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变量

作者：阿兰·巴迪欧

译者：蓝江

本文节选自《世纪》（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阿兰·巴迪欧的13篇讲座，它们是巴迪欧于1998-1999学年、1999-2000学年、2000-2001学年，为哲学国际学院研究班开设的课程内容。巴迪欧在其中号召用内在性方法来取代外在性方法，以评价波澜壮阔的20世纪。巴迪欧将20世纪描述为“野兽”，这个新世纪超脱于旧的世界，践行了其思想中的一种真正的无限，它是新生的，同时也是脆弱的。在本书中，可以看到一种后马克思视域中不同寻常的百年反思。

变量4：时间

这个世纪推进了它自己的历史时间的视野。在马克思写下了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之后，各种带有巨大差异的谱系和视角之间的政治冲突愈演愈烈。

学院派历史学家从他们的立场出发，认为在一个漫长的期限中，当把人类的生命同其他意义的汇流相比时，其范围是微不足道的①。因而这种历史是“人文主义”的虚无的历史。

毋庸置疑，在今天，我们在实践上不再对时间有任何思考。差不多对于所有人来说，后天太过抽象，前天是无法理解的。我们进入了一个非时间的（a-temporelle）、转瞬即逝的时代，这个时代展现了与共享的个人体验完全不同的层次，即在这个层次上，时间是一种建构物（une construction），甚至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政治性的建构。让我们重新看一下斯大林的苏联时期在工业发展的结构上实行的“五年计划”。如果这个计划可以在艺术工作中进行歌颂，如爱森斯坦②的电影《总路线》（La Ligne generale），这部影片超越了经济的内涵（众所周知，对此方法将自身看做一种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e）的世纪，这暗示着一种对时间的有意识的建构登上了历史舞台。

谢尔盖·爱森斯坦（1898-1948年）

①年鉴学派（L'ecoledesAnnales）起初是在马克·布洛克（MarcBloch）的精神下形成的，他们推进了一种“长时间跨度”的理论，费南·布劳德尔（Fernand Braudel）的名著《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La Mediterranee et le monde mediterrane a l'epoque de PhilippeⅡ，Armand Colin，1949）正是这一思想的宣言。一些人将弗雷（Furet）的作品看成是对这个学派的延续，这种看法就如同将哈贝马斯的作品（所有的作品都带有合法性论调的痕迹）看做为法兰克福学派，也就是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延续一样令人惊奇。

②爱森斯坦（1898-1948）苏联电影导演，电影艺术理论家、教育家。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功勋艺术家，艺术学博士、教授。1898年1月22日生于里加，1948年2月11日卒于莫斯科。1920年到莫斯科第一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工人剧院工作。他以美工师和导演的身份参加了根据J.伦敦的小说改编的话剧《墨西哥人》的演出。1921-1922年，他进入由B.梅耶荷德指导的高级导演班学习。1922年，在《左翼艺术战线）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纲领性的美学宣言《杂耍蒙太奇》，引起了长期的争论，并对整个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译者注

曾经有一种农民的古老的时间，这种时间是静止的或者是轮回的，一种辛苦劳作和牺牲的时间，它仅仅只有在节日的韵律中才能稍作补偿。今天我们经受了狂热和彻底休息的结合。一方面，宣传媒体告诉我们所有东西在每一分钟都发生着变化，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必须以最快步伐实现现代化，否则我们将赶不上列车[因特网和新经济的列车、移动电话（portablepour-tous）]的列车、无数的股东的列车、股票期权的列车、养老金的列车，我还可以列举下去。另一方面，这些看似喧嚣的场面无法掩盖一种消极的僵化和冷漠，一种对现状的永恒维持。于是，这种时间是这样一种时间，即在这种时间中，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体，其意愿都无法得到把握。这是一种动荡和贫乏的令人无法理解的结合，一种呆滞的狂热的二律背反。

即便如同创新发生在一瞬间一样，这个世纪的观念笨拙而独断地运行着，但它必须继续激励着我们，至少它必须反对那种取消了所有的主体化过程的“现代化”时间。这个观念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获得真正的时间，我们就必须去建构它，这种建构最终只能依赖于一种关注，即通过这种关注，我们致力成为真理程序的代言人。让我们为这个诞生了全面建构时间的史诗性的提议的世纪欢呼吧。

变量5：形式

这个世纪集体的物质性的支配性形式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可以提出，这个世纪是一个示威（manifestation）的世纪。什么是“示威”？这是一个应用公共空间（街道、广场）去展现其力量的集体性身体（un corps collectif）的名字。示威是集体性主体，即我们—主体，它们拥有一个身体。示威是一种明显的博爱。身体汇聚成一个单一性的运动的物质形式，是试图说：“我们”在这里，“他们”（当权者、他者、那些并不构成“我们”的人）应当感到恐惧，并认真对待我们的存在。

在这个世纪，示威只能在“我们能够改变一切”的主观视野中得到理解。在《国际歌》那瞩目的声明中，示威获得了合法性，即“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世界的主人！”示威描绘出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的总体形象，他们都是一些孤伶伶的个体。

这个世纪是一个示威的世纪，这些示威长期被政治的反抗景象所萦绕着。反抗是我们赋予“我们”自己的身体最后的节日，它是最后的博爱行动。是的，这个世纪的节日的概念，在示威和反抗的范式的支配下，坚持在所有情况下，节日都必须粗暴地打断事情的日常状态。今天，节日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众望所归，毫无威胁的，它把我们从所有的政治关注中转移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专家带着忧虑的面容，报告说人民需要“强烈的节日标志”。我们可以看到严肃的报纸在法国赢得世界杯胜利和1945年巴黎解放之后的示威之间的比较。他们为什么不用攻占巴士底狱，或者长征做比较呢？在今天，可以说，节日是一种反示威的事物的名字。

攻占巴士底狱

哲学家在这里应该记得，“展示”（manifestation）是黑格尔用的一个词，是辩证法中的一个词，其表示任意现实的“与自我相脱离（sortiedesoi）。黑格尔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存在的本质是自我展示（semanifester）①。

①我们可以在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的著名的著作《表示的本质》（L'Essence de la mani festation，PUF，1963）中找到对黑格尔这一问题的有力说明。

本质的本质是显现（d'apparaitre）。在这一点上，这个世纪如果在其他方面是反辩证法的，那么它实际上就是辩证法。因而，对于一种处于建构之中的我们—主体的博爱来说，去示威就是去自我展示。“我们”的存在在示威之中被展现出来，同时也在其中走向枯竭。在这种演示（monstration）中，有一种宏大的辩证法的信心。这是因为“我们”最终不过是一种自我展示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在示威中并通过示威，让每一个人都能触及“我们”的真实（这种真实极其简单）。有个问题：那里的真实是什么？这个世纪回答到：示威。示威之外一无所是。

变量6：再批判

这个世纪最大的弱点之一，或者至少其不确定的领域之一就是它有一个合法性的代表性概念。在政治上，比如说，得到广泛支持和实践的列宁晚期叙述之一，这个叙述经常被诸如《马克思主义ABC》这样的作者①表达出来，但对其并不是没有质疑：“大众分化为阶级，党代表着阶级，而领导人指挥着党。”党和领导人从代表性操作中获得了他们的合法性。

①指布哈林。——译者注

如果这种合法性的概念在对真理的激情中遇到了问题，那么其遇到的障碍是真实不能被代表，它只能自我显现。在这个世纪的形式各异的创新中（革命政治党派、艺术学派的展示，一门科学的整体说教），这个世纪都会不停地遇到真实和再现之间的匮乏。真实是自我遭遇（serencontre）、自我展示、自我建构，但其无法自我再现自身。那是一块绊脚石。如果所有的合法性都是再现的，那么合法性不过是一种面对真实时认为自己就是真实的幻想。

示威或者反抗，以及更广泛的政治结果，或者在其姿态的暴力中的艺术创新，绝不可能是可再现的。博爱也是不可再现的。正如我已经说过，那些宏大的、宏观的和惰性的无根据的要求[自身中的阶级（clas-ses-en-soi）、种族、民族....]都被假定为“客观的”，它们通过扭曲的再现的（代表的）合法性来干预了主体化过程。因为只有惰性整体才是可以再现的。我们因此从事件的真实模式和展示过渡到科学的理想模式。

本文作者：阿兰·巴迪欧（1937年-）

建基于惰性整体的再现与伪合法性往往用来填补那些通常不太连贯的真实显现中的裂缝。在哲学上，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真实是不连贯的。正如拉康用形象化的方式指出，因为那里存在着的是“真实的谷粒”（grains de reel）。用我自己的词来说：那里只有多的真理程序，多的创造性片段，在它们之间并没有连续性。博爱本身是一个不连贯的情感。在真理上，那里仅仅存在博爱的“瞬间”。再现的合法化的规程试图赋予根本不存在的连续性，给那些不一致的片段一个名字，诸如“伟大的无产阶级领导人”，或者“伟大的现代艺术的奠基人”，这些名字都来自于一种虛构的客观性。

雅克·拉康（1901年-1981年）

毫无疑问，在这个世纪所热衷的史诗故事的晦暗面上，也必须要有虚构的英雄。

变量7：反辩证法

我已经指出二的理论的独特性，这个理论激活了这个世纪的几乎所有方面的理智①。

①这里有一个我已经涉及的讨论，尤其是同克里斯蒂安·雅姆贝（Christian Jambet）之间的集中讨论了这个世纪的反辩证法是否真的是一种二的理论，或者毋宁说它是否是一种一的理论，这个一是一个矛盾的一，这个问题是由新柏拉图主义者以及后来的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思想家提出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雅姆贝的书：《阿拉木图的伟大复兴》（La Grande Resurrection d'Alamiut，Verdier，1990）。

《阿拉木图的伟大复兴》英文版封面

这是一种没有综合的反辩证法的二。不过，我们在博爱的彻底展示中，有一个本质上的二：即“我们”和“非我们”。这个世纪用两种相互冲突的方式来思考“非我们”。要么将之看做一种多样的无定形体，这是一种非组织化的现实。要么将之看做“我们”（un autre 《nous》），一个外在于我们并同我们进行斗争的主体。这两种概念之间的冲突是根本的，并设定了一种非辩证法的辩证法。如果“我们”外在地同这些形式相联系，那么它的任务就是对这些非形式进行形式化。于是，所有的博爱都是对外在的非形式“赋予形式”的主观瞬间。比如，我们可以说，彼此漠不关心的人必须团结成一个党派，左派必须团结中间派来孤立右派，前为艺术家必须发现对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形式。

但因此这个世纪将自己看做一个形式主义（formali-ste）的世纪，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我们—主体都是一种形式生产。最后，接近真实只能通过形式（formes）来实现，这正是列宁在《怎么办？》（党是政治真实的形式）明显提出的信念，也是革命之后俄国“形式主义”，布尔巴基学派的数学家们，或者还有我们已经说过的布莱希特和皮兰德娄的信念。相反，如果“非我们”不可避免地已经一直被形式化为一种反抗的主体性，所有的博爱的首要任务就是战斗，战斗的关键在于对他者的解构（destruction）。

我们于是可以宣布那些不和党在一起的人就是它的敌人，左翼为了消灭右翼必须对中间派实行恐怖化政策，或者一个前卫艺术家为了在景观社会①中不被“异化”，必须研究分歧与孤立。

《景观社会》，居伊·德波 著，张新木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对于那些与所有原初的二元性的反辩证法相搭配的理由，形式化和解构之间默契的辩证矛盾在这个世纪的核心处独自起舞。这个矛盾源于毛泽东在一篇全新的文本②中，通过将“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没有综合，或者说是反辩证法的）同“人民内部矛盾”（依赖于对待前者的方式，最终，其依赖于在形式化和解构之间进行抉择）区分开来，赋予了其形式。

①景观社会是法国情景主义思想家居伊·德波提出的一个概念，可以参看德波，《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译者注

②毛泽东两篇关于辩证法的名著是《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前一个文本（写于1937年）被布莱希特所推崇，他在50年代早期在他的《工作日志》（Journal de trarail，菲利普·依维内尔（Philli pIvernel）译）中对之进行了引述。60年代中期，阿尔都塞在他的主要著作《矛盾与多元决定》中巧妙地应用了这一文本。我自已也在70年代中期在我的文章（矛盾理论》中评述了这两篇文本。当我们乐衷于把它们放在几个集合程序中时，这两个文本也毫无例外地从所有的书店中彻底消失了，而它们的消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毛泽东在窑洞中写作

毛泽东的根本方向从来就不是以斗争的方式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故而：要解决形式化和解构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借助形式化的方式。这或许是这个世纪留给我们最深刻，但也是最艰难的教训之一。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