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握手：中心与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
说到这里，好奇的读者或许会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当年在伦敦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怎么会流传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穿越到1883年3月14日的那个下午。在伦敦梅特兰公园路41号的二楼书房里，马克思坐在安乐椅上，平静而安详地离开了人世，给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献遗产。马克思在口头遗嘱中指定他的小女儿爱琳娜和挚友恩格斯作为其“文献著作的处理人”。于是，马克思的遗稿一分为二：一部分保存在爱琳娜那里，另一部分则搬到恩格斯的住处。189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根据他的遗嘱，马克思的文献手稿交还给爱琳娜，而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和书信则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保存在党档案馆中。此后，随着马克思两个女儿爱琳娜和劳拉的相继离世，马克思的手稿档案再次一分为二：一部分由马克思的外孙龙格继承，另一部分则通过各种途径归入德国社会民主党。随后，1930年代纳粹分子在德国的兴起，这些资料被及时转移到哥本哈根，从而逃过一劫。但不久之后，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严峻的资金问题，流亡执委会决定出售马克思恩格斯的遗著。社会民主党先是跟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谈判，最终由于售价、政治等原因而破裂。随后，社民党于1938年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签订协议，从而使这些宝贵资料落户于此。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由于德国攻占荷兰，研究所的馆藏资料不得不转移到伦敦和巴黎，直到战争结束之后才得以重返故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以其丰富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档案资料而对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出版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透过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流传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无数共产主义进步人士的血泪史。而这也反映出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宝贵价值。对此，韩国著名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史学家郑文吉先生就深刻指出，思想家的文献遗产对于我们梳理其思想轨迹、发掘其思想内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依据，这无疑真实道出了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心声。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孙伯鍨教授和张异宾教授的带领下率先冲破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思想束缚，迈出了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和原始文献来探索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坚定步伐。孙伯鍨教授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书开创了文本-历史解读模式的先河，有力打破了苏联教条主义范式。张异宾教授的《回到马克思》进一步基于MEGA2和原始手稿材料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史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梳理，提出了独具创造性的观点。至今这部著作已经修订再版三次，并相继出版英文、日文和土耳其文等多个版本，尤其是该书的日文版出版后，在日本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真正走向国际学术舞台。
正是秉承着这种优良的学术传统和前瞻性国际视野，2008年中心主任张异宾教授率团访问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亲睹了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的真容，并带回一批珍贵的重要文本手稿复制件。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揭开马恩原始手稿的神秘面纱，从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典藏和研究的探索之旅。这些饱经沧桑的泛黄纸页上，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真实思考轨迹清晰可见，而且很多生动有趣的感性细节也跃然纸上。这既为我们构境一幅活生生的伟人思想肖像提供了最好的素材，也是对马恩文献编辑史上那种“剪刀+浆糊”的野蛮行径的无声批判。
2008年张异宾教授率团访问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亲睹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
这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笔记本手稿的一页，马克思分三栏摘录运思的痕迹清晰可见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一页，左栏是工整优雅的笔迹，右栏空白处则用素描的手法勾勒满了人物漫画。面对它，一股亲切之感油然而生！ 
这是《共产党宣言》仅存的一页手稿，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其纳入《世界记忆名录》
此次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是对此前双方友好交往的进一步巩固以及合作构想的实质性推进。在协议中，双方希望在网站信息互动、研究成果译介、人才培养计划以及经典文献建设等方面开展进一步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合作编译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等重要项目，将有助于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文献平台和国际视野。而放眼整个国际学术界，这是继日本学者及其研究机构跻身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研究领域之后，中国学者和研究机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典藏和研究工作的国际化进程中所迈出的新的历史性步伐，肩负着艰巨而神圣的历史使命和民族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