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政治

本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4辑）》

本文译自阿格妮丝·赫勒1994年出版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一书的“种 族 政 治”（The Politics of Race）一章。

作者简介：阿格妮丝·赫勒，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的学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生前长期担任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哲学教授。

译者简介：王思雨，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人类诞生之初就有种族的存在，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种族特征。社会动物王国的存在几乎贯穿我们的历史，我们即同种族人，从价值负载的意义上区别于世界其他种族的人群，而外族人总是以威胁的面目出现。最开始我们表现得热情好客，主要是面向同族人而不是外族人。进步和启蒙概念的崛起，意味着我们不仅和宇宙划清界限，也与自然界划清界限。所有留在分界线这一边的人都不再具有种族意味，他们被理性提升为人性（人性在这里是一个比喻性的种族词汇）。现代性通常对身体怀有敌意，但它也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至少在言论上是这样的，那就是对不同种族一视同仁。从某个特定的时间点开始，现代人不再留意身体上可以被自然分辨的种族标志。当然，在西方国家，你有充分的理由以怀疑的态度看待这种突然的宽宏大量。在殖民地，白人天生具有敏锐和正确的色觉，对他们来说，所有其他种族仍然是非人类的或者是人类的候选者，即原始人。肤色的差异以及其他身体上的差异被理性和人性所吸纳，因此，“集体差异”被赋予了同质性，但是具有“差异”的群体则不太愿意接受这种说法。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种族主义相比，这仍然是最好的安排。后启蒙运动时期的种族主义既古老又超现代。它之所以古老，是因为它追溯到了最原始的历史时期，追溯到了我们都是种族的状态。它是超现代的，是因为它看穿了进步的自我欺骗。对于第一位生命政治家来说，计算人种、肤色的公式是一个骗局，唯一的现实就是写在或投射到人身体上的差异，这个差异必须被分级评估，但是后启蒙世界也找不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无视肤色，但是不祥之兆已经出现，今天，生命政治对种族差异狂热崇拜，悬而未决的争端再次出现，这表明我们既生活在希特勒死后的胜利中，同时也面临着种族问题的新变种。

希特勒死后的胜利是不完备的，种族政治在民主环境中粉墨登场。那些采用“民族”“文化”“仪式共同体”甚至“部落”等称谓的群体代表，以种族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参与制定的文化政治决策，他们在几个关键问题上作出妥协：首先，他们正在执行严苛的生命政治，虽然他们不能公开地将身体上的差异转化为基因钥匙，但是他们的集体身份可以从其身体上解读出来。双重标准在生命政治中被广泛使用，例如对于一个种族激进分子来说，他们不会接受自身种族智商低下的贬低，但却贬低其他种族智商低下。第二，在当今的政治中，一个种族在政治领域中的入场券，是放弃对其他种族的等级评价。我们必须对平等的普世理念表示敬意，虽然大多数都是口头上的敬意，这导致了后现代种族政治内部的许多混乱，其武装分子不被允许使用“血统”这一自然术语。第三，这些种族代表必须默默支持“精神性”的去归化并用权利的语言表达他们的不满，至少以一个小小的叙述将他们的故事历史化，而不是坚持他们最初的神话传说。如果他们不愿意遵守这一点，他们就输了：看看唯一顽固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例子，也是没有竞争力的种族的例子——吉卜赛人。无论是多么小的叙述，其理论和范畴框架都进入了完全不同于种族词汇特征的世界。平心而论，种族政治对启蒙运动的反抗是非常有力的。一旦差异被明显地写在身体上，任何粉饰、启蒙都无法抹去它。因此，带有这种标记的人就被剥夺了民主权利。民主秩序是匿名的。自从贵族和平民不再有服饰和武器的区分，我们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同样光洁无瑕和寂寂无名，在人群中并不会受到特别的关注。匿名状态即获得了不受公众关注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保护，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事，不必受到监视。被约束和惩罚是民主的噩梦，这是一种前现代社会的上层阶级感受不到的恐惧，而被公开的模仿是我们保护自己不受恐怖影响的方法之一，这个方法并不适用于那些身上带着种族标志的人。当然，如果某些群体不具备自然的种族标志，他们的敌人也会发明人造标记，使他们得以被区分。

无论注视标记携带者的目光多么温和，他们总是感到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他们的身体似乎是不断产生秘密惊喜的源泉，其他人好奇的眼睛想要一探究竟。在艾德·麦克贝恩（Ed McBain）的一部惊悚小说中，一个女人问她的黑人情人：“你出生的时候是白人吗？”这类问题在我们的空气中弥漫着，大多时候它们被理智抑制住了。现代性创造了一个专门的术语来应对可见的标记，即异国情调。然而，这个术语只能合理地适用于个人而不是群体，只有外族的个体才可以构成一种版本的怪人并在一个宽容的环境中被接受，这是因为身体外部标记的携带者在他们共同的栖息地之外是不可能隐形的，外族人想要将外来的目光拒之门外，就必须活在自我的世界中，对他们来说，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相互不区分肤色充其量是一种仁慈的自欺，主张精神和肉体的完全融合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种族并拥抱生命政治。 

种族政治在民主环境中的突然出现标志着希特勒的胜利。基因对种族的自我定义可以伪装，但它仍然存在，它的存在重新唤起了人类对外族人的古老的敌意。左翼激进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对用复杂的论点建立宗教暴力的自信负有责任，例如萨特为法农（Frantz Omar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写的序言。①然而没有必要进行这些智力练习，如果一种特定政治的关键是身体上的可见差异，那么对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刺激和紧张，缓解紧张的最好方法就是暴力。无论如何，种族间的对话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从这种毫无意义的对话中什么也学不到。文化是可以学习的，然而遗传基因则无从学习。既然没有人能洞悉或盗用他人的基因身份，剩下的便只有维特根斯坦的建议了：“对于不能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自我封闭的选择在这里被认为是生命政治的主要危险来源，也是每一种种族政治的平常态度。

维特根斯坦（1889-1951）

种族是对文化和历史的否定。这个词表明人性在抗拒变化、历史教训和道德教化。西西弗斯式的努力只能在文化层次上为种族戴上一个又一个的装饰品，但是这些装饰品可以突然被扔掉，就好像所有过去的工作从来没有存在过。这就是为什么种族战争中突然呈现的未开化的兽性，总是让不熟悉现代种族政治特征的观察者感到惊讶。但是选择将种族作为政治决策的核心，意味着文化和历史性在人类社会中的禁忌力量被削弱，阻止我们超越恶的机制也被摧毁。没有必要用宏大叙事和救赎性的结论来承认变革是有意义的。拉丁格言“时间的变化”把时间和人类分开得太明显了，在海德格尔之后，我们可能会想到自己是变化的时间，即使我们不赞同普遍进步的理念，我们作为行动者所做的改变对人类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所有的现代人都想保留历史变化的教训和成就，并将其作为他们人性的组成部分，这就是现代人区别于前现代人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种族没有历史，它确实有感人的、令人震惊的宏大叙事：简而言之，它有神话，而历史与神话的冲突并不是实证性、理性与非理性之争，阿多诺也告诉我们，不论如何，理性会变成神话。问题是种族的神话总是在一个特定种族的不宽容和排外的意义上产生的，它不容忍任何其他故事的存在，自由的个人无法在这个保护伞下生存。 

值得玩味的是，种族政治非但没有向当今的政治文化让步，政治文化反而被广泛地种族化了。最痛苦的迹象之一就是，在发生地区冲突的时候，各民族群体是完全没有外部身份的标志的，其成员很容易彼此误认。在一个中立的语境中，各民族群体的差异仅仅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起源。即便如此，他们也拒绝与对方对话，从一开始就宣称对话是毫无意义的，“对方无论如何也无法掌握我们的本质”。他们回避彼此的存在，这不完全是一种害羞的心理机制，也可能是强迫人口转移或进行种族清洗。他们把自己的历史归为独立的故事和特殊的创世纪神话，他们不断地自我封闭，在差异这个方面不断重新创造种族和种族化。强调他们与其他种族的不同，新的种族不希望互相了解甚至不希望了解到与其他种族的不同，于是他们唯一的交流方式就是敌意。

民族冲突的种族化是一种身体战胜精神性的可怕的胜利。政治的种族化趋势是福柯笔下的现代性图景。

注释

①Preface by Jean-Paul Sartre to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