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革命

本文节选自《列宁主义》

作者：尼尔·哈丁

译者：张传平

出版信息：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

01沙皇和杜马

1905年1月22日，一位牧师——乔治•加蓬(GeorgeGapon)神父——带领一大批和平请yuan者来到圣彼得堡沙皇的冬宫(WinterPal­ace)前面的广场上，恳求沙皇改善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他们的抱怨五花八门，但他们的请yuan行动反映了产业工人日益自信的要求,这些产业工人最近通过大规模罢工已经使首都处于瘫痪状态:

陛下！我们工人，我们的孩子和妻子，我们那年迈的无依无靠的父母，我们来到陛下你这里寻求正义和保护。我们处于极度的贫穷之中，我们受到压迫，被残酷的劳动压垮；我们受到侮辱，我们不被当人，我们被当成奴隶一样对待……我们正在遭受专制君主制度和专横统治的扼杀，令人窒息。陛下，我们已精疲力竭！我们巳忍无可忍；对我们来说，巳经到了宁愿死亡也比继续遭受难以忍受的折磨要好的糟糕时刻。①

的确，他们在那个不幸的星期日遇害，由于遭到卫队的扫射，导致100多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暴行震惊了整个世界并且在俄国激起一场罢工浪潮，到10月中旬，已发展成全国范围内的罢工。所有的铁路都停业，产业工人、职业联盟和传统行业的大罢工都要求民主和宪法。与此同时,首先在圣彼得堡然后在其他主要工业中心，工人们成立了由所有主要工厂的代表所组成的苏维埃（或者委员会）,来协调大罢工，迫切要求在广泛、平等、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立刻召开立宪会议。10月30日，沙皇政府做出让步并发布了一个声明，许诺召开代表大会，许诺言论、思想、集会、结社的自由，在俄国实行民主统治。此后不久，沙皇答应特赦那些自从一月以来持续超示威和罢工中被逮捕的人们。

冬宫

右翼的温和主义者（当时自称为十月党人〔Octobrists〕以表明他们接受沙皇声明）为他们的最终所获欢呼雀跃，而沙皇一直将这些要求视为“痴心妄想”而拒绝加以考虑。自由主义者结成了立宪民主党（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或者Kadet Party）,他们通常致力于利用提议中的杜马来扩大民主和政府职责。由于被数月来的罢工和贫困折磨得疲惫不堪,工人们听从苏维埃的号召重返工作岗位。这样，革命运动的热情熄灭了。沙皇能够重组自己的力量并开始反击那曾经使他蒙羞的力量。在最高当局明显的纵容下，一场反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开始了，在一月份圣彼得堡号召工人大罢工，设置路障并进行激烈的巷战之后，当局一心转向要消灭革命者。用当场处死和大规模驱逐流放来恐吓和威胁反对党。

到1905年底，沙皇的力量再次控制整个国家，他施政一贯奉行的路线是限制和减少其“十月宣言”对沙皇独裁权力所造成的影响。宣言所许诺的一种广泛的公民权得到普遍认同。然而，当选举法公布时，大地主和城市有产者却不恰当地获得了益处。在宣言中许诺的集会自由，现在被骑警所控制（并大量地被取消）,警察将有权判定集会行动是否与公共秩序相一致。新闻自由同样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如此宽泛和模糊不清，以至于可以用来禁止几乎是最温和的批评。

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德罗维奇（俄语：НиколайII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68年5月18日—1918年7月17日），史称尼古拉二世（英语：NicholasII）。

当第一届杜马在1906年5月召集会议时，尽管受到了当局的操纵和威胁，但它确实是一个决心进行激进改革和变法的机构。它强烈主张1905年的所有要求一遍的、直接的和平等的选举权，政府行政机构不是对沙皇而是对选举出的杜马负责，广泛的土地改革将要把王室的土地和大庄园的土地转让给农民。两个月来，沙皇一方面(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允许杜马继续辩论，一方面在为反击做准备。七月份，杜马草率地遭到解散，愤怒的杜马代表号召对政府进行消极抵抗和不合作运动没有获得响应。随着精力充沛而且才智过人的斯托雷平(Stolypin)担任第一部长，政府开始实施一项长期战略以平息农民(尤其是那些比较勤奋和有雄心的人)的不满:赋予农民有权选择离开他们的公社，有权把他们当时耕种的所有土地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在西伯利亚(Siberia),无主土地得到分配，国有和王室土地也过户到农民银行(the Peasants' Bank), 通过这种方式，是希望农民缺乏土地的状况得到解决，并为忠心、富裕和独立农民的政权奠定群众基础。政府把自己的未来押在这个设想之上，即得到满足的富裕农民应是有效应对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激进动荡的一个防护带。这个赌博很大程度上来说取得了成功，因为1906-1914年出现了持续的经济发展，实际工资增加，并且由此出现一定程度的社会稳定。

然而，政府对农民在经济上的痛苦所作的安抚性回应与对精心准备反击民主党人和革命者的主张相辅相成。警察对立宪民主党的威胁加速了第二届杜马选举的到来。受到怀疑的革命者遭到了围捕，被军事法庭草率地处以死刑或者流放。当选举开始时，当局成功采取的一切措施很显然是要分化政治意见,其结果是无论极左派还是从极右派都以牺牲温和主义者(立宪民主党)来从中获益。沙皇再一次面对一个不受约束和控制的杜马。经常受到农民的劳动(TrudovikiC[或la­bour])协会大力支持的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和社会民主党人[Social Democrats]),组成一个规模最大，最具有凝聚力和最好战的组织，它们更关注具有煽动性的大众诉求而不是那些具体的立法建议。

在不到三个半月的政治混乱之后，沙皇解散了杜马(1907年6月16日)。并于当天单方面公布了一部新的选举法，以至于选票更加决定性地有有利于大地主•沙皇关于民主和宪政的短暂实验显然已经结束了。他突然改变选举法，公然违反他自己颁布的基本法。他草率地解散两届杜马，显现出他对民主进程及结果的蔑视。无论如何要,他甚至连这种意愿都坚定地拒绝考虑，即政府的财政或是他的政府内阁都应该受到当选议会的监督，不论其代表的基础是如何狭隘。毫不含糊地拒绝了君主政体现代化和建立一个稳定的立宪政体这个选项的正是沙皇本人(受到了更加偏执和喜怒无常的皇后的鼓动)。沙皇在1906年和1907年的所作所为似乎证明了革命者的分析:公民自由和民主的这种最广泛愿望——1905年所高声诉求的——只有通过革命行动才能实现。他们令人信服地指出，沙皇不可能被民意，民众示威或民主选举的结果所推翻.唯有暴力才能够推翻他。毫无疑问的是，沙皇的所作所为使温和立宪民主党人士气低落,并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的计划失去信誉。

02赞成不断革命？

正是在这些动荡的岁月里一一不合时宜地被认为是1917年革命的伟大预演——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义者团体之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分歧。在1905年上半年，孟什维克(Mensheviks)在其建议的激进方面首屈一指。在对工人及其苏维埃的影响上孟什维克要比布尔什维克要大一些，他们要求工人进行政治性大罢工，期望这些罢工使推翻沙皇的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孟什维克甚至在他们的刊物上留出版面给帕尔乌斯(Parvus)和托洛茨基发表思想观点,他们鼓吹不断提高工人和政党的要求，直到包括建立工人政府，公开实行社会主义政策。他们问道:为什么应该是工人被要求牺牲一切而资产阶级却获得一切利益？他们令人信服地指出，正是不断发展的俄国所有主要工业地区的工人总罢工促使社会所有其他部门迫切要求激进变革。在经济上遭受最大损失的正是工人及其家庭，他们因领导最终迫使沙皇屈服的非法的群众游行示威不仅使自己的生活而且使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那么，为什么工人们还要遵守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个自我否定的规定即社会主义或多或少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民主统治的漫长阶段？他们声称，俄国革命的原动力这样的:革命形势本身所产生的加速发展的激进主义把党的正统理论上的制约放在一边。他们争辩说，对党来说,领导其军队在“艰苦战斗但不能取胜”②的口号下进行战斗，不仅是心理上的难以置信而且是战略上的幼稚。

帕尔乌斯Alexander Lvovich Parvus （1867～1924）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家。

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所提出的观点是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旧有正统思想的根本背叛，俄国社会民主党具体阐明了两个阶段的革命过程。第一个阶段是要清除独裁统治并摧毁其赖以存在的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反过来会极大地促进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其结果是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天然的支持者）的显著壮大。随着资本的自我增强，工业的技术基础也得到改造，并由此带来生产力的增长，从而为走向社会主义奠定了物质的（或者“客观的”）基础。没有资本集约化和高度工业化的产业基础的优先发展，“从俄国的能力和要求来看”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不可能的。总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实现俄国工业的现代化，在全俄推行资本主义关系并造就一个占多数的工人阶级。孟什维克认为，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提上议事日程。由此断定后沙皇时代俄国的领导者只能是资产阶级。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俄语：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年11月7日—1940年8月21日），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工农红军、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

对列宁来说，他在这两个极端极之间处于一个复杂不安的位置。他既不赞成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目标的工人政府,也不赞成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独裁统治的革命。列宁宣称，任何超越由俄国工业不发达状况所造成的种种限制的草率行为，“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③，所带来的只不过是非常荒唐和反动的结果。因此，他坚决反对帕尔乌斯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路线。他坚决认为，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俄国革命不能也不应毫不停留地进行下去。但列宁依然赞同他们的这个观点，即在俄国特定的条件下，民主革命只能在由产业工人（或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成功。然而,与不断革命论者不同的是,列宁认为只要工人阶级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工人阶级无疑是革命力量中最具有积极性，最具有政治觉悟和被极好地组织起来的革命力量,但是他们的人数相对较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少数较大的中心城市。除非革命运动（在工人的领导下）对农民进行动员，否则他们将在战略上容易受到俄国落后地区广大农民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城市产业工人正成为“所有劳动和被剥削人民”的先锋队和代言人的这个思想，从1894年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著作开始就是列宁经济和社会分析的一个主要结论。的确，这始终是列宁著作中的一个战略主题，在1917年这个思想再次浮现，并且从1921年3月到1924年列宁去世这一时期重新加以坚持——没有农民的支持,任何重要的革命进展都不能确保。

03联合资产阶级还是联合农民阶级？

形成这种战略的社会和经济前提远不像一些评论家通常所宣称的那样是非正统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列宁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不断地把农民（封建的）阶级分裂为现代两大阶级即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随着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将无情地产生（作为其自身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比以往更多的没有土地的雇佣工人。总之，贫困农民到处都在转化为农村无产阶级，它们遭受到资本剥削甚至比城市工人所遭受到的要更加残酷。

在列宁看来，在1905年反对沙皇的斗争中，土地问题比宪政建设或在明确规范公民权利上的争吵更加具有重要意义④。土地问题是所有其他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问题。农民想要所有的土地。他们的杜马代表一一劳动社-----直坚持认为农民们有权得到土地及其产品。他们要求所有教会、国家和地主贵族的土地都上交并加以分配。在列宁看来,实现这个革命目标最简单的策略就是宣布所有土地国有化并让农民决定土地的实际分配。因此,土地国有化成为列宁1905年纲领中的核心政纲。它的贯彻实施同时是在加速农业的资本主义积累并消除作为沙皇统治社会和政治前提的地主贵族。

在这里，国有化是作为民主革命纲领的一部分，而列宁坚持认为民主革命不应该追求社会主义目标,这似乎是自相矛盾。事实上，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土地的国有化是所谓的“最低纲领”即那些经济和政治要求的一部分，它们的贯彻实施与保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相一致。就土地国有化来说，他们可以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找到依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土地私有制如何成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障碍之一。土地的购买占据了大量农业资本，这些资本可以通过融资购买先进设备、改良牲畜，或是改进生产工艺和销售而获得更多利润。因此，鼓吹土地国有化与第一阶段的民主革命（或反封建）并非不相一致。相反,土地国有化是“资本主义的措施”⑤，它通过把“地租转让给国家”⑥来加速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因此,从策略上来说，促使民主革命取得最后成功的唯一稳定联盟是工人和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的联盟。俄国资产阶级（正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向其成员所宣告的那样）是软弱和胆怯的⑦。它在血缘、文化和社会关系方面与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会感受到对神圣财产权的任何侵犯给其自身的利益所带来威胁,农民对所有土地的激进要求显然侵犯了神圣的财产权。因此,按照列宁的预测，资产阶级将会完全专注于立法和宪政改革以增强他们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然而，他们太过虚弱难以承受农民和工人都在不断高涨的战斗性，因此，一旦专制统治受到革命浪潮的严重削弱，他们会与专制政府妥协以获取自己最大利益。这样，资产阶级就背弃了全部他们曾经轻易许下诺言：人道、平等选举权和激进的土地改革。列宁坚称，阶级是按照他们对其基本经济利益的理性衡量而行动，而不是按照意识形态的华丽言词和书面条文而行动。当革命威胁到他们的经济稳定时,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促使他们与其他的财产所有者以及现存政权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列宁提醒其追随者，这就是马克思对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进行分析所得出的全部结论——当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背叛民主而向反动派投降。列宁认为,很难想象人数更少，更易受影响，政治上更不发展的俄国资产阶级将会或能够采取不同的行动。

在1905-1906年革命期间，列宁对阶级力量和政治联盟的分析是独断的和教条的一一它过于理论化并令人费解。因此,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对事件进程没有丝毫影响就不足为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资产阶级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可靠的同盟军，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在不要让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方面有着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的整个阶级地位迫使它在人民和沙皇之间挑拨离间，从中得利⑧。因此，在列宁看来，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应该放在揭露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两面性,促使他们在革命的早期阶段就与独裁政府和大地主结成联盟。否则他们会摆出革命领导者的样子赢得民众的信任，每当背叛时刻来临时，只会使人民置于毫无防备，毫无领导的境地。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应该促进民主革命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并与贫农结成联盟。

为了确保与农民的结盟同时迫使资产阶级自由派公开自己的意图，党必须积极游说所有土地国有化。首先，列宁坚持认为逼迫沙皇做出让步毫无任何价值。这不是一个通过给专制国家披上一件虚假的宪政外衣来促使其改革自身的问题。相反,它是一个如何推翻沙皇政府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大厦问题。只有实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达到革命的顶点。在这种生硬口号下，列宁号召其追随者起来斗争。

列宁坚称,革命不是谈判，不是低声下气、毕恭毕敬的请yuan;革命是要求,革命是战斗。他提醒党，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革命正好是处于国家和阶级的生活中批判的武器被武器的批判所代替的时刻。革命的爆发就是因为谈判已经到了极限，也就是当社会团体之间的基本对抗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打仗就是要有打仗的样子（Alaguerrecommealaguerre）。正在俄国蔓延的内战——得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支部的支持（至少到1905年晚期）一一不是业余爱好者和懦弱之徒的事情»它需要专业知识和胆量,其领导者必须要精通各种军事策略（因此列宁用1905年最初几个月的时间来消化克劳斯威茨〔vonClausewitz〕和恩格斯的军事战略）。需要对积极分子在使用武器，设置路障和城市游击战战术方面进行培训。他认为，像孟什维克这样的领导者——号召人们参加武装起义的同时拒绝提供必要的武器、训练和军事技能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直到1905年12月最后几个星期和1906年最初几个月，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最初分歧才转化为对工人阶级革命和作用的评价上根本不同。在整个圣彼得堡苏维埃在12月16号被逮捕以后，由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莫斯科苏维埃发出了进行总罢工和工人起来反抗当局的号召。然而,正是布尔什维克为随之而来的起义提供了领导和最多的战斗小分队。街头战斗持续了两个星期，只到1905年最后几天才被政府军镇压下去。正是在这场诉诸武力的尝试失败之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革命剧变期间展示出来的表面团结迅速瓦解了。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从一开始就谴责莫斯科起义是一次盲目的冒险，其后果将是失去中产阶级激进分子的支持，并把他们赶到反动阵营。普列汉诺夫流亡期间的老战友阿克雪里罗得以温和的语气劝告党要与激进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合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途径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我敢说与我们一直以来所运用的无用方式相比，甚至连议会制度的最恶劣的漫画都具有巨大优越性。”⑨数月之内，大多数孟什维克也持类似的观点。他们的新共识是那种英勇的、军事的革命时期结束了。任何进一步的政治性群众罢工或者暴力活动都会适得其反——都将迫使资产阶级“退缩”。鉴于工人阶级已经精疲力竭并且他们的苏维埃已被镇压，除了自由的立宪民主党人之外，再没有别的力量能够领导民主斗争并作为执政党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与此同时,把杜马作为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因此,党目前除了充当为相对长远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打下群众基础的左派反对党之外,没有其他作用，直到最后组成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政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按照孟什维克的构想，既然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有节制，既然他们的秘密组织已经遭当局破坏，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应该集中现存力量最大限度的利用合法手段“在仍然被政府所容忍的工会、合作组织、工人的教育机构和俱乐部……中⑩重建他们的力量。根据费奥多尔•达恩(FyodrDan)所说：

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斗争方法来维持、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合法地位,从法院到出版、国会、自治机关和杜马政府，以及基础广泛的用来指导工人群众的鼓动机构。⑪

所有这些都让列宁深恶痛绝，在第一次退却时，孟什维克就表现出他们的软弱性和无原则的轻视党的政治总战略的最基本原则。无产阶级应该领导（或者按照普列汉诺夫早期构想来说是掌握“领导权”）民主革命的这个原则是这些不断重复着的坚定主张即俄国资产阶级人数不多和政治不成熟的一种必然结论。这个原则在阐明俄国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文本中被奉为神圣,并且正是对这些原则的辩护（反对修正主义者和经济主义者）促使《火星报》创立。现在孟什维克“悄悄地放弃了曾经珍视的原则。托洛茨基把'领导权'看作'伪善'，普列汉诺夫则视之为'荒谬可笑'”⑫。在一年之内，他们就从卖弄不断革命转而投入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怀抱，主张只有资产阶级才能领导反对专制独裁斗争。突然地，孟什维克（由普列汉诺夫领导的）热衷于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有决心、有力量、政治上稳定和成熟，从而公开推翻了他们先前所做的分析。从那时起,列宁坚持把他们称为“取消主义者（liquidationist）,列宁坚持认为，他们不仅一心想取消俄国社会主工党的理论基础，而且一心想取消党的秘密政治组织。

就列宁来说,他坚定地坚持着这个陈旧正统理论的这些原则。马克思笔下的历史纪录与他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分析相一致——资产阶级终将背叛。他们在客观上对推翻沙皇政府没有兴趣。他们既没有政治意愿也没有组织基础来建立一支真正的反对力量。随后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列宁的预言。诚然，第一届国家杜马（这个期待已久的自由梦想的体现）的强制解散，遭到了立宪民主党人代表的谴责，他们号召群众抵制。但是他们的影响微不足道。考虑到信仰沙皇巨大声势和俄国第一次民主试验所寄予的深切希望，他们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的反响小得可怜。这暴露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软弱无力，正如莫斯科起义的失败冷却了孟什维克的热情一样,这次经历也惩罚了立宪民主党人。在迫不得已时，他们就有点气势汹汹，然后屈服。因此随之而来是沙皇对1905年十月许诺的一次次食言，一次次地缩小选举权并搁置公民权，一次次地解散杜马以及逮捕或流放杜马代表，面对一次次的挑衅，立宪民主党人号召人民忍耐和克制。

一般认为,列宁在1905—1906年，通过拉拢农民而伺机抛弃马克思主义，通过反对资产阶级有领导作用而表现出自己的雅各宾派倾向，通过自己对军事问题的兴趣，暴露了他的布朗基主义的(Blanquist)倾向，这些判断是陈腐而轻率的。相反，列宁毫不偏离地坚持着一条连贯的战略路线。他具有不可动摇的、教条主义的信念:他早年对俄国所作的经济和社会分析的正确性将会在实际政治斗争的探索中被揭示出来。他相信，所有阶级的长处和短处，抱负和忠诚都将会在公开的政治争论中尤其是群众运动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1905-1907年的革命事件只不过表明列宁是一名坚定的教条主义政治家，迄今为止，他更多地倾向于按照预想的场景来安排事件和演员，而不是根据每次政治场景的巨大变换来更改故事内容。当然,不应当认为以任何方式指出其理论上的一贯性都意味着赞成或同情。相反，这本书隐含的批判性立场是，那些更少一些无情、更多一些折衷•最重要的更多一些宽容的政治家能够更好地为我们服务。总之，如果列宁曾经是一个伺机见风使舵的人，或者像众多评论家所指认的那样对主义漠不关心的话，那么他对世界(以及他创立的意识形态)将会产生更加良性的影响。

到了1907年12月，列宁又一次遭到放逐，随后在欧洲游荡几乎长达9年半时间，直到1917年4月最终返回俄国。从1908年到1912年这些年极其暗淡。在那之后,俄国国内的工人运动显著地复活。俄国国内的党组织早已被摧毁，数百名革命者被逮捕入狱或者被流放。并且资金一直是一个难题，最糟糕是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少数派内部，他的政治和理论权威受到了波格丹诺夫（Bogdanov）和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的严重挑战。他们在政治上坚持极左路线.要求从被削弱的国家杜马里召回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列宁不得不同时与孟什维克的温和派（取消派）及布尔什维克中的多数派（召回派）作斗争。在哲学领域,列宁觉得必须与他所认识到的波格丹诺夫陷入其中的折中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战斗。列宁不得不还击，着手写作一部长篇（并且有点浮夸）大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在第9章中将会深入讨论）。这是一个分裂的时期，在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党布拉格会议（the Prague Conference of the RSDLP）上布尔什维克正式从孟什维克中分离出来时，分裂达到了顶点。无论对于俄国国内还是国外流亡运动来说，这都是一个政治上解体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列宁的政治思想只是停滞不前。

04结论

我一直认为，在1914年以前的著作中，列宁一贯是一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评论家们所宣称发现的离经叛道,经常是断章取义或是忽视马克思本人著作中的模棱两可（和危害）。这些年来，列宁认为自己只不过是马克思和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名忠实信徒。他并没有试图从俄国的经验中得出一般结论，也没有声称他在理论上和组织上的任何见解具有普遍意义。他只是没有意识到他正在提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当代世界的一幅崭新思50想蓝图。他几乎不对国际形势发表评论,除非国际形势已经对俄国国内政治产生了影响。毫无疑问，他有资格被认为是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唯一最杰出领导人，但这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列宁本人也时常承认俄国革命运动只不过是西欧尤其是德国主要革命表演的一个插曲。他曾经论述的那些主题一一两个阶段的革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封建制度下的资本主义发展、贫穷农民的政治地位、在非法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原则一所有这些都只是对俄国并且或许是对阶级斗争落后的其他外围地区的共鸣。因此，列宁在这一时期决不声称自己的任何著作在俄国之外具有适用性，这就不足为奇。

直到1914年，列宁还是在各方面都处于欧洲社会主义边缘、不可救药的分裂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的一派鲜为人知的领导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的著作实际上也不为人所知，它们几乎全是狭隘的,发行量小而且未经翻译，要不然就是它们所关注的问题（例如哲学和辩证法）在很大程度上被群众性政党的实际领导人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在此之前，列宁可能具有某种相关东西对于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有贡献，这种想法不仅列宁从来不曾有过，而且也会使整个欧洲感到惊奇并加以嘲笑。如果列宁的欧洲社会主义同伴们觉得他奇怪的话，这倒不是因为他的雅各宾派或俄国背景，通常让他们感到窘困的,是列宁极其严肃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纯洁性。

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还要花时间处理其他事情。他们必须参加他们的议会工作，培育他们的选民，与商会组织保持联络,筹集资金,向党的出版机关投稿，参加当地或地区会议和代表大会等等。他们没有时间，一般说来也没有兴趣深入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或者领会当代资本主义的统计学或经济学的分析。在国内全国性机构——有着多样化的团体和期望——多年的工作经历，使他们懂得妥协和调和的必要性。直到1917年10月，列宁实际上还没有任何这种经历。列宁在这段时期一直是一位没有众多支持者响应的理论家和作家，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群众民主运动的经验。列宁对政治对抗和阶级战争的承诺直截了当地违反带有压倒性的温和的这种调和政治学——它是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典型特征。列宁被认为是某种不合时宜的人。

列宁俄国背景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使他停留在一种原教旨主义，这种原教旨主义被认为是没有任何希望地与当代现实脱节。宪政制度，人民的选举权，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的快速发展，教育、社会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在西欧创造了通过民主方式和平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因此，社会主义者必须调整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以适应这些新情况，而他们成功的标准则是看似不断增长的社会党选票。所有这一切都与列宁擦身而过。直到1917年，他对欧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都没有真正的影响。他是一种过时的教条主义者的代言人。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书本化的和学究气的,这恰恰是因为他的马克思主义来自于对经典文本的深入研究,它把人们拉回到欧洲社会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早已遗忘的时代和主题上来。

注释

① L. Trotsky, 1905 (Harmondsworth, 1971) p. 89.

② 仅仅在稍后的1929年，当时他已在流亡,托洛茨基就编辑了一本连贯论述不 断革命理论的著作。参见 L Trotsky.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Result and Prospects （ London, 1962） 。

③ CW, 9, 29.

④ CW , 10, 353.

⑤ CW , 10, 181.

⑥ CW, 10, 183.

⑦参见上一章注释14。

⑧ CW, 9, 180-1.

⑨A . Ascher, The Menshevik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 London. 1976) p. 62.

⑩ Ibid. , p. 22.

⑪A. Ascher, The Menshevik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 London， 1976), p. 74.

⑫ L.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the Soviet Union ( London, 1963) p.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