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与伦理【1】

阿格妮丝·赫勒【2】

(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从萨特到福柯再到德里达(Derrida)和卡斯多里亚第斯，战后法国学的形成是对笛卡尔理性主义的质疑。战后萨特自治理论的先锋作用已经完全被忽视了，这或许是因为大众对其存在主义理论近乎狂热。然而，如果没有《圣热内》(SaintGenet)和《家庭白痴》(TheIdiotofFamily)这样的书，整个后现代文化对压迫的普遍质疑就无从谈起。圣人和烈士，阿喀琉斯福楼拜(AchillesFlaubert)——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驯服的暴君，还有他的儿子，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Flaubert)——个由于神经症而伤痕累累的伟大的艺术家——理性主义的繁殖痕迹深深镌刻在他的身体上，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万神殿，所有的时代创伤也在此展出。

从理性主义所独有的压迫性来看，神经症、囚徒等指责饱含伦理意味，与此同时，作为生命政治导师的战后法国哲学对于系统伦理学带有明显的敌意【3】，鉴于此，我们可以从系统伦理学所受到的指责中挖掘出生命政治的伦理准则。

针对理性主义的第一个典型指责是理性囚禁了身体，由此必须实行身体自治的原则。第二种典型指责是理性主义者的繁殖注定了身体会罹患身心疾病，由此必须维持身体健康的原则。第三种典型的指责是理性使身体成为它的俘虏并歧视那些“不正常”的人【4】，必须践行尊重欲望的自由多元化原则。最后一种典型指责是理性偏好抽象的概括，它将身体归纳为一般物质，消除了身体的独特性，由此必须践行尊重身体的差异性的原则。生命政治哲学的奠基者可能会在创新伦理学上产生巨大的分歧，因为他们不确信这些原则会对现代伦理作出贡献。

赫勒

针对最后一种指责，第四个原则是尊重身体的差异性，这不是一种道德原则，而是一种美学原则，在这个原则的背后，有一个康德式的关于审美判断的故事：不同群体对美的判断无法被纳入任何一般的法律或规则。康德反驳鲍姆嘉通(Baumgarten)，称“审美的科学”是不可能的，虽然审美与道德美学密切相关，但是为了实现审美的普遍性进行道德立法是自相矛盾和专制的。现代性反对在所有领域对人类进行量化和同质化，马克思的人类学梦想是其恰确的表达。但是身体的差异性原则存在着双重扭曲:第一，身体的差异性是一个后形而上学概念，不同于马克思“人的本质”和“理性人”概念，也拒斥历史决定论和宏大叙事。第二，作为生命伦理的身体，差异也意味着一种单一；身体仅仅是一个肉身性的存在，而不是精神性和肉身性的结合体。

第二个原则是维持身体健康。每一种文化都倾向于将伦理原则应用于健康领域。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伦理和健康原则的结合，譬如节制思想，节制原则规范了城邦公民的公共活动，保护公民身体健康，使其不受过度享乐的破坏。现代生命政治将健康原则引入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两个层面使得身体免遭精神性的伤害：第一，拒绝精神性鼓励身体过度沉溺于快乐。第二，拒绝精神性对身体的严酷看守。在这两种情况下，健康在这里作为道德纯洁的隐喻而出现，健康是身体从精神性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标志，健康的身体成为一种伦理准则，健康就是道德。值得注意的是，健康意味着精神性的空场，健康原则也是在这个层面上被肯定的。

第三条原则是尊重欲望的自由多元化，反对偏爱某些身体而歧视其他身体。事实上，所有合理和道德的概念都是基于意识形态或者偏见，并不能证明其本身是正确的。比如异性恋在社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异性恋比同性恋更合理或更道德，而是异性恋利于维持物种繁衍。

以上三个原则都不能作为现代伦理的基础，况且有一个还是美学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人的道德品质是虚幻的，这有点像是利己主义者的诉求，这也暴露出这一原则对他者自由和生命的蔑视。第三个原则是尊重欲望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它确实是道德的，但是这一原则依赖身体独立于精神性的理性状态，这一状态是不可能实现的，精神性与物质总是纠缠不清，物质和精神再次以敌对的抽象形式出现，互不相容的原则会断断续续地以新的愤怒呈现。实际上，人不是众生之主，他仅仅充当牧羊人的角色。譬如某个人的祖先在某一地理区域中劳作，他后代也将如此，这些人们有义务将这种自身生存与其所处的地理区域联系起来，使其成为环境，确保环境存在不受干扰。牧羊人隐喻会唤起人们对田园诗和审美的遐想，那些创造隐喻的思想家认为永恒的艺术作品确实是立足于大地(Erde)，艺术家与外部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像牧羊人一样。牧羊人、大地和田园诗在这里是道德美学术语，美学是一门是被忽视的学科，它提醒我们，我们的道德行为也应该有一种风格。实际上，牧羊人要对他者负责，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牧羊人。做一个好牧羊人是一种真正的道德义务。成为一名牧羊人需要同时履行实际的和假定的道德责任，如果不履行假定的责任，实际的责任就无法别被践行，譬如虚构的他者——自然的身体通过牧羊人履行自身义务参与人类世界。牧羊人的关爱并不等同于监督、监护、纪律和惩罚，福柯式的“关注自我”意指在世界的范围内扩大我们的空间，同时尽可能保持世界的完整。只有关心，而不是身体自由与生命的对立才会促成牧羊人对现代性的生存负责任地参与。

（原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4辑）

注释

【1】本文译自阿格妮丝赫勒1994年出版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一书的“生命政治与伦理” (BopoliticsandEthicalIssues)一章。FerencFecher，Agnes Heller，Biopolitics，London: Avebury，1994。

【2】阿格妮丝赫勒，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GyörgyLukács)的学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生前长期担任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哲学教授。译者简介:王思雨，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3】萨特对存在主义伦理学进行了实验但没有完成。卡斯多里亚第斯认为没有真正的伦理学。海顿怀特指出，在福柯研究性史的最后阶段，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道德哲学文本对他来说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但是他仍旧把伦理学视为一种压迫性话语，福柯的关注自我(lesouci desoi)是一个心理医学术语，而不是一个伦理学术语。

【4】当一个人持有与大众不同的欲望，就会被贴上“不正常”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