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社会性质的物质生产、现实的个人与社会观念 

——马克思中晚期经济学研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

张一兵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摘要：每一个时代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活动都具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由生产方式规定的特有社会性质。现实的个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作为能动地改变自然（及生命负熵）、塑形和构序社会负熵的能动性主体前提，既是过去社会历史构序和塑形的结果，也是新一代社会历史塑形和构序的前提。人的意识现象及其语言活动所对应的不是物的本有自然属性，而是对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中人对自然能动的历史性用在性关系和主体际社会关系的反映。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现实的个人；意识本质

在《伦敦笔记》的“工艺学笔记”中，马克思已经弄清一个问题，即劳动生产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从手工艺生产到机器化大生产的历史变化过程。但是，他后来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他将要进入的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1]因为，工艺学只是经济学所依托的物质生产过程及本质的研究。它只涉及人通过劳动塑形和构序物品效用性的方面，而并不直接面对经济的社会赋型中的各种复杂经济关系问题。马克思认为，“正如对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的考察属于商品学一样，对实际的劳动过程的考察属于工艺学。”[2]前者，是关于商品具体生产过程机制和基本属性的研究；而对于后者，马克思已经深刻地体知到，“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3]。这更像一种哲学的概括。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即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中的生产力构序，它的历史发展构成人的社会生活定在的直接基础；并且，它构式出全部社会关系场境和整个关系性意识构境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显然，在这种理论构境中，马克思所说的这一“工艺学”涉及的内容几乎同质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基础。这正是我们在进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之前，在方法论构境层面上需要深入探究和思考的全新方面。

《伦敦笔记》手稿一页

1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同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他们在人们每天熟知的社会生活遭遇的直接对象物面前，将人的直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作为对象背后“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darstellt）”，指认为全部社会历史定在和关系性场境存在的物相化[4]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要义，也是历史认识论的重要基础。可以看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一开始，马克思就说，进入经济学领域，“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原文materielle Production——引者注，下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natürlich der Ausgangspunkt）”。[5]这里的对象，是指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一是物质生产，二是生产中的现实个人。这里，我们先来看物质生产。显然，马克思在经济学中对物质生产的定义，有着十分明确的针对性，即资产阶级学者眼中那种非历史的一般生产概念，无论是斯密、李嘉图还是舒尔茨，物质生产都是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基础，这虽然是超越对象性直观经验的社会唯物主义的正确前提，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具体塑形和逻辑构序中，这个“一般生产”却成了脱离历史具体进程的抽象概念。我觉得，在大部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舒尔茨那样的学者那里，他们已经做到了从人们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物性对象背后，透视出创造现成社会生活基础的物质生产活动，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第一层级非物像透视的历史前提；可是，在资产阶级学者那里，社会唯物主义中的物质生产更多地被视作非历史的“生产一般”，这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的非历史本质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进入经济学研究时，显然是小心翼翼地界划自己在物质生产概念上与他们的异质性。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局部

当然，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承认，“一切形式的人类生产都具有某些不变的规律或关系”[6]。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构境的第一层级非物像透视中，对关系场境本质的捕捉。比如，从大的哲学层面上看，生产本身是一种客观的关系性的物相化活动过程，其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daßdas Subjekt die Menschheit und das Objekt, die Natur dieselben）”[7]。人是生产的主体，是有特殊目的（telos）的发动者，自然是人的爱多斯（eidos）之相塑形和构序的客观对象，这也是通常哲学话语和认识论中普遍使用的说法。可是细究起来，这种现实发生于生产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相对的二元实践和认知关系并非真的永远如此。比如，我们今天面对的生产中的客体就已经不是自然，而是在后工业生产基础上塑形和构序起来的我们自己丰富爱多斯创制的周围世界（umgebende Welt）。这里，我们先来看马克思所指认的物质生产中那些“不变的规律或关系”。

其一，直观感性对象世界背后创造社会历史负熵质的物质生产物相化活动。从生产的一般构式上看，不同于动物的受动生存，人的物质生产是一种人对自然关系中的“积极的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的”[8]。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的重要定义。这里的构境意向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产是有着明确目的（telos）的未来时间构序指向以增加社会历史负熵的活动，这是物质生产力的物相化构序本质，所以它是人的通过爱多斯之相改变外部世界的一种“for us”的自为性的活动，这是物质生产活动解构无机自然和生命负熵的根本基础。比如依无目的自然负熵规律生长起来的“谷物”，最终在有目的的生产物相化活动中转换为社会历史负熵进程中人类生存所需要的可口的面包和醇香的白酒。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是关涉未来时间中的“何所向”。我以为，这会成为历史认识论十分重要的认知对象，即社会生活看起来熟知的认知对象不再是直接性中的到场对象物，而是“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darstellt）”中让对象在未来时间维度里发生改变的合目的性的物相化活动。二是不同于动物的生物性行为，生产活动总是以特殊的操作方式赋型和改变自然存在，这是指“怎样生产”的狭义生产方式筑模。在上述的“工艺学笔记”中，我们与马克思一起，清楚地看到了每天出现在我们早餐中熟知的面包，同样是“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darstellt）”，熟知中的不在场之物，正是“怎样生产”的物相化活动，因为它是自然植物的果实从自然塑形和赋型中失形和脱型，再通过复杂的碾磨加工、面包师傅的精巧制作后，才成为人的爱多斯物相化后可口的美食。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中，这是由上手性生发出来的功能链。这是历史认识论内在认知构式的直接基础。哈维精准地注意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可以区分为：“在生产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时所使用的实际方法和工艺”的狭义劳作方式与“形形色色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再加上制度的、司法和行政的安排、政治组织与国家机器，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再生产（阶级再生产）和特殊形式”总体性的广义生产方式。[9]这里马克思所指认的“怎样生产”的操作方式当然是前者。三是物质生产通常不再是直接面对现成的自然对象，而会是由特定的生产工具做中介后的特定生产原料，并以产品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我们制作面粉的小麦，已经不是天然植物，而是农作物的劳作结果，在经过中介性的研磨加工、面包师傅的制作和工具性烘箱的烘烤，才会成为面包这种物相化产品。在认识论层面上，则是被改变了的非现成性的关系性结果。

海德格尔

其二，物质生产与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场境负熵质。从一般生产的结构上看，作为社会定在基础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活动过程，“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Gesellschaftskörper）即社会的主体（gesellschaftliches Subject）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10]。这又是一个过于哲学化的表述。它表明物质生产过程在自身的发展中，并非只是单纯地塑形和构序对象，物质生产物相化始终会是一个社会机体在各种生产活动不断分化和重组的综合过程，这其实也就是人建构自己的社会生活的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过程。比如早期人类生产活动中的狩猎和种植，以及不断专业化和复杂起来的畜牧业和农耕生产，再到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生产的组织结构。再细一些，每一种物质生产活动又会由各种生产部门组成。相对于直接生产与再生产中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一般用在性社会历史负熵质，这些生产组织只是表现为第一层级社会物相化的关系赋型中的关系场境负熵质，在此之上，才会生成第二层级社会物相化的社会构式负熵质，比如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之上的血亲-宗法式的社会政治构式负熵，或手工业和工业生产之上商品-市场社会经济构式负熵。人建构社会生活和社会系统物相化的关系场境赋型和更大尺度中的社会关系构式，也是生产物相化过程中的重要制约因素，是人们所创制的周围世界（umgebende Welt）的关系性社会空间的本质。这些不同质性的生产活动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社会系统物相化的关系场境，是人们不同时期非线性意识生活的直接基础。

其三，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本身的社会历史性。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作为“主体”的人通过劳动具体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能动地改变自然“客体”的“积极活动”，这是人将自己界划于自然生命负熵进程中动物生存的最大异质性，也是一切时代社会生活的基础。所以，只要有物质生产活动发生，这种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就会是“不变的规律和关系”。这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我们不难感觉到，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重申，显然比《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的哲学讨论更加深刻和具体。但是，马克思还告诉我们：

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gemeinsame Bestimmungen）。生产一般（Production im Allgemeinen）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11]

这是说，承认所有时代中的物质生产具有“共同规定”，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只是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用抽象的“一般生产”替代所有时代中具体发生的生产活动。因为，即便是生产物相化活动中的共同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却会呈现为不同的具有特定历史负熵质的社会物相化关系场境，“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例如，前面我们讨论的人作为主体与外部的自然客体对置的二元主-客体关系，就是整个农耕社会物质生产的共同点，而到了工业生产时期，生产过程就不再是人与简单的自然客体相对，在此时，“在社会上从事生产的人，也同样遇到一个已经发生变化的自然界（特别是已经转化为他自己活动的手段的自然要素）以及生产者彼此间的一定关系”[12]。虽然，作为同是生产“共同规定”的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也就成了人对自己的劳动塑形和构序成果——我们umgebende Welt（周围世界）的能动关系，而不是作为主体的人与外部自然客体的二元对置关系。这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人既是编剧又是剧中人物的奇特现象。显然，这已经是历史认识论的观点。普舒同正确地看到了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上的转变，他将这种转换视作“抛弃了主-客体范式与认识论”，因为，马克思“将知识问题的关注焦点，从有认识能力的个人（或超个人）主体及其外在世界的关系，转向了社会关系的形式”。[13]这是正确的判断。这种判断，也出现在广松涉的思想史观点中。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会格外强调，我们遭遇的现实物质生产活动总是在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生产构序方式之中，并且，人的主体是生活在每一个不同时代中现实关系赋型负熵质下的现实的“个人”完成的。再比如，当我们从共时性的视角去观察现代生产的产业结构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总体（Totalität）”，这是工业生产组织的构成。可是，工业时代物质生产过程特定的“制造业”和生产过程本身的社会构式负熵的总体性，却不会出现在过去的农耕文明时代的产业结构之中。马克思还说，如果从历时性的观点去分析，那么：

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natürliche Voraussetzung），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geschichtliches Resultat）。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例如，机器的应用既改变了生产工具的分配，也改变了产品的分配。现代大地产本身既是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的结果，也是现代工业在农业上应用的结果。[14]

虽然，同样是人们直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中的“共同规定”，可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的条件和前提——土地上的草原和滋润庄稼的水源都是“自然发生的东西”，正是通过物质生产的自身发展，这些条件和前提也逐渐地变成人通过生产物相化活动塑形和构序实现自己目的（telos）和爱多斯之相的“历史的东西”——一般社会历史负熵进程。并且，它们作为生产条件和前提，在物质生产发展的进程中也不断自我改变。比如，在不同于农耕时代的工业生产之上，特别是机器化大生产改变了生产工具的基本样式和客观工序，现代商业和工业改变了地产的原有的耕种性质和规模，在商用的地产性质中，土地脱型和转换为房产开发和商业中心经济构式负熵中的黄金用途，这些都成为物质生产活动的新的条件和前提。总之，每一个时代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条件与前提，都是由这一特定历史时间中生产方式规定的特有社会历史负熵质所决定的。其实，这也正是马克思面对经济学现象时所始终遵循的历史认识论观念。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这种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不同历史性质中，我们在意识层面遭遇的认知对象将会呈现完全不同的关系样态，同一个土地的效用，经由农耕-自然经济中的四季循环的生产到现代工业中的无限变换的商品生产，其直观对象性却是根本异质的。同理，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质性的历史性改变，也会使作为让我们看到、听到和触到感性经验塑形和构序中显象世界的有历史时间质性的“先天知性构架”，或者说不同生产构式中生成的精神负熵系统（认知构架）本身发生异质性的改变。

2

众所周知，上面已经提及的这个现实的个人，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确认和初步讨论的内容，但是，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它在哲学规定上变得更加饱满和深刻起来。第一，人成为人的主体物相化。也就是说，人在历史性地改变外部对象的物相化活动中，同时也不断重新塑形和构序自身的生活和关系场境本质。这也意味着，人的爱多斯之相，不仅仅只是面对外部对象的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也会是人自己生存目的的自我实现和创造性潜能（dynamis）实现出来的主体物相化过程。其一，这是人在历史性的生产物相化活动中逐渐丰满和塑形起来的身心机体，如远古时代，从劳作物相化活动中开始起立行走、在自然经济的土地上制造工具和农业生产工艺中铸造出来的特殊灵巧的双手、在工业和后工业文明创制的周围世界中生成的感知经验统觉的人的五官和真正超越动物行为的绘制蓝图（eidos）的日益复杂起来的大脑皮层。其二，这种主体物相化过程也内嵌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性构序才能，比如农耕时代的劳作经验传统、手工艺劳作中的手艺和技能，以及工业生产中更加复杂的生产技术和科学创造能力。还有不同时代生活中，少数人所掌握的艺术创造能力和其他主体物相化技能。其三，主体物相化并非同质于生产物相化过程，它并没有先在的主体性目的和爱多斯之相投射到主体身心的塑形和构序之中，除去少数艺术技能和其他技艺的特定塑形和构序外，一般而言，主体物相化是生产物相化和社会物相化的共同历史结果。只是在今天，主体物相化才开始出现普遍自觉的“爱多斯之相的投射”，有如健身和各类体育活动，不同类型的智力训练和艺术竞赛，这应该也包括漫画式的整容和整形。

第二，作为物质生产物相化历史结果的现实的个人定在。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特意标识说：

人的定在（Dasein des Menschen）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15]

这是说，作为每一个时代中在场的现实的个人，必然是一个特定的时间中被历史性的社会关系赋型的特殊定在（Dasein）。相比之动物到场的无时间的自然生命负熵生存，现实个人的定在必然是自然生命负熵发展的历史产物，但却已经是通常自然进化中生命负熵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向有时间质性在场的社会历史负熵的转换结果了，这也是主体物相化的过程。过去，以Dasein来历史性地说明现实历史时间关系场境中的个人生存，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这是海德格尔的发明，生活化的有死者在时间中的Dasein，被指认“在这里存在”的此在。殊不知，马克思在黑格尔的有限性定在的基础上，早就将Dasein确认为由物质生产历史确立的社会历史时间关系中现实的个人的具体历史存在。其实，这也是历史认识论中个人认知主体的本质，因为，个人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时间质性中塑形和构序历史性的精神负熵世界。马克思对人的定在概念的理论赋型有两个构境层：一是说，人的定在之特定历史-时间性并非为天生的独有性，这种特定的此在是自然无机存在中已经构序出来的生命负熵的延续和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正是在自然界的“有机生命”的基础生命塑形与构序的基础上，才在人类社会历史负熵质的自我确立——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一定阶段上”，通过创造人所特有的社会历史负熵存在，彻底失形和脱型于自然负熵，由此通过确立特定的历史-时间性定在，从而实现“人才成为人”的主体物相化。二是明确了如果“一旦人存在”，即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人作为能动地改变自然（及生命负熵）和塑形和构序社会历史负熵的能动性主体前提，他始终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即他既是过去社会历史构序和塑形的结果，也是新一代社会历史塑形和构序的前提。由此，在日常生活中熟知的有着具象肉身的人背后，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darstellt）”，物质生产活动历史性地确立现实的个人主体在场，这正是前述那个与自然“客体”对立的人类“主体”在历史性定在的本质。马克思这里对“现实的个人”的讨论，当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第一层级非物像认知中第一方面透视的结果，即从实体性的对象（“存在者”）背后看到使之确立的生产活动（“存在”），比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近思考，当然也更加深入和精准了。

第三，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场境定在中的现实个体。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的非历史的“一般的人”，或者那种鲁宾逊式的“孤立的个人”，马克思会突显现实的个人定在的关系性场境存在特征。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第一层级物相化透视的第二方面，也是海德格尔的此在“在世之中”的构境意向。依晚年马克思后来在1879～1880 年写下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Randglossen zu Adolph Wagners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一文[16]中的表述，他针对瓦格纳[17]的错误观点说：

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1835～1917）是社会政策学派财政学的集大成者和资产阶级近代财政学的创造者。代表作有《政治经济学教程》（1876年）、《财政学》（1877～1901年）。

“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Nicht-Herdentier）；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Form der Gesellschaft）中的人，——瓦格纳先生就是这样假设的，因为他的“人”，虽然没有受大学教育，但至少会说话，——那末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gesellschaftlichen Menschen）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bestimmte Charakter），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18]

这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一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凭空杜撰出来的所谓超历史的“一般的人”，或者“非群居的”独立的人。因为，所有现实存在的个人都只能是生活在一定社会时代中具体在场的现实的个人。正是由于人所依存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本身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负熵质，所以“社会人的一定性质”，与上述的生产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现实的个人所具有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并非是生产中人对自然能动关系的一般社会负熵性质直接转换的结果，而是人与人之间在生产物相化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生产关系和主体际社会交往关系的社会历史负熵质的赋型产物。这也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早已确认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如果说，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使人的主体在生存客观基础上超拔于动物，从而实现主体物相化，那么，真正使人成为历史时间中的社会定在的主要方面，恰恰是人拥有了动物到场所没有的社会场境关系的新型关系场境负熵存在。现实的个人的历史性在场的生存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人的主体物相化更重要的方面，也是不可见的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进程。这里，我们会看到在《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熟知的个人主体背后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darstellt）”中运动和关系双重不在场之物的相近构序线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共同指认，处于生命负熵进程中的动物是没有关系场境存在的。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无世界或“缺少世界”(weltarm)的不在场。[19]马克思更明确地说，“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ander）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20]。动物的生存与自然是同一质性的，它们可能属于一个物质系统或者机体，但身处外部自然物理空间中的动物与自然之间没有主体性的能动关系，动物群体之间也不存在超出生物链之外的关系性场境生活。只有人，在通过积极的物质生产塑形和构序活动将自身确立为主体，从自然界的到场物中超拔出来，并不断改变自己对自然的物相化关系，与此同时，也生产和再生产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负熵质，由此赋型起不同的历史性的社会生活关系场境，现实的个人的历史性在场总是处于特定的周围世界关系场境和社会空间之中的。其实，人塑形和构序社会系统的活动也就是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的主体，它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构式。比如原始部族生活中的家长制或母系自然关系场境，通常这种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是由经验传统的不断传递来接续维系的；传统封建土地之上“君君、臣臣、民民”的专制等级关系场境，这是由凝固化的血亲和宗法关系的赋型来实现的；以及资本统治之下商品-市场经济关系场境，它是由流动性的金钱关系赋型和铸造的，等等。不同于主体物相化过程中人的身心塑形的实际改变，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中实现爱多斯之相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塑形和构序是完全场境化的，所以在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的历史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人们都会通过一定的社会物相化附属物来保证这一场境的重新激活和复构。有如远古图腾时代的祭台（通灵神会）、中世纪保证神性权威的教堂（福音发布）和世俗强权的皇宫（圣旨宣告），以及现代社会生活中确保经济制度运转中的银行、商业中心和超市、保证政治和法律制度运行的议会大厦、法院和监狱。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中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正是不同时期活动在这些社会物相化空间的物性设施中的人们当下激活和复构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周围世界中的社会生活是每天被具体的劳作和工作活动重新复构起来的。我在博士生课堂上经常举的一个例子：社会生活在夜晚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我们“周围的世界”在夜晚是不存在的。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笑话，可是我们想一下，当一座城市中所有人都处于睡眠状态时，固然“退场”的人的肉身躺在床上，城市中所有的物性事物和社会物相化空间的建筑都实在，可马克思所说的那个作为关系总和的“社会”却是不在场的，只是在每天清晨人们起来后，走进工厂、办公室、商场和教室等社会物相化空间的建筑、场所，汽车和火车在道路和轨道上跑起来，飞机和船只在空中和水上飞起来、游起来，人们通过现场的劳作、工作和教学才重新激活和复建起来我们熟知的周围世界，此时，不同人的活动作用力量线交织和博弈关系场境性的社会空间才重新得以生成，社会生活重新在场。这一点，同样适合于海德格尔的此在在世之中的上手世界。

我以为，这也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透视第一层次物相化中所构式的关系场境存在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已经有初步的说明。在此处经济学的语境中，马克思进一步从历时性上指认道，从事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现实的个人，并不仅仅只是——

再生产出一定定在方式（bestimmter Daseinsweise）的个人自身，再生产出不仅具有直接生命力的个人，而且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个人。……再生产出处于原有关系的个人，即处在他们对于生产过程的原有关系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原有关系中的个人；再生产出处在他们的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中的个人，因而再生产出他们的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即社会，而社会既是这一巨大的总过程的主体（Subjekt），也是这一总过程的结果。[21]

这是马克思对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及其结果的社会历史主体的独特表征，这一表述有着以下几个构境层。一是现实的个人不仅仅是作为物质实存意义上生命负熵机体的肉身个人被生产（主体物相化）出来，在人的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也同时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社会物相化关系场境赋型的“社会定在中的个人”被生产出来，也就是说，现实的个人主体总是具有一定的时间、地点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赋型的产物，它表现为人们对特定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的建构。这会是从历史性的生产关系到复杂社会关系系统塑形和构序的社会物相化过程。于是，在社会构式负熵的主体层面上，“此在”会有奴隶制度关系下的奴隶与奴隶主，宗法制度关系下的平民与皇帝和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世界中的工人与资本家。用海德格尔的话语来描述，就是此在（Dasein）为特定时间中的“去在世”。与海德格尔的抽象在世和“共在”不同，马克思看到了历史时间质性中的关系场境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社会定在）对Dasein（个人此在）的历史性规制。二是铸就现实的个人主体生存状况的特定的先验“定在方式”，就是说，现实的个人总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场境所赋型的社会物相化历史负熵质所决定的，透过一般物相化的迷雾，他的生活质性与现实本质，都是各种作为社会历史先验的社会关系场境的具体入序结果，这也是现实的个人生成自己社会定在关系场境的前提。在历史认识论的视角中，这种作为社会历史先验的关系场境存在，作为社会定在的现实个人的生产与再生产，也会是他们“原来的关系”和新的关系场境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同样，在社会构式负熵的关系场境层面，会出现在原始部族生活中占主导因素的血亲关系在场“世界”，封建关系之下的等级生存在场“世界”，资产阶级金钱关系下的经济物相化后的伪在场世界，这三种异质性的社会先验定在方式，当然会赋型出三种完全不同的个人生活世界和社会空间。这恐怕是大讲人的“生活世界”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不可能意识到的构境层。三是这种社会关系场境的生产与再生产总体就是社会。但是，这里的总体并非是一般物像误认中由不同个人肉身构成的实在物质总体，而是一个社会关系负熵质赋型和突现出来的场境总体。为此马克思说，“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Summe der Beziehungen, Verhältnisse）。”[22]显然，这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那个作为现实性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本质说的社会有序空间拓展。《致安年柯夫的信》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之后，这是马克思第三次直接定义社会。这里，他使用了Summe（总和）一词。这种人与人之间复杂社会关系的总和，突现于超出自然存在负熵质的人类社会生活独有的作为历史先验条件的社会场境关系存在。就是说，人在创制自然对象的生产物相化的过程中，不仅实现着自身的主体物相化，同时也创制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人在一定的生产物相化水平之上所创制有序性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的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这正是我们周围世界的关系性本质。马克思举例说，在自然物质生存空间中活着的两个人，“他们两个人都需要呼吸，空气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作为大气而存在；这一切都不会使他们发生任何社会接触；作为呼吸着的个人，他们只是作为自然物，而不是作为人格互相发生关系”[23]。人在自然物理空间中能呼吸空气，这并不会使人区别于动物，只是在现实发生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现实的个人“作为人格”之间发生社会主体际之间的关联，这种社会历史负熵进程中总体性关联场境的突现才构成了所谓人的社会场境空间。这是海德格尔此在“在世之中”的真实历史本质。并且，在这种非物像的社会关系场境总体中在场的历史主体，无论是现实的个人主体、民族还是全部社会主体，都是特定社会历史先验构架中社会定在与关系场境生产与再生产总过程的结果。

马克思

具体说，不仅每个时代的“生产力总和”基础之上的社会历史先验构架，是一个时代人们生活的历史性前提，并且，作为关系场境中的现实个人，在不同社会构式负熵的先验社会历史赋型中，也会表现为不同的关系场境样态。在人类社会的原始部族生活中，个人是消融于同一性的血亲共同体关系场境之中的，而在奴隶和封建制度下，个人则入序于主奴关系或宗法关系的等级构式之中，只是到了资产阶级社会之中，现实的个人才第一次失形于血亲共同体关系场境，成为市场交换关系场境中的原子化个体，他们的关系场境存在往往表现为无序交换关系“总和”中无形的自发运动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不同时代的“此在在世之中”，其实是入世于完全异质的周围世界（umgebende Welt），不同历史时间质性中人的相互作用力量线的冲突和交织，会突现出异质性的社会博弈空间。对此，马克思曾经特别说明过当现实的个人身处资产阶级社会的周围世界之中的情形：

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考察资产阶级社会，那么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本身（Mensch selbst in seinen gesellschaftlichen Beziehungen），总是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具有固定形式（feste Form）的一切东西，例如产品等等，在这个运动中只是作为要素，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只是作为要素出现。生产过程的条件和对象化本身也同样是它的要素，而作为它的主体（Subjekte）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Individuen in Beziehungen auf einander），他们既再生产（reproduciren）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neuproduciren）这种相互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24]

这是比较难入境的一段表述。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场境中出现的物与人，已经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第二层级经济物相化的假象，这是一般生产物相化、主体物相化和社会物相化在商品-市场经济构式中的变形。虽然，看起来有“固定形式”的厂房、机器都是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熟知的到场实物要素，但它们却是已经消逝的不在场劳动活动对象化的历史产物（第一层级非物像透视），并且，经过十分复杂的商品交换关系，它们才化身为资本关系并再一次反向物相化成到场“物”，发挥支配工人劳动活动的权力；而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个人，个人主体背后的实质都只是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反向物相化场境中的人格化，即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之下的“相互关系”：资本关系人格化的“资本家”与雇佣劳动关系人格化的“工人”。并且，资产阶级在生产和再生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生产和再生产这种颠倒的社会关系伪境。显然，这种复杂的经济物相化伪境，只能由历史现象学的批判话语才能透视。

3

人们在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中生成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们的观念和语言构境。这当然是历史唯物主义极为重要的一般原则之一。同样是在1880年完成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认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不是一种主观的理论或精神关系，而是一种“实践的（praktisc）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die Tat begründete Verhältnisse）。[25]这让我们想起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哲学思想探索的最后，还是带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回到了这一抽象的起点。我认为，这一重要文本也可以看成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后说明。马克思具体解释说：

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Verhältnis）中，而是积极地活动（sichaktivzuverhal），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Dinge der Außenwelt），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Bedürfniszubefriedigen）。（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26]

依我的理解，这是三十五年之后马克思第一次说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物质生产的关系：一是与到场动物生命负熵进程中相同的生理需要一样，人首先也要面对满足吃喝穿住中的直接生活资料；二是不像动物只是通过直接获取现成到场的自然物，“处在”与自然存在同一的既定关系之中，人是通过“积极的活动”改变自然来超出既定关系的，这就是实践活动创造的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三是在这种积极的实践活动中，最基础性的方面是获得直接生活资料的过程，就是物质生产物相化实践，这当然也是人解构生命负熵进程开启自己历史性在场的社会历史负熵进程的根本。这里，实际上正好说明我曾经讨论过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三种“第一性”客观存在之间的深刻关系：[27]一是先在的自然存在（“外界物”）的第一性，二是物质实践活动（“积极地活动”）的第一性，三是物质生产活动（实践中的“第一层级”）的第一性。自然物质的先在性是哲学唯物主义的一般前提，然而这个“第一性的自然”在人类社会历史发生之后，就只能是历史性的实践棱镜中的改造对象，而实践活动中最基始的层面则是人们直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因此，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就成为“第一性”的客观存在中最重要的基础。

在马克思这里，作为自然界生命机体特有的新陈代谢的负熵运动，动物的吃喝依存于它们所获得的外部自然物，而人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动物所处于自然同一性关系，通过“积极的活动”——物质生产物相化来塑形和构序新的社会历史负熵质。这还是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大前提。因为不同于动物自然性需要的人独特的吃喝穿住行的需要，人就必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到自然界去寻找现成的外界物，并占有（bemächtigen）它们，或者用在自然界发现的东西进行制造；因而，人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事实上总是把一定的外界物当做‘使用价值’（Gebrauchswerten），也就是说把它们当作自己使用的（Gebrauch）对象”[28]。这也是说，人获取“一定的外界物”的活动，也有一个从对外部现成自然物获取向“制造”性生产的转换，正是在这个全新的生产物相化塑形和构序过程中，到场的自然物失形和脱型于自然关联，依人的目的和爱多斯之相获得了原先自然构序中所没有的for us的效用性存在（一般社会历史负熵质），这也是经济的社会赋型中出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它意味着，用在性的使用价值是事物在场于我们周围的世界的直接基础。我以为，这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改变。

第一，正是在这种积极的活动中，自然物质被生产物相化赋型和构序为满足人们需要的用在性的关系场境存在。其实这是双重场境关系存在。一是生产物相化塑形和构序起来的事物的用在性场境存在。比如马克思在“工艺学笔记”中非常具体地了解到，兽皮和棉花与树木和石块从生命负熵和无机自然构序中失形和祛序后，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依人的主体性意图（eidos）被重新塑形和构序成为社会生活负熵中人的衣服和房屋，前者是for us遮体和保暖的用在性事物，后者则是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的生活空间载体，这些新型的物性存在只是在一种“使用价值”的用在性的关系赋型中才成为人的社会历史负熵进程中的事物。再比如，德里达所指认的一块自然状态下的石头是“没有世界”（weltlos）的，可是当它被精心雕饰成一块我的写字台上的砚台时，它则成为for us的有世界的在场事物。这是我们在一般物相化中遭遇直观的现成熟知“事物”背后的真相，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darstellt）”中的用在性场境关系。这也是历史认识论最重要的认知对象。二是事物的用在性场境存在的功用性发生。因为，一个通过生产物相化塑形和构序获得用在性场境存在的事物，只有在人的生活场境得到功能性的使用，这种“有世界”的关系性场境存在才会得以发生。对此，马克思专门强调说，“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29]。没有使用关系场境中的“穿”和“住”，用在性的“衣服”和社会物相化空间的“房屋”在社会关系场境存在中就是不在场的，这是作为生产物相化结果的关系性的事物与自然存在到场性的最大的差别。马克思说，对于人的生存来说——

这些物（diesen Dingen）能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为他们努力通过多多少少时常重复的活动（wiederholte Tätigkeit）来握有它们，从而也保持对它们的占有（Besitz）；他们可能把这些物叫做“财物”（Gut），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用来表明，他们在实际地利用这些产品，这些产品对他们有用（nützlich）；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Nützlichkeitscharakter），好像这种有用性是物本身所固有的，虽然羊未必想得到，它的“有用”性之一，是可做人的食物。[30]

这正是入序于生产物相化构序过程中的这些事物的用在性场境关系存在。动物的皮毛和棉花可做衣物，树木和石块可筑建筑物，这种由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塑形和构序起来的用在性存在和社会物相化空间载体，并非这些自然物生命负熵进程中的本有（海德格尔语），而是在与人的需要关系中获得的有用性，或者“赋于价值（Wertbeilegen）”，在日常生活中，“‘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31]。如果用经济学的话语来表达，即人所通过生产活动赋型于自然物的特定使用价值。马克思幽默地说，羊一定想不到，自己在场于人类生活世界的“固有”的有用性竟然是可以做人的食物。其实，这个“固有”的在场性只是人所赋型出来社会历史负熵的关系场境存在。素食主义者和“动物保护运动”，都是在拒绝这种社会关系场境中的“固有性”。我觉得，马克思由此达及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境和历史认识论的思想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这破境了一般物相化中“周围世界”事物看起来熟知的固有客观属性假象：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darstellt）”，它们的在场，都是一种历史性塑形和构序起来的“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社会场境存在，我们在认知它们的存在状态时，不能丢掉社会关系历史地赋型于它们的非本有用在性场境。对此，芬伯格指认说，我们周围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通过它们与体系、秩序和总体性的关系变成它们所是的样子”[32]。这是对的。事物入序于社会历史负熵的关系构式。而广松涉则更深刻地指出，“作为这种历史的、文化的形象的有用物，形成复杂的连环，而保持固有的秩序。铁锤之所以有用是由于敲钉而有用，敲钉之所以有用是由于建房子而有用，房子之所以有用……是作为这种总体的关系的一契机，在此意义上的有意义性是存在的，这种分级（Hierarchie）是以不同于‘自然变化’的构序（order）而变化、维持”。[33]广松涉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这也是海德格尔那个通过上手性功用之链环顾起来的用在世界，鲍德里亚的消费“物体系”，则是这种用在世界的后现代化。

广松涉

第二，也是在人的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这种“积极的活动”中，人的主体需要也从动物式的单一自然生理需求，转换为社会关系先验赋型中的日益丰富起来的“衣食住行”和其他文明需要。这正是历史性主体物相化的重要内容，这种物相化的塑形和构序对象并非是外部世界，而是人的生存本身。马克思十分生动地说，人与动物一样，虽然都要依靠吃东西来维系身体的新陈代谢，“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34]。从像动物一样用手和口来撕咬生肉和野果，逐渐转换为燧石取火后的熟食，以及西方的刀叉和东方的筷子这样的文明进食，这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历史负熵进程中主体物相化的进步。相近的方面还有，不同于生命负熵中动物自身的皮毛，人发明了社会历史负熵中遮体的衣服和鞋帽；不同于动物居于林中和山洞那样的自然物理空间，人建造了可栖居的社会物相化空间中的房屋，从简单的茅屋到现在的高楼大厦等；不同于动物的简单生物记忆，人创制了笔、纸等书写工具和今天的计算机，实现了非常复杂的思维和科学活动。这种历史关系场境中不断改变了的人的生活需要的文明化进展，同时也细微地改变着人的生存本身主体物相化的社会历史负熵质和社会历史定在。

芬伯格

第三，正是这种被改变了的需要与事物的之间的历史性关系，成为人所独有的意识现象中“词与物”的构序关系基础。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观点，后来直接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福柯写下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1966）[35]中，只是它变形为认知型与存在的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马克思恩格斯指认了“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的场境关系意识论，但是社会关系赋型意识构境的具体发生路径却是缺席的。在这里，马克思则指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占有这些物的过程中，经常相互之间和同这些物之间保持着劳动的交道（WerktätigenUmgang）”[36]，原先作为意识本质的“我与我环境的关系”，在此被具体指认为生产活动中人对物所进行的有目的的物相化WerktätigenUmgang（劳动交道），正是这种不断改变的能够满足新型需要的“交道”中，产生了主体际必不可少的交流关系，由此，赋型了人们的意识构境中关于外界对象的经验塑形与构序和观念逻各斯构式。这个Umgang（打交道）是重要的，它后来成为青年海德格尔最早塑形存在论的关键词。他先在《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讲座（1921/1922）中使用此词，[37]然后在《纳托普报告》（1922）中确定Umgang范畴的核心地位。[38]这意味着，人的意识并非传统哲学唯物主义那种简单的判断，即意识直接对应于直接到场的现成物质对象，意识现象的真正现实基础是人有目的地能动改变外部对象的“劳动的交道”，在这种人的爱多斯之相具体物相化塑形和构序自然物的“劳动的交道”关系赋型之上，才会有更复杂主体际交往的社会历史负熵关系场境，以产生出人特有的感性经验统觉之上的关系性意识生活和精神负熵构境。这就必然证伪了传统认识论的一般物像本质。所以，当科西克说，感性的操持“活动为人打开了通向‘物自体’的门径。这些活动是人以不同的方式对世界的占有（appropriation）”[39]。他是深刻的。因为，在认识论上看起来自在的“物自体”，只有在人以特定的方式占有它时才会被认知。显然，只是在生产劳动中塑形和构序的历史性质和怎样生产的构式之上，才会生成特定社会关系场境之上的社会历史负熵进程中的客观先验构架，且历史地产生出一定质性和特定关系赋型的观念体系。比如，人类社会农耕生产的劳动的交道中，人的劳作只是自然生长进程的辅助力量，所以在社会历史先验构架整体上，认知构式必然以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外部对立为基础，人能够边界清晰地面对自己之外的自然存在；而在工业生产中发生的“劳动交道”彻底改变自然物质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方式时，全新的社会历史负熵质中生成的历史先验认知构式则转换为主体与客体边界不清的交道-关系认知论，因为，我们在认识自己创造的周围世界，其中，我们既是剧作者和剧中人物，又是观众。[40]更深一层，在经济的社会赋型中会生成更加复杂的颠倒式的商品交换关系盲目运动中的祛序-返熵构式，它会以经济物相化的先验方式决定先天综合观念构架的拜物教误认性质。

其实，早在1868年3月25日，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正在读古生物学家毛勒的书。其中，他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即人类的语言实际上是人们交往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结果。他写道：

要是老黑格尔有在天之灵，他知道德文和北欧文中的Allgemeine〔一般〕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而Sundre,Besondre〔特殊〕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Sondereigen〔私人财产〕，那他会说什么？真糟糕，原来逻辑范畴还产生于“我们的交往”。[41]

马克思在此说明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即人们的语言观念不是从黑格尔那个绝对理念中产生出来的，也非如同旧唯物主义所说，思维是对物质的反映，观念的本质来源于人的现实生活关系场境。观念爱多斯创制的真实基础是社会历史负熵质。马克思与众不同地从毛勒的生物学历史考察中直接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考古学证据，即一定的逻辑观念来自于人们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经济交往。马克思发现，黑格尔喜欢的“一般”之现实原型在德文和北欧文中竟然是公有地的意思，而“特殊”则是从公有地中分离出来的私有财产。由此，马克思体认到，语言的具体所指不过是从经济交往关系中生发出来的。这样看来，《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那个社会关系意识论的进一步确证。

也是在《评瓦格纳教科书》一文中，马克思通过分析人的词语对外部世界对象命名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意识现象是“劳动交道”和社会关系先验赋型的结果。马克思具体分析说，正是由于人“占有这些物”的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劳动的交道”，从而使这些物被赋型起特定的“有世界”的关系场境——

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Ding）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Eigenschaft），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äußern Dinge）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在进一步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在人们的需要和人们借以获得满足的活动形式增加了，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以后，人们就对这些根据经验（erfahrungsmäßig）已经同其他外界物区别开来的外界物（Außenweltunterschiednen Dinge），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称（sprachlichtaufen）。[42]

我觉得，这是马克思对自己多年前指认的“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观点的进一步确证。虽然，马克思这里在讨论意识中的语言概念与外界物的“命名（Bezeichnung）”关系，但它其实极深地涉及人的意识和精神负熵现象的本质问题。我们之所以能在周围世界的感性经验塑形和构序中直接看到“皮毛”“棉花”“树木”和“石块”这些对象物，并生成这些词语，绝不是这些主观意识中的概念直接映现了外部直观对象物的客观属性。如同马克思上述“可吃性”不是羊的固有属性一样，这些经验统觉和知性概念都不是自然对象物的固有属性之映现，这些“词与物”构序关系的基础，恰恰是这些“物”在生产物相化过程中失形和脱型于自然关联并获得的满足人的需要（爱多斯）的用在性关系和新的社会历史负熵质。这也说明，意识现象及其语言活动所对应的不是物的本有自然属性，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中人对自然能动的历史性用在性关系和社会历史负熵质。这意味着，人的精神世界并非直接对应于外部自然界，而是对应于作为人的物相化活动结果的我们周围的世界（umgebende Welt）。思想活动作用冲突的逻辑空间的真实基础，是社会空间中不同实践活动力量线交互关系场境，意识面对的感性在场本质上是用在性的在场性。我体会，这正是马克思对所谓“哲学基本问题”——物质与意识关系的科学解答。当马克思说：

这种语言上的命名（sprachliche Bezeichnung），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确认变成经验（wiederholte Bestätigungzur Erfahrung）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联（gesellschaftlichen Zusammenhang）中的人｛这是语言存在所必需的先决条件，dies der Sprachewegennotwendige Voraussetzung｝的需要服务的。人们只是给予这些物以专门的（种类的）名称（Namen）。[43]

因此，语言及意识存在的“先决条件”，不是一般物像图景中自在的外界物，而是通过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满足特定人的需要的“社会关联”世界，意识反映存在，语言命名事物，不过是人们物质生产物相化与生活经验不断重复的先验关系性场境突现。这正是那个“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一语的深刻背景构境。由此马克思说：

可见：人们实际上首先是占有外界物作为满足自己本身需要的资料，如此等等；然后人们也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它们在实践经验（praktischer Erfahrung）中对人们来说已经是这样的东西，即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使人们得到“满足”的物。如果说，人们不仅在实践中（praktisch）把这类物当作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而且在观念上（Vorstellung）和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满足”自己需要的物，从而也是“满足”自己本身的物。[44]

我们在自己的周围世界（umgebende Welt）的感性经验塑形和构序图景中直接看到、听到和触碰到麦子、谷子和玉米，将一些植物在观念和语言上叫作“粮食”，因为它们是我们在生产与再生产中以特定的物相化方式占有且改变的自然对象，这些对象之所以是“粮食”，是由于它们在人类生活负熵进程中能够满足我们生存下去的吃饭需要（爱多斯）。感性经验中遭遇和观念及语言上构境的“粮食”，并非对应它们本有的自然存在，而是对应它们失形和脱型于自然关联后“使人们得到‘满足’的物”这一新的我们周围世界中的社会历史负熵质。相反，当我们将另一些植物称为“杂草”时，也不是因为它们天然是杂草，而是对应它们是不能“使人们得到‘满足’的物”的这一否定性关系场境中的社会历史负熵质。“害虫”与“益虫”，一切“有用物”与“无用物”，都不是物本有的客观自然存在属性的主观映现，或者自然生命现象中的负熵构序关系，而是我们对自然能动作用的历史性效用关系和社会历史负熵质的意识关系场境映现。我觉得，马克思晚年在《评瓦格纳教科书》一文中的哲学话语，可能是他关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学术思考的最深思想构境，值得我们认真探究和思考。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0～6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9页。

[4] 物相（phase），是我在本次研究中从科学中挪用的新概念。在物理和化学等科学研究中，phase又称“物态”。一般指物质分子的聚集状态，是实物存在的形式。通常实物以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聚集状态存在。在特定条件下又会出“等离子态”、“超导态”、“超流态”等物相。但我所设定的物相化中的“相”却不仅仅是物态之意，而兼有实现出来的主体性爱多斯（eidos，共相）之意，因为黑格尔、马克思思想构境中的一般物相化，总是指一定的主体目的（“蓝图”）和理念对象性地实现于对象的用在性改变之中，这是看起来现成事物对象的消逝性来缘起。因为日本学界在日译马克思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概念时，通用了“物象化”一词，而中文中与意象相对的物象概念本身带有某种主观显象的痕迹，所以，用物相概念可以更好地表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透视的用在性实存对象。马克思在自己晚期经济学文本里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中，经常使用materialisirt（物相化）一词来表达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活动（爱多斯）在塑形对象效用中在物质实在中的消隐。（Karl Marx, Grundrissen, Gesamtausgabe（MEGA2）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2006, S. 221；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4-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 S. 47.）当然，人历史地实现自身的主体物相化、人创造出不同历史时间质性的社会共同体组织的社会物相化、工业生产中机器化大生产中的科技物相化，和商品市场经济场境中整体盲目无相化的经济返熵和反爱多斯（eidos）经济物相化是更难理解的。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5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页。

[9] [英]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7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5页。

[13] [美]普舒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康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页。

[1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0～351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Gesamtausgabe（MEGA2）II/3-4,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9, S. 1491.

[16] 此手稿系马克思于1879年下半年至1880年11月间在伦敦写下的评论性文本，写于马克“1879-1981年笔记”中。这一文本1930年第一次发表于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5卷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96～429页。（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MEW Bd. 19, Berlin: Dietz Verlag, 1987. S. 355～383.）

[17] 瓦格纳（Adolph Wagners，1835-1917）：德国经济学家。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4～405页。

[19] [法]德里达：《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朱刚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20] [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18。

[2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2～113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 Grundrissen, Gesamtausgabe（MEGA2）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2006, S. 593.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页。

[27] 参见拙文《先在的自然、基始的实践、第一级的生产》，《哲学动态》1994年第3期。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20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40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6页。

[32] [美]芬伯格：《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创新团队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18年，第43页。

[33] [日]广松涉：《世界交互主体的存在结构》，邓习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90～91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35]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 Paris, Gallimard, 1966.

[3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MEW Bd. 19, Berlin: Dietz Verlag, 1987. S. 363.

[37] 参见[德]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赵卫国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85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Heidegger, Gesamtausgabe , Band 61,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85. S. 96.

[38] [德]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孙周兴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1页。参见Gesamtausgabe , Band 62,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05.S. 352。海德格尔在此文本中94次使用此词。

[39] [捷]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傅小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4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8～149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3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页。

[4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MEW Bd. 19, Berlin: Dietz Verlag, 1987. S. 363.

[4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6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MEW Bd. 19, Berlin: Dietz Verlag, 1987. S. 363.

原文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