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阿格妮丝·赫勒著

王思雨译

作者简介

阿格妮丝·赫勒，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的学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生前长期担任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哲学教授。

原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4辑

现代性未曾兑现的承诺实在是太多了，在这份清单上，居于榜首的是浮士德式的对于征服自然的承诺，或者如《浮士德》最有远见的读者——马克思所陈述的对于超越自然的承诺。【1】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不仅面临着千百年前的难题，不断地压抑自己的本性，现代生态危机也时时侵扰着我们。不可否认，现代性早已托人唱诵自己的伟大构想——设计和实践一个理性社会，譬如，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宣称政治将传达哲学所梦寐以求的东西【2】，黑格尔则扬言，世界精神是最终的归宿，理性和自由将在世界历史中握手言和。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奥斯威辛(Auschwitz)和古拉格(GULAG)，目睹科学设计的理性社会走向崩溃，毫无疑问，现代性的可信度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科学称王的时代(Triumphant Science)，人们宣称找到了能够解决生命中所有终极痛苦的疗法，迄今为止所有关于人类的脆弱的确定性都可以得到妥善安放和述说。科学是维护现代性平衡、祛除外部世界遮蔽的关键工具。虽然像孔多塞(Condorcet)那般对于科学的无条件信任已经被彻底破坏，科学偶尔会遭到怀疑，但是人类社会永远不会丢弃它。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现实:科学技术作为科技革命的产物，它的无节制的野心需要被限制，因为它不仅拥有解放的力量，也能生产压迫，例如，科学对鲜活的生命进行不计后果的实验。科学的确定性在于它仅仅是一个范式，换句话说，科学仅仅是我们这一同时代人的共识，但并不是永恒真理。

在那一长串未被兑现的承诺中，有一项至关重要——解放身体(liberation of the body)。在现代性拂晓之时，海涅(Heine)赞颂了提香(Titian)画作中裸露身体的维纳斯所散发的解放气息，在他看来，这比威登堡的托钵僧更加有效地促进了死而不僵的旧秩序的瓦解。此外，海涅文学作品中的“共产主义”话语也是对身体自由(Body Unbound)的激进表达。【3】费尔巴哈是一位激进的哲学大师，他努力将康德的二元论与性感的身体结合起来，对其信徒来说，这种综合开辟了通往政治与宗教自治的道路，这些哲学狂想曲探讨了身心二分的原则，他们认为只有灵魂和身体的基督教二重性被废除，现代人的自由才能诞生。这位知识先锋有一种内在确信，即现代性将会实现现代人的自由。他们对解除身体的束缚是如此狂热，对基督教二分法的仇恨是如此发自肺腑，甚至连黑格尔的告诫都没有被注意。黑格尔反复强调，灵魂和肉体的二分是不存在的，最直接的便是他在《美学》(Aesthetics)中的论述，“浪漫型艺术又把理念与现实的完满的统一破坏了……如果它还有什么缺陷，那也只在艺术本身，即艺术范围本来是有局限性的。这个局限性就在于一般艺术用感性的具体的形象，去表现在本质上就是无限的具体的普遍性……由于这个道理，浪漫型艺术又把古典型艺术的那种不可分裂的统一取消掉了，因为它所取得的内容意义是超出古典型艺术和它的表现方式范围的。用大家熟悉的观念来说，这种内容意义与基督所宣称的神就是心灵的原则是一致的，而与作为古典型艺术的基本适当内容的希腊人的神的信仰是迥然不同的……【4】”黑格尔认为我们的文化遭受了巨大的分裂。我们周期性地倾向于寻求使我们的身体获得持续性满足的存在，并尝试把这种满足提升到精神层面，把身体完全抛在脑后。从这种分裂中，我们可以准确地演绎和解释现代文化病理学的几种主要形态。黑格尔继续说，我们被迫进入了身体—灵魂二分的时代。精神必须通过自我否定，将自己划归为这些要素，以便在历史中与自身和解。【5】如果我们将黑格尔的和解预言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观点进行对比，那么我们就会更加了解自身的处境。以下是福柯对现代灵魂谱系的悲观诠释:“人们不应把这种灵魂视为某种意识形态残余的死灰复燃，而应视之为与某种支配肉体的权力技术学相关的存在……这就是这种灵魂的历史现实。它与基督教神学所展示的灵魂不同，不是生而有罪并应该受到惩罚的，而是生于各种惩罚、监督和强制的方法……这个灵魂是一种权力解剖学的效应和成果;这个灵魂是肉体的监狱(the soul is the prison of the body)。”【6】规训装置必须得到更精确的定义，因为它传递的信息是明确的，现代性解放身体的承诺没有得到遵守。不同的思想家都对身心二元论进行了批判，无疑，身心二元论是复杂的，其主要动机都是要求恢复人类本性或类本质，将人类从创世说的原罪中拯救出来。基督教的身心二元论是现代性的知识基础，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身体与灵魂之间的矛盾，这是文化史上最伟大的解释手段:一方面，身心二元论使得人性的罪恶与其易逝繁荣身体绑缚在一起，这不仅提供了一种本体论的理论支援，也为基督教伦理和政治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它也赋予了基督徒另外一个组成部分——灵魂，灵魂成了与上帝沟通的器官，是产生救赎感的脆弱容器。但是对于现代性来说，无论是承载着灵魂的罪恶容器，还是携带着从外部世界获得的救赎真理的容器，它们都是毫无意义的。现代性致力于通过人类的物质性存在因素进行自我救赎。科耶夫(Kojeve)在《黑格尔导读中》对此进行了解释:“奴隶:他的劳动不是破坏物体(作为欲望)——他加工物体，改造物体。他把自然改造成世界(把自然世界改造成历史世界)。他因而从自然中解放出来。”【7】这也是创造新世界的先决条件，因而，对基督教身心二元论的伦理学意义作进一步的批判，是为了让人类摆脱人性的弱点，并将自身提升到神圣水平，换言之，发明二元性不是为了欣赏肉体而是其携带的人性。大多数古典人文主义者都是基督教的批判者，但他们并不热衷于解放身体。他们更相信身体和“精神性”的融合，前者处在后者的监护下实现较高原则对较低原则的扬弃，这种扬弃不是赤裸裸的、奴性的屈从，霍布斯(Hobbes)的丛林法则正是用这种方式构思出来的。为了变得越来越富有“精神性”，身体必须被长时间地监护，并给予温和而又坚定的治疗，从而实现较高原则与较低原则的完全同质化，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不能被取消，但其中的要素可以被重新解释，即身体和灵魂的相互关系可以用一种更宽容的方式被表述。《魔笛》(The Magic Flute)中的萨拉斯特罗(Sarastro)【8】是一个宽容的、人道主义的监督者的象征，如果他生在福柯时代，那么他就会作为一个开明的暴君出现，这是文本与现实的对立，这也为认知创造了许多神秘的东西。

《魔笛》剧照。《魔笛》是莫扎特四部最杰出歌剧中的一部，这部歌剧取材于诗人维兰德（c. m. wieland，1733-1813）的童话集《金尼斯坦》（dschinnistan，1786-1789）中一篇名为璐璐的魔笛（lulu oder die zauberflöte）的童话，1780年后由席卡内德改编成歌剧脚本。

福柯的看守人(在牢房里看守身体的人:学校、监狱、精神病院等)的正确称呼已经被给出了，他们不再是基督教的“灵魂”，而是另一个新的发明——“精神性(the spiritual)”。这个新概念从来没有割断它与基督教传统的脐带，这也是现代性没有兑现其诺言的标志，毕竟，社会的完全世俗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类的精神性始终保留着一种神圣色彩，从属于人类神化的范畴。但是，灵魂和精神性之间的区别十分显著。

首先，灵魂和身体是完全对立的，它们之间没有中介，灵魂是一种原则且否定其对立面，但又被迫生活在并不适合它的身体中。相形之下，身体是一个值得精神性居住的地方，因为人体结构在自然等级中居于高位，人体是美学的卓越对象，也是美的最高源泉，在这个意义上，身体与精神性这两个对立面被调和，它们的融合甚至被设定为最高目标。

其次，基督教的灵魂概念关涉个体，灵魂是一个特定的、具有基督教徒角色的神人形象，灵魂与身体处于绝对对立的关系，但是灵魂与这个特定身体不可分离，那些认为灵魂可以属于任何其他人的想法是荒谬的。相比之下，精神性具有更广泛的人际关系内涵，它是一切不太正常的事物的总称，它并不从属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精神性领域包含了不真实的但对于这个现实生活至关重要的方面，例如:想法、想象中的人物、乌托邦等，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范围内，它是一般特殊性。

再次，虽然精神性在定义上与智性(the intellectual)并非同义，但它逐渐被等同为理性，成为现代性的主导精神。

最后，生命政治认为，在原则上身体和灵魂是可以分开的，但是身体与精神性是不可分开的，这是灵魂与精神性的一个主要区别，同时也是生命政治借以自我欺骗的关键方法论。现代性确信，只有通过纯粹的沉思，才能将精神性从身体中分离出来，身体不能脱离精神性的统治作为自治实体而存在，因为它们相互渗透并在原初设计条件下走向融合。在基督教世界里，如果我们看到了自由行动的反叛身体，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幻象，而恰恰是被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视域所觉知的真实实体——异教徒，不管这个实体的自我理解是什么，结论都是如此。如果我们遇到的是一种由精神性统治的身体政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身体和精神性对立只是相对的，因为身体政治在其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欺骗。

然而，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整个现代性进程强有力地促进了精神性对身体的监护，最开始是温和地看守，到最后这种看守等同于把身体关进监狱。事实上，现代性进程与身体背道而驰，它不断地低估、压制、约束、取代身体。现代制造业经常被片面地等同于现代性，一开始它是基于这样一种的观念:机器不仅会审察和支配人类劳动，而且最终将完全取代人类劳动。虽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情形并没有实现，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现代科学技术统治下，人类的身体逐渐堕落和羸弱。卢德分子【9】(Luddites)不仅针对剥削他们的工厂主，还针对使得他们成为剩余身体的机器。

卓越的身体素质曾被伟大的军事指挥官拿破仑所赞赏，现如今“身体”几乎已经从战争中消失。现代性的两大趋势使传统好战的因素即士兵的身体，变成了服役的附属品:第一个趋势是军队制度草案以及军队数量的巨大增长，这一发展与现代政治有着内在联系，当兵热情的高涨与士兵公民身份的隐性认可密不可分。【10】新战争时代的缔造者拿破仑以一种浪漫的口吻抱怨庞大军队的笨拙，抱怨成千上万人的战斗场景缺乏美感，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强调漂亮的四肢和训练有素的新兵是彰显国家战斗实力的关键需要。【11】第二，现代武器是先进制造业和科学的产物，这从本质上消除了士兵的身体和其他身体的所有区别。

卢德主义

确切来说，“政治身体”这个词只存在于前现代欧洲的封建制度中，它等同于国王的身体(King’s Body)。【12】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弑君行为，即所谓的对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审判，越来越被理解为共和剧院(Republican Theatre)的神秘戏剧。共和剧院并不是席勒(Schiller)所说的惩罚犯罪、暴政罪行的一个道德机构，而是一个实实在在运作的剧院，在这里，整个政治身体实际上被推上了断头台，即身体被逐出历史。在严格意义上来说，现代性不需要也不能忍受政治身体的存在，除非是在隐喻的意义上。对于现代的男人和女人来说，代议制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它非个人的、非实体的特性，这反过来又经常引发人们对现代国家没有人性和官僚主义的抱怨。共和剧院周期性地以两种形式重返政治舞台:地方的直接民主和凯撒主义(Caesars)代表的出现，两者都是被批判的，因为它们有暴力倾向。身体和政治的身体在冲突中共同参与现代性过程。

优秀的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总结了身体被逐出现代性的过程。他认为，一种明显自相矛盾的趋势构成了所谓的文明进程:“卧室成了人的生活中最私人和最隐秘的地方。与人体的大部分活动一样，睡觉也逐渐地被移到社交活动的幕后，小家庭是给人的这一行为和其他的行为所留下的唯一合法的、被社会认可的领地。一堵有形无形的墙遮住了人的生活中最私人、最隐秘的行为以及无法抑制的兽性，使别人无法窥探。”【13】这种现代性文明进程为了发展而做出的疯狂努力，将人的一切物质存在的痕迹都清除出去，使人的栖息地成为真正的人化(humanistic)的栖息地。现代卧室使得那些曾经可以暴露于公众视线的领域不仅成为私人的，而且成为彻底的秘密。文明进程有两个主要目标:卫生和伦理。最初，这两个概念是完全分开的，卫生是现代科学用来应对城市化和人口过剩带来的社会危机的方法。伦理则起源于古典人文主义，即实现人对自然的超越。早在维多利亚文明全盛时期，我们就可以发现卫生与伦理相结合的趋势，下面我们将看到生命政治的表演。

生命政治从属于现代性辩证法，虽然其主要趋势是将身体驱逐出现代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但此次生命政治运动也是现代性合法解放身体的第一次记录，即扩展人身保护法使其适用于每一个人(Everyone)【14】，一方面，人身保护令源自于现代性普遍解放原则，另一方面，它服务于精神性对于身体的监护。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一个人仅仅是一个身体，人类兼具政治性和理性，为了使得人类重新获得政治性与理性，身体必须得到解放，换句话说，只有释放人类潜在的理性潜能，精神性的有益法则才会出现。讽刺的是，正是这种解放的行为，为生命政治铺平了道路，因为这个解放行为反对废除抽象的身体，在前现代并没有这样的言论，前现代是一个身体无时无刻不与政治挂钩的时代，追求一种独立的身体政治是不合法的，这只有在现代社会才能实现。在前现代社会，如果你失去了自我，你首先失去了你的抽象身体。相比之下，在现代社会，你的抽象身体被人身保护法在法律上承认，从而具有合法的地位，但是现代性致力于压迫、消除和取代这个合法存在的肉身性身体，社会空间为生命政治的延展提供了条件。

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教的二重性不能从现代世界完全消除，尽管它的组成部分被重新定义，如前所述，精神性取代了灵魂，两者的相互关系在全新的视域下被重新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有时是一种鲜明的相互排斥，有时又成为一种调解和渗透。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精神性的意图，它想做一个温和的身体训导师，而且，它是得到了法律承认的身体的监护人。但是，这种最初的和谐是如何发展到让福柯觉得有义务大声疾呼反对监禁身体的地步呢?精神性与理性有着深远的联系，我们处于精神性的争论中，我将概括这次争论中精神性或理性与生命政治密切相关的几个方面。

理性总是倾向于将一种形式的、宏观的理论或思想科学地应用于单一的情况。第一，如果理性或者所谓的精神性适用于身体，首先它必须否认身体的物质基础即肉体。其次，它必须否认身体的差异。理性具有固定的和概括的原则，它规定身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身体反叛，那它就被称为不正常的从而受到惩罚。第三，既然理性主义文明是公正的，那么惩罚就不能是任意的，因此，惩罚必须依靠制度和规范建立起来，也即监狱的网络。我想说的是，即使是最时髦的理性主义文明，其正义话语也不过是万千语言中占主导地位的偏见，它建立在权力意志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任何先验的真理上，不错，尼采是对的。

在现代世界的其他地方，精神性或理性【15】也受到了韦伯(Max Weber)祛魅过程的影响。韦伯的原话是理性有两副面孔(Janus-faced)。一方面，理性对前现代社会进行了富有魔力的渗透，科学战胜了宗教。另一方面，在这个渗透过程，对于身体独特性存在的认识和把握被丢弃了，然而正是身体的独特性存在，挑战了广义的规范和科学的解释。宗教想要保存或复活身体，在保留其独特性的同时将身体与世界连接起来，因为他们坚信:身体是独一无二的，是无法制造并批量生产的。相比之下，祛魅的理性渗透致力于将身体纳入一般规则之下，以便整体生产身体，技术想象通过自身概念暗示了其对身体独特性的否定。

还有一个历史争论。理性、现代性是历史决定论的产物。理性几乎毫无例外地与历史的某个场景联系在一起，理性被视为所有人类困境的解答，历史是它的忠诚僚机。但到目前为止，前来赴约的观众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在奥斯威辛和古拉格集中营之后，没有人会相信人类再经历一次不可思议的历史转折，就能到达一个完全和解的终点。既然如此，是什么铸造了精神性和理性的权威并让它们凌驾于身体之上呢?

注释：

1.乔治·马尔库什在《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一书中对马克思的“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原文可参见马尔库什《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李斌玉､孙建茵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在费赫尔的著作《冻结的革命:关于雅各宾主义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罗伯斯庇尔政治的哲学特征。

3.具体可参考海涅的文章《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涅:《海涅全集第八卷》，孙坤荣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页。——译者注

4.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9页。

5.上述为赫勒总结，原文可参考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0—103页。——译者注

6.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31页。

7.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8.萨拉斯特罗为大祭司，萨拉斯特罗的黑人男仆莫诺斯·塔托斯想强暴帕米娜，却被她跑掉了。萨拉斯特罗得知此事后宽大地原谅她，命令奴隶鞭打黑人并把他拖了下去，此事得到人们的称赞。——译者注

9.卢德分子是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因机器代替了人力而失业的技术工人。现在引申为持有反机械化以及反自动化观点的人。——译者注

10.奥托·辛策(Otto Hintze)在《国家的形成和宪政的发展》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征兵制度与现代政治之间的联系。——译者注

11.具体表述可参考拿破仑《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2页。——译者注

12.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徐震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13.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14.曾经人身保护法仅仅是贵族的特权，“每一个人”被拖延了很久，拖延得令人愤怒，譬如在美国和欧洲的革命之后，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废除启蒙时代的耻辱——奴隶制。

15.在赫勒文本中，二者同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