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蓝江，湖北荆州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欧陆激进左翼思想。

摘要:今天的互联网已经进入到平台的时代。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或许数据正在成为继劳动、资本、土地之后新的生产要素。不过数据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有通过平台的生产过程，数据才能变成流量，为平台资本带来价值和利润。所以，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研究需要在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的公式之上加上第四项，即数据—流量。流量是平台生产的产物，数据唯有通过平台的生产，才能进入到网络中的互动、传播和交换当中。平台掌握了大量的数据—流量，并使这些数据—流量成长为巨大的数字生态。各大平台几乎以垄断的方式占据了这些数字生态，其他的用户、物流、商家都不得不以租用的方式被平台资本榨取利润。以数据—流量为基础的数字生态是平台资本主义牟取高额利润的奥秘所在，也是获得垄断权力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数据-流量平台数字生态政治经济学批判

当前，网络平台正在彻底地改变着人们在世存在的经验，原来依赖于身体在场的商业交易模式变成了在线式的模式，并且它们都依赖于各个平台，而这些平台正如新兴的线上卖场，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人们可以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利用手的触摸点击和刷脸支付，在一瞬间完成所有这些过程。然而，这种便利化的数字化交易和平台界面却掩盖了其中的物联网的一般智力、数据流动和复杂的数字劳动过程，让这些属于实在界层面的存在变成了一个神秘化的范畴。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利润“具有一个神秘化的形式，而这个神秘化的形式必然会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①，而今天的数字化过程也具有这样一个神秘化的形式。数字购物的便利掩盖了数字劳动、物流劳动，甚至是劳动过程，使这些劳动及其过程变得神秘化，或者说让实在的劳动在我们面对数字化界面时隐遁了。这种足不出户的便利换来的是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进一步隔离，而这种隔离正是数据平台所控制的生产方式的一个缩影。

然而，问题不仅仅在于劳动与真实过程的神秘化，而且今天的数据平台还带来了一系列更具变革性的架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说:数字平台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在数字时代的生存方式，甚至平台的数据流也被利用来构成了一种不同于现实地理空间的数字空间; 数字正在按照平台的密集程度重新改写着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地理学概念，这是德勒兹意义上的解域化( deterritorization) 和再辖域化( reterritorization)。换句话说，平台经济及其资本主义不仅掩盖了真实的劳动过程，也掩盖了真实的空间及其运输和传递过程，而快捷的物流快递正在重塑我们的感知。当可以轻易地通过点击鼠标在北美的亚马逊平台或eBay 平台购物从而获得世界各地的货物时，仿佛地理上的差别已经被数字平台的差别所取代。这也是一种新的生态学，即一种从平台资本主义出发的数字生态学，甚至可以说，这也是被平台所掌控的数字生态。不过，为了理解这种新型生态学概念，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数据和平台在今天的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核心的要素就是数据。这里讨论的不是具体的数据，而是一种总体意义上的一般数据。“一般数据并不是具体的某种数据，与劳动一般，它代表着所有数据的抽象层面。数字化时代或者数字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将一切都数字化，转化为一个可以进入到云计算界面的数据，而这种数据的抽象形式就是一般数据。”②一般数据构成了当代数字化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最基础的层面，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般意义上的数据是否可以成为当代世界生产和发展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展开分析。

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 

被马克思称为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的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 曾经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 在《国富论》中将财富的源泉全部归结为劳动的观点表示不满。萨伊承袭了法国重农主义学派的经济学思想，认为在劳动之外，土地和资本也在生产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萨伊指出:

“很明显，上述斯密的主张，与18 世纪经济学派的主张恰恰相反。经济学派认为劳动每生产一项价值，就消费等量的价值，因此，劳动没有剩余，没留有净产品。这两个论点都已经发展成为学说，我在这里引用它们，只在于警告研究这门科学的人们一开始就当心这些不正确的论点的危险后果，并把这门科学带回观察现实中去。事实已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其中以能耕种土地为最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除这些外，没有其他因素能生产价值或能扩大人类的财富。"③

当萨伊认为作为自然力的土地在创造价值中居于主要地位时，他的灵魂中深深地铭刻着弗朗斯瓦·魁奈( Fransois Quesnay) 和安·罗伯特· 雅克· 杜尔哥( Anne－Robert－Jacqnes－Turgot) 的影子，正是他们将经济财富的缔造归结为大地母亲的恩赐。不过，萨伊仍然认可了斯密的贡献，即将劳动视为经济生产活动中的重要要素之一。在这个基础上，萨伊也看到了以食利者阶层为基础的利益集团的财富来源——资本。因此，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活动三位一体的最早描述就来源于萨伊的这段话: 即财富是在劳动、资本、土地的三位一体的关系中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循环。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且只有这三个要素才能创造财富，为了创造财富，就必须要租用这些要素来盈利，例如租用劳动从而产生了工资，租用土地从而产生了地租，而租用资本则产生了利息。

马克思敏锐地揭示了萨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位一体学说中存在的问题。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专门批判了萨伊的这种模糊不清的三位一体学说。马克思指出: “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做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因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的是，庸俗经济学恰好对于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各种经济关系显然是荒谬的，完全矛盾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感到很自在，而且各种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越是隐蔽，这些关系对普通人的观念来说越是习以为常，它们对庸俗经济学来说就越显得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庸俗经济学丝毫没有想到，被它当做出发点的这个三位一体: 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或劳动价格，是三个显然不可能组合在一起的部分。”④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萨伊的庸俗经济学的问题在于他弄不清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从而将效用上的使用与交换中的价值混为一谈，这导致他只能看到一种异化的社会生产形式，即将土地的地租和金融资本的利息看成与劳动创造的价值同等重要的东西。马克思延续了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 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坚持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剩余价值视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奥秘所在。那么，问题并不在于萨伊提出的劳动—资本—土地的三位一体，而是需要看到，利息和地租不过是劳动创造价值的形式上的变化，也就是说，市民社会的真正奥秘并不在于复杂的经济贸易和交换过程，而是以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因此，马克思曾十分明确地指出: “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⑤简言之，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通过劳动一般获得的价值形式，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大厦正是建立在这个价值形式的细胞之上。庸俗经济学所谓的土地的地租、资本的利息都无非是这种价值形式的变化形式或异化的形式而已，而萨伊等人却看不到这一点。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 它的基础是以劳动一般为基础的价值生产，而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通过某种形式变换，让各种事物和关系变成价值上可以理解和换算的形式，从而在资本主义市场上流通，而这种流通的可能性完全依赖于生产劳动的参照系。一旦事物变成了可以抽象成为价值形式的事物，它就可以变成标上价格标签的商品，成为资本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和资本一样可以被资本主义商品化，成为在金融市场和不动产市场上流动的商品，而它们能够获得利息和地租不是由其本身来确定，而是依赖于一个更为根本的劳动价值形式体系的架构。

我们或许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重新理解今天以数据为中心的数字资本主义或平台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不过，在20 世纪末期，随着克林顿政府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互联网逐渐进入生产和生活领域，成为今天的一种最基本的生存样态。所以，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丹·席勒( Dan Schiller) 等人就提出了“信息资本主义”的概念，奈格尔·思瑞夫特( Nigel Thrift) 等人提出了“认知资本主义”的概念。但是，无论是信息还是认知，都还是面对人的概念，即信息和认知都是由人编码好的信息和知识，最终的交换也仍然是以人为中心。而今天提出的数字资本主义或平台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加拿大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 Nick Srnicek) 就明确地指出: “在20 世纪，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重心在于提取和使用一种特殊的材料——数据。”⑥斯尔尼塞克特别强调了数据与信息或知识的区别: 信息和知识已经是成熟的产品，它们是被固定的平台加工出来的、面对特定用户的东西，也就是说，信息和知识是数字生产的结果; 数据则与之相反，“我们应该把数据作为必须提取的原材料，用户的活动是这种原料的天然来源。就像石油一样，数据是一种被提取、被精炼并以各种方式被使用的物质。数据越多，用途越多”⑦。我们可以从斯尔尼塞克的描述中，得出以下有用的结论：

“1.数据是原材料，是在数字世界中被用来提取和生产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信息和知识不过是对数据进行加工的结果。

2.由于数据只是原材料，因此我们能看到的数据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既然存在着斯尔尼塞克强调的被提取、被精炼的数据，那么也必然存在着未被提取、未被精炼的数据，我们可以将后者称为剩余数据。

3.剩余数据的存在是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关键，因为剩余数据绝不等于无用数据。相对于可以在用户层面进行交换的商品化的信息和知识，数据构成了数字界面生产的资源层。这个资源层不仅保障了用户与商家、用户与平台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它们之间的顺利传播与交流，而且也保持了物质层面上的各种流通和交流( 如厂家、物流与服务器等非人因素之间的交流) ，而后者成为了让数据成为数字社会的基本保障。也就是说，电子商务和交易、甚至数字平台上的一切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是，数据能够以标准协议的模式，在各个数字平台、各个物质界面、各个用户之间畅通无阻地流通和交换。"

于是，我们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看到的现象是，数据正在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生产的要素。正如帕西科·比利奇( Paško Bilic) 等人十分敏锐地发现并指出的，“随着数据平台吸引了大量用户，收集了大量数据并允许平台用户参与货币交易，用户数据成为了生产的原材料输入( 我们在理论上称为‘中间产品’) ”⑧。换言之，至少在数据平台上，任何商品必须先成为数据，才能在数字空间中进行流通和交换，而且这些数据不断地被各大平台提炼和分析，并可以准确地传递给用户。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说，数据构成了数字时代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的要素。当然，我们不会跟随庸俗经济学的步伐，将萨伊的劳动—资本—土地的三位一体学说变成劳动—资本—土地—数据的四位一体学说。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在根本上没有发生改变，问题在于，在马克思所谓的价值形式的转换中多出了一个层次，即价值不再只表现为价格，也需要通过数据的中介来得到表现。也就是说，一旦我们认可数据在当前数字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地位，那么也就意味着数据本身也是可以攫取价值的重要资源。在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资本—利息的公式之外，我们或许要加上一个新的要素: 数据—流量( Data－flow) 。今天，数据已经演化成为赚取注意力和流量的要素，而让数据成为攫取巨额利润的根本就在于那个隐身在服务器之中、表象在智能手机和电脑屏幕上的装置——平台。

二、数据-流量与平台生产

尽管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中，数据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数据是如何转化为数字资本的? 我们在互联网中的任何行为都会留下大量的数据，但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能够有效地为数字平台带来丰厚的利润。大量的数据并不会进入数字生产环节，因为在通常情况下，绝大多数数据会留下来，形成所谓的数据冗余(data redundancy) ，这些数据冗余或剩余数据，不但不会为平台企业带来利润，还会为服务器增添负担。因此，许多平台企业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清除和压缩这些冗余，以降低服务器的能耗。我们从这一事实可以得知: 尽管数据成为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原材料，但是数据并不能直接为平台和数字科技公司带来利润。

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土地是最原始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土地本身，无论它的耕作、它的实际占有会有多大障碍，也并不妨碍把它当做活的个体的无机自然，当做他的工作场所，当做主体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生活资料”⑨。但是，这不等于有了土地就能自然地从土地中获得丰厚的报酬。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十分详细地分析了土地的形式如何为资本主义生产带来利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 实际的耕作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受雇于一个只是把农业作为资本的特殊开发场所，作为对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投资来经营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这个作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家，为了得到在这个特殊生产场所使用自己资本的许可，要在一定期限内(例如每年) 按契约规定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即他所开发的土地的所有者一个货币额(和货币资本的借入者要支付一定利息完全一样) 。这个货币额，不管是为耕地、建筑地段、矿山、渔场还是为森林等等支付的，统称为地租。这个货币额，在土地所有者按契约把土地租借给租地农场主的整个时期内，都要进行支付。因此，在这里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即增殖价值的形式。其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⑩

在这段文字中，马克思试图表明，在进入资本主义之后，传统的土地占有方式已经无法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模式相契合。因为土地的收成不能转化为在市场上可以交换的产品，土地本身并没有创造出市民社会中的价值。从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来看，要让土地真正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素之一，需要为土地增加一种价值形式，让土地本身可以在市场上流动，而这种价值形式恰恰是以地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就是马克思明确指出的: “地租表现为土地所有者出租一块土地而每年得到的一定的货币额。”[11]换言之，在农业社会中，土地不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它只具有自然赋予的使用价值或效用。马克思正是在这一点上批判了萨伊和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 John Ramsay McCulloch) 等庸俗经济学家。这意味着，唯有当土地具有了一个价值形式( 地租) ，并进入到资本主义的市场流通循环之中时，土地才能变成获取利润的条件，这正是让土地—地租的公式成立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说，萨伊和麦克库洛赫将土地直接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的天然要素的地方，恰恰是他们犯错的地方，因为这种能够带来土地利润的价值形式即地租，并非是一种天然的产物，而是土地资本化的产物。这种被资本化的土地已经不再是土地所有者或者地租的获得者能私人决定的事情，土地的地租的价值形式取决于资本的土地市场。也就是说，“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获得者的参与所决定的，而是由他没有参与、和他无关的社会劳动的发展决定的。因此，很容易把一切生产部门及其一切产品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确切地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这种生产在它的整个范围内都是商品生产) 基础上共有的现象，当做地租的(和农产品一般的) 特征来理解。”[12]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我们或许可以从马克思对土地—地租的分析中看到理解数据—流量的价值形式的方式。许多数字资本主义研究者直接将数据的存储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例如，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十分强调将数据理解为胡塞尔意义上的第三持存( tertiary retentions) 。例如，斯蒂格勒在其《自动化社会》一书中就坚持认为: “自1993 年以来，新的全球技术体系已经形成，其基础是数字性的第三持存，它构成了即将来临的自动化社会的基础设施。我们所谓的数字经济，就是由这种第三持存的基础设施所激发的数字动力，这是这个社会无法回避的命运。”[13]斯蒂格勒对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自动化社会(在概念上，他的自动化社会与我们所理解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是类似的) 的理解犯了马克思曾批判过的庸俗经济学家们犯下的同样的错误。尽管数据对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十分重要，它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和效用，也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就像土地构成了产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一样，但是在不经过一定的形式转化的条件下，被储存起来的数据在根本上不会自动地创造任何价值。数据十分有用，但这种有用性是效用和使用价值上的有用，而不是资本意义上的价值形式的有益性。也即是说，为了让数据的政治经济学成立，在斯蒂格勒等人的自动化社会分析中还缺少一个环节，即作为第三持存的数据就如同藏在图书馆里被尘封的图书一样，尽管上面布满了有用的内容和文字，但只要没有人翻看这本书，那么这本书里的内容和文字就不能转化为真正的、可以流通的知识体系。

由此可见，数据发挥作用的关键并不在于采集和储存，而在于流动。一些理论家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事实，例如大卫·W． 希尔( David W. Hill) 就曾批判性地指出: “我们一开始倾向于从储存的角度来思考数据。数据是动态的、流动的，即便它们的影响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我们需要理解数据的轨迹，也就是说，不仅要理解储存着的数据，也要理解它们的运动方式，最重要的是数据如何被建构为流动的形式。对亚马逊这样的公司来说，占有更多数据的基础就是要实现大规模、高速度和高敏捷度的数据流动。也就是说，只有数据平台在处理大量流动的数据、数据在快速流动时，利润和效率才最高。”[14]希尔的这段文字表明，被静止地储存起来的数据是不会产生价值的，无论这些数据储存在个人的硬盘里，还是大平台企业的服务器里。希尔显然接受了保罗·维利里奥( Paul Virilio) 的速度政治学的结论，即只有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运动的事件”[15]，即高速运动的物流( logistics) ，才能为资本主义带来巨额利润。在一定意义上，希尔关注的是流动的数据，而不是静态储存的数据，这已经具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让数据流动起来变成动态的数据、变成数据物流学，是否就能使其变成可以产生利润的价值形式呢? 如果说斯蒂格勒的作为第三持存的数据没有关注到大量的数据冗余，那么希尔也没有看到流动的数据中存在着的大量无效的流动。尽管在现象层面的确存在着数据移动速度越快、利润越大的规律，但是数据并不会因为变成了动态数据就自动获得了价值。

本杰明·H.布拉顿( Benjamin H. Bratton)

本杰明·H.布拉顿( Benjamin H. Bratton)迈出了走向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关键一步。他在其《堆栈》(The Stack) 一书中从数据的技术层面和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为我们揭示了数据产生利润的奥秘：

“平台对用户输入的信息进行调制，这种操作可能增加该信息对用户的价值。平台的网络效应吸收和规训这些信息，使个人用户或其他用户更明确、更有条理、更广泛地获取这些信息，以增加信息传播的社会价值。同时，平台本身有可能从这些流通中获得了最重要的净利润。每当用户与平台的管理算法互动时，它也在规训这些模型，无论这些模型是如何推进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评估后续交易。一个经济上可持续的平台是这样的: 让系统调制成本，让调制的信息的消耗在总体上低于平台输入的用户信息的总价值。那么，平台经济学提供了两种盈余: 一是用户盈余，用户一旦参与到平台中，其信息就会变得更有价值，而该用户几乎没有付出任何直接成本; 二是平台盈余，即平台所有用户信息的差额价值大于为用户提供平台的成本。”[16]

 按照布拉顿的说法，数据本身并不产生利润，只有当其进入平台，经由平台的加工而流动起来才能产生网络空间中的价值形式。这类似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商品”章中的分析: “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 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17]也就是说，当一个陶罐在自己家储存或使用时，它具有使用价值，唯有在市场上被贴上价格标签，并被交易时，陶罐才具有了交换价值。现代资本主义也是如此，资本主义工厂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们生产出了可以使用的产品，还在于他们通过必要的劳动的量，为这些产品赋予了价值形式，因而这些产品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物，而是带有价值形式的商品。与之类似，在互联网中，某一个数据并不具有数字空间的价值，即便当它流动起来，从我流动到我的朋友那里，也不会产生网络上的利润。唯有当这些数据进入平台，经过平台的加工生产，变成一定的流量数据之后，数据才产生可观的利润。譬如，当人们在家里录制了炒菜的视频发给自己的亲友看时，那么这个视频仅仅只是一个生活中的视频而已，并不足以产生互联网的价值。相反，如果这个视频被上传到YouTube 等平台并获得足够的关注量，那么拍摄者便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一部分是广告收入，而广告收入的基础是注意力的流量经济学) ，而一旦成为知名网红，便可以从中谋取相当可观的利润。

尼克·斯尔尼塞克( Nick Srnicek) 

由此可见，如果如斯尔尼塞克所言，数据是一种原材料，那么平台就是加工生产数据的工厂。在这个工厂里，资本将原始的静态的数据变成了动态的流量，并不断地在平台上刷新，以吸引人们的眼球，这就是所谓的注意力经济学的本质。而注意力本身也不具有价值，具有价值的是变成价值形式的数据—流量。进一步地说，只要数据—流量不断地在各种平台上流动和交换，数字资本主义就能从中获得前所未有的高额利润。

三、平台资本主义下的数字生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数据本身不是资本，它只有经过数字平台的生产之后变成了数据—流量，才真正被资本化，成为数字资本主义下牟取利润的资源和工具。在一定意义上，数字资本主义并非以数据为中心，而是以数据—流量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造数据—流量的场所就是平台。如果说，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在于将一般物品变成具有价值的商品，那么资本主义的获利手段并不是这种将物品变成商品的魔法。我们在前文已经谈到，资本主义的产业工厂不仅仅具有生产职能，它还能有效地将产品纳入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最初的形式与其说是商品资本主义，不如说是产业资本主义或工业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环节是生产环节，尽管商品交换依赖于市场，但真正让产品变成商品、实现G—W—G' 的转化过程的却是产业工厂。同样，在金融资本层面，银行将普通的货币和资金变成了投资的资本，由此孳生出利息的形式。尽管在金融资本层面，货币是最基础的流通手段，但并不能将这种资本主义称为货币资本主义，因为普通的货币并不能产生利润，只有经过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等金融机构的运作才能衍生为金融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种金融资本主义。与之类似，数据构成了互联网上交流、传播、交易、分配的基础元素，但普通数据并不具有交换价值，唯有通过平台被生产为数据—流量，才能使大的数据平台以及在平台上进行上传、交换、点击的用户从中获益。所以，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平台资本主义，平台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用以牟取超额利润的源泉。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什么是平台。

按照布拉顿的定义，平台“将事物拉到一起，形成临时的高阶聚合，原则上，对被带入平台的事物和平台本身都有附加价值。它们可以是一个物理技术装置或一个字母数字系统;它们可以是软件或硬件，或各种组合”[18]。

布拉顿的定义的关键在于，平台是一个集中起来的交换节点，它位于互联网上的以太空间之中，所有的交换都在这个抽象化的节点上发生。这有点类似于古代的集贸市场的形成，种粮食的、打猎的、养家禽的、制作陶罐的都集中在一个地点进行交易，形成了一种聚集。平台也是这样的聚集。不过，与古代的集贸市场不同的是，平台有着很严格的技术标准。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以集装箱的物流革命为例，来说明平台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核心地位。物流史研究学者马克·莱文森( Marc Levinson) 指出了集装箱的发明在整个物流历史上的革命性地位。在集装箱发明之前，所有的货物基本上是分门别类运输的，运输衣服的运输工具只运输衣服或服饰，运输食品的运输工具则只运输食品。莱文森看到，集装箱“加快了船舶的装卸速度，并通过规范集装箱的尺寸、安全堆放等举措降低了运费，为及时生产和配送铺平了道路。而集装箱的联运——用船、火车或卡车运送集装箱而不用拆开货物——是物流革命的基础，使人们摆脱了散装货物这种传统和劳动密集型的零散装载模式”[19]。实际上，莱文森指出的集装箱革命的基础是，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货物，无论是陶瓷、钢铁，还是汽车、服装，都可以混装入集装箱来进行运输。也就是说，集装箱完成了对不同货物的标准化，只有被装入集装箱，才能被卡车、火车或轮船运输到世界各地的港口和城市。集装箱在物流学上的革命意义就在于，它有效地打破了真实的物的分类。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不同产品的分类在集装箱运输中不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些商品是否能有效地被装入标准规格的集装箱。当然，集装箱运输也被赋予了一些固定的行业标准，如有腐蚀性、有毒、易燃易爆的产品在装入集装箱之前需要符合一定的运输标准。也正是这个普适性的标准的建立让整个物流变得更加快速和便捷。

各地的人们产生的数据是各不相同的，有最简单的代码、文字数据、数字数据、图片数据、视频数据等，在它们同时进入平台时，就需要按照同一个标准进行封装，成为所谓的堆栈(stack) 。平台通过固定协议的方式让这些类型、大小、形式有着天壤之别的数据变得标准化，这是对数据进行加工的第一步。布拉顿指出: “平台是生成机制——根据固定的协议(例如，技术的、话语的、形式的协议) 设定参与条件的引擎。”[20]这些协议是人为制定的，如TCP /IP 协议就是平台实现数据传输的最基础的协议之一。所有的平台协议为数据提供了形式上的标准，也是数据变成传输流量的最根本的依据，一旦达到了协议标准，就意味着数据获得了传输许可，可以在平台设定的数字空间中来回传播和交换，并在不同的服务器、中继器、用户终端那里形成具有信息价值的流量。

或许，我们可以在这里重新审视一下布拉顿的平台定义。平台是一种数字空间的场所(place) ，这个场所的功能在于: 可以将所有的数据变成符合固定协议的形式来进行交换，而且只能在这些平台上进行交换。如果将这个说法稍微转变一下，就是所有现实中的物在数字空间中的痕迹都被平台再现为一种标准化的量，即比特，而这种标准化的、用比特对现实物体和主体的再现，意味着现实空间中的分布和时间上的差异在此时此刻被平台抹平了。那里没有山河湖海的起伏，没有恬静乡愁的优雅，只有比特流在平台上的高速传输和运转，这些数据—流量以比特的方式被发掘、被分析、被综合、被删除、被压缩，在平台空间中不断地进行着运动变化，而这些运动变化将不同地点和时间上的人与物都以共时性的方式呈现在平台之上。所有的身体、所有的物体、所有的图像、所有的视频、所有的行为都被同样的协议打包放入平台的集装箱里，人的身体的特殊性消失了，那里只有符合协议的数据—流量。在这种情况下，在平台上不断流动的数据—流量构成了平台巨大的身体——一种新型的“非人”身体。这不是实体的人的消失，但实体的人如果想要参与平台的交换，就必须像浮士德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孟菲斯托那样，让我们渺小的数据与平台上海量级别的数据合流，成为不断翻滚流动的数据—流量，在它席卷一切的权力面前，我们在数字空间的替身( avatar) 已经被裹挟进无法再退出的庞然的比特怪物之中，我们的认知、感知、甚至身体的快感都随之悸动。

或许，法国思想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在20 世纪就已经预想到了这样的情境。他在其《非人》( L’Inhumain)一书中十分明确地指出: “在地球上扩张的电子和信息网络催生了一种应该要在宇宙层次上来估量的转成记忆的总体能力。而这个记忆与传统文化的记忆并没有共同标准。这个记忆蕴含的矛盾就在于: 它最终不是任何人的记忆。但是，在这种情况里‘无人’指的是:支撑这个记忆的身体不再是地球上的身体。”[21]在利奥塔写作《非人》的年代里，还不存在平台资本主义的类型，那时只有最简单的网络通讯设施。但是，他几乎以隐喻的方式预言了今天平台资本主义的状态。平台从一诞生开始就不是孤立的单子，而是一种巨型的怪兽，它整个就是由基于协议的数据流构成的庞然大物。这个身体早就不是任何人的身体，在物联网的情形下，这个身体不仅裹挟着用户的数据，也拥有大量的物的数据流。例如，在今后的自动驾驶技术中，对环境的扫描和智能判别就要求将固定场所的每一个物的数据都纳入自动驾驶的总体数据库之中，而每一次自动驾驶都需要通过更快的数据网络( 如5G，甚至6G) 从平台提取不同的地图和路况信息。这样，自动驾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驾驶的概念。传统驾驶是个体性的，它依赖于驾驶车辆的司机的主体性，而自动驾驶是平台性的，所有的自动驾驶汽车都依赖于一个高度发达的数据平台，这些数据平台拥有最完善的动态的地图和环境信息，让自动驾驶的汽车可以轻松地提取各个地点的环境数据。那么，平台最大的奥秘是，表面上，所有的自动驾驶汽车以个体的方式在运行，但实际上，平台操控着一个巨大的由数据—流量组成的身体，它是所有的自动驾驶成为可能的条件和基础，所有看起来是作为个体的汽车都是这个巨大的身体的一个触角。与其说平台为汽车提供了服务，不如说平台的数据—流量躯体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主体，任何个体不过都是这个主体的一部分。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这是一种新的生态学，一种完全由数据—流量构成的生态学，一种依附于平台资本主义协议和数据—流量的数据生态学。所以，平台资本主义能够获利的关键并不在于掌握了某一单一的数据，让平台资本主义运作起来的并不是个别的或某些用户的数据、物流的数据、卖家的数据，而是整个数据—流量构成的庞大的数据生态。那种人们用鼠标轻轻点击一个商品的链接，然后商品就在翌日送到买家面前的画面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画面，因为在这个画面背后隐藏着亚马逊等平台的巨大的数字生态的身体，而人们不断地购买货物，就不断地生成新的数据—流量，让平台的数字生态更加庞大。而平台之所以成为平台，正是因为它们垄断了这个数字生态，无论是用户还是商家、甚至物流的生存都不得不依赖于平台公司，通过出租它们的数字生态，从而让平台公司赢得了巨额的利润。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的土地—地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地主拥有土地，但他不生产，他只将土地租用给需要生产的企业，从而赚取可观的地租; 同样，平台公司占据了一片很大的数字空间“土地”，而商家、用户、物流公司都是这片“土地”的租客而已，平台公司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向每一个使用者收取高额的租金。由于每一个平台下的数据生态几乎都是唯一的，这导致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结果: 平台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垄断的，也就是说，数字资本主义甫一诞生，就不断营造着更为庞大的数字生态，从而挤压了那些小规模的数字生态，以及那些根本不拥有数字生态的公司和平台，直到某几个平台在不同方面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在西方国家，脸书、推特、优步、亚马逊、苹果等公司基本上已经占据了所有的数字生态空间，这就是平台资本主义的垄断。

平台资本主义所占据的数字生态的唯一性和垄断性让普通大众实际上很难通过自由竞争和分散的方式来抵制平台资本主义的剥削与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再回到带来粉红色遐想的前平台资本主义时代，因为我们的幻想和欲望也变成了平台的数字生态的一部分，所以自平台资本主义诞生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要么让每一个人继续成为平台资本主义的数字生态下的不断被蚕食的数据—流量，要么从数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让每一个人重新接管被平台垄断的数字生态，走向未来的平台社会主义。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②蓝江: 《数字资本、一般数据与数字异化——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引》，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4期。

③萨伊: 《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7-78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页。

⑥尼克·斯尔尼塞克: 《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45页。

⑦同上书，第46页。

⑧Paško Bilic and Toni Prug，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gital Monopolies: Contradictions and Alternatives to Data Commodification，Bristol: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2021，p.9．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728 页。

⑩同上书，第606—607 页。

[11] 同上书，第608 页。

[12] 同上书，第613 页。

[13] Bernard Stiegler，La Sociétéautomatique 1: L’Avenir du travail，Pairs: Fayard，2015，p. 33．

[14] David W． Hill，“Trajectories in Platform Capitalism”，Mobilities，Vol. 16，No. 4，2021，pp. 569-583．

[15] Paul Virilio，Negative Horizon: An Essay in Dromoscopy，London: Continuum，2008，p. 112．

[16] Benjamin H.Bratton，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ity，Cambridge，MA: MIT Press，2015，p.48．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8页。

[18] Benjamin H． Bratton，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ity，p. 41．

[19] Marc Levinson，The Box: How the Shipping Container Made the World Smaller and the World Economy Bigger，Woodstoc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p. 386

[20] Benjamin H． Bratton，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ity，p. 44．

[21] 弗朗索瓦·利奥塔: 《非人》，夏小燕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92页。

原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