又主张从总体决定的层面上把握历史事变和过程。然而,遗憾的是,他们都停留在对历史进程和事变的抽象分析上,忽略了对具体的历史事变的具体分析。所以像普列汉诺夫、考茨基这样的理论家,一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历史事变,立刻丧失了理论上的洞察力,落为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

    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经典性论述,由于当时探讨的重点是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引申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及其他意识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及观念对现实的反作用问题的论述,以致梅林等理论家把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梅林认为机械唯物主义在今天仍然是合理的。马克思只不过否定了它在历史范围内的权利,而根本没否定它在自然科学范围内的权利。因此,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范围里是科学研究的原则,一如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范围里一样。梅林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局限于历史领域,恰恰为机械唯物主义在世界观方面留出地盘。他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有时用“机械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等表述是极其错误的。拉法格在《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1883 年) 一文中认为“人类: 社会民事的和政治的制度、宗教、哲学体系和文学都是植根于经济的土壤里获得自己盛衰的因素。历史哲学家应当在经济的环境里――也只有在这中间――找出社会进化和革命的基本原因。”这里明显地把唯物史观变形为机械决定论。无怪乎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哈贝马斯把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这些观点称作“经济主义变体”。

四

    总体而言,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对马克思哲学理解上存在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依然把马克思哲学等同于旧唯物主义哲学。它囿于二元分立的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把抽象的自然本体论作为考察社会历史问题的出发点,故而无法理解马克思实践学说的本体论意义;由于不了解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在哲学史上的深刻变革,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只能停留在近代哲学的水平上,因而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在它们的解释模式中湮灭了。

    马克思哲学的实质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它的真正出发点不是抽象的“自然界”或抽象的“物质”,而是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即实践。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它是“现存世界”的缩影;人的本质也是实践的,人是通过实践理解和把握世界的。“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第13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不了解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意义所在,仍然坚持被马克思哲学扬弃了的旧唯物主义的自然本体论或物质本体论。他们不是从实践出发,而是把“物质”作为其出发点范畴,认为世界、社会、人、思维是物质的展开,是物质多样性的表现,从自然发展规律推导出社会发展规律。这种解释把自然从历史中抽象出来,把自然与社会隔离开来。这样势必造成用孤立、抽象的方法单独地考察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方式,研究它们各自的变化情况,而不是首先将二者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运动过程,不是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把握问题,于是地理环境似乎成了独立于人们活动过程的发展系列,人们所面对的自然不再是人化的,而是一种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运动,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这种解释实际上是向旧唯物主义的倒退。

    以自然本体论为特征的旧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哲学从根本上所要扬弃的东西。马克思在指证以往的旧唯物主义根本缺陷时认为,对对象、现实、感性不能只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首先应该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即当作实践去理解。旧唯物主义之所以把感性仅仅归结为外界事物作用于人所引起的一种被动状
态,其原因就在于它不了解实践活动的能动原则和创造原则,而恰恰这一点构筑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基石。“实践”或“感性活动”的原则,可以说在全部哲学领域内造成了一次彻底的颠覆。在马克思看来, 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也就是说,世界不是作为静观的认识对象、感知对象显现出来的,而是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得以展开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的非常深刻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5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可见,在马克思哲学中,实践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概念,更重要的是实践具有世界观的意义,人和自然界的现实的、具体的和有机的统一,正是通过实践这种“对象性的活动”而被真正建立起来并使之得到合理理解的。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变革,也是一个迄今仍未被超越的巨大综合。马克思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彻底性冲破了一切形而上学的壁垒,瓦解了一切思辨的抽象性,在实践的基础上重建了思维与存在之真正具体的、现实的统一。哲学上的其他问题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并因而是与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正因为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不理解马克思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仍然局限于传统的思维模式之中,所以它既看不到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也不能洞见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我们知道,马克思哲学产生于19 世纪中叶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时期,这次转折的实质是哲学思维方式的一次变革。现代西方哲学各家各派在“反形而上学”的口号下,冲击的就是传统哲学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完全一致。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于近代西方哲学,而是代表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中其他流派的共同特点是扬弃了近代西方哲学关于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态度,从而为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点。在马克思那里, 这个基点就是实践。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要“拒斥形而上学”。这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提出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扬弃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新哲学应该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世界。一句话,就是要从实践出发,按人类本性来“改变世界”。这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所在。如果把马克思哲学依然理解为一种热衷谈论存在与思维或自然与精神、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形而上学关系的知识论哲学,这就把本来性质上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马克思哲学近代化了。也就是说,误解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按照这种理解方式,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的贡献和当代意义便被掩蔽起来了。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以往任何哲学理论的内在价值和真正意义并没有被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所充分理解。伯恩施坦等人借口反对教条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试图用新康德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真实所在,甚至认为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与费尔
巴哈哲学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相同的,马克思的认识论是直接从费尔巴哈的认识论生发出来的,实际上磨平了马克思哲学同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原则界限。作为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的重要理论家,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没有能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辩证关系。普列汉诺夫等人虽想捍卫马克思主义,但由于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意义,没有能创造性地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引向了倒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不能被人忽视的一个原因就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把马克思哲学当作“实证科学”加以诠释,最终造出版社,1993. 就“经济决定论”。而这一点正是造成苏东剧变后马克思哲学遭到怀疑甚至被否定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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