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是通过约尔当、英费尔德、盖莫夫等人的通俗科学读物知道马赫这个名字的。但是，无论对书名还是最初的印象都是完全不明确的。对马赫产生印象是在读了卡尔・皮尔逊的《科学概论》以后的事了。

对于“体现”马赫主义的这本书，我硬着头皮也要读完是有理由的。我是在久留米市的沙流书店偶遇这本书的，我母亲说这本书太难了，我哭着哀求才终于买下了下来，就是这样一个因缘。说到因缘，那天也是因为从柳川特意去留米的附属医院找一位让人觉得很搞笑的很不在行的医生作诊断的缘故。卖新书的书店里有一个卖旧书的角落，毫无疑问，这也是战争即将结束前的一个时期的特异的现象。说到偶遇，一般指的就是具有偶然性吧，如果没有这样的例外，这本书也就不会落到我手中了吧。没有那次的“误诊”，我的人生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不久迎来了战争结束，左翼出版物开始如同洪水般地涌现，战前曾经是所谓的“马恩女孩”的母亲重新开始了“只买不读”的行动。在她所买的书中当然有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是一本批判马赫主义的著作。不过，真正地翻开阅读这本书是在很久以后了，那时我已经是青年共产主义同盟的一员了。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马克思和列宁的话简直就是真理，可是，对《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实在是感到颇有疑惑。我原本是通过皮尔逊等人“知道”马赫的，这个马赫与列宁所说的马赫之间有着落差。与其说我感到了这种落差，更确切地说是，通过通俗的科学读物所了解到的诸如“物质消亡”、“朴素实在论崩溃了”等等我的常识，遭到了列宁的“陈旧”理论的颠覆。我的这一疑惑，不久便迫使我决定在关于列宁体系批判马赫主义的问题上拿出自己的态度。我细心地收集了德波林、西洛可夫, 爱森堡等人作为批判素材引用的马赫主义者们的众多理论就是在这一时期。

过了2、3年，我开始确信列宁的批判并不成其为批判。我仍然是积极的共产党员，尽管失去了学籍，但已经不是狂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无论是在九州大学的左翼学生中还是在高中生中有着众多追随者的福冈的K先生送了我一个绰号——“马赫先生”，也是在这一时期。

我原打算如果能获得考大学资格的话一定要学物理学，而将学习哲学当作一种余兴。自从放弃了成为海军大将的宏伟大志之后，成为物理学家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虽然是取得了高考资格，但又遭遇了短期入学又失学的霉运。为了打发寂寞的失学生活，我遍览了哲学书籍，就在这过程中我迎来了命运的转机。我准备报考哲学专业，该专业属于文科2类。成为这一“伟大而英明决断”的机缘的，正是我重读了“马赫主义笔记”。

在驹场的3年，我并没有特意想要吹嘘自己对马赫的狂热，尽管如此，由于那段时间所写的文章，还是被同学们怀疑是个马赫主义者。我并不否认对马赫曾有过相当的热情。在纪伊国屋书店打听马赫的著作时，好像是出了差错，我收到书店的通知，说从德国寄来的原著到了，那时我还在学德语的初级语法呢。想要买的书有一大堆，毕竟价格摆在那里，哭鼻子的事情犹如昨天发生的那样历历在目。

很幸运，本乡的图书馆里藏有大量的马赫著作和研究书籍。可悲的是，我的德语水平根本无法胜任阅读，最终，我决定去红露外语学校学习。如果说我一个心眼儿地想要读马赫，那有些夸张，但并非瞎说。

进入大学不久，我去拜访当时的主任教授桂寿一老师，目的确实在于想请他为我写一份增加奖学金金额的推荐信。他问我想要研究什么，我立刻回答想要研究马赫。他告诉我，如果想要研究马赫的话，必须要与新康德派进行比较，马赫属于旁支，在学习了正宗的体系之后进行研究也为时不晚。我决定按照老师的教导去做，但在那以后的一段日子里还是一味地读了马赫的著作。

对于马赫，最近几年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面对使我对列宁的教条主义产生动摇并给予我政治信条和政治活动以决定性影响的马赫、以及使得我宿命般地选择了我的专业的马赫，我感到了命运的亲近。马赫，对于我的精神史经历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关于这一点还没有到该写的时候。因此，“命运”这种提法听上去似乎很空洞。而仅用“马赫与我”这样的说法，第三者会觉得很可笑吧。但是，对我来说，就是与马赫非常亲近。

“翻译决不能干第二次”，对于这句话我从内心产生共鸣也就是前几天的事，然而，正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痛，如果让我帮忙做一下马赫著作的初步翻译的话，我还是很乐意的，真是奇妙的感觉。

无论是好是坏，看上去我与马赫的缘分是无法割断的。

（原载《创文》，1963年9月号，赵仲明，刘恋译，转自《哲学家广松涉自白式回忆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