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妮丝·赫勒：生命政治何去何从？

本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4辑）》

本文译自阿格妮丝·赫勒 1994 年出版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一书的“序言：生命政治何去何从？”（Prologue: Whiter Biopolitics?）一章。

作者简介：阿格妮丝·赫勒，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的学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生前长期担任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哲学教授。

译者简介：王思雨，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放弃宏大叙事，解决现代性内部矛盾，新世界将维持暂时的、局部的平衡，没有这种平衡，现代性就无法生存。如果我们坚信多元文化区别于激进—革命的乌托邦，事情就会容易一些。事实上，现代性作为一个整体一直在用摩尼教的方式思考：它一直在玩弄一种巨大的错觉，幻想一劳永逸地把折磨人的二律背反抛在脑后，如果不采取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现代性是否还能保持活力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新版摩尼教思想是最近产生的一个假设——极权主义从制度上废除了我们的自由和民主。童话故事告诉我们，一旦极权主义的巨龙被击败，自由就会永远得到保证。目前的分析证明，一旦极权主义掌权就会给自由带来致命一击，生命政治从民主的内在弱点中孕育出了各种各样的极权政治类型。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长期的任务，那就是重新定义我们的自由并一次又一次地捍卫它们。

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与托马斯法官（Judge Thomas）在限zhi言论自由方面所表现出的热情稍有不同，他写道：“在一次关于政治正确的演讲中，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坚称，演讲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它总是利用一些假设的概念且使得它们相互冲突。费什拒绝了为构成性言论进行自由辩护的可能性。他坚持认为任何辩护都是工具性的，审查政治不正确的言论比自由更好地服务于工具性的目的。”①但是自由的工具理性是极权主义左翼的知识基础。此外，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有他们“假定的善的概念”，言论自由和我们所有的自由都不得不屈服于这种观念，直到“假定的善的概念”完全消失，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集中营的现实。如果有人反对，说这与校园里为种族主义或性别主义所做的辩护相差甚远，那些政治正确的提倡者并没有明显的意图。我们的时代提供了理想的观察材料。我们从中学到，迈出实现自由的第一步是多么容易，但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到了骑虎难下的局面。此外，不止有一只老虎，极端的生命政治不止有一种。在过去十年中，在冷战的最后一个紧张阶段，生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保守派的，它倾向于接受左翼的观点。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又看到了具有压倒性力量的右翼生命政治的出现，北美有一支强大的“生命权至上”的队伍，他们倾向于将各地的种族和文化差异进行种族同化。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抱有幻想：右翼生命政治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同样有着“假定的善的概念”来限制我们的自由。

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1968年8月5日―），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前主席老勒庞（让-玛丽·勒庞）之女，现任法国政党“国民联盟”领袖

工具性的自由与自由的本质相去甚远，这引发了极大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具体背景是现代性时钟的摆动，它使得身体再次回到羊圈（fold）中。

对身体的重新定位是在后现代两种对立价值的交叉火力中进行的，一方面，现代人永远不会放弃这样一种信念，即他们的自由是一种自我建构（“精神性”）的价值，这种价值不能始终以身体为基础。另一方面，他们不再对身体与灵魂的最终融合抱有过多希望，不再为了身体的完整性而牺牲自由，传统政治和生命政治在现实的碰撞的过程中可能会破坏自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签订了一份性行为契约，而且还起草了一份关于自然、性别和种族差异的权利宪章，即便有些权利早就应该得到承认了。

注  释

①罗纳德·德沃金：《禁止立法：苏利文案与第一修正案》，《纽约书评》第39卷第11期，1992年6月11日，第 55-6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