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共产主义问题再研究

周嘉昕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包含青年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系统论述。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影响，马克思在这里主要是站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立场上，批判了当时存在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在人的解放“必然环节”的意义上论证了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但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内在涉及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对工业发展的判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对人的需要的分析，既是对共产主义讨论的直接拓展，也包含着对人本主义异化批判的内在超越。因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包含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深入理解，构成了马克思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青年马克思 唯物史观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论述，有其直接的现实机缘和理论指向。其现实机缘是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前进报》上进行的围绕“人道主义学派”的争论。其理论指向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共产主义思潮进行分析评判，在异化劳动理论的框架中定位共产主义。尽管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给出了辩证的评价，但是，围绕共产主义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和国民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实现了理论飞跃，走向唯物史观并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的新起点。可以说，结合《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回顾马克思从《手稿》到《共产党宣言》的理论演进，这是一段在深刻把握现代工业发展这一历史大势的基础上，系统分析资产阶级社会，走向科学历史观并坚定理论和政治立场的伟大思想历程。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研判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到底是怎样使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的？

既有的《手稿》研究，重心大多集中在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和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两个方面。一种常见的看法是，以《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为标志，马克思已经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因此，《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论述不过是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共产主义思潮和实践的批判性分析。然而，马克思曾明确说过，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1](P197)值得注意的是，《手稿》中这样一种对共产主义的怀疑批判态度，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和阐发，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一来，在追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到底是如何看待共产主义的？马克思对待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态度的转变中，到底经历了什么？而这一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这一转变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和意义？就构成了我们必须直面的一个理论问题。

为了更好回答上述问题，我们不妨首先回顾一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的提出和使用情况。一个最为人所熟知的区分，是由恩格斯给出的。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降到纯粹宗派的地位，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只有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们当时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且在工人阶级当中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空想共产主义，在法国有卡贝的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2](P13-14)如果说，恩格斯的上述说明主要澄清了写作《共产党宣言》前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运动和思潮的区别。那么，上述差别也可以在这两个术语的出现和使用情况中得到印证。

“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这两个词虽然是1803年第一次出现在意大利文的出版物中，但在当时它们并不具备后来的含义。到了1827年，欧文主义者的刊物《合作杂志》开始使用“社会主义者”一词来称呼欧文派的信徒。之后到了1832年，皮埃尔·勒鲁编辑的法文刊物《地球报》上才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社会主义”这个词，用来表示圣西门学说的特征。正是在勒鲁的影响下，“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在19世纪30年代之后广为流传，并且具有了更为广泛的含义。凡是旨在根据人道主义经济观和社会观来实现某种新社会制度的团体，都被称为社会主义团体。其中，最主要的是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和欧文主义者三个流派。有趣的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反对的是“个人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毕竟“资本主义”这个术语的使用和被广泛接受，是《资本论》出版以后的事情了。

勒鲁

“共产主义”这个词的出现则同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巴黎的某些秘密革命社团有关。19世纪40年代，“共产主义”这个术语广泛传播并为人所熟知时，主要指的是卡贝的学说。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共产主义”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公社的概念，以及一种以自由公社的联盟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概念同时也与流亡革命者的秘密团体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则是公有物以及财产公有的概念。可以作为证据的是，1840年，欧文主义者的杂志《新道德世界》在描述受到欧文主义影响的卡贝的信徒时，使用了“共产主义者”这个词。此外，回顾正义者同盟的历史，可以发现，在1839年前后，正义者同盟的成员普遍将魏特林的思想作为指导，选择了一种带有基督教色彩的财产公有观念作为自己的信条。1845年前后，围绕卡贝及其共产主义移民区的讨论，正义者同盟开始关注共产主义问题。在多次激烈的争论后，正义者同盟最终在1847年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作为自己的思想指导者。

卡贝

回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的讨论上来。这两个术语出现之后，很快就被拓展为对那些强调共同生活、具体所有制，以社会道德为中心的教育内容的更早的思想家和理想社会设计者的宽泛称呼。甚至还出现了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溯源到古希腊罗马时代、中世纪农民起义、早期基督教教会等倾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鲍姆强调：正如恩格斯所明确揭示的那样，现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其实是资产阶级社会和启蒙运动以来的事情。换言之，现代社会主义并非起源于柏拉图、托马斯·莫尔或康帕内拉，它与早期基督教社会主义也没有什么直接关联。在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在回顾了曾经长期支配着19世纪社会主义观点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即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思想后，强调：现代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所揭开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的基础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深入考察解放世界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而在今天仍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

那么，青年马克思是如何对待19世纪40年代初通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并发展出科学的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的呢？本文下一节将集中阐述《手稿》对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性分析，以及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阐述。这里，我们不妨首先回顾一下《手稿》写作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对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的理解。

就青年马克思来说，虽然他在少年和学生时代，已经通过家庭和环境的影响接触到圣西门的学说，但他直接面对社会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问题，是在《莱茵报》的政论实践中。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已经同赫斯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赫斯本人因为曾经游历巴黎的经历，熟悉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莱茵报》上可以听到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有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很可能说的就是赫斯的文章以及柏林自由人的评论。在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争论中，马克思曾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也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尚不足以支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社会主义者在一起

在筹备、出版《德法年鉴》时，虽然马克思已经明确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之上，但是他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更倾向于当时的“社会主义”，并将当时存在的“共产主义”指认为教条主义。这也可以为马克思1843年10月到达巴黎后的“朋友圈”构成所印证。依据大卫·格里高利的考察，马克思在巴黎时，身边的友人除了卢格所说的“人本主义学派”，如卢格、赫斯、海尔维格等人外，还有两位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即圣西门主义者勒鲁和傅里叶主义者孔西得朗。此外，马克思还对蒲鲁东和路易·勃朗这两位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特别感兴趣。[3]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写作《手稿》时，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为什么只是把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看作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并认为“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了。[1](P197)

青年恩格斯的探索历程和相关叙述与青年马克思略有不同。1842年11月，恩格斯受到赫斯的影响，开始对共产主义产生兴趣。当他前往英国后，很快就同欧文主义者和宪章派建立了联系。1843年10月，在向英国社会主义者介绍“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时,恩格斯还曾将赫斯、卢格、马克思、海尔维格以及他自己统称为“哲学共产主义”，并与魏特林的“工人共产主义”区分开来。无论恩格斯的这一表述是出于他受赫斯的影响，对共产主义所持有的欢欣鼓舞的态度，还是为了向当时已经接受共产主义的欧文主义者宣传介绍他的德国战友，我们可以看到：从1843年年底开始，共产主义问题已经进入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理论视野了。而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爆发，成为青年马克思以及当时旅居德国的“人本主义学派”集中讨论共产主义问题的直接契机。

二、《手稿》笔记本III中论述共产主义的七个要点

如上所述，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爆发，以及受其影响，同年6月和7月在《前进报》上所进行的关于“人本主义学派”的讨论，构成了马克思在《手稿》中集中讨论共产主义问题的直接原因。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MEGA2）第一部分第2卷编者的考证，马克思讨论共产主义的《手稿》第三笔记本写于1844年8月。在笔记本III中，马克思在写完[私有财产和劳动]这一部分后，专门对共产主义问题进行了补充性的讨论。

熟悉《手稿》文本情况的读者，可能会对本节的标题产生疑惑。这是因为：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这一部分中，按照马克思自己的标记，共有五个要点而非七个要点。然而，在笔者看来，如果结合MEGA2中所提供的按照手稿写作顺序编排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自己对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包括七个连续的序号标记。在按照逻辑顺序编排的文本中，前五个要点被编为[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第六个要点本身是对施特劳斯、鲍威尔以及黑格尔的批判，但是马克思后来对这一部分又做了补充和拓展。因此，后来编者结合马克思自己在笔记本III“序言”中所作的说明，将其汇总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第七个要点则是有关[私有财产和需要]的讨论。为了更为清晰地呈现马克思在笔记本III中对共产主义所作的论述全貌，笔者尝试以最新出版的《手稿》单行本和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保存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档案为依据，做一个文本的比对说明。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笔记本III的写作情况：

《序言》第一页

[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第一页

基于马克思自己对笔记本纸张的编号，以及MEGA2编者对于手稿写作顺序的判定，我们可以确认：马克思在笔记本III中，围绕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构成了他自身写作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马克思自己的编号是III到XIII和XIV到XVII。这一阶段的讨论，按照MEGA2编者基于逻辑顺序所做的内容判定，由[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主体部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第一部分、[私有财产和需要]三者组成。马克思自己对讨论的内容进行了编号，共计七个要点。这七个要点的内容分别是：

第1要点：共产主义的最初形态，或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积极的扬弃，即粗陋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法国的格·巴贝夫、埃·卡贝、泰·德萨米，英国的罗·欧文和德国的威·魏特林所创立的空想主义的观点体系”。[1](P310)马克思认为，在这些共产主义的最初形态中，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因而它们具有原始的、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性质。

第2要点：具有政治性质的，即民主或专制的共产主义与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1](P185)根据梁赞诺夫的判断，这里马克思主要是在批评卡贝的共产主义观念和实践。

第3要点：马克思站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立场上对共产主义的正面阐述。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P185)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批判了卡贝、维尔加德尔从“历史的全部运动”中“抽出个别环节”的错误做法，以及欧文抽象的无神论与共产主义的区别。

第4要点：马克思从“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的角度，批判了作为异化的感性表现的私有财产。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进一步回应了赫斯在《行动哲学》中提出的观点，而且结合自身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特别强调了工业的重要性。他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但是“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

第5要点：这是马克思的一个相对集中的方法论说明，同时又涉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系的阐述。在批判那种抽象地思考人和历史的“创造”观念的基础上，马克思将社会主义指认为人的解放和人的本性复归。相应地，“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1](P197)

第6要点：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第一部分，从该要点的开头到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结构和《哲学全书》逻辑的评论，以XIII页“因为它的现实的存在是抽象……”结尾。在这一部分中，非常鲜明的特点是：马克思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批判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非批判态度。根据考证，他之所以转向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有一个直接的现实动因。1844年8月初，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同事格奥尔格·荣克寄来了鲍威尔主编的三期《文学总汇报》，上面包含批判费尔巴哈的内容。因此，马克思是从批判鲍威尔和柏林自由人的观点出发，展开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的。

第7要点：[私有财产和需要]，即马克思对私有财产制度下现实的人的需要问题的考察和说明。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集中叙述了人的需要的异化的表现：这就是在对货币的需要这一抽象状态下，一方面出现需要的精致化，另一方面却造成需要的野蛮化和简单化。作为补充和拓展，马克思还专门讨论了国民经济学中有关奢侈和节约的争论。

立足上述回顾，我们可以对《手稿》笔记本III中有关共产主义的论述给出三个评论：

其一，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8月前后，有关共产主义理解的核心观点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仍然倾向于以社会主义或人的本性的复归来阐释人的解放的目标和未来状态，而把共产主义作为中介和手段。与之相关，马克思是从对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以及青年黑格尔派有关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的评析着手来展开分析的。

其二，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阐述共产主义的方法论立足点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但是在对作为异化状态的私有财产的批判中，必然也客观包含着对于国民经济学研究相关理解的阐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有关工业作为“打开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书”的评论以及有关私有财产关系中人的需要的抽象性及其现实差异的分析。包括梁赞诺夫、鲁宾和MEGA2编者在内，既有研究已经指出，在对国民经济学和市民社会的这一考察中，已经包含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

其三，从马克思自己的编号来说，对于共产主义的讨论在广义上可以包括上述全部七个要点。但是因为现实机缘的影响和理论澄清的需要，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部分后续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扩充，有关需要问题的讨论也包含了国民经济学的具体论述。所以在MEGA2按照逻辑顺序编排的文本中，将前五个要点汇总为[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私有财产和需要]独立编排，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理论转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共产主义讨论与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创新

在对《手稿》笔记本III的分析中，我们看到：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围绕共产主义的讨论，直接服务于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爆发后，“人道主义学派”关于工人运动的现状和走向的讨论。依照马克思自己的标记，这一讨论共包括七个要点。就其内容来说我们可以尝试将这七个要点分为三组：第一组是第（1）和第（2）两个要点，主要内容是对当时存在的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批判。一年前，马克思也曾将这样的共产主义批评为“教条主义”。第二组是第（3）（4）（5）三个要点，主要内容是从人本主义出发，对共产主义的阐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共产主义是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历史运动，在对感性异化的批判中强调了工业的发展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第三组是第（6）和第（7）两个要点，严格意义上来说，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国民经济学中需要问题的考察，应当算作是共产主义问题讨论的溢出话题。但是，其中蕴含着青年马克思反思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走向唯物史观，论证科学的共产主义的新思考和新起点。

《手稿》中阐发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框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其中对共产主义的负面表述又直接针对的是当时存在的共产主义思潮。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并不能从《手稿》中找到有关科学共产主义的直接论述。但是，如果我们将《手稿》笔记本III中讨论共产主义的七个要点视为一个整体，将其放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来加以考察的话，我们将不仅对青年马克思转向共产主义的历程形成更为全面的把握，而且对马克思所论述的共产主义的科学内涵获得更为深入的理解。

首先，就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探索历程来说，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是无产阶级立场的确立。而马克思之所以走向无产阶级立场，本身是同他对市民社会内在结构及其矛盾运动的剖析直接关联在一起的。虽然，青年马克思在1843年到1844年间，曾经运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来论证共产主义，但是随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剖析和批判的深入，马克思在走出人本主义的同时，也走向或发现了科学的共产主义。

回顾《手稿》的写作，青年马克思之所以在笔记本I中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来说明私有财产这个事实，在直接的意义上，是同他在《德法年鉴》上对市民社会的内在对抗性矛盾的发现直接相关的。而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也是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制度本身的矛盾。正是出于批判资产阶级私有制，马克思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作为人的解放的历史主体地位。为了进一步探寻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面对具体的历史情境，青年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共产主义展开了系统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虽然我们看到，《手稿》笔记本III中批判了现实存在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并且仍然持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理论观点，但是在这些讨论中，青年马克思已经开始面对超出费尔巴哈理论框架的现实问题，如工业的发展和人的需要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尽管《手稿》中主要是在人的解放的“必然的环节”的意义上，谈论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并未将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发展的目标”，但是这一讨论本身已经蕴含着马克思对新世界观的阐明，以及对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解。

其次，对于工业的发展以及工业发展所产生的客观历史力量的判断和分析，构成了马克思科学论证共产主义的重要现实基础。在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中，对于工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把握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的重要内容。结合《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的科学阐释，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及其所代表的客观历史发展，为马克思论证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地位、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奠定了直接基础。

与青年恩格斯有所不同，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工业的理解更多源于他对国民经济学讨论的批判性分析。特别是在对斯密、萨伊等人对市民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讨论中，青年马克思确认了工业发展的现实力量。特别是在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市民社会日益分化为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私有财产的对立日益呈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或者说异化规定内劳动自身的对立。这一理解本身，不仅帮助马克思澄清了他在一年多前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时，对黑格尔国家学说中隐含的“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和“含混的折衷主义”的判断，而且帮助马克思进一步确认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在人的解放中的主体作用。正是基于对工业发展以及私有财产运动的现实理解，青年马克思才得以批判当时存在的共产主义，仅仅从“历史的运动”中“抽出个别的环节”加以抽象的理解，因而陷入了一种教条主义的境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立足现实历史发展的科学理想，而非一种空想的乌托邦。

再者，青年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探索，经过《手稿》中的进一步阐发和反思，走向了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关注和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手稿》笔记本III中对共产主义问题的考察，已经初步触及了马克思当时仍然持有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理论的不足之处。同时，与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直接相关，马克思进一步展开了有关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以及对需要、分工、货币等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因此，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8月对共产主义的讨论，实际上也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终确立的重要环节。

在文本的考察中，我们已经提到：《手稿》笔记本III中对共产主义的讨论，除了[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这一部分外，还包括[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开头部分以及[私有财产和需要]这两个要点。结合手稿的写作顺序，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批判的后半部分本身也是穿插在[私有财产和需要]和[增补]的写作中的。与共产主义讨论中有关私有财产条件下人的需要异化状态的批判直接相关，马克思除了写作[增补]外，还写下了[分工]和[货币]两个片断。在这些内容中，马克思的表述已经呈现出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态度的转变。例如，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本身“在异化这个规定内”包含着“积极的环节”。又如，人的需要背后的抽象性以及阶级性的差异，本身蕴含着对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观念的瓦解和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在对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中，本身包含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探索。正如恩格斯后来所提到的那样，也正是这一探索，构成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新起点。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David Gregory. Karl Marx’s and Friedrich Engels’ Knowledge of French Socialism in 1842-3[J]. Historical Reflections, 1983, (1).

原文载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