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

原文选自《詹姆逊文集》第14卷，《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王逢振，陈清贵译，第五章

如果事物仍然是非常稳定的本体，如果它们有自己静态的、完全不同于我们观察它们的印象和感知的“性质”，这时某些体验就不可能实现。一个作家无论对事物的表象和世界的微妙性多么敏感，如果他为自己的描写贴上“印象”的标签，或者通过他的方式和句法坚持个人性、主体性，那么这些经验的相关性质以及它们的表述，无论多么有力或广泛，都已经被暗暗地破坏了：它们是修饰，是可爱的屏风，纯粹的游戏，它们周围有一种美学的气味，完全是漂亮文字的无用性。

但是，一种新的事物范畴的优越性不只是文学的，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卫生学的。范畴的变化并不改变世界的任何单独细节：它一如既往充满了相同的客体，相同的、自觉的、群集的感觉，相同的、含蓄的意识和未表现的观察客体的方式。但在早期的世界里，这些感觉都是充满活力的“主观”的，封锁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在我们头脑的密室里被想象出来，然后才投射到事物上面使它们显得新鲜。这第一个世界有些灰色的性质，它曾经被归于笛卡尔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只有外延才是真实的，我们通过各种官能获得的感觉，只不过是万花筒般的幻觉在空白的、毫无色彩的低级层面的游戏。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日常的感觉失去了重要性，它们是“主观的”，只不过是我们多种感觉的抽动；我们不注意它们，我们的生活显得有些枯燥，而枯燥是我们所认识的真正现实特征。

但是，如果觉得这些感觉、这些纯粹的主观印象是对真实事物的“真实”感知，即使没有注意到任何新的东西，注意力或敏感性没有任何增长，那么这时感觉到的变化也远比单纯的理论变化强烈。这种我们远离现实的变化与我们考虑意识所用的方式的变化是一样的：胡塞尔所说的意识的“意向性”，即意识是一种虚无的概念——它在自身之外、在事物本身当中发现一切事物——突然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世界的结构。在抨击旧的感知的“消化”理论那部分，我们可以感到这种改变的一些兴奋，那部分概括了胡塞尔的发现：

在这种描写里，难道你不承认你自己的要求、你自己的预示?你知道树不是你自己，你不可能使它进入你昏暗的肚子里，不可能诚实地把知识比作拥有。与此同时，意识得到净化，像疾风一样清澈，内部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只有不断地在外部运动，不断地从它自身溜开……现在，想象一连串持续的小的爆破，它们把我们从我们自己撕开，甚至不允许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自己”在它们背后形成，它们不断地在事物当中推着我们向前，在粗糙的土地上进入干涸的、充满灰尘的世界；想象我们被如此抛了出去，因我们真正的性质被放逐到一个冷漠的、敌视的、不合作的世界；如此想象你就会理解胡塞尔那著名的句子“每一种意识都是关于某个事物的意识”所表达的全部含义。[1]

在旧的观念世界里，这篇文章的语调和它的雄心都不可理解：当真实的事物与我们对它们的观念分离时，当我们的感觉在与事物本身从无真正关系的情况下形成并消解时，此时一种认识论的理论被另一种替代就成为唯一具有有限重要性的事件，在专门科学的发展中只是翻开了另一页；因此决非偶然的是，当哲学几乎完全忙于认识论、忙于事物某种消化概念的范畴时，此时也是它在人类事务中影响最少的时期。

但是现在，突然发生了某种事情。通过这些新的透镜突然看见，那个看似空虚的世界竟然充满了各种令人激动的东西，色彩和事物突然并置在一起，在光照下变化多端，永不稳定，面孔或客体失去它的同一性，甚至在我们的恐惧还没来得及形成预想不到和无法证实的看法时就消逝了。世界又变成开放的，但以新的方式：不是在早期广袤的地理区域的意义上，个体可以躲避到那些区域；也不是在突然出现的社会流动性的意义上，它允许进入那些其内部难以想象的建筑，接触那些其奢华习惯以前在日常世界难以见到的习惯于奢华的人群。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这些其他阶级的新领域或魅力提出的问题遭到封杀，而且一个巨大且持久的现象不仅限制个体命运的发展，甚至限制观念的流动和语言的自发性。但是，正如斯多葛哲学，虽然它不想努力动摇监狱那种牢固的事实，但却让思想绝对自由地流传，同样这里在不可动摇的事实当中也发现了一种自由——一种事实本身的自由，它们的面貌不再稳定，或者一种由事物本身提供次优的陶醉，作为对它们顽固坚持的补偿。于是，最不愉快的想象被神秘丰富的艺术欺骗了：

布律奈静静地走着……他抬起头，看看阳台上褪了色的镀金字；战争开始了：就在那里，在这不连续的闪光里，像无法逃避的事实刻在这座美丽易碎城市的墙上；它是一种原地不动的爆炸，把皇家大街撕成两半；人们穿过它漫步却看不见它；布律奈看见了。它一直在那里，但人们还不知道。布律奈想：“天会掉在我们头上。”一切东西都开始落下来，他看见房子好像真的倒了：令人不安地突然倒塌。这家由数吨石头支撑着并且每一块石头都牢固地嵌入其他石头的商店，在同一时间也在倒塌，尽管它坚固地在空间里已存在50年；稍微增加几磅倒塌就会再次开始；柱子会弯曲颤抖，它们会可怕地断裂成碎块；窗玻璃会崩碎；大量的石头落到地下室，砸坏大包大包的商品。它们有八千磅炸弹。布律奈感到恶心：就在一刻之前，在这些对称的建筑正面，一个人的微笑还掩映在傍晚的金色粉尘里。现在完全消失了：只留下20万磅的石头；人们在稳固的掉下来的石块中间漫步。废墟中的士兵，也许他会被杀死。他看见泽载特喝醉了的双颊上布满脏兮兮的皱纹。满是灰尘的墙，一部分一部分独立地站着，各部分之间是巨大的豁口，一些地方还有蓝色或黄色的片片墙纸或斑斑驳驳的补块；红色的瓦片散在瓦砾堆里，石板缝里长满杂草。接下来，木头棚屋，临时营房。然后，他们会建造像林荫大道外面那些一样庞大单调的营房。布律奈感到一种突然袭来的悲伤：“我爱巴黎。”他想，充满焦虑。然后，无法回避的事实一下子消失了，城市再次在他四周封闭起来。[2]

这段话的核心信息是对建筑的说明，它们是一堆堆向下重压的石头，这种压力已经持续了50年，除了通过科学分析或通过形象的突然转换不可能察觉：向下撞击的石块像照片似的呆滞在一起，偶尔也有几分雅致，大量的石块在一个单独的地点沿着它们的轨道形成皇家大街。对于这种形象有一种纯形式的、现代的激动：从静止的部分构建运动，像电影“裸体走下楼梯”那样，人为的加速或突然停止。描写需要的运动在于事物本身，是内在的，正如在格式塔心理学的一个形象里，我们只是改变自己的焦距来看它。但是，一旦这种前提是给定的并经过探讨，那么这种形式就会破裂，新的结论就会出现。由于以加速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倒塌，所以我们看见了它，然后它真的发生了，而且我们超出了现时的限制，把感觉的资料留在了我们后面；我们看到巴黎被毁的荒凉，建在那里的棚屋，以及使运动开始的大拇指的轻弹终于把某种未来拉进了视域。通过这样让它的生命线极力向外延伸，进入到纯想象的领域，视觉开始失去它迷人的力量，突然开始失效。

整个世界这些突然的、预想不到的变化，像孤立事物的观念，危及它们的证据：它们不是无缘无故的发作，它们是某些主体性经历世界的方式。如像事物的观念，它们可以从两个不同方面解读：它们可以告诉我们事物本身和它们的结构，也可以告诉我们经历它们的主体性的境遇和条件。在这一时刻，布律奈突然尽量认真地对待战争的威胁。他知道战争会发生，甚至肯定它会发生，而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在战争中看到某种资本主义自动毁灭的前景，于是在期待这种前景中生活。萨特曾谈到情感的方式，为了强调这种方式，他承认感情只是实在肉体的精神反应，以身体的伴生物填充自己，例如脸红、颤抖、冷汗：这些是真正感情“严肃”的时刻。[3]因此，在这段话里，亦如在前面一章我们讨论过的信念的时刻，在只是想到的、只是知道的事物和对事物的知识之间(这种知识像不可避免的事实那样充斥你的整个存在)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种盲目的“真正知道”的实现，法国人用“显而易见”(I'évidence)一词解释。这样一种区分明显倾向于降低那些支配19世纪哲学的纯认识论问题的价值，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萨特认为胡塞尔的革命性贡献是，它把认识从纯粹的精神行为转换到一种存在的关系，使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构成发生联系。因此，这里布律奈不仅“知道”他本人的那一部分，他还突然被一种有形的知识戳穿，一种必须提出自己是真实的知识：“他看见房子好像真的倒了。”要打破一种在和平年代变得牢固的现象，这种知识迸发的暴力是必需的：战争“一直在那里，但人们还不知道”。人们以为他们居住在里面的这个和平城市是一种迷惑。他们脱离了那个城市的性质，它是人造的东西，也可以被人毁坏；他们经历城市发展中的这一历史时刻就像经历“自然的”东西，譬如森林或落日。因此只有最极端的文学写作方式才能接受这些公认的表面事物，并通过打破我们观察它们的习惯(也就是撕开普通观念的面纱)来把它们转变成实质上的它们——布莱希特称之为陌生化效果：揭示出被认为永恒不变的事物的历史性质。这种坚持从现象到实在的转变，使转变成为真实的第二阶段的必要性，通过作品中某些表达一再出现的频率得到了反映，例如“直面观看事物”和“事物的本来面目”等。但是，这种转变的社会和历史意义与艺术的必然性存在相似之处，因为转变的真理也具有一种不断抵制的作用：抵制单纯的审美游戏，抵制那些没有理由的自发的发展形式，抵制那种只是修饰的感性认识。

詹姆逊

但是，为了强烈地感受那种事实，布律奈不得不过多地感受它。由于已经从他的整个存在中生成了这种转变，已经以他自身付出了这种感受的代价，他不再能自由地站回去，以无所谓或不关心的态度观察那种景象。他妥协了；一些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民族主义感情，开始在这种希望理性和超国家的思想里跳动：

布律奈停下；他浑身感到一种怯懦的喜悦，他想：“只要不会有战争就好了!只要能没有战争就好了!”他激动地注视着大门口，注视着德里斯科尔商店光亮的橱窗，注视着韦伯啤酒店华丽的蓝色悬挂物。过了一会儿，他感到羞惭：他又开始漫步，他想：“我太爱巴黎了。”[4]

这一转变的时刻使整个布律奈受到质疑，包括他的真实存在和他一生的工作。

这种时刻具有艺术的优越性，可以保持小说表面的完整。在只是记录事物的印象时，我们不断在两种情况之间前后穿梭，一种情况是毫无色彩但却是事物的真实事实，另一种情况是它们在纯主观层面上经历的丰富多彩的精心制作。这里一切都是同样真实的：灾变是真实的，和在它之前就存在的平静的建筑一样真实。虽然这部作品多年来都遵循承载着那个名字的运动，但这种时刻也许非常适合称之为表现主义的时刻，从纯粹的印象到这种表现主义的转换像是从明喻转换到隐喻(虽然早期对隐喻的用法仍然难以与明喻区分；它们省略了“像”，但我们体验到它们，而且被认为作为比较来体验它们，只是更快更简略)。在“like”(像)这个词失去力量的地方，“to be”(是)这个动词获得了惊人的效果，它变成了一个有力的及物动词：愤怒不是一个与脸红类似的事实，在另一个层面上也不像它，确切地说，愤怒就是呼吸短促、心脏快速跳动，等等。于是一个冒号形式出现了，其中一系列的相似和差别，片面的、不完善的、未完成的，奋力达到它们可以被某种肯定取代的地步。而几乎难以察觉的小动词，因斜体、副词和前面为准备它而作的否定修饰得到了强化，因此当它出现时，我们会感到它能够用以发生作用的新的力量。这种大多在哲学著作中发生作用的解决方法，其基础也许是语言的力量，是通过嗓子给予单独的弱音节以特别的强调；但它在艺术作品里的结果却完全是我们已经概括的那种主观的事件：把纯粹主观的、在并不改变“外部世界”的思想内部的变化提升到有尊严的存在，一种凭着自身的真正的存在。在巴黎的变化中，这座城市只是变成了它本来的样子，但这种多少是形式的变动却发生在战火爆发当中。

然而，事物必须被转变成本来的样子，而描写这种转变的文学是一种城市文学：城市是这些现代形态变化最佳的地方。城市是所有人造物集中的地方，正如我们在前面一章所看到的，这些人造物在它们的用途和它们的物质之间，在它们纯粹的存在和它们明显过剩的性质之间倾向于往返穿梭。城市不像构成它的个体物品，它不仅反映单独的人类行为，单独的用途，而且反映所有的用途，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人类文化和人类的可能性。不论在基督教还是共产主义的末世论里，城市都是人类生活中绝对的形象，绝对的腐败或绝对的完美。而在西方文化作家创造的那种个人神话里，即孤立的个人表达普遍化的现实和真理，城市像是一个人，像是每一个人。《恶心》除了是许多其他东西之外，如《恶心》是讽刺作品，是哲理小说，是19世纪冒险小说的重写等，它还是关于一个城市的作品。布维尔是主要人物之一，是一个传统资产阶级生活中奇怪荒诞的形象；而小说像地图似的跟着城市。城市那些所有不同的意义是可以转换城市的方式；因为城市从来不会完全、具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总是通过我们现时遇到的片段部分来理解它，所以在选择这些部分和部分景观所属的整体时，针对它们出现的背景，我们也在通过含义选择我们自己：

战争的第一夜。不，不一定。还有许多夜晚就在房屋边上。一个月来，有两个星期，第一次警报都被拉响；这只是实际演练。但即使如此，巴黎也失去了它柔和粉红的云幕。马蒂厄第一次看见大片黑暗的烟雾悬在城市上面：天空。朱安—雷—班的天空，图卢兹的、狄戎的、阿米昂的天空，整个法国、乡间和城镇都一样的天空。马蒂厄停下，抬起头，望着它。一个可以是任何地方的天空，下面没有任何特别许可的任何东西。在这个巨大的同类下面，我自己：任何人。任何人，任何地方：一种战争状态。他盯着一片灯光，重复，看看会发生什么：“巴黎，拉斯帕伊大道。”但这些奢华的名字也被动员起来，它们似乎从一张战略地图上升起，或者出自新闻海报。拉斯帕伊大道上什么都没留下。路线，只有路线从南到北，从西到东；路线带有表示名字的数字。有时他们把路线铺一两英里，房屋和人行道在它们周围凸出地面，你把那称作街道、道路或大道。但它只不过是路线的一部分；马蒂厄正在漫步，面朝比利时的边界，沿着从14号国家公路延伸的部分支线。他转下那条连着西方公司铁路的直接的、方便的道路，它以前被称作雷内路。沿着这条路，在没有什么差别的天空之下，房屋降低到它们最原始的功能：它们只是经过注册的住宿的地方。宿舍—食堂提供给那些潜在的应征入伍者，或那些已经入伍人员的家属使用。你已经能感到它们最终的作用：它们将变成“战略据点”,然后变成最后的目标。因此，现在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能摧毁巴黎：它已经亡了。一个新的世界正在诞生：一个朴素的、实用的工具的世界。[5]

这个地图似的世界与马蒂厄紧密相关，他已经变成了一种战争统计，一个数字，1938年被动员起来的千万名法国士兵之一：他匿名地通过景色像病菌一样传播，不断扩大，传染给一个又一个事物。先是天空失去了，然后是标明街道名称的小小的标识牌，街道本身，房屋，整个巴黎。巴黎活了下来，只是作为一个铺过路的地方幸存下来，这种地方在性质上与整个法国无人居住的道路的延伸没有什么不同，而那些延伸不过是一个通向地图中心的加密的道路网。形象超越了感知的局限，它通过扩展自身而得到强化，它扩展到包括周围不确定的东西，在马蒂厄看来扩展到巴黎堕落的程度。接下来，马蒂厄在这个新的世界里走了几步，试一试它，于是有几个句子说明它是什么感觉：“他沿着地方公路的支线走着……”但这种突然使城市收缩成它“实际的”样子，这种枯萎和突然的干涸，只在语气上是一种非人性化。这个城市所有美丽的、最“人性的”品质像幻景一样消逝了，只有工具性仍然存在，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工具性对事物是最有人性的关系：某些原始人用石块打碎东西或松软(loosen)。坚硬的土地，这石块因为人立刻变成了他的手的延伸，它以前的存在只是抓住它，抓着它那些粗糙的边棱，因为它还没有改变成适应当前目的的形式。那种改变造成的荒凉不在于工具的性质，而在于毫无目的地运用精心策划的目的，即战争，战争是那种最精心制作的工具的综合，这种综合看似无缘无故地发展，依靠自己并毁灭自己，不生产任何东西，其实它是对工业社会复杂的工具结构的一种梦魇般的戏仿。

在这段话里我们只是看到局限，转变的局限，它不可能超越的最终的、潜在的、现实的局限，人造事物在它们最终的面具背后可以表明的那种非人的、纯粹存在的局限。这就是天空，它不再对它下面庞大的建筑群或农场或荒凉的地方进行回应，它们都不再是一个地方，也不再笼罩着特殊的色彩，像熟悉的风光那样，而是变成了虚空，一个在我们头上裂开的大洞。真正被称作城市的恰恰是在大量道路延伸下面一成不变的土地以及迅速聚集的房屋：这些失去了它们的同一性，变成了单纯的现象。它们下面独特的肮脏现实使一切都显得一模一样，城市、乡间的道路全都是表面形式，而这些形式也被通过它们所表现的背景遮蔽了。

这种城市可能消逝到其中的最后的对立面，确切地说并不是自然。自然在某些方面和城市一样是人性的，城市的兴起使它成为围绕城市和在城市之外的存在；常见的情况是，设想一种有机的景色，通过自然美的范畴把它人性化，或者在我们今天，在一种甚至更具象征性的仪式里通过照相将它人性化。就人口稠密的国家而言，自然已经通过农民的劳动被设想和人性化了，因为它已经像城市本身一样变成了实用性的构成，甚至对“自然”明显不感兴趣的思考也是某种转变的结果：

在一个特定时间，城市社会是开放的，分散地发生作用；它的成员旅行到乡下，在那里，在工人们嘲讽的目光下，他们暂时变成了纯粹的消费者。就是在那时自然出现了。什么是自然?只不过是我们不再与它的事物有技术关系时的外部世界……现实变成了装饰；正常人在乡间度假，他在那里，就在那里，没做任何事情，呆在田地和牲畜当中；反过来，田地和牲畜也表明它们对他只是存在于那里。这就是他认为在它们绝对的现实里直接出现的生活和物质。若让一个住在城市里的人体验自然，两块马铃薯田地之间的一部分道路就足够了。工程师们设计这条道路，农民们耕种那里的田地；但城里人看不到耕作，那种工作对他是陌生的：他想象他看见了自然状态下的植物和原生的矿物；而如果一个农民正好穿过田间漫步，那么他也变成了一种植物。因此，自然出现在我们社会的季度或每周的变化视域；它对正常人折射回他们与它不真实的分裂，他们暂时的懒散，简言之，他们的带薪休假。他们漫步穿过林间低矮的灌木丛，就像穿过他们儿时朦胧柔嫩的心灵；他们看着沿路种植的白杨、梧桐，他们对它们无话可说，因为他们与它们没有任何实际的关系，它们目瞪口呆地凝视着美妙的寂静：如果他们寻找外部世界里的自然，最好在他们心里接触它：灌木丛安静的生长给他们提供了一种盲目而肯定的终结意象；它使他们确信，社会里的生活只是一种肤浅的躁动：有一种基本上与自然相同的本能秩序，如果你在植物面前让自己陶醉于温柔的静寂，你就会发现这种秩序。但是，甚至孩童也是社会的，度假者在心里寻找的那种有力的自然本能象征着他们出生的合法性。他们在自身之外和之内发现的自然秩序就是社会的秩序。自然是一种社会神话，在自然里孤独地享受自我是一种社会生活的仪式时刻；天空、水、植物只是把正常人未受干扰的良知和他们的成见的形象回映给他们。[6]

这段话的语调部分地受它揭露性质的支配，但也部分地受主体本身性质的支配；因为我们曾经看到第二阶段在某种转变中并不“真实”，其最后的结果并非“事物是它们本来的样子”：这是一种不真实的转变，一种所有重要因素仍然存在的向后发展的过程——事物的客观结构反映它的目击者的主观性。但是我们处于这种主观性之外，我们以某种残酷的距离观察城里人那种乏味的销魂，而我们自己没有陶醉，能够判断绿色和充满魔力的时刻对于身处其中的那些人多么贫乏。转变只是对我们的转变：只有我们能够看见另一个阶段——田地和道路以“它们本来的样子”——产生出对人类劳动的反映。对于这种变化，不存在从一个现象到另一个现象的过渡时刻；自然作为一种稳定持续的实体包围着它们。

与离开城市那种令人欣慰的现象相比，要到达自然的背后更难：“在自然之外”，把构成的形式与它们出现的非人背景简单地并置，很可能足以打碎这些形式。不过，尽管植物可能不是自然的客体，而是经过几千年实验和逐渐发展的产物，但植物的这种突然变化，它的突然具有人性和构成的性质，并不是从一种感觉的景象转变到另一种的结果，而是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看见的东西突然产生距离的抽象知识的压力造成的，就像用稀奇古怪的拉丁词语描绘普通的日常物品似的。这些语言或知识的冲击是使我们突然再次看到客体的方式，客体成为新的，但发生在词汇的层面上，它们不是表现客体突然变成其他事物，如像它们直接挑战我们的语言习惯那样。

萨特

因为，自然事物最终的改编依赖于我们与它们的习惯距离。萨特那句惊人的话——“他们对那些树木无话可说，因为他们与它们没有任何实际关系，因为他们对它们不做任何事情”——是一个语言与其主体之间关系的概念，它最终支配甚至最纯净的文学语言，以及最特殊化的知觉过程，因此在这里允许我们判断通常对自然事物的观察，以及我们对它们使用的语言。我们与我们不用的东西能够建立最后的语言联系只是对它们命名。吕西安给一棵树命了名，然后观看它，而在这种与事物最简单的关系里，我们注意到，关于客体感觉的性质突然脱离了名字，表明自身是赤裸裸的感觉，与任何文字无关。《恶心》里对树根的描写非常著名；但我怀疑，如果我们一次都没见过奇形怪状、令人厌恶的树根(因为它们静静地消失在平坦的地下),那么这种描写是否能够传递出任何信息?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经验，它本身反对我们试图用以描写它、传递它的文字，它是一种具体的直觉，文字用以回忆它，但如果不是事先已经知道它，文字便永远不能“表现”它。如此，语言似乎走向一种失败：

我脚下这条长长的死蛇，木头蛇。蛇或爪或根或秃鹫的爪子，不论……这种巨大扭曲的爪子……这种坚韧结实的海豹皮……在我的脚下一小块黑色的淤积……我是否应该认为它是一个贪婪的爪子，在地上撕扯，使劲撬开它的食物?[7]

这些形象围绕着中心现实循环，每一个都废除它前面一个，但并不比原来的更完美。连续的独立隐喻造成了一个空洞的空间，其中它们掠过的现实顽固地坚持，虽未得到表达但却画出了轮廓。这里没有努力将事物持久地固定于语言；没有设想语言是对事物的完全替代，而且，当最基本的召唤力量、文字和名字最后的根基崩溃时，它的整个结构也就开始破碎：“我徒劳地重复说：‘那是一个树根。’—这说法不再适合。”[8]现在甚至形容词也不再有用：单个词的单一性是错误的，事物的性质不可能如此划分成小的单位，客体开始完全脱离所有的语言：

猜想：那就是所有这些声音和气味和味道。当它们在你面前像受惊的野兔一样全速奔跑时，当你没有太注意它们时，你仍然能够发现它们简单而确定，仍然能够相信世界上有一种真正蓝色的、真正红色的东西，就像真正的杏仁味或紫罗兰气味一样。但是，当你更仔细地观看时，舒适安全的感觉开始被一种不适替代：颜色、味道和气味再也不真实，再也不完全是它们自己而又只能是它们自己。最简单的、最不可分割的性质总是比它应该有的性质更多，超出它的核心性质。那里的黑色，在我的脚边，似乎并非黑色，它更像是某个人想象黑色的混乱的努力，这个人从未见过这种黑色，也无法缓和他的想象，他想象一种只是充溢着颜色的模糊的存在。[9]

我们发现我们几乎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直接面对一种绝对不同于意识的存在，它不会进入文字，语言掠过它的表面而没有抓住它：在这恶心的时刻，事物变成了它们最终的现实，即彻底的他者性。

唯一的不同是事物——树根——已经被呈现出来，它已经以某种迂回的方式进入语言，已经获得某种著名的、固定的片段的地位。神秘主义者发现，语言可以从它自己的毁灭中构成，而上帝——最难以表达的实体——至少可以通过否定加以限制，即“不是这个，不是那个”。树根对上帝的优势是更有形体，但对它的呈现同样也是否定。作家不是朝向直接的成功；不是拿起他所掌握的不充分的语言工具，抓紧它，利用它，直到通过某种奇迹事物成功地永远固定于文字；也不是像早期的实验者做的那样，暗中相信纯发明的力量。作家抓住的是一种间接的方式。他允许这种语言从一开始就表明它的失败，大方地揭示所有对事物片面的、不完善的阐述的崩溃，企图以大量片面的方式接近不可表达的东西，最终造成一个不在场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眼前。无法达到的客体就是这种不在场的东西，它在那里，实实在在，在语言的面纱后面。了解到关于事物能说的一切是多么错误，多么不完整，我们便尽力达到事物本身。

但树根只是一种个体的事物，它处于与所有事物的关系之中，与它们非人的存在的关系之中，就像一个实例与一种观念的关系。当我们接近纯粹的存在本身时，造成树根于我们眼前出现在文学里的那种智慧的解释就不再成为问题。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单一的范畴在对立面的帮助下何以能够引发一整套形象，或一种神话。但是，如果没有它的对立面，它就像纯粹的虚无一样没有色彩，无法接触，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对立面既是它的补充也是它的等同物。我们记得《存在与虚无》中三个少见的句子：“存在是在。存在在于它自身。存在就是它是什么。”[10]它们表明，对于这种庞大的实体，那是语言所能表达的一切。语言再次显示出完全无能为力。存在的经验之主观关联物，或者罗冈丹在它之前所体验的恶心，都不足以完成展示的工作：只是描写这种反应，避开关于事物本身的努力，将再次使我们处于印象主义当中。

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存在也“是”事物。存在的空虚之处突然开始充满大量不确定的形式，它们群集在一起，互相招呼，互相挤压，倒下又涌起；突然语言又有了它的主体问题：“一切事物都轻度地、温和地沉湎于存在，像疲倦的女人喜欢大笑并以湿润的声音说：‘笑对你们很有好处。’她们在彼此面前伸开四肢，毫无保留地相互坦承她们自己的经验。”[11]个体的客体逐渐呈现出人性的意义；在保持它们的静止、它们的实在性、它们那无法达到的存在的核心的同时，它们被使用，被置于运动之中，被同化到语言和主体性并达到反映主体性的程度。现在再没有什么意义：意义是人类的；与纯粹的存在面对面就是发现那种回避所有主体性、所有语言的“事物”。然而，在这种最后的语言张力中，当它竭力追求绝对的他者，绝对的不可表达，并以一种黑格尔式辩证的回旋依次成为它的对立面时，这种想使自身成为非人性的语言突然转变成类似猥亵的人性。

这是事物呈现的高潮。最后事物完全进入语言的转换在这里变得非常明显：由于它们自身失语、顽固、不可接触，它们必须通过一个人性化的过程暗中进入，它们必须使用那种绝对不是它们的语言(即意识的语言)来进行表达。这其中的关键论点并不是那种明显的拟人说的论点：

它们并不是想要存在，只是它们迫不得已，如此而已。所以，它们全都像平时那样继续默默地、毫无热情地行事；活力通过沟渠慢慢地、不甚情愿地升起，树根缓慢地扎进地下。但在每一个瞬间，它们仿佛都准备彻底放弃，停止生存。虽然又累又老，它们还是违背自己的意志继续生存，这完全因为它们软弱得死不了，因为对它们来说死亡只能来自外部。[12]

这里所说的客体事实上是活的有机体，因此归之于它们的感情沿着一条已经部分挖开的沟渠发展；但我们只能回忆《墙》里那些非有机的客体，它们似乎已经“退了回来，小心地保持它们的距离，像人们在灵床边谈话似的”，以便确保这种人性化不依靠事物本身任何类似生命的东西。

有时候，最微妙的阐发是最危险的：它们非常接近客体的本质，以至于我们把它们整个吞下，随之而来的是它们所包含的那种轻微的客体变形；但它们不是努力使树根的颜色逐渐改变，使它最终完全适合客体，并由此暗指诸如颜色之类的东西确实以一种纯自然状态存在。它们已经放弃了整个范畴。所以，这里事物的极端人性化是唯一不会歪曲它们的阐发：我们知道它们不是人性的，它们是绝对非人性的，而这种言过其实的情况足以使我们不会把它弄错。如果所有的语言都是对客体的设想，如果所有的语言都是一种人性化，那么唯一安全的阐述是那种把人性化推向荒诞的阐述，是那种标明并宣称自身是明显歪曲因而不可能造成伤害的阐述，而在它背后，在这种骇人、突兀的人类面具背后，非人事物的存在使它的存在能被感知。显然，这种文学的解决方法，这种对其反应的问题，都依赖世界分为两部分的基本分裂：只有在一个事物与意识和语言分离的世界上，才必须使事物突变为它们的对立面，然后才能被呈现出来；只有在一个语言必须把残酷的真实性人性化的世界上，那种真实性才会在对它过于人性的表达背后迂回地得到说明。

但同样明显的是，语言与意识本身有一种更特殊的关系，现在仍然有待于发现，语言对人类现实的描写是否能够更自然地发生，不受那种把事物置于范畴之外的神秘对立的影响。

注释

[1]Situations I,pp.32-33.

[2]Le Sursis,p.21.

[3]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s émotions,p.41.

[4]Le Sursis,p.21.

[5]Ibid.,pp.274-275.

[6]Saint Genet,pp.249-250.

[7]La Nausée,pp.163-164,167,169.

[8]Ibid.,p.164.

[9]Ibid.,p.165.

[10]L'Etre et le néant,p.34.

[11]La Nausée,p.162.

[12]Ibid.,p.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