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4辑）》

本文译自米歇尔·科恩载于《异议》（Dissent）的文章“阿格妮丝·赫勒，1929—2019”。

作者简介：米歇尔·科恩（Mitchell Cohen），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克学院（Baruch College）政治学教授，曾于1991年至2009年主编《异议》（Dissent）。他的著作包括《歌剧政治》（The Politics of Opera）《卢西尔·戈德曼的赌注》（The Wager of Lucien Goldman）和《锡安与州立》（Zion and State）。马克思主义和“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生前长期担任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哲学教授。

译者简介：王思雨，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阿格妮丝·赫勒（1929—2019）

一

赫勒与我第一次谈话的主题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我清楚地记那是在1986年。然而在今年7月，赫勒已长眠于自己的祖国。即使她与匈牙利共产党关系一直都很紧张，她依旧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同时也是卢卡奇（Gyorgy Lukács，1885—1971）的优秀学生。

赫勒辗转来到纽约成为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汉娜·阿伦特哲学教席教授。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在写关于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1913—1970）的文章。戈德曼是一位罗马尼亚裔法国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法国对卢卡奇早期作品大加赞赏。赫勒同样也认识戈德曼，我给她打电话是想讨论一下他们俩之间的一场辩论。“明天在大厅见”，赫勒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第二天她和她的丈夫及合作伙伴费伦茨·费赫尔（Ferenc Fehér）一同赴约。

赫勒与丈夫费伦茨·费赫尔

赫勒身材矮小，但思想丰富，费赫尔个子很高，他日渐后退的发际线写满了沉思的痕迹。我有一大堆问题想要问他们，令我吃惊的是，他们也向我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对人道主义感兴趣？你怎么看待青年卢卡奇对于悲剧的处理？你又是怎么看待戈德曼在《隐蔽的上帝》一书中对于帕斯卡尔（Pascal）和拉辛（Racine）的作品的分析？时至今日马克思的很多观点都不可能实现，那么人道主义的价值观能够持续下去吗？”最后，我小心翼翼地问起1968年戈德曼在法国著名的知识分子交流场——所罗亚蒙特（Royaumont）组织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参与者还有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这次研讨会上，赫勒和戈德曼展开了关于卢卡奇美学理论的辩论。卢卡奇对文学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持有相对狭隘的观点，尽管他所写的关于巴尔扎克（Balzac）、左拉（Émile Zola）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文章都特别深刻，而且区别于党派路线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赫勒对卢卡奇进行了辩护，她认为一部小说往往是通过对人物及其处境的描绘，艺术地揭示社会的本质。戈德曼还对老年卢卡奇对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布莱希特（Brecht）、“新小说”（New Novel）和其他先锋派作品的蔑视提出了异议。

“戈德曼是对的，我错了，”赫勒告诉我。这句直截了当的话让我对她更加敬佩：她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思考问题，如果她发现自己的观点和逻辑需要重新评估甚至自己是错的，那她就会欣然承认自己的错误。我跟赫勒夫妇二人的交往逐渐密切，还参加了他们在家里举办的派对，在切尔西①（Chelsea）我们来往也很密切，直至赫勒于1989年回到布达佩斯，我和她的对话仍在继续。

我最后一次见到赫勒是在2018年秋天的曼哈顿，在赫勒九十岁之际的生日庆祝会上（她将于次年5月回到布达佩斯，费伦茨已于1994年去世）。当天我穿过拥挤的人群把她拉到我身旁交谈，我们讨论的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而是后共产主义时代匈牙利政治的悲惨状况。她是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右翼政府的强烈敌人，维克托·欧尔班极力鼓吹“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匈牙利的法律通过了并且创造出赫勒所谓的“准独裁”（quasi-dictatorship）：媒体向政客施压，选举法被扭曲，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 University）被包围——所有这一切都以一种粗糙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匈牙利主义）的名义进行着。

“令人沮丧的是，”她摇着头说，“尽管维克托·欧尔班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似乎遵循着斯大林式的萨拉米策略，一个接一个地切断自由主义的保护。”她说，“仅仅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力量，为了生产一种想象中的纯正的匈牙利香肠。对他来说，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匈牙利的这个或那个，没有受到外国的、全球主义的污染。”民族主义者攻击卢卡奇，认为他不是纯正的匈牙利人。如今，赫勒与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一样被认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听起来并不新鲜了——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被贴上“不属于”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标签。

和许多匈牙利人一样，赫勒在1989年之后一直满怀希望，但在欧尔班执政时期，她一直饱受骚扰和下流的指控。“匈牙利主义”已经关闭了位于多瑙河旁卢卡奇曾住公寓里的卢卡奇档案馆。在布达佩斯市议会的一支党派尤比克（Jobbik）的要求下，卢卡奇的雕像也被移走了。尤比克是一个比欧尔班的青民盟（Fidesz）更沙文主义的政党，但尤比克人得到了欧尔班的支持。赫勒的名字出现在抗议这些愚蠢行为的请 愿书上，这并不是因为她是卢卡奇主义的一员（她几十年前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她为调查自由而发言，反对那些让人想起斯大林时期残暴的文化政委安德烈·日达诺夫（Andrei Zhdanov）的所作所为。当然，她也表达了对她导师的知遇之恩，而且赫勒是卢卡奇国际档案基金会的创始人，该基金会正在努力挽救卢卡奇的档案。（据完全披露：赫勒还在一份约1600人的请 愿书上签名，挽救这些被围攻的档案，1987年她曾在该基金会做过研究。）

简而言之，赫勒反对民族主义的胡言乱语，就像她曾经反对匈牙利共产党的“科学”政党路线一样。她认为，自由民主的成功取决于安全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但是在这项任务上，1989年后的匈牙利一直步履蹒跚，即便如此，她也是一位坚定的匈牙利爱国者。她认为，个人本质上没有好坏之分，民族也是，但是政府可以促进人民恶的本能性表达，民族国家比其他国家更“自私”。

然而，政治并不是一切。我们接下来的谈话是关于音乐和歌剧，这是我们共同的爱好。我们讨论了瓦格纳（Wagner）《尼伯龙根的指环》②（Ring of the Nilbelung）的制作，这部巨作提出了关于权力、人性和自我欺骗的问题。赫勒说卢卡奇从来不听音乐，对卢卡奇来说，文化就是文学。卢卡奇是一心一意的，但是赫勒却有多元的爱好。

《尼伯龙根的指环》

二

纵观赫勒的一生，你就会明白她为什么会喜欢德国浪漫主义者诺瓦利斯（Novalis）的名言——也是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引用的一句话：“哲学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论在何处都想回家的冲动。”

赫勒出生于1929年的布达佩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勉强幸存下来。她的父亲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她和母亲逃过了死刑。她说，作为一个哲学家，她的生活就是为了深入了解围绕着她的巨大的邪恶，向那些没能幸存下来的人进行忏悔。

赫勒还有一种赎罪的冲动。15岁时，赫勒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她在一个夏令营接受了训练并打算去巴勒斯坦。当时的共同体观念以及她在工作中形成的道德平等理念似乎已经在她的头脑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超越正义》（1987）一书中，她表达了对共同体生活的赞赏，因为共同体为个人自治创造了“背景条件”。她所谓的“个性问题”——既想成为一名集体主义者，又想成为一名个人主义者——似乎更像是一个不得了的难题。她认为自己是匈牙利人、犹太人、女人和哲学家（这不是一个等级上的顺序）。

赫勒最终没有去巴勒斯坦。受居里夫人传记的启发，赫勒进入布达佩斯大学学习化学和物理。但是，在参加了卢卡奇的文化讲座后，她决定成为一名哲学家。1947年，她被共产党对于平等的呼吁所吸引，并加入了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共产党很快就会掌权，残暴的党总书记拉科西·马加什（Mátyás Rákosi）建立了独裁政权，赫勒也很快就被开除了。

卢卡奇（1885-1971）

赫勒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用她的话来说，她“敌视匈牙利的共产主义”。她在卢卡奇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取得学位，之后成为卢卡奇的助手。随后，她在1954年重新加入共产党，这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改变了。伊姆雷·纳吉（Imre Nagy）上台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进退不定）。这个党的中坚分子转变成了一个改革家，他仍然在跟强有力的斯大林主义者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

纳吉成为1956年匈牙利革命③的关键人物。当时的苏联开始用多党制取代一党专政，解散秘密警察，退出华沙条约组织，但是1956年革命被苏联坦克残忍地扼杀了。纳吉被逮捕、审判、处决。（1956年的研究所是纳吉于1989年重新安葬后建立的一个历史研究中心，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右翼分子现在已经忘记了纳吉仍然是一名共产主义者。）

卢卡奇任纳吉政府的文化部部长，他曾多次因自己的“离经叛道”而不断地自我检讨，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不断地在政治高压下低头。苏联入侵后，卢卡奇也被捕了，随后他被关押在位于罗马尼亚的古拉伯爵城堡，最终被软禁在布达佩斯，他仍然坚持他的列宁主义。他曾经怯懦地断言，最糟糕的社会主义总是比最好的资本主义更可取（这让许多同情他的人感到震惊，他们问：“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是否比生活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统治下更好？”）赫勒称他是“前后矛盾的布尔什维克”，总是想象自己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1956年12月4日，一场妇女游行在布达佩斯举行

和卢卡奇一样，赫勒也拥护革命。赫勒说，“那场激烈、血腥的斗争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经历”。虽然她后来把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融入了自己的思想，但她并不认同阿伦特对匈牙利事件的评断。阿伦特在匈牙利民众中看到了直接民主的时刻，民众是可以走出私人领域并介入到公共领域的。赫勒认为这实在是太浪漫了，是阿伦特渴望“得出绝对理论结论”的结果。她的匈牙利同胞实际上是在为代议制民主和独立而战。赫勒开始相信“纯粹的民主”——没有“安全保障”的民主——会演变成“纯粹的恐怖”。

1956年之后，莫斯科接管了匈牙利。赫勒失去了她的大学职位并再次被逐出党。最终，匈牙利开始了炖菜式共产主义（goulash communism）。它的前提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依赖于政治上的平静。当时并没有太多选择，大部分匈牙利人都默许了，但“布达佩斯学派”（Budapest School）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布达佩斯学派的成员们有时会被允许出国旅行——政府以此展示其政党对于自由的推崇——况且布达佩斯学派成员们的想法在国内本身就是不受欢迎的。赫勒参加了在南斯拉夫附近的一座岛屿上举行的夏季研讨会，在那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讨论了官方学说的替代方案。赫勒在那里遇到了哈贝马斯和戈德曼。她也被“日常生活的革命”④这一理念所吸引，这一理念在当时的法国尤其流行。

1971年，卢卡奇去世。卢卡奇的学生再也不能以他的国际声望作为庇护伞，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哲学家的审判”。党提出了“科学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针，布达佩斯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了质疑。赫勒和她的同僚们也积极回应，用她的话回答说，“我们很乐意参加公开讨论……但是匈牙利执政党组织的讨论显然是鸿门宴”。因而布达佩斯学派被指责为“右翼异端”，布达佩斯学派的成员们被跟踪、骚扰，继而相继失业。

流亡海外成了赫勒唯一的选择，1977年她首先去了澳大利亚，后来又去了纽约。在此期间，她写了很多书和文章。她的著作有：《马克思的需要理论》（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文艺复兴的人》（Renaissance man）、《独裁统治需要》（Dictatorship over Needs）、《后现代政治状况》（The Postmodern Political Condition）、《超越正义》（Beyond Justice）、《碎片化的历史哲学》（A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gments）、《不朽的喜剧》（Immortal Comedy）等。

三

不管赫勒住在哪里，她都拒绝按照游戏规则行事。虽然许多人——唉，太多的左翼人士——声称自己是批判的思考者，他们总是保有初心，相信自身有意义的思考可以改变世界。难怪赫勒有时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

赫勒不认同任何主义。对她而言，不论是列宁主义还是匈牙利主义，都限制了思想的独立，给想象力强加了未经检验的范畴，这是对不可名状的修饰。赫勒尖锐地指出，认同雅各宾主义的平等主义者忘记了必须回顾的事情：雅各宾派处决了要求法国革命者发表《妇女胜利宣言》的奥林普·德·古日（Olympe de Gouges）。赫勒认为，过去女性之所以无法成为伟大的哲学家或文化创造者，是因为对自由的否定，而自由总是意味着独立选择的能力，主义阻碍了这种能力，对她来说，妇女运动的真正重要性在于打破障碍。

奥林普·德·古日（Olympe de Gouges, 1748—1793）

赫勒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彰示出对存在主义思想的欣赏，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也体现了社会主义人文主义所推崇的社会发展对于自我实现的持久影响。她说自己是“被扔进了这个世界”，这一说法与海德格尔和萨特的说法相呼应。但是，如果自由意味着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决定你自己，那么你仍然出生在一个既有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世界里。此外，在《超越正义》中，赫勒强调所有的劳动在道德上是平等的：“医生的工作并不比管道工的工作更重要，总理的工作并不比农民的工作更重要，因为所有人对于社会再生产都是必需的。”某些劳动的报酬高于其他劳动，与不同工作的内在有用性完全没有关系，这与社会的统治结构有很大关系。赫勒认为，财富并不能给人带来满足，对她来说，对称性互惠才是满足感的来源。

她相信自己正处于历史中的一个特权时刻，这一直是一种危险的幻觉。“我不认为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模式一定会导致古拉格集中营”，她写道。就像尼采与纳粹主义的关系一样，用她自己的哲学术语来说，问题不在于错误的表象，而在于马列主义政党的本质就是用“总体性话语”挑战统治，很容易导致其他形式的压迫。赫勒不合时宜地断言招致了一些不那么敏锐的人的指责，他们指责赫勒已经逃离马克思，转而追求新保守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这意味着放弃“整体性”——卢卡奇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中的关键，赫勒称自己可以接受后现代的称号，她认为在最简单的形式下，前现代政治是静态的，并将复杂性简化为同一性，现代性是多元的、动态的，具有不同的逻辑，后现代政治思维可以包含多种矛盾的政治形式，有些是解放的，有些不是。和哈贝马斯一样，赫勒摒弃了许多后现代思想家的非理性主义和反启蒙倾向。但当她谈到启蒙运动的未竟事业时，她却提出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完成。她更喜欢把现代性说成是开放式的，充满了偶然性和可能性。正义永远是不完整的，前提是既没有最终的架构，也没有基本的寄托。如果我们永远无法创造完美的正义，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更公正一点，特别是通过公民的勇气。“伦理—政治正义”必须接受激进的宽容，两者团结一致才能承担作为公民的责任。所有的需要都必须被承认，除了那些把其他人变成“仅仅是手段”而达到其他目的的需求。

实际上，赫勒支持欧盟，反对民粹主义的同质化，拒绝非自由主义。她与阿伦特、科林伍德、海德格尔和休谟等思想家进行了多次对话，她还跟德里达进行了一场关于马克思的对话。她钦佩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美学而不是他的政治主张。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编辑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关于民主的讨论会，赫勒、哈贝马斯、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杰出人士发表了令人称赞的论文。

一整天的会议过后，我在下榻的酒店大厅里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场景：赫勒和哈贝马斯正在面对面地进行着激烈但友好的争论。与此同时，客人们办理入住和离开手续，旅馆的工作人员和侍者忙得团团转。我敢肯定，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口音鲜明的人物是谁，更不用说这次讨论的主角——海德格尔。“他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吗？”（赫勒）“还是他在提供有害的理论呢？”（哈贝马斯）。这与政治无关——他们在这一点上都鄙视海德格尔。这些分歧涉及其他哲学问题，比如存在与时间。

听着他们的交流，我思考着《异议》的创始人欧文·豪（Irving Howe）会作何感想，他不久前去世了。豪对哲学的耐心是出了名的有限（当他没有耐心时，他会在后脑勺上捻一些头发）。不过，当涉及政治问题时，他还是想要跟赫勒、哈贝马斯这类思想家探讨。他们都意识到了左派的非自由主义和反人道主义所造成的损害，但都极少谈论。

赫勒与哈贝马斯2014年的合照

当赫勒与《异议》的成员相遇时，那是中欧知识分子与纽约左翼知识分子的一次会面。两者在批判的风格和经验上都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对抗俄罗斯坦克和对抗美国坦克是不一样的，麦卡锡主义和布达佩斯哲学家的审判恰恰趣味相投。豪超越了托洛茨基主义和赫勒的卢卡奇主义。像《目的》（Telos）、《论文十一》（Thesis Eleven）、《国际实践》（Praxis International）、《星群》（Constellations）这样的期刊是赫勒哲学思想的故乡，而《异议》则成了她的政治故乡。

《异议》与匈牙利异见者有着长期的联系，他们都大力支持1956年匈牙利革命。《异议》发表了来自苏联集团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文章，有些是偷运出来的。1989，当豪派我去布达佩斯时，我发现《异议》在反对派知识分子中享有盛名，因为它是一本带有左翼价值观的小杂志，用左翼语言顽固地反对独裁统治。

赫勒和费赫尔进入持不同政见者的世界是很自然的。她的结论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必须变得更好一点，同时她也认识到正义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豪是一位美国自由社会主义者，他写过一部名为《希望的边缘》（A Margin of Hope）的作品，他在最后一篇发表在《异议》文章中坚持为乌托邦摇旗呐喊。赫勒和豪的立场并不相同，但他们都遭遇了不幸的20世纪。在20世纪80年代末，赫勒、费赫尔、豪，我们在上西区共进晚餐，讨论政治和为《异议》写作。很快，“Agi”和“Feri”（赫勒和费赫尔的昵称，朋友们这样称呼他们）出现在我们的页面上，讨论的话题从社会主义思想到戈尔巴乔夫的苦难，赫勒夫妇最终加入了我们杂志的编委会。

美国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欧文·豪

很明显，豪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异议》1993年秋季期的一个纪念研讨会上，赫勒和费赫尔指出豪不喜欢卢卡奇——“太高贵，太抽象，太妥协”。然而，对他们来说，豪体现了卢卡奇的格言：“真正的勇气不是勇敢地面对老师，而是对那些违背自己最深刻的道德和政治信念的同僚说不。他与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是格格不入的。”也就是说，左派必须是古典自由主义价值观中最好的东西的继承人而不是敌人。不是里根，不是撒切尔，也不是世界的商品化，而是法律面前的平等和个人的自治、团结、互惠、平等。他们继续谈论豪：“他的友好姿态充满了独特的优雅；他没有欧洲官员那种虚伪的做派”，他的高贵是“一种个人成就，而不是一个社会名流阶层的成就”。

几乎不可能找到比这些更好的词语来描述和表达我对赫勒的敬意。

注释

①切尔西是伦敦自治城市，也是文艺界人士聚居地。——译者注

②《尼伯龙根的指环》是德国音乐家瓦格纳作曲及编剧的一部大型乐剧，于1848年开始创作，至1874年完成，历时26年。《尼伯龙根的指环》由四部歌剧组成，亦被瓦格纳称为“舞台节庆典三日剧及前夕”。同名影片根据德国民间诗史《尼伯龙根之歌》和北欧《沃尔松格传说》改编。讲述的是一个年轻铁匠齐格弗里德的故事。——译者注

③1956年牙利革命，也被称为匈牙利十月事件，是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发生在牙利的由群众和平游行而引发的武装暴动。在苏联的两次军事干预下，事件被平息。事件共造成约2700匈牙利人死亡。——译者注

④了解这一理念可参考鲁尔·瓦纳格姆的作品《日常生活的革命》。——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