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根本对立说明了什么?
2006-04-11
考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根本对立说明了什么?
作者：徐德林
考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根本对立说明了什么?
考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根本对立说明了什么?
徐德林
考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所处的历史时代虽然大致相同,但却对当时出现的历史新情况作出了根本不同的判断,使列宁主义与考茨基主义产生了根本对立。这种对立说明了什么呢?
考茨基主义是第二国际社会矛盾的产物
列宁在分析考茨基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时指出: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中派”是一些被腐朽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的环境等等败坏了的守旧派,是习惯于待遇优厚的职位和“安稳”的工作的官吏。从历史上和经济上来讲,他们并不代表一个特殊的阶层,而只是代表工人运动从过去的阶段即从1871 ―1914 年的阶段向新阶段的过渡。
19 世纪70 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发展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工人的队伍也不断壮大,无产阶级政党在许多国家建立并得到巩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75 年同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后,虽然在理论原则的让步方面有错误,但在实践中却有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成就的取得,让某些领导人觉得这似乎是合法手段带来的。这种状况使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领导人,成为完全放弃革命斗争手段而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另一部分领导人虽然没有公开宣布放弃革命斗争手段,但更偏好于和平手段的使用;只有很少部分人,才真正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主张把秘密手段与合法手段有机结合起来。考茨基属于第二部分人。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中影响最大的党,其党纲《爱尔福特纲领》,从总的说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式党纲,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这些缺点的严重性直到以后才充分显露出来。从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结构看,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休会期间由选出的中央机构领导。在德国的“非常法”实施期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实际上由国会党团领导,因为它是党的唯一合法机构,较易于实现领导职能。而这种情况到九十年代末便开始起消极作用,因为它使党的活动重心转向了议会斗争。另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各个组织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党是这些组织的联盟,这些组织通过委托人制度同党的执行委员会保持联系, 这使国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特别是它的几位领导人,越来越经常地在党内起领导作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组织结构上出现的种种弱点,不仅有机会主义的压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党过分吸取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教训而竭力避免招致新的迫害下产生的。党的组织结构上的这种缺陷,在相对和平时期还看不出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但在群众运动蓬勃高涨时期和革命成熟时期,对党的有效活动和团结来说,都隐藏着相当严重的危险。社会民主党在党纲和党章上的理论缺陷对考茨基主义的形成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革命变化时期,考茨基仍然继续保持着“和平时期”的思维方式。他无视解放运动的新的可能性,只注重正常的政治斗争任务,局限于细小的、短暂的目标,这就无异于为通向改良主义架桥铺路。过去几十年斗争的“和平”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消蚀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锐气,同时也造成了对利用议会斗争可能性的过高估计,给党内的右翼分子和中派分子提供了为改良主义道路辩护的论据。考茨基主义的出现,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19 世纪70 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发展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工人的队伍也不断壮大,无产阶级政党在许多国家建立并得到巩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75 年同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后,虽然在理论原则的让步方面有错误,但在实践中却有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成就的取得,让某些领导人觉得这似乎是合法手段带来的。这种状况使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领导人,成为完全放弃革命斗争手段而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另一部分领导人虽然没有公开宣布放弃革命斗争手段,但更偏好于和平手段的使用;只有很少部分人,才真正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主张把秘密手段与合法手段有机结合起来。考茨基属于第二部分人。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中影响最大的党,其党纲《爱尔福特纲领》,从总的说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式党纲,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这些缺点的严重性直到以后才充分显露出来。从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结构看,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休会期间由选出的中央机构领导。在德国的“非常法”实施期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实际上由国会党团领导,因为它是党的唯一合法机构,较易于实现领导职能。而这种情况到九十年代末便开始起消极作用,因为它使党的活动重心转向了议会斗争。另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各个组织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党是这些组织的联盟,这些组织通过委托人制度同党的执行委员会保持联系, 这使国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特别是它的几位领导人,越来越经常地在党内起领导作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组织结构上出现的种种弱点,不仅有机会主义的压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党过分吸取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教训而竭力避免招致新的迫害下产生的。党的组织结构上的这种缺陷,在相对和平时期还看不出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但在群众运动蓬勃高涨时期和革命成熟时期,对党的有效活动和团结来说,都隐藏着相当严重的危险。社会民主党在党纲和党章上的理论缺陷对考茨基主义的形成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革命变化时期,考茨基仍然继续保持着“和平时期”的思维方式。他无视解放运动的新的可能性,只注重正常的政治斗争任务,局限于细小的、短暂的目标,这就无异于为通向改良主义架桥铺路。过去几十年斗争的“和平”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消蚀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锐气,同时也造成了对利用议会斗争可能性的过高估计,给党内的右翼分子和中派分子提供了为改良主义道路辩护的论据。考茨基主义的出现,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理论脱离实际是考茨基陷入机会主义泥坑的认识根源
考茨基虽然长期从事理论工作,但在其思想深处始终未能摆脱学究气。这正像恩格斯所评价的那样,考茨基虽然“是一个很不错的青年”,但却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他在长篇评论文章中有时也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尽管他有最好的意愿,他还是斗不过自己的本性。比较确切地说,他是一个学理主义者。考茨基的这种特点,使他的研究往往注重理论上的逻辑论证,而忽视实践的发展变化,不能对当时的政治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致使理论脱离实际。例如,在同伯恩施坦论战时,考茨基看不到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根本对立,在批判修正主义时,只是竭力信守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从概念到概念,从而削弱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战斗性。可以说,对于有成效地解决新时代的根本问题所必须的那种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才能正是考茨基所不具备的。列宁写道:不要忘记,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小抽屉,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正因为如此,他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愿望就变成为教条主义。
考茨基对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实质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中的意义也是不能理解的。比如,他轻视革命实践的作用,贬低阶级和政党受客观制约的意志在实现发展的某种客观可能性上所能给予的积极影响。
考茨基对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实质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中的意义也是不能理解的。比如,他轻视革命实践的作用,贬低阶级和政党受客观制约的意志在实现发展的某种客观可能性上所能给予的积极影响。
唯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随着人们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必须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发展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大道,坚持不能窒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力,要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相结合,同各国实际相结合。
列宁是善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形势的最新发展,同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善于摸到时代的脉搏, 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季诺维也夫写道:列宁善于做事变的最积极、热情、“疯狂”(列宁喜欢的字眼) 的参加者,同时他也善于像站在旁边一样以哲学家的冷静,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准绳,以自然科学家的客观态度完全客观地观察、评价和总结这些事件。列宁善于以最大的热情为某一似乎是细枝末节的东西而战斗;同时,他比任何人更能从整体上观察整个道路,按照某种难以捉摸的,只有他一个人看到的征兆把握住未来事件的脉搏,在事变尚未“冷冻”,尚未结束的时候,清晰地看到社会发展中某一阶段的结束和来临。同时,列宁还了解俄国的国情,知道俄国同西欧某些国家的差异。他既在国外生活过,又在国内进行过革命工作。这样使列宁的思维能够既灵活又全面,从而针对不同的国情、提出相应的革命理论和策略。
考茨基与列宁相比,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思维方式停留在资本主义的“和平时期”,这使他在变化了的时代面前,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世界大战来临时,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分析大战的性质及其后果,终于滑向机会主义的泥坑。同时,从考茨基自身的弱点看,“他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自负”,凭借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中的地位和影响,认为只有他自己的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只有他才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把走向社会主义的“西欧模式”奉为唯一模式,否则就是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考茨基用西欧的眼光观察衡量俄国发生的一切,其实,他并不真正地了解俄国的国情。他只是在十月革命后的1920 年去过格鲁吉亚,而且仅逗留3 个月,然而他却自以为是地对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横加指责,肆意攻击。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考茨基终于在理论上从一个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变为列宁主义者的敌人,在政治上从一个革命者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随着人们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必须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发展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大道,坚持不能窒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力,要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相结合,同各国实际相结合。
列宁是善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形势的最新发展,同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善于摸到时代的脉搏, 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季诺维也夫写道:列宁善于做事变的最积极、热情、“疯狂”(列宁喜欢的字眼) 的参加者,同时他也善于像站在旁边一样以哲学家的冷静,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准绳,以自然科学家的客观态度完全客观地观察、评价和总结这些事件。列宁善于以最大的热情为某一似乎是细枝末节的东西而战斗;同时,他比任何人更能从整体上观察整个道路,按照某种难以捉摸的,只有他一个人看到的征兆把握住未来事件的脉搏,在事变尚未“冷冻”,尚未结束的时候,清晰地看到社会发展中某一阶段的结束和来临。同时,列宁还了解俄国的国情,知道俄国同西欧某些国家的差异。他既在国外生活过,又在国内进行过革命工作。这样使列宁的思维能够既灵活又全面,从而针对不同的国情、提出相应的革命理论和策略。
考茨基与列宁相比,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思维方式停留在资本主义的“和平时期”,这使他在变化了的时代面前,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世界大战来临时,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分析大战的性质及其后果,终于滑向机会主义的泥坑。同时,从考茨基自身的弱点看,“他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自负”,凭借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中的地位和影响,认为只有他自己的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只有他才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把走向社会主义的“西欧模式”奉为唯一模式,否则就是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考茨基用西欧的眼光观察衡量俄国发生的一切,其实,他并不真正地了解俄国的国情。他只是在十月革命后的1920 年去过格鲁吉亚,而且仅逗留3 个月,然而他却自以为是地对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横加指责,肆意攻击。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考茨基终于在理论上从一个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变为列宁主义者的敌人,在政治上从一个革命者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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