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学术界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几个间题的看法
2006-04-19
前苏联学术界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几个间题的看法
刘淑春 编译
80年代末，前苏联学术界开始对当代资本主义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重新认识。现根据苏联1988—1989年一些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将当时学术界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的看法作一简要介绍。
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概念
在传统的苏联理论著作中，“帝国主义”一词基本上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同义语。其用意很明确，即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定义没有过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基本特征以及历史地位的论述对于今天大大发展了的资本主义依然有效。但是，自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之后，学者们开始提出是该“认真考虑完善我们使用的一整套范畴”的时候了。B.舍伊尼斯(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认为，现有文献所使用的概念，没有一个能充分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
他认为，“帝国主义”这一术语早就被当作“当代资本主义”的同义语。“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固然比较恰当地反映了资本主义从19世纪的自由竟争阶段向现阶段过渡时期的一些特点:进行扩张、从经济上和领土上瓜分世界、发动战争等等。但是，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帝国主义”这一用以说明资本主义本质的概念也需根据变化了的资本主义进行修改。此外，舍伊尼斯还认为，这个概念对于科学范畴来说，感情色彩过于浓厚。在生产或资本国际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合乎规律的特点都被归结为“垄断组织的扩张”。
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稍好一些，这个概念中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即便如此，这个术语也过于简单化:它把市场一为少数制造商所控制的现象归结为垄断，从而把任何一个大公司都看作是垄断组织，结果，就看不到中小生产企业重整旗鼓的现象。其实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竞争所起的作用无论如何不比垄断调节的作用小。
同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也有偏颇之处，它把问题绝对化了。当代资本主义当然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在同样程序上也是私人资本主义，是具有不同程度的生产和市场的集中的资本主义。
总之，B.舍伊尼斯认为，“我们还没有找到能够用以取代现有术语的严格的科学术语，而现有术语已不再适用”。所以，“最好还是使用‘当代资本主义’这个概念”。
B.莫特廖夫(莫斯科财经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教授)则坚持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的。他认为列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指出帝国主义正在发展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由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发展过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完成的。
二、关于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r.奇布里科夫(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教授)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否是腐朽的、寄生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则不那么容易回答。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表现为食利国(这首先是指本世纪初的法国)的出现。然而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没有主要靠剪息票为生的国家了。又如，列宁把资本输出描述为“加倍的寄生性”。但是，现在许多学者引用相当多的事例来说明，在当代条件下不能把资本输出仅仅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表现。接下去必然要涉及的一个间题是列宁在谈到资本主义的垂死性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上，但是，实践表明，生产的社会化既不会自动地，也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社会生产关系的大爆炸;资本主义能够适应新情况，扩大生产力的发展范围。
B.鲁达科娃(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教授，经济学博士)认为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论述，即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另一方面，它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鲁达科娃认为，相对于19世纪的资本主义而言，列宁把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描述为具有质的特殊性的新阶段上的资本主义或新质态下的资本主义是正确的。如果人们不否认任何物质(包括社会)都是通过质的飞跃而发展的哲学观点，那么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在方法论上就是十分重要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这个阶段究竟是什么阶段?列宁认为是最后阶段，这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和其他国家暴风雨般的革命事件，使得他有理由根据当时的条件预言资本主义将土崩瓦解。这种情况曾经是可能的，这个结论在当时也是正确的。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显示出适应能力和新的活力。与此相应，资本主义又走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最近的事态看，我们或许需要放弃垄断资本主义是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说法，因为垄断资本主义在运动中已显示出新的质变因素(经济机制中调节关系的发展以及国 家职能的发展等)。因此，讨论资本主义社会当前所处阶段的性质，是非常有益的。
奥萨德恰娅(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博士)则认为，更新提法是徒劳的，无论如何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三个特征(指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理论都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相距太远。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可能的，但那是很遥远的事情。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三个特征的论点，对于20世纪头25年的资本主义来说是正确的。它立足于下述两个主要过程:第一是广义的垄断化趋势，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形成了大资本权力的集中。垄断化成了进步的障碍，导致腐朽性的出现;第二是国家所有制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发展。国有化，首先是国家所有制的发展，被认为是在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条件，由资本主义向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过渡只需要改变国家的性质即可完成。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论点都没有完全得到证实。因此，资本主义在其自身形态内的发展是沿着消除寄生性和腐朽性的道路前进的。
B.舍伊尼斯认为，必须放弃当代资本主义是寄生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说法。用以说明资本主义寄生性特点的那些论据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存在。不值得把寄生性当作确定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特征。
r.奇布里科夫持相同的看法。他说，寄生性和腐朽性不仅资本主义有，其他对抗性社会制度内也有。在与直接生产相脱离的金融资本居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寄生性发展得特别快，列宁指的正是这一点。最近十年的发展表明，这种发展过程从原则上讲现在依然存在。高贴现率(比工业利润率高许多)导致资本力图用于购买有价证券，即现实资本向虚拟资本转化。
与上述观点相左，A•波罗霍夫斯基(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博士)则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保留了垂死性、寄生性和腐朽性这样一些特征，不应将这些概念“送入博物馆”。之所以认为寄生性特征今天依然存在，是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削并没有消失。至于今天寄生性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波罗霍夫斯基还认为，必须准确、完整地使用“垂死”这一概念。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把社会进步看成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他们认为，一种社会制度走向死亡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消灭，而是意味着它在向新的质、新的内容过渡。而且前一种生产方式为后来的生产方式准备好了完善的物质技术基础。
B.莫特廖夫也认为，用以说明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一些术语，如资本一主义的“腐朽性”，在现今条件下仍是非常令人信服的。对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和阐述切记不要简单化和庸俗化，而应当利用新的研究成果来揭示全面的情况。
三、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
r.奇布里科夫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在以往的论述中，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重要性有被夸大的成分，但还不能因此而否认总危机本身的存在。他认为，事实上，人们总是在试图用资本主
义总危机的理论来解释帝国主义发展中所有尚不清楚的东西。当然，这个理论也含有不少不合理的东西。
他指出，资本主义总危机是资本主义革命性崩溃的过程。通常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一个特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以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如果这样来概括没有错误的
话，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论述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特点时不仅要包括资本主义，也要包括社会主义。它的第二个特点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但现实世界的情况向我们表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并没有直接地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生存。通过民族解放运动获得独立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走的是资本主义道 路。它的第三个特点是处在总危机之中的资本主义表现为经济发展不稳定、低增长速度和经常性失业，等等。显然，无论如何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间题:上述现象是预示着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还是仅仅反映垄断资本的统治方式，或是由其他什么规律支配下出现的情况?
r.奇布里科夫认为，毋庸讳言，总危机理论中存在着许多教条主义的概念，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否认总危机本身的存在”。虽然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目前尚未提到日程上来，但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群众中革命的准备过程仍在继续进行。
而B.舍伊尼斯则言辞尖刻地否定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阶段论。他认为那是某些人凭空虚构出来的理论，所谓“危机拖延了几十年”的说法是荒诞不经的，是概念的贬值。在世界范围内向新社会制度过渡的时间比十月革命后头几年和以后数十年设想的要长得多，于是就发明了“资本主义总危机阶段论”的人为理论公式。然而在资本主义演变中，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很难与资本主义“成熟过渡”、“垂死”、“总危机”等传统概念兼容的一些过程。科学技术革命已经开始而且还在继续加速发展。在本世纪初占主导地位的垄断所固有的停滞和腐朽趋势，没有成为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导趋势。这不仅仅对技术领域是正确的。
无疑，资本主义经济有深刻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有严重的对抗性矛盾。但是承认这一点，同机械地认为资本主义所有矛盾，首先是生产的社会性质与占有的私人性质之间的主要矛盾毫无例外地会不断加剧的看法，毫无共同之处。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占有的私人资本主义性质在社会结构的影响下也发生了一些变形。
他还谈到，资本主义的确周期性地发生危机形势，但一般的、较为经常重复出现的危机是任何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经济结构都具有的特点。
A.波罗霍夫斯基也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特征确实被夸大了，在不小程度上人为地使其适应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这些特征在当时可能是对的，当时革命过程表现得很明显。现在革命的主观前提发展得不像所想象的那样顺利，出现了由主客观条件决定的新情况。在他看来，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不成功对主观前提的成熟产生了不小的阻碍作用。我们还需要用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的绝对优越性，而不是在个别方面的相对优越性。
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开始，这是事实。同时，资本主义已表明它不能保证文明的不断发展，而是使这种发展复杂化。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资本主义总危机，而在于它经历了哪些阶段和是否需要划分这样的阶段。
A.波罗霍夫斯基还提到了与此问题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在帝国主义统治中的地位和作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因素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问题。他认为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的研
究。他指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描述在很多方面是把愿望当作现实。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遇到了不少困难。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甚至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也加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当代资本主义能够在没有发展中国家积累来源的积极参与下进行再生产。我们应当承认，社会主义没有能力，首先没有物质力量使发展中国家最终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
刘淑春 编译
80年代末，前苏联学术界开始对当代资本主义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重新认识。现根据苏联1988—1989年一些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将当时学术界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的看法作一简要介绍。
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概念
在传统的苏联理论著作中，“帝国主义”一词基本上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同义语。其用意很明确，即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定义没有过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基本特征以及历史地位的论述对于今天大大发展了的资本主义依然有效。但是，自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之后，学者们开始提出是该“认真考虑完善我们使用的一整套范畴”的时候了。B.舍伊尼斯(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认为，现有文献所使用的概念，没有一个能充分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
他认为，“帝国主义”这一术语早就被当作“当代资本主义”的同义语。“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固然比较恰当地反映了资本主义从19世纪的自由竟争阶段向现阶段过渡时期的一些特点:进行扩张、从经济上和领土上瓜分世界、发动战争等等。但是，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帝国主义”这一用以说明资本主义本质的概念也需根据变化了的资本主义进行修改。此外，舍伊尼斯还认为，这个概念对于科学范畴来说，感情色彩过于浓厚。在生产或资本国际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合乎规律的特点都被归结为“垄断组织的扩张”。
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稍好一些，这个概念中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即便如此，这个术语也过于简单化:它把市场一为少数制造商所控制的现象归结为垄断，从而把任何一个大公司都看作是垄断组织，结果，就看不到中小生产企业重整旗鼓的现象。其实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竞争所起的作用无论如何不比垄断调节的作用小。
同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也有偏颇之处，它把问题绝对化了。当代资本主义当然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在同样程序上也是私人资本主义，是具有不同程度的生产和市场的集中的资本主义。
总之，B.舍伊尼斯认为，“我们还没有找到能够用以取代现有术语的严格的科学术语，而现有术语已不再适用”。所以，“最好还是使用‘当代资本主义’这个概念”。
B.莫特廖夫(莫斯科财经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教授)则坚持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的。他认为列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指出帝国主义正在发展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由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发展过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完成的。
二、关于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r.奇布里科夫(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教授)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否是腐朽的、寄生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则不那么容易回答。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表现为食利国(这首先是指本世纪初的法国)的出现。然而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没有主要靠剪息票为生的国家了。又如，列宁把资本输出描述为“加倍的寄生性”。但是，现在许多学者引用相当多的事例来说明，在当代条件下不能把资本输出仅仅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表现。接下去必然要涉及的一个间题是列宁在谈到资本主义的垂死性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上，但是，实践表明，生产的社会化既不会自动地，也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社会生产关系的大爆炸;资本主义能够适应新情况，扩大生产力的发展范围。
B.鲁达科娃(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教授，经济学博士)认为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论述，即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另一方面，它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鲁达科娃认为，相对于19世纪的资本主义而言，列宁把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描述为具有质的特殊性的新阶段上的资本主义或新质态下的资本主义是正确的。如果人们不否认任何物质(包括社会)都是通过质的飞跃而发展的哲学观点，那么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在方法论上就是十分重要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这个阶段究竟是什么阶段?列宁认为是最后阶段，这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和其他国家暴风雨般的革命事件，使得他有理由根据当时的条件预言资本主义将土崩瓦解。这种情况曾经是可能的，这个结论在当时也是正确的。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显示出适应能力和新的活力。与此相应，资本主义又走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最近的事态看，我们或许需要放弃垄断资本主义是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说法，因为垄断资本主义在运动中已显示出新的质变因素(经济机制中调节关系的发展以及国 家职能的发展等)。因此，讨论资本主义社会当前所处阶段的性质，是非常有益的。
奥萨德恰娅(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博士)则认为，更新提法是徒劳的，无论如何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三个特征(指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理论都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相距太远。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可能的，但那是很遥远的事情。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三个特征的论点，对于20世纪头25年的资本主义来说是正确的。它立足于下述两个主要过程:第一是广义的垄断化趋势，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形成了大资本权力的集中。垄断化成了进步的障碍，导致腐朽性的出现;第二是国家所有制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发展。国有化，首先是国家所有制的发展，被认为是在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条件，由资本主义向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过渡只需要改变国家的性质即可完成。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论点都没有完全得到证实。因此，资本主义在其自身形态内的发展是沿着消除寄生性和腐朽性的道路前进的。
B.舍伊尼斯认为，必须放弃当代资本主义是寄生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说法。用以说明资本主义寄生性特点的那些论据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存在。不值得把寄生性当作确定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特征。
r.奇布里科夫持相同的看法。他说，寄生性和腐朽性不仅资本主义有，其他对抗性社会制度内也有。在与直接生产相脱离的金融资本居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寄生性发展得特别快，列宁指的正是这一点。最近十年的发展表明，这种发展过程从原则上讲现在依然存在。高贴现率(比工业利润率高许多)导致资本力图用于购买有价证券，即现实资本向虚拟资本转化。
与上述观点相左，A•波罗霍夫斯基(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博士)则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保留了垂死性、寄生性和腐朽性这样一些特征，不应将这些概念“送入博物馆”。之所以认为寄生性特征今天依然存在，是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削并没有消失。至于今天寄生性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波罗霍夫斯基还认为，必须准确、完整地使用“垂死”这一概念。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把社会进步看成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他们认为，一种社会制度走向死亡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消灭，而是意味着它在向新的质、新的内容过渡。而且前一种生产方式为后来的生产方式准备好了完善的物质技术基础。
B.莫特廖夫也认为，用以说明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一些术语，如资本一主义的“腐朽性”，在现今条件下仍是非常令人信服的。对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和阐述切记不要简单化和庸俗化，而应当利用新的研究成果来揭示全面的情况。
三、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
r.奇布里科夫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在以往的论述中，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重要性有被夸大的成分，但还不能因此而否认总危机本身的存在。他认为，事实上，人们总是在试图用资本主
义总危机的理论来解释帝国主义发展中所有尚不清楚的东西。当然，这个理论也含有不少不合理的东西。
他指出，资本主义总危机是资本主义革命性崩溃的过程。通常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一个特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以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如果这样来概括没有错误的
话，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论述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特点时不仅要包括资本主义，也要包括社会主义。它的第二个特点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但现实世界的情况向我们表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并没有直接地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生存。通过民族解放运动获得独立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走的是资本主义道 路。它的第三个特点是处在总危机之中的资本主义表现为经济发展不稳定、低增长速度和经常性失业，等等。显然，无论如何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间题:上述现象是预示着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还是仅仅反映垄断资本的统治方式，或是由其他什么规律支配下出现的情况?
r.奇布里科夫认为，毋庸讳言，总危机理论中存在着许多教条主义的概念，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否认总危机本身的存在”。虽然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目前尚未提到日程上来，但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群众中革命的准备过程仍在继续进行。
而B.舍伊尼斯则言辞尖刻地否定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阶段论。他认为那是某些人凭空虚构出来的理论，所谓“危机拖延了几十年”的说法是荒诞不经的，是概念的贬值。在世界范围内向新社会制度过渡的时间比十月革命后头几年和以后数十年设想的要长得多，于是就发明了“资本主义总危机阶段论”的人为理论公式。然而在资本主义演变中，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很难与资本主义“成熟过渡”、“垂死”、“总危机”等传统概念兼容的一些过程。科学技术革命已经开始而且还在继续加速发展。在本世纪初占主导地位的垄断所固有的停滞和腐朽趋势，没有成为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导趋势。这不仅仅对技术领域是正确的。
无疑，资本主义经济有深刻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有严重的对抗性矛盾。但是承认这一点，同机械地认为资本主义所有矛盾，首先是生产的社会性质与占有的私人性质之间的主要矛盾毫无例外地会不断加剧的看法，毫无共同之处。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占有的私人资本主义性质在社会结构的影响下也发生了一些变形。
他还谈到，资本主义的确周期性地发生危机形势，但一般的、较为经常重复出现的危机是任何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经济结构都具有的特点。
A.波罗霍夫斯基也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特征确实被夸大了，在不小程度上人为地使其适应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这些特征在当时可能是对的，当时革命过程表现得很明显。现在革命的主观前提发展得不像所想象的那样顺利，出现了由主客观条件决定的新情况。在他看来，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不成功对主观前提的成熟产生了不小的阻碍作用。我们还需要用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的绝对优越性，而不是在个别方面的相对优越性。
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开始，这是事实。同时，资本主义已表明它不能保证文明的不断发展，而是使这种发展复杂化。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资本主义总危机，而在于它经历了哪些阶段和是否需要划分这样的阶段。
A.波罗霍夫斯基还提到了与此问题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在帝国主义统治中的地位和作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因素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问题。他认为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的研
究。他指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描述在很多方面是把愿望当作现实。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遇到了不少困难。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甚至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也加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当代资本主义能够在没有发展中国家积累来源的积极参与下进行再生产。我们应当承认，社会主义没有能力，首先没有物质力量使发展中国家最终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