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关系的重新认识
2006-04-11
恩格斯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关系的重新认识
作者：吴家华
恩格斯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关系的重新认识
吴家华
摘 要: 恩格斯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关系是国际恩格斯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从伯恩斯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当代西方“马克思学”学者都把恩格斯思想看作修正主义的理论源头。必须明确修正与修正主义、理论创新与修正主义、理论原则与实践策略的区别。
关键词: 伯恩斯坦; 马克思主义; 修正主义; 理论创新
恩格斯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关系的重新认识
吴家华
摘 要: 恩格斯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关系是国际恩格斯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从伯恩斯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当代西方“马克思学”学者都把恩格斯思想看作修正主义的理论源头。必须明确修正与修正主义、理论创新与修正主义、理论原则与实践策略的区别。
关键词: 伯恩斯坦; 马克思主义; 修正主义; 理论创新
在恩格斯思想研究中, 恩格斯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关系的重要问题, 由于高度的理论复杂性和政治敏感性, 国内学界迄今未能进行认真的研究。把恩格斯看作修正主义者, 把他的理论和策略思想看作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起源, 这是从伯恩斯坦到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在恩格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世纪, 重新认识这个问题, 澄清其中所包含的一些错误观念, 对于深化恩格斯思想研究, 发展马克思主义,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伯恩斯坦最早提出恩格斯与修正主义
1. 关系问题。在谈到国际上普遍把他的理论称为修正主义时, 伯恩斯坦说:“如果有人要把这种观点称为‘修正主义’, 那末他尽可以这样做。不过, 他总不应该忘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当时也是修正主义者, 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所见到过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1] (P23) 在这里, 伯恩斯坦虽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当作修正主义者, 但他在具体论述的时候强调的是晚年恩格斯对他本人和马克思早年的理论和实践策略的修正, 并把这种修正看作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合法性的理论根据。
在伯恩斯坦看来, 恩格斯晚年的修正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对唯物史观的修正。伯恩斯坦认为,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 历史的发展仅仅被理解为由经济决定的以铁的必然性贯彻下去的趋势, 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 他几乎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1] (P51) 恩格斯晚年发现了唯物史观的这个不足, 并在一系列著作中予以修正, 其核心是用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相互作用的“因素论”补充和限制经济决定论。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纯粹唯物主义的, 更谈不到是纯粹经济的了。”[1] (P59)
第二, 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修正。在伯恩斯坦看来, 社会主义不是从空想走向科学, 而是从空想走向批判, 就是说, 社会主义与其说是科学社会主义, 不如说是批判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承认, 自己的这个观点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修正, 但他又认为这是按照恩格斯晚年的思想所进行的修正。他说:“正是恩格斯本人, 根据同马克思一致的意见, 在他的《反杜林论》中把社会主义的实现描述为‘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的飞跃’。”[1] (P34)
第三, 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修正。伯恩斯坦认为, 晚年恩格斯详细地说明, 政治性突袭时代, 由自觉的少数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 社会民主党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颠覆办法所得到的成就要多得多。党在目前的迫切任务是议会活动和宣传活动, 使选票增加。[1] (P3) 伯恩斯坦认为, 恩格斯的这些观点与自己所提出的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据此, 伯恩斯坦认为, 自己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所发挥的修正主义理论和策略是以恩格斯晚年理论和策略为根据的, 是符合恩格斯晚年思想和方法的, 也是恩格斯生前所知道的。他甚至说:“我不能发现, 在我的书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纠正, 除了恩格斯自己所作的以外还有别的。”[1] (P33) 伯恩斯坦的观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得到了回音。柯尔施认为, 恩格斯晚年在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所提出来的社会各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彼此依赖”思想, 不仅没有纠正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性, 而且损害它的科学的适用性,“构成了一切修改马克思革命的唯物主义原则的、修正主义的与资产阶级的‘改良者’的主要资料。”[2] (P170)
英国学者利•拉贝兹强调, 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甚至使晚年恩格斯也产生了那种曾经苦恼过伯恩斯坦的疑问, 在恩格斯内心深处, 滋生了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观念, 这“大有伯恩斯坦那个‘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论点的意味, 而这个论点就是修正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3] (P35)
诺曼•莱文则从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立场出发把恩格斯看作“第一个修正主义者”, 因为“按照恩格斯内心所想而不是直接的文字表述可以断定, 恩格斯的策略导致用机械的决定论代替革命, 用对必然性信仰代替有意识的实践, 用议会主义代替阶级斗争。恩格斯对第二国际的进化主义和调和主义负有直接责任。”[4] (P183)
利希特海姆声称:“恩格斯对1843―1848 年革命信条的重新阐释更接近于实证主义及其必然政治结果, 民主的改良主义。”[5] (P265)
美国学者施泰格也认为, 恩格斯晚年著作所强调的“相互作用”论和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 削弱了他和马克思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基础, 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不仅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背离的出发点, 而且也为像马克斯•阿德勒、科特•艾斯讷尔和卡尔•伏尔伦德尔那样的康德式的社会主义者的出现打开了大门。”[6] (P190)
总之,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主要是从恩格斯晚年历史观和革命策略思想中发掘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修正主义的所谓“素材”。他们或者认为晚年恩格斯改变了走向社会主义的策略, 主张通过议会斗争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夺取政治统治, 对修正主义的出现负有“直接责任”; 或者认为恩格斯晚年通过强调思想意识形态和人的能动作用而修正了以机械决定论为特征的唯物史观, 为修正主义的理论和策略提供了理论“出发点”, “打开了大门”; 或者认为恩格斯晚年在革命理论与改良实践问题上的矛盾为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出现提供了空间。如此, 就塑造了一个改良主义的恩格斯、德国修正主义起源的恩格斯形象。恩格斯是不是一个修正主义者? 或者说, 恩格斯晚年思想是不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理论来源? 这是自19 世纪末以来国际恩格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同时, 也对其通过歪曲恩格斯晚年思想而为自己的修正主义辩护的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但由于缺少辩证法, 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这种批判显得软弱无力。列宁结合时代的新特点和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新变化, 系统地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 捍卫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恩格斯的形象。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的新世纪, 有必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析批判所谓恩格斯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关系问题, 厘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本质区别。
恩格斯与修正主义关系问题, 首先是伯恩斯坦提出并予以回答的问题。要澄清这个问题上的迷雾, 就要审查伯恩斯坦关于恩格斯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观点的错误。总体上看, 伯恩斯坦关于晚年恩格斯与自己的修正主义关系的论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思想方法问题, 就是不懂辩证法, 丢弃了总体方法, 把恩格斯晚年思想中的历史观和革命策略思想的辨证的整体肢解为互不相关甚至对立的片断, 并把其中的一个思想片断无限夸大成为绝对真理。例如把恩格斯晚年着重论述的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思想夸大为绝对独立性, 以至于把唯物史观曲解为“因素论”; 把恩格斯晚年针对当时德国的情况所提出的议会斗争策略夸大为适用于各个西方国家的普遍规律, 曲解为根本否认暴力革命; 把恩格斯晚年对经济决定论的批评绝对化为否认历史决定论, 等等。
二是混淆了发展创新与修正主义的界限, 把任何发展创新都等同于修正主义, 从而用发展的无限性来论证修正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和永恒性。伯恩斯坦曾经说过:“任何一种新的真理, 任何一种新的认识都是修正主义。既然发展不会停顿, 既然斗争的形式也要随着斗争的条件一同受变化规律的支配, 那末在实践中和理论中也就永远会出现修正主义。”[1] (P23) 为了增加说服力, 伯恩斯坦还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终极真理的批判为例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赞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和修正的。他把恩格斯晚年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及理论完善的需要而对唯物史观研究重点的改变和思想观点的深化、对革命策略和方法的修正、对资本主义灭亡时间的估计的改变等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修正, 看作是修正主义。
三是论述中的自相矛盾。伯恩斯坦一方面认为要区分马克思主义中的“纯粹的理论”和“应用的理论”, 认为前者是普遍适用的, 是理论的支柱, 后者则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因而可以并且应该修正, 对应用的理论的修正甚至取消丝毫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另一方面, 他实际修正的往往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核心, 如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基础; 抛弃辩证法; 批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存在根本缺陷, 要把它和资产阶级的“效用价值论”结合起来; 把科学社会主义变成康德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一方面说自己的修正主义理论和策略思想完全是晚年恩格斯所作的, 没有别的东西; 另一方面又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的理论的修正是不彻底的, 还存在着教条主义成分, 自己的理论就是为了克服这种教条主义, 并“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为了论证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他极力发掘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中的历史决定论和自然历史过程论的思想观点; 另一方面, 为了从根本上修正唯物史观, 说明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的非现实性, 他又极力抬高晚年恩格斯思想中的主体选择论和相互作用论方面。很显然, 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既不能对恩格斯思想研究有所助益, 也不能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提供理论根据。
恩格斯与修正主义关系问题, 从根本上说, 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及其与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问题。在这方面, 必须明确三个区别:
第一, 明确修正与修正主义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共产主义”, 它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种批判当然也包括自我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 对自己制定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策略不断进行反思、批判和修正。晚年恩格斯对他们早年关于资本主义灭亡时间的预测的修正, 对《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来的将来无产阶级国家改造社会所应采取的措施的修正, 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包含的抽象人道主义的修正, 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修正, 等等, 都是这种理论的自我批判、自我修正的典范。同样, 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同时胜利论”进行了修正, 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的“一国胜利论”。毛泽东修正了列宁的城市革命道路, 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邓小平则在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等重大问题上修正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有关思想, 开拓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所有这些都说明,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理论和实践上的自我批判、自我修正、自我革新。但很显然, 这种自我修正并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而是修正马克思主义中的那些与具体历史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不符合新的社会发展实际的论断或结论, 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完善和科学, 更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则不同。它是产生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对派, 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髓,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 其目的不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而是用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和哲学-社会学思潮来补充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
第二, 明确理论创新与修正主义的区别。以实践为基础和主导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 它总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任何固步自封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都与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不相容。然而, 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根本前提, 就是要承认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理论基地上把这个理论推向更高水平和阶段。晚年恩格斯在对马克思和自己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及整个马克思主义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基础上, 分析时代的新特点, 吸收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就, 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 为解决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出现的新问题而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发展和创新既指提出过去未曾提出过的新观点, 又指对已有理论的扩展和深化, 还指把一般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社会科学和无产阶级革命实际而做出的科学论断和革命战略、策略。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 晚年恩格斯不仅在理论上研究了史前社会结构和发展规律这个马克思未能研究的问题, 创立了唯物史观的两种生产理论和原始社会理论, 而且在理论上研究了他和马克思以前研究得不够的国家问题、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问题、政党政治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问题以及唯物史观的系统阐述问题, 进一步扩展、深化了唯物史观。这不是离开唯物史观, 而是发展和创新唯物史观。修正主义则不同。它虽然打着“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号, 但由于它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毁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用实证主义而不是唯物辩证法来观察新时代和新情况, 离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片面地抽取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个别事实, 把它当作具有规律性的一般趋势, 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符合“最新事实”。列宁指出, 这些纠集在德国社会党人伯恩斯坦周围、大喊大叫要“革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究竟对这个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呢? 什么也没有。”[7] (P274)
第三, 明确党的理论原则与实践策略的区别。伯恩斯坦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理论脱离实际, 他的主要工作是通过修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使其更适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议会斗争的实践策略。国际上许多学者也把重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看作伯恩斯坦的一个主要“功绩”。这就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究竟如何理解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能不能把这个原则理解为论与实践的完全一致? 只有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 才能在实践中坚持、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但他们并不是机械地理解这种统一, 而是辨证地把握它。就是说, 他们在阐述自己的理论并把这一理论与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 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十分注意把党的理论原则和具体的实践策略区分开来。恩格斯晚年在致丹麦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格•特里尔的一封信中说明了原则与策略的联系与区别。在他看来, 原则关系到党的形象和生命, 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坚持, 否则就改变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策略是达到目标的手段, 往往与具体的历史条件相联系, 可以有最大的灵活性, 但“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这是绝对的界限”。[8] (P686) 恩格斯晚年所坚持的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辩证法, 在列宁、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列宁在20 世纪20 年代初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 宣布它是发展资本主义, 但这种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 他谈到将来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问题时, 既坚持无产阶级对它的领导, 又反对把这种文化简单地理解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左”倾空想主义。
由此可见,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在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过程中坚持了坚定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策略性的结合, 把一般的理论原则和某一阶段的具体实践纲领、政策既联系又区别开来。这才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观。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则不同, 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在某一个阶段上所采取的具体实践策略看作普遍适用的一般策略, 并从这个具体实践出发去进一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以实现所谓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其结果, 非但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真正统一, 反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阉割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 把无产阶级辨证的革命实践片面化为改良主义的实践。
在伯恩斯坦看来, 恩格斯晚年的修正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对唯物史观的修正。伯恩斯坦认为,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 历史的发展仅仅被理解为由经济决定的以铁的必然性贯彻下去的趋势, 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 他几乎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1] (P51) 恩格斯晚年发现了唯物史观的这个不足, 并在一系列著作中予以修正, 其核心是用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相互作用的“因素论”补充和限制经济决定论。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纯粹唯物主义的, 更谈不到是纯粹经济的了。”[1] (P59)
第二, 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修正。在伯恩斯坦看来, 社会主义不是从空想走向科学, 而是从空想走向批判, 就是说, 社会主义与其说是科学社会主义, 不如说是批判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承认, 自己的这个观点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修正, 但他又认为这是按照恩格斯晚年的思想所进行的修正。他说:“正是恩格斯本人, 根据同马克思一致的意见, 在他的《反杜林论》中把社会主义的实现描述为‘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的飞跃’。”[1] (P34)
第三, 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修正。伯恩斯坦认为, 晚年恩格斯详细地说明, 政治性突袭时代, 由自觉的少数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 社会民主党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颠覆办法所得到的成就要多得多。党在目前的迫切任务是议会活动和宣传活动, 使选票增加。[1] (P3) 伯恩斯坦认为, 恩格斯的这些观点与自己所提出的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据此, 伯恩斯坦认为, 自己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所发挥的修正主义理论和策略是以恩格斯晚年理论和策略为根据的, 是符合恩格斯晚年思想和方法的, 也是恩格斯生前所知道的。他甚至说:“我不能发现, 在我的书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纠正, 除了恩格斯自己所作的以外还有别的。”[1] (P33) 伯恩斯坦的观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得到了回音。柯尔施认为, 恩格斯晚年在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所提出来的社会各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彼此依赖”思想, 不仅没有纠正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性, 而且损害它的科学的适用性,“构成了一切修改马克思革命的唯物主义原则的、修正主义的与资产阶级的‘改良者’的主要资料。”[2] (P170)
英国学者利•拉贝兹强调, 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甚至使晚年恩格斯也产生了那种曾经苦恼过伯恩斯坦的疑问, 在恩格斯内心深处, 滋生了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观念, 这“大有伯恩斯坦那个‘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论点的意味, 而这个论点就是修正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3] (P35)
诺曼•莱文则从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立场出发把恩格斯看作“第一个修正主义者”, 因为“按照恩格斯内心所想而不是直接的文字表述可以断定, 恩格斯的策略导致用机械的决定论代替革命, 用对必然性信仰代替有意识的实践, 用议会主义代替阶级斗争。恩格斯对第二国际的进化主义和调和主义负有直接责任。”[4] (P183)
利希特海姆声称:“恩格斯对1843―1848 年革命信条的重新阐释更接近于实证主义及其必然政治结果, 民主的改良主义。”[5] (P265)
美国学者施泰格也认为, 恩格斯晚年著作所强调的“相互作用”论和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 削弱了他和马克思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基础, 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不仅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背离的出发点, 而且也为像马克斯•阿德勒、科特•艾斯讷尔和卡尔•伏尔伦德尔那样的康德式的社会主义者的出现打开了大门。”[6] (P190)
总之,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主要是从恩格斯晚年历史观和革命策略思想中发掘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修正主义的所谓“素材”。他们或者认为晚年恩格斯改变了走向社会主义的策略, 主张通过议会斗争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夺取政治统治, 对修正主义的出现负有“直接责任”; 或者认为恩格斯晚年通过强调思想意识形态和人的能动作用而修正了以机械决定论为特征的唯物史观, 为修正主义的理论和策略提供了理论“出发点”, “打开了大门”; 或者认为恩格斯晚年在革命理论与改良实践问题上的矛盾为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出现提供了空间。如此, 就塑造了一个改良主义的恩格斯、德国修正主义起源的恩格斯形象。恩格斯是不是一个修正主义者? 或者说, 恩格斯晚年思想是不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理论来源? 这是自19 世纪末以来国际恩格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同时, 也对其通过歪曲恩格斯晚年思想而为自己的修正主义辩护的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但由于缺少辩证法, 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这种批判显得软弱无力。列宁结合时代的新特点和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新变化, 系统地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 捍卫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恩格斯的形象。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的新世纪, 有必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析批判所谓恩格斯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关系问题, 厘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本质区别。
恩格斯与修正主义关系问题, 首先是伯恩斯坦提出并予以回答的问题。要澄清这个问题上的迷雾, 就要审查伯恩斯坦关于恩格斯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观点的错误。总体上看, 伯恩斯坦关于晚年恩格斯与自己的修正主义关系的论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思想方法问题, 就是不懂辩证法, 丢弃了总体方法, 把恩格斯晚年思想中的历史观和革命策略思想的辨证的整体肢解为互不相关甚至对立的片断, 并把其中的一个思想片断无限夸大成为绝对真理。例如把恩格斯晚年着重论述的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思想夸大为绝对独立性, 以至于把唯物史观曲解为“因素论”; 把恩格斯晚年针对当时德国的情况所提出的议会斗争策略夸大为适用于各个西方国家的普遍规律, 曲解为根本否认暴力革命; 把恩格斯晚年对经济决定论的批评绝对化为否认历史决定论, 等等。
二是混淆了发展创新与修正主义的界限, 把任何发展创新都等同于修正主义, 从而用发展的无限性来论证修正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和永恒性。伯恩斯坦曾经说过:“任何一种新的真理, 任何一种新的认识都是修正主义。既然发展不会停顿, 既然斗争的形式也要随着斗争的条件一同受变化规律的支配, 那末在实践中和理论中也就永远会出现修正主义。”[1] (P23) 为了增加说服力, 伯恩斯坦还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终极真理的批判为例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赞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和修正的。他把恩格斯晚年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及理论完善的需要而对唯物史观研究重点的改变和思想观点的深化、对革命策略和方法的修正、对资本主义灭亡时间的估计的改变等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修正, 看作是修正主义。
三是论述中的自相矛盾。伯恩斯坦一方面认为要区分马克思主义中的“纯粹的理论”和“应用的理论”, 认为前者是普遍适用的, 是理论的支柱, 后者则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因而可以并且应该修正, 对应用的理论的修正甚至取消丝毫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另一方面, 他实际修正的往往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核心, 如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基础; 抛弃辩证法; 批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存在根本缺陷, 要把它和资产阶级的“效用价值论”结合起来; 把科学社会主义变成康德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一方面说自己的修正主义理论和策略思想完全是晚年恩格斯所作的, 没有别的东西; 另一方面又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的理论的修正是不彻底的, 还存在着教条主义成分, 自己的理论就是为了克服这种教条主义, 并“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为了论证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他极力发掘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中的历史决定论和自然历史过程论的思想观点; 另一方面, 为了从根本上修正唯物史观, 说明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的非现实性, 他又极力抬高晚年恩格斯思想中的主体选择论和相互作用论方面。很显然, 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既不能对恩格斯思想研究有所助益, 也不能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提供理论根据。
恩格斯与修正主义关系问题, 从根本上说, 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及其与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问题。在这方面, 必须明确三个区别:
第一, 明确修正与修正主义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共产主义”, 它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种批判当然也包括自我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 对自己制定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策略不断进行反思、批判和修正。晚年恩格斯对他们早年关于资本主义灭亡时间的预测的修正, 对《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来的将来无产阶级国家改造社会所应采取的措施的修正, 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包含的抽象人道主义的修正, 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修正, 等等, 都是这种理论的自我批判、自我修正的典范。同样, 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同时胜利论”进行了修正, 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的“一国胜利论”。毛泽东修正了列宁的城市革命道路, 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邓小平则在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等重大问题上修正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有关思想, 开拓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所有这些都说明,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理论和实践上的自我批判、自我修正、自我革新。但很显然, 这种自我修正并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而是修正马克思主义中的那些与具体历史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不符合新的社会发展实际的论断或结论, 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完善和科学, 更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则不同。它是产生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对派, 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髓,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 其目的不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而是用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和哲学-社会学思潮来补充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
第二, 明确理论创新与修正主义的区别。以实践为基础和主导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 它总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任何固步自封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都与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不相容。然而, 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根本前提, 就是要承认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理论基地上把这个理论推向更高水平和阶段。晚年恩格斯在对马克思和自己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及整个马克思主义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基础上, 分析时代的新特点, 吸收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就, 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 为解决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出现的新问题而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发展和创新既指提出过去未曾提出过的新观点, 又指对已有理论的扩展和深化, 还指把一般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社会科学和无产阶级革命实际而做出的科学论断和革命战略、策略。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 晚年恩格斯不仅在理论上研究了史前社会结构和发展规律这个马克思未能研究的问题, 创立了唯物史观的两种生产理论和原始社会理论, 而且在理论上研究了他和马克思以前研究得不够的国家问题、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问题、政党政治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问题以及唯物史观的系统阐述问题, 进一步扩展、深化了唯物史观。这不是离开唯物史观, 而是发展和创新唯物史观。修正主义则不同。它虽然打着“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号, 但由于它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毁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用实证主义而不是唯物辩证法来观察新时代和新情况, 离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片面地抽取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个别事实, 把它当作具有规律性的一般趋势, 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符合“最新事实”。列宁指出, 这些纠集在德国社会党人伯恩斯坦周围、大喊大叫要“革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究竟对这个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呢? 什么也没有。”[7] (P274)
第三, 明确党的理论原则与实践策略的区别。伯恩斯坦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理论脱离实际, 他的主要工作是通过修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使其更适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议会斗争的实践策略。国际上许多学者也把重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看作伯恩斯坦的一个主要“功绩”。这就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究竟如何理解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能不能把这个原则理解为论与实践的完全一致? 只有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 才能在实践中坚持、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但他们并不是机械地理解这种统一, 而是辨证地把握它。就是说, 他们在阐述自己的理论并把这一理论与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 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十分注意把党的理论原则和具体的实践策略区分开来。恩格斯晚年在致丹麦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格•特里尔的一封信中说明了原则与策略的联系与区别。在他看来, 原则关系到党的形象和生命, 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坚持, 否则就改变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策略是达到目标的手段, 往往与具体的历史条件相联系, 可以有最大的灵活性, 但“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这是绝对的界限”。[8] (P686) 恩格斯晚年所坚持的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辩证法, 在列宁、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列宁在20 世纪20 年代初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 宣布它是发展资本主义, 但这种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 他谈到将来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问题时, 既坚持无产阶级对它的领导, 又反对把这种文化简单地理解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左”倾空想主义。
由此可见,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在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过程中坚持了坚定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策略性的结合, 把一般的理论原则和某一阶段的具体实践纲领、政策既联系又区别开来。这才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观。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则不同, 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在某一个阶段上所采取的具体实践策略看作普遍适用的一般策略, 并从这个具体实践出发去进一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以实现所谓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其结果, 非但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真正统一, 反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阉割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 把无产阶级辨证的革命实践片面化为改良主义的实践。
参考文献:
[1] 伯恩斯坦.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M ]. 上海: 三联书店, 1965.
[2] 柯尔施.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M ]. 重庆出版社, 1993.
[3] 利•拉贝兹. 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丛[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4] Levine, Norman. The T ragicDeception: M arx Contra Engels[M ]. Santa Barbara: Clio Press, Inc. , 1975.
[5] Lichtheim , G. Marxism :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Inc. , 1965.
[6] Hunley, J. D. The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 A R einterp retation [M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University Press, 1991.
[7] 列宁选集: 第1 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 柯尔施.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M ]. 重庆出版社, 1993.
[3] 利•拉贝兹. 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丛[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4] Levine, Norman. The T ragicDeception: M arx Contra Engels[M ]. Santa Barbara: Clio Press, Inc. , 1975.
[5] Lichtheim , G. Marxism :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Inc. , 1965.
[6] Hunley, J. D. The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 A R einterp retation [M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University Press, 1991.
[7] 列宁选集: 第1 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