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毫无意义的工作”现象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突出问题。大卫·格雷伯提出了这一概念，对其作出了许多重要判断，然而其分析思路上的松散和不连贯，以及在方法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解的不透彻，阻碍了他深入探究这一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的重要内涵，就是将能否纳入交换视作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关键。从这一角度来说，毫无意义的工作尽管是非生产劳动，但因为被纳入雇佣关系中，所以依然可以获得经济价值，从而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在新自由主义所推动的资本主义金融化过程中，随着围绕金融体系所进行的资源分配性工作的大幅增加，毫无意义的工作也就应运而生。毫无意义的工作是现代社会的一块赘瘤，它是发达生产力与现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的产物，它阻碍着人类自由的实现。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必须对这一现象有所警惕。

关键词：毫无意义的工作；社会劳动；再生产；新自由主义

原文刊载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4年第2期

作者简介：李乾坤，1987 年生，河南商丘人。现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当代著名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以一位人类学家独到的历史纵深的视野，敏锐地捕捉到了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积累模式所产生的社会病症，即“毫无意义的工作(Bullshit Jobs)”。大卫·格雷伯是这样界定“毫无意义的工作”的：“毫无意义的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到合适的存在理由。虽然要从事这份工作有一个条件，即从事者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1]

这个界定更多是一种外在的描述，且需要借助于主观判断，而并未给出毫无意义的工作产生的社会原因和在社会中的功能。事实上，在大卫·格雷伯的具体阐述中，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将新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推动的资本主义金融化作为“毫无意义的工作”产生的根源，并由此提出了许多极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但是，他在分析思路上显得十分松散和不连贯，并未彻底阐明“毫无意义的工作”的形成机制。正因此，大卫·格雷伯认为，“毫无意义的工作”所得以产生的社会，已经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围。本文认为，这显然是一个误解。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机理的分析，完全可以引申出对毫无意义的工作的解释。

一、“毫无意义的工作”：新自由主义时代劳动形式的“赘瘤”

大卫·格雷伯对“毫无意义的工作”的探讨，十分深刻的一点，就是道出了新自由主义转型，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所推动的金融化过程，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形成的土壤。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分别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政治设计和积累模式。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迄今以来的最高发展形式，“毫无意义的工作”的涌现，在时间维度和经验观察上与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同步。[2] 大卫·格雷伯特别强调，资本主义并不会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竞争就不会带来毫无意义的工作，恰恰相反，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的裁员增效改革带来的结果，恰恰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承担了残酷的压榨和失业的威胁，与此同时，毫无意义的行政管理岗位却在增加。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里，大企业和公司“无休无止地挤干工厂车间里最后一滴油，然后将节省下来的燃料倒到办公室里，在毫无意义的岗位周围再添置新的浪费……”[3] 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里，毫无意义的工作最重要的滋生地就是金融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信息化工作激增，而大卫·格雷伯洞察到，这种信息化工作恰恰与金融资本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共同瓜分着利润。伴随着信息化和金融资本的发展，“正如华尔街的利润越来越少地来自商贸业和制造业，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债务、投机和复合金融工具，越来越多的工作者开始通过操控类似的抽象概念来谋生——这看起来似乎合情合理”[4]。在大卫·格雷伯看来，金融业就是一场骗局，其绝大部分利润来自同政府合谋生产、交易和操纵各种各样的债务，而伴随着金融业的繁荣而兴起的信息岗位，“大部分工作也不过是魔术师的骗局而已”[5]。所以，在这里大卫·格雷伯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判断，他意识到了金融化、信息产业和毫无意义的工作的滋生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经济金融化、信息产业繁荣发展和毫无意义的工作激增这三个趋势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内在联结。”[6]但遗憾的是，大卫·格雷伯并未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而只是继续对一些现象进行描述，例如，大卫·格雷伯认为大学日益增多的行政工作本质上也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恰好这个时期，金融资本主义兴起了，因此我们最好回到FIRE业，来看看经济环境的整体偏好在这里是否发挥了作用。”[7]一旦企业、高校等开始采取一种金融化的增殖逻辑，注定导致一种新形式的官僚制的膨胀，这恰恰与新自由主义主张完全矛盾，新自由主义的转型非但并非像它所鼓吹的减少政府和官僚制的影响，而恰恰相反，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进程，它所推动的资本主义金融化，恰恰从各个方面强化了对管理、监管、控制工作的需求。[8]

我们重点来看资本主义金融化条件下劳动形式的变化。伴随着资本主义金融化，生产性的活动成为次要的，而流通和分配环节中的活动，则日益占据了支配地位，而流通和分配环节中恰恰滋生出了最多的“毫无意义的工作”。大卫·格雷伯指出：“在任何以占有和分配商品为基础的政治经济体制中，非常多人从事的工作就是在整个系统中来回传送各种资源，而不是真正去创造、推进或维修这些商品，这一庞大的群体往往会将自己分成非常多的等级……”[9]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金融化所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大卫·格雷伯强调了20世纪70年代后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主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在面对金融力量和自己工厂的工人时，首先选择与自己工厂的工人结为共同体了；企业主和员工之间的联结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力量和管理阶层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管理人员成为金融力量的代言者：“首席执行官开始领取优先认股权，从而代替部分薪水，在毫不相干的公司之间来回跳槽，并以有权力裁掉大批员工而自豪。恶性循环就这么产生了：员工不再对公司忠诚，公司也不再考虑员工，在这种氛围下，自然需要增加对员工的监管和监督程度。”[10]这样也便形成了一种“管理封建主义”。这其实都是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产物。可见，公司内部的组织，特别是所有权关系的调整非常重要。这个调整，其实就是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的资本和所有权的第三次剥离，即资本所有权和公司所有权的剥离。[11]伴随着资本所有权和公司所有权的剥离，企业的管理人员成为资本所有者的代理人，全部管理工作便成为彻底服务于垄断资本的增殖逻辑，成为在全球范围内钻营资本投机、分割资本利润的活动，与此同时相伴而生的就是行政工作。生产活动以及直接劳动者，都让位于这种逻辑，成为备受宰制的对象。

但是，大卫·格雷伯却认为这些变化不能简单归结为资本主义模式的调整；因为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的工作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理念背道而驰。所以他认为，问题并非出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一种“抽租”基础上的制度：“现有的制度越来越成为一种建立在‘抽租'基础上的制度，其内在逻辑(或者用马克思主义者喜欢的说法—  “运动定律”)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完全不同，因为在现有制度下，经济职责和政治职责已开始大面积融为一体。”[12] 其实这个所谓“抽租”基础上的制度就是大卫·格雷伯已经明确意识到的金融资本主义罢了。用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的划分[13]来看，“毫无意义的工作”正是分配性努力的表现，是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流通、分配和消费主导生产的结果。大卫·格雷伯不能将毫无意义的工作、抽租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关系结合在一起。“经济职责和政治职责融为一体”的状况，说的也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只是大卫·格雷伯将新自由主义的真实一面完全翻转了出来，指出它不过是一种类似于封建主义的制度。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以经济的方式来执行权力，经济赋予了权力以一种自然性的外壳，但是一旦这个外壳被戳穿，我们就会发现，权力的内核其实是彻底统治着经济的外壳的。

大卫·格雷伯认识到，要在价值理论的论域中来考察当代的“毫无意义的工作”。当然，他的这种讨论方式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方法论，但从根本上说，这种讨论方式与马克思有着相通之处。大卫·格雷伯将价值区分为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毫无意义的工作”正是那种没有什么社会价值，但却具有经济价值的工作，反之，真正具有社会价值的工作，却经济价值很低。在指认和描述了“毫无意义的工作”之后，大卫·格雷伯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为何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并未如凯恩斯等思想家所设想的那样，带来工作时长的降低，从而带给人们自由时间？其直接的原因，从现象上看，就是行政领域的工作变多了，这个领域的工作包括“全新的金融服务和电话销售等行业，以及空前扩张的公司法、学术与健康、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等领域”，以及为这些行业提供行政支持、技术支持和安全支持的工作。[14]在大卫·格雷伯看来，这些以行政工作为主的工作，仿佛就是被发明出来让人们一直工作的，所以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工作”；然而“毫无意义的工作”之所以“毫无意义”，还在于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工作的“实际贡献”即社会价值很低，相反，“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15]。此外，大卫·格雷伯猜测，这些工作之所以出现，是出于道德和政治的原因，即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一方面，自由时间会带来对统治者来说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通过制造出“毫无意义的工作”来转移矛盾。但是，以自动化技术为代表的进步，并未带来自由时间；毫无意义的工作填充了自由时间。与毫无意义的工作相反的真正具有社会价值(有实际贡献)的工作，却没有经济价值（获得的报酬相对很少）。将这些解释为统治者的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是否足够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阐明毫无意义的工作产生的社会原因和在社会中的功能。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解释路径。

二、社会劳动概念与“毫无意义的工作”

大卫·格雷伯和许多激进理论学者思想家一样，总倾向于认为产生了一系列光怪陆离现象的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分析框架。那么，具有经济价值，却并不拥有什么社会价值的“毫无意义的工作”到底是不是超出马克思的分析了呢？我们在这里尝试用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作为理论工具来进行讨论。社会劳动是马克思以及批判理论传统中的一个关键概念[16]，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代表性学者都很重视这个概念。但对社会劳动的理解，一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分野，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其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所必要的概念工具，而哈贝马斯则在他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直接否定了社会劳动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决定性意义[17]；另一方面，即便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始终未对社会劳动概念进行过详尽的阐发。这种情况间接说明了一个问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社会劳动视作一个借用于马克思的自然而然的概念，正如他们运用其他马克思的概念一样；而同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作用的理解上，法兰克福学派自哈贝马斯开始，形成了一个建基于交往行为理论的完全不同的方向。我们先回到马克思那里，来看一下社会劳动的含义。

谈到社会劳动，我们都会想起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概括，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分裂”，至于在这一矛盾中的社会矛盾概念的内涵到底应当如何理解，则极少被追问。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之下，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关系，犹如商品的自然物和价值物的双重存在（商品的二因素）。价值物是商品最神秘的存在形式，是剖析商品内在矛盾的切入点；同样，理解社会劳动也是理解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矛盾关系的切入点。与直观的、可经验的私人劳动相比，社会劳动正如价值一样，是一种只有用思辨力才能把握的关系性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下的社会劳动，因此也对应于处于交换价值体系之中的劳动。这里关键在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分裂绝非经验意义上的一物分成两物，而是一物成为内含矛盾的物。就是说，同一个劳动，既是私人劳动，又是社会劳动。劳动之所以具有的这种二重性绝非非历史的、普遍的，而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密切相关。

劳动的二重性，只有在单个的私人无法独立劳动从而保持自己的生存，一切劳动都必须同时成为社会劳动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而这一现象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关系有着密切关系。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从交换价值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条件是劳动的社会规定，或者说，是社会劳动的规定，不过这里所说的社会，不是通常的意义，而是特殊的意义。这是一种特有的社会性。”[18]“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是以分散的个人劳动为前提的。这种劳动要通过它采取与自身直接对立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才变成社会劳动。”[19]这一观点在《资本论》中又通过对价值形式和拜物教问题的分析而呈现出来。比如马克思在阐述位于“等价形式”一侧的商品上衣时指出，生产上衣的具体有用劳动“缝”,作为私人劳动，在这里通过等价形式的位置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20]。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劳动的概念还存在着另外一面，即它构成了人类社会得以成立和运行的基础，马克思将之视作社会存在的自明前提。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劳动的分配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而是一切社会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劳动”的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呈现只是一种普遍性原则在具体社会形态领域的运用。不如说，资本主义社会基于交换关系所呈现出的社会劳动的结构，以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实现了对作为一切社会之基础的社会劳动的升华，因而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研究，能够让我们在一种更为深刻的意义上理解社会劳动本身，也能够让我们进入对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社会形式的批判语境。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给库格曼的信中曾清楚地指出，关键就是去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劳动的形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的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21]从以上观点反观，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代表性文本中，将人的社会性作为立足点，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利己主义、原子个体和异化的状态，并将货币视作这种异化状态的表现，就能得到理解。

然而，全面的商品交换关系，是以货币的中介作用为基础，建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上实现的——这其实是一种结构性暴力。在这里，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达到了顶峰：私人劳动必须以雇佣劳动的身份参与到生产和交换的网络中才能成为社会劳动，并在资本的逻辑下将劳动产品出售。正因为如此，劳动者的产品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商品而生产出来面向市场的。在这里，单个产品的劳动价值被掩盖在资本视野下的成本价格和利润的关系中，并由于市场竞争下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而转变为生产价格。因此，在全面的商品交换关系中，甚至连单个商品的价值也无法得到直接确证，它需要以一种“社会化”的价格形式呈现出来。也就是说，以货币为中介而呈现的商品价格，是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这种特有的社会劳动表现机制，让商品价值所具有的社会性结构得以确认，在这种结构下，一个私人的劳动，通过参与到交换体系中让其劳动产物获得货币形式的确认，从而获得一个交换关系中呈现出的“经济价值”，而成为社会劳动。但这个逻辑也意味着“经济价值”成为私人活动的标签，该活动本身是否具有生产出物质财富，因而具有“社会价值”则不被人们所问津。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下“社会劳动”的全面化展开，意味着以货币为中介的经济关系的全面展开的同时，也意味着“经济价值”成为一种人类活动能够跨入“社会劳动”范畴的标准；大量非生产性劳动因为能够参与到交换中获得货币形式的“经济价值”而成为社会劳动。进一步看，信用制度的发展大大推进了生产的社会化，这是以推动利润率的平均化为中介的[22]；与此同时，在信用制度上的虚拟资本“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但是，信用制度归根结底建立在生息资本的基本判断之上，生息资本的基本判断，可以将金融资本与社会劳动的关系清楚表达出来，即贷出的货币的使用价值是生产平均利润[23]，平均利润是剩余价值即剩余社会劳动的转化。资本主义形式下的社会劳动，本质结构就是借助于交换价值体系所实现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劳动的占有。因此也就是一种“结构性暴力”。只是，这种结构性暴力之上的社会劳动组织方式，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伴随着虚拟资本的急剧膨胀，增生出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工作”。这些毫无意义的工作，构成了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劳动，服务于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

三、“毫无意义的工作”与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再生产

对社会劳动概念的理解，还需要引入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讨论。马克思在考察生产劳动时，强调它不仅具有的生产社会财富的性质，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具有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性质。[24]接下来，我们就从社会劳动与再生产的角度来尝试探讨“毫无意义的工作”的形成。

从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分析框架来看，毫无意义的工作就是建立在一定统治结构之上，即一个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占有另一个阶级的劳动这一结构之上的社会劳动形式的必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生产力足够发达可以消灭大量的体力劳动，并产生大量的财富剩余——这种剩余，在资本主义刚刚确立的最初阶段，体现为产业后备军和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挑战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而在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金融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为消化这些剩余做出了一系列调整；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如果社会关系的基础生产关系依然是统治性的，且这种统治性的结构必须要以劳动的意识形态来辩护，那就意味着必然产生“毫无意义的工作”。也正如大卫·格雷伯所指出的，毫无意义的工作与支持政府还是市场的立场无关[25]，我们可以认为，它只是与社会劳动的特定组织形式有关。而这个特定的组织形式，就是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当然，单纯的服务业还不足以明晰解释“毫无意义的工作”的发生机制。正如大卫·格雷伯所说：“这里真正的问题其实是‘服务经济'本身怎么定义。”[26]他指出，服务业的庞大，其实本质上是所谓“第四产业”，即FIRE业(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的庞大，这些行业可以被统一定义为“信息业”。这些行业之所以庞大，原因在于传统农业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这些传统产业劳动者的减少。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这一现象导致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非生产劳动”的占比急速上升。所谓“非生产劳动”即是指“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27]。随着传统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工作从传统的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中脱离出来，成为纯粹为了分配资本利润的工作。大卫·格雷伯所指认的日渐庞大的FIRE业，其实多数都属于这种类型的工作，它们本身并不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其存在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对庞大的资本利润的重新分配。而如果这些工作加入商品经济交换的体系而成为“社会劳动”，并加入社会再生产的循环机制中，那么就能够以“劳动”的身份参与价值的分配。这些工作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获得了“经济价值”，但是对社会财富创造可能毫无贡献，甚至还有损害作用，这就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得以大量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据。

问题还不止于此。大卫·格雷伯将当今社会日益增多的行政工作（例如英美高校中行政工作）也视作“毫无意义的工作”，那么这些不处于与资本相交换的雇佣关系下的“非生产劳动”为何也有成为“毫无意义的工作”的可能呢？答案可能就在于，如果看到国家形式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要构架，那么即便这些不直接与资本相交换的雇佣劳动，也同样间接地服务于资本主义再生产体系，因而这种劳动仍然是围绕“经济价值”运作的。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毫无意义的工作由于仍然能够被纳入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体系中来理解，因而具有一种“社会性”，它实际上仍服务于支配和统治的社会结构。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如果将国家视作“理想的总资本家”：“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28]那么其实服务于公共事务的劳动，服务于个体家庭再生产的家务劳动，就都服务于国家这个机构，因为这些劳动都在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中，“资本生产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向了顶点”[29]。那么,宗教、学校、医院、新闻媒体等就都可以被视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正如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的，政治经济学在其古典时期，还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国家机器中依靠真正的生产者养活的人，而后来，“它理解到---—这在它的实践中也表现出来——并且根据经验认识到，所有这些阶级……就是由资产阶级自己的组织中产生出来的”[30]。这也正是阿尔都塞在他的《论再生产》中所要说明的主题：“正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盾牌'后面，保障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本身。”[31]“非生产劳动”的从事者，并不因为是受雇于国家，就与剩余价值生产无关了，他们只是间接地参与到其中，即参与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之中；只要国家形式存在，也就是说只要私有制和阶级对抗未被消除，那么一切服务于这个国家形式所代表的权力结构的活动，都是服务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因此也就都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这些机构正是保障这一过程运转的力量。

如果援引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来看的话，毫无意义的工作具有经济价值，是因为它(1)参与了分配，“创造了财富”，构成了社会劳动的一部分；(2)由于构成了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因此也成为社会再生产的一个构架。但是它的社会价值是存疑的。因为社会价值并不能以货币形式(注意在这里更体现出货币形式的历史局限性，它从本质上服务于一种统治结构)进行量化衡量。大卫·格雷伯表达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社会价值'并不只是关乎财富创造，甚至都不关乎闲暇，而是关乎闲暇，而是关乎社交、关乎合群。”[32]关乎社交与合群的社会价值，与马克思对于社会性的强调是高度一致的，而马克思正是在社会性基础之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矛盾进行批判的，这一点我们前文已经讨论过。作为与统治结构相一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下的社会劳动，从根本上就具备了排斥社会性的可能。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以统治的结构建立起社会总体，保全社会总体的自我保存；因此，它是社会的，但其中又有存在对抗，存在着反社会性的因素。毫无意义的工作不过是这种反社会性的一种表现。正如阿尔都塞指出的：“经济剥削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存在的物质基础。”[33]此外，毫无意义的工作的存在，正体现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类自由时间的吞噬。马克思曾指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要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34]“毫无意义的工作”带给人的虚伪和无目标感的痛苦，正是这种不自由的表现。不论是直接与资本进行交换的生产劳动，还是毫无意义的工作所属的非生产、然而服务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劳动，都表明了用服务于资本的活动而对人自由时间的填充。毫无意义的工作，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产物，它是反社会性的劳动形式，也是对人类自由时间的强占。“毫无意义的工作”的存在，就是当代资本主义机体之上的一块病变的赘瘤。

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经典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正是将社会劳动概念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来探讨社会的建构，从而展开对全面管理的社会和同一性强制的批判。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劳动与交换价值统一在一起，与之相一致，阿多诺将交换原则视作构建社会总体的基本结构。在《否定辩证法》中阿多诺曾写道：“交换原则，将人的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个抽象的一般概念，与同一化原则是同源的。在(商品)交换时，这个原则有其社会模型，而且没有这个原则就不是交换。正是通过交换，非同一的单个人的存在和绩效变成可通约的，即同一的。这个原则的扩展将整个世界视为同一的、视为总体性。”[35] 并非直接处于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工人才是被资本主义关系所统治和奴役的，整个上层建筑都服务于这一功能，因此，白领阶层、中产阶级和官僚集团都受到同样的原则的支配，并服务于同一原则。社会因此是功能性的，即由统治性、对抗性的关系所建构。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是谁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是直观可见、没有被遮蔽的；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生产的社会化不断扩大。这里，生产的社会化不仅仅指的是生产行业、部门之间关系日益成为一个整体，而是参与财富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社会阶层变得日益复杂。这个过程要从《资本论》第一卷走向第三卷才能看清。多个资本形式代表的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工资、利润、地租、利息，商人资本、产业资本、生息资本等，背后都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参与，也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又发挥了关键的枢纽性作用，然而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过程，即双重竞争和两种平均化的过程，却恰恰无法被直接经验观察到。当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之后，资产阶级团结一致地对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进行占有，而这一过程却完全隐藏在了货币形式所代表的交换价值下，也就是“经济价值”之下。

从马克思的社会劳动以及再生产理论出发，大卫·格雷伯所捕捉到的“毫无意义的工作”现象，就可以获得一个系统的解释。在这一语境中“毫无意义的工作”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即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社会劳动的变化，有重要的帮助。大卫·格雷伯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可以凭借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着亲缘关系的人类学方法，对“毫无意义的工作”这一现象和社会历史进程的变化进行敏锐的捕捉，从而提出了不少极具启发性的见解；然而他的无政府主义立场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的狭隘性，又阻碍了他彻底阐明“毫无意义的工作”与当代社会的真正关系。

结语

大卫·格雷伯因袭了一种和鲍德里亚同样的人类学思路，认为劳动价值论本身存在着过度关注生产的弊端[36]，然而这一质疑其实并不适用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社会劳动概念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关键组成部分；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首先讨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社会劳动的组织形式的问题；从一种社会哲学的维度，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探寻的是如下状况的可能性：人能否对其自身活动的产物实现理性的驾驭，从而超越社会的盲目性状态和统治的结构，实现自由自觉的活动、自由人的联合体。

“毫无意义的工作”是资本主义最高发展阶段即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生产力的进步使得财富的巨大剩余成为可能，然而新自由主义所推动的资本主义金融化在生产关系上的根本局限，和对流通、分配乃至消费领域的支配，使得工作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完全颠倒了过来。一种非生产性，然而却服务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结构的再生产的劳动出现了，毫无意义的工作就这样诞生了。毫无意义的工作既占有了本该属于创造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时间，也因其服务于统治性结构而阻碍了社会的解放。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分析，是当代的一个迫切问题。而问题最终的落脚点，或许就是让工作、活动超越经济价值及其意识形态，而真正回到社会价值的本位之上。而这正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议题之一。

注释

[1]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13页。

[2]曾有学者已经对金融资本主义中的非生产劳动进行了研究，这也可以构成我们理解“毫无意义的工作”的参考。参宁殿霞：《金融化世界中的非生产劳动》。《经济纵横》2020年第11期。

[3]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4]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176页。

[5]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177页。

[6]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220页。

[7]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甜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190页。

[8]大卫·格雷伯在《规则的乌托邦》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论证。

[9]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209页。

[10]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220页。

[11]迪克·布莱恩、迈克尔·拉弗蒂：《金融衍生品：资本、货币与竞争》,韩乾、薛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8—69页。

[12]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甜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220页。

[13]参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推荐序，《不要迷失在“分配性努力”中》,梁永安作，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VII—VIII页。

[14]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序言，第XVIII页。

[15]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瑭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序言，第XXI页。

[16] 我国学界对这一范畴的研究并不充分。笔者曾对其展开过初步的的研究，参见《论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及其批判性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20年第2辑。

[17]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6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8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3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3--220页。

[25]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甜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187页。

[26]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174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8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

[31]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85页。

[32]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璐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240页。

[33]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58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35]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67页。

[36]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