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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莱特·米尔斯 著     

周晓虹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内容概述

在20世纪的美国，新中产阶级，也就是白领阶层的崛起，提高了市场生产效率，还稳定住了社会秩序，成为美国成为20世纪的世界强国的重要推手之一。大多数人对白领阶层夸赞不已，认为这代表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文明有序的时代。然而米尔斯却认为，白领阶层的一些特质，代表了美国精神的衰落，代表了现代性对于人类天性的压抑。

米尔斯认为，这种压抑的根源就是“科层制”的建立，科层制将会成为社会精英操纵白领的工具。

《白领》对美国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描述，认为科层制已经碾压了中产阶级工人，剥夺了他们的独立思想，将其变为近乎半自动化的、受压迫的但是又很快乐的人。米尔斯认为在工作场合有三种权力：强制或者说身体暴力、权威和操纵。在这部著作中，米尔斯的思想与韦伯不谋而合，都认为西方社会陷入了科层制理性的“铁笼”之中，这将导致社会更关注理性而不是合理（reason）。米尔斯担心中产阶级正在“政治上被阉割、文化上被愚弄”，这将导致权力从中产阶级转移到强大的社会精英的手中。中产阶级工人获得了足够的薪资，但是已经与世界异化，因为他们无力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

作者简介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年8月28日—1962年3月20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他以《权力精英》、《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社会学的想象力》等著作而知名。米尔斯关注二战之后知识分子的责任，倡导公共和政治参与而不是冷漠的观察。米尔斯的传记作家丹尼尔·盖里（Daniel Geary）认为，米尔斯的著作在1960年代新左翼社会运动中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米尔斯1916年8月28日生于德克萨斯州韦科，大学先在德克萨斯州A&M大学就读了一年，随后在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得社会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42年米尔斯获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A Sociological Account of Pragmatism: An Essay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在被评审后米尔斯拒绝修改，最后他的论文在没有获得评审的情况下被通过。当他得知自己获得马里兰大学学院市分校社会学教职后，就立即离开了威斯康星。 

米尔斯强烈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尤其是乔治·贺伯特·米德、约翰·杜威、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和威廉·詹姆士。米尔斯著作中社会结构的部分主要受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曼海姆的影响。米尔斯自称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影响，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社会学家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是社会学必须教授的内容。在成为社会学家之前，米尔斯是一个哲学狂人，他激进的思想、平等主义民主是受到托斯丹·范伯伦、乔治·贺伯特·米德和约翰·杜威等人思想的直接结果。在威斯康星大学期间，米尔斯受到一位来自德国的社会学家汉斯·葛斯的巨大影响。通过葛斯，米尔斯了解到欧洲的社会理论。

在所有中产阶级群体中，知识分子的分布最为广泛，而且他们的来源各有不同。和小商人、工人、小职员不同，知识分子相对而言一直不属于那个阶级；他们没有共同的出身，同样也没有经历共同的社会命运。他们的收入与地位差异悬殊：有些人生活和思考于郊外的贫民窟中；另一些人则受雇于遍及大陆的各国国家的宣传机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老式中产阶级的成员；因为企业家将他们的教育和语言技巧当成资本来使用，他们形成了一个由编辑和业务经理组成的专业化市场。另一些人则是晚近出现的新中产阶级的成员：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是由他们在白领金字塔中工薪雇员的地位决定的。

许多专业人士因为教育和闲暇获得了成为知识分子的良机，同时许多知识分子则通过从事专业工作来维持生计。进一步，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组成了知识分子大众的主体。所以，在专业和技术人员群体中发生的一切，也影响到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知识分子不能够界定为一种单一的社会团体，确切地说，它是由分散的小群体组成的。界定知识分子不能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必须依靠他们的职能及主观特征：像那些擅长于符号操作的人一样，知识分子生产、传播并保存着人类意识的独特形式。他们是艺术和思想的直接携带者。他们可能对任何实践都不负有直接的责任；或者说，他们所以承担着各种制度化的角色，可能是因为他们牢牢地依附于某个现存的制度。他们可能是旁观者和局外人，也可能是监督者和当事人；但无论怎样，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是为思想活着但不是靠思想来供养的人。

在寻求培养独立意识的过程中，按他们的自我意象，他们已经超然于世俗的价值观和旧有的刻板印象，同时他们又不会有意识地为其信念的确立感激他人。威廉·菲利普斯研究现代文学时得出的观点完全适用于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回避社会的实践和价值观，朝着某种形式的自我满足进发，只要合乎道义，合乎自然法则，或只要符合历史进程，当一个新的运动快要结束时，他们就会重新开始波希米亚人式的地下活动……”因此，他们“永远是一支反对功利和遵从制度的叛军……”所有这些“自由”的要素都是政治和艺术知识分子极力维护的。实际上，迄今为止，知识分子的全部工作都关注于符号，这一系统可以用来证实合理性、揭露错误，或转移对权威及其实施过程的注意。政治知识分子是操作这种符号系统、陈述政治意识的拘客；他们或制造、完善或批判那些或支持或抨击统治阶级、制度和政策的信念和观念；他们或转移人们对权力结构的关注，不再注意那些利用权力结构控制他人并从中渔利的人。

在西方历史上一个短暂的自由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在上述意义上说并没有受到束缚。他们处在多少有些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正如小业主的环境也是特殊的一样：这是一个夹在两个高度组织化的时期之间的三明治似的历史时期。18世纪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实业家站在共同的立场上；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反抗封建主义的残余，作家试图摆脱高度控制的保护人，生意人则要打破特许企业的束缚。他们都在为一种新的自由而奋斗，作家希望赢得匿名的读者大众，商人则想获得一个属于普通人的、不受约束的市场。他们的胜利，正像菲利普·拉夫所描述的那样，“在资产阶级时代的伟大时期中……（艺术家）宁可与社会疏离，也不愿自我异化”。但是，有可能为企业家或知识分子提供自由的那些条件现在已不复存在，并且，没有任何地方像20世纪的美国那样，知识分子会出现如此明显的颓势。

菲利普拉夫是纽约知识分子舆论工具《党派评论》的创始人，是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文学批评家

01四大阶段

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自由知识分子的生活实践经历了几番转变，并与几种相当独特的环境发生了矛盾。为了捕捉这些变化，我们有必要去检验人们思想和情绪的变动模式，探究其难以确定的影响。在20世纪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庇护系统，到了20世纪中叶，它似乎已开始影响到政治意愿甚至道德理想的丧失。

根据知识分子的主要兴趣以及他们重要的价值观，我们可以将美国自由的政治知识分子的简明历史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自由主义的实用主义思想在那些堪称“扒粪者（muckrakers）的新闻记者中广为流行，他们找出各种不公正的和腐败的现象，并披露给中产阶级。在20世纪前15年里，像“扒粪者”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大众中有着坚实的基础；在诸如《麦克卢尔》（McClure）这样的杂志上，他们可以扮演自由撰稿人的角色，关注某些特定的城市或某些特定的生意。在这个不断延展的社会里，因为新的规则和群体不断涌现，这些知识分子有时会被彻底的描述性工作所吞噬，尽管他们是具有批判意识的新闻记者，但在以一种老式中产阶级社会道德簿记式的方式攻击现存的腐败方面，他们具有某种既得利益。

《麦克卢尔》的主要撰稿人、著名“扒粪者”艾达·塔贝尔的纪念邮票

事实上，“扒粪式”的攻击被认为有着相当大的作用，或让人感到威力无比，以致作为一种流行方式，权势人物总要雇佣宣传代理人来维护自身的威势和他们的公众形象。有些宣传代言人起码一开始还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事实上，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特征，才使他们能够投身于捍卫和解释几乎任何社会利益的运动中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曾投身揭丑运动的人都开始转而维护一种新型的虚伪忠诚，一种为既得利益而制造的忠诚。威廉·米勒指出，揭丑的新闻记者曾为之撰稿的许多杂志，经过适当的加工，都转变成了有着巨大发行量并得到精心维护的广告媒介。

当然，这些参与揭丑运动的新闻记者并不能够代表知识分子的全部形象。在华盛顿特区的亨利·亚当斯俱乐部（Henry Adams’ house）中，在西奥多·罗斯福那样的精力充沛的思想家周围，有一些保守的精英人士，他们也批评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但却是以温文尔雅的方式，从贵族投资者的立场出发的。“扒粪者们”和保守派并未长期保持自由或形成任何联合：准确地说，这是因为他们具有迥然不同的岀身和利益，具有社会异质性。对他们来说，行动方向不同，加入不同的阶级和政党，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Ⅱ

埃德蒙·威尔逊出色地描述过20世纪知识分子的各种可能的类型，他们“试图将自己和经纪人的世界融为一体”，“这是一种孟肯式的绅士态度，充满了玩世不恭的、嗜酒如命的和‘文绉绉的'色彩，像讽刺剧中描述的那样，他们的生活中明显有一种优越于经纪人的满足感，充分享受着美国生活的骄奢淫逸；这是一种美国旧式的志得意满态度……这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态度，它对德怀特·莫洛和欧文·D. 扬怀有极大的兴趣，认为通过逐步地和适度地实现其自身的社会化，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向整个世界献上了一个奇迹，而我们应该尊敬和喜爱这个美国；这是一种试图从美国企业的活力和规模中获得欣幸，却不管它们要达成什么目标的态度；这是一种可以堂而皇之地收回或陶冶细致情感的态度；这是一种让每个人的自我伴随着疯狂的喧嚣和爵士乐的悲鸣逝去的态度，这也是一种只为黑夜的存在而活着的态度”。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 1895-1972），20世纪美国著名评论家和随笔作家

上述林林总总的态度反映出的是一种共同的不关心政治的倾向，或者说，高雅的轻松孕育了一种轻松的自由主义，它消解了人们的政治紧张，钝化了人们的政治敏锐度。知识分子转移了公众对鲜明的政治符号的注意力，甚至还粉碎了文化和社会的偶像。许多人厌恶美国的中西部，向往着东部城市，实际上所有的美国人都向往着欧洲。但是，他们的反叛还停留在美学和文学之中，并未明确诉诸于政治。这是一种充满激情的反叛，它反对“褊狭的”地方主义色彩，反对社会和意识形态中的陋习，反对各种形式的温文尔雅。

Ⅲ

在1930年代，知识分子充当政治代言人曾一度风行一时。一些才华横溢的自由知识分子成了列宁主义者。他们或加入或支持一些四分五裂的小党派，先是第三国际，后又是第四国际；他们撰写了不少支持这些集团的一般主张和政策的文章，一时洛阳纸贵。

在20世纪前几十年中，实用主义是左翼思潮的中枢神经。到了30年代，随着作为自由主义公分母的实用主义本身开始式微，它的主导思想被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赋予新的生命。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有一共同的思想：即对人类理性的乐观主义态度。在实用主义哲学中，这种理性根植于个体之中；而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则寓于由人组成的阶级之中。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中，这一主题如此鲜明以致成了一种基本的哲学氛围。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性变化中，正如列宁所作的修改那样，知识分子补充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了。只有当这些富有思想的“牛虻们”作为勇敢的先驱加入到运动中来，工人们才能创造岀一个崭新的世界或者起码这就是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对列宁主义的解释。

虽然几乎没有人抛弃知识分子的身份，坚定地将自己与劳工运动联系在一起，但还是有许多知识分子加入了工会组织，成为新闻记者或宣传代言人，忙于预测什么时候时机成熟。当时连小说家、文艺评论家、诗人、历史学家，无论是学院派还是自由作家——风头十足的那些知识分子——都颇有政治色彩，靠向左倾了。无论是作为党员还是同路人，即使他们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仍然十分激进，就像托洛茨基知识分子和独立左派们一样。一度，几乎所有的有声有色的智力活动都源自左翼圈子，再不就是为了全力以赴抵御左派思潮之害。

Ⅳ

战争爆发以后，一个沉思的时代接踵而至。知识分子抛弃了旧有的激进主义，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成为自由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或者干脆一股脑儿放弃了全部政治。德怀特·麦克唐纳注意到，回归前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宗教蒙昧主义者”和接受合理化进程、试图赋予其积极意义的“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蜂拥而出，他们努力从各个方面使战争非政治化。此外，就像詹姆斯·法雷尔指出的那样，“战争的形而上学”是必需的：布鲁克斯、麦克利什和芒福德这些美国历史上代表性的人物，战争意识形态的官方发言人，都对此供认不讳。那些仍然留在自由主义阵营，对这种新的形而上学不屑一顾的知识分子，也受到它很大程度的影响，因为它具有积极的主动性，恰恰大公司都在战争机构中获得了这种主动性：对许多商人和知识分子来说，工程项目管理局（WPA）变成了战时生产委员会（WPB）。

为了探讨而不是勇敢地应对战时出现的现代社会的渎职和连绵不断的骗局，时事评论员号召人们向前看。但是，即使这种乌托邦式的东西似乎也被大公司的爪牙们控制和垄断着。这些机构在公众面前晃动那些华而不实的商品，设下技术陷阱，然而却不告诉这些物品是怎样批发的。政治评论家将人们对现实的注意力转向某些未来的计划方案，将其作为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源泉。强调技术奇迹正不断出现的“战后计划”，是美国战时宣传的主要的知识形式。

几乎没有知识分子从政治和道义的基础上去反对战争，而他们也分享了的战后繁荣是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知识分子不再过问政治，左翼营垒门可罗雀，而新的一代则更是不愿沾边。人们的政治意愿日益淡薄；它已成了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领域。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所言，美国的知识界和世界各地一样，“他们的政治思考在行动和事件发生前都是消极的……我们都握在时事评论员的手掌心里”。

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1905-1975），20世纪美国著名社会文化批评家与文学家，“纽约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成员

从战争年代起，乐观主义的理性信念就在与政治和个人生活中更为悲观的看法的抗争中消磨殆尽。许多不久前刚刚读过杜威或马克思著作的人，会带着掩饰不住的自得，或像梭伦·克尔凯郭尔那样沉溺于个人悲剧的分析，或像卡夫卡那样对没有希望反光的镜子感兴趣。美国知识分子并不想重弹人的智力能够控制自身命运的老调，现在刺激他们的是新的忧虑，而他们寻觅的也是新的上帝。当人们遭遇因失败而来的震颤时，他们感到焦虑不安、心烦意乱，一些人对自己的境遇一知半解，另一些人则非常痛苦地意识到，必须靠理性主义的忙碌工作和各种形式的自欺欺人来掩饰他们的知识。

如果不是疯癫傻笑或不是酸楚横生，他们就无法面对杜威的“每一个思想家都在将这个表面稳定的世界置于危险之中”的狂言，或伯特兰·罗素的“思想窥视地狱之面目然而并不可怕”的哲言，更不消说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的作用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现在，他们正在聆听查尔斯·佩奇的教诲：“我们不必自我隐瞒这一点：我们失败了。这十年里，这十五年里，除了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外，我们一无所获。在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的今天，我们确实困难重重。我们陷入了重围，这还不仅仅是封锁，所有的良田沃土都落入到敌人手中”。现在的情况是，接受美国人生活的说法变得既苍白又浅薄，而与此同时反叛这样的字眼则变得粗俗不堪、不切题意。因此，美国知识分子的不适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空虚的不适。

知识分子观念中的政治失败，并不是那种简单的违背情理的退却。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观念也并不仅仅是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时期的时髦货色。观念和情绪的创造与传播必须被理解成社会与历史现象。然而，激进党的政治失败与内部腐败不能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首先应该根据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象来看待他们的意志丧失与思想匮乏，而这种自我意象反过来又取决于社会运动与政治潮流。为了理解在美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将激进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衰落作为一种经过包装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加以超越，从而认识到有哪些因素影响到知识分子生活中的某些深层载体，影响到现代社会和意识形态组织的长期趋势。

02科层制的社会背景

科层制渐渐奠定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并控制了其产品的主要市场。那些新的科层机构，无论是国家的、商业的，还是政党的或志愿者协会的，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主要雇主，成为他们工作的主要消费者。人们对技术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各类知识界人士的需求是那样高，以至我们甚至能够说，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复杂的有时是间接的资助系统。不仅仅新政、好莱坞和卢斯企业，而且包括各种类型的商业公司，以及围绕着斯大林主义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机构，也都在知识分子的文化和市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扬-罗必凯的精神世界已不再受制于扬和罗必凯；有许许多多的小集团成了市场上商人们之间的纽结，同时它们也展示了那些系统地从事销售活动的人们的管理智慧和风格。

美国历史最长和最大的广告代理公司之一：扬-罗必凯公司的两位合伙人

埃利奥特・科恩已经注意到，“模塑观念的职业（opining-molding profession）是一个紧密无比的小小社区，它占据着无线电城周围四个街区宽、十个街区长的狭小区域，有着地理上和好莱坞、芝加哥一样狭窄的商业街区……”但是这个社区的触角却伸得很广：在上层，主要是主管信息交流方面的知识分子（谋士、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他们和具体的商业部门的管理人员和谐交往。事实上，知识分子和管理者的工作和生活类型，以及他们的主要兴趣，在许多方面都十分一致。在这些管理结构的内部及其周围，则是那些被赋予了现代支配权的知识分子，他们现在肯定会被视为强硬者。而在这两者之间，则存在着许多交流通道。

对于那些希望保持自身的自由，但也在寻求公众支持的知识分子来说，科层世界内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现象的加重，表述个人异议越来越150困难，使得这样一种普遍趋势变得更加明晰。在知识分子和其潜在的公众中间，横亘着属于他人并受他人操纵的技术、经济和社会结构。小册子这种媒介向汤姆·潘恩提供了直接与读者交流的渠道，而靠大量广告支撑的出版界可能却不会为异议人士提供听众。如果知识分子成了某一信息行业的雇员，他的主要目标当然得由他人的决定而非自己的良知来定。如果他为这样的行业工作就是为了“出活（putting-out）”，那么他自然离雇员的地位只差一步之遥，尽管在这里行使的可能是操纵而非权威。当他进入市场时，其自由职业者的自由受到削弱，而他如果真的进入了市场，他的自由便没有任何公共价值可言。

技艺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薪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甚至构成了知识工匠人数增长的门槛，也使他们常常处在好莱坞作家的那种尴尬境地。当百老汇剧作家交出剧本，由演艺经理、导演或演员接手后，他们至少还可以对自己的作品保留某些权力；和他们不同，好莱坞的影剧作家则无法保证他们写的东西就能被演出来，即使是大家认同的形式。他的作品目的就是赢得大众影响，是卖给大众市场的；而且一如罗伯特・E.舍伍德所指出的那样，他的主要怨言并不在于收入太少，而在于他没有真正的权力对自己的作品负起应有的责任。

因此，大众文学和大众娱乐，以及黄色刊物、庸俗读物、广播剧和电视剧的主题通常是由经理或编辑决定的。作家只是为了完成订货，没有订货他常常根本不会动笔，而订货自然有着内容、倾向和篇幅上的限制。甚至这些大众杂志的编辑与广播剧的导演们也逃脱不了出版业和娱乐界对他们的个性限制；他们也是某个商业企业的雇员，而不是一个有决断权的个人。大众杂志与广播剧与其说是由哪个人编的，不如说受着一个现成的套路的控制。

随着文学行业的全面铺开，一批进取心十足的人也出现在出版界，图书的出版风格为之一变。作者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读者品位和心智的限制，但为了适应出版界发展，一定程度的变化和水准的提高却获得了相当大的自由空间。近来，在图书批销方面和电影生产与销售方面出现的变化，可能表明社会需要更多的精心制作的作品。那种越来越多的需要通过大规模的销售渠道才能到公众手中的书稿，看来很少有出版商再愿意经手了。

文学的理性化和艺术的商业化肇始于销售领域，现在它正步步深入逼近生产领域。1933年，亨利·塞德尔·坎比写道：“我们很少停下来想一想，多么奇怪，文学竟成了一种产业……一切都十分小心……在广泛分布的出版社组织和代理机构中……（作者的）名字没什么用了……外交部门也常常三天两头地把他们年轻的使节派到这里。他们现在也成了这类组织的一部分。”如此，图书编辑也日渐成了一种由常规而不是由有献身精神的专业人士来掌管的半自动机构的一员。

亨利·塞德尔·坎比（1878-1961），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评论家、编辑

编辑寻找的是那些赫赫有名的姓氏，以及那些渴求更大名声的人；因为那些雄心勃勃的编辑和一心向上的显赫人物的存在，在我们这个特别的时代，才不可避免地会因对专家的依赖而产生大量的捉刀之作（ghost-writing）。一本由大名鼎鼎但非文化人署名的著作，实际上由他人代笔的几率在50%以上。然而，这些捉刀人可能真的出自真正的文化人之中；他们与作品间的异化程度，已经达到了彻底失去公众责任感的地步。

虽然大学仍然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工作场所，却也不乏对独立思维进行限制的种种倾向。教授毕竟是一介雇员，他受制于这一事实中涉及的各种因素，而各种制度化的因素挑选着人，并具体影响到他们怎样工作、何时工作以及干点什么。然而，对教师的自由来说最深层的原因还不在一位教授的偶然解聘，而在于一种说不清的普遍恐惧——有时可称之为“谨慎”和“准确判断”——它导致自我恐吓，而且最终会成为一种包括学者本人都无法察觉的习惯。真正的限制与其说是外在的禁令，不如说是通过学界大亨达成的协议来操纵性地控制那些反抗者。当然，由于哈奇法（Hatch Act）的实行，由于政界和商界对教授的抨击，由于军事项目必然包含的对学院的限制，同时也由于商会建立的各种委员会——他们试图将既定学科的教学内容和效果标准化，这种控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社会科学的研究日益依赖基金会的基金资助，而后者显然不会青睐那些关注偏僻、“无建设性的”课题的学者。

美利坚合众国日益增多的国际纠纷对美国知识分子还产生了一些其他的、难以觉察的影响：对那些用拉丁美洲、亚洲或欧洲语言来授课和写作的年轻人来说，对那些并没有偏离为人接受的事实和政策的人来说，这些纠纷就会产生一种自愿的书报检查。他们希望获得研究、旅游和基金补贴的机会。在自己的工作中，这些学术知识分子，或明或暗地（通过缄默不语），常常认可那些拥戴权威而不是反对权威的幻想。在教学中，他可以通过仔细选择那些安全的、并冠以纯科学名义的问题而自我检查；或者为了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目的出卖学者的声望。

越来越多的人，其中也包括知识分子，正在成为非独立的工薪阶层，他们将生活中的最美好时光消耗在供人调遣之中。在我们这个时代，对快速行动的需求压倒了一切，包括自由知识分子在内的每一个人，都惶惶不可终日地感到了失落；这就是弥漫于当代生活中的挫折感。然而，这也非常深刻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知识分子的世界之中。他们依赖交流生活，而知识分子的有效交流手段却被人夺走了。

不交流的知识容易使思想变味，晦涩不堪，最终造成遗忘。因为发现者追求完善的缘故，他的发现必须获得有效的交流。这种交流是人们寻找清晰的理解，包括对其自身理解的必要手段。一个人，只有在自己的知识获得他所信赖的有足够资格的人的社会认可时，他才能够获得安全感。这样一种完善的基础只有通过活动才能够获得并不断刷新，这种活动包括了无拘无束的沟通。当一个人兜售他人的谎言之时，便是出卖自己之日。出卖自己，就是将自己作为某种商品。某种商品是控制不了市场的，它那徒有虚名的价值是由市场提供的因素所决定的。

03意识形态的需要

虽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买方市场，但它一直钱货两讫。科层系统不仅需要运行新的技术、编辑和传播设备的智力型专业人才，它还需要为这些科层系统所代表的新型的、大体上是私人的权势集团创造和传播新的符号防御系统。在我们这个时代，各种利益、仇恨和情感似乎都是由智力活动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无论这种组织的水平可能有多么低。莱昂内尔·特里林评论道，“意识的公式化倾向在不断增长”，而“依赖公式的某种意识也在不断增多围绕着每一种利益都建立起了某种系统，某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系统。此时必须确保，或者（如果还未形成的话）创造出一个研究联盟（Research Cartel），在其间小心翼翼的研究人员必须做出复杂翔实的研究，并在准确的时间里公布，支持某个利益集团，与对手抗争，将虔诚转化为神学，把激情打造成意识形态。在所有这些引发公众注意和轻信的努力中，在所有这些评价和诋毁中，都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下述四种相互关联和渐进的过程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新的辩护需求提供了便利：

Ⅰ

对传统的神圣化倾向已经在当代历史的进程中被打得粉碎；潜在的意义不再被人们含蓄地接受。凭借全新的、多种多样的和日益扩张的沟通手段，传统的符号体系已经被连根拔起，经受竞争的锤炼。在这个塌陷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都市社会需要新的英雄和新的意义，正是知识分子在挖掘它们，并将之在大众中间推广开来。

Ⅱ

每出现一种利益集团都必然会拥有相应的意识形态组织，因此也就可能获得新的交流方式。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各种用于辩护和转变的符号系统层出不穷，并且相互间激烈竞争。作为吸引并保持公众注意的新举措，符号系统始终是需要的，不过，只要它们稍有松懈很快就会迂腐不堪，即使是具有相当吸引力的符号系统也势必会转瞬即逝。每当一项新的成果出现时，以往那些设计再精当的研究也会瞬间即遭淘汰。如此，就要求不断地产生新思想——也就是说，产生人们易于接受的思想，产生吸引力非凡的有关利益、激情和仇恨的表述方式。

Ⅲ

已经形成的规模巨大的私人权力必须为其行使找出新的合法性。显而易见的是，从18、19世纪继承而来的那种简陋的有关统治权力的民主理论，已无法轻而易举地为现代法人团体的权力提供合法依据。许多知识分子的高收入都来自于这一事实。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增加，基于入主新型权势中心的既得利益集团，希望自己的形象能在科层体系内外为他们工作的人眼中发生钝化、漂白、模糊甚至错觉。因为高度积累的财富和高度集中的权力，使得民意必须被积累和集中为一种善意，一种能够持续管理和维持的善意。这样，在管理机构工作的人便能够从他们的科层体系中获得自尊，并因此也需要知识分子为他们及他们工作的机构制造一些合适的神话。在与管理者的关系中，各式各样的新型企业家们都获得了他们最重要的机会；这些人中有许多就是发现并捕捉到这些机会的先前的知识分子。

在小业主的世界里，权力是分散的和匿名的；它不需要系统化的意识形态黏合剂。但是在新型的管理世界中，权力却是集中的，并且只有在被操纵时才是匿名的；其管理者承担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找出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这一任务并不简单；他们寻找新的和使人不得不信的合法化依据的劲头几近疯狂。

Ⅳ

伴随着传统习俗的破灭，从困扰着现代社会的战争和萧条的周而复始中，不断滋生岀各种相互竞争的符号体系，以及新的并未获得认可的权力，恐惧和不安四处流行。这使得每一个涉足其间的人都迫切地寻求充分的解释。无论是老中产阶级，还是新中产阶级，都被人视作新势力的堡垒，他们深怀焦虑，迫切需要为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其间或与之背离的这个新世界寻求新的解释。无论他们的焦虑如何，转变中间阶层的立场，使他们形成恰如其分的举止，已成了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

当到处充斥着不负责任的决定，而价值的天平又明显有所偏向时，有决定权的人和执掌大部分价值的人就会为了自己广施骗术。在权倾一时的科层组织中为一小撮决策者工作的学富五车的男男女女不断增加。即使知识分子并没有直接受雇于这类组织，他们也会亦步亦趋地、以自欺欺人和心知肚明的方式，发表与这类组织及直接受雇于这类组织的人圈定的观点一致的看法。不管在哪种情况下，知识分子都成了他人的喉舌。在“直言相辩和逢迎拍马”之间，似乎并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适当的时候，知识分子或许随时会站到公众智力或统治阶级的行列中，从而脱离被孤立的局面；但是在20世纪中叶的今天，不敢鹤立鸡群和合群站队似乎都更多地是由组织化因素决定的，是牢牢地植根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整个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之中的。如果知识分子发现，和以往一样，他们工作于其间的那个非人格化的权力机器很难受自己的掌控的话，那么，不论它可能给他们造成怎样的焦灼不安，这种不安都更可能使他们去努力追求客观和完满。

04技术人员的崛起

以科层制兴起为主轴的社会发展和以对全新辩护的持续需要为主轴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已经相得益彰：它们共同发展，日益决定着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取向。

意识形态的席卷而来，促使知识分子承担起各种公民责任。在许多情况下，因为无法成为任何意义上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加入了不断扩张的靠思想谋生的队伍之中，成为行政人员、谋士或技师。无论从阶级、地位，还是自我形象的意义上说，他们都已成为地位稳固的中产阶级，成了那种伏案而作，结婚生子，住在体面的郊外宅第中的人；他的人生生涯依其出售的思想而定，他的生活程式单调，中产阶级的大众文化取代了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和世界的直接体验；尤为重要的是，他们正在成为金钱至上的社会里混口饭吃的人。

在这样的氛围下，与既定的金钱和权力无关的知识分子的活动似乎不再有较高的价值。在“精神的资本化过程中，正如乔治·卢卡奇所说：智慧与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商品。他们现在撰写的只是提示他人做什么的备忘录，而不是告诉人们事情是怎么回事的著作。文化和知识的产品或许有装饰品一样的价值，但却未给它们的制造者带来任何装饰价值。这种新的模式建立了一套令人担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荣誉的标准，它使人愈发难以摆脱对管理官员的常规性的意识形态惊恐。

这些新发展态势的能量和范围，受约束的沟通的无所不在，以及科层系统的控制，已经改变了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某些欧洲国家，尤其是中欧和东欧的某些国家不同，美国并未形成规模可观的知识分子甚至专业人员阶层，他们失业的时间已经太长，这种状况引起了强烈的挫折感。美国知识分子经受的失业是一种周期性现象，它不像在某些欧洲国家那样似乎是一种持久状况。自由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膨胀，私人行业和信息科层系统的大规模扩张，事实上已经使各种就业机会成倍增长。到目前为止，不能说是知识分子引起了经济恐慌。事实上，前景光明的职业生涯在他们中间已经成为某种传说。由于缺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圈子中曾出现过的那种不满和愤慨，当心怀不满的大众在政治上意识到他们的不满时，美国知识分子从未作为一个代言群体成为他们的领头人。他们或许会不时地感到茫然无措和内心的疏离，但却没有感到受到了剥夺。

在美国，同知识分子相比，技术人员的优势地位已变得越来越明显，而且这一过程似乎并没有引起什么震荡。事实上，美国的小说家、艺术家和政论性作家对其承担的工作都尽职尽责。埃德蒙·威尔逊写道：“命中注定，美国作家只能在不光彩或二流的工作中建功立业……在和那种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作家交谈时，你压根不可能谈好莱坞或卢斯曾经雇佣过他。”用马修·约瑟夫森的话说，知识分子不再具有“超然于直接获利的态度”，不再有“乏味感，他们正在蜕变为技师和谋士，而不是与环境相抗争的、坚持个人风格并且永不随波逐流的人。

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1899-1978），美国记者，学者

那些仍守着一份自由的知识分子可能会继续深入地了解现代社会，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越来越难以主动接近政治的中心了。这产生了一种不健康的风气，对那些希望标新立异的知识分子来说尤为如此。今日之世界，一个人的知识越丰富，其思想的影响似乎就越少。如果一个人的知识越多，其所受的挫折也越大，那么这可能就意味着，知识产生不了什么力量。对自己能够预见的事情无力控制，就常常会使人产生彻底的无助感。这不仅就他们的所欲所为来说是如此，就其所关注的权势人物的所为来说也是如此。

当然，这种挫折感仅仅会出现在那些感到有行动压力的人身上。“态度超然的旁观者”因为不想征服什么，所以也不会感到孤立无助。但是政治家们都懂得，当他们无力将事务玩弄于股掌之间时，他们就必须接受其结果。他们发现，甚至要表述自己的思想现在也越来越困难了。如果他想表达自己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时，他是不能对碰巧掌权的那些政党提出的口号和造成的混乱过分认真的。因此，他感到自己与政治毫不相干。不过，如果他对公共问题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根据那些主流政党的看法来看问题的话，他就不可避免地要放弃自己的最初看法，以致无法再抱有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和政治思考的热情。

如此而来，政治上的精神失败便与生活的悲剧感相伴而生，它可能被体验为一种个人的发现和负担，也可能成为客观环境的一种反映。这种状况导源于以下事实，在公共决策的源头，有一批权势人物并不会因自己的决策自受其辱。在林林总总的由大型组织组成的社会里，权势人物的决策和草根民主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不清，由此，上层人物不负责任的个人行为似乎受到了鼓励。行动需要促使他们将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他们作为大公司或其他大型组织行动的事实，却使其个人责任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他们的公共观点和政治行为，就这些词的客观意义来说，是不负责任的：他们的不负责任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其他人必须依赖他们，并承受他们的无知、失误以及自欺欺人和偏见所带来的恶果。目睹了这一切的知识分子所产生的悲观情绪，是他们对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集体性渎职行为作出的一种个人反应。

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形态及其在这一社会中的行为方式都越来越具有政治色彩。这一社会形态中曾经有过知识和个人道德的领地，但现在一切也已成了组织的附庸。由于政治的触角无处不在，当人们思考政治问题时，他们的所思所虑反映的正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独立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是少数还能保持与陈规陋习相抗争的个性，并抵御死气沉沉的生活琐事的人。如今，要保持敏锐的洞察力，你就必须具备冲破和摆脱现代交流系统中缠绕着我们的那些刻板观念的能力。流行艺术和大众思想现在日益与权势阶级的要求相吻合。这就是为什么在政治活动中，某些知识分子感到需要团结和支点的原因。如果思想家在政治斗争中不能将自己付诸于真理，他就不会以负责任的态度来面对整个生活经验。

随着交流渠道越来越变得垄断化，依赖特定的哄骗运作的政党机构和经济压力集团，继续垄断着那些富有影响的政治组织的机遇，政治行动和沟通的机会被降低到最低点。政治知识分子日益成为靠传播交流机器为生的雇员，而这台机器的基础与他们所拥戴的东西南辕北辙。

正像前景远大的年轻技术人员和编辑们无法直面政治（除了新闻和娱乐之外），遗留下来的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也越来越踌躇不前；最简单的原因在于他们已失去了这方面的意愿。迫使他们远离政治的内外部力量过于强大；他们被卷进了这台技术机器，卷进了知识的直接的理性化过程，或者说他们踏上了个人悲剧的不归途。

今天，对自由知识分子来说逃避失败和无权无势的现实的途径五花八门，其中包括信奉疏离以及向现实低头。这两种做法都可以掩饰无权无势的事实，同时又可以使这一事实变得更易接受。

“疏离（alienation）”这个中产阶级圈子里常用的词，已不再是旧式的那种知识分子与通常的生活方式及其主流结构的脱离；它并不意味着与统治势力间的疏远；同样不是追求真理的必经阶段。它是一种不幸，是从精神崩溃跌入自我沉溺的一种形式。它是缺乏政治意愿的一种个人托辞。它是被人征服的一种流行方式。从功能上看，它是那种和社会科学中屈从于客观性别无二致的文学样式。

客观性（objectivity）或科学主义常常是那些眼光短浅者的学术崇拜物，是技术工匠，或是那些对其置身于其间的大型组织及其政治含义负有职责的雄心勃勃的技术工匠的姿态。将已成惯例的生活和工作概括为“客观性”，这种无法想象的用法往往能使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获得一种满足；但是，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退却，而不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政治人的取向。

无论是疏离还是客观性，都与技术人员战胜知识分子的胜利紧密相连。在充斥着组织化渎职的时代里，对那些被管理官员战胜并受其控制的知识分子来说，它们是最普遍的情绪和观念；鲜明的“工作（the job）”一词，就像道德约束和潜在的压力一样，将知识分子牢牢拴住；战战兢兢的雇员们的政治心理与他们对工作的理解交织在一起。或者干脆去理解，或者选择悲哀的疏离——这就是那些无权无势、相互疏离但却没有被剥夺的技术人员的典型。这就是那些有认识真理的能力但缺乏机遇、技巧和耐力——就像在可能的情况下那样——去与政治力量打交道的人的典型。

自由知识分子的失败和自由智力的合理化都在某个无法加以明确限定的敌人的掌控之中。即使赋予其权力，这些自由知识分子也无法轻易地将自己的意志付诸实践，同样无法成功地排除环境对他们的处境、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他们的欲求的影响。他们发现锁定外部敌人要比了解自身的内部状况更为困难。这些似乎是非个人的失败已经编织出一种个人的悲剧情节，而知识分子正是由其自身的弱点所出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