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政治【1】

阿格妮丝·赫勒【2】

(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从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疾病的隐喻》【3】一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疾病经常以隐喻出现在我们的文化中，健康也是如此。作为隐喻，疾病的意义反复发生变化。结核病是民主时代的精英疾病，这一隐喻突出了文化贵族在资本主义时期短暂而脆弱的存在。相形之下，癌症的隐喻来自大众民主时代，它是一种轮回生命的表达。【4】在索尔仁尼琴《癌病房》中也可以找到癌症隐喻。这部小说是关于集体疾病和个人康复的故事:极权主义正在遭受晚期癌症的折磨，大量民众死于这种疾病但是也梦想着这种疾病能够得到缓解。在后弗洛伊德主义作家萨特的笔下，神经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隐喻，他认为这个隐喻具有解放含义，即身体从精神性的看守中解放出来，其次还隐含着艺术能量，于是就有了关于古斯塔夫福楼拜的描述:有精神病的艺术家。最后一个不太常用的疾病比喻是艾滋病，到目前为止它的各种含义还没有完全清楚:在一个保守的版本中，它被认为是上帝对过度宽容的社会的惩罚，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是关于社会的隐喻，这个社会对科学投入了太多的信任，但是面对艾滋病，科学依旧束手无策。【5】19世纪的社会主义从波希米亚人手中抢走了结核病的形象，把它变成了野蛮资本主义统治下工人状况的隐喻表达，由此，结核病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的有力工具，无产阶级的黑暗、感染肺结核的小房间与社会主义充满阳光的未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阳光可以杀死肺结核的病菌，共产主义通过行动杀死肺结核病菌是一种秘密的政治化疾病隐喻，共产主义自诩是健康的原则，与生病和颓败的是对立的。卢卡奇也说共产主义是他的疗养院，治愈了他严重的头痛。对于激进知识分子来说，精神性的政治化等同于治疗疾病的政治疗法，譬如希特勒的吗啡瘾在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行动之后变得非常强劲，斯大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日益严重的神经质酗酒，这些都是政治疾病。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有意识地把他吸毒成瘾的故事和他的政治疗法作为一个教育隐喻。在法西斯主义中，血液、基因库的感染是重要的政治隐喻。在现代社会的早期阶段，疾病被作为政治隐喻来使用，但最近，健康或治疗的政治意义更加直接了。

现代性社会使健康的规范性超出了民众日常生活的普遍期望。现代性在其理想和原则方面总是意味着一个在新教工作伦理的保护伞下运作的工作的社会，新教工作伦理要求身体尽可能处于健康状态。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堕落、不健康一开始就被边缘化、禁忌化，甚至常常被定为犯罪。现如今，现代性不仅从健康的角度来诠释自己，而且还把不健康打上“不正常”的标签。疾病，而不是健康，需要隐喻性的自我辩护。

健康政治是在其的概念规范性受到侵蚀时出现的。健康的生命政治在60年代人们崇拜滥交和毒品背景下出现，但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完全把握它的隐喻意义。前现代社会中的卫生处方和卫生条例都与宗教仪式密切相关，而举行宗教仪式是彰显国家权力的举措，由此，它们是政治问题，卫生即政治。在前现代社会中，卫生、健康和政治是三位一体的。现如今，生命政治使得健康和卫生不再是国家立法有关的政治问题，卫生和健康要么成为私人问题，要么成为社会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非政治化的事务。这种去政治化的趋势似乎是为了保护个人不受国家权力的影响，但是生命政治通过赋予健康和卫生各种隐喻意义，又将这些问题重新政治化。

健康政治的第一个隐喻是将身体从精神性的监护中解放出来，使身体恢复到自由和纯洁的道德状态。目前的健康政治运动主要发生在北美。这在美国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它的前身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禁酒主义。“堕落”再次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稻草人占据了焦虑的空椅子，不得不承认焦虑是萦绕60年代的恐惧。既然纯洁是如此积极的道德价值，那么与纯洁相对立的东西都有可能被贴上堕落的标签。在这种歇斯底里的道德定价中，我们不难看出生命政治的企图，即把健康恢复到政治规范地位。

健康政治的第二个隐喻是对死亡的恐惧。整个人类文化与死亡哲学对黑格尔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主题，他偏爱埃及，对他来说死亡是确定的，用他的话来说是值得赞扬的，因为这标志着我们超越了厌恶。然而，现代性是面向未来的，它把自己视为人类唯一可能的未来，人类在其谎言中逐渐忘却了死亡的存在，然而，一旦普世主义宏大叙事崩溃，人类未来与现代性是否合轨就不再是哲学的当务之急，我们首先面临的是人类文化的衰落，这确实是一种可怕的感觉，一种真正恐怖的空虚感。在这种意义上说，健康政治对于死亡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人类确实需要宗教去帮助自己面对死亡，即使没有宗教的安慰，也要用救赎的激情来对抗吸烟和高胆固醇，尤其是在北美。

健康政治的第三个隐喻是对个人的训诫。犯了健康罪的人是顽固不化、被污染的，这些人使公共支出增加了，公共支出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暴露出健康政治的主要目标，即通过恢复其身体精神性的自律，将破碎的新教伦理恢复到它已经丢失的核心地位，驱使个人服从于公共目标、劳动世界和新教伦理。

现代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现代性使得社会风气更加宽松民主和自由，摆脱了前现代社会紧密编织的道德义务网络，这种放松是一种解放战略，它剥离了个人因生活在非对称性互惠中所受到的多种束缚。另一方面，过度解放使得人类社会到达了不能自我定义的程度。

现代性背景下，健康政治强迫我们忘记死亡意识，永葆青春活力，成为能够持续保持健康的劳动机器，由此，健康政治与时间展开了一场绝望的竞赛，它想让时间停下来，把青春期男孩和女孩的身体状态提升到理想状态。譬如“老年人”是种委婉说法，其作用是掩盖这样一个事实:老年人就是一辆即将被替换的旧车，是一种公共负担，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存在。从理论上讲，人们至少可以期望从这种夸张的对青春的崇拜、一种新的对美的崇拜中获得审美上的收获，但是年轻的标准是由技术设定的，技术只能大规模地生产这种同质化的年轻，至此，健康生命政治也背叛了现代性的真精神。

健康政治具有规训与惩罚的倾向，追求健康离不开敌友关系，譬如“二手烟”概念的创造。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科普，导致我们过早死亡的不是城市和工业环境的普遍污染，也不是艾滋病、毒品、酒精、肺结核以及其他从未被控制的疾病的蔓延，而是二手烟。浪费时间去考虑二手烟概念的科学基础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认识到它的影响。我们的需要和习惯不再有个性，我们要在公共领域对这些需要和习惯直接负责，“科学”被用来“证明”，沉溺于特定的健康罪行为会危害我们的同胞，荼毒我们的孩社会规范，要么付出相应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要毫不拖延地把偷偷吸烟的人赶出厕所或者叫保安把他们赶走。

与习惯的私密性被废除一样，空间和身体的私密性也被废除了:例如，电视机屏幕上的漂亮女士建议我们购买特定的医疗药物。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一群年轻男女说他们在上次节食中减掉了多少磅或几公斤，他们感到内疚。在厕所里抽烟被人举报这个事件就是个人空间转变为公共空间的典型案例。总的来说，健康政治是成功的，因为它将一种巨大的罪恶感移植到个人的心灵中，这是规训与惩罚进程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

赫勒

但是这一切仅仅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不快的、压抑的日常生活仪式，这种仪式在拥有清教传统的国家尤为普遍。现代性世界的一切都是偶然的，每一种活动的基础都必须人为地创造，因为传统本身并没有提供基础，隐喻在政治中无所不在。为创造隐喻而进行斗争(葛兰西称之为“文化霸权”的一个方面)，争取使用和解释隐喻的权力以及传播隐喻都是政治权力本身的组成部分。阶级在其典型的政治意义上与健康一样是一种隐喻，后者的政治意味不比前者少。对于所有的代表性政治理论来说，阶级的含义远不只是同一劳动分工、同一部门工作、挣的钱大致相同的人的组合。阶级还暗含着一种气质、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信仰。在某种程度上，生命政治隐喻进入政治舞台，弱化了阶级政治。

生命政治中的隐喻元素被悬置于半黑暗状态，这呈现出严峻的政治现实——只有隐喻的而不是明确的政治内涵在公共领域是有效的，这催生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隐喻的政治可能成为一种祸害，例如健康政治。在其他情况下，将特定政治的某个重要方面保留在隐喻的歧义中是这种政治能够运作的唯一方式，例如阶级一词的几个内涵，如果它被公开揭露并被阐述，就会产生一种与社会其他阶级文化和生活方式相隔离的阶层印象，这种隔离与大众民主的期望并不相符。

注释 

【1】本文译自阿格妮丝赫勒1994年出版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一书的“健康政治”(Health asPolitics)一章。FerencFecher，AgnesHeller，Biopolitics，London:Avebury，1994。

【2】作者简介:阿格妮丝赫勒，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GyörgyLukács)的学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生前长期担任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哲学教授。译者简介:王思雨，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3】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4】桑塔格写道:“癌症这个名称让人感到了贬抑和身败名裂”。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８页。

【5】桑塔格对艾滋病隐喻的政治作用作了如下总结:艾滋病这种流行病充当着第一世界的政治偏执狂们表达自身意念的理想工具。所谓艾滋病病毒，不仅可被看作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入侵者。而且，它还可以代表一切具有神话色彩的威胁。在美国，艾滋病尚没有引发露骨的种族主义反应，像在欧洲国家的情形那样，这其中也包括苏联，它强调艾滋病的非洲起源。在苏联，艾滋病既是有关第二世界威胁的那些感觉的一个提示，又是第三世界入侵的一个意象。可以预料，在美国，那些致力于从艾滋病这种流行病中找出道德教训的公共喉舌们，如诺曼•波德霍勒兹之流，无非是这样一些人:其心之所系，是担忧美国能否不坠其意志，继续维持其好战性、军备开支以及坚定的反共立场，他们到处寻找美国政治权威和帝国权威衰落的迹象。对“同性恋瘟疫”的谴责，是对当代各种形式的宽容忍让的更大抱怨的一个部分，这种抱怨常见于西方反自由主义分子以及来自苏联阵营的众多流亡者中:此乃对“软弱”西方的现已变得司空见惯的指责，说它沉湎于享乐主义，陶醉于粗俗的性感音乐，沉迷于毒品，而其家庭生活却支离破碎，凡此种种，都削弱了西方挺身反抗共产主义的意志。对那些将自己的政治议事日程转换成群体心理学问题即事关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的问题的人来说，艾滋病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尽管这些脾气很坏的职业道德家们顽固地认为艾滋病是对偏离常规的性行为的惩罚，但推动他们的东西，并不仅是或甚至主要不是对同性恋的憎恶。更重要的是，艾滋病对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所从事的那些主要活动中的一项不无用处，即对所有被笼统地(也是不确切地)称为“六十年代”的一切事物展开“文化战”(Kulturkampf)。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135页。

原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