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张一兵教授的构境论及其研究实践为考察对象，对构境论的基本起源背景、在列宁研究中的基本塑型、以及在鲍德里亚研究中的进展进行解读和论述，试图对作为哲学方法论的构境论的内涵、在列宁和鲍德里亚研究中的构境过程和实践模式进行阐释，进而说明构境论以及构境论对于学术研究的诱惑力。文章重点关注的问题是张一兵教授与列宁、鲍德里亚和学术界同行进行思想构境的他性镜像、逻辑射线、理论回路和话语异轨，希望通过这一研究引起学术界对构境论这一理论的认真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构境，列宁研究与鲍德里亚研究，诱惑

       构境，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是由南京大学哲学系张一兵教授首创的一个学术概念。在《回到列宁》这部著作中，张一兵首次提出了构境论的雏形，之后，又在系列学术研究成果尤其是鲍德里亚研究成果中修正并系统地论述了构境论的逻辑结构和内涵，同时，他还有意识地将这种新的方法论应用于哲学文本的解读和研究之中，试图改变世界哲学研究界在这一领域的话语结构，努力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走向国际舞台。对于张一兵的这种新理论，美国普渡大学哲学教授、著名西方列宁学家凯文•安德森、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政治系教授、著名西方马克思学家特瑞•卡弗、以及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娜大学哲学系教授、当代著名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都给予了方法论上的肯定和思想上的高度评价，但在国内，学术界对构境论的认识尚不够充分，评价也有歧异之处。但无论如何，构境论确实是中国学术界在方法创新方面的最新尝试，并且标示出了当代中国学人在方法自觉方面所能达到的新高度。就此而言，它值得得到学术界的认真对待。在本文中，作者主要致力于对构境论的理论内涵和张一兵教授的实践研究的基本介绍和论述，进而说明构境论本身所具有的诱惑性和对学术研究的诱惑性，以期为学界同仁更好地理解这一学说提供某种帮助。

一、构境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作为对《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学解读方法的超越，张一兵在2008年出版的《回到列宁》一书中提出了作为哲学方法论的构境论。根据书中开篇部分“作者的话”的介绍，张一兵先生提出这个理论研究方法的初衷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环节的缺失和断裂的遗憾和一种历史责任感来开始这种探索的。他认为，在学术界致力于“激活”和“光大”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研究之时，不应该“遗忘”作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列宁。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中，列宁构成了一个不可被忽视的历史性环节，没有列宁，就没有十月革命，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但令人遗憾的是，苏东事变之后，在俄罗斯以及相关的独联体国家的学术界中，除去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非反弹性以及微弱的传统性申辩之外，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在删除那段并没有被科学说明的俄国共产党人与整个苏联哲学思想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张一兵，2008a：1－2）他同时还运用附文本形式做了一条重要的注解，即讲述他在2008年5月率团访问莫斯科时对列宁笔记的发现以及他在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专家进行学术研讨时对列宁研究的“历史性学术断裂”的感受。他认为这种断裂的思想史逻辑射线是一种“不可能的虚无主义幻想”（同上），因此，在中国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民族意识形态的国度里，弥补这种断裂的历史性的任务“理所当然应该由我们来启始和完成”。（同上，2）张一兵的这一创举显然不只是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巨澜，从他的研究著作中所记载的与国内外学者的学术交流情况来看，就是俄罗斯思想界对此举亦表示震惊！那么，在《回到列宁》这部填补历史性学术断裂的巨著中，张一兵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思想构境论？他又是如何来实践他的这套理论方法的？以下，我们就以这部著作本身和之后他的一系列有关鲍德里亚研究的论著为考察对象，来领略一下构境论的深义、实践效果和诱惑力。

二、构境论在列宁研究中的塑形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作为哲学方法论的构境论所具有的哲学方法论性质。就这一点，《回到列宁》一书中有几点可资考证。第一，是作者所采用的现象学意义上的逻辑方法。张一兵坦言，之所以将该书命名为《回到列宁》，与他十年前所著的《回到马克思》一样，“都不是那种诸如从今天回到过去、从现实生活回到尘封的书本一类的可笑肤浅的知性判断，”（同上）而是从他自己的思想构境出发，来解构第二国际以后的学术界尤其是前苏东学界强加于经典文本的意识形态文饰和伪学术构境。（同上）他在这里借用的是胡塞尔－海德格尔那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回到事情本身”的逻辑方法，试图以自己独立的研究态度、立场和一种比《回到马克思》的那种文本学解读模式更诚实的新的方式——思想构境法来重新拟现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原像。（同上，2－3）由此可见，张一兵的构境论是从历史文本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去探讨经典思想家的历史文本，在解读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思考、解构和批判，进而发现真理，推动原创性学术成果的出场。第二，我们可以从作者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再认识的逻辑射线中了解到构境论在这一研究过程中的基本布展形式。一方面，是张一兵对列宁“哲学笔记”的文本辨识。通过系统的研究，张一兵发现，前苏东学界和西方列宁学的学者有意无意地将列宁“哲学笔记”看作是一本书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事实上，那是“一个列宁在长达20年之久的时段中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不同摘录笔记、札记、心得与阅读批注的有明显理论性质级差的文献汇集”。（同上，8）这一最初的文献甄别工作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决定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存在的理论价值。从这些在张一兵看来具有明显理论性质级差的文献群中，张一兵认识到这些历史文献的理论性质具有非同质性，而按照研究需要、编辑需要甚至是意识形态的需要将列宁的这些文献进行裁剪则会导致非科学的同质性的逻辑强暴；事实上，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已经出现了这种明显的逻辑强暴迹象。另一方面，张一兵认识到在前人的研究中将列宁笔记编排成等级化的结构导致了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中的某些逻辑误区和文献断裂，以及对文献不同的关注度。（同上，8－9）而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考察文本的话，则不应该对文本做人为的等级区隔，而应从文本本身出发，呈现文本相对的、独特的存在意义。因此，在整个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过程中，张一兵非常自觉地尝试将列宁的哲学笔记“还原”到研究对象的思想发展的历史情境中去，去比较不同性质的理论文本的相对比较质，去认真清理列宁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从而厘定列宁哲学思想构境与他的实践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同上，9）而这样浩繁的“田野工作”，恰恰就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意义上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体现。在细致的田野工作之后，是对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具体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令张一兵“最为兴奋不已”的一件事是“第一次”真正“看到了20年间列宁哲学思想真实存在的变化、发展甚至是重大认识飞跃的基本逻辑线索和理论构境空间”。（同上）这个“看到”用黑体字显示，显然是要与“看”这个表示简单观看的瞬时动词区分开来，它代表的是一个较长的认知、发现和洞察的过程。张一兵发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列宁从对民粹主义的反对到对俄国革命前途的关注，其中的理论倾向大不相同，即从对客体向度的关注发展到对主体向度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列宁真正理解了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找到了解决俄国十月革命的哲学理论武器。（同上，10）不但如此，张一兵在清点他所看到的系列线索的同时，还对新的研究对象与他前期所做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对比研究，这种对比的结果，就是他在命名“伯尔尼笔记”之后，对列宁哲学思想的变化的重新解读、思考和构境，从而抽象出了新的理论成果。第三，是构境论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和深义。根据张一兵的理论逻辑，构境不仅仅是一种阅读方法，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理论生产。（同上）这一界定显然具有后现代的思想轨迹，它凸显的是对“我性言说”的否定，对“他性言说”的推崇。其次，构境论所依托的对象并非是公开发表的论著，即张先生所说的“完成性文本”，而是读书笔记、提要、札记和心得之类的“亚文本”，读书批注之类的“拟文本”和少量的手稿和书信之类的“生成性文本”。尤其是“拟文本”，这些文本形成的方式包括记号和评语等。因此，原作者的部分思想并非是直接以文字来呈现，而是符际之间的对话。对这种文本的特殊构境，就会部分地依靠历史语境和相关的细微征候来进行“模拟构境”。显然，构境论在《回到列宁》中是指本质为模拟的思想构境（同上，12），而这种“模拟”，并非是对历史的模仿，而是在批判和质疑的基础上的推理和重构。最后，张一兵对构境论的内涵做了基本的描述。他指出，构境论是“关于人的存在论的一个东方式的总体看法，它不涉及传统基础本体论的终极本原问题，而只是讨论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最高构成层级和高峰体验状态。……是完整的意识现象突现，它表明了一个人、一种思潮历史性生成的复杂性样态和建构性本质。”（同上，13－14）在这种构境逻辑的布展中，张一兵在《回到列宁》这部著作的上篇中，通过对列宁的哲学文献中的非完成性文本的解读，对青年列宁的思想变化过程进行了清理和重新认识，发现了青年列宁的理论学习与政治实践立场相链接和脱节的地方；在下篇中，通过对“伯尔尼笔记”的专题性研究，发现了列宁在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在思想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即从他性理论构架向自主性阅读构境空间的转换”。（同上，15）张一兵指出，实际上，即使是在“伯尔尼笔记”的最后记载中，“列宁的理解也远没有超越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思想深度”。（同上，16）从这些创造性的理论构架过程中，张一兵对列宁的哲学理论思想的认识显然与前苏东学术界的传统不一致，因此，此书的颠覆性效应不言而喻。它的批判和创造精神，正是我们这个习惯于“趋同”的时代所缺少的。而要对一个时代的生存状况做出独立的思考和批判，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底气。正如著名思想家齐泽克所说的那样：“这条解读路径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奇迹：一个经历了存在的考验，得以被最新的现代思想成果试验解读的列宁空前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作为阿多诺、福柯和拉康同时代人的列宁，他已对我们发出邀约，指引我们继续他的批判性思考之路。在今天，‘回到列宁’对我们意味着：与列宁一同前行！张一兵教授的新著不只是一个中国事件：对每一个意欲在哲学的深度上复兴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来说，都具有要义！”（同上，封底齐泽克的评语）齐泽克的这个评价不仅对张一兵教授批判性的解读路径和思想成果予以肯定，而且高度赞扬了这一研究成果的创新价值，指出了它不仅对于中国具有独特的意义，对于世界范围内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们都具有普遍重要的意义。

三、构境论在鲍德里亚研究中的进展

       构境论在张一兵教授的完成性文本《回到列宁》这部鸿篇巨制中的出场，只是他进行系统研究的一个信号，它远没有随着作者“后记”的结束而结束，而是向学术界发出了继续前行的邀请。在他发表和出版的有关鲍德里亚的研究论著中，张一兵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构境理论和实践模式，把这一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事实上，从2006年发表的《生产本体:我生产故历史在——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的批判性解读》一直到2010年发表的《诱惑:表面深渊中的后现代意识形态布展——鲍德里亚<论诱惑>的构境论解读》，张一兵教授一共发表了20多篇关于鲍德里亚理论思想的研究论文。仅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的题目之中，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不断推进构境论的种种努力。以下，我们从两个方面来体验一下构境论在鲍德里亚研究中的进展和它所呈现的独特魅力。第一个方面，是构境方法在鲍德里亚研究中出现了新变化。首先，张一兵对构境论和构境的过程在理论上做了进一步的界定和阐释。他指出，思想构境并非是一种固定的范式或石化了的概念框架，而是以功能性的提问和思考为特征，是思想者在激活一定的学术记忆点之后，在多种逻辑射线相交的情况下，形成相关的理论回路，进而实现话语异轨的过程，是变化不羁的学术思想场境的历史性建构。在这种思想建构过程中，一般的理论逻辑的生成过程是从他性镜像空间到自主性思想构序再到独创性的思考构境的变化过程。在他性镜像空间阶段，思想者会挪用作为他者镜像而出现的他性理论资源，是学术资源之间的简单的互文。而在自主性思想构序阶段，思想者开始摆脱他性理论资源的支配，在进行独立的思考以后，将他性理论资源转化为我性学术思想。在独创性的思考构境阶段，思想者会突破对学术记忆的无意识的镜像认同和误读，有意识地对他性理论资源进行批判和超越，在一种新的理论回路中改写或重写他性理论资源，从而建构起具有独创性的理论逻辑和思考空间。（张一兵，2009：11－15）显然，张一兵在对鲍德里亚的研究过程中，已经自觉地开始了对构境论的创造性思考和实践。单从他对构境的定义和构境过程的命名方式来看，就已经显示出他的理论话语与物理学、建筑学、社会学的关键概念和拉康、福柯等他性学术资源的互文、改写和重写。之后，张一兵还坦诚地说明了自己在《回到列宁》一书中对构境论的表述还不够完整，进而对构境论的内涵做了新的补充和完善。他指出，构境理论“并不是具有存在论意义的世界观，而是历史存在论的顶层构件，是一个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当代诠释基础之上的哲学思考方法。”（同上，16）为了完成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张一兵采用了四个范畴:“即主体面向物质存在和自身的劳动塑形（shaping）、主体与被塑形物在一定的功效关系场中的系统化构式（configurating）、主体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通过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物性实在和社会存在的组织化的生产创序（ordering），以及在人的社会实践以及个人行为和语言活动中功能性地建构和解构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存在结构筑模（modeling）”（同上）。在对这四个范畴进行详细论述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他与马克思、海德格尔、皮克林、希列尔、拉康、李斯特、赫斯、皮亚杰、牛顿和鲍德里亚进行批判性的思想构境过程，以及这些思想构境过程的不断变化过程。最后，他对“存在高点上的现实生活与思想的构境（situating）”（同上）的“理论逻辑构境的一些微观机制”（同上，28）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比如，为了说明意识观念中的逻辑凸状（convexity）与凹点关系，他用“凸状”概念来描述认识活动和理论逻辑中的一种突显的可视观点和可理解视区，而用逻辑“凹点”来指代不可视和隐匿盲区。对于他原先提出的那个构境论的思想史构架，他也指出会有一定的改变：即“在一个思想家早期的他性镜像阶段中，他对他人学术资源的使用和认同，只是停留在词语塑形和无思的挪用上，而在自主性理论建构中，他性学术资源开始成为思者有序性创造的逻辑筑模的有机逻辑构件，而只是在思想原创的阶段，才会通达理论的全新话语构境层级。”（同上，28）他还发现，“在后现代思潮一类的西方思想家那里，正好出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异质性逻辑，即反建构主义的非塑形、祛序和解构。”（同上）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实际上提出了两种构境：一种是在塑形、构式、创序和筑模的基础上进行的构境，即认同性的构境；另一种则是后现代式的摧毁式的构境，它以祛魅和解构的手法进行，即批判性的构境，其构境的结果是理论生成的革命性效应。当然，第一种构境的最后阶段与第二种构境也不乏重合之处，但是，对两种构境方式的解读并不会导致我们对其内涵的混淆。第二个方面，是作者在鲍德里亚研究中对构境论的方法和过程进行了非常自觉的实践。无论是在鲍德里亚本人学术思想的构境、与国内外同行和译者的构境，还是对鲍德里亚思想的批判性构境和作者个人思想的构境而论，张一兵都有意识地采用构境论的方法和过程来达到重新构境的目的。每深入一处，他都首先在他性镜像空间激活大量的学术记忆群，对相关学术概念进行塑形和挪用，通过逻辑射线的相交，完成构式、创序和筑模的过程，以形成自己的理论回路，达到话语异轨的目的，进而完成从自主性思想构序到创造性思想构境的飞跃。以下仅举两例加以说明。首先是对鲍德里亚本身学术思想构境的再认识。为了达到创造性地解构鲍德里亚思想的目的，张一兵首先对鲍德里亚与马克思和后现代思潮的理论关系进行了历史的审理。而他运用的方法，正是从考察鲍德里亚的历史文本和他性理论资源出发，通过这一过程的分析对鲍德里亚进行重新定位。张一兵发现，在鲍德里亚所有的作品中，《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真正属于后马克思思潮的东西，而后马克思思潮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这三个历史文本的他性镜像构架在表层上看与巴特、列弗斐尔、德波和索绪尔相关，而在深层结构中则与海德格尔、拉康和凡勃伦相联。鲍德里亚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是符号社会，他对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持否定态度的。鲍德里亚学术思想构境的真正理论来源还是莫斯－巴塔耶的草根浪漫主义，他的《生产之镜》是批判马克思的平台，而《象征交换与死亡》则是他实现原创性思想构境的出口，正是在这部著作中，鲍德里亚“第一次建构出自己的原创性逻辑空间，以拟像、拟真和模式生成等一系列新的话语能指和所指，编织出刻画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全新图景。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逻辑异轨。”（同上，29－30）由此可见，鲍德里亚的理论基根并非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后现代理论思潮。这样一来，张一兵对于中外学术界对鲍德里亚的定位问题就有了质疑的基础。其次，是张一兵与国内外同行和译者的构镜。基于以上的分析，张一兵认为，学术界对于鲍德里亚在当代西方思想史上的定位问题至少存在三种误识。一是学术界普遍认定鲍德里亚曾经是一位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而在张一兵看来，鲍德里亚不但“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同上，3），而且，他的学术出场“恰好就是从对自己老师左派政治立场的背叛开始的。”（同上）第二，鲍德里亚也不是一位“后现代主义”大师。因为“鲍德里亚不仅一直在鲜明地反对整个现代性，甚而也不遗余力地从根本上批判和拒斥全部后现代景观。”（同上）他自己也在公开场合宣称自己的学术思想与后现代无关。（张一兵，2010，7）第三，学术界对鲍德里亚思想中的关键性概念的差异性和变化性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张一兵认为，鲍德里亚在不同阶段使用过的一些相近概念（如象征交换、系列、真实等）并不具有同一性的内涵，而肤浅地将它们归于同质性概念“势必导致对鲍德里亚思想中不断变化的理论逻辑的同一性暴力”。（张一兵，2009：4）因此，有必要对鲍德里亚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定位进行重新思考。张一兵在这里提出的概念的流动性问题值得特别关注，他认为，即使是同一思想家的相关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文献、不同的研究话题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中都会发生细微的变化，考察它们的差异性和变化性正是创造性构境过程中所需解决的问题。不仅如此，他还对创造性构境过程中的概念的翻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对postmodernism这个词的翻译，他认为后现代是不能成为“主义”的，因为他们拒斥一切的理论逻辑构架，所以不能译为“后现代主义”，而只能译成“后现代思潮”或“后现代论”。（同上，3）而对于鲍德里亚的《物体系》一书的译名他也认为不够准确，因为鲍德里亚在书中并非是讨论人之外的物体或自然物质，而是意在探究已经落入人的工具性“环顾”世界之中的非自然客观对象，因此，应该译作《客体的系统》。（同上，5）而对于鲍德里亚所使用的关键概念simulacre与simulation,张一兵也与译者进行了深层逻辑上的构境。他认为，在法文的古语中，si－mulacre既有“偶像”之义,也有“幽灵”、“幻影”和“模拟”的意思。在鲍德里亚的概念词典里，他是指在一个人与世界关系的尺度上,着眼于一种走近对象终而消解对象的方式,因此，他认为译为“拟像”更合适。因为此词的多种中译中的“仿像”、“类象”和“拟仿物”中的“仿”和“类”,都与鲍德里亚论著中的第三阶段的无指涉物的拟真之意不符。（张一兵，2010：6）而simulation在法文和英文中都有“假装”、“模拟”、“仿真”和“假冒”之意,此词的中译包括“模拟”、“拟像”和“仿真”等；而张一兵认为，鲍德里亚选用此词的目的“是要表达自己一种全新的意境,即在工业文明之后人与世界关系中拟像的第三阶段,世界的基础生成为没有被拟仿对象的无根性的自我拟真之物，这里显然没有模仿真实对象之意”（张一兵，2009，6）,所以，他指出中译为“仿真”似有些偏差,认为译成“拟真”会更符合鲍德里亚当时的语境。（同上）由此可见，概念的流动和译名的确立还应该考虑与专业知识、研究内容、意义的深层语境和意义产生的历史语境的构境，这也是思想的构境所不可缺少的一环。

结语：构境与诱惑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发现，张一兵的构境论已经经过了从《回到列宁》时期到鲍德里亚研究时期的发展，从模拟构境到创造性的思考构境，构境论展示出了独有的诱惑性。我们还记得，张一兵在《回到列宁》一书中对回到历史事物本身的诉求，他从教条主义的解读视阈中抽拔出来，通过对拟文本、亚文本和生产性文本的构境式解读，还原了列宁“哲学笔记”的真实面目和列宁本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批判性地揭示了前苏东学界对列宁哲学思想的误读。在关于鲍德里亚的系列研究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张一兵在对鲍德里亚的反转式的构境解读中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史观的捍卫和坚执，以及他对“多向度”的思维模式的激赏。他以解读式的逻辑布展自己的原创性思想的方式，“证明了文本解读并非只是向‘作者本人’的一种简单的、本本主义的‘回归’，而是研究者和读者共有的一种创造性的、生产性的思想经历。”（张一兵，2008a：封底卡弗的评语）他对鲍德里亚的他性镜像理论、理论逻辑射线、理论回路和话语异轨的精辟分析，使我们有机会“回到”真实的鲍德里亚，在他与鲍德里亚的理论“生产之镜”中反观新的理论生产。他对于文本意义的异质性的追求和意义的不确定性的探究真正展示了他作为一个后现代思想家的魅力，因为思想的真正诱惑性绝不是追求一种具有高度操作性的阐释话语或同一性，也不是以表演的方式来实现思想的拟真和趋同，而是在创造性的思考构境中使学术成为一种充满诱惑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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