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结论

原文选自《重读<资本论>》[美]詹姆逊著，胡志国、陈清贵译，第7章

也许细心的读者已经明白，我的结论是《资本论》(第一卷)没有政治结论。但当我们讨论的是一本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全世界都被视为劳动阶级圣经的书，而书的作者又曾写过一本西方政治理论的基础和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这就成了需要解释的悖论。

对这个悖论的解释要求我们首先厘清政治的含义。我认为，在着手之初，我们需要区分政治理论和纯粹的政治。后者蕴涵在宣扬政治行动主义、政治实践及其策略与手段的手册中，如马基雅维利、克劳塞维茨、索雷尔和列宁的著作体现出来的那种。政治理论则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体现为宪法理论；它总是必然以构建宪法为关注要点，其先行者或奠基人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他们的思想经由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又是马基雅维利!)传到18世纪的美国，在那里它的创造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宪法总是一个反对革命的构建，其本质是阻止变革的，无论这变革来自右边(政变、“暴政”)还是左边(民众“暴乱”、革命)。它的基础是这样或那样的再现理论(请注意，如我在导言中对观念再现的解释，政治再现也同样总是不可能的)。然而，即便在这里，理论和实践的某种区别也可以在自由的时刻，在废除法律的时刻，在“制宪权”(constituting power)和“宪赋权”(constituted power)之间的时刻得到辨认，对此奈格里已经有非常深刻的阐述。[1]

因此政治理论把制定宪法作为它的研究和创新的根本目标，其中又有另一个更深的原因导致它在今天不再适宜。如同C.B.麦克弗森告诉我们的，在洛克的根本思想中，有一个致命的、让人警醒的时刻，让构想政治理论绝对不再可能，这个时刻就是货币的出现。[2]这个异物掺入到形式上完全不能接纳它或不能阐述它的抽象化的系统中，意味着政治理论——宪法理论——再也不能自主运作；这个时刻名为“私有制”——一个完全不服从宪法构建的现实。

然而，本书的读者会知道，仅仅有货币的概念，还不足以描述阻挡政治理论的这一根本障碍：因为这些宪法理论家的思想源头可追至亚里士多德，无论他们对问题的阐述和抽象处理多么笨拙，他们总是已经对富裕与贫穷有了一些认识。但所有伟大的政治和宪法理论家的思考环境是前资本主义的或基本仍属于农业的，这个事实要求必须重新定义洛克的问题，必须把货币在他的思考视域内扮演的角色转换到其更复杂的形式即资本上来。随着资本的出现，宪法思想的许多传统范畴不再适用，其中包括市民和再现；而其中的民主概念——民主总是一个伪概念，在它绝大多数的历史存在中，怎么都是一个可鄙的词语——成为一个误导人的幻觉。国家不再是一个由其知识的、专门的学科进行理论化的自主实体，而是被资本渗透了，以致任何自主的经济理论都再也不可能存在。这种共生现象在其他任何时候都不如在我们这个时代明显，眼下如腐败、派系这样的道德词汇(也是传统词汇)已经成了可笑的仿古器物。

然而，如果说这样的政治理论在资本主义中已经消失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创新的历史当然也不短，无论斯大林著名的宪法是多么不可行。诚然，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司法系统的理论主要在于批判资本主义在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实践，而承认马克思主义内部缺乏政治理论和司法理论，大概就等于同意那些在赫鲁晓夫演讲之后，以及斯大林在大清洗与古拉格集中营中的罪行被曝光之后喧嚣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指责。不过，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政治维度的缺失——它的“经济”(在非常宽泛、笼统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和政治断然分离——是它巨大的原创力量之一。无论如何，第一卷都不会给那些在书中寻找更完美社会制度图景的人多少惊喜，更不用说在其中寻找相应的理论化印迹了。的确，这本书甚至没有从经济角度勾勒任何未来社会主义的图景的轮廓。

就技巧或策略意义上的政治而言，只有几处零散的、偶然的评论让我们感到安慰。当然，第一部分中有著名的对“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乌托邦想象，但这更多地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乌托邦在构建他的再现时的用途的观念，而非告诉我们有关任何可能鼓动具体行动的东西，而且很有意思的是，那语言仍然和无政府主义的语言没有区别。号召工人“联合起来”是当时早期发动工人的一般政治常识；采用《蓝皮书》和资产阶级工厂视察员的奇怪事例的目的需要估量(马克思本人暗示说，这些东西是土地所有者集团用来反对他们在议会中的工业资本家对手的)。关于《资本论》中的两个巨大的“高潮”，喜剧的那个——一般国家和社会的解体——在骨子里明显是无政府主义的；而“剥削剥削者”是一个隐含的交错配列，它预言了革命性的突变，但并没有给我们讲述太多关于突变的方式和结果的内容。

至于《资本论》本身，我们必须说，它的存在是要再现一架特殊的机器，这机器的演进和故障、扩张和失灵、发展和崩溃是(辩证地)交织在一起的。这一独特的历史动力的秘密隐藏在著名的“利润率趋于下降”中。在今天，在全球化已经充分发展的时候，这也可以从世界市场和它因为必然的扩张(通过资本主义总是已经“解决”危机的方式)而遭遇的最终限制的角度来理解。但这种阐述是以系统而不是以人类力量为框架的，因此它不是政治的(我们在人类行动意义上理解政治一词),并且更应被看做是鼓励必然性幻觉，而非为行动计划增加活力。

的确，卡尔·科尔施很久以前就提出，马克思主义在效果上拥有两套基本语言，它们可以互相转化，互相替代，或互相翻译。这两套语言或编码是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或价值规律)。

视历史过程为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描述和视历史为阶级斗争的“主观”描述，是马克思思想的两个独立形式，两个是同样本源的，不是一个派生于另一个的关系……根据每个特定形势的条件，它们或者被单独运用，或者被同时运用……[3]

价值编码可以“转码”为阶级斗争编码，这一点在《资本论》中只能断断续续地看出来，例如在对商品的分析中，又如当马克思提醒工人他们已经自己锻造了“金锁链”，已经自己创造了资本、创造了所有资本积累的时候。“自由生产者”的乌托邦也暗示了这一点，其言下之意是，新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将是透明的，它不仅是优先权的集体选择的结果，而且这些优先权可以随时接受集体审查，某个社会主义生产机器的运行情况对任何想要检查(批评)它的人都是开放的。

尽管如此，我们前面所说的关于这一政治的或者非政治的甚至反政治的结论的总体命题看上去还是在造谣中伤，因为我们的讨论对象马克思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还是一位政治天才。他像列宁一样，一直都“用政治的思维思考”，他总是对任何特定形势或时刻的政治可能性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这一点也和列宁一样。但是，说他们都是政治天才，意思是说，两个人都是突出的、最典型意义上的机会主义者：两个人都遵从马基雅维利的训导和榜样，都能做出最惊人的颠倒和逆转，把对形势和历史时刻的具体分析的价值置于对任何既定原则的忠诚上。这意味着从他们的著作中，至少从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衍生出了许多实践性政治议程。[4]正如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而是在他去世后由恩格斯创造的；这个本希望成为一个理论、一次实践、一种哲学、一门政治学的体系，其本身又遭到了从第二国际一直到议会外的左派运动和今天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等许多派别的篡改。因此，公允地说，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科学”(或更准确地说，一种Wissenschaft*，甚至我想说是一个理论)，而把我未明确提到的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看做需要与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科学”分析区别开来的众多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实践。(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陈旧的语言——这种语言在“科学”隐义方面比在更广泛的作为“哲学实践”的意识形态的图景方面更让人不舒服——所以我有意省略了详细阐述，只留下区别本身。)

在这里，我的意图不是要打击《资本论》的政治读者的积极性，也不是要反对这样的政治实践。事实上，我是在预言我对《资本论》进行的解读可能产生至少两种实践政治结果，尽管结果总是不可预言的(甚至根据结果一词的定义就知道这一点)。

尽管如此，无论是谁，只要说到写作的政治效应，都还是在谈论修辞(或宣传)，不管是与虚构的、文学的文本相关还是与科学的、非虚构的文本相关。所有文本都产生政治效应，关键在于，这些效应能否事先判断或预测，能否事先调整或关注。

科尔施的二元论对显性政治写作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影响，这些影响自身就是辩证的。首先，这种二元论暗示，政治写作可以将重点放在系统上，也可以放在主观力量上。换句话说，它可以构建一个系统图景，这图景如此宏大，以致涵盖一切，使被包容其间的个体几乎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而在另一方面，它可以强调人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和参与者看起来比即使最非人格的系统还要强大，可以用积极有效的方式战胜系统。

第一种形式是一种必然以其形式本身描述受害者、受压迫者的写作，采用这种形式是为了激起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系统本身的义愤。采用第二种形式是为了描述英雄主义，引起敬佩之情，挑动读者，构成一种对行动的呼吁。这两种修辞和形式策略各自的弱点都很容易看出来。后者，即对人类力量的强调，可能导致危险的唯意志论，相关主体丧失了对系统的强大威力的体认，随时可能投身于注定失败的战斗，赶赴无可避免的牺牲。至于第一种策略(对体系压倒性的威力的强调)的结果，很明显，这是鼓吹宿命论——如果不是鼓吹必然性幻觉的话，这种幻觉让人联想到第二国际曾认为资本主义即将崩溃——接下来是消极地嘲讽这个系统中的主体缺乏其他选择，无望，无能，对他们来说，任何行动都不可能实行，甚至不能想象。因为我们自己的现实主要就是这样的，所以对这种特殊反应有更深的感受。

科尔施的观点是，两套编码都是各自的历史时刻自身的折射。在1848年前后的革命年份里(《共产党宣言》)，尔后在第二帝国衰落、巴黎公社到来的年份里，马克思自己的行动主义凸显出来。但是，宿命论，对经济系统及其不可替代的逻辑的强调，成为地理固定和停滞的暗号，当时政治已经濒临灭亡的边缘，剩下的只有分析似乎永恒不变的系统(尽管就资本的扩张、新的财富、新的建筑和城市、到处层出不穷的被称作进步的堕落而言，这个系统在表面上是变化的)；这些年份是马克思慢慢地构建他阐述资本的塞克洛普模型的时候。

今天我本人的感觉不大一样，这和我们关于资本主义系统的认识相一致。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两个视角都是正确的，全球化已经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资本主义系统空前巨大，绝对超乎人类之上，任何可以想象的形式的个人抵抗都奈何不了它，与此同时，从西雅图*开始——不要忘了萨帕塔组织，更不用说各个地方似乎已经削弱了帝国军事力量的游击队叛乱——很多不曾预料的运动和脆弱似乎天天都在骚扰已经处于绝无仅有的金融危机阵痛之中的资本主义系统。换言之，我们完全不能说，我们处于一个资本主义体系非常稳定、任何主体力量和行动可能都不存在的历史时期。但这样的行动的多样性——地方的、区域的如萨帕塔组织，宗教的如各种伊斯兰教运动，无政府主义的如西雅图和其他地方的群众游行——在当下，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各种形式的旧党派系统似乎已经完全被证明是错误的因而不再存在，这种多样性说明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观点的多样性，说明了关于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应该采取何种抵抗形式的认识上的普遍混乱。的确，“抵抗”概念本身体现的是总体上的反应立场，这个立场缺乏任何积极的策略目标，更不用说在这些运动中得到普遍认可的目标。

詹姆逊

正是在这种局面下，我提供的对《资本论》的解读大约是有用的，因为这个解读坚决主张《资本论》是一部不可替代的揭示资本主义系统性的著作，即是说，这个解读重申了对资本主义系统进行总体化分析的优势(这里使用的总体性和系统两个词可以互换)。诚然，我们往往被极力鼓动从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角度进行思考，接着必然将这些系统判断为好的系统或坏的系统。于是，资本主义是开放的，因而是一个好系统，一个好的市场的系统；共产主义是封闭的系统，这封闭产生了它的一切官僚化限制。马克思的分析的悖论的创新点——甚至我们可以说辩证的创新点——是，在《资本论》中，“系统”的特征在于它是对立面的统一，结果被证明为封闭的是资本主义开放系统。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开放性在于他的扩张(积累扩张、占有扩张、帝国主义扩张)动力。但这动力也是一个注定的毁灭，是一个必然事件：这个系统不能不延展；如果稳定下来，它就会停滞、消亡；它必须继续吸收所经过的路上的一切，把此前外在于它的一切变成内部事物。因此，通过一个已经成为辩证的交错配列，封闭系统的限制的一切弊端都转移到了开放系统上，而这话反过来却不一定正确。因此，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有时被称作诡雷的东西，一首无穷动乐曲或一个非自然的奇迹，它的力量到头来是它身上最让人不能容忍的东西。

现在该评估这个构建的政治价值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其他制度可供选择，甚至资本主义体系的批评家对它的危机和不公正的反应都仅仅是修改它，由此希望改良它。然而，说明资本主义是一个总体制度，是为了证明它不能被改良，为延长它的存在时间而对它进的修改，结果必然会强化它、扩大它。于是这个观点就成为对过去被称作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的驳斥。今天，社会民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宣扬改良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或者采用一种反证方式，对资本主义表示默认，认为不存在其他可能的制度，因而只能让资本主义的不正义、不平等逐步减少。

但《资本论》的力量和构架成就无疑说明，这种“不正义、不平等”与资本主义总体系统在结构上是一致的，并且永远不能被改良。在一个经济和政治合流的系统中，如政府调控这样的策略仅仅是语言构建和意识形态修辞。顾名思义，这些策略的功能和目的是为了帮助系统运行得更好。主张调控就是主张对经济体系进行更有效的控制，以预防、阻止其崩溃。如斯坦利·阿罗诺维茨很久以前就说过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使命在于——和各种小集团政党相反——保持资本主义整体利益的核心地位，维护其整体功能。

这就是把《资本论》解读为总体系统的好处之一。至于本书可能提供的另一个实践政治结论，那必须谈到全球化新局面，在这方面，《资本论》(第一卷)也有出人意料的话要说。

我已经勾勒出来的对《资本论》的解读的确是围绕马克思所说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失业相统一——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新阶段的扩张大大强化了这个统一过程，让从这个角度解读出来的《资本论》的相关性既不可避免，又充满在以前的危机形势下看不到的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我们已经习惯了繁荣与萧条的熟悉节奏，在这种反复出现的节奏中，系统总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恢复过来，而且比以前更强大、更超越预期地兴旺；但世界市场的到来(全球化无疑至少是即将到来的世界市场的预示)以及未发生新的世界大战——新的世界大战本来会破坏资本积累、工厂、货物储备，并让新的重建成为可能——这些东西，连同资本主义向金融系统的转变，意味着我们正处在一个和1919年或1945年所享有的很不一样的历史局面中：

我们可以首先回顾一下，上一个奇迹般的黄金时代(大约是1950—1973年)依靠的不仅有世界大战和政府消费的巨大增长，而且有史无前例的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农村人口被证明是“现代性”追求中的有力武器，因为他们为工业化新浪潮提供了大量的便宜劳动。在1950年，德国劳动力有23%是在农村雇用的，这个数字在法国是31%，在意大利是44%，在日本是49%。到2000年，所有这些国家的农业人口都低于5%。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当发生大量失业时，资本主义的处理方式是把城市的工人赶回到土地上，或者遣往殖民地。资本主义在消灭传统上居于核心位置的农业人口的同时，在殖民扩张上遭到了限制，于是它丧失了传统的自我恢复机制。[5]

这些历史提示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失业现象是一个和以往萧条中的失业现象不一样的、远为不祥的系统危机症状，也说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后备军”的理论中的结构性失业——这一曾经的资本主义系统次要特征——如何在任何当代解读中移到了对该系统的分析的最显著位置。

失业已经常常被看做以呼吁“完全就业”为基础的整个政治设计在意识形态上的体现；尽管我认为这个口号在当下历史时期对我们可能是个鼓舞人的好东西——尤其是因为它在资本主义系统中不可能实现，因而被用来渲染有关其结构的一切非功能性因素——但我相信，在坚持失业在《资本论》中的基本结构性核心地位的时候，没有必要求助于这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策略。马克思在书中没有呼吁我们用完全就业的政策救治这个可怕的状况，相反，他论述了失业在结构上是和构成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积累和扩张动力密不可分的。

但我认为，失业在我们对《资本论》的解读中的核心地位，在另一种意义上具有政治意义和历史相关性，这个意义和眼下的全球化有关。这说明，世界各地那些庞大的人口，那些可以说是“被遗弃在历史之外”，已经被有意排除在第一世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设计之外，被作为无望的、无可救药的病人的人，所谓“失败国家”(一个新的为谋取私利而杜撰的伪概念)的公民，生态灾难的受害人，在据称为古老的、原始的“种族仇恨”中以过时的方式幸存下来的人，人为的或自然的饥荒的受害者——所有这些最好被限制在各种各样的收容所中、由各种非政府组织或其他国际慈善机构照管的人——我们的解读表明，这些人无疑是新的全球的、历史的苦难的化身，从失业范畴的角度思考他们，他们会显得很不一样。

另一个对立开始活动在对马克思范畴的运用中——可以说是与我们归为科尔施的创造的那个对立即宿命论和唯意志论的对立相并列且协同运作的另一个对立轴——这个对立同样充满争议，同样非常重要，阿尔都塞将其诊断为统治范畴和剥削范畴之间的张力。[6]和科尔施的对立的二元编码不一样，这些范畴——它们也清晰地发送自己的编码，同样的内容可以无差别地、交替地翻译成这些编码——在马克思自己的系统中的分量是不均衡的。在这里我遵循阿尔都塞的观点。他将生产方式的结构理解为基本上是通过“生产关系”组织起来的，或换句话说，通过剥削的结构建立起来的：因此，统治不仅是这个结构“次要”的结果，而且是其再生产的方式，而非生产的方式。

持相反观点的不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变体，而是这些变体的亲表兄弟，无政府主义；双方都是“圣书的子民”，都承认《资本论》是他们的基本文献。但无政府主义将主要重点放在统治上，即是说，放在统治权力的类别和形式上(而不是放在我们可以简称为经济学的东西上)，而每个人都明白权力这一多面孔的词语的诱惑力，政治学和理论中都是如此。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立场会将这种强调看做在本质上是道德的或伦理的，会立即导致反抗和抵制行动，而非导致生产方式的转变。而对统治的强调得到了各种权力意识形态蕴涵的积极计划的强化，这些意识形态可能通过自由或更具政治性的民主概念，总之是通过非议会的激进方式或直接的方式交替表达出来的。但如同我这里提出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断然分离所暗示的，对剥削的强调的结果是社会主义计划，而对统治的强调的结果是民主计划，后者是一种很容易而且经常被资本主义国家拉拢的计划和语言。

这里不宜对此做进一步阐述，我只重申一下《辩证法的效价》的结尾提出的那个思想实验[7]，即，从剥削角度——而非从统治角度——重新思考所有那些被忽略的世界人口，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可能产生有益的变化。因为这一点大约是不可否认的：几乎所有对这些人口的处境的描述——这些描述坚信他们的处境是可怕的，我们当然欢迎这个立场——最终往往由于这些概念的力量，滑向对统治的阐述(尤其是因为我们不习惯把失业看做一个剥削范畴)，即便开始分析的是经济并假定帝国主义(而非其他什么)是造成大量失业的原因，也是如此。“帝国主义”事实上是一个有用的展现经济范畴可能非常轻松地转变为权利概念或统治概念的概念空间(很明显，“剥削”一词本身对这样的滑动不怎么具有免疫力)。

正因为如此，对全球化进行的马克思式的分析——本书描述的《资本论》的动力赋予我们的分析方法——可以令人满意地重新编码当前这些多种多样的境况：贫困和被迫的闲散，众多人口无助地沦为军阀侵犯和慈善救助的对象，赤裸的生活(纯粹生物的、没有活动、没有生产的赤裸生活，所有可以解释这样的存在的时间性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赤裸生活)。我以为，根据全球性失业——而不是根据这样或那样的悲悯情感——思考所有这些现象，就是建立一种新型的全球层次的转换政治学所要完成的任务。

注释

[1]Antonio Negri, Constituent Republic, in Hardt and Virno,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2]C.B.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233-236.

[3]Karl Korsch, Karl Marx,op.cit.,pp.228-229.

[4]斯坦利·穆尔(Stanley Moore)的旧作《马克思的三个策略》(Three Tactics in Marx,1963)是一本含义丰富的书，不仅暗示了马克思自己在这方面的灵活性，而且暗示了各种政治视角——在他的书中，指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可以分别从马克思复杂而博学的著作中获取资源。但穆尔把马克思一生丰富的政治著作和评论都考虑进去了；我们在这里则只考虑《资本论》(第一卷)(及其准备性著作)。*德语，经过系统研究而获得并被表述为一般规律的知识系统。——译者注*西雅图，指1999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期间爆发的大型反全球化抗议，示威者大多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译者注

[5]Aaron Benanav,“Misery and Debt: On the Logic and History of Surplus Populations and Surplus Capital, Endnotes 2,p.21.贝南纳富在他的论文中重点讨论失业，我的这本解读《资本论》的小书就是受了他的启发。

[6]这个观点在阿尔都塞《论再生产》(Sur la reproduction,Paris:PUF,1995)中有很充分的说明。《论再生产》是一个此前一直没有翻译出版过的专题讨论会手稿。在我看来，这个手稿最充分、最令人满意地体现了阿尔都塞的观点和他一生的工作。

[7]参阅拙著《辩证法的效价》，565～5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