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批判话语与总体人的价值悬设

——列斐伏尔《 辩证唯物主义》解读

作者简介

张一兵 ，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摘 要 

列斐伏尔明确主张正面肯定和光大马克思的异化观念，并认为不能仅仅将异化批判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批判，而应该将其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更多方面 。在对资产阶级神秘世界的透视中，他放大了由卢卡奇指证的总体性概念，并将其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讨论的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的观点链接起来，进而引申出一种人本主义的总体人的观念 。这个原本应该本真性存在的总体人，从改造自然中创造和整合了自然，并使自己成为一个关系性的总体存在，只是在资产阶级的经济王国中，总体人异化为非总体性的经济人。列斐伏尔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与他喜爱的异化理论联系起来，并由此认为，马克思正是在批判经济异化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经济拜物教批判。于是，使人复归总体性就成了列斐伏尔为之奋斗的目标。

关键词 

列斐伏尔 《辩证唯物主义》 异化 总体人 经济拜物教

亨利·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一位传奇式人物。他一生写下了近70部论著和大量文章，早期原创性地提出“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了异化理论的关照对象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换，并且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实现了观察历史的视角从时间线索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换。在1933年写下的《神秘化：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的笔记》中，列斐伏尔和诺伯特·古特曼明确提出了之后将贯穿列斐伏尔一生的思考主题，即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穿透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神秘性。然而，对于到底如何破解资产阶级的神秘拜物教，此时他们还没有找到理论上的根据。依列斐伏尔自己的说法，一直到1938年写作《辩证唯物主义》一书时，他才“第一次在现代哲学里发展了‘总体人’的观念，把‘总体人’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题联系起来，与辩证逻辑联系起来，与异化理论和经济拜物教联系起来”1。

一 、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批判辩证法

要破解资产阶级日常生活中的神秘拜物教，就必须从马克思那里找到理论上的依据，这应该是1938年列斐伏尔写作《辩证唯物主义》的写作缘由。而在他从马克思那里找到的理论依据中，异化、经济拜物教和总体人是关键词。其实，与当时的艾瑞克·弗洛姆、赫伯特·马尔库塞等人一样，这是列斐伏尔对《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理论阐释，当然，其中已经包含着他的独有理解。

列斐伏尔在１９６１年为该书所写的《新版序言》中回忆说，这本自己第一次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已经设定了明确的批判对象，即那种将马克思思想畸变为一种教条主义的体系化的哲学。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传统解释框架有着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以‘实证’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之名，把哲学视作一种将所有这些科学的成果汇总于其中，从而得到一幅确定性世界图景的结构框架”2。这是特指从第二国际肇始的所谓基于客观事实的实证科学的逻辑，它暗含着与整个资产阶级“拒绝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逻辑的同谋，其必然结果是生成一种倒退到旧唯物主义的物质存在本体论。二是“由此发展出一种简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唯物主义：对实践与物质世界不带任何添加与解释、‘按其所是’的认识”3。这是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历史认识论装扮为自在的“自然辩证法”和神目观的直观认识论。三是将马克思主义“降至一门单一的科学：政治经济学。它成为一种经济主义”4。实际上，“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这里所指的应该是从第二国际开始并在教条主义教科书中出现的将历史唯物主义畸变为经济决定论的错误。

列斐伏尔认为自己在对教条主义解释框架的批判中已经注意到该框架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刻意回避：“它要么对这一概念加以拒斥，要么仅仅有保留、有条件地接受这一概念。”5应该注意的是，列斐伏尔在１９３８年所说的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主要还是指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史观，因为他还没有看到马克思后来在经济学中重构的科学异化批判构式。列斐伏尔明确主张，必须正面肯定和光大马克思的异化观念，并且不能仅仅将异化批判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批判，而应该将其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更多方面，“它使我们能够揭示并批判众多异化形式（女性的异化，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国家的异化，劳动与劳动者的异化，‘消费社会’的异化，处于根据自身利益塑造的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自身的异化，等等）”6。在这里，除马克思在《手稿》中重点讨论的劳动异化外，列斐伏尔极富原创性地提及了反对父权制的女性异化问题、近代殖民统治中由欧洲“文明的”资产阶级在落后的占领地一手制造出来的现代奴隶制关系场境中的复杂异化问题，以及刚刚生成的欧洲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的异化关系，这是对一系列异化问题的前沿思考。在这一点上，列斐伏尔远远超越了当时同样在阐释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格奥尔格·卢卡奇、弗洛姆、马尔库塞、让－保罗 · 萨特等人。

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章“辩证的矛盾”中，列斐伏尔主要讨论了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话语与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关系。这上承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进行的相近思考，下续亚历山大·柯耶夫在法国掀起的黑格尔哲学热潮。并且，我们也可以由此体知列斐伏尔与古特曼共同编译《黑格尔选集》的动机。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列斐伏尔所提及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的三个关键词“总体人”“异化”和“经济拜物教”中，并没有辩证法概念，可此书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却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这似乎有些说不通。实际上，列斐伏尔在重新解释辩证唯物主义中的辩证法时，延续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观点，即反对那种将唯物辩证法理解为外部规律的真实写照的观点，在他看来，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质就是对现实资产阶级世界中存在的异化和经济拜物教的批判与反抗。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辩证法观念的基础是黑格尔的批判话语，黑格尔哲学代表了一种可能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其目的不在于草率地默许我们自身或世界；不在于向我们自身隐藏起世界、人、每一个体中的矛盾。恰恰相反，它是要突出矛盾”7。他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突显矛盾关系的否定性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这是马克思在《巴黎笔记》时期从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专题思考实验中获得的认识。8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目的就是让所有人臣服于资本的奴役，掩盖经济关系中实际存在的对抗性矛盾，所以黑格尔哲学中这种揭露矛盾的批判辩证法就尤为可贵。在列斐伏尔的眼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指认的“实体性的生活”，就是资产阶级经济拜物教笼罩下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如果“在黑格尔的体系中，理念‘放任自身’创造世界，遭到异化，而后又恢复自身。在理念的这出虚构戏剧中，我现在认不出我自己了”9，那么在这种唯心主义的思辨把戏之后，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经济王国中劳动者创造了财富，然而当这种变身为商品、货币和资本关系的异化劳动反过来统治人们时，却使“我现在认不出我自己了”，这就需要一种彻底扬弃异化的辩证法批判话语。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被视作理念异化的产物。在辩证法开端处即可看到由自身显现，分裂，成为‘他者’，并生产出辩证法的理念的潜能”10。按照列斐伏尔的理解，这就成了彻底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批判。列斐伏尔就是这样迅速将马克思的辩证法话语与批判资产阶级的异化和经济拜物教直接关联起来，应该说，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见解。在一定的意义上，列斐伏尔在1938年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是对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主客体辩证法”构境的深化。

可以看出，列斐伏尔在1938年所指认的马克思的批判辩证法主要来源于《手稿》，因为在那里，马克思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发现了扬弃异化的辩证法。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当列斐伏尔夸张地说“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与哲学来源不是在黑格尔的《逻辑学》，而是在《精神现象学》”11时，这就是一种片面的深刻了。

列斐伏尔

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勘破了《精神现象学》的秘匙：

他考察了人在外部对象世界中的对象化，以及作为人的异化的扬弃的非对象化（意识到自身）。他部分地看到，劳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活动，并把握到，对象性的人，也就是唯一现实的人，是这种创造力量的结果。《精神现象学》认为，人与自身的关系、与类的关系、人自身的实现，都只有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才可能，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结果。12

上述说法是基本正确的。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通过对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的理解，找到了超越莫泽斯·赫斯的主体际交往异化的根本异质点：工人在外部对象世界有目的的劳动外化，达及了资产阶级经济世界中的异化现实，也只能通过积极的扬弃活动才能消除异化。但由于列斐伏尔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中接受了赫斯的交往异化论，所以他无法精细地区分马克思的交往异化论与劳动异化论之间的逻辑过渡。并且，列斐伏尔可能也没有真正聚焦此时构成马克思人本主义劳动异化逻辑的价值悬设点，即作为人的类本质的理想化的劳动。理由是，在这里列斐伏尔竟然没有讨论马克思在《手稿》中展开说明的劳动异化的四个层面：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的异化、劳动类本质的异化以及劳动关系的异化。他只是抽象地说，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通过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否定性的劳动辩证法，找到了走向积极扬弃异化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史观的道路。13这一判断是对的，可是，当他将马克思这一时期的人本主义观点直接无原则地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时，则是犯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同质化的错误。他认为：

《德意志意识形态》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由对异化问题的哲学探究出发，以使人本主义更加深刻具体为要求，整合并扬弃了费尔巴哈哲学。它把黑格尔最哲学的理论—异化理论—作为出发点，通过深刻地改造这一理论而整合了这一理论。人通过自身创造自身是一个过程；人类经历并扬弃非人的环节、“异在”于人的历史阶段。但这样创造自身的人是实践的人。14

这样一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实践唯物主义新世界观，以及从客观的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变成了《手稿》中“由对异化问题的哲学探究出发”“使人本主义更加深刻具体”这一要求的实现。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因为这种用人本主义话语阐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做法，直接抹杀了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发生的科学世界观的思想革命。如此一来，从直接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出发、着眼于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视作观察整个世界的重要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境，必然会丧失于抽象的人本主义价值批判的逻辑构式之中。

在此时的列斐伏尔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异化是指“每个人都被限制在自己的活动范围，是其自身活动的囚徒，服从于一种他无法理解的整体性”15。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是，由于奴役性的分工，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6。此时，他们并没有指认这种情况是异化，而只是说它是一种可见的经济物役性现象。可是，列斐伏尔坚持认为，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异化批判。他无法说清楚，如果从《手稿》的视角看是工人的劳动被异化了，那么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又是什么东西被异化了。因为以人的理想化类本质为出发点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已经被马克思恩格斯彻底否定了。这种理论逻辑上的盲区，必然导致列斐伏尔“非法地”将异化批判逻辑泛化。在他看来，“异化，更确切说来是人的活动的‘物化’，因此既是一种社会事实又是一种内在事实，正与个人的内在生活或‘私人’生活的形成同时发生。异化的心理社会学是可能的”17。由此，人的活动对象化就可能发生异化，甚至异化也会成为人的“内在事实”的心理异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之后在弗洛姆那里发生的走向社会心理异化批判的同向努力。这样一来，从列斐伏尔的异化观开始，马克思原先关涉经济政治关系的异化批判话语，逐步转向一般日常生活，之后再由列斐伏尔实现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观的“日常生活批判转向”。同样，由于列斐伏尔无形中夷平了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根本异质性，所以他就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宣言》中暗含的社会矛盾理论是受人本主义及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异化’”18批判的启发。

其实，异化问题是马克思思想中最难理解的内容之一。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此时他彻底否定了从抽象的“应该”存在的本真类本质出发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同时，在生产话语构序中暂时放弃了以异化批判构式为核心的整个现象学话语，转而在实证科学的构境中展开其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努力。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重要文本中，情况同样如此。一直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马克思才再一次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上重启历史现象学构境中的科学的异化概念，以说明在以资本关系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Versachlichung)颠倒后发生的商品交换价值异化、货币权力异化、资本关系异化和劳动异化现象。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再一次重建了作为历史现象学核心理论构序的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由于文献出版方面的历史原因，列斐伏尔并没有看到马克思的《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可他将历史唯物主义直接等同于《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肯定是非历史的误认。

二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革命辩证法批判话语

在《辩证唯物主义》第一章中，列斐伏尔提出了一个十分特别的观点，即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但并没有形成作为哲学总体性原则的“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此时还未形成，因为作为其本质因素之一的辩证法遭到了明确拒斥。得到确切阐述的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其中的经济因素是为解决人的问题而被援引、改造并扬弃了哲学”19。有趣的是，列斐伏尔并没有意识到，一是这种将历史唯物主义矮化为部门哲学的观点，正是教条主义解释框架的错误；二是他所认为的“辩证法遭到了明确拒斥”，恰恰源于1845—1857年以异化批判逻辑构序为核心的现象学话语在马克思著作中的长时段缺席。因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中，以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的运动和阶级矛盾关系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一直都是在场的。而在列斐伏尔看来，以辩证法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重新遭遇黑格尔后才得以创立的，“马克思对辩证方法的再发现与再创造开始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论》写作之初。他对经济范畴及其内在矛盾的阐述超出了经验主义，达到了严密科学的水平—而后呈现出辩证法的形式”20。列斐伏尔的这一思想史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也确立了历史辩证法的根本原则，这一重要的革命辩证法原则必然贯穿于马克思1845—1857年的理论研究和社会主义实践。如果说列斐伏尔的理论直觉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那就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确刻意回避和没有使用现象学批判的哲学话语，其中就包括列斐伏尔所指认的异化观点。马克思是在后来的《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才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再次重构了历史现象学和科学的异化理论。只是在列斐伏尔的理解构境中，这是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逻辑赋型的历史性生成。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一书的主要讨论对象。我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教条主义解释框架的异质性。

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重新回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使“辩证唯物主义”得以诞生。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本质是对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场境的深刻透视。列斐伏尔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一解读，其实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关系场境存在论的基本内容。当人们面对社会生活时，不是停留在对象性的物相之中，而是要着眼于建构生活场境的历史性的实践关系，这些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社会关系正是“生活方式存在的具体条件”，也是构成社会生活总体运动的基础。这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重物相化透视。可是，列斐伏尔并不认为，这些重要的观点正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呈现出来并将其运用于之后的经济学研究中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看法视为列斐伏尔后来的社会关系空间理论的前期思想线索。列斐伏尔之所以能够指认出资产阶级“经济主义”物相背后的关系场境的本质，恰恰是因为他在深入解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基础上，深刻地挖掘出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第二重经济物相化透视中的重要观点。此时的列斐伏尔是无法自觉地区分马克思这一双重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构境的逻辑边界的。更有趣的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重要的观点与前述人本主义的异化理论在逻辑构式上是根本断裂的。

列斐伏尔注意到，马克思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已经生成了一种全新的批判话语：

一个对象，即实践活动的一个产物，回应一种实践需要；它具有使用价值。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只要有充足的工具、超出生产者直接需要的生产、流通手段等等），这一对象被卷入交换中。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这些不同角度描述生产者在交换对象时所为。在经济学家看来，生产者赋予了对象以不同于其物质性的第二存在，只是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对象进入到其自身推动创造的新的社会关系之中。这种第二性社会存在是抽象，又是现实。21

这显然不是经济学话语，而是哲学透视。列斐伏尔在1938年作出的上述表述的确是出人意料的。因为这是他在完全没有看到马克思的《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情况下，根据《资本论》对马克思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现象学观点的提炼。从这一点看，列斐伏尔的《辩证唯物主义》倒真的有些像“法国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因为他与卢卡奇都是在没有看到马克思的相关文本的情况下，极其深刻地提炼出了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成果，这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贡献。仔细分析列斐伏尔的上述表述，可以看出他在努力将马克思的哲学话语与经济学观点杂糅在一起。一是人们在生活中遭遇的对象通常都是“实践活动的一个产物”，这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立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将直观的物性对象归基为历史性的实践，这是“揭开实体性生活的面纱”的物相化透视的第一步。然而，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这种物质生产的产物（产品）又表现为物品特定的使用价值。应该强调指出，这已经是物品不同于自然存在的第一性社会存在质性。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予以说明的、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一般基础性问题。二是当一个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进入历史性的交换关系后，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已经变身为商品，并获得了一种新的物质性的“第二存在”，这种存在不是物性实存，而是产品在交换关系场境中获得的特定的经济关系质性，从而不同于第一性社会存在（使用价值）的价值关系。所以列斐伏尔也将其指认为“第二性社会存在”。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观点。三是这种人们意识不到的非直观的第二性社会存在—价值关系—是从劳动交换活动中抽象出来的，但这种抽象却不是观念的抽象，而是客观发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抽象。列斐伏尔并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客观抽象将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的基础，也是他前期所指认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神秘性的真正现实缘起。列斐伏尔的上述表述达及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构境，因为它在理解深度上触及了马克思在《大纲》中创立的面对经济物相化透视的历史现象学。不过，列斐伏尔是在没有看到这些重要文献的情况下，从马克思公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的经济学阐释中，极其敏锐地捕捉到这种隐含在批判方法论中的重要哲学话语的。因为即便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是刻意将历史现象学的哲学批判话语遮蔽起来了。

三 、马克思的经济异化批判与拜物教批判

1938年，列斐伏尔正是基于上述对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话语的方法论讨论，达及了卢卡奇对马克思批判话语的理解的最深处。在这一点上，列斐伏尔的观点远超过同时代的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进一步从马克思的经济学思考中发现了如下方面的一些重要观点。第一，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的历史发生。列斐伏尔提出，商品交换趋于终结自然家长制经济。这是一个正确的历史认识论的判断，因为“在交换中、通过交换，生产者不再相互孤立，而是形成了新的社会整体”22。当然，这种新的社会整体不再是基于血亲宗法关系的共同体，而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商品市场交换和自由竞争的基础之上，这样一来，“新的社会整体作为一种高于个人的有机体而运作，它将与生产力的总和及社会需要相一致的劳动分工与分配强加到个人之上”23。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经由市场交换建构起来的市民社会整体，虽然不再采取直接奴役的暴力形式，却以经济规律的方式从外部强加到个人身上。列斐伏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恰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的经济物役性现象的进一步说明。并且，“社会在不同生产部门间对其总体劳动力的分配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与残忍的必然性。市场社会的均衡原则源自生产者间的一般矛盾，即竞争”24。新的社会整体不是人们自主建立的关系场境共同体，而是通过资本主义商品市场交换关系从外部竞争关系中自发生成的，并形成带有盲目性的必然规律。这一认识是正确的。列斐伏尔分析说：

在活生生的个人之间存在着的只有活生生的关系—行动与事件。但这些关系在总的结果或社会平均中交织在一起。商品一旦开始存在，就把活生生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包含于其中。然而，它却以自己的规律发展，并产生自己的结果，随后，人们就只能经由商品与市场、货币与金钱通过产品彼此相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不过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25

这是列斐伏尔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自发运行和生成外部社会关系的描述。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列斐伏尔正确地捕捉到了马克思所认为的在资产阶级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关系场境及其事物化颠倒，即人与人的关系在市场和金钱的中介下颠倒为经济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重要的关系场境存在论观点，将为列斐伏尔后来思考社会空间中社会关系场境的再生产问题提供极其重要的逻辑前提。

第二，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劳动价值论。在同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像列斐伏尔这样在哲学语境中如此深入地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多见。在他看来，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二重化，必然历史性地生成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化，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异质性的功用性，而交换价值则体现了劳动交换关系中量化的同质性。自身无法在场的交换价值，在他性的货币形态上获得了一种消除一切存在的质性差异的力量，其实，这种特殊的“社会平均”也是资产阶级让贵族、皇权的特殊质性“消失为一”、彻底铲除封建专制等级的有力武器。26列斐伏尔特别强调说：“这一社会平均值并非由某个人所制定，而是从相互竞争的生产者的个人劳动的比较（均等化）中客观、无意识、自发地产生的。”27这是一种深刻的认识。也是在这里，列斐伏尔指认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所内嵌的矛盾辩证法：“价值的二重化因此发展出一个复杂的辩证法，我们在其中再次看到黑格尔所发现的伟大规律：对立面的统一、质与量的相互转化。”28这一判断当然是对的。可是，这不过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在经济学研究中关注的一个侧面。后来的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从这一线索出发形成了所谓“价值形式”辩证法问题的“新发现”。

第三，“交换价值”的异化与经济拜物教。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对交换价值的认识也有一个历史过程。在《大纲》中，交换价值起初充当了价值关系的角色，只有到了《资本论》写作过程中，交换价值才被视作价值关系的表现形式，从价值到价值形式（交换价值），从一般等价物到货币，最终在资本关系中获得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而列斐伏尔恰恰只是停留在商品交换和流通过程中的交换价值表象上，并且“交换价值”似乎篡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关系的位置。这是我们需要认真辨识的理论细节。在列斐伏尔看来，

交换价值是一尤为具体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开端。一旦商品生产者的数量增加、交换增加，市场经济就作为这一量的增长的质的结果产生出来。交换价值这一范畴一旦形成，就反作用于自己的条件，重塑人的过去、预制人的未来，扮演起命运的角色。它不是个人活动的机械总和或消极结果。个人活动生产并再生产这一范畴，但它却是一种全新的东西，是与个人的偶然性相对的一种必然。它支配这些偶然，作为它们总的统计平均值生发出来。29

此处列斐伏尔的总体思路是对的，可表述中却多有不精准之处。在马克思那里，价值关系（不是交换价值）是商品生产的发端，它不是主观的范畴，而是从商品交换活动中客观抽象出来的商品的社会经济性质，如同前面列斐伏尔所说的不同于使用价值的物品的“第二性社会存在”。这种历史地客观抽象出来的特殊社会关系转换为货币关系，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成支配性的资本关系，不是交换价值扮演人的“命运的角色”，而是资本关系统治和支配一切，其中人的活动的偶然性，通过盲目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中自发形成的“平均值”，像“看不见的手”那样控制着世界。列斐伏尔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这种被奴役的状态，即人们创造的产品反过来残酷地压迫自己，其实就是异化关系了。然而，他认为，身处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场境中的人对此却是无意识的，因为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人创造的经济事物对人的奴役和支配仿佛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这就成了以“自然法”的形式呈现的、不可抗拒的天意。30这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作出的深刻判断。列斐伏尔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中，作为活生生的历史主体的人的活动和产品，成为一种抽象化的“异在”，这种抽象畸变为“物神统治着人”，这就是哲学上的我—它的自反性异化。3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指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证伪：

 政治经济学是人的三重异化：经济学家错把人的关系的暂时性结果当作永恒范畴与自然法；是一门外在于人的实体对象的科学；是一种现实和一种经济命运。这种异化是现实的，它抹杀了活生生的人；虽然它仅仅是这些人的表现、是其外在表象和异化了的本质。32

对此我们要倒过来理解：一是资产阶级经济现实中发生的异化，成为“抹杀了活生生的人”的“经济命运”；二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本质，就是肯定这种异化现实的发财致富的实体性科学；三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将历史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恒化，以自然法的方式掩盖其奴役性的剥削本质。由此，列斐伏尔就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与他喜爱的异化理论关联起来。并且，他认为，马克思正是在批判经济异化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经济拜物教批判的：“拜物教的经济理论吸收了异化的哲学理论与个人的‘物化’，将其提升至新的高度，并使其得以明确。”33列斐伏尔的理论理解能力不能不令人叹服，因为马克思在《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重新基于历史现象学语境创立的科学劳动异化理论与经济拜物教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确立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三大经济拜物教，正是在经济学阐释话语中对劳动异化理论的替代，可列斐伏尔却在没有看到《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情况下，基本正确地描述了二者的关系。在他看来，

拜物教既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存在方式、一种意识与人类生活的现实方式，又是人类活动的一种表象与幻觉。原始拜物教与神秘表达了自然界对人的支配与人支配自然界的幻想。经济拜物教则表达了人的产品对人的支配与人支配自己的组织和产品的幻想。这种新的拜物教与拜物生活并非来源于人种学描绘，而是来源于客观性与创造性活动、表象与现实、具体与抽象的辩证理论。34

在列斐伏尔这里，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批判话语恰恰是对资产阶级“拜物生活”的主观表象与幻觉，是对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反过来支配和奴役自身这一关系的幻想，也就是说，经济拜物教的本质是对经济异化关系的神秘表述。这是十分深刻的看法。

列斐伏尔认为，黑格尔所说的“我们必须揭去实体性生活的面纱”，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批判话语的“纲领”。35“马克思主义根本不会断言唯一现实即经济现实、存在某种绝对的经济宿命。相反，它宣告经济命运具有相对性与暂时性，一旦人意识到自己的可能性，这种命运就注定被扬弃，而这种扬弃将会是我们时代本质的、无限创造性的活动。”36如同安东尼奥·葛兰西一样，列斐伏尔宣判了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死刑，因为经济力量支配社会生活这一现象体现的是历史性和暂时性的社会关系，这种异化现象终将被新的社会革命所扬弃。他认为，这需要一种革命的非异化的总体性原则。有趣的是，列斐伏尔此处并没有想到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类似讨论，也没有从人本主义的话语来说明这种经济关系的异化，显然，此时的他无形中是依从马克思《资本论》的客观逻辑的。我们由此也可以发现，其《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存在两种异质性的理论逻辑：一是他明确主张的《手稿》中基于价值悬设的人本主义话语，二是他深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时所遵循的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不过，列斐伏尔并没有意识到二者的异质性错位关系，而这种双重逻辑错位贯穿于他后来的整个哲学思想发展过程。这种逻辑错位源于他早期关于“神秘化意识”的思考中哲学与经济学的理论嫁接，具体生成和布展于《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期，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才逐渐在列斐伏尔的理论构境中占据上风，然而，他却始终在表面上维系着人本主义的外衣，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复杂的思想构境。

四 、人本主义构境中总体人的价值悬设

在《辩证唯物主义》一书的第二章“人类的产生”中，列斐伏尔在透视资产阶级神秘世界时，放大了由卢卡奇指证的总体性概念，并将其与马克思在《手稿》中讨论的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的观点链接起来，进而引申出一种人本主义的总体人的观念。

原本应该本真性存在的总体人，从改造自然中创造和整合了自然，并使自己成为一个关系性的总体存在，只是在资产阶级的经济王国中，总体人异化为非总体性的经济人，于是，使沉沦于异化的人复归于总体性，就成了列斐伏尔的奋斗目标。显然，从该文本的总体逻辑构式说，在第一章中，列斐伏尔较多地复构了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客观逻辑，而在第二章中，他更多的是在复构《手稿》中的人本主义批判逻辑，从而使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逻辑奇怪地并存于同一文本的构境空间中。此外，第二章所复构的《手稿》中的观念，时常又被马克思后来的文本中的新见解所贯穿和整合，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文本织物。这当然也造成了列斐伏尔这一文本的难以理解。

第一，人诞生于对自然界的能动超越。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它建基于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观点。列斐伏尔说：“人类历史就是人类的诞生史，就是独立于自然之外与自然作斗争，又是从自然中脱胎而出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并逐步统治着自然。”37不同于动物直接依存于自然，人的主体性的确立源自与自然的“斗争”，由此将自己与自然界区分开。甚至，“人类的诞生是一种超越，是一种越来越自觉的超越”38。人不会满足于自然界的现成状态，而是必须超越这种既定的自然条件：

人类以自然界为对象改变着自然，他通过作用于自然来创造自己的自然。人类按自己的需要塑造自己，也在自己的活动中改变自己并提出新的要求。在创造客体、“产品”的同时，人类形成了并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人类在积极解决自己的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的同时不断进步。39

上述看法是列斐伏尔整合《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后得出的结论，只是他祛除了重要的一点—历史性规定，所以他看到的是抽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在改变自然的同时改变自己，这当然是对的，但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展现为一种历史性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体现为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转换。列斐伏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捕捉到了人在改变自然客体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新的造物或产品。

第二，造物脱型于自然关联。这是列斐伏尔十分独特的一个观点，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生活中除去外部自然和已经被人改造过的自然，周围环境中最重要的依存对象是人所创造的产品。如果回到《手稿》的理论构境中，这也是马克思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辩证法的启发下，确认工人的劳动外化于自然时得出的结论。列斐伏尔认为，所有人的生活中的存在物“都有转向自然的一面，也有转向人的一面”，从物质质料看，它来自自然，而进入面向人的需要的社会存在的前提是“从自然界分离出来”。40这意味着，人创制产品的前提是对象从自然关联中脱型出来。在他看来，“任何生产活动都是为了使一个特定的对象从万物中脱胎而出。一个对象一经离析就已经被确定了”41。在这里，列斐伏尔敏锐地从《资本论》中意会到的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新观点是，物质生产创制自然物质的首要环节并非直接的加工和改造，而是将它从原生的自然环境关系中抽离（失形与脱型）出来，比如造纸之前的森林伐木、制鞋之前的制革等。这是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的“工艺史笔记”中获得的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新见解。不过，列斐伏尔并没有看过这一笔记。也是在这一意义上，列斐伏尔将自然物从自然关联中的脱型，直接指认为一种现实的客观抽象，这一抽象不是观念的抽象，而是有目的的客观实践活动将自然对象从自然环境中分离出来，所以主体性的抽象就是“分离和离析”，这种客观的“抽象并不源自思想，而源自实践活动”，或者说，“抽象作用是一种实践的能力”。42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看法。因为实践抽象已经内嵌着人的主体性爱多斯( eidos)，这是自然物转换为“为我之物”的“涌现”前提。列斐伏尔此处所言的客观抽象的新构序，明显不同于马克思对客观抽象的看法，当然也超出了《手稿》的逻辑构境。并且，关于客观抽象的这一观点在列斐伏尔后来的思想发展中不断深化和变得复杂，最终在思考现代性社会空间的抽象关系中达到高点。

第三，主体性意向内嵌于生产工具与技术中。如果带有一定意图的实践的抽象将对象从原初的自然关联中抽离出来，那么生产的直接目的就是以人的“需要为前提”，在工具和技术的助力下，给予“脱型”于自然的对象以一种全新的社会存在形式。一方面，在列斐伏尔那里，工具的作用是重要的，它可以被细分为不同的类型：一是“用来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某些东西的工具”，如十字镐、刀具等；二是使已经被实践抽象和脱型于自然的对象重新受到熵化影响的工具，比如防止铁器生锈的油漆、防冻液等；三是“对分离出来的物质进行加工的工具”，这是通常所说的生产性工具；四是满足各种主体需要的工具，比如作为工场作坊的房屋、计时的钟表等。43在这里，列斐伏尔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说明工具的本质时，已经指认工具缘起于对人在劳动中的双手的替代。并且，工具并非独立于生产劳动的东西，它在本质上是劳作技能反向对象化为重构劳作工序的模板。另一方面，技术更是生产目的的承载者，在列斐伏尔看来，“技术是旨在达到某种结果的操作和活动的总和”44。这一判断是对的。技术并非一种凝固化的客体，而是人们在有目的的劳作中的操作技能活动的积累和抽象，“人类的操作逐渐固定下来并成为技术，然后，从事活动的人又进一步研究自己的技术以求改进并从中找出对象特性的结论”45。这一分析是深刻的，只是列斐伏尔忘记了，工具中内嵌的惯性劳作技能正是技术的缘起，技术已经是客观抽象出来的劳作技能，并开始脱离生产过程的专门实践活动领域了。应该看到，此处列斐伏尔关于生产工具的讨论，已经触及马克思《资本论》才涉及的深层次理论构序了。

第四，整合性原则具有基始性的方法论地位。其一，在此时的列斐伏尔看来，“研究孤立的对象是思维的初级阶段。哲学的基本操作始终是重建整体”46。也就是说，人的意识最初总会孤立地观察事物的不同质性，而不同事物在总体化关联中的重建则是哲学形而上学抽象的基础。显然，不同于卢卡奇的现成总体性，列斐伏尔已经在强调功能性的总体化活动。在阿多诺那里，这也是同一性哲学机制的历史发端。其二，列斐伏尔认为：“应该从孤立的对象中看到全部造物，同时从研究局部的活动进而研究全部创造性的活动。这种整合是普通哲学和其他专门科学的基本操作。”47看到事物和存在总体的整合原则不仅是哲学，也是所有科学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如上两点都在强调关系性整合作用在人的认识中的重要性。其三，主观性的整合认知方法的现实基础是由人类社会存在的总体性活动决定的。这当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列斐伏尔认为，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功能性的整合关系总是先于孤立的要素，人的活动都是在相互间的合作关系中发生的，所以“社会整体是作为一种实践或实践的结构而存在的”48。这也意味着，这个作为实践结构的社会整体并非一个现成到场的对象的聚合，它本身是由实践活动整合起来的功能性关系整体。列斐伏尔说，“活动的辩证法是在各种各样关系中发展的”，这个社会关系整体正是“总体实践”整合起来的。49甚至，“全部生产活动—实践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巩固的宇宙”，这是一个“受人类控制的关系”整体。50他最后的结论是：“所有的存在物都是一个整体！”因此，“当人们把全部对象当作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时，存在物就比以往被孤立地研究时更高级，使人们在实践阶段中研究的活动就有了新的定义，也就是说有了一种更高级的内容和形式”51。显而易见，列斐伏尔反复强调的对象的整体，并不是实体存在在量上的相加，而是社会关系的功能性整合。应该指出，与卢卡奇提出的总体性优先和广松涉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第一性”不同，列斐伏尔凸显了实践关系整合的优先性。这成为他后来所思考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空间的缘起。当然，此时列斐伏尔没有想到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整体结构恰恰是使人的生存非整体化的客观异化的整体。

第五，总体人的概念。这当然是列斐伏尔对《手稿》的逻辑构式进行复构的结果。其一，在列斐伏尔看来，人的存在是一个能动的总体化的过程，这正是上述社会生活中实践整合关系的主体性缘起。人的存在是一种整体性的主体存在，即总体的人，但这种生命整体恰恰是由积极的自主活动建构起来的，由此人才能不断超越自身并“达到更高级的生存程度”52。列斐伏尔的这一观点基本上是对《手稿》中关于人的本真状态的描述的复构，而总体人的概念则是取自马克思对人扬弃劳动异化后复归人的全面本质的论述。通过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列斐伏尔此处的哲学思考与前面提及的经济学语境中的客观逻辑是完全不同的，这里似乎出现了一种方法论话语构序中的断裂。然而，列斐伏尔对此却毫无察觉。其二，列斐伏尔认为，不同于动物直接依存于自然界，“人的活动是创造性的，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创造了自身”，并且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人类的自然界”，一个总体化的客体。53也就是说，不同于一般的自然存在，总体人通过自己的能动实践整合活动，创造了以人的需要为中心的人的自然，人周围的自然统一体也是人的有组织的探索和总体化活动的结果。“总体的人就是整个自然界。它包括所有物质的和生命的力量，包括世界的过去和未来。但是人还任意地、自由地改造着自然界。”54一句话，总体性造就了总体的人的自然。这是马克思在《手稿》中使用的典型的人本主义哲学话语。

第六，人的总体性实践进程中社会的非总体化。列斐伏尔已经指出，由总体人的社会实践建构起来的社会生活本身是整体性的，人在自身的发展中，从依存于自然的外部决定走向了自己创造的人与自然统一体基础上的社会存在的整体世界，然而也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原先作为人的生产产物的社会存在物中却出现了与外部自然界运动类似的盲目性。比如，资本主义的“市场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客体。它完全像一个尚未被人掌握的自然界的一部分现实那样，目前还对人类有一种威力”，这就好像出现了一种与外部自然决定论相近的“社会决定论”，因为在这里，“社会对象是活动的产品”，然而人所创造的产品颠倒地表现出支配人的“‘拜物教’的客观性和社会关系的特定的客观性”，资产阶级的经济生活仿佛是“人性中非人性的东西，是人性中自然斗争和生物现实的继续”。55列斐伏尔认为，这种意义上的人就是非总体化的经济人，在资产阶级的经济王国中，总体性的“全部生活对人来说，就是一种‘从手中溜掉了’的外部力量。社会的本质是没有人性的，只是金钱。它的本质就成了纯经济性的了”56。实际上，这就是列斐伏尔讨论过的经济异化，经济异化在此指的就是人与自然存在的总体性的丧失。资本家是除了金钱以外什么都没有的人，是非总体性存在的典型，当然，劳动者也必然处于异化状态。在列斐伏尔看来，资产阶级这种非总体性的经济异化破坏了人的共同生活，“异化就这样扩展到全部生活，任何个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异化。当他力图摆脱这种异化的时候，他就自我孤立起来，这正是异化的尖锐形式”57。所有人在进入资产阶级经济关系时，都是处于非人性、非总体性的异化状态中。有趣的是，列斐伏尔在解说这种非总体性的异化现象时，并没有简单地复述马克思在《手稿》中阐述的著名的劳动异化四层次说，而是借用了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透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颠倒的经济拜物教批判。

第七，消除了异化的总体人。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资产阶级世界中产生的、本质上片面存在的“经济的人应该被超越，以便显示总体人的自由”58。因为马克思在《手稿》中所定义的“作为总体的人……具有多种本质”，“马克思的思想就是要超越经济意义上的人”。59针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坠入的拜物教，列斐伏尔提出，要通过新的总体化运动，使经济人复归总体人。在他看来，

总体的人是有生命的主体—客体，是起初被弄得支离破碎，后来又被禁锢在必然和抽象之中的主体—客体。总体的人经历了这种支离破碎走向自由，它变成自然界，但这是自由的自然界。它像自然界一样成为一个总体，但又驾驭着自然界。总体的人是“消除了异化的人”。60

有生命的主体—客体就是总体的人与总体的人化自然，然而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总体的人在不同的奴役关系下变得“支离破碎”，在资产阶级的世界中成为异化的经济人，总体人就是要消除异化。“人类异化的结束将使‘人回复到人’，即所有人类因素的统一。”61很显然，这是列斐伏尔对马克思《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重构。固然，列斐伏尔也提到，这种消除异化的总体运动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的”，可这种总体运动的本质却是《手稿》在解答“历史之谜”时提出的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列斐伏尔充满诗意地描述道，在这种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之中，“总体的人是自由集体中自由的个人。它是在差别无穷的各种可能的个性中充分发挥的个性”62。并且，艺术活动是“一种走向总体运动的努力”，“人们能够在最神圣的诗篇中，找到被称之为最神圣的、超人的总体行为”。63

应该指出，列斐伏尔在《辩证唯物主义》第二章复构《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时，时常出现挪用马克思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和经济学观点并将其错位嫁接的情况，而这种状况在该书第一章讨论马克思的经济学时却没有出现，在第一章关于劳动价值论与经济拜物教批判的话语逻辑中，《手稿》中的人本主义话语基本上是不在场的。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与弗洛姆等人用人本主义反注《资本论》不同，在一定的意义上，列斐伏尔是在用《资本论》反注《手稿》。

原文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2期

注释

1. ［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叶齐茂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

2. ［法］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第五版前言（１９６１）和第一章〈辩证的矛盾〉（１９３９）》，周泉译，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１３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３页。

3. 同上书，第３—４页。

4. 同上书，第４页。译文有改动。

5. 同上书，第５页。

6. 同上。译文有改动。

7. 同上书，第２３页。

8. 参见张一兵：《否定辩证法：探寻主体外化、对象性异化及其复归》，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８期。

9. ［法］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第五版前言(1961)和第一章〈辩证的矛盾〉(1939)》，周泉译，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3辑，第30页。

10. 同上书，第27页。译文有改动。

11. 同上书，第32页。同上。

12. 参见上书，第34页。

13. 同上书，第39页。

14. ［法］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第五版前言(1961)和第一章〈辩证的矛盾〉(1939)》，周泉译，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3辑，第38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7页。

16. ［法］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第五版前言(1961)和第一章〈辩证的矛盾〉(1939)》，周泉译，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3辑，第43页。

17. 同上书，第45页。

18. ［法］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第五版前言(1961)和第一章〈辩证的矛盾〉(1939)》，周泉译，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3辑，第45页。

19. 同上书，第46页。

20. 同上书，第50页。

21. ［法］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第五版前言(1961)和第一章〈辩证的矛盾〉(1939)》，周泉译，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3辑，第50页。

22. 同上。

23. 同上。

24. ［法］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第五版前言(1961)和第一章〈辩证的矛盾〉(1939)》，周泉译，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3辑，第51页。

25. 参见上书，第50页。

26. 同上书，第50—51页。

27. 同上书，第51页。

28. 同上。

29. 参见［法］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第五版前言(1961)和第一章〈辩证的矛盾〉(1939)》，周泉译，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3辑，第52页。

30. 同上书，第54页。

31. 同上书，第52页。

32. 同上书，第54页。

33. 同上书，第52页。

34. 同上书，第54页。

35. 同上书，第54页。

36. ［法］列斐伏尔：《人类的产生》，乔桂云译，载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

37. 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页。

38. 同上。

39. 同上。译文有改动。

40. ［法］列斐伏尔：《人类的产生》，乔桂云译，载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68页。

41. 同上。译文有改动。

42. 同上书，第169页。

43. 同上书，第170页。

44. 同上。译文有改动。

45. 同上书，第171页。

46. 同上书，第172页。译文有改动。

47. ［法］列斐伏尔：《人类的产生》，乔桂云译，载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72—173页。译文有改动。

48. 同上书，第173—174页。译文有改动。

49. 同上书，第178页。

50. 同上书，第179页。

51. 同上书，第174页。译文有改动。

52. 同上书，第176页。

53. 同上书，第189页。译文有改动。

54. 同上书，第190页。

55. ［法］列斐伏尔：《人类的产生》，乔桂云译，载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86—187页。

56. 同上书，第194页。

57. 同上书，第196页。

58. 同上书，第190页。

59. 同上。

60. 同上书，第197页。

61. 同上书，第198页。

62. 同上书，第199页。

63.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