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论【1】

阿格妮丝赫勒【2】

(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正文

赫勒

生命政治中最具哲思的一群人就是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建构的自然隐喻比任何政治隐喻都要精确得多。自然隐喻包括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对浮士德式的全面统治自然的计划的逆转。第二我们是否真的正在面临着一场全面的生态灾难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不能仅由专家来决定，生态危机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自然并非仅仅是人类的限制，科学也不能完全驾驭自然。首先，现代性的征服或人化自然的最初承诺是一个无限的发展过程，所谓的“终结”和“最终到来”的科学预言是难以让人信任的。其次，科学可能引发世界末日，几乎每一项全新的科学发现都蕴含着危险和反挫。最后，我们对科学的认识是片面的、不稳定的，科学自身的野心需要被限制。

汉斯约纳斯(HansJonas)对此做出了深刻的评论【3】:在工业化的驱动下，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墓地。这篇评论清楚地表明生态学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生命政治。不仅是外部世界需要被保护，自然的身体、一个被精神性处死的活的有机体也需要被复活。这是一个著名的浪漫主义的主题，从柏林到耶拿时期的浪漫主义开始，在面对不可抗拒的19世纪的科学的发展时，自然的身体注定会失败而且几乎要消亡。然而，到了科学受到限制的时代，古老的主题重新出现，自然又洗心革面，粉墨登场。乔纳斯的评论内容具有伦理学和美学的意味。在伦理学意义上，他所表达的内容是关怀，即牧羊人的任务，但人们怎么可能关心墓地里的死人呢?“使死人复活”就等于先前所说的“假定的责任”。所有人都背离了这样一个虔诚的信念，即诺亚方舟上的所有生物都是平等的，都应该得到保护，所有生物的完整生命周期都应得到保证。在美学意义上，乔纳斯认为应该恢复自然美的合法地位。康德也将自然美置于人类之上，但仅仅三四十年后，黑格尔就斥责康德的观点是原始的，对于黑格尔和他的后继者来说，自然的地位必须被降低，理性的中心地位必须被规定和保证，精神美必须高于纯粹的自然美。经过一个多世纪，阿多诺是第一个提到复兴自然美人。很明显，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后现代的条件下自然美回家的航程中，哲学扮演着舵手的角色。

环境保护主义者正在进行保守的生命政治。他们的保护目标是自然，这是一个隐喻，他们致力于恢复自然的自由使其成为不受干扰的生命。自然界的生命可能会自由地限制其他物种的活动空间进而威胁到这些物种的生命权，选择什么策略是由环境保护主义者所决定，他们不可避免地开始在自由与生命之间徘徊。环境保护主义者是否可以从生命与自由的冲突中解脱出来?每一个环保组织都会不可避免地建立一个隐喻性目标，即它自己的“自然”。在这一点上他们别无选择，自然的每一个意象都是一种理论建构。与此同时，每一个特定自然的建构都是由这一意象的集体作者即这一特定群体在工业化现代性的特定体验中产生出来的，这永远不会是一个普遍的故事。

第一种情况是自由与生命的绝对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么致力于工业世界的无限制地扩张，要么选择对于自然的绝对救赎，他们之间的激烈争论和最终的暴力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第二种情况则有所不同，它将以一种类似于堕胎问题的冲突方式进行，因为每一个尚未从墓地复活的“自然”都像胎儿一样，是潜在的生命。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拥有选择的权利是最大的自由。

注释

【1】本文译自阿格妮丝赫勒1994年出版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一书的“环境保护论”(EnＧvironmetalism)一章。FerencFecher，AgnesHeller，Biopolitics，London:Avebury，1994。

【2】作者简介:阿格妮丝赫勒，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GyörgyLukács)的学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生前长期担任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哲学教授。

【3】译者简介:王思雨，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HansJonas，ThePhenomenonofLife(TowardAPhilosophicalBiology)，NewYork:HarＧper&Row，1996，p．15。

原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