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试图以英国作为典型例子，从历史角度阐述早期资本主义与奴隶贸易、奴隶制度，以及与17—18世纪整个殖民地贸易之间的关系。每一个时代都要重新编写历史，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由于这个时代的种种事变，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价我们原有的历史观点，原有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观点。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许多专门著作和通俗读物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一方面，工业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在一般受过教育的阶层的思想中，特别是在那些对现有见解的形成和引导做过努力的人的思想中，已经深深扎了根。另一方面，关于工业革命发生之前那个时期的情况，虽然已有大量材料，并有不少著作问世，但鉴于当时世界范围的贸易及其内在关系的性质，这种贸易对工业革命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留给现代文明世界的遗产，则还没有人加以全面和详细的阐述。因此，本书打算在这方面做一次尝试。此外，对人们熟知的社会、政治，甚至思潮的经济根源，本书也要加以阐明。

本书既不是一部思想方面的论著，也不是一部解释性的著作。严格地说，这是一部经济史著作，它研究黑人奴隶制的作用，研究奴隶贸易积累的资本在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资金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研究工业资本主义成熟后在摧毁奴隶制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本书首先是一部研究英国经济史的著作，其次是一部研究西印度群岛和黑奴历史的著作。本书研究的并非奴隶制的结构，而是奴隶制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

我在此要向有关方面表示感谢。下列机构的许多工作人员给了我热切的关怀和帮助，这些机构是：英国的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国家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印度事务部档案馆(India Office Library)、西印度群岛委员会(West India Committee)、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的罗德楼图书馆(Rhodes House Library)、英国银行档案馆(Bank of England Record Office)、英国反奴役与原住民保护协会(British Anti-Slavery and 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伦敦的友好大厦(Friends' House)、曼彻斯特的约翰·赖兰兹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曼彻斯特的中央图书馆(Central Library)、利物浦的公共图书馆(Public Library)、赫尔的威尔伯福斯博物馆(Wilberforce Museum)，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哈瓦那的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cional)、友好经济学会之家(Sociedad Económica de Amigos del Pais)。我还要对美国芝加哥的纽贝里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致以谢意。在该图书馆的帮助下，我得以通过与霍华德大学的创始人图书馆(Founders'Library)有馆际借书关系的一个内部图书馆，借阅了查尔斯·惠特沃思爵士(Sir Charles Whitworth)关于“大不列颠进出口贸易1697—1773年历年状况”的统计数字，这些数据很有价值。

我的研究项目得到下列机构的帮助：特立尼达岛的当地政府提供了第一笔奖学金，牛津大学奖给了我2笔高级奖学金，研究英国殖民地史的拜特基金会(Beit Fund)提供了2笔基金，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基金会(Julius Rosenwald Foundation)分别于1940年和1942年授予我奖学金。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洛厄尔·J.拉加茨(Lowell J. Ragatz)教授、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特蒙市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的弗兰克·W.皮特曼(Frank W. Pitman)教授和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梅尔维尔·J.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 Herskovits)教授非常热心地审阅过这份书稿，并提出了许多建议。我在霍华德大学的多年同事查尔斯·伯奇(Charles Burch)教授也给予了我同样的帮助。文森特·哈洛(Vincent Harlow)博士现任伦敦大学帝国史的罗兹教授，他曾辅导我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不断给我以极大帮助。最后，我的妻子在摘录笔记和录入文稿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这里一并向他们致谢。

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

霍华德大学，1943年9月12日

目录

第 1 章  黑人奴隶制的起源

第2 章  黑奴贸易的发展

第3 章  英国的商业与三角贸易

第4 章  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

第5 章  英国的工业与三角贸易

第6 章  美国独立战争

第7 章  1783—1833年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8 章  新的工业生产秩序

第 9 章   英国资本主义与西印度群岛

第 10 章英国的商业界与奴隶制

第 11 章 “圣徒”与奴隶制

第 12 章奴隶与奴隶制

第 13 章结论

注   释

参考文献

第一章黑人奴隶制的起源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发现了新大陆。从此以后，国与国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爆发了一系列长期而激烈的冲突。然而，四个半世纪[1]的光阴过去了，仍未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最早对外扩张的葡萄牙宣称新大陆是属于它的，理由是：罗马教皇在1455年的诏谕中把奴役所有异教徒的权利授予了葡萄牙，而新大陆正好属于该诏谕划定的范围。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了解决两国之间的争执，四处寻找仲裁。鉴于两国都信奉天主教，理所当然地把问题提到了教皇面前。当时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任何个人和政府都不敢违抗他。罗马教皇仔细地研究了两国针锋相对的申诉之后，于1493年连续发布了几道诏谕，划定了两国殖民地的分界线，分界线以东划归葡萄牙，以西划归西班牙。但是，这样的划分并不能满足葡萄牙的欲望，翌年，敌对双方又签订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才取得了较为满意的妥协结果。该条约修订了教皇所做的允许葡萄牙占有巴西的裁决。

但是，无论教皇的调解还是正式的条约，均不能约束其他国家，实际上反而遭到了它们的抵制。1497年，卡伯特(Cabot)之航行抵达北美洲，就是英国对葡萄牙、西班牙两国分割领土所做的直接反应。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发出了著名的抗议：“太阳照耀他人，也照耀我。我倒想看看在亚当遗嘱的条文里是否写明不许我分享世界。”丹麦国王则说，就东印度群岛而言，他拒绝接受教皇的裁决。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威廉·塞西尔爵士(Sir William Cecil)认为，教皇无权“随心所欲拿走或转送国土”。1580年，英国政府还提出“实际占领决定主权”这一针锋相对的原则。自此之后，就应了当时的说法——“世上无和平”。后来巴巴多斯的一个总督说：“西班牙国王无法长期控制下去……那么，该由谁来主宰西印度群岛呢？是英国国王，还是法国国王？”这是一场激烈的争吵。英国、法国，甚至荷兰，都开始向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轴心国挑战，而且宣布要占有阳光下的土地。以后黑人也会来分占地盘，不过他们并非自己要来，而是新大陆的甘蔗、烟草、棉花种植园的阳光要煎熬他们。

根据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理论，一个新殖民地的成功取决于一个简单的经济因素，即“有大片肥沃的土地”。1776年以前，英国占有的殖民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殖民地是多样化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吉本·韦克菲尔德(Gibbon Wakefield)[2]讥笑这类小农生产者是一帮“搔抓地皮者”，他们过着“发不了横财，也难飞黄腾达，但生计可靠的生活”。1840年的加拿大，情况就是如此。第二类殖民地则拥有设备，能够大规模生产供出口的产品。美洲大陆北部的殖民地属于第一类；而大陆南部的烟草种植园和加勒比地区盛产蔗糖的岛屿属于第二类。政治经济学家赫尔曼·梅里韦尔(Herman Merivale)指出，在第二类殖民地中，必须实行强制劳动，否则土地和资本都得白费。换句话说，只有依靠强迫命令，劳动才可能成为持续、有效和协调的。马萨诸塞的农夫一向在小面积土地上耕作，用自己的血汗换取少得可怜的收获。因此，个人主义在马萨诸塞的农夫中非常盛行。这就需要把他们变为有组织的集体，以从事大面积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不实行这种强制性，劳动者就会自发地为自己的利益劳作，耕种自己的小土地。人们经常讲英国大资本家皮尔(Peel)先生的故事：他曾携带5万英镑、300名劳工来到澳大利亚的斯旺里弗(Swan River)殖民地。他的计划当然是要这批劳工为他干活，就像在英国一样。但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这批劳工看到了广袤的土地，他们宁可自己种地当小业主，也不愿为挣工资去给资本家干活。澳大利亚毕竟不是英国，这个资本家最终被大伙抛弃，无人给他铺床，无人为他打水。

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防止“劳动力走失”和“小农耕作”的办法是实行奴隶制。对此，佐治亚早期的历史经验是有助益的。这个地区的某些托管人尽管在其他殖民地拥有奴隶，却禁止该地的种植园使用奴隶。这让佐治亚的种植园主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正如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3]描写的那样：两条腿都被捆起来了，还要人往前跑。无怪佐治亚的种植园主纷纷举杯，祝愿早日实行奴隶制。后来对该地的禁令终于取消了。梅里韦尔曾把奴隶制看作“可恨的资源”，也许是这样。不过，奴隶制的确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经济体制。它曾经是古希腊的经济基础，还缔造了罗马帝国。在近代，它又为西方人的香茶和咖啡提供白糖。奴隶制生产出来的棉花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它塑造了美国南部和加勒比地区。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奴隶制不过是下等阶层横遭虐待的一部分；是整个严酷无情的封建法律和贫民法的组成部分，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冷漠地“开始用英镑计算财产……为了达到提高生产、聚敛财富的目的，不惜牺牲人的生命”。

亚当·斯密是具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工业中产阶级的代表，他后来经常宣传这样的观点：总的来说，实行奴隶制是由于主人的傲慢和贪权，在役使奴隶的地方，如若实行自由的劳动，收益当会更可观。他还指出，普遍的经验无可争辩地说明，“用奴隶干活，似乎只需维持其生命就够了，然而实际上所花费的代价却最大，因为对不可能积蓄财富的人来说，他总想吃得最多，干得最少”。

在这里，亚当·斯密把时间、地点、劳动和土地这一个个具体的问题看作抽象的命题。自由雇佣劳动比奴隶劳动当然具有经济上的优越性，奴隶主也明白这一点。奴隶并非心甘情愿地劳动，他们既没有技术，又缺乏才干。如果其他条件都一样，人们当然会选择自由劳动。但是，在殖民地发展的早期阶段，其他条件是不一样的。当时并不是因存在自由雇佣劳动，与之对比后才选择奴隶制的；相反，那时在客观上没有可供选择的余地。吉本·韦克菲尔德写道，奴隶制产生的原因“取决于当时的经济环境，与道德无关，也无所谓邪恶与善行，完全是出于生产上的需要”。由于16世纪的欧洲人口有限，不能向美洲新大陆提供足够的自由劳动力以从事甘蔗、烟叶和棉花的大规模种植，因此，实行奴隶制就势在必行。为了获得奴隶，欧洲人最初的目标是当地居民，后来又转向非洲。

在某种情况下，奴隶制有一些明显的“好处”。如在种植甘蔗、烟叶和棉花方面，可以大大降低成本。奴隶主使用有组织的奴隶从事大规模的生产，由此从土地上得到的好处超过个体小农或小农业主。而生产上述经济作物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完全足以补偿由于奴隶劳动效率不高而造成的较大费用。况且种植园的劳动不需要多少知识，工作单调，只需要协调一致、手脚不停。这就是奴隶制的实质。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由于新移民不断地输入和繁衍，人口到达了一定密度，可供私人耕种的土地全部分配完毕。只有到了这个阶段时，奴隶制的费用，包括生产成本、养活生产与非生产奴隶的开支，才超过雇佣劳动的费用。正如赫尔曼·梅里韦尔所写：“一旦可以获得大量自由劳动力，使用奴隶劳动的费用才会超过雇用自由劳动力的费用。”

从发展的眼光看，实行奴隶制的最大弊病是使土地迅速贫瘠。因为要取得驯服而廉价的劳动力，只有迫使下等社会阶层日益堕落和贫困化，并千方百计造成他们愚昧无知，从而使他们安于现状。因此，农田轮作制和科学耕作完全不适宜奴隶制社会。结果是造成了土地肥力递减。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描写弗吉尼亚当时的情况说：“花钱买1英亩[4]新地，比买肥料给1英亩旧地施肥来得便宜。”在南方，奴隶主有个“美名”，叫作“土地扼杀者”(land-killer)。如果肥沃的土地真是无边无际的，那么奴隶制造成的恶果倒还可以弥补或延缓，也因此，奴隶制社会必须不断向外扩张，只有不断取得肥沃的新土地，奴隶制才能有生命力。梅里韦尔写道：“与其雇用廉价的自由劳动力耕作贫瘠的旧地，还不如使用昂贵的奴隶劳动力耕作新地，后者更能挣钱。”这个逻辑，从弗吉尼亚、马里兰到卡罗来纳、佐治亚、得克萨斯和中西部地区，从巴巴多斯到牙买加、海地和古巴，都是一成不变的。这好比是一场接力赛跑，最先起跑的人把接力棒传给另外一个人，然后满腹悲伤，一瘸一拐地落在后面，他当然不会是心甘情愿的。

加勒比地区役使的奴隶一直局限于黑人。这最初本来是一种经济现象，后来就产生了种族的纠葛。种族主义不是产生奴隶制的根源；相反，它是实行奴隶制的产物。在美洲大陆的非自由劳动力中，有棕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和黄种人，有基督教徒、新教徒和异教徒。在新大陆，就种族而言，最早被卷入奴隶买卖并发展为奴隶劳动对象的还不是非洲黑人，而是当地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由于过度劳累、饮食不足、白人带来的传染病，以及无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大批地加速死亡。他们过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的体质和性情都不适应奴隶制种植园的恶劣状况。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íz)[5]这样写道：“逼迫印第安人下矿井，去从事单调、紧张而又繁重的劳动，断绝了他的部族联系，取消了他的宗教仪式……这简直如同剥夺了他的生机……这不仅是奴役他的肉体，也是奴役他的集体精神。”

来到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各的游客都会看到哥伦布的雕像，在它的下方还塑造了一个印第安妇女，正怀着感恩不尽的心情（铭牌上是这么写的）书写着这位新大陆发现者的名字。但是，另一个故事是这样叙述的：有一个名叫阿图埃伊(Hatuey)的印第安人部族首领，因为抵抗侵略被判处了死刑。当他得知要杀他的刽子手也期望死后进天堂时，他至死都不肯接受用基督教信仰为他超度。看起来，比起无名氏妇女的塑像，阿图埃伊的故事更能代表当时印第安人对新来的统治者所持的态度。

英国和法国在各自的殖民地效仿西班牙的做法，也使印第安人沦为奴隶。不过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西班牙国王曾企图只把奴隶制施于那些拒绝信奉基督教的印第安人和好战的加勒比人，后者被认为是食人族；但是在英国政府看来，奴役印第安人仅仅是殖民地当地的事情，不同于后来奴役黑人那样，牵涉大英帝国的重大利益。阿尔蒙·惠勒·劳伯(Almon Wheeler Lauber)写道：“只有牵涉非洲奴隶贸易时，本国政府才对殖民地的奴隶状况和立法感兴趣……印第安人奴隶制一直不普遍，也没有影响到黑奴制度和黑奴买卖，所以也未引起本国政府的注意。但因为对印第安人的奴役从未被宣布为非法，所以它就一直合法地存在着。”

在英国属地，印第安人奴隶制并未普及。詹姆斯·柯蒂斯·巴拉克(James Curtis Ballagh)在其撰写的关于弗吉尼亚的著作中这样写着，公众的情绪“从来没有要求征服整个印第安种族。这与1661年关于黑奴的第一个奴隶法令一样，实际上都只要求奴役一部分人，而且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对印第安人实行奴隶制的问题，不过被看作一种偶尔的、保护性的惩罚，并非正当的永久之计”。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实行印第安人奴隶制无利可图。那里的殖民地经营多种农业经济，不适宜实行任何奴隶制，也无利可图。此外，印第安人奴隶劳作效率也不高。西班牙人发现，1个黑人奴隶顶得上4个印第安人。1518年，伊斯帕尼奥拉岛（即海地岛）上的一名重要官员执意要求“准予引进黑奴以取代当地的原住民。因为黑奴身强力壮，适宜田间劳动；而印第安人瘦弱无力，只能干些轻便的工作，如看管玉米地或庄园”。后来新大陆种植棉花、甘蔗等需要强劳动的作物时，印第安人是干不了的，而需要靠身强力壮的“棉花黑奴”。“棉花黑奴”这一名称，就类似路易斯安那的“甘蔗骡子”——那里的甘蔗地需要强壮的骡子。据劳伯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你会发现，印第安人奴隶的价格比黑奴的价格要低得多。”

再说，印第安人人口有限，而非洲黑奴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结果形成了用从非洲抓来的黑奴耕种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窃取来的土地这一局面。航海家恩里克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的航行补充了哥伦布的航行，西非的历史也构成了西印度群岛历史的附加部分。

但是随后直接取代印第安人的还不是黑人，而是贫穷的白人。这些“白人苦工”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人是契约奴，这是因为他们在离开本国前签订了合同，受法律的约束。为此他们不得不在一个规定的时期内服劳役，然后才能回国。另外一些穷白人叫“赎身者”。他们与某个船长讲好条件，乘其船到美洲后支付船费，或者到达后一段时间内付清船费。如果到时不能付清，船长有权把他们转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还有一些是犯人，系按本国政府商定的方针流放到国外服刑一段时期。

上述移民方式十分符合当时的重商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极力鼓吹不管是否自愿，都得把穷人投入到有用的艰苦劳动中；而且还大力支持向外移民，以便降低国内穷人的比例，并给懒汉和游民提供到国外挣钱的职业。C. M.哈尔(C. M. Haar)写道：“契约劳役的形成来源于两种不同而又相辅相成的力量：一种是来自新大陆的正面的吸引力，另一种是来自欧洲大陆的反面的驱逐力。”1606年，安东尼·培根(Antony Bacon)[6]在呈递给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的公文中强调：“通过移民，英国会获得双重好处，既减少了国内的人口，又能在国外利用他们。”

一开始，服短期劳役并不算下贱事情，契约奴中有许多人原是采邑庄园的佃户，为了逃脱令人厌恶的封建束缚才来到美洲。同样，爱尔兰人是为摆脱地主和主教的压迫，来美洲寻求自由的。德国人则是为了逃离三十年战争的创伤。在这些人的心中，有着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和渴望自由的炽热感情。他们来到这片新的土地，渴望获得成为自由人的机会。他们的想象力已被在国内听到的种种生动而夸张的描绘所唤起。可是，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用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历山大·威廉姆森(James Alexander Williamson)的话说：“人们想象的那种美好的殖民地，想象海外还有一个更大更好的英国，这一切此刻都淹没在追逐眼前的利益之中。”此时，新来的移民也开始多是品行不端的人，这成了契约劳役的特点。

在输送契约奴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条正规的运输线。1654—1685年，仅英国布里斯托尔一地就输出1万名契约奴，主要前往西印度群岛和弗吉尼亚。1683年，白奴占弗吉尼亚总人口的六分之一。18世纪，在宾夕法尼亚的移民中，有三分之二是白奴。在4年间，仅输入费城一地的白奴就有2.5万人。据估计，在殖民地时期，白奴有25万多人。他们约占全部英国移民的一半，其中大部分人去了中美洲一带的殖民地。

随着商业投机卷入这场输入移民的活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出现了。如绑架受此刺激盛行起来，而且在伦敦、布里斯托尔等城市竟成为一种正式的行当。绑匪会用酒灌醉成人，用甜食诱骗小孩。人们把这些绑匪叫作“幽灵”(spirits)，他们“绑架男男女女和小孩，然后把他们卖给船主，远渡重洋”。即将出航牙买加的船长总要带着酒去光顾一下克拉肯威尔教养所(Clerkenwell House of Correction)，“邀请”因扰乱治安而被关在那里的一些女孩一起前往西印度群岛。这些诱惑，一如布里斯托尔市长抱怨的那样，对那些冒冒失失和轻易受骗的人很有吸引力，竟致使丈夫遗弃妻子，妻子丢弃丈夫，徒工远离师父；而为逃避法律制裁的逃犯也在海船上找到了藏身之所。在德国的移民浪潮中，出现了所谓“新登陆者”(newlander)，这是指当时的劳工经纪人。这些经纪人奔走于莱茵河两岸，劝诱封建领地上的农民卖掉家当移居美洲，事成后向每个移民索取一笔酬金。

这些“新登陆者”会施展各种诡计，有关这方面的叙述很多。但是无论他们施展了什么样的诡计，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当时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正如弗里德里希·卡普(Friedrich Kapp)所写：“移民热的真正原因在于本国恶劣的政治经济状况。比起‘新登陆者’，德意志各小邦贫穷、压迫的状况更能有力而持久地推动移民。”

大批的罪犯是白人苦工的又一个来源。英国严酷的封建法律拟定了300种死罪。例如，有下列罪行者要处以绞刑：扒窃1先令以上，入店行窃价值达5先令，偷盗一匹马或一只羊，偷猎绅士庄园里的兔子，等等。根据法律要处以放逐的罪行有：偷布，焚烧玉米秸，伤害或打死牲畜，阻挠税务官履行职责，腐败的法律实践。1664年制定的法律提案提出，要把所有的游民、懒汉、恶棍、小偷、吉卜赛人，以及那些经常出入非法妓院的嫖客统统放逐到殖民地去。1667年的一份请求宽恕的请 愿书，恳请当局把一名妇女的死刑改判为流放。其实这名妇女只不过偷了仅值3先令4便士的东西。到了1745年，凡偷一个银勺或一块金表的人都得被判处流放。解放黑奴后的第一年，判处流放则成为对工会活动实施惩罚的手段。因此我们很难不得出如下结论：种植园劳动力需求与法律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在海外殖民地终其一生者竟寥寥无几。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反对“把欧洲的垃圾倾倒在美洲大陆”的做法，他认为这是一国对另一国的极大侮辱。他反问道，如果英国有权把它的犯人遣送到殖民地，那么为了交换，殖民地是否也有权把响尾蛇送往英国呢？

富兰克林为何如此敏感，我们不得而知。即使遣送来的罪犯都是难以改恶从善的，但人数更多的契约奴和自由移民也能够抵消罪犯的坏影响。这就好比往有毒的杯子里倒入大量的清水。没有犯人的劳动，澳大利亚在19世纪早期的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其中个别移民的情况是例外。当时有人总结了这种普遍看法：“在新开拓的殖民地，犯人劳动做出的贡献大于他们的恶行所造成的损失。”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一个新兴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便是劳动力问题。正如赫尔曼·梅里韦尔指出的：罪犯劳工事实上等于本国政府送给殖民地的礼物，而殖民地用不着负担进口这批劳力的费用。1611年，弗吉尼亚总督表示乐意接受一批暂缓执行死刑的犯人。他说：“这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了人力。这些人并不总是穷凶极恶的。”西印度群岛准备接受一切三教九流之人，甚至包括来自纽盖特和布莱德威尔两座监狱里的社会渣滓。因为，“没有不可救药的铁笼之鸟。他们来到此地后，就有可能改过自新并得到晋升，何况已有了这方面的可喜实例”。

1640—1740年的100年间，英国国内的政治动乱大大增加了白人苦工的输出。一些不遵奉国教者或政治异见者因为他们的非正统信仰而遭到驱逐，其中大多数人被流放到西印度群岛。这也是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执政时期许多爱尔兰囚犯的命运，他们也被流放到西印度群岛。这一政策推行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在英语中增添了一个主动动词barbadoes，意思是把某人放逐到巴巴多斯等地。蒙特塞拉特岛[7]后来变成了以爱尔兰人为主的殖民地。直至今日，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各地，人们还不时可以听到夹杂着爱尔兰口音的英语。然而，爱尔兰人多是穷奴仆，他们痛恨英国人，并随时准备帮助英国的敌人。1689年，在背风群岛的暴动中，我们可以看到爱尔兰人的这种深仇大恨。据威廉·爱德华·莱基(William Edward Lecky)[8]说，这种情绪后来使爱尔兰人在华盛顿领导的反英斗争中成为最勇敢的战士。在这之前，克伦威尔执政时期的苏格兰民族运动的失败者和爱尔兰人一样，也遭到了流放。苏格兰人“在国外许多地方大多充当苦力和士兵”。由于宗教方面的迫害，也有许多工人被遣送到种植园。1661年，贵格会信徒因第三次拒绝向政府宣誓，遭到流放。1664年又有规定，凡16岁以上借宗教之名举行集会达3次、人数超过5人者，罚款100英镑，或放逐到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以外的任何殖民地种植园。蒙茅斯[9]的许多支持者被遣送到巴巴多斯，判处为奴10年。当时，国王还把这些犯人分批赐给受宠的朝臣，获赐的朝臣通过转卖这些劳动力牟取了巨额利润。据说女王也参与其中。18世纪詹姆斯党人叛乱失败后，遭到了类似的处置。

流放白奴这件事充分说明了中央航路(Middle Passage)[10]的悲惨。这种悲惨并不是什么罕见和不人道的，它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些移民在船舱里挤得动弹不得。据戈特利布·米特尔贝格尔(Gottlieb Mittelberger)[11]说，每个人的铺位仅0.6米宽、1.8米长。由于船身小、航程长，加上没有冷冻设备，食物腐坏，疾病自然不可避免。1659年，在呈送议会的一份请 愿书上，提到有72个白奴被锁在船舱里，度过了5个半星期的航程。请 愿书上写道：“他们与马挤在一起，承受着热带高温的熬煎，许多人晕厥了过去。”这种不人道之举当然受到了抨击。费伦(Fearon)在提到费城的一艘移民船时吃惊地说：“这真是埋葬活人的坟墓。这是人类受苦的悲惨景象。”其实，当时自由旅客的条件也好不了多少。一名贵妇描述了从苏格兰到西印度群岛的一次航行，当时船上挤满了契约白奴。这番描述可以表明，奴隶在船上遭受的苦难不以自己肤色是黑是白而有所区别。这名贵妇写道：“简直不能相信，人之本性竟会如此堕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可以如此虐待自己的同胞。”

契约白奴和罪犯的流放，在英国竟成为一项得到法律保护的巨大收益。1661年，殖民局(Colonial Board)成立，它的一个主要职责是管理契约白奴的买卖事宜。1664年，国王还指派了一个以王弟为首的委员会来检查和报告有关白奴输出的情况。1670年，关于禁止把英国罪犯流放国外的提案遭到否决，另一项关于反对拐骗儿童的提案也不了了之。然而，在流放重罪犯时，整个等级体系，上自威严的大臣和严肃的法官，下至狱卒看守，都要分一杯羹。有人认为，对同胞和同肤色人的仁慈决定了种植园主对黑奴的偏爱。但是，从当时的文字记载中并未找到这种仁慈的痕迹，至少在殖民地种植园和商品生产部门中不会有这种仁慈。相反，当时的豪商官吏都参与了输出白奴的交易。他们千方百计逃避出洋白奴的登记，不执行有关流放的规定，因而实际上承认了这一制度。即使抓到了人贩子，也只是给他戴上木枷示众，还不准围观者向他投击器物。对上述贩运白奴勾当提出抗议的是广大群众。如在伦敦大街上，只要你指着一位女性说她是“拐人的妖精”，马上会引起一场风波。

这就是当时英国的国内形势。乔治·杰弗里斯(George Jeffreys)[12]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来到了布里斯托尔。在这之前，他在英国西部忙于剿灭蒙茅斯叛乱的残余。杰弗里斯作为一个“刽子手”为后世所熟知，他是暴君的代言人，十分骄横残暴。关于他视察西部的情况，在教科书中以“血腥的巡回审判”(Bloody Assizes)被记录下来。这个标题有一个可取之处。杰弗里斯在抵达布里斯托尔之前就发誓说，他要用扫帚把布里斯托尔市打扫干净。果然，他的怒火就发泄到那些出入市最高机关的“绑匪”身上。当时，商人和司法官员为了增加重罪犯的人数，常常滥施刑罚，以便把更多的人发配到他们在西印度群岛经营的甘蔗种植园。他们惯会用绞刑恫吓轻罪犯，然后诱迫罪犯提出自愿流放的请求。杰弗里斯到布里斯托尔后，正赶上该市市长准备判决一名扒手流放牙买加，他对这位市长大发雷霆。使布里斯托尔市知名人士大为吃惊的是，市长不得不像个罪犯那样走上被告席，并要亲口表示自己是否服罪。杰弗里斯以特有的语言风格威吓道：“先生，市长先生，不！还是称你为绑匪好，我这个坐在法官席上的老治安官本不认识他这个老无赖。他到酒馆去，为了一小包东西的贿赂，就把别人捆起来流放到西印度群岛。我要割去你的耳朵，你这个老绑匪。如果不是怕玷辱了我的宝剑，我要杀你的头，或把你送到新门监狱去坐牢。你比那些扒手更可恶……我听说这伙绑匪的贩人勾当越做越大。那些重罪犯或叛国犯，只要愿意去阿尔德曼先生在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就可以被放走。”后来这位市长虽然被科罚1000英镑，但对其同伙和商人们来说，除了感到有点丢脸和受惊，什么也没有损失。他们的利益也丝毫未受侵犯。

杰弗里斯之所以如此侮辱市长，有一种解释是他喝醉了，要不就是气得失了常态。但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英国本身的发展，在于重商主义者对移民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7世纪末，英国国民经济政策的重点已经由积累贵金属转为发展本国的工业，转为扩大就业和鼓励出口。重商主义者极力主张，为了与他国竞争，就必须降低生产成本。而降低成本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低工资，而大量人口往往能保证这一点。17世纪初的欧洲担心人口过剩，到17世纪中期却在担心人口不足。早先开拓殖民地，基本的条件就是能得到来自本国的大量移民。而此时，把大量的人口留在国内却成了本国的利益所在。这样就产生了矛盾。约西亚·蔡尔德爵士(Sir Josiah Child)[13]否认向美洲大量移民削弱了英国本身，但他不得不承认，在这一观点上，他可能只是千分之一的少数。然而他却附和当时世人的看法：“任何使一国人口减少的做法，都会使该国贫穷。”照此看来，杰弗里斯把市长臭骂一顿的异常举动就不足为奇了。杰弗里斯的动机可能是经济方面的，而不是感情上的冲动。他的后台——英国王室——在这之前已经授权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可以从事黑奴买卖。此后英国就转向非洲寻找劳动力，以满足新大陆殖民地的需要。到1680年，在巴巴多斯已有足够的例子证明，非洲人比欧洲人更能满足生产上的需要。

后来，在殖民地种植园的契约奴地位每况愈下。最初，自由民是自愿签订的契约，来新大陆服一定期限的劳役。他们既不是被流放的，也不是靠别人供养的，但是后来却逐渐形成了一种人身从属的财产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在服役期间，自由民的人身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他们实际上被当作一种物品。在革命前夕，威廉·埃迪斯(William Eddis)[14]写道，他发现在痛苦中呻吟的契约奴，“其惨状超过古埃及的奴隶”。在马里兰，这种劳役还发展成为一种近似于把奴隶当作有体动产的制度。至于宾夕法尼亚，人们这样说：“在个别情况下，不管什么人得到过怎样宽厚的待遇，也不管他们是如何自愿接受这种关系，就整个阶层来说，一旦受契约的束缚，这些契约奴就成为临时的有体动产。”在巴巴多斯的甘蔗种植园，契约奴一天到晚“不是耕耘灼热的土地，就是推磨面机、烧锅炉，他们常常吃不饱，根本补偿不了因繁重劳动造成的体力消耗。而且他们吃的主要是一点土豆，喝的是掺有几丝土豆的清水，外加少量的面包和自己辛酸的眼泪。种植园主有时把他们转卖出去，有时则把他们连同马匹和其他牲口一起拿去抵债。有的主人还常常鞭打他们来寻欢作乐，他们睡的地方简直不如猪圈狗窝”。哈洛教授概括说，大量事实无可争辩地说明，在巴巴多斯获得白奴和使用白奴的情况“一直是残酷的，有时是很卑劣的，总之，是有辱英国的名声的”。

可是英国官方认为劳役制不算太坏，因为牙买加的契约白奴比英国的农夫还富有。“牙买加也和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对我们的贸易是十分感激的。那里的状况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令人厌恶。”但是有人对劳役制这一问题很敏感。1676年，分管贸易和种植园的大臣就反对使用“劳役”(servitude)这个字眼，说它意味着奴役和奴隶制，并建议改用“服务”(service)一词。然而用词的更改并未影响到制度本身。人们希望任意抽打黑奴的鞭子不要落到白奴的身上，但是白奴却没有这份福气。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受奴役的，所以种植园主对他们的福利不像对黑奴的福利那样关心。作为终身奴隶的黑奴在种植园被当作“最有用的附属品”。埃迪斯看到，“黑奴在各个方面，几乎都比可怜的白奴过得要好一些，严厉的种植园主对白奴一直是十分粗暴的”。种植园主把白奴叫作“白渣滓”，让他们混在黑奴当中一起干活。1680年，蒙特塞拉特岛的议会宣称：“若不给殖民地提供白奴和黑奴，任何一个殖民地都不会有显著的发展。”欧洲社会把等级制度看得十分重要，无怪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5]在提到工人阶级时说他们是“一群可怜的羊”，伏尔泰(Voltaire)把他们称作“贱民”。西蒙-尼古拉斯·亨利·兰盖(Simon-Nicolas Henri Linguet)[16]则认定对工人只可利用其体力，他说：“一旦工人知道，他也有一个大脑，那么一切事情都要糟糕。”在上述这样等级分明的社会里，有什么必要为殖民地白奴的处境感到内疚呢？

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曾直截了当地说白奴实际上就是奴隶。

其实不然。白奴丧失人身自由仅仅是一段时期，而黑奴却是终身为奴。前者的地位不会传给后代，而后者的子女要从母为奴。主人从来没有完全控制过白奴的人身自由，但却可以控制黑奴的一切。白奴还享有一定权利，这种权利虽然很有限，但却得到法律的认可，而且也在契约中载明。例如，白奴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在法律的实施中，把白奴当作财产的概念，从未超出个人财产的范畴，更没有达到有体动产或不动产的阶段。殖民地的法律严格维护这种区别，对诸如不同种族男女之间同居之类的事，实行严厉惩罚。白奴在契约期满后，有希望获得一块土地。当然，每个殖民地的情况各不相同。如托马斯·杰斐逊·沃顿贝克(Thomas Jefferson Wertenbaker)[17]就指出，在弗吉尼亚，白奴期满后可分得土地并未成为一项法定的权利。欧洲的农奴在家乡改变不了自己的身份，到了美洲后却有希望早日获得自由。白奴获得了自由，就成为自耕农，并移居到偏僻之乡。他们在大种植园主贵族的社会中形成了一股民主力量，他们也是向西部扩张的开拓者。美国的杰斐逊和古巴的何塞·安东尼奥·萨科(José Antonio Saco)[18]之所以赞成从欧洲引进白奴，而不主张从非洲输入黑奴，正是因为前者有助于建立民主政治，而不利于贵族政治。

但是，白人劳役制有严重的缺陷。固执的重商主义者马拉奇·波斯尔思韦特(Malachy Postlethwayt)论证说，在商品制造方面，殖民地的白人苦工将会与宗主国产生竞争。所以，与其在工厂使用那些一心想摆脱宗主国的白人劳工，不如让黑人在种植园劳动的好。再说，向殖民地提供劳动力越来越困难，因为种植园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超过了英国流放犯人的人数。同时，人贩子也处境不佳，官司缠身、花费剧增。因为有些人先是表示愿意出洋当劳工，一旦拿到食物和衣服，就上法院控告有人非法扣留他们。这样，新来的契约奴数量远远不足以替换已经期满的那批契约奴数量。在种植园里，白奴容易逃跑，黑奴则不会。黑奴要是获得了自由，为了自身安全计，往往愿意留在原来的住地，因为当地人认得他，不会把他当作游民或逃亡奴隶加以逮捕。白奴在契约期满时能得到一块土地，但黑奴的处境不同，他们的肤色和长相惹人注目，他们不懂白人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所以始终被剥夺享有土地的权利。种族上的这些差异更易于使黑奴制度变得合情合理，更易于迫使黑奴像耕牛或拉车之马那样机械地服从，也更易于在精神和智力上把黑奴贬为下等人，从而使奴隶劳动得以推广。最后，实行黑奴制的决定因素，是黑奴的价格比较低廉。付给1个白人劳工10年的工钱就够买1个黑奴劳动一辈子。诚如巴巴多斯总督所宣称的，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亲身体会到，“买3个黑人不但比买1个白人便宜，而且前者干的活还多”。

这种与白奴打交道的经验，对船长们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另外，在非洲绑架黑人要比在英国绑架白人容易得多。运奴船的船长贩运白奴的经验也可以用来指导黑奴的贩运。布里斯托尔，这个当年买卖白奴的中心，现在变成了买卖黑奴的中心。而贩卖白奴累积起来的资本正好可以用于黑奴贸易。白奴的劳役制，为后来黑奴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历史基础。种植园里原来监督重罪犯的监工，毫不费力地转为黑奴的监工。历史学家乌尔里克·邦内尔·菲利普斯(Ulrich Bonnell Phillips)教授写道：“作为新大陆后来者的非洲人，被强制纳入业已发展起来的制度中。”

下面谈一谈黑奴制的起源问题。实行黑奴制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而不是种族上的歧视，也就是说，实行黑奴制与劳动者的肤色全然无关，而是由于黑奴价格低廉。比起奴役印第安人或者白人，役使黑奴有着明显的好处。约翰·斯宾塞·巴西特(John Spencer Bassett)[19]在论及北卡罗来纳的情况时写道：“在任何场合，都是适者生存。黑人亦如此。他们吃苦耐劳，既驯服又能干活。印第安人奴隶和白奴比起他们来，相形见绌。”黑人的外貌，他们的头发、肤色、牙齿及“下等人”(subhuman)的习性，早为人们广为议论。但是把这些特征看作黑人生来就是奴隶的论据则是后来的事，而且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经济因素：殖民地需要劳动力；之所以用黑人劳动，是因为黑人既便宜又能干。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种植园主亲身体验得来的一个实际结论。如果有必要，种植园主甚至会登上月球去寻找劳动力。当然，非洲比月球要近得多，比人口众多的印度和中国也近得多，至于到印度和中国寻找劳动力，那是下一步的事。

要了解美洲的发展进程以解释黑人在这一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把白人劳役制的问题讲清楚是十分重要的。讲清这个问题就可以完全打破原来的神话，即白人不能胜任在新大陆气候下的劳动，因此欧洲各国不得不求助于非洲。这种辩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密西西比有一句格言：“唯有骡子和黑人能忍受7月的骄阳。”可是，事实上，白人已经在巴巴多斯的烈日下度过了100多年。佐治亚萨尔斯堡的居民还愤然否认过种植水稻会有损他们的健康。加勒比地区虽然处于热带地区，但那里的气候比热带均一，而且由于温和的海风时时吹来，全年平均气温很少超过27℃。8月的加勒比地区也不似美国某些地区那样潮湿，那样令人难以忍受。美国的领土只有佛罗里达的南端处于热带地区，但是黑奴劳动盛行的地区不在那里，而在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美国的南部并不比西班牙或意大利南部更热，无怪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会发问，既然欧洲人能够在西班牙或意大利劳动，为什么就不能在美国南部劳动呢？在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轧棉机的时候，人们就满怀信心地期望棉花将会由小型农场里的自由劳工来种植，事实也正是如此。后来之所以把种植棉花的白人农夫赶跑，并不是气候原因，而是由于推广了奴隶制种植园。被赶跑的白人农夫向西迁移，种植园也尾随他们向西扩展，结果又迫使白人农夫不得不再次背井离乡。乔治·梅尔维尔·韦斯顿(George Melville Weston)在1857年所写的著作（《美国奴隶制的发展》（Te Progress of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中指出，白人在南方炎热的田野里耕作，在新奥尔良从事繁重的野外劳动，对他们的健康并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影响。他写道：“美洲沿墨西哥湾一带和加勒比地区各岛屿，都可以不必实行残酷的黑奴制度。”在今天，我们亲眼看到，白人佃户在南方取代了黑人，而大批黑人则由南方迁往较寒冷的北方，定居在底特律、纽约、匹兹堡等工业中心。因此，我们再也不应赞同那种认为奴隶制种植园雇用黑奴，是由于白人忍受不了南方恶劣气候的幼稚说法了。

西班牙把贫穷白人源源不断运往古巴和其他各个西属殖民地，这是西班牙殖民政策的特点。费尔南多·奥尔蒂斯指出，在古巴发展史中，烟草和甘蔗显然起了完全不同的作用。烟草在小农场里由白人雇工实行精耕细作，而甘蔗则是在规模很大的种植园里由黑奴实行粗放耕种。作者还把古巴自由民的烟草生产与美国弗吉尼亚奴隶的烟草生产做了进一步的比较。比较结果说明，这两个地区的主要差别不在于气候，而在于它们的经济结构。不错，古巴的炎热气候对白人来说是难以忍受，还有白人在巴巴多斯死于酷热。但是，今天生活在波多黎各的穷白人农民，基本上安然如故。用历史学家阿奇博尔德·格伦费尔·普赖斯(Archibald Grenfell Price)的话来说，白人在热带地区繁衍了三代人，却还有人认为白人在热带地区不能生存，这是何等的荒谬。同样，从移民初期直到今天，生活在加勒比地区、西印度群岛的荷属萨巴岛和圣马丁岛的白人都生存下来了。来自法国的移民在圣托马斯岛[20]定居约有60年了，他们靠打鱼和种田为生，是今天岛上“最大的单一农民阶级”。普赖斯这样总结说：“看来，来自北方的白人只要居住地不暴发可怕的热带疾病，经济收入又充裕，而且有志于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那么他们在信风热带地区是可以一代又一代地度过美好的日子的。”100多年前，有一批德国移民在牙买加的锡福德定居下来。今天，他们既没有断后，也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这就完全否定了那种认为北方的白人不能在热带地区生存的主流看法。总之，在热带地区，只要存在以小农场为基础的农业，白人不但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还能兴旺繁荣起来。白人离去并不是气候的原因，而是受到了种植园的排挤，而这类种植园需要得到源源不断的大量劳动力。

由此可见，“种植园气候说”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埃德加·特里斯特雷姆·汤普森(Edgar Tristram Thompson)[21]教授就这个问题撰写过一篇精辟的文章，文中说：“种植园是一种政治制度，用‘气候说’是解释不了的。”是的，种植园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我们可以补充说：它也是一种经济制度。这一理论“是为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辩护的片面理论。它企图说明这种秩序是合乎自然的，因此凡是存在种族问题的地方，这一学说似乎也就成为一种通说”。

澳大利亚的历史可以用来论证这个论点。澳大利亚的陆地面积有将近一半位于热带地区。处于热带地区范围里的昆士兰，种植的主要作物就是甘蔗。当初澳大利亚在发展这项生产时，是使用白人劳动力还是黑人劳动力，原本有选择的余地。可是这个英联邦国家一开始就遵循普遍的做法，从太平洋岛屿引进黑人劳动力从事甘蔗种植。后来，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推行把澳大利亚变成一个白种人国家的政策，到20世纪时，澳大利亚明令禁止非白种人入境。有人认为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导致了澳大利亚甘蔗种植的成本高昂，生产依靠的是人为的办法，而且实行了闭关自守政策才得以维持下来。这些看法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事实上，澳大利亚为成为白人之国，愿意付出任何高昂的代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澳大利亚消费者所付出的代价，而不是那里劳动者的体质是否出现了逐代退化。

今天，在昆士兰从事制糖业的完全是白人。H. L.威尔金森(H. L. Wilkinson)写道，从全球范围看，“昆士兰是欧洲人向热带地区发起大规模殖民的一个突出例子。更重要的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大批欧洲人开展文明活动的整个过程，即从最低等的工作和艰苦的体力劳动，一直到高等的脑力劳动的整个过程”。科学破除了迷信，以至于今天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坚持说，白人男女能在热带健康地生活，唯一的条件是必须从事艰巨的体力劳动。只要具备这个条件，不论在昆士兰还是其他热带地方，他们都能健康地活着。1920年，澳大利亚医学委员会(Australian Medical Congress)的调查报告显示，“对昆士兰的白人展开了严格的科学检查，结果表明，他们在生理上与居住在温带地区的白人一样，并未发生任何变化”。

可见，黑奴制度与气候并没有直接关系，其起源可以用3个短语来概括：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美洲大陆的烟草，还有美洲大陆的棉花。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供应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基本因素是，“形成了一个包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低等社会和经济组织”。另外，甘蔗、烟草和棉花这些经济作物，需要靠拥有大批廉价劳动力的种植园来生产，而由原先是契约奴的白人所经营的小农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存在。在巴巴多斯，原来种植烟草的小农场后来被大甘蔗种植园取代了。同样，在加勒比地区，蔗糖业的发展预示着对小农生产者的广泛剥夺。1645年，巴巴多斯的白人小农生产者有11000人，黑奴有5680人。到1667年时则有大种植园主745人，黑奴82023人。1645年，该岛有18300名白人符合征兵条件，但是到1667年只剩8300人符合条件。这说明，白人小农生产者纷纷被挤走了。虽然种植园主继续用各种办法引诱新来的移民，但是最有诱惑力的东西——土地，他们已无法提供了。所以那些期望得到土地的白奴宁愿去其他岛屿，也不愿去巴巴多斯，他们知道去那里根本得不到土地。无可奈何的种植园主只好建议通过立法来制止土地所有者购买更多的土地，同时迫使黑奴和白奴穿用巴巴多斯生产的棉布（英国的重商主义者对此有何反应呢？），从而为贫穷白人提供就业机会，还可以防止黑人学会经商。1695年，巴巴多斯的总督描绘了这些当过契约奴的白人的悲惨情景：他们吃不上鲜肉，喝不上甜酒，“他们像狗一样受人管制，供人驱使。这种情况无疑会使这些普通白人成群地逃离此地”。然而，这位总督也仅仅是提议给每个拥有8000平方米土地的白人以投票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当时每年都举行议员选举，那些竞选议员的候选人为了捞取选票，“有时给这些可怜的穷人施舍一点甜酒和新鲜食物。这点东西对穷人来说已是营养品了”。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贫穷白人不断地离去也就不足为奇了。

贫穷白人为了寻找土地，争先恐后地跑遍了加勒比地区。他们从巴巴多斯跑到尼维斯岛、安提瓜岛，再从这些地方迁往圭亚那地区和特立尼达岛，最后到达了卡罗来纳。但是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一股无情的经济力量——使用黑奴劳动的蔗糖业——的驱赶或掠夺。只有来到当时种植棉花的卡罗来纳时，他们才得以安居下来。可是这种好光景也不过持续了100年。1672—1708年，尼维斯岛的白人减少了五分之三，而黑人增长了一倍。1672—1727年，蒙特塞拉特岛的男性白人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而同一时期的黑人人口却增长了11倍。巴巴多斯人说：“种植园主买进的黑奴越多，就越有钱多买黑奴。因为，承蒙上帝恩赐，买进来的黑奴只需一年半的时间就能给主人挣回买他们的价钱。”在种植园发展起来的地方，甘蔗大王已经开始掠夺那些欣欣向荣的农民小生产者同业会，把他们抛进了巨大的蔗糖厂。这些工厂属于一群“幕后人”，即不直接参与经营的大资本家所有，他们雇用了一大批外国的无产者。在这样的种植园经济中，贫穷白人是没有出路的，他们，也许还包括他们的家属，或者充当管家、监工，或者在较为富有的种植园当医生，这就是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乔治·梅尔维尔·韦斯顿写道：“假如一个国家竟是由一系列种植园组成，那么白人不是被活活饿死，就是注定要被排挤出去。”当地的种植园主对白人和黑人的人口比例愈加失衡感到不安，他们通过了《差额限定法》(Deficiency Laws)，硬性规定“幕后人”要收留白人苦工，否则要科以罚金。但是这些“幕后人”宁可受罚也不愿收留白人苦工。今天在西印度群岛，那些在巴巴多斯艰难度日的“红腿”(Red-legs)[22]，由于营养不良、嗜饮烈性酒，又不怎么从事体力劳动，个个苍白无力。此外又因近亲通婚，在人种上也发生了退化。这正如赫尔曼·梅里韦尔所说：“在一个黑奴制度极其盛行的国家里，白人是不会勤劳的。”

但是哈洛教授坚持认为，这一切成就取决于经济条件而非地理条件。非洲黑人和白人小农生产者都是受害者。少数白人的财富积聚越多，意味着广大黑人的痛苦越深。1650年，巴巴多斯20个月生产出来的经济作物，价值超过300万英镑，约等于现在的1500万英镑。根据计算，1666年，巴巴多斯比在种植甘蔗以前富裕了17倍。“1643年时，巴巴多斯人的住房十分简陋，屋里仅有必需的生活用品。但是到1666年，仅就屋里的摆设，金银餐具和珠宝首饰，价值就达50万英镑。他们的住房既整洁又美观。有些楼房俨然是城堡，周围环绕着蔗糖仓库和黑人的小茅屋，从海上看去宛如许多小城镇。”土地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一个拥有约200公顷土地的种植园在1640年可卖得400英镑；到1648年，仅100公顷就可卖得7000英镑。沃特曼(Waterman)船长拥有占地约320公顷的庄园，一度竟被超过40个业主分割了。蔗糖业基本上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它不仅包括农业生产，还包括炼制粗糖的前几道工序。有一份关于法属岛屿蔗糖生产情况的报告，提到炼制10大桶蔗糖与炼制100大桶蔗糖所需费用大致一样，因为所使用的畜力和作坊设备都差不多。牙买加的种植园主詹姆斯·奈特(James Knight)估计过，开办一个甘蔗种植园起码要有160公顷土地。据该岛另一个种植园主兼历史学家爱德华·朗(Edward Long)说，开办一个占地120公顷、年产蔗糖30～50大桶的小种植园，需要资本5000英镑。如果把资本增加到1.4万英镑，那么同样规模的种植园就可以年产蔗糖100大桶。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只能有两个阶级，一个是富有的种植园主阶级，一个是受压迫的奴隶阶级。

回顾弗吉尼亚的历史，上述的教训就深刻得多了。弗吉尼亚的种植园经济不是以甘蔗而是以烟草为基础的。沃顿贝克教授的研究推翻了关于弗吉尼亚从一开始就是贵族自治领地这一神话。在17世纪初期，这个殖民地大约三分之二的土地所有者既不使用奴隶也不使用契约奴，其生命力得之于为数众多的白人自耕农。后来由于西班牙的竞争，市场烟草供过于求，弗吉尼亚的烟叶生产情况恶化了。弗吉尼亚人极为气愤，纷纷要求采取措施来对付“那些在西印度野人岛上的英国小种植园”，西班牙人就是通过它们把大批的烟叶运往英国。尽管价格不断下跌，1663—1699年，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烟叶出口额反而增长了6倍。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实行了黑人奴隶制，因而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1670年，弗吉尼亚的黑奴只占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到1730年上升为四分之一。“在殖民地的经济生活中，黑奴制最初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后来竟变成了殖民地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弗吉尼亚的情况与巴巴多斯不同，小农生产者仍然可以获得闲置的土地。但是这些小生产者如果竞争不过奴隶劳动，那么有了土地也没有用。所以与巴巴多斯农民的命运一样，弗吉尼亚的农民最后也被挤走了。“弗吉尼亚曾是小农生产者的广阔天地，后来也变成了主人和奴隶的地盘。真是处处都没有小农生产者的立足之地。”

加勒比地区后来的全部历史就简单明了多了。那里的英属岛屿和法属岛屿的发展比西属岛屿要早得多。在美元外交到来之前，西属岛屿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现在，我们亲眼看到，在美国资本的影响下，古巴、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都变成了巨大的制糖厂。（虽然在西班牙统治时期，人们不大了解那些地区，特别是古巴的大种植园。）这些制糖厂为外国资本家所有，雇用的是外国工人，采用的是英属西印度群岛制糖厂的经营方式。这个变化过程是和雇用自由劳工同步的，而且又是发生在名义上独立的地区（波多黎各除外）的。这样就有助于我们真正了解当初把黑奴输入英属加勒比地区的实质，也就是种植园发展史中一个阶段的实质。用菲利普斯教授的话说，不是种植园制度“依附于奴隶制，而是奴隶制依附于种植园制度。……可以说，种植园制度已构成国家工业和社会框架，而奴隶制则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而制定的一部成文法典”。

凡是种植园未得到发展的地方，如古巴的烟叶种植园，黑人劳工很少，白人劳工占绝大多数。那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古巴人一再要求停止黑奴买卖，招引白人移民。代表自由人士的萨科呼吁：“要从世界各地移入自由的白人工人。只要有一副白脸蛋，肯劳动，哪个民族的人都行。”但是蔗糖业终于击败了萨科的呼吁。正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甘蔗种植园，在19世纪阻碍了白人移民进入古巴，正如它在17世纪禁止白人移民到巴巴多斯，在18世纪又禁止白人移民到圣多明各一样。没有甘蔗种植也就没有黑奴。在波多黎各，正规的种植园发展得较晚，在美国统治之前，那里的蔗糖生产从未像其他地方那样主宰过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因此务农的贫穷白人得以生存下来，而黑奴人数从未超过总人口的40%。萨科原希望“白化”古巴的社会结构，结果反倒是黑奴制度把整个加勒比地区的社会结构都“黑化”了，而且黑奴的鲜血还染红了大西洋及其两岸。糖甜极了，而且成为人类生活的一种必需品，谁知竟然造成如此多的罪孽和流血，岂不怪哉！

解放黑奴之后，英国种植园主曾想输入白人移民，甚至罪犯。1845年，英属圭亚那总督对来自非洲西海岸外的马德拉群岛的葡萄牙移民赞不绝口。当时的确来了大批葡萄牙人，他们带来的活力在特立尼达岛和英属圭亚那流传至今。但是，他们却宁可当小商小贩也不愿去种植园劳动。牙买加的总督在谈到从英国和爱尔兰来的移民时就做了很大保留。由于疾病蔓延、工资微薄，设法直接增加劳动力的尝试只取得了部分成效。因此，想不加选择地输入移民是行不通的。在圣基茨岛的欧洲移民深感自己命运悲惨，央求当局把他们送回家乡。他们说：“我们乐意从命留在这座岛上，靠自己辛勤的劳动规规矩矩地过日子，并使雇主感到欢欣。无奈这里的气候实在令人无法适应。如果继续生活在西印度炎热有害的气候下，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恐怕都难免一死……”

其实，并不是气候的原因阻碍了上述试验。奴隶制早就使人们形成了一种极坏的传统观念，即把体力劳动看作奴隶的标志，属于黑人的范畴。所以黑奴在获释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尽快设法离开种植园，到能够获得土地的地方安家。此外，在一个社会中，种植园的白人雇工也不可能与黑人农民在一起生活和劳动。如果小农生产在当时受到鼓励，白人的人数本来是可以兴旺起来的。当然，奴隶制的废除并不意味着甘蔗种植园的消失。黑奴的获释，白人工人的不足，使种植园主重又陷入了17世纪的处境，现在他们需要的仍然是劳动力。17世纪时，他们使用印第安人，后来转用白人，最后奴役黑人。现在失去了黑人，他们又回过头来使用白人，最后又役使东方的印度人。这样，印度就取代了非洲。1833—1917年，特立尼达岛输入了14.5万名印度人，英属圭亚那输入了23.8万名印度人。其他加勒比殖民地也纷纷效仿这种做法。1854—1883年，有3.9万名印度人来到了瓜德罗普岛。1853—1924年，输入到荷属圭亚那的劳工，有3.4万人来自英属印度，2.2万人来自荷属东印度群岛（如今的印度尼西亚）。古巴为解决黑奴短缺问题，也做了一个有趣的尝试。在解放黑奴后，古巴只好又转向从海地和英属西印度群岛输入劳动力。1913—1924年，古巴从海地、牙买加和波多黎各共输入了12.7万名劳工。萨科在100年前写就的内容，在古巴废除奴隶制60年后，还是变成了现实。

由此可见，实行黑奴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加勒比地区劳动力问题的一种办法。蔗糖是靠劳动生产出来的，从事这种劳动的有时是奴隶，有时则是名义上的自由人。从肤色来说，有时是黑人，有时则是白人、棕色人种或黄种人。从任何科学意义上说，奴隶制的实行绝不能说明黑人生来低人一等。1650—1850年，假如没有奴隶制，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园就不可能取得巨大的发展。

注释

[1]此处及本书中的“今日”等表述，均指作者撰写本书的20世纪30—40年代。

[2]建立澳大利亚南部殖民地和新西兰殖民地的关键人物，并对英属北美殖民地很感兴趣，参与了《英属北美事务报告》（Report on the Affairs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的起草，短期担任过加拿大省议会议员。（本书中无特殊说明的页下注，均为编注。）

[3]英国国教的牧师和传教士，美国基督教大觉醒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同时也是奴隶制的拥护者。1751年，在怀特菲尔德的支持下，佐治亚恢复了本已废除

的奴隶制度。

[4]1英亩约为4047平方米。

[5]古巴人类学家，1940年提出了“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的思想，著有《古巴对位：烟草与甘蔗》（Contrapunteo cubano del tabaco y el azúcar）。

[6]英国商人、工业家，他在梅瑟蒂德菲尔成为英国炼铁中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7]属于西印度群岛，位于下文中背风群岛的南方，是一座火山岛，至今仍为英国海外领土。

[8]爱尔兰历史学家、散文家和政治理论家。著有8卷本的《18世纪爱尔兰史》。

[9]指1685年在英国发生的一场反对信仰天主教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James Ⅱ）的叛乱，由流亡荷兰的第一代蒙茅斯公爵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发起。詹姆斯·斯科特在战败后被处决，詹姆斯二世的权力因此得到巩固，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时被推翻。

[10]大西洋三角奴隶贸易的中段旅程，即横渡大西洋，数百万非洲人经此航线被运往美洲。

[11]德国作家，以作品《1750年宾夕法尼亚之旅》（Journey to Pennsylvania in theYear 1750）最为出名。米特尔贝格尔的游记描写了美洲殖民时期德国移民的苦难，是这一时期的一手历史资料。

[12]威尔士法官，他在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升任大法官。

[13]英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商人和政治家。他还是东印度公司的总督。

[14]英国人，1769年到达北美殖民地，在马里兰担任海关调查员，反对美国独立，1777年返回英国，并出版《美洲来信集》（Letters from America）。

[15]爱尔兰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曾在英国下议院担任数年辉格党的议员。

[16]以保守政治著称的法国记者，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处决。

[17]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历史爱德华兹教授。他因1910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弗吉尼亚的贵族和平民》（Patrician and Plebeian in Virginia）而声名鹊起。

[18]作家、政治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19世纪古巴的著名人物之一。

[19]美国历史学家，他以1903年公开批评南方精英的种族主义而闻名。

[20]美属维尔京群岛的主要岛屿，位于波多黎各以东64千米处。

[21]美国种植园历史社会学及种植园在塑造欧洲对新世界殖民化方面作用的权威。他的博士论文题为《种植园》（Te Plantation），为种植园研究从气候和种族理论转向做出了贡献。

[22]这个术语用来指生活或曾经生活在巴巴多斯、圣文森特岛、格林纳达岛和其他一些加勒比岛屿上的贫穷白人，他们的祖先从爱尔兰、苏格兰和欧洲大陆被送来做契约奴、劳工或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