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差异真的存在吗?
2006-06-08
和其它理论研究,都是服从于、出发,而不能抽象地谈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马克思哲学”与“教科书体系”,认为“马克思哲学”与“教科书体系”是两个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都不同的思想,前者为马克思个人的思想,后者是恩格斯以及后来的斯大林等人的观点,与马克思无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应当是“马克思哲学”等等,这个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已经得到了公认。但笔者以为,这里仍有一些疑问。
一、能否把恩格斯排除在“马克思哲学”之外?
以被近年来的研究者们公认为“马克思哲学”代表性著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德》) 中的“费尔巴哈”一章为例,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关于该书的写作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过详细的说明。而且,在一些研究著作的有关资料中,通过细节和场景的描写,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德》一书确实是马恩两人共同写作的成果。〔1〕但是,主张“马克思哲学”的学者们在以《德》一书中的论述作为“实践唯物主义”和“生存论”转向的依据时,往往隐去恩格斯的名字不提,把《德》一书有意无意地作为马克思一个人单独的作品,不仅如此,还把《德》中的观点与恩格斯的后期观点进行对比, 以说明“马克思哲学与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有时以‘教科书体系’来替代) ”之对立(不同或差异) 。在一些研究者的笔下,马克思的思想与恩格斯的思想具有根本性的区别。马克思是现代哲学思维,是实践唯物主义或者生存论,恩格斯则是近代机械论哲学思维,是旧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等等。但一个问题是:如果两个人的思想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那么又怎么会走到一起奋斗四十年,并且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彼此从无怨言还互相称赞,又彼此参加对方的“完全不同”的工作呢(例如马克思同意并积极参加了《反杜林论》的写作)?
应该说,马克思对自己在哲学思维方式变革和其它方面的贡献是很清楚的。学者、思想家们视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生命,不可能随便容忍他人侵占自己的思想贡献,更不可能容忍他人肆意地歪曲自己一生心血的思想成果。马克思就是如此。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与恩格斯的合作过程中,哪些思想是属于自己的,哪些思想是属于两人共同的。例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一方面指出恩格斯从另一条路得出了与自己一样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把自己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摆到了与恩格斯相会之前。这就是马克思要向世人表明,自己在与恩格斯合作之前已经得出了唯物史观的主要结论。恩格斯也曾很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得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是在与他相会之前。恩格斯决不掠人之美。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对他们在哲学上的贡献有同样的说法。相反,马克思明确地说,《德》是他与恩格斯“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2〕的成果。恩格斯也明确地说,当他1844 年与马克思相会时,“我们在一切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3〕也许有人会说,标志“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作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 是马克思个人的思想成果。诚然, 《提斯的相会。所以我认为,“马克思哲学”把恩格斯排除在外是不恰当的。
二、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会发生变化?
笔者在这里并不绝对地否认“差别”一说。事实上,只要把《提纲》、《德》与恩格斯写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主要哲学思想进行对照,其不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观点分歧,而是前期马恩和后期马恩之前的差别。这种差别是由他们前期所处的环境与后期投身于工人运动的实践的不同所引起的。能说明这一点的是马恩对待《德》一书的态度。他们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一开始,马恩很想出版恩格斯并没有参加纲》的写作,但是与《德》一文在思想上的一致毫无疑问的。因此,就算把《提纲》性是一目了然、《提纲》单独拉出来与恩格斯进行对比,也不能说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最多也只能说明恩格斯的思想后来有了变化。我认为,我们不但不能把恩格斯排除在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创立者之外,相反地,如果从时间上来考虑,我们不妨说,正是与恩格斯的合作,才使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完成了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提纲》《德》) 中盲目崇拜费尔巴哈到、当中对费尔巴哈的清醒而深刻的批判,完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转变。研究者们在谈论“马克思哲学”与、时,往往把《1844 年手稿》《提纲》《德》并列,共同作为“实践唯物主义”和“生存论转向”的标志。其实, 与后两者之间是很不同的。最明显的是,《手稿》《手稿》中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相当程度的影响(在马恩合作,但是以马克思为主写的《神圣家族》中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况) 。而《提纲》与《德》写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相遇并且共同进行理论创立之后,这总是事实。如果考虑到《手稿》《神圣家族》、与后两者时间上的差距之小(只有几个月),而对费尔巴哈的明显崇拜和受其影响在这几个月中竟然一扫而光,其转变和飞跃之快,之彻底,也令人想到是不是有什么外力因素。而这个因素看来只可能是与恩格这本书, 到1846 年, 马克思还抱怨说:“直到现在..也未能出版..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4〕但是,1847 年以后,他们就不再试图出版这部著作。《德》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志性著作,这点马恩都是很清楚的。所以,在马恩的著作中,他们曾三番五次地提起这本书。但都以隐隐约约的态度闪烁其词,似有什么难言之隐。如果说,在四十年代的时候,由于一些政治上的原因,这本书未能出版的话,那么到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潮流的情况下,以他和马克思当时的声望和地位,出版这本书应该不是太难的事,但恩格斯连试图这样做的努力都没有。他在《费尔巴哈论》当中对为什么不出版这本书的原因有个说明。一是说《德》一书的第一章“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二是说“里面对于费尔巴哈的学说本身没有批判,所以,旧稿对于我们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5〕
但是我认为这两个理由都不够充分,不是真实的原因,只是托词。因为,只要认真读过《德》一书的人都会承认,马恩正是在这部著作中批判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从而宣告了他们与旧哲学的彻底决裂。何况,就算是《德》一书有某些方面的不足,恩格斯也完全可以把它当作自己与马克思合作的早年研究成果出版。这点有恩格斯对自己早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态度为例。他在为1892 年重新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序言中说: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 “ 者青年时代的痕迹。..本书中的这种青年时期的痕迹我一点也不打算抹去。我现在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给读者。”〔6〕“又说:我决不想把我的著作和我本人描写得比当时高明些。”〔7〕恩格斯既然可以对自己的著作如此,为何又不愿意把自己与马克思合作的标志性著作做如此处理呢? 显然,这里面一定有他不愿说出来的原因。也分为这样两个阶段。以1848 年革命为界限。在第一个阶段,1848 年以前,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揭露其不合理性,号召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第二个阶段,1848 年以后,他们开始投身于国际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实际地领导和参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发展。正是在1848 年革命以后,1852 年,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阶级斗争必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1848 年以后所关心的中心问“ 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10 〕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的一点是,马恩之研究哲学题,也是他们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斗争的焦不同于传统的哲学家,他们首先是革命家。在他们点。特别在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那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工人阶级不仅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且要建立自终点而是开始。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维和其它一己的国家机器即无产阶级专政。关于这个问题,恩切理论研究,都是服从于、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的。不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革及其哲学思维后来的变化。恩格斯在谈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的一段话,也许可以间接地说明这个问题。恩格斯说:“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内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 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黑体字为引者所加) 既然有产阶级自己不但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8〕我认为,恩格斯的这段话,实际上也是马恩对《德》一书的看法,而且《德》一书的情况还要更严重些,因为它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有一句名言:“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9〕“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反对现存世界,二是改变现存世界。反对是批判旧世界,改变是以新世界来代替旧世界。相应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格斯有如下说法:“马克思和我从1845 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但是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它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11 〕马克思曾有一部批判的论战性著作《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专政和国家的观点是与恩格斯完全一致的: 巴枯宁说:“(马克思) 理论建议工人建立人民国家,即使不是把这看作最终的理想,至少也是最近的主要目的。按他们的解释‘,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请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 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 “这就是说,只要其它阶级特别马克思批驳道: 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取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个人的自由活动,共产主义“不同于现存社会”,消灭“权威和“任何阶级的统治这个角度来谈论: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因。
明白了《德》一书中共产主义思想与马恩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差别,我们也就可以大致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以《反杜林论》为代表的,从现代哲学观点来看是“倒退的由“实践唯物主义向“物质本体论的转向了(马克思也赞同并参与了这一转向)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不但进行了这样的转向,而且后来对他们在《提纲》、《德》等著作中的哲学变革也不再提起。这是因为,一定的哲学观总是产生一定的社会政治观,一定的社会政治观也要求一定的哲学观为之服务,即有符合其功能的哲学观。马克思主义不仅界,还要建设新世界,相应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要求具备两种功能,一种是批判(解构) 的功能,一种是建设(建构) 的功能。马恩的哲学思想前后的变化,正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要求具是批判旧世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巴枯宁认为,国家就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他主张立即废除国家。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12〕如果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角度,我们把《德》一书和马克思恩格斯自《共产党宣言》以后的著作做一对比,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德》谈论共产主义不是从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这个角度来谈论共产主义,更没有谈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从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 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开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做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 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 “无产者..他们也就和国家这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组成社会的各个个人迄今都表现为某种整体) 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13〕显然,如果在与巴枯宁论战的同时出版包含有这样的内容的著作,对当时的斗争将产生很不利的后果。马恩马上就会遭到“马克思反对马克思”这样的指责。恩格斯如果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出版这部著作,又会遭到“恩格斯背叛了马克思”这样的指责。而如果删去这些部分,那又会对整部著作造成伤筋动骨的损害,违反了他们“无权改动历史文件”的原则。我认为,这是他们不想出版《德》一书的真实原哲学的这两种不同的功能。学术界一般公认,以1848 年为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前一个时期是批判时期,就是以解构、多元、异质来否定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哲学的统一性、一元论。这就是现在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转向。但是,在经过1848 年“生存论”的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实践之后,马恩马上发现,要推翻资本主义,建设新世界,光有否定性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元论和统一性,即工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出现了后一个时期—建设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马克思主义面临双重压力,一是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反对马恩的“权威的共产主义”〔14〕;二是在资产阶级的残暴镇压下(如德国“非常法”),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人心涣散,对社会革命失去信心,改良主义重新抬头。杜林拣起黑格尔哲学, 改头换面,以包括哲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庞大体系”的形式宣称“永恒真理”,向科学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而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这之前恰恰是缺乏本体论上的“合法性(或必然性) ”论证的( 与中的从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出《提纲》《德》发的生存论批判只能作为否定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论证) 。马恩后来之所以要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建立“物质本体论”,就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需要这样的哲学观为其提供“合法性”的根据。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哲学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
近年来,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有些人主张哲学的唯一功能就是批判、否定。其实哲学的功能从来不是这么单一的。哲学从来就是既有批判和否定, 也有建设和维护。哈贝马斯是比较清醒地看到哲学在这方面作用的少数人之一。他认为,一个政治制度要有“合法性”。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合法性要求同用社会一体化力量来维护实。哲学建设和维护的功能起着凝聚人心、维护社会规范和稳定的作用,但如果只有统一性、一元论而无批判性、否定性,也会造成僵化、停滞。这也已经为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和前苏联的历史所证实。也许,从纯哲学思维的角度看, 是“物质本体论”一种倒退。但在当时深受黑格尔思维方式影响的德国,这也是凝聚人心,批判巴枯宁和杜林的需要。从后来《反杜林论》等著作在工人运动中的强大影响来看,这个转向还是符合实际斗争的需要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内“马克思哲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各持异议,但大多承认,对社会的由规范所决定的同一性相关联。”〔15 〕他说,在马恩的思想,不能单纯从学术和哲学的角度看,反观古代,这个同一性是由神秘主义的世界观所建立的, 研究者,虽然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在中古,是由宗教建立的哲学应当去实现这种要求。..如果哲建立同一性是哲,在现代, 是都只从纯哲学的角度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学的任务,“ 想。在此,引用一下熊彼特在他那本号称“以40 年学想要完成其联合的使命,它就要提出一种甚至高于宗教所提出的建立统一性的解释要求,而且是重新建立迄今为止只有神话才能够表达的那种统一性。”〔16 〕他同意黑格尔的说法,哲学应当为社会建立一个理性的同一性。与黑格尔不同的是,他认为这个同一性应当建立在“交往”的基础之上。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欧洲工人运动中建立的共产党“第一次体现了维护普遍性的党性类型”。〔17 〕在不同的哲学发展时期,哲学批判功能和建设功能的表现不一样。在传统哲学那里,哲学是以提出与原先的统一性相反的世界统一性来履行自己的批判和建设的功能。例如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便是以世界统一于物质来批判否定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在现当代哲学中,哲学往往是以解构、多元化、异质性反对建构、一元化、同一性来体现自己的批判功能(如后现代主义),或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来履行自己的建设、统一的功能(例如逻辑实证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和“物质本体论”正体现了这两者的统一。应当说,哲学的批判和建设这两种功能各有其片面性,但都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批判与否定性,起着苏格拉底所说的“牛虻”的作用。但如果只有批判与否定,没有统一性和建设性,也容易造成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这点已为后现代的思想和实践所证时间研究社会主义的成果”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开头一段话,也许是有益的。熊彼特说,马克思虽然精通哲学,但是,他的一切命题“ 的真正源泉,没有一个导源于哲学领域。当然,从哲学这一边出发的诠释家和批评家是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们对有关的社会科学所知有限,而且哲学体系的建立者的癖好使他们除了来自哲学原理的解释而外,不喜欢任何其它解释。他们认为哲学是有关经济经验的最实事求是的论述,因而使研究方向岔到错误的线路上,贻误了朋友,也贻误了敌人。”〔18 〕此话不知对何人而发,但今天看来,仿佛就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们发的。即使仅从学术的角度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 异”也是不存在的。早在上个世纪30 年代某些人炒作这个问题的时候,柯尔施就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 “只是强调了在马克思那《反杜林论》里已经存在的一种倾向”,即把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之上,甚至“更为决定性地‘由自然所决定’”。〔19 〕我们只要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就知道,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不仅由于剩余价值的剥削, 更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发展,“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20 〕这就是所谓“理性的狡计”。马克思正是用这一点批驳了蒲鲁东的改良主义。这也许就是柯尔施认为马克思没有摆脱黑格尔的影响的一个原因。但与黑格尔相反的是,马克思认为,这种矛盾运动不应当从思维当中去寻找,而应当在自然和社会的运动中寻找。早在《1844 年手稿》中,马克思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 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21〕如果说,包括《提纲》《德》、一书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发展规律建立在自然规律、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它们是一个马克思早就想好的统一的理论整体的不同组成部分。柯尔施这样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唯物主义伊始就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使历史与社会的人类世界遵从于同一个唯物主义原则。”〔22〕所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这根本就是一个“假问题”。我们并不否认个人的自由平等是社会发展的理想。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3〕恩格斯甚至把它作为他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概括。但是,作为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知道,要获得自由,必须要先不讲抽象的自由,要走向民主,必须要以一定意义上的不民主(专政) 为开端。这就是老子讲的“反者道之动”。事物的发展是朝它的对立面转化。人类社会既需要民主,也需要集中,既需要自由,也需要权威。“教科书体系”诚然有它不足的一面,但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所起的伟大作用,以及在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强大、人民解放当中的卓著功绩,并且直到现在也还在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柱作用的现实, 也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的。人类的终极目标是自由和民主,但却并非一味地讲自由民主便可以达到这个著作比较侧重的是“自然科学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即从实践来理解自然的话,那么,《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论》等他们的后期著作就更多地侧重于“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也就是把社会目标,而是要刚柔相济,阴阳互动,即如中国古人讲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系辞•上) 这就是“人间正道。至于什么时候阳,什么时候阴,阳到什么程度,阴又到什么程度,这不能由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也不能由“文本决定,而是由现实的需要,即“语境决定的。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笔者并不是主张简单地回到“物质本体论。相反地,我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和“实践唯物主义都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深化的表现。但是,不能不顾文本,不顾语境。众多研究者都认为现代哲学的转向是向“现实生活的转向,但往往是抽象地谈论“现实与“生存”,没有看到实际的“现实与“生存。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个现实就是无产阶级的斗争需要。
以被近年来的研究者们公认为“马克思哲学”代表性著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德》) 中的“费尔巴哈”一章为例,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关于该书的写作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过详细的说明。而且,在一些研究著作的有关资料中,通过细节和场景的描写,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德》一书确实是马恩两人共同写作的成果。〔1〕但是,主张“马克思哲学”的学者们在以《德》一书中的论述作为“实践唯物主义”和“生存论”转向的依据时,往往隐去恩格斯的名字不提,把《德》一书有意无意地作为马克思一个人单独的作品,不仅如此,还把《德》中的观点与恩格斯的后期观点进行对比, 以说明“马克思哲学与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有时以‘教科书体系’来替代) ”之对立(不同或差异) 。在一些研究者的笔下,马克思的思想与恩格斯的思想具有根本性的区别。马克思是现代哲学思维,是实践唯物主义或者生存论,恩格斯则是近代机械论哲学思维,是旧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等等。但一个问题是:如果两个人的思想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那么又怎么会走到一起奋斗四十年,并且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彼此从无怨言还互相称赞,又彼此参加对方的“完全不同”的工作呢(例如马克思同意并积极参加了《反杜林论》的写作)?
应该说,马克思对自己在哲学思维方式变革和其它方面的贡献是很清楚的。学者、思想家们视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生命,不可能随便容忍他人侵占自己的思想贡献,更不可能容忍他人肆意地歪曲自己一生心血的思想成果。马克思就是如此。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与恩格斯的合作过程中,哪些思想是属于自己的,哪些思想是属于两人共同的。例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一方面指出恩格斯从另一条路得出了与自己一样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把自己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摆到了与恩格斯相会之前。这就是马克思要向世人表明,自己在与恩格斯合作之前已经得出了唯物史观的主要结论。恩格斯也曾很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得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是在与他相会之前。恩格斯决不掠人之美。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对他们在哲学上的贡献有同样的说法。相反,马克思明确地说,《德》是他与恩格斯“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2〕的成果。恩格斯也明确地说,当他1844 年与马克思相会时,“我们在一切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3〕也许有人会说,标志“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作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 是马克思个人的思想成果。诚然, 《提斯的相会。所以我认为,“马克思哲学”把恩格斯排除在外是不恰当的。
二、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会发生变化?
笔者在这里并不绝对地否认“差别”一说。事实上,只要把《提纲》、《德》与恩格斯写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主要哲学思想进行对照,其不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观点分歧,而是前期马恩和后期马恩之前的差别。这种差别是由他们前期所处的环境与后期投身于工人运动的实践的不同所引起的。能说明这一点的是马恩对待《德》一书的态度。他们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一开始,马恩很想出版恩格斯并没有参加纲》的写作,但是与《德》一文在思想上的一致毫无疑问的。因此,就算把《提纲》性是一目了然、《提纲》单独拉出来与恩格斯进行对比,也不能说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最多也只能说明恩格斯的思想后来有了变化。我认为,我们不但不能把恩格斯排除在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创立者之外,相反地,如果从时间上来考虑,我们不妨说,正是与恩格斯的合作,才使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完成了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提纲》《德》) 中盲目崇拜费尔巴哈到、当中对费尔巴哈的清醒而深刻的批判,完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转变。研究者们在谈论“马克思哲学”与、时,往往把《1844 年手稿》《提纲》《德》并列,共同作为“实践唯物主义”和“生存论转向”的标志。其实, 与后两者之间是很不同的。最明显的是,《手稿》《手稿》中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相当程度的影响(在马恩合作,但是以马克思为主写的《神圣家族》中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况) 。而《提纲》与《德》写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相遇并且共同进行理论创立之后,这总是事实。如果考虑到《手稿》《神圣家族》、与后两者时间上的差距之小(只有几个月),而对费尔巴哈的明显崇拜和受其影响在这几个月中竟然一扫而光,其转变和飞跃之快,之彻底,也令人想到是不是有什么外力因素。而这个因素看来只可能是与恩格这本书, 到1846 年, 马克思还抱怨说:“直到现在..也未能出版..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4〕但是,1847 年以后,他们就不再试图出版这部著作。《德》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志性著作,这点马恩都是很清楚的。所以,在马恩的著作中,他们曾三番五次地提起这本书。但都以隐隐约约的态度闪烁其词,似有什么难言之隐。如果说,在四十年代的时候,由于一些政治上的原因,这本书未能出版的话,那么到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潮流的情况下,以他和马克思当时的声望和地位,出版这本书应该不是太难的事,但恩格斯连试图这样做的努力都没有。他在《费尔巴哈论》当中对为什么不出版这本书的原因有个说明。一是说《德》一书的第一章“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二是说“里面对于费尔巴哈的学说本身没有批判,所以,旧稿对于我们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5〕
但是我认为这两个理由都不够充分,不是真实的原因,只是托词。因为,只要认真读过《德》一书的人都会承认,马恩正是在这部著作中批判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从而宣告了他们与旧哲学的彻底决裂。何况,就算是《德》一书有某些方面的不足,恩格斯也完全可以把它当作自己与马克思合作的早年研究成果出版。这点有恩格斯对自己早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态度为例。他在为1892 年重新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序言中说: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 “ 者青年时代的痕迹。..本书中的这种青年时期的痕迹我一点也不打算抹去。我现在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给读者。”〔6〕“又说:我决不想把我的著作和我本人描写得比当时高明些。”〔7〕恩格斯既然可以对自己的著作如此,为何又不愿意把自己与马克思合作的标志性著作做如此处理呢? 显然,这里面一定有他不愿说出来的原因。也分为这样两个阶段。以1848 年革命为界限。在第一个阶段,1848 年以前,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揭露其不合理性,号召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第二个阶段,1848 年以后,他们开始投身于国际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实际地领导和参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发展。正是在1848 年革命以后,1852 年,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阶级斗争必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1848 年以后所关心的中心问“ 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10 〕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的一点是,马恩之研究哲学题,也是他们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斗争的焦不同于传统的哲学家,他们首先是革命家。在他们点。特别在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那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工人阶级不仅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且要建立自终点而是开始。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维和其它一己的国家机器即无产阶级专政。关于这个问题,恩切理论研究,都是服从于、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的。不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革及其哲学思维后来的变化。恩格斯在谈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的一段话,也许可以间接地说明这个问题。恩格斯说:“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内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 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黑体字为引者所加) 既然有产阶级自己不但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8〕我认为,恩格斯的这段话,实际上也是马恩对《德》一书的看法,而且《德》一书的情况还要更严重些,因为它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有一句名言:“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9〕“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反对现存世界,二是改变现存世界。反对是批判旧世界,改变是以新世界来代替旧世界。相应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格斯有如下说法:“马克思和我从1845 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但是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它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11 〕马克思曾有一部批判的论战性著作《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专政和国家的观点是与恩格斯完全一致的: 巴枯宁说:“(马克思) 理论建议工人建立人民国家,即使不是把这看作最终的理想,至少也是最近的主要目的。按他们的解释‘,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请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 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 “这就是说,只要其它阶级特别马克思批驳道: 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取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个人的自由活动,共产主义“不同于现存社会”,消灭“权威和“任何阶级的统治这个角度来谈论: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因。
明白了《德》一书中共产主义思想与马恩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差别,我们也就可以大致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以《反杜林论》为代表的,从现代哲学观点来看是“倒退的由“实践唯物主义向“物质本体论的转向了(马克思也赞同并参与了这一转向)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不但进行了这样的转向,而且后来对他们在《提纲》、《德》等著作中的哲学变革也不再提起。这是因为,一定的哲学观总是产生一定的社会政治观,一定的社会政治观也要求一定的哲学观为之服务,即有符合其功能的哲学观。马克思主义不仅界,还要建设新世界,相应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要求具备两种功能,一种是批判(解构) 的功能,一种是建设(建构) 的功能。马恩的哲学思想前后的变化,正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要求具是批判旧世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巴枯宁认为,国家就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他主张立即废除国家。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12〕如果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角度,我们把《德》一书和马克思恩格斯自《共产党宣言》以后的著作做一对比,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德》谈论共产主义不是从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这个角度来谈论共产主义,更没有谈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从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 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开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做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 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 “无产者..他们也就和国家这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组成社会的各个个人迄今都表现为某种整体) 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13〕显然,如果在与巴枯宁论战的同时出版包含有这样的内容的著作,对当时的斗争将产生很不利的后果。马恩马上就会遭到“马克思反对马克思”这样的指责。恩格斯如果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出版这部著作,又会遭到“恩格斯背叛了马克思”这样的指责。而如果删去这些部分,那又会对整部著作造成伤筋动骨的损害,违反了他们“无权改动历史文件”的原则。我认为,这是他们不想出版《德》一书的真实原哲学的这两种不同的功能。学术界一般公认,以1848 年为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前一个时期是批判时期,就是以解构、多元、异质来否定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哲学的统一性、一元论。这就是现在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转向。但是,在经过1848 年“生存论”的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实践之后,马恩马上发现,要推翻资本主义,建设新世界,光有否定性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元论和统一性,即工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出现了后一个时期—建设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马克思主义面临双重压力,一是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反对马恩的“权威的共产主义”〔14〕;二是在资产阶级的残暴镇压下(如德国“非常法”),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人心涣散,对社会革命失去信心,改良主义重新抬头。杜林拣起黑格尔哲学, 改头换面,以包括哲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庞大体系”的形式宣称“永恒真理”,向科学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而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这之前恰恰是缺乏本体论上的“合法性(或必然性) ”论证的( 与中的从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出《提纲》《德》发的生存论批判只能作为否定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论证) 。马恩后来之所以要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建立“物质本体论”,就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需要这样的哲学观为其提供“合法性”的根据。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哲学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
近年来,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有些人主张哲学的唯一功能就是批判、否定。其实哲学的功能从来不是这么单一的。哲学从来就是既有批判和否定, 也有建设和维护。哈贝马斯是比较清醒地看到哲学在这方面作用的少数人之一。他认为,一个政治制度要有“合法性”。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合法性要求同用社会一体化力量来维护实。哲学建设和维护的功能起着凝聚人心、维护社会规范和稳定的作用,但如果只有统一性、一元论而无批判性、否定性,也会造成僵化、停滞。这也已经为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和前苏联的历史所证实。也许,从纯哲学思维的角度看, 是“物质本体论”一种倒退。但在当时深受黑格尔思维方式影响的德国,这也是凝聚人心,批判巴枯宁和杜林的需要。从后来《反杜林论》等著作在工人运动中的强大影响来看,这个转向还是符合实际斗争的需要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内“马克思哲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各持异议,但大多承认,对社会的由规范所决定的同一性相关联。”〔15 〕他说,在马恩的思想,不能单纯从学术和哲学的角度看,反观古代,这个同一性是由神秘主义的世界观所建立的, 研究者,虽然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在中古,是由宗教建立的哲学应当去实现这种要求。..如果哲建立同一性是哲,在现代, 是都只从纯哲学的角度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学的任务,“ 想。在此,引用一下熊彼特在他那本号称“以40 年学想要完成其联合的使命,它就要提出一种甚至高于宗教所提出的建立统一性的解释要求,而且是重新建立迄今为止只有神话才能够表达的那种统一性。”〔16 〕他同意黑格尔的说法,哲学应当为社会建立一个理性的同一性。与黑格尔不同的是,他认为这个同一性应当建立在“交往”的基础之上。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欧洲工人运动中建立的共产党“第一次体现了维护普遍性的党性类型”。〔17 〕在不同的哲学发展时期,哲学批判功能和建设功能的表现不一样。在传统哲学那里,哲学是以提出与原先的统一性相反的世界统一性来履行自己的批判和建设的功能。例如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便是以世界统一于物质来批判否定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在现当代哲学中,哲学往往是以解构、多元化、异质性反对建构、一元化、同一性来体现自己的批判功能(如后现代主义),或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来履行自己的建设、统一的功能(例如逻辑实证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和“物质本体论”正体现了这两者的统一。应当说,哲学的批判和建设这两种功能各有其片面性,但都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批判与否定性,起着苏格拉底所说的“牛虻”的作用。但如果只有批判与否定,没有统一性和建设性,也容易造成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这点已为后现代的思想和实践所证时间研究社会主义的成果”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开头一段话,也许是有益的。熊彼特说,马克思虽然精通哲学,但是,他的一切命题“ 的真正源泉,没有一个导源于哲学领域。当然,从哲学这一边出发的诠释家和批评家是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们对有关的社会科学所知有限,而且哲学体系的建立者的癖好使他们除了来自哲学原理的解释而外,不喜欢任何其它解释。他们认为哲学是有关经济经验的最实事求是的论述,因而使研究方向岔到错误的线路上,贻误了朋友,也贻误了敌人。”〔18 〕此话不知对何人而发,但今天看来,仿佛就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们发的。即使仅从学术的角度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 异”也是不存在的。早在上个世纪30 年代某些人炒作这个问题的时候,柯尔施就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 “只是强调了在马克思那《反杜林论》里已经存在的一种倾向”,即把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之上,甚至“更为决定性地‘由自然所决定’”。〔19 〕我们只要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就知道,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不仅由于剩余价值的剥削, 更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发展,“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20 〕这就是所谓“理性的狡计”。马克思正是用这一点批驳了蒲鲁东的改良主义。这也许就是柯尔施认为马克思没有摆脱黑格尔的影响的一个原因。但与黑格尔相反的是,马克思认为,这种矛盾运动不应当从思维当中去寻找,而应当在自然和社会的运动中寻找。早在《1844 年手稿》中,马克思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 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21〕如果说,包括《提纲》《德》、一书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发展规律建立在自然规律、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它们是一个马克思早就想好的统一的理论整体的不同组成部分。柯尔施这样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唯物主义伊始就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使历史与社会的人类世界遵从于同一个唯物主义原则。”〔22〕所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这根本就是一个“假问题”。我们并不否认个人的自由平等是社会发展的理想。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3〕恩格斯甚至把它作为他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概括。但是,作为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知道,要获得自由,必须要先不讲抽象的自由,要走向民主,必须要以一定意义上的不民主(专政) 为开端。这就是老子讲的“反者道之动”。事物的发展是朝它的对立面转化。人类社会既需要民主,也需要集中,既需要自由,也需要权威。“教科书体系”诚然有它不足的一面,但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所起的伟大作用,以及在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强大、人民解放当中的卓著功绩,并且直到现在也还在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柱作用的现实, 也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的。人类的终极目标是自由和民主,但却并非一味地讲自由民主便可以达到这个著作比较侧重的是“自然科学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即从实践来理解自然的话,那么,《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论》等他们的后期著作就更多地侧重于“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也就是把社会目标,而是要刚柔相济,阴阳互动,即如中国古人讲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系辞•上) 这就是“人间正道。至于什么时候阳,什么时候阴,阳到什么程度,阴又到什么程度,这不能由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也不能由“文本决定,而是由现实的需要,即“语境决定的。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笔者并不是主张简单地回到“物质本体论。相反地,我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和“实践唯物主义都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深化的表现。但是,不能不顾文本,不顾语境。众多研究者都认为现代哲学的转向是向“现实生活的转向,但往往是抽象地谈论“现实与“生存”,没有看到实际的“现实与“生存。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个现实就是无产阶级的斗争需要。
注: 〔1〕格姆科夫等著,,易廷请参看海因里希•《恩格斯传》镇等译,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三章。〔2〕〔12〕〔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4 页、第634 —639 页、第306 页。
〔3〕〔4〕〔5〕〔6〕〔7〕〔8〕〔10〕〔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2 页、第331 页、第208 页、第271 页、第277 页、第276 页、第332 —333 页、第438 页。
〔13〕〔20〕〔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7 —85 页、第111 页、273 页。
〔15〕〔16〕〔17〕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268 页、第97 —98 页、第四部分“复合的社会能够建立一个理性的同一性吗?”, 第107 页。〔18〕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绛枫译, 商务印书馆,1979 年,16 ——17 页。〔19〕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王南提、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 年,50 页。
〔21〕《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 年,82 页。
〔22〕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 年版,第138 页。
〔3〕〔4〕〔5〕〔6〕〔7〕〔8〕〔10〕〔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2 页、第331 页、第208 页、第271 页、第277 页、第276 页、第332 —333 页、第438 页。
〔13〕〔20〕〔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7 —85 页、第111 页、273 页。
〔15〕〔16〕〔17〕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268 页、第97 —98 页、第四部分“复合的社会能够建立一个理性的同一性吗?”, 第107 页。〔18〕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绛枫译, 商务印书馆,1979 年,16 ——17 页。〔19〕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王南提、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 年,50 页。
〔21〕《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 年,82 页。
〔22〕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 年版,第138 页。
南京社会科学2004 年第1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