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智社会为我们的哲学反思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已经不再是以笛卡尔式的我思主体来把握整个世界，也不是以哈贝马斯等人的主体间性的商谈伦理学来建立世界的规范。根据赫拉利的说法，我们已经在全新的信息联结基础上实现了不同层面的人与物，物与物的广泛联结。这就需要我们在主体和主体间性概念之外，提出物体间性的哲学。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四种共同体的形式来探索数智社会下的物体间性的历史脉络，宗教社会以偶像崇拜建立了教会，市民社会以货币建立了市场共同体，而现代社会的语言建立了规范语言的主体间性的公共领域，最后，在数智社会，随着无人机、机器狗、智能驾驶系统和各种智能终端设备的出现，我们看到了以数字代码、算法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物体间性的系统，这是我们在数智社会中重新建构和反思哲学的密涅瓦的猫头鹰起飞的立足点。

关键词：数智社会; 物体间性; 智能技术; 哲学

文章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

作者简介：蓝江，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南京大学马克思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2025年甫一开始，我们就被Deepseek等众多数字产业和智能产业的新闻刷屏。我们当然会为中国具有了与OpenAI的ChatGPT相媲美的通用大模型而感到振奋，也为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在春晚上的惊艳亮相而觉得自豪。不过，在这些伟大的科技成就层面背后，我们不能忽视，无论是梁文锋的幻方量化，还是王兴兴的宇树科技的成就，都不是在2025年的1月份一蹴而就的。作为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数智科技产品的背后，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已经在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层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正是这些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才让中国的科技和发展呈现出“寒武纪”式的大爆发，也让人们对今天的世界的各种认识和价值，彻底进行重构，例如硅基伦理、价值对齐等等。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我们不仅需要从现象层面来描述这些成就带来的社会性变迁和历史性变革，也需要探索让这些数智科技变革产生的历史条件。从黑格尔时代的市民社会批判，到马克思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今天必然需要我们重新对智能时代和数字时代的一系列哲学观念和理论进行反思，提出适合在今天帮我们面对智能时代的基础理论。这就仿佛我们再一次站在密涅瓦的黄昏时刻，那个智慧的猫头鹰需要在新的地平线上重新起飞，这些新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势必会重新改写哲学的基础理论。尤其是改写自从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和对象的观念，以及人与人，主体与对象，以及物与物之间的联系。

一、硅幕下的铭刻：Nexus的哲学前提

在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的新书《智人之上》(Nexus)中，他试图对信息给出全新的定义。在赫拉利看来，以往的信息观是一种“天真的信息观”，而这种信息观已经无法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智能时代和数字时代的本质。在以往的信息观中，人们相信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作为主体的人类，因为人类可以收集到足够的信息，如果拥有充分的信息，并在这个信息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分析，就会发现重要的事实，并在这个事实下做出明智的抉择。这种信息观之所以成立，就是相信所谓的真相和事实，全部建立在大量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基础上。然而，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以及大量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带来了一个新的词汇：后真相(post-truth)。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通过信息收集和分析建立起来的真相思维。信息不等于真相，它也不是纯粹的虚构，在信息网络的层面，是大量彼此冲突和抵牾的信息共存在一个普遍性的网络之上，而每一个网络都构成自己的真相构成体系。因此，赫拉利并没有使用传播理论中常用的信息茧房概念，而是使用了一个全新的词汇——硅幕( silicon curtain) ，他指出：

冷战期间，许多地方的铁幕真的是由金属制成的：一道铁丝网，将两个国家硬生生地隔开。现在的世界则逐渐是被硅幕分隔的。硅幕由代码组成，存在于世界上每一台智能手机、计算机与服务器之中。智能手机上的代码决定了你活在硅幕的哪一侧、被哪些算法控制生活、被谁控制注意力，以及你的数据会流向何方。

在赫拉利看来，这里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在信息之中区分真假，分辨良莠，也不是根据这些信息去做出抉择。因为这样的努力，在数字时代的互联网络之中，往往是徒劳的。如果我们坚持从真相和真理的角度来把握我们的认识，那么必然是陷入一块无形的硅幕之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赫拉利提出的方法是，我们必须摒弃这种天真的信息观，需要基于智能时代的生产和生活重新建构一种对信息的理解。因此，赫拉利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信息的真伪，而是在于信息所发挥的功能，在《智人之上》中，赫拉利对信息进行了重新界定，即“所谓信息，就是能够将不同的点联结成网络，从而创造出新的现实。这个定义依然可以包括信息是现实的呈现这种观点。有时候，仅仅如实呈现现实，就能将人类联结在一起”。由是观之，在赫拉利这里，信息的作用并不是一种天真质朴地提供真相的知识，而是将不同的人们链接成网络的中介，这也是赫拉利《智人之上》为什么英文名称是Nexus的原因，这个拉丁语单词的原义就是连接起来的网络。换言之，自从笛卡尔以降的以反思主体建立的个体形象，逐渐在现代数字社会的冲击下逐渐萎缩，从而让位于一种新的主体形象，一种被链接在数智网络中的外-主体( extra-subject) 形象，主体不再是一个位于肉身之中不可分的个体(individual)，而是将主体的存在通过数字光纤和5G信号延伸出去的普遍性的信息化的存在。与主体相对立的是，作为对象(客体)的物，也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不再是笛卡尔主体-对象模式下的消极的被动的对象，不是等待着主体去认识、去行动、去使用、去占有的对象，而是外在于主体，通过各种数字代码、光纤、传导器、中继器、服务器连接起来的巨大的物体间性的网络。换言之，赫拉利定义的作为联结网络的信息，实际上才是最符合今天的智能时代的信息观。

然而，赫拉利并不是第一个从网络角度来思考信息和社会的思想家，在他之前，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美国控制论的鼻祖诺伯特·维纳以及法国的米歇尔·塞尔和布鲁诺·拉图尔等人，都曾经从网络互联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社会的交流和传播。所以，赫拉利的创新之处并不在于那个拉丁语词汇Nexus，而是在数字时代这个网络是如何构成，并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力量。这种基本构成，在其内在的层面，究竟与之前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什么不同? 而在智能时代的泛域化的数字网络连接，究竟体现了何种特殊性? 这些问题，恰恰是赫拉利需要回答的问题，尽管赫拉利在《智人之上》一书中，试图从石器时代的故事的叙事，到网络时代的数字代码和智能算法，来解释网络联结的线性发展的谱系学，但在本体论上，我们仍然需要追问，在今天的数智网络链接之中，人类主体与对象的基本关联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而数智网络究竟是通过何种基本要素来构成的?

那么，最早的人类社会的联结网络是如何形成的呢? 赫拉利首先谈到了故事的叙事，原初共同体之间并没有共同的语言体系，能够广泛对话的语言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产物。那么，原始人或者古代社会是如何构成网络的? 赫拉利谈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鸽谢尔·阿米的故事。1918年，美国在法国北部，有一个五百余人的先遣营遭到了德军的包围，他们使用最后的手段，作为他们突围的希望，这就是军鸽谢尔·阿米，正如围困的一个二等兵约翰·内尔在多年之后回忆: “我们非常清楚，那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要是那只孤孤单单又吓坏了的鸽子没能飞回鸽舍，我们的命运就注定了。”当然，这次有如神助的军鸽谢尔·阿米成功地穿越了德军的炮火，甚至谢尔·阿米的右腿几乎被炸断，但在飞行了45分钟之后，它成功抵达了大本营，最终让美军主力部队成功地解救了被围困的先遣营。在一战结束之后，谢尔·阿米成为一个英雄的象征，围绕着军鸽阿米形成了许多小说、短篇故事、儿童读物，甚至被拍成电影。事实上，在战场上，谢尔·阿米的故事只是整个战场微不足道的一个小插曲，但这个军鸽的故事瞬间成为一战末期美国英雄主义叙事的象征，并迅速地在战场上和美国国内传播。当然，若干年后，也有些人曾经质疑谢尔·阿米故事的真实性，但对于一战末期的战场和美国国内来说，故事的真伪实际上已经不再重要，而是谢尔·阿米将信服这个故事的人联结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意义上，谢尔·阿米就是一个信息，一个在一战战场上的信使赫尔墨斯的形象。

赫拉利在讲述谢尔·阿米的故事时，他仅仅只是将这只军鸽作为信息的范例。但对此，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谢尔·阿米如何可以成为一种共同体的联结力量? 法国科学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在他的鸿篇巨著《赫尔墨斯》第一卷中，曾经提出一个关于传播和对话的著名命题:“进行对话就是假定有第三者，并试图将后者排除在外; 成功的交流就是这个被排除在外的第三者。最深刻的辩证法问题不是他者的问题，因为他者只是同一问题的一个变种或变体，而是第三者的问题。我们在别处将这第三者命名为‘恶魔’，即‘背景噪音’。”塞尔的这个命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谈到了让一个对话和交流的共同体成立的条件不仅仅是有相应的信息发送者和受众，也不仅仅是有将二者联系起来的信息，而是在于这个对话和交流需要排斥一个要素: 作为第三者的背景噪音。换言之，如果在第三者(恶魔) 的存在情况下，任何信息的发送都无差别地混合在噪音中，让信息变成了无限制的熵。于是，为了进行有效的传播，我们不仅需要发明一个通用的信道(如书信、烽火台、电报、数字网络等)，也需要对信息进行加密或排斥噪音处理，这样对应的传播和交流才能成为可能。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网络，不仅需要建构，即确定谁是发信人、谁是受众，也需要排斥第三者，排斥任何的噪音。在军鸽谢尔·阿米的例子中，阿米不再是一个在能指和所指意义上的语言学存在，而是一种传播学的存在物，因为谢尔·阿米是成为受众的密码和要素，接受谢尔·阿米要素的受众，才是信息联结的一部分。相反，那些不知道谢尔·阿米的人，自然就被这个传播和交流的共同体作为第三者排除在外。

所以，对硅幕下的Nexus来说，它不仅具有一个肯定性的建构性因素(军鸽谢尔·阿米、蒙古草原上的苍狼与雄鹰、基督复活、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一声炮响) ，也具有一个否定性的排斥性的要素，谢尔·阿米这些信息充当着将承认这个象征符号的个体联结为一个网络总体，他们之间可以建立有效的交流，这也是后来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谓的“化减故事”(subtraction story) 原因，因为由于这种叙事的存在，不仅将复杂的共同体的构成化减为一个象征性的叙事，而且也将不认可象征叙事的个体和元素全部排斥在外。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原初的象征叙事的“化减故事”中，这些信息是高度凝缩的，它将复杂的社会关系变成了一系列的符号和象征，而人们就是在这些符号和象征下来行为和活动，但他们不是作为个体来活动，处于信息联结起来的共同体本身就带有一块无形的幕布，这些象征化的符号已经铭刻在所有的个体之上，表面上独立的个体，自然而然地具有了联结网络的痕迹，用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铭刻装置(inscription device)。在历史的场合中，铭刻装置不断地发生变化，尽管象征符号性的神话式铭刻仍然在今天的社会中发生，但它已经不是我们数智时代的主要铭刻装置。不过，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两种特殊的铭刻装置: 货币与语言。

二、现代社会的联结装置: 货币与语言

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概念在政治思想史上十分重要，这个概念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与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欧洲的启蒙运动密切相关，由于商人阶层的崛起，他们提出了相对于封建体制而言的文明的市民社会的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市民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尤其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市民社会成为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中介环节。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有着明确描述: “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在黑格尔解释中，构成市民社会中的个体，之所以不同于家族成员，也不同于绝对国家的国民，这是因为在表面上，市民个体之间并没有一种同一性联结，在家庭中，将家族成员联结起来的是血缘的祖先，而在国家中，构成同一性原则的恰恰是普遍性的理念。但市民社会并没有这种超越性的联系，它们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彼此以自身为目的的工具理性的个体。但这样来说，似乎是对黑格尔的市民个体的过于简化的看法，因为黑格尔立即看到: “在市民社会中就产生了有关所有权的各种手续: 人们立起界石作为被他人承认的标志; 在抵押权登记簿上和产权册籍上也作了记载。市民社会中的大多数所有权是根据契约的，契约的手续是固定的和有规定的。”黑格尔不同于之前的康德和费希特，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得以存在的社会性前提，即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是在资本主义法权之下得到承认和登记的，从而资本主义整个法律体系和治理体系是在这个基础上运作的。于是，不同于从纯粹的伦理观念和政治思想角度来思考市民社会，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实际上带有一个现实的向度，这个向度就是所有权。但是所有权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因为所有权直接涉及一个重要概念——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又是通过货币来衡量的。这就带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表面上，市民社会的个体是独立的拥有自为理性能力的个体，他在抽象的观念层面上，他是自由且理性的，但是在现实层面上，他却以某种方式与其他个体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构成了一个衡量体系，即以货币为尺度，并在市场交换行为中体现出来的符号体系。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赫拉利式的信息定义的延展，显然，货币也是赫拉利式的信息。赫拉利指出: “货币应该是一种被普遍采用的价值标准，而不是只适用于部分情境的价值象征。”在赫拉利这里，货币当然不是一个庸俗的政治经济学的单位或概念，而是将不同的市民个体连接起来的联结装置。换言之，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市民社会的自为的理性个体，实际上并不是独立自由的个体，他们的这种独立性和自由都建立在一个不可忽略的物质基础——所有权——之上。那么，在所有权背后又掩藏着什么奥秘? 在后来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所有权实际上掩盖了市民社会中真实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市民社会的前提下，它表达为所有权关系，而所有权关系，将拥有财产和货币的人作为一个可以联合的共同体而存在，他们在市场上彼此交换，互相达成契约，最终实现市民社会的繁荣。但这个共同体存在着一个条件，和米歇尔·塞尔关于对话的定义一样，它也需要排斥一个第三者，需要抵制相对于所有权和货币交换的背景噪音。那么，在市民社会下需要抵制的背景噪音是什么? 什么是让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商品交换得以顺利进行，让那些商人和资产阶级得以惬意生活的历史前提? 显然，无论是在黑格尔那里，还是在后来的费尔巴哈那里，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准确地回答。

对货币和所有权问题作出回应的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好友赫斯，在他的《论货币的本质》一文中，赫斯就提出了他关于货币本质的看法: “货币不是‘贵金属’，——现在我们所有的纸币，公债券，银行券比金属货币多，——货币是在这里被称为人的生产力，被称为人的存在物的现实的生命活动的东西。因此，根据国民经济学的定义，资本是积累的、储存的劳动，——而且因为生产来源于产品的交换，所以货币是交换价值。凡是不能拿去交换，不能出卖的东西，也就没有价值。”赫斯看到了一个奥秘，市民社会的个体人格的前提当然就是所有权，但所有权的核心是可以换算成具体的货币的价值，最终可以以这个等价物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当赫斯说“凡是不能拿去交换不能出卖的东西，也就没有价值”时，已经告诉我们整个市民社会的交流和交换，排斥了那些不能换算成货币的东西。简言之，市民社会的个体逻辑成立的条件就是，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对象都可以换算成货币，这也是赫斯的货币拜物教的逻辑前提。相反，那些无法被货币计算和交换的东西，被掩藏在市民社会冷冰冰的计算之下，无论是人还是物。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创见，因为如果我们需要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裂缝，找到可以推翻资本主义法权和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裂口，唯一可以找到的，就是那些无法被货币交换的逻辑囊括在内的人和物。对于主体来说，无产者就是没有所有权，缺乏货币，并且无法在资本主义市场上获得主体地位的人，他们唯一可以出卖的只有自己的劳动力，变成资本主义生产环节的一部分，即将自己的身体异化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素之一，才能在剩余的时光中找到一丝丝生命的温度。马克思从无产阶级出发，找到了这个被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生产和交换体系所排斥的个体，正是这种无产阶级才是历史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打破这种以货币和财产为基础的社会构成。

与货币类似，在现代的市民社会中，语言也是赫拉利在《智人之上》之中提到的信息的联结装置。尽管人类在原始社会中就诞生了语言，但普遍的语言学却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福柯的《词与物》的研究中，就曾经指出现代语言学在根本上不同于古代的逻辑学和修辞学，这是滥觞于十九世纪西方社会开始的对语言的内在分析。福柯说: “从十九世纪开始，语言开始自身反省，获得了自身的深度，展开了只属于自己的一种历史、种种法则和一种客观性。语言变成了一个认识对象，就像其他认识对象一样: 语言在生物旁边，在财富和价值旁边，在事件和人类历史旁边存在着。”福柯强调了在现代语言学和普遍语法诞生之前，语言学是一种属于贵族和教士阶层独有的知识体系，它们并不是用于普遍性的交流，而普通市民的日常语言并没有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随着市民社会的崛起，语言不再是高贵的贵族和教士阶层用来彰显自己与普通市民的区别的工具，语言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让最广泛的社会交流和传播成为可能，这就必须形成统一的语法规则，让每一个参与言说的个体都能够纳入到语言的交往中来，在对话的场景中，如果一个个体需要达成某种行为和目的，他必须通过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语言来实现言说，最终在语言的交往中，成为语言共同体的成员，达成自己的要求和目的。正如阿甘本强调: “语言和金钱之间可能有一种相似性……正如货币通过将事物确立为商品，通过使其成为商业化而关联于事物一样，语言通过使其可说和可交流而关联于事物。就像几个世纪以来，让货币能够充当所有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功能的东西，就是它与黄金的关系一样，让语言具有交流能力的东西，就是表示的意图，即它与事物在实际上的指称关系。”普通语言学的发展，代表着现代个体绝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政治经济学上它们依赖于货币，依赖于所有权，而在语言学上，他们也必须依赖于严格的言说和语法规范，因为只有符合规范的语言，在共同体中才是可以交流的。

正因为如此，语言哲学才会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方向，这就是所谓的哲学的语言转向，而语言转向的根本在于，主体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相对于孤独的我思式的哲思，更能体现市民社会时代的对话特征。作为主体间性哲学的代表人物，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将现代社会的对话特征，上升为商谈伦理(discursive ethics)和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前提，哈贝马斯提出:“由于交往行为依靠的是以理解为趋向的语言用法，因此，它必须满足更加严格的条件。参与的行为者都努力在共有的生活世界当中，根据共同的语境解释来一起确定其行为计划。此外，他们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理解过程中的言语者和听众的身份出现，来实现其定义语境和确定目标的目的。也就是说，他们绝对服从以言行事的目的。语言理解的具体功能表现为: 互动参与者就其言语行为所要求的有效性达成一致，或者充分注意到相互之间的分歧。”显然，哈贝马斯已经看到，现代市民社会得以形成主体间性交流和沟通的基础是对话，而对话必须依赖于语言，也就是说，为了对话，所有的市民社会的个体必须将自己的诉求和观念，转化为可以言说的语言，并在语法规范之下表达出来，这样的交往和沟通才是可能的。语言成为了一种信息的联结装置，我们必须学会规范化的语言，而不是口语化发声和无法理解的个人嘟哝。换言之，所谓的公共领域的个体理性的交往，是以个体的言说可以还原为规范化的语言和对话为前提的，这样才能形成所谓的理性化的对话场景，才能形成主体间的规范共同体。

与货币类似，这样的主体间性的语言共同体也是以排斥一定的背景噪音为前提的。货币排斥的是不具有货币和所有权的无产者的存在，也排斥了无法转化为货币计算的物的价值。那些无法交换的灰尘和枯枝，在市民社会中是被忽略的。在语言共同体中，同样也排斥了一定的声音，一种是无法被清晰发音的声音。阿甘本在《什么是哲学?》谈到了可以书写出来，可以语法化的清晰的发音，与动物式的含糊的发音的区别，按照阿甘本的说法: “清晰的发音就是能书写的声音，一种能被字母书写，能被字母理解( 即被字母所把握) 的声音。”那么，现代语言学对清晰发音的承认，也自然排斥了那些原生态的“赤裸声音”(bare voice)或“纯粹声音”(pure voice)。在语言共同体中，还有一个被排斥的对象，就是无声的物的存在，在哈贝马斯建构的主体间性的交往沟通的共同体中，只有发声和言说的主体才能成为其中的成员，才能进行对话和协商，才能成为政治的存在。但那些无声的物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排斥。关键在于，物的无言和沉默，不代表它们不存在，它们不会对人类主体做出反应，尤其在数字互联的智能社会中，物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发出它们的声音，显现出它们的力量，最终我们不得不面对它们的存在。这意味着，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的规范的语言共同体，已经不再适应于数字社会的具体要求，这势必会让市民社会的主体间性，逐渐过渡到以智能体为代表的物体间性的共同体。

三、智能社会下的物体间性联结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无论是前现代社会的宗教偶像，还是市民社会的货币与语言，都具备查尔斯·泰勒的“化减故事”特征，化减故事的关键不在于故事本身，而是在于德里达所谓的铭刻的符码(code) ，所有共同体的交换与排斥都是围绕着这种符码建构起来的。之所以存在这种化减为符码的叙事，以及围绕着符码建立起来的共同体，按照涂尔干、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理论的说法，是因为人类社会的有限性，无法全部掌握自然世界的对象和信息，这样就势必需要将复杂的自然体系和信息熵转译(translation)为有限信息系统之中可以理解的对象。比利时科学哲学家马西米利亚诺·西蒙斯(Massimiliano Simons)明确认可了这种说法: “拜物教在传统社会学分析(从涂尔干到马克思) 中的理解方式主要是一个化减故事: 某种因果关系或一系列力量被归因于一个平凡的物，并认为该物是神圣或神奇的。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揭穿这一点: 看似重要的物神实际上只是一种迷信，我们错误地将社会和人类劳动的力量投射到这种物神上。”也就是说，只要存在着化减故事，就一定存在着拜物教，因为人类认识和交往的有限的理解和掌控范围，无法涵盖所有的无限的对象和信息，那些无法被掌控的信息就被人类的知识体系凝结在一个物之上，而这个物从此脱离了的自然实在式的存在，从而具有了一种魔力。在这种以物为铭刻和符码的魔力之物上，形成另一种联结装置，从而可以将不同的身份、地域、习俗、语言的人凝聚为一个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拜物教是有限的人类社会无法摆脱的命运，我们创造了拜物教(如木制和石雕的偶像)，但我们作为有限的共同体，却无法真正控制拜物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拜物教。即便在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的祛魅(disenchantment)过程中，其实也并非让人类社会真正摆脱了宗教、巫术和魔力的阴霾，而是将这种魔魅之力从神龛的偶像转移到更日常化的对象之上，如货币和语言。因此，法国社会理论家马塞尔·高歇(Marcel Gauchet)将现代世界的祛魅并不是看成拜物教的消亡，而是“无形统治的逐渐萎缩”。这也意味着宗教拜物教从无形领域，从彼岸世界的他者领域直接潜渡到此岸世界的内在性领域，无形的力量被有形的货币拜物教和语言拜物教所取代，人们逐渐相信货币的力量能够成为一种新的魔力，也相信语言逐渐承载着新世界的希望。正如阿甘本曾经感叹道: “资本主义是一种宗教，其中信仰-信用——已经取代了上帝。换句话说，由于信贷的纯粹形式是货币，它是一种宗教，其中上帝就是货币。”实际上，我们已经在人类历史上看到了三种以这种铭刻符码构成的拜物教系统，以及对应的排斥对象的联结形式: 宗教社团、市民社会和语言共同体。

(1)在宗教社团中，这个对象是崇拜的偶像(如佛像或基督像等等，或者其他的神圣符码，如十字架、可兰经、阴阳图等等)，这种偶像和符码化的象征，会将信众凝聚为一个整体，从而排斥所有的无神论或异教徒，这些共同体自然就形成了教会。

(2)在市民社会中，首先对于市民个体的所有权而言，他们的崇拜对象就是货币。这样，通过市场上的货币交换，人们承认了货币的铭刻和符码，从而达成以货币价值为中介的联结装置。在这个意义上，货币不仅仅是价值的具体体现，更是一种在市场和市民社会中的衡量尺度，因此，货币成为代替宗教偶像的崇拜对象，即货币拜物教的诞生，而货币拜物教掩盖了的事实是市民社会以私有制(所有权)为中心的不平等的体系，一方面，货币拜物教将拥有大量私有财产的个体视为市民和资产阶级，另外，这个体系将不拥有货币的无产者异化为劳动力，变成资本主义生产环节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货币交换的共同体认可了市民阶层，但排斥了无产者和无价值的物，最终他们在所谓的市场的公共领域中联结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形式。

(3)语言共同体也是市民社会的产物，这种语言当然不是指每个人日常化的口语和发音的表达，而是指可以普遍规范化的普通语言学。普通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价值并不在于在学院里对语法结构和语义表达进行充分的研究，而是如何将复杂的各种人群的需要通过语言在市民社会的市场和公共领域中表达出来。但这种表达也具有排斥性，即凡是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被公共领域的语言交流所排斥，最终被湮没为一种私下的沉默。那么，在哈贝马斯等当代政治理论看来，语言对话的公共领域正是联结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装置，在他的新书《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中，他坚持在公共领域中需要有一种守门员(gatekeeper)的角色来排斥那些不符合规范的声音，他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守门员，就会“通过在全球网络中作为‘不负责任的’中介创造新的联系，并随着呈大量倍增的偶然和意外，启动和加强不可预测的对话内容，他们深刻地改变了公共传播的特征。”可见，哈贝马斯等人建构的语言的公共领域，也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排斥基础上的，被排斥掉的恰恰是那些不符合语言和规范的言说，以及不可说之物，在这个排斥的基础上，才有了公共领域的商谈伦理和协商民主。

那么，在智能社会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社会联结装置正在兴起，即通过数字代码为核心的物体间性的联结方式的出现。例如，在俄乌战争中被广泛应用的无人机之所以能起作用，不仅在于无人机可以飞到相对危险的领域完成任务，更关键的是其联网功能可以即时将画面数字化，对画面中的敌我目标和环境进行识别处理。例如法国无人机研究专家格雷戈里·夏马尤(Grégroire Chamayou)就提出，无人机的工作在于“联结关系图的绘制，是对有巨大价值的个体，在其所使用的社交媒体上建立的形象信息进行分析，这一广泛运用的实践的一种延伸……联结关系图追踪描绘的是个体与他者产生联系的环境或社交‘论坛’。”也就是说，在无人机模式下，个体的敌人不再被视为一连串指挥系统下的一环，而是一个结，或者一个镶嵌在社交网络中的“节点”。无人机的工作并不是首先完成智能化的打击，而是将图像进行数字化的分辨，并在图像中生成各种物的联结关系图，最终找出需要处置的对象和目标。这种原理也出现在监控视频和智能汽车驾驶的行车记录仪中。从无人机、数字监控和行车记录仪的例子，可以看出，在人类主体做出决定之前，作为物的无人机、监控视频和行车记录仪，已经对环境进行了数字化拍照、摄影，以及初步的对象识别，人类可以在它们初步识别的基础上来修正错误识别的对象，选择更具有价值的行动策略。

但我们注意到的问题是，在人类的行为介入之前，实际上，无人机、监控和行车记录仪已经对周遭的环境进行了基本的数字化的架构，主体只是参与了这个架构之下的决策，而不是这个架构的唯一的决定因素。这意味着，无人机、智能手机、各种传感器、监控视频、行车记录仪以及各种终端设备，与复杂的背景环境之间已经先在地构成了一个物体间性的环境，这种物体间性的环境，完全是由数字代码和内置的算法来构成的。例如，一台智能驾驶的车辆可以仍然有人类的驾驶员坐在驾驶位置上，但当人类驾驶员偏离行车轨迹，或速度超过危险的程度时，无人驾驶的汽车因为内置的算法控制了车辆的运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主体的行为。英国律师杰米·萨斯坎德(Jamie Susskind)指出了这种代码和算法在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首先，它将由数字系统实施，而不是由人类实施。其次，它将迫使人类无法违反法律，而非简单地事后惩罚。再次，它将具备适应性，能随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意味着，人类主体已经不再具有之前在宗教、市场和公共领域中的支配性地位，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不得不因为数字代码和算法的崛起，让位于让物与物之间能够联结起来的物体间性网络。在之前的人类社会中，物始终作为消极和沉默的客体存在，是被主体随意掌控和支配的对象。但在智能社会下，物作为一种能动的角色加入万物互联的物体间性网络之中。这也正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的“物的议会”(parliament of things)的概念，拉图尔说:“我们将会定义一种物的议会。在其内，集体的连续性将会被重新形构出来。”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第四种社会的联结形式，即智能社会下的物体间性的联结。

(4)在数智社会中，所有的对象和主体都必须转化为数字代码，物被扫描和分辨，并在对应的协议上具有一定的IP，与之对应，主体参与数字网络的前提就是将自身数字化，符码化。例如，我们使用手机和联网的电脑，驾驶一辆智能汽车，使用ChatGPT和Deepseek，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注册一个账号，这个账号关联了我大部分的身份信息，甚至与我们支付系统相联结，我可以用手机打开电视和空调，也可以用语音与我的驾驶系统进行对话，而这些的前提，是所有的行为和要素(包括主体和物) 都必须转化为数字代码，并在平台背后的算法中加以运算和分析。我们不是以实在的身体参与智能化的网络，而是以一种数字身份参与其中，并构成了我们在数字网络中存在的虚体(virtual body) 。由于数字代码成为联结主体与智能物的巨大的物体间性的网络(在这里主体也是作为数字化和代码化的物出现在网络之中) ，当然，这种建构的数字网络的联结形式，也是以一定的排斥为基础的，例如，计算机网络对病毒程序的排除，对数据错误的排除，对冗余数据的排除。当然，那些无法使用智能设备，没有联结终端的主体也无法加入网络之中。我们将所有这些称为“算法剩余物”(algorithmic reminders) ，而在排斥了这些算法剩余物之后，物体间性网络才能构成为一个连续性的网络。

对于上述的四种社会联结方式，我们可以用表格描述如下：

赫拉利的信息定义，即通过一定的铭刻和联结装置，将不同的人与物，物与物联结为一个整体，同时排斥一定的背景噪音。在数智社会之中，信息具有了新的形式，对于宇树科技的机器狗和机器人，以及智能驾驶的汽车，甚至我们电脑和手机里的Deepseek程序而言，我们不是以笛卡尔式的我思主体参与到主体－对象的二元论范式中，而是用拉图尔的物的议会和物体间性的方式，来实现主体与各种智能体和物体的关联，这是数智社会得以实现的前提，即无人机、智能驾驶汽车、机器狗、监控设备等各种智能终端，与我们在同一个联网的平面上进行交往。这是新哲学思考的基础，也是数智社会下密涅瓦猫头鹰起飞的大树。数智社会正在以物体间性中的代码、协议和算法的方式，将全球各种要素联结为一个行星级别的整体，当然，这个整体也存在着各种赫拉利提到的硅幕，但硅幕不再是地理空间上的屏障，而是在不同算法之间( 如鸿蒙与安卓、IOS系统，Deepseek与ChatGPT) 的幕布。新的硅基伦理正在取代原先的日常生活的地理学，那么，今天的哲学也必须在新的物体间性的地基上重新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