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策略》

【作者简介】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后现代思想大师。以一系列分析当代社会文化现象、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著作，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代表作有《物体系》《消费社会》《象征交换与死亡》《论诱惑》《致命的策略》及系列随笔《冷记忆》等。

【译者简介】刘翔，哲学博士，现任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后现代主义思潮、法国哲学。著有《采取物的立场——让·鲍德里亚的极端反主体主义思想研究》，译有《我是炸药！尼采的一生》等。

戴阿宝，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有《终结的力量——鲍德里亚前期思想研究》《文本革命：当代西方文论的一种视野》等，译有《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等。

本文节选自《客体及其命运》一章

《客体的霸权》

“唯主体欲求；唯客体诱惑。”

我们已习惯了主体的显赫与物的困顿。是主体在写就历史，是主体在整合世界。全部形而上学的旨归是世界主体——个别的或是集团的，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而客体仅仅是主体性的康庄大道上一个微不足道的迂回。

据我所知，客体的命运还从未得到过伸张。我们甚至不能仅仅把客体理解为主体被异化、被诅咒的部分，事实上，客体是羞耻、猥亵、消极和堕落的，是邪恶的化身，或者说纯粹的异化。一个奴隶，其唯一的荣耀是进入主奴辩证逻辑当中，在那里才能看到新福音的曙光，才能得到反客为主的允诺。

谁注意过客体那独特而至高无上的潜能的先兆呢？在我们的欲望哲学里，总是由主体发出欲求，因而主体总是拥有绝对的特权。然而，如果我们从诱惑的角度来看，那么一切就都颠倒过来了——不再是主体来欲求，而是由客体来引诱。一切都由客体出发并回归于它，正如一切都始于诱惑而非欲望。主体古老的特权被推翻了。因为主体过于脆弱并且只能发出欲望，而客体，即使在欲望缺席的情况下仍然十分自如。客体的诱惑通过欲望的缺席而发生，它可以仅仅借由欲望的效果来发挥作用，它激发或解除、鼓动或欺哄欲望，而这正是我们打算忘记（或宁愿忘记）的那种力量。

主体为什么被赋予特权？为什么主体出于意志、意识乃至无意识的虚构能够得到支持？这是因为主体的经济和历史都表明，主体是意志与世界、本能与客体之间的某种均衡，主体是宇宙的平衡原则。因而，主体既没有被交给多元、荒谬而迷人的世界，那个突如其来的残暴、偶然的诱惑世界；也不是周遭形式的受害者或牺牲品，活的或死的；更不曾历经无尽的诱惑。我们始终保护着主体：主体从一开始就带着本能、欲望和意志而来，在主体的疆域里，主体不可思议地不再是任何事物的对象。

对主体的质疑无法改变其作为形而上前提的卓越地位。主体被要求表现自身的缺陷、脆弱、阴柔和死亡，被要求放弃其作为主体的地位（不仅仅是心理意义上的主体，还有权力和知识的主体），到最后主体只会发现自己被困在一幕关于其消失的情节剧里。主体过度隐退，在自身根基上摇摇欲坠，试图向其客体——这个认为自己已经强大到足以对其优势运用自如的世界，谋求一个君子之约。从今天所有关于主体“解放”的狂想来看，这种尝试导致的是混乱。而主体（形而上主体）的魅力恰恰在其尊荣，在其反复无常，在其无穷的权欲，在其作为权力主体及历史主体的超越性，在其异化的戏剧性。一旦抛开这些，主体现在便只不过是一具可悲的残骸，沉沦于其自身欲望或形象的冲突当中，再也无法连贯地表象这个世界。而当历史的死尸尝试重生之时，主体便成了毫无意义的祭品。

主体无法正确地利用自身的脆弱性或死亡，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之被创生就是为了严格地防范这类东西，当然，其中也包括诱惑。正是这一切导致了主体的沉沦。从主体自身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里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因而，主体今天的地位就变得不甚牢靠了。眼下没有人能够再被设定为权力、知识或历史的主体，当然，也没人试图这么做。没人设定这样一个不可通约的角色，在嘲弄这个充斥着布尔乔亚心理学的世界方面，该角色正日渐无能为力，而与此同时，主体性发现自己很容易就被抹杀为透明和漠然。我们正在经历这种主体性的动荡，而我们并未停止制造新的主体性，但这甚至已经不再有趣——异化问题已经崩塌，而欲望的可靠性则成了神话。

如此一来，我们就面临一个悖论：主体的立场已不再稳固，而唯一可能的立场就是客体的立场。唯一可能的策略是客体的策略。应当注意的是，此处我们所说的“客体”，并非在反异化进程中被异化了的客体，也不是那些声称自己与主体一样拥有自主权的被奴役的客体；而是那些挑战主体并将主体推回不可能立场上去的客体。

策略的奥秘就在于：客体不信任其自身的欲望，客体不依赖其自身欲望的幻影——客体没有欲望。客体不会将属于它的任何东西视为私产，也不对占有或自主抱有幻想。它不会试图扎根于某种适合的天性（甚至不是欲望的天性），而同时它与相异性无关，并且它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客体从不自我分裂——那是主体的宿命——客体也从不知道在镜像阶段它有可能被自己的虚像俘获。

是镜子。正是镜子令主体回归其致命的透明。如果说镜子引诱或迷惑了主体，那是因为镜子自身不具备本质或意义。只有纯粹的客体才是最高统治者，因为它破除了他者的统治并将他者困囿于其自身的陷阱当中。水晶复仇开始了。

客体早已消失于主体的视野，而正是基于这一消失的深度，主体被封印在了致命的策略当中。就这样，主体消失在了客体的视野里。

这就正如性对象的力量在于其“性”趣缺缺，而大众的力量在于其沉默。

欲望并不存在。仅有的欲望是想成为他者的命运，成为事件，在其中，他者超越了全部的主体性；验证了命运降临时所有可能的主体性；并最终在客体的激情当中免除了主体的终结、在场及其对世界和自身的义务。

主体意欲将自身置于世界的先验核心地位，并自命为普遍的因果关系，在主体依然是主宰者的律法符号下，这样的意图无法阻止主体悄然祈求客体，将客体视为偶像和护身符，视为颠倒的因果关系的象征，视为主体性失血的所在。“在表象的主体性背后，总是存在着某种隐匿的客体性。”

主体的全部命运都转嫁给了客体。对于普遍的因果关系来说，讽刺性取代了单个客体的致命力量。

偶像为我们阐明了某种深刻的异见，不同于通常的因果关系，不同于那种“赋予每个事件一个原因”并且“赋予每个原因一个事件”的荒谬主张。

任何后果在被追根溯源之前都是高尚的。更进一步说，只有后果有其必然性，而原因则是偶然的。

物恋的不可思议之处恰恰在于，它抹杀了世界的偶然性，代之以绝对的必然性。

在对原因的知觉当中，我们只能感受到某种相对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只能感受到相对的幸福。而唯有那种绝对的、迷狂的必然性才能令我们心花怒放。这正是那些纯粹的单个客体所认识到的，也正是通过它们，我们所有的尘世祈祷都得到了回应。

也许我们生存于普遍性当中，追寻客观的结局，在他者明晰的形式当中分配我们的生命，多多少少为事物赋予一个理性的面貌（当然这永远无法与我们为自己赋予的理性面貌相比）；然而，在那些或悲或欢的瞬间，“活着”这个事实的确有必要被具象化为某个物件，某个不再与任何普遍决定保持一致的事物。在它身上，自我和他者的全部扼要形式（纯粹的人工仿造相对于客体的“天然”品质）都积淀为某种具体而不可理喻的感觉。

每个人都曾有过这样的购物经历，那个物品身上仿佛带着客体性的全部神秘力量。这同时也是我们定下某些荒谬赌注的原因，正如帕斯卡关于上帝存在的著名赌注一样。

我们需要相信我们下的注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如果说单独的客体不足以作为世界起源的话，那么反之，世界起源就理应被客观地解释为全部的世俗赐予。假使这个推论尚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念，假使我们无视理性的证据而继续将世界当作一个费解的实质、一个充满细节的单个客体来崇拜，那么这恰是因为理性本身也无非一个虚妄的赌注罢了。

切勿再对物做出解释，切勿再以客观的标准和漫无边际的参照来确定物的价值，相反，应以某物的细节来关涉整个世界，以某物的特质来关涉整个事件，以某物来关涉自然界中死去的或活着的全部能量——以期找到那个隐秘的省略，那条通往纯粹客体的完美捷径，该客体既不包括在意义的分配当中，也不与任何他者分享它的秘密和力量。

性对象礼赞

“只有客体是诱惑性的。”

平庸的引诱者懵然无知，还以为自己是引诱的主体，而对方则是其策略的受害者。这种心理简直天真，其天真程度不下于那些自认为是受害者的“美丽心灵”：这两种人都没能认识到，其实全部的权力和优势都在另外一边——对象那一边。

此外，对于诱惑的分析的平庸性也体现在分析者本人身上；引诱者又不傻（同样，被引诱者也不傻），他心知肚明，如果诱惑仅仅意味着这种可悲的心理学的话，那它压根儿就不可能奏效。难道被引诱的就不能是引诱者吗？难道主动权就不能悄悄地流转到客体手中吗？引诱者深信自己的策略已经套牢了对象，但他本人却落入这一陈旧策略的圈套，因而，毋宁说是对象以其致命的策略套牢了引诱者。

令我们迷惑的是客体所采取的那种命定形式。此举提高了纯粹对象性的赌注，正如萨特会说的那样，这样一来就轮到你脱离出去了——这就好比只有纯粹的商品性，才能更加彻底地把你从商品性中解放出来。

萨特：“在诱惑中，我从不试图将我的主体性暴露给他者。引诱乃全然的僭越，此举的风险在于我对他者的客体性，即，将自身置于对方的凝视之下，并被他所观看。这也冒着公然将他者纳入我的客体性之中的风险。我拒不离开我的客体性的领域——正是在这里，我通过将自己变成一个迷人的客体来进行斗争。”

只有不再为自身的欲望所困扰，只有超越了欲望的消失与解决，才具有诱惑性（这就好比歇斯底里症患者，再没有人比他们更不受困扰了）。

有一个残酷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写了一封热烈的情书给他的意中人，而那女郎反问“我的哪一个部分最令你着迷？”他回答：“你的眼睛。”之后男人收到了回复——一个包裹，里面是那只令他着迷的眼睛。

此种对诱惑者陈词滥调的挑战，美而暴力。然而那女郎无疑也是邪恶的，她用真正意义上的“以眼还眼”报复了那种被诱惑的愿望。与这一放肆的馈赠相比，没有哪一种惩罚具备如此可怕的形式。她固然没有了一只眼睛，但他却没了尊严——经此一役，由于担心会得到一只眼睛作为回报，他如何再敢对任何一个女人“投以青眼”？事实上，没有什么比一个愿望按照其字面意思被满足更糟糕的了，没有什么比精确地按照一个人的要求去满足他更糟糕的了。客体作为字面意义上的客体向他臣服，也正因此，他落入了客体的陷阱。

这种致命的挑衅存在于每一个客体当中，后者随时准备令诱惑的残酷游戏更上一层楼。男人不得不回答女郎那个必然的问题：“你觉得我的哪个部分最有魅力？”他从而犯下弥天大错。客体的报复逻辑已然先行一步。（我们也许会想：如果他换一个答案，情况又会怎样？他回答：你的声音，你的嘴，你的性，你的灵魂，你的外表，你的一切。——但这个问题显然是无意义的，因为在那样一种奉承的语境下，眼睛作为灵魂的隐喻无疑是唯一可能的答案。）

这恰恰是女郎所要弃绝的那种隐喻，这一弃绝令她享有无上的特权。他，作为主体，只能玩隐喻的游戏。而她，弃绝所有隐喻，成为致命的客体，从而将主体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要做到这一点，只要混淆符号与身体就足够了，好比哈勃·马克斯用一只真正的箭鱼来代替“箭鱼”的口令一样。我们这里的俏皮话固然要残酷得多，但它以同样的方式否决了“你的眼睛”这个口令，并同时否决了诱惑的整个观念修辞学。正是由于男人将女郎的眼睛和外表当作她本人来谈论，所以女郎可以根据自身的天赋自由地做出反应，而不是将她的眼睛作为纯粹而简单的客体。这样一个残酷写实主义的路数，其实与原始的食人习俗（吃掉心爱的对象）相去不远——在其中，它将自身作为纯粹客体的外向化，并将其操持为一种全无悲悯的满足。客体的策略——正如那个女郎所采用的，在于截断话语的隐喻性替换：从眼睛到外表，再从外表到存在，这是主体存在并允许自身被诱惑的唯一方式。

这种对隐喻的清算，这种将符号降格为野蛮而无意义之物的行为，是一个具有杀伤性的事件。它与大灾变这样的无意义事件处于同一序列。大灾变也是对于世界的某种盲目的回应，其中没有隐喻，正如客体对于作为主体的人一样。命运往往就是这样变得具体：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某个特定的瞬间，符号成为客体，残酷地并且不可抗地，再也无法变成隐喻。它们打断任何一种解读，与事物彼此混淆——这就是为什么命运是个做梦的人，在梦中，符号和词语有着不可捉摸的瞬时性。

客体的策略，正如故事中的女郎那样，是将其自身与被渴望之物彼此混淆。所有的残酷性和讽刺性就存在于该回应的极端客体化形式当中——它将主体留在了无所依凭的境地。

这也是女性有能力进行双向游戏的完美例证：一方面是直接的性供给和性要求（她能够无条件地对要求做出回应，正如那个女郎和她的眼睛，而那个男人发现在他自己眼中他赤裸而猥琐，在对客体的沉迷中蒙受羞辱）；另一方面是游戏、魅惑、隐喻和延迟了的性行为。男人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女人却依然得以自由地选择领域。男人饱受丧失尊严的折磨：假使他甘冒性挑逗的风险，那么他就总是处于被拒绝的危险当中；而假使他进行一种微妙的游戏，那么他就将成为拒绝的微妙形式的牺牲品。逆转是不正确的。女人并不居于欲望的位置，她位于比欲望对象高得多的地方。

当然，一旦她背离了这种欲望对象的冷漠，其特权也就随之丧失。她将变得与主体一样脆弱，并将因此而了解徒劳的苦难的全部形式。

性特权向女性的转移导致了一种新情况。自“将女性视为客体”的时代开始，男性特权至少引发了整个激情与诱惑的文化，引发了与性禁忌游戏息息相关的小说式的文化。这样的文化颠倒过来几乎是行不通的。我们不常看到男性表现出谦恭和守秘、挑逗和闪躲，这些崇高的下意识策略统统属于客体，是永恒女性的专属。不存在永恒的男性，因为不存在女人对男人发出性要求的禁忌。女人不必引诱就能得到一个男人，而男人却不得不引诱女人，如果她希望被引诱的话。

并且，如果说阴性压制对女性而言已经停止了的话，那么阳性压制对男人来说却远未告终。他发现自己为了避免失去尊严而不得不对女人的性要求做出回应。但女人却从来不会面临这样的情形，因为她总是能够逃脱，尤其是在引诱和拒绝方面，她不必冒丢脸的风险（而且恰恰相反）。

这恐怕就是费里尼那部电影《女人之城》（1980）的意蕴所在：在铺陈开来的女性特质的魔力面前，在所有那些可能的女性气息激起的没有丝毫诱惑痕迹的缥缈幻觉面前，男人是如此无措、赤裸和不确定。

这样一来，情况就不再是双向的，而是单向的。女性客体享有统治权，并且（由于欲望游戏的秘密规则）始终是诱惑的女主角。而男性客体则无非是被扒光了的主体，是欲望的孤儿，徒然追忆已逝的主导权。他们不是主体，甚至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欲望对象，他们仅仅是一种残酷、自由的虚构手段。

面对客体的静默，我们可以说出卡内蒂用以描述动物的那番话：“如果你凝视一只动物，你会感觉那里面藏着一个人，而且他正在取笑你。”

我们也可以说女人的内里也藏着别的什么人，而且正在嘲弄我们。女人太有技巧了。她们看起来是那么柔顺，她们清楚地知道（也许太清楚了）如何表现得不开心——而这背后势必潜伏着某种蓄势待发的东西。正是这同一种客体反讽在等待着所有的主体性，并将其击溃。

女性不在乎占有。客体不在乎占有。占有是主体的骄傲和偏执，而客体对占有乃至解放都是全然漠视的。客体只想诱惑，它正是如此把玩着自身的奴性——正如沉静之于动物，冷漠之于石头，外貌之于女人——客体总是取得胜利。

如果说冷漠注定要取得胜利，那么何必夸耀自身的差异呢？如果说沉默终将占据上风，那么何必利用自身的意义呢？客体的权力存在于其讽刺性当中。差异（difference）总是严肃的，但冷漠（indifference）却是讽刺的。

因而，女性可以凭自身的力量要求被当作主体看待（这也是诱惑的新风格。加之，当主体解放的游戏客观上导致了双方的愉悦之时，它也不无可取之处），而男性则欣然迈入布好的陷阱，因为他也赞成一些牺牲。不过，他一旦步入陷阱，就会迷失，迷失于女性从客体讽刺（这种隐秘的讽刺性掩饰了任何解放的主张）的深处投来的目光，在这种目光当中，他显得如此荒谬。这就正如假使他把一个动物视为主体，那么他也能从动物的眼中看到自己的荒谬一样。这正是陷阱的机关所在，这正是陷阱的收拢之处。

这种将任何人都视为“独立主体”的主张，只能说是十分荒谬的。因此，当女人假装“我不想要被诱惑，我只想要被认可”时，男人就很容易落入陷阱，毕竟，被视为认可的来源是一件愉快的事。但事实上，这个要求是反讽的，而男人却一无所知。

这个女人想要的，作为客体的我们想要的（从某种更原初的意义上讲，我们无疑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绝非那种被动的客体，而是热烈的、带着发自其对象性存在深处的驱动力的客体），不是打着独立主体的旗号自吹自擂、自欺欺人，而是如其所是地、被深刻地作为客体，那种具备无意义、不道德和超感觉特质的客体，即被交付给所有事件和所有人——掠夺和掠食者，甚至被占有、被迫卖淫、被奴役、被操控并被烙印，然而，在这一切的深处，她依旧是全然诱惑性的和不可异化的。一旦完美认识到性对象的这一特质（这一自由），女性就为所有的爱情和心理游戏做好了准备，但仅是作为纯粹的客体，而非主体；即，当你诱惑她时，她也诱惑你。她可以被统治、被探索、被诱惑，然而绝对不是以异化、屈从和被虐的方式（错位往往出现在，人们老把客体拉低到主体漏洞百出的心理学水平）。恰恰相反，造就她这种能量的，是她这一胜利当中的冷漠，这一胜利当中主体性的欠缺。她始终是游戏的主宰；客体始终是游戏的支配者并且强化了其讽刺性的统治。

过分关注谦逊和理智的游戏会冒犯女性，正如对年龄或力量过分认真会令一个孩子感到屈辱一样。在其内心深处，孩子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孩子。他并不在乎你为了维护他的尊严而在自由和责任方面的百般造作，因为这无非在夸大成人与孩童之间刻板的差异。他更倾向于同等条件下的竞争。他既不自由也不低人一等，而他把这一切留给别人去相信。他以他的无耻束缚你，这样一来，任何手段就都是合理的。他可以选择渲染差异，以脆弱孩童的形象面对成年人，如此，你就有义务保护他、维护他，并且淡化这种差异。否则，他可以随时选择还你以差异、真实和本质的缺场（童年并不存在；孩子也并不存在）。在这两种情形下，他都是对的。而这赋予他某种绝对的优越性。

同样，女性也总是可以选择自暴自弃为性对象，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交付出去（这总是能令男人深深地讶异），或者，她选择以主体的身份登场，容许自己被诱惑，并对这诱惑半推半就，诸如此类。她总是能够从一个角色跳到另一个角色，而不至于变得歇斯底里、反复无常或是莫名其妙：这不是心理学，这是策略——也正是这一点赋予她相对于男人的绝对优越性。

每个人性亢奋的方式都不尽相同。而性之所以可能，也恰是基于这个事实，即，我们每个人都对别人何以达到高潮一无所知。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它不过是性秘密的生物学形式而已。是的，的确还存在着其他玄而又玄的表现，但这一个，这个谜，却始终熠熠闪耀在性的天空之上：他者的快感绕开了我们。所以说，“占有”这回事从不存在，我们不可能占有他者，除非我们体验到对方的性高潮。

万幸如此，这正是女人能够永恒地诱惑我们的原因：借由秘而不宣的快感，它成为某种不可预估的乐趣。忒瑞西阿斯的故事着实精彩：在两条交尾的蛇当中，他能辨出雌雄。他既当过男人，也当过女人，并在此后声称女人的快感是男人的九倍之多。由于这一轻率的言论，他被天后赫拉变成盲人，但同时又获得了未卜先知的能力。

我们一定要出卖高潮的秘密吗？谁又被赋予了从一种性别转变为另一性别的能力，不是凭借外科手术，而仅仅凭借性高潮的变形？谁又能够继续谈论它呢？

很庆幸存在此种绝对的独一性，此种他者神秘的性高潮，性别差异正是建基于其上。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谜，忒瑞西阿斯正是由于解决了这个谜题，正是由于僭越了性的界限，所以才被罚作盲人（像俄狄浦斯一样）——他也可以被变成一棵雌雄同体的树。不是因为出卖了女性高潮的秘密（？），秘密并不存在：所谓女性快感是九倍的乘法仅仅是男性欲望的讽刺性的乘法，它见证了一个事实，即，女性仅仅是男性欲望的讽刺性的迷狂。

谁还担心那个？真正值得担心的是把我们与这种谜样的差异疏远开来的那个东西，它促使我们走向快感的彼此分享，即走向冷漠。性解放的全部误会正在于此。

但归根结底，最大的独一性并非基于性高潮的这一方，而是基于更为非凡的诱惑关系。诱惑独自导致了一种奇特的情形，即，它令异性成为一种命运，它令异性不再是最终的（性高潮的）客体，而是致命的（死亡和变态的）客体。这是因为诱惑标注了一种无可比拟的解剖学（或曰心理学）意义上的差异。因为它将差异游戏推进到挑战和绝对吸引的临界点，推进到一种眩晕当中。在眩晕里，谁的高潮是谁的九倍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它关系到的是赌注的增加，而非关于结算。由于在这里是按照一套更高的规则下注，即可能没有上限的那种下注，所以乐趣自然也就无法计算（计算被迫止于某处）。诱惑能够独自终结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统治。

爱情中的梦想是成为女人。灵与肉之爱的深刻幻想不在于拥有，而在于变形，在于性的倒错。在做爱的顶点，蛊惑我们的乃是异性的谜。一切交媾的目的仅仅在于：如同触及灾厄一般触及另一个性别，并借由占卜与其融合。拥有所有女性这一遥不可及的梦想使交媾耗尽了自己。

然而对女性而言交媾又是如何呢？显然她们并不渴望成为男人。她们没有这一缺点。她们从不沉溺于对异性的好奇，相反更多地为自身所眩惑。借由情感宣泄和歇斯底里，她们与自己的身体之间除了细致入微的感情和关注之外，毫无神秘可言。化妆、自恋、诱惑、吸引以及歇斯底里：淫欲的圣洁形式，女性就是以淫欲的短暂而神圣的形式构造了其自身的每个时刻。她将她所在乎的一切，都逐一变形为她的一部分。而男人，除了追寻这种变形的力量之外，已别无指望。

他是被性别差异束缚住的他自己。差异的全部戏剧性都在男性一方，而差异的全部魅力都归属于女性。没有哪一种苦难和对女性的压迫能够贬抑此种极度不平等的命运。梦想、困扰、谜和计策的平衡总是倾向更热衷于自身的那个性别，从而勾勒出那个销魂的空谷，快乐之泉，而男性抵达此处则是为了迷失自己。

忒瑞西阿斯的故事表明，本质上，我们所追求的并不是性，而是性别的可逆性，即，从两个立场来看待性的那种能力，恰似先知和预言家（忒瑞西阿斯）能够看到时间的两个向度。我们希冀先知对于时间的掌控和可逆状态，正如我们希冀性的欢愉能够建立在对性的可逆性的操纵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