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的地面（下）

选文简介：本文选自伊格尔顿的《唯物主义》一书，为第五章“粗糙的地面”的节选。

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我们居然发现，甚至就连最根本的问题，人们都难以达成一致。几乎人人都觉得，不该但凡在大街上遇到个小孩子，就上去动手捂死他，然而，至于为何有此共识，我们达不成一致，且大概永远无法达成一致。自由多元主义也许意味着，即便内心对某些人的观点极为鄙视，我们依然能与他们达成协议。我们为自由付出的代价之一，便是要容忍成堆的意识形态垃圾。至少在此意义上，生活形式之内部肯定不存在一致性。也许有人会反驳说，生活形式究其本质乃是人本概念，而上述观点却将它误认作道德或政治共识。即便如此，受其社会保守观的影响，维特根斯坦会看轻不和与对立，将人的本质投射到政治之上。对他而言，所谓“结构冲突”似乎是天方夜谭。不过，我们心中总萦绕着一种怀疑：一旦他想到生活形式，脑海中出现的定是部落或乡村，而不是发达的工业社会。生活形式的确比道德或政治冲突更触及根本，譬如说，英国内战的对立双方都以同样的方式乘除加减，都对动物与非动物做出区分，都认为过去已经位于身后。事实上，除非双方的某些基本范畴是相同的，否则就不能说他们之间发生了冲突，因为冲突是以一定的共性为前提的。然而，什么是政治的，什么又是人本的，这样的区分大概并不总是容易做出。话说回来，即便是在“人本”层面上，也难免会有冲突矛盾。或许，不同的生活形式会以这几种而不是那几种方式相交叠。或许，街那头住着一帮人，他们也交个税，也乘公交，就此而言，似与我们有着同样的行为方式，但是，他们认为自己的身体是由某种精美的玻璃样物质构成的，而且还能看到踞于我们肩头的恶灵。

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没有意识形态概念。他确实极为关注所谓“虚假意识”（falseconsciousness），以及我们的语言和生活形式造就的各类形而上幻象。但是，他对于尔根·哈贝马斯所谓“系统性扭曲交往”并无认识，遑论此概念与政治权力之关系。他认为，我们的语言就此刻的状态而言是有效的，即便它时常制造一些由哲学负责去消除的伪问题。在人们看来，跟马克思眼中的意识形态不同，这些谜题首先不是为权力服务的。我们即将看到，虽然它们大约根植于社会生活中，却并无特定功能。

尽管如此，维特根斯坦的哲思方式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有着明显的类同。这并不是说，前者探究语言，而后者讨论真实生活。我们业已看到，维特根斯坦不认为二者有明显界限。有位维特根斯坦研究者指出，“哲学之诸种问题的根源，在于语言游戏遭到歪曲或发生故障，这就表明，人的生活方式出现了错误”。维特根斯坦坚称，我们的语言就此刻的状态而言是有效的，这句名言中可以读出洋洋得意的自满；然而，或许它亦是在秉持唯物主义立场，批驳肤浅之智性主义，因为后者希望通过调整我们的言语或更新我们的观念，以治疗人类的痼疾。只要语言能认清我们生活形式的缺陷以及值得肯定的地方，它便是有效的。除此之外，在任何一个方面，语言都存在相当大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声称，处理哲学问题就似治疗疾病。他在《论数学的基础》中写道：“哲学问题的病症是可以治愈的，不过唯一的途径是改变思维模式与生活方式，而不是靠个人发明的某种药物。”换作马克思，也会对意识形态做出同样的论断。对两位思想家而言，出现这类概念问题，就说明存在某种病症，就好像对弗洛伊德而言，神经质症状标示出日常生活中某种病理性紊乱发生的位置，而且像意识形态一样，它不但揭示、也在掩盖这个位置。我们已经看到，尼采视道德本身为一种符号语言，一种症候学。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所从事的不是症状的诊治。他们力图处理紊乱的根由，这就意味着秉承诊断者的精神，探究各种症状表现。唯有改变行为方式，我们某些概念错误才能给扔进历史的垃圾箱。维特根斯坦评说道：“是愿意由别人来继续我的工作呢，还是更愿意人们改变生活方式，从而令所有这些问题变得多余，我根本拿不定主意。”

维特根斯坦

他心目中的变化首先不是政治性的。马克思认为实践具有系统性，因此，我们的作为一旦发生深刻变化，则注定会出现结构性转变，然而，维特根斯坦并不如此看待世界。虽然维特根斯坦致力于为幻象祛魅，而那个孕育了某些这类幻象的社会，却无疑会为马克思所认可。高贵的维特根斯坦紧盯着的，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尽管它只是错觉的来源之一。不过，他本人十有八九没有用过这个术语，也没有幻想社会主义会为此现象提供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他竭力质疑的主要是如下图景：自透明（self-transparent）的主体无可争议地拥有其私人经验，它笃信事物之真相安稳地停泊在这一特权领域内，身体的边界将它与其他个体及世界分隔开来，且因此注定对后者的本体坚固性持怀疑态度。对此非物质性的、由自己一手构造的自我而言，语言、社会关系，包括该自我本身的血肉，均为次一级现象，是公共世界的片段，与自我的关联只是偶然性的。它桀骜地宣称，“你无法拥有我的经历！”但是，一位评论者指出，“你无法拥有我的经历”既可为真，亦可为假，因为“拥有他人的经历”是一句无意义的话。此处，“拥有”一词变得岌岌可危；就此而言，我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经历，或者说并不拥有它们。

依维特根斯坦看，思维之形而上形式错误地将一切拉平，将需要区分的现象混为一谈。他认为，人类的大多错误皆为此种习惯所致，我们需要认清的，其实应该是差异。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尤其是乔治·卢卡奇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位耀眼人物，秉着同样的精神，力图揭露资产阶级思想之形式化、均质化及普遍化特征，且将该思想的起源追溯到资本主义之结构中。维特根斯坦的同事乔治·汤姆森在其《哲学先驱》（T h eF irst Philosophers）中正是这样做的，他一路追寻，终于在商品交换中找到了哲学的根。这种做法带有明显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味道，但维特根斯坦本人却于此无涉。尽管如此，他似乎已经感觉到，在某一典型的哲学谬误与他极为厌恶的现代文明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劝人们改变生活方式岂是易事！维特根斯坦相信，世人正深陷于思维混乱当中，拯救他们意味着“将紧抓住他们的大量关联扯断，将他们扯走，这需要将他们的语言彻底打乱重排”。这种解放太过极端，也“只能在生活中早已本能地反抗现有语言的人那里获得成功；在另一些人那里则不可能，因为他们调动一切本能，只为能生活在一个创造了语言并以其为正规表达工具的群体里”。这位曾因美化百姓智慧而遭到诟病的思想家，此刻嘴里却发出尼采式的咆哮（“你们就是一群羊！”），对日常智慧大加鞭挞。“反抗”这一政治隐喻、“扯走”呈现出的暴力、顺从的“羊群”与能够觉悟者之间的敌对，这哪里像鼓吹常识之人使用的语言。的确，维特根斯坦公开表示，与任何此类哲学民粹主义断绝关系。他声称，绝不能为了回避某个哲学问题而求助于常识，而应该任凭自己给整个拖入困难中，这样才最终会有突破出来的可能。就此而言，他绝非一位“日常语言”哲学家。可以想见，面对以下个案，他会不为所动：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声称，他曾对一位试图轻生的牛津本科生指出，“nothing matters”（什么都无所谓）与“noth-ing chatters”（没什么在喋喋不休）在语法上有所差别，从而令此人放弃了自杀的念头。相反，他眼中所谓日常语言充满幻象：“我们的语言中嵌着整个神话体系。”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唯有依靠自身，而弗洛伊德认为，艰苦的精神分析工作，大多是靠患者自己完成的。在晚期的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家的任务不是直言真理，这等策略只会将哲学降格为纯理论工作，而是为读者提供一系列笑话、意象、轶事、惊叹、讥问、质疑、对话片段以及未答之问题，好让他们有可能在某一刻达至顿悟，豁然开朗，以崭新的目光看待世界。这一系列策略索伦·克尔凯郭尔亦曾使用过，并冠之以“间接法”之名。维特根斯坦说，“研究哲学唯一正确的方法，是自己闭口不言而让他人发言……我只是引他人关注其所做之事，自己却绝不做任何论断。”令人惊奇的是，他没让同事和学生躺在沙发上，而是照自己的老习惯，让他们坐到帆布椅里。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首先是实践活动，而不是理论话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乃实践活动，绝非理论话语。一如精神分析或马克思之意识形态批判，实践旨在消除神话，是应对极其严重之神秘化案例的手段。维特根斯坦坚称，我们必须运用实践来对抗哲学以及“我们身体中的哲学家”。我们人人都是天生的玄学家，是我们语言及生活形式内在之错误意识的受骗者。若说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师永不会失业，那并不是因为他们告诉人们不朽的真相，而是因为，幻想与错觉同流感一样，是人类无法摆脱的痼疾。像内科医生一样，哲学家一而再再而三地令其治疗方案沦为多余之举。维特根斯坦有时会隐晦地提问：当日常生活本身充斥着形而上幻象时，哲学的任务难道就是将词语从形而上状态拉回日常用法这么简单吗？

尽管对哲学深感怀疑，维特根斯坦依旧很有风度，承认它具备有限的价值。他相信，想要改变世界，就必须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这方面，哲学可堪一用。然而，虽说改变观察事物之方式，是在现实中改变它们的必要条件，但是，不仅对维特根斯坦，而且对马克思而言，这都不是一个充分条件。正因为此，他才执拗地认为，哲学并未使任何事物有所改变，而这话令他声名狼藉。他认为，哲学之任务，不是为我们的各种言说方式提供基础，因为它们业已具备基础，且就在我们的生活形式之中。有人凭空将哲学家想象成足以改变我们行动的人，这是何等唯心，复又何等荒谬！维特根斯坦评说道：“能先革自己命的人，才能做革命者”；哲学家不能代你做这事，就好像他不能替你打喷嚏。你的哈欠得自己打，感觉恶心得自己吐，同理，要获得解放，也得自己去奋斗。可以肯定，解放正是维特根斯坦尝试为自己做的事。他长期遭受所谓“新教良知”的折磨，这种怪异的疯癫令他相信，重塑自己生活的愿望绝非挂在嘴上的虔诚。虽然他的企业家父亲富甲一方，他却将可观的财产大多散去，从豪富到赤贫，一路走来，他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身份，从航空工程师、业余建筑师到剑桥学者、乡村教师，从修道院园丁到挪威的隐者、爱尔兰西部的隐士。在这所有角色中，他展现出非凡的道德勇气和正直。他对学究的轻蔑绝无学究式的造作。

个人的解放要靠个人，这是维特根斯坦与马克思的共同信念。二人在其他方面存在差异，这是显而易见的。论到道德，维特根斯坦讲得太多，马克思则讲得太少，后者对道德不屑一顾，认为它太过意识形态。维特根斯坦认为，生活的改变会将哲学家推向用工市场，这一改变基本上是私人伦理事件；而对马克思来说，这一改变是集体性与政治性的。马克思相信，思维必将穿过社会现实的虚假表象，把握其下隐藏的、造成该表象的机制。维特根斯坦则不然，他拒绝承认任何此类所谓“遭遮蔽的深度”（concealed depth）之概念，亦否认阐释性理论的必要性。当然，他并不否认存在遭遮蔽的事物，但拒绝承认如下观念：表象与真实之鸿沟无处不在。二者之差异非关结构，只涉局部。深度永远隐于人所能感知之表面下，它本身即是问题的一部分，而并非最终答案。它是人一厢情愿加诸现实的，而并非从现实中抽取的。事实上，正因为真理显而易见，我们才对其有失关注，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明摆着的事实恰是意识形态的家园。《资本论》的作者认为，当前社会生活所呈现的方式，偏离了其真实面目。假象给打造成现实实质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感知发生了偏差。在维特根斯坦眼中，世界并未分为表象与真实这样的层次，若有人说表象与真实间存在结构性鸿沟，无疑会给他斥为形而上幻想。相反，我们却没能发觉，就在眼皮底下，有些东西带我们走入歧途。我们反而将某些难以捉摸的领域投射于表象的背后，譬如灵魂、意志、本质、意识、思维过程、绝对可靠的基础，诸如此类，这些继而构成了表象之下的隐秘真相。就此观点而言，维特根斯坦与尼采有着惊人的相似。依尼采看，表象之下空空如也，若是如此，也就没有谈论表象的必要。

《资本论》遗稿

马克思、尼采及维特根斯坦皆斥之为形而上的，正是这种本质化冲动，这种按捺不住的，要将人的才能与行动转化为不可见之物质的欲望。就马克思主义传统而言，这种本质（hy-postasis）有更为人知的名字，即物化（reification），处在这种状态下，物性（thinghood）成为衡量现实性的标准。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关系，社会阶级亦是如此；劳动是开放性的能力，而不是有明确限度的实体；国家是调节冲突的手段，而非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历史不过是世人纷繁多样的行为，本身并不拥有崇高目的。三人都关注偶像与物神，因为某些行动和能力获得青睐，从而脱离日常生活，渐渐显得强大，给世人造成威压。马克思无从知道，他离世不久后，同样的命运也会落在自己的思想上，意识形态批判便是最佳例证。

因此，哲学所做的，实际上是打破偶像崇拜。在《瞧，这个人》中，尼采宣称，其核心任务之一便是推翻偶像。他相信，锤子是哲学家最宝贵的武器之一。维特根斯坦亦秉承此精神，他说：“哲学所能做的，就是砸烂偶像。”哲学必须驱逐某些业已僵化的概念，因为它们的掌控正在扼杀我们的生命，唯此方能彻底解放人的思想。他不无怨气地说：“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冻结了语言，让它变得僵硬。”弗洛伊德就人类之病理性表现亦提出类似观点，不过他谈的是，人的行为变得僵硬拘谨。（维特根斯坦本人似乎曾罹患此类神经官能症。他不仅是身体僵硬拘谨，其道德亦复如此。他觉得自己的膝盖很僵，若是跪下祷告的话，大概会变成软软的一滩溶解掉。不去教堂的奇葩理由有，但如此奇葩的绝无仅有。）

在貌似深奥的形而上学与日常生活之间，尚有其他连接。人们相信存在永恒的本质与不证自明的基础；相信能够将现实分解为无可再分的成分；相信世界之存在无疑可以证明；相信人的一切实践需要理性地证明其合理性；相信也许存在规范一切规律的总规律；相信人可以确切了解自己的经验；相信语言与现实之间有先在的和谐；相信定义与区分若非绝对严谨，则根本算不得定义与区分。维特根斯坦及尼采均认识到，以上这些信念体现出深深的焦虑与不安全感，同时也体现出作为心理补偿的指挥欲及控制欲。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形而上学的政治。看似高高在上、远离实践的东西，与实践的关系竟然这般紧密，思之令人惴惴。

尼采

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理论矛盾唯有通过实践途径方能解决。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第八条中说：“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对晚期维特根斯坦而言，此论断应是切中肯綮的。我们业已不揣冒昧地质疑过这一论断。揭开大量哲学谜题的面具，我们会发现，它们原非披着概念外衣的实践问题，而且，即便其源头给追溯到某种物质性生活形式，它们也不会乖乖地悄然消失。话又说回来，倘若生活形式有滋养错误意识的先天倾向，那么，看上去它们也许既是问题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问题的答案。马克思能够想象，未来不会有名实不符的欺骗行为，因为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严格来讲是暂时的存在。意识形态之功能，是干预观念层面的阶级斗争，站在最高权力一边摇旗呐喊，所以，一旦那个权威遭到放逐，它立刻便会销声匿迹。维特根斯坦之观点与此截然相反，他与雅克·德里达都认为，形而上学的统治不会终结。即便我们改变生活方式，由此祛除我们思想中的神话色彩，语言也定会无动于衷，继而在人身上培育出更多的精神疾患。然而，针对这个顽固的力量，也许会有一系列游击队式的骚扰，一系列小规模战斗，我们统称为哲学。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谈到他所谓人类之“自然史”，并在他处评说道，“在此我愿将人视作动物”。此观点我们已在阿奎那、马克思及尼采处遇到过。维特根斯坦亦写道，日常确实性是“超越了合理或不合理的判断的；也许可以说，它多少具有动物性”。我们并不是依靠理论，才得知吐司烤架下有只狼蛛的。在此意义上，说维特根斯坦对理论的怀疑是老派学阀的偏见，这话虽然没错，却也并非如此简单。此怀疑与其唯物观紧密相关。人的大量知识以身体反应为基础，因此皆为肉体知识。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描绘了人类如何“盲从”规则，但他并非一心敦促人们，要以恭顺的姿态侍奉权威，而是再次将思想安放在身体之中。看到小绿人开始闪动，我们便穿过马路，这表明，在我们与世界之关系中，理论并非是第一位的。我们不假思索地遵从信号，并非不理性，仅仅是出于下意识。统御生活形式的共同规则已为我们所内化，而不假思索的遵从则是内化的手段之一。通过内化，我们将共同规则转化为身体的行为风格。我们无需“阐释”信号。有人认为，我们毫不止歇地忙于阐释，此言谬矣；持此观点者，定是终日耽读埃兹拉·庞德的诗作。

马克思的遗稿

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与某些自然事实，尤其是与人的身体行为紧密相关。我们一系列对他者的自然本能反应，譬如恐惧、怜悯、嫌恶、同情等，最终皆进入我们的道德、政治性语言游戏，但其自身是先于阐释的。这些反应具有普遍性，属于人性之自然史。它们乃是人体之为人体的原因之一，尽管任何具体的身体多少都受到文化的塑造。恰是在此物质基础上，能够建立起人类团结之最为持久稳固的形式。试想，我们试图学习某异域文化之语言，而该文化迥异于我们的文化。我们会观察该文化之成员如何开玩笑、烹饪食物、敬拜神明、缝补衣物、惩罚僭越者等等，从而获得一个立足点，即通过其语言与行为的关联了解其言语方式。然而，若我们与他们没有相同的身体构造，即维特根斯坦所谓人体之“自然表现力”，这一切则大多无从谈起。若他们的双腿从膝盖处截肢，且不用麻药，而就在那一刻，他们却滔滔不绝地发表精彩演说，大谈其宇宙观，间以渊博的典故和怡人的旁白，那么，要理解他们就似乎难于登天，相比之下，跟兔子约会或许更容易些。弗格斯·克尔曾说：“理论上，我们正是以身体性为根基，才得以学习地球上任何一门自然语言。”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认识失之保守。它应该不只是医治蒙昧头脑的一剂良药。维特根斯坦力图打击哲学的造作与虚荣，然而，在此过程中，他亦展示出对世俗世界的尊重，这在知识阶层是非同寻常的，连当代某些左翼知识分子都难以做到。在社会主义思想中，对于日常经验既有肯定也有怀疑，二者间的张力是必然存在的。若说思想家如雷蒙德·威廉斯和于尔根·哈贝马斯极为倾向于前者，那二者后辈中的左翼思想精英则往往贬损维特根斯坦所谓人性之普遍行为，斥之为无可救药的意识形态概念。依照这种思维模式，相较于某些高大上的领域，譬如实在（the Real）、事件（the Event）、欲望、政治、符号、伦理决定、革命行动、“不可能”、无据之举（the gratuitous gesture）等，一致性、社会习俗、普遍道德、日常制度则是相形见绌。这种思维是一种恶，尤其来自法国，其当代代表便是阿兰·巴迪欧，虽然有一说一，他的作品颇具开创性。既然对日常存有偏见，那么，人性究竟是否值得改造这一问题则既难以回避，亦难于回答。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维特根斯坦友人皮埃罗·斯拉法的革命同志。他另辟蹊径，渴望找到一种对日常实践的批评方式，既避免简单地从形而上高度批判之，也避免仅仅赋予大众偏见以崇高地位。这种批评试图发掘生活形式中业已存在的关键之物，尤其是其日常活动中隐含的能动感与变革的可能性，继而仔细阐述此关键，使之能够成为“常识”的别样形式。其实可以说，维特根斯坦亦有此意。就其散发着贵族气的风格而言，他的确有可能过于轻信历史悠久的实践方式。然而，最好的那个维特根斯坦将艺术家对普通生活的敏感与先知式的坚定信念结合起来，那信念是，必须令凡人脱离其对自私幻想的痴迷。这种平衡岂是寻常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