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书1972年修订版序言、导言①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十一辑

作者：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

译者：李乾坤

第二版序言

我在本书新版中较之于旧版的显著扩充和增补,较少是因为我这本书所遭到的批评,而是更多来自我在德国以及在伯明翰“马克思小组”内部所进行的紧张高效的讨论。②增补的目的因此不是为了反驳那些批评,对这些批评,我更愿意能够腾出时间,以集中的反批评的形式来反驳。本书在其最初的稿本中被限制得太短,以至于在其中甚至在理论上必要的东西都表达得太有限。这些东西在这里必须要被弥补。③吉塞拉·狄世纳和克里斯·贝泽尔对于我大量的批评和帮助,让我受益很多。

书的第三部分在这一版本中完全没有更改而被全部接受。原因并非这一部分不需要扩充和具体地详细解释,而正相反,这一部分尤其需要进一步阐释,以至于如果我要完成这一任务的话,就需要写一本新书出来。尽管有我所提及的缩减和抽象,我却没有脱离其所立足的一般原理。在这一形式中它们不再意味着一种单纯抽象的原理,对这一点我很清楚。然而我希望,通过一篇独立的文章来弥补这些缺陷,不会耗费太长时间。

伯明翰,1972年4月15日,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 Alfred Sohn - Rethel ,1899-1990)，德国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其哲学思想接近法兰克福学派。

序言

眼下这份研究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例外,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在其语言上,以及一部分甚至在概念上都偏离了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风格和术语。这是一种缺陷还是一种客观上的必然性,通过阅读尚不能够判断;这些创新在结尾处也许不会表现得像开端那么极端了。但是我承认,在表达方式上显而易见的矛盾一定会带来误解,尽管我不认为这些误解在这种情况下是合理的,我也相信,对这一研究材料的更进一步探讨将会是能站得住脚的。

研究本身关注的是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导向了马克思主义新领域中的主要部分,或者说,如果愿意这么讲的话,导向了一个补充性的辅助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将历史建造的一般建筑学清楚地阐述了: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以及物质基础构成了意识的上层建筑。然而他们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从低层建筑走向上层建筑的梯子的图纸。这一梯子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至少是一个光秃秃的但在形式上已经清晰可见的混凝土装置。还是打这个比方,为了建楼梯就需要在低层建筑上有一个可靠的固定,为了分析商品生产社会就一定要在商品的形式分析中寻找。但是这一形式分析,在其能够承担得起全部建筑之前,就需要一种恰当的扩展和深化。

当代企业的新颖与陌生因此就在于商品分析的变化了的探讨之中,因而也恰恰是马克思理论中一般被视为不可侵犯的基石的部分。也许在理论描述之前放一个简短的思想传记,来说一下这一不合常规的观点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并如何能够回到初始处,是不合适的。此外也许对这一古怪的事情做一句解释是合适的,对这一特征的在变化之中进行的研究到现在距离第一次问世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说起大概和一般的起源,基本的思想发展源自于我与恩斯特·布洛赫、瓦尔特·本雅明、泰奥多·W.阿多诺、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接触,以及受到乔治·卢卡奇、马克斯·霍克海默和郝伯特·马尔库塞的著作的影响。它开始于一战之后的几年,因而也就追溯到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兴起并在政治上失败的时代。这在今天罕有人提及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德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可以作为见证——受到那个时代的驱动,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是从德国革命缺场而引发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中发展而来。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回响着1918年圣诞节对王室的连续炮击声,以及柏林斯巴达克斯战斗的枪声。无论如何,就其带给我的触动而言,我知道,它是震撼到根基的精神,伴着这种精神,当时的人们奔跑着穿过大街,奔向街角,并在集会的大厅里生活,翻过这一页直到五十年后依然显示出余波。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德国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

早在1916年我还在求学时,就已经开始阅读奥古斯特·倍倍尔和马克思,后来被逐出家门,并在当时和海德堡的恩斯特·托勒参加了1917年的反一战学生运动。但不久后一切都失败了,革命来了又走了,最终只留下空荡荡一场,列宁的俄国偏离得越来越遥远,在大学里人们学到,它和马克思即便在理论上也并不完全一致,边际效用学说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甚至马克斯·韦伯都陷入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毒药之中。但是后面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在大学的课堂里才是敞开的,在大学之外则是热闹的精神——在其中除了已经提到的我的难忘的朋友阿尔弗雷德·赛德尔,他在1924年自杀④——这就是说事实上一切也并不全都那么糟。但是人们严肃地做些什么呢?我把自己藏在了马克思之后,并开始阅读《资本论》——是的,“读资本论”,路易斯·阿尔都塞,你是对的!⑤——带着一种决不容懈怠的愤怒。应该是用了两年,我在大学学业的背景下写作了与之相关的像小山一样的论文,以至于我可以背出《资本论》前六十页的每一句重要表述,研究其定义的特征,首先是它的隐喻的含义,试图探索它们相互之间是如何证明又如何相互矛盾。从这一操练中所得到的,就是对呈现在目前状况中的商品分析的确定性的坚定不移的怀疑。这越来越多地隐藏在马克思也未曾清晰阐明的分析之中。最终,凭借一种疯狂的专注,我开始领悟到,在商品的形式结构的最内在之中,可以找到超越性的主体。显然这是一个对于每个人都清楚可见的、毫无理性的、但没有一个人抓住了隐藏在文献堆之后的东西,然而我知道,我已经奋力抓住一条线索的开端,从这一开端出发,还没有看到终点。但是我所看到的商品形式和思想形式神秘的同一性,是如此的隐蔽,如此决定性地隐藏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结构之中,以至于我最初试图将它和其他的东西揭露出来的幼稚探索,更多还是致使人们将我视作一个无望的事件而放弃了。“索恩雷特尔的胡说八道!”就是带有稍许同情的最终的判决,比如阿尔弗雷德·韦伯对我所做的大量的批判。在这一环境之下在学界谋职也变得不可能,结果就是我始终保留了我的观点而做一名旁观者。只有后来个别的和我一样处于外围的思想家,持一种类似的认识在其灵魂之中生活,没有一个人像阿多诺一样向我致以了同情,他在其思想之中以其特有的方式寻觅到了这一真理。他和我大约在1936年达成了相互理解。只有他自始至终将商品分析视作完全不同的东西。即便是与他的接触最终还只是一部分的,我对我真理线索的发展是独自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不是没有停滞和长时间的中断,因为谋生等可以想见的原因。那些中断和正常的遗忘的时间,日积月累甚至也积累为更为持久的具有推动力的理论努力,在其中我自己的事情逐渐发展为一种完美和澄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作为反纳粹的流亡者而抵达了伯明翰,在那里我遇到了乔治·汤普逊教授这一非常特殊的人,在他那儿我发现,他在完全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东西的情况下,而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认识到了哲学和货币经济学之间的形式本质的联系,也就是在对古希腊的研究之中。和他在一起我们也展开了合作,但是一份形成于1951年的分量很大的英文书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唯心主义认识论批判》一书在经过了持续的努力之后最终未能发表,因为在他的眼里这本书对于党的出版社来说太过非正统了,而对于资产阶级的出版人来说又太过激进了。

作者：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

译者：谢永康、侯振武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3

总之我一共只有三篇短文章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关于马克思的方法论的,发表于《现代季刊》,第3卷第1期(1947—1948年冬),这一篇文章在本书中被扩充为附录二,另外一篇是在洪堡大学的小圈子里作的一篇讲座报告,名为“商品形式与思想形式:对‘纯粹理性’社会本质的研究”(洪堡大学学刊,人文与语言学专刊,R.X.[1961]),最后就是在《今日马克思》杂志上发表的《关于知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表于1965年4月。乔治·汤普逊在他1955年在伦敦发表的大部头著作《最初的哲学家》[此书东德版本被译为“最初的哲学家”(DieerstenPhilosophen),学术出版社1991年]一书中从肯定的方面强调了我的理论,遗憾的是西德学界几乎完全无视了我的研究,一部分因为反共产主义的老顽固,一部分因为反对对马克思著作通行理解的假绅士。在他们的困难中,情况是够可怕的,至少在语言上要清楚直接地坚持,而且不要忘了,而马克思主义最终还是与工人阶级有关的!

我亏欠我的妻子约安太多太多,这是无法偿还的,没有她的牺牲和忍耐,我的著作就无法获得成功。

导言

本研究建立在这一确信基础上:为了阐释清楚我们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开端。这种广阔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向前走,而是在其中更为深入。为何我们时代的本质问题会导致这些困难的原因,是我们的思想还不够马克思主义,在很多重要领域没有搞透。

我们所处的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在其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已经提上日程。与之相反马克思的时代还完全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之中,而这一走向终结趋势的社会形态也达到了它理论前景的边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按照马克思的指涉就意味着人类前史的终结,也就是说从自然形成的人类向自觉的人类的发展过渡。为了理解自然形成的社会形式,特别是其最后的资本主义阶段,首先需要对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构造之间因果性和相互影响有准确的认识。社会基础如何决定精神的上层建筑并唤出不可或缺的“生产过程的精神力量”(MEW23446),在《资本论》中无疑有数不尽的线索,但是意识形式的问题并不位于核心,没有构成马克思主要著作的首要部分。然而这一问题是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我们谈论精神的力量,因为比理解意识形态的意识构造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一个自觉的社会的可能性来说,对现代技术的本质及其自然科学中的理论基础的一种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自然科学及其认识形式的问题自马克思开始就被放入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范围之中。在1859年著名的方法论指导原则中,科学是未被提及的,尽管它应该被构成为一种自身能够提出科学性要求也被赋予权力提出科学性要求的思想观点的指导原则。在马克思那里,他自己思想的科学性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并将这一观点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路径之上锚定在历史之中。然而自然科学则既不算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也不算做社会的基础,而停留于一种没有开端的历史性之上。在《资本论》之中提及自然科学的地方,它们内在的理论可能性是和自明性的外表一起探讨的。这种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论问题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忽略,导致了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在思想上问题巨大的两面性。一方面,意识世界为现象曾提供了什么、正提供什么、将会提供什么的问题没有任何论述,没有在其历史性中被理解,并辩证地以合乎潮流的方式来评价。相反另一方面,我们在逻辑学、数学和客观性的问题中在基础上错用了无时间性的名词。因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就是在历史真理上的唯物主义者,而唯心主义者是在自然真理上的唯物主义者?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在一种时间本质地参与的辩证的真理概念和一种关于非时间性习惯的非辩证的真理概念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断裂?

在马克思自己的思想之中这种不相容的思想方式的二元性不居统治地位,当然是不需要强调的。马克思早期文献中相反的证据,一直到《共产党宣言》之中,都有许多可以证明这点的。⑥在这里我要提及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杰出的研究《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在其中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被提及了。⑦即便马克思也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前言中说过“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他的研究方法建立在它能够是这一真理产生效果的基础上。然而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没有给出必要的解释,来防止他的继承者和追随者分裂为两种矛盾的真理概念,一种是在历史的理解上是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另一种是非时间性的,即按照形式在自然认识上是唯心主义的。早在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的著作中和《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这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即便因为实际上单纯的修饰特征而也许更为间接一些,而在辩证法上就十分贫乏了。

对马克思思想中的这种二分性(Zweigleisigkeit)的责难并不是一种没必要的对细节的拘泥不放。对这一问题的克服在当今时代来说,是一个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切身问题(Lebensfrage)。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社会成功地融入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当代发展之中。当自然科学的思想形式和生产力的技术角度自身根本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式中脱离出去的时候,这样的吸纳也就无法成功。这样,今天的人类就不会走向社会主义,而是会走向技术统治,在这样的未来中,不是社会统治技术,而是技术统治社会。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够将占据统治地位的自然科学认识学说的非时间性真理理论驳倒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立场而被废弃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而这不仅是对于在西方世界能产生的作用而言的,在西方世界里技术统治的思想已经可以用实证主义来证明⑧,对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作用还很有限,在这些国家技术统治沉湎于“辩证唯物主义”之名当中。

自然科学的认识形式及其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起源的解释,因此位于这样的领域之中,为解决它,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更为广阔的开端被视为必要的。另外一个理由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理论,它们历史性的分离和它们可能性结合的条件的欠缺。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论及“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前提条件时,说道“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就马克思而言这种对立的消失是作为条件的,但如果在此之前没有解释其历史的成因的话就是不可理解的了。然而马克思的理论在这一问题上却没有依据可言。实际上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存在于阶级社会和经济剥削的整个历史之中。这种对立属于异化的现象,在此之上剥削的存在就如植物之于氮气一样。然而为什么对于一个统治阶级来说,或长或短地始终服务于它所需要的脑力劳动的特定形式,就绝不是显而易见的了。尽管其根源与阶级统治的原因显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每一种脑力劳动也都需要一种特定最小程度的对脑力的依赖性,来供统治阶级运用。即便是脑力劳动的担负者,例如神职人员、哲学家或者科学家,也不直接等同于统治的首要受益者,他们为这些统治者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脑力劳动的客观认识特征,也即真理概念自身,随着脑和手的分离进程而出现在历史中,这在它那一方面是社会阶级分离的构成部分。对智力方式认识的客观性与阶级功能因此在本质上是联系在一起,也只有在他们的联系之中能够被认识清楚。对于一个现代的、立足于更高技术阶段之上的无阶级社会的可能性来说,从这一事实情况之中可以得出什么线索?

这一问题导向了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还未提及的另一个需要。到底在一个阶级社会和社会的无阶级性之间的关键区别是什么?两者都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形式,但是这种一般概念并未给我们提供决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区别。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特殊的和明确的社会结构(不是意识形态的)标准,在此之上一个无阶级社会在其本质性区别中清楚地和一切阶级社会区别开来。

在这里提出的三个问题群是内在关联的,而它们所连接的部分,就是社会综合(diegesellschaftlicheSynthesis)。在这一处于所有我们进一步论述的中心的概念之下,我们理解了在不同历史时代里,中介了人和一个可延续的社会的定在联系(Daseinszusammenhang)的功能。社会形式是如何发展和转换的,以及是如何将人之间劳动参与的依赖性之中的多样性整合为可延续的整体。

每一个社会都是众多人之间在其活动之中建构起来的一种定在联系。对于他们的社会联系来说,人们所做的是更为首要的,而所想的意义是次要的。他们的活动必须相互产生联系,从而构成社会的一个部分,而这种联系必须揭示出同一性的一种最低限度,在此之上社会才能够表述一种功能作用的定在联系。行为相互之间的联系可以是一种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但是它是不可或缺的,在社会没有变得有功能作用、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没有瓦解的情况下。以一种最为普遍的方式表达的话,就是社会每一种形式的一个存在条件,也就是我在社会综合这一名称下所要把握的。这一概念不过就是马克思社会形态概念中的一个特殊部分,确切讲是一个特殊的结构化部分,就是它促使我在漫长的岁月里研究历史思想形式,将之作为理解其社会局限性的重要前提。在这一概念的帮助下,我能够形成基础的认识,即一个时代的社会必要的思想结构,与这一时代社会综合的形式有着最紧密的形式上的联系。在这种社会综合中根本的变化会出现,当行为的方式改变了,行为的方式相互之间的联系承载了人们的定在联系,例如这是否是生产性的或消费性的活动,在其中人们与自然处于交换关系,或者在人与人之间的占有行为上,这在哪些自然交换的背后进行,并拥有剥削的特征,即便它采取了商品交换的相互形式。这种区别使我们有兴趣在接下来去研究,社会综合概念如何通过其方法上的作用来证明它的合法性的。

因此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实质联系,这也是接下来要去研究的,在这里首先列出其主要轮廓:

在商品生产社会中货币构成了社会综合的承载者,并且为了这一特定形式特征的功能而需要最高的抽象程度,这一抽象程度必须符合对所有在这些社会之中事实上的或者可能的正在发生的商品和服务。这种从使用价值中抽象出来的形式特征,其为了社会功能的目的而必然附属于货币,然而在货币之上却不会有表现,的确,它能够作为纯粹的形式抽象而根本不能“表现”出来。在货币之上表现出来的,是其物质,其版式以及印在上面的符号,也就是那些使其成为一个物的东西,从而可以使人放在口袋里,支付和收取。但是使得一个物成为货币的,在价值以及“价值抽象”的语境之中,则是那些除了是它看起来、摸起来和清点起来如何的东西,是本质上不同的东西,也就是那些按照其本质是纯粹形式的并且是最高程度上普遍性的即达到抽象阶段的。现在,在本文章中所出现的独特的命题,就是构成货币的社会的—综合的功能的抽象形式要被分别证明出来;并且当这发生的时候,要作为在商品生产之中的或者说货币中介的社会中变得必要的思想认识功能,作为最后的组织原则被证明出来。它是构成了古代哲学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的概念基础的认识原则,也是我们可以因其简单性而用自康德以来变得流行的“先天范畴”的标签来标注的。这些范畴因此可以说,按照思想的社会化形式——每一个有足够的智慧和训练的个体都可以胜任——使用一个在概念上独立的为社会思考的智力和理智。然而对于个体自身来说,特别是现代的个体来说,他社会化的思想相反表现为他的成就,按照起源尽管是神秘的(神赋予的也是由神来否定的),按照其逻辑却是自主的,来自于他们自身的“我思”(egocogitans)。与我们的解释相应,这些范畴是社会地预先塑形的,因而正如它们以一种完成了的(但也正因此也长期没有直接被确定化)形式给予个体,因此事实上“先天”(apriori)范畴对于这个社会的所有个体来说当然也是同一的。康德知道,这些范畴是被预先塑形的(vorgeformt),但是它将预先塑形的过程(Vorformungsprozeß)错置进意识之中,作为一个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无法被定位的、幻觉一般的“先天综合”。事实上,抽象范畴的这种预先塑形的综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只有特定的、明确定义的社会形态才能表达。在货币上,更确切地是将在它的社会综合功能上,附着着一系列未被认识的肖像的相似性(Porträtähnlichkeit),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凭借“先验主体”,特别是形式特征,也许它可以使货币通过一切货币的差异而在功能上普遍化为唯一的。一次性装备上“纯粹理性”的这种社会产品,人会分裂为一种混乱状态,这种状态凭着“他的”智识的一般的脑力劳动和凭着他的身体的个体体力劳动而以一种方式体现,它们的联系对于人来说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事实上“人”也会分解为知识分子和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知识分子(以伽利略为代表)在方法论上被塑造成为客观认识的器官,在自然问题上,知识分子必须将社会掌握为自然的历史进程,但知识分子却忽略了社会。康德的哲学以戏剧化的方式变成了必然错误的意识,尽管无损于他科学的自然认识论的有效性。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这种宣称“纯粹理性”的历史本源来自社会的预先塑形的举证责任,首先在于将附着在货币之上的抽象形式分别厘清。必须指出,这种形式事实上与近代以来以数量来表示的自然认识的组织原则,例如在其经典的牛顿式的形式中的原则是相符的。因而这必须由一个在康德那里功能相近的范畴的社会分析的“先验分析”其中的一个才能完成。借助于这些充实了马克思的论断,这一论断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准确地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即“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他的存在,而是相反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的意识”,这是更精确的表达。

货币是一种二分(Abzweigung),确切讲是一种本质上属于商品形式的交换的相互占有关系的物的自我独立。论证的任务因此在于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以及在《资本论》开篇中重新删减的商品分析的拓展和重新组织。我们说“删减”,因为我们注意到在马克思手稿中的商品分析,与后来关于商品分析的不可动摇的统治性的意志相反,既不是完善的,也不是在所有的部分中都是无懈可击的。对马克思商品分析具体的批判可以在本书附录中看到。马克思第一个发现了商品抽象的现象,并认识到了和描述了它的基础意义,但是马克思却没有对商品分析之中包含的形式特征具体地加以分析。马克思将他的发现按照其经济学内涵的方面加以剖析了,也正符合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但主要也就是在这一方面了。马克思没有探究商品分析的认识论内涵,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赞同于尔根·哈贝马斯,继承自黑格尔的马克思对认识论的忽略,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来说更多是一个缺点而非优点。

尤尔根·哈贝马斯

无疑我们看到了德国古典哲学与传统的研究方式,甚至与哈贝马斯的观点很不相同的,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立场。为评判这些立场,我们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当做一种尺度。为估量这一尺度,认识理论代替了一个重要的唯物主义兴趣,只要其能够帮助理解这种分离。但是在一种唯物主义的认识理论中,在没有考察其所属的与体力劳动的关系的情况下,“认识”也无从谈起。只有作为一种与体力劳动相区别的活动时,人的思想才能够激起哲学的兴趣。理论哲学恰恰产生自这种分离。康德关于“先天综合判断”的提问在全部资产阶级哲学的内容之外还保留有合法性的意义,即一种对于生产过程是足够的,然而不依赖于体力劳动的自然认识论是否是可能的。脑和手之间的分离与社会的阶级分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生产技术的源头存在于工人之中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一种不具可能性的事。它以来自其他源头的一种自然认识而非体力劳动的源头为前提。这样理解,康德的问题就与马克思的研究相并列了,即作为资本利用过程的生产是如何可能的,生产,也即按照法则并非生产的生产,而是交换的生产,与此同时交换按照内容并非交换的交换,而是对剩余产品的占有。

康德的思想方式仅仅作为资产阶级哲学时才会遇到二元论的责难。而这种责难却可以为这种思想方式带来荣幸。资产阶级世界的真理如何能够以一种不同于二元论的方式来表述呢?黑格尔在其中认识到了虚假性,并试图超越资产阶级的局限。这正是黑格尔的伟大之处。但是只有通过对认识理论的排除,也就是通过实在,才能达到超越资产阶级世界的统一性。他带来了一个在其中批判的哲学思想可以固定住的反题,通过程序性的执行可以带来辩证法的瓦解。辩证法在发生着。作为可能性的问题它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发生是纯粹哲学的,对世界的把握也是通过精神的唯一工作,在严格的“内在性”(Immanenz)中完成的。这种辩证法因而也只是在精神的幻觉中完成的,甚至在这种幻觉中最终仅仅对于不变的资产阶级世界及其国家才是有效的。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如果黑格尔的综合是对的,那么它也就是错的。”(WenndieHe[1]geischeSynthesisstimmte,sowäresiediefalsche)在排除认识论这一问题之上,马克思主义的确没有继承黑格尔的旨趣。马克思主义的旨趣是相反的。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必须与对认识论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这两者是并行的,而非谁在谁之上的关系。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形式解释,也就是说对它的“批判”,以及对认识形式的历史解释,也就是对内在虚假解释的批判,是两个彼此独立的系统任务,两者相互之间不能够替代。尽管他们是产生于同样的历史根由之上,经济学和自然认识论彼此是完全无视的,并因为它们各自特殊的逻辑和自身的必然性而互不依赖。

从最一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就是一方面是经济的、另一方面是智识的一个过程,两者看起来是偶然的过程,但是实际上是必然决定的历史同时性。作为商业革命的结果,封建主义走向终结,并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开端,生产所面临的任务,只有通过社会化的完成才能够解决。生产对于中世纪的手工工匠来说,不仅要超越他的经济资源,在文字的意义上还要超越头脑。对于火器、更发达的采矿术、冶金、筑城、港口装置、远洋航行等等技术来说,个人手和脑的统一的辅助,目测的辅助,和个体单独的劳动一样作用有限。个人手和脑的统一被打碎了,从而为他们社会的分离创造了空间。手工劳动变得需要合作,并在更大程度上社会化,但更片面的手工劳动也更要求“资本的集聚”。脑力劳动经受了向精确科学的计量化方法的转变,也就是说,向一个社会化头脑的转变。社会化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以及社会化的然而片面的智识科学以同样的比例发展,凭借一种本质的联系,其秘密隐藏在作为基础的社会综合的形式和功能之中。

《资本论》分析和描述了这种欧洲的总体发展的经济方面,在实质上足以理解一个还完全由单纯自然形成的因果性的辩证法统治的时代,这一时代在它的经济学及其他科学来说没有共同的概念命名。但是自马克思的时代终结以来,大约自1880年以来,社会综合的整个局势都越来越多地根本地转变了。社会综合可以在这种劳动过程之上的交换过程的变化中把握,并在两种方式矛盾的并存中起作用,在这两种方式之中,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再能够统治社会的过程。在综合的不同基础之上,在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的社会化之间的对立是隐蔽的。这些随着如此深刻的变化而导致的问题,只有当人们努力得到能打开理解总体发展通道的钥匙时,才能够解答。从前文中应清楚的是,本研究完全不同于我的一些批评者所认为的一种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文章。⑨我的研究试图达到的有限得多,推动服务于意识解释的社会化的存在分析,使作为颠倒的意识形态的问题,转变为那些深化的存在理解的一个问题。意识特定的基础形式问题应该成为社会存在变化的支点。这首先适用于意识现象,其按照传统的尺度构成了认识论的首要问题,也就是社会化的必要思想形式,数学的客体认识的可能性依赖于它。这一思想形式的关键推论,被视作对我们社会的存在理解在方法上是意义重大的,如果对我们来说,来自社会存在的那些不可或缺的思想形式的一个推论不成功,那么我们对这种存在的理解也一定会是不准确的或者不完美的。“如果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不符合于这一标准,那么它在任何一个社会存在变化的地方都不会符合。它将在社会的存在中的对它的历史理解中,证明那些分辨不清的剩余。两者相互决定。”⑩因此我想强调的就在于,在这里所进行的殚精竭虑的分析可以作为马克思商品分析的补充和发展来理解。

显然,通过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更为发达的发展阶段,就是将其作为一个要超越自身的过渡阶段,其结构和社会存在建构的特定角度是全新的。在深入的相关特定考察过程之上运用更具确切性的分析是必要的,正如所有那些与认识现象有关的考察过程一样——这些考察过程在马克思那里还被描述为相对边缘的和形式主义的,也包括经济基础的特定方面如劳动的可计算性,及其决定性的改变的更为普遍的意义,或者归根结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确切联系,假如这些是在变化之中被把握的,比如思想和认识的形态在我们技术的科学化的时代里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现象,也是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中必须要被弥补的,还要提及的可能性是,当人们不再紧盯着马克思表达的文本,而是试图将马克思思想的原则化作己用,因而马克思的设想从其自身的流动的形式安置到生产的运动中,遵照历史自身的发展,在一个自觉的社会控制的内在必然性的方向之上。

在这一视角下才可以评价本研究。这一分析领域将会越过马克思的论述而扩展为对于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生产性进展的起始点和开端。为了使这一努力在其缺陷外还能够获得其成就,应该有一定的理解和接受的意愿,此外,它自然是一种冒险行为,将一个在精神上和马克思一样有如此巨大的体量和全面性的理论,推广到其创造者的禁区之上。不是因为马克思的生产能力不够,而是因为历史已经走出了他所面临的局面。今天,不能将马克思的著作当做经文的集合一样内在于他的原文来解释,而不多关注历史的进展。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再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那他们也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接下来的研究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商品分析的进一步拓展和根本上的体系化。第二部分则试图探讨认识史的特殊里程碑。第三部分探讨的是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社会综合的根本变化。

注释

①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一书的最终版中,1972年以前原书中的序言和导言都被删除。

②SiehePolitikonNr.35,SopoNr.12,ArgumentNr.64undNeuesRotesForumNr.4/71.

③主要的增补有:导言结尾。在结构上增加了第五章“经济学与认识”。记忆关于原子价的一部分。对商品生产基础上的自然概念的增补。关于古典占有社会的重要增补以及一段重写,还有最后的,但不是不重要,对于附录 A的全部重写同样也值得提及。大量细微的是一些详细的阐释。

④他的遗稿由普林茨霍恩以“作为灾难的意识”为名出版。

⑤这句话原文是法文。———译者注。

⑥尤其富有启发性的是1849年手稿中涉及自然科学的地方,特别是121ff.页(MEGAI,3)。它显示出,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中自然科学最初是包括在内的。

⑦发表于《法兰克福社会学丛刊》,1962年。

⑧ “实证主义是一种哲学的技术统治”,霍克海默在《理性之蚀》(1947)中说,第59页。

⑨参见:HelmutReinicke,论索恩 雷特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构,Politikon,Nr.36,19714/5。对这类问题需要提出来说的是一些在我这本书的框架中没有讨论的问题。顶多是在其作为意识形态和作为科学的差异性之中的机械思想的强调,在我的书的第二部分提供了在这一方向上的特定讨论点,但是恰恰在这一问题上,Reinicke鲜有提及。

⑩参见我的文章:《商品形式和思想形式》,Ffm.1971,S,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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