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兰·巴迪欧

译者：蓝江

本文节选自《世纪》（南京大学出版社）

关于本书：《世纪》收录了阿兰·巴迪欧的13篇讲座，它们是巴迪欧于1998-1999学年、1999-2000学年、2000-2001学年，为哲学国际学院研究班开设的课程内容。巴迪欧在其中号召用内在性方法来取代外在性方法，以评价波澜壮阔的20世纪。巴迪欧将20世纪描述为“野兽”，这个新世纪超脱于旧的世界，践行了其思想中的一种真正的无限，它是新生的，同时也是脆弱的。在本书中，可以看到一种后马克思视域中不同寻常的百年反思。

作者简介：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前哲学教授，法国哲学家。师从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性人物路易·阿尔都塞，并参与了阿尔都塞为科学家举办的哲学讲座班。后又研究康托尔的集合论，并参加拉康的研讨班。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巴迪欧对阿尔都塞等的思想进行了反思，并先后发表了《主体理论》（1982年）、《存在与事件》（1988年）、《存在与事件2：世界的诸逻辑》（2006年），宣告了他以康托尔数学集合论为根基的新哲学的诞生。他的其他重要著作还包括《能思考政治吗？》等

什么是世纪？我记得让·热内在他的剧作《黑鬼》*①的序言中，他反讽地问道：“什么是黑鬼？”立刻还可以加上：“首先，他是什么颜色？”

让-皮埃尔·热内（1953年-）

①《黑鬼》像热内在第一部小说之后的所有作品一样（亦即，萨特的大部头的《喜剧演员和殉道者圣热内》出版之后的所有作品），是一个关于世纪的关键文本，因为它将白色的西方和我们所谓的黑色的历史无意识铰合在一起。同样，《屏风》试图创作一个远离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恐怖的舞台。他并没有从奇闻轶事的角度来排演，而是从主体在战争中如何开展的基础上进行创作。这正是这种类型的创作的目的，除了古约塔的华丽而孤寞的《五十万士兵的坟墓》之外，这部电影将电影转换成为类似于卢克莱修那样的唯物主义的诗篇。

热内的文学造诣在我们视作他的代表作的《爱的囚徒》冲达到巅峰。这一次，我们面对的是一本散文式的著作，而不再是一本剧作。《爱的囚徒》将巴勒斯坦反以战争中的一个关键瞬间永恒化了，同时，和美国黑豹党一起，将我们所谓的合众联邦中的秘密的和持久的内战的瞬间也永恒化了。

同样，我想问：一个世纪，有多少年？一百年吗？在这时，博叙埃（Bossuet）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其中的一个瞬间湮没它时，那么一百年，一千年是什么？”①我们必须探寻，那个湮没20世纪的特殊的瞬间是什么？是柏林墙的倒塌吗？是基因组图的绘制吗？还是欧元的发行？

①我并不认为博叙埃——尤其是我引用的他的《死亡的召唤》——在今天被读得很多。不过，他在法国历史上是那些最强有力的声音之一。我们必须感谢菲利普·索雷，正是他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呼喊着博叙埃的重要性。对于所有那些对于世纪的清单感兴趣的人（这也是我希望读本书的读者去做的）来说，非常值得将博叙埃读解成对神赐的，也是理性的人类历史景象的最必然的保卫者，尽管他超出了我们的理解之外。

雅克-贝尼涅·博叙埃

即便假定我们能够建构这个世纪，即把它建构为思想的对象，这关系到哲学的对象，难道其展现出来的唯一的愿望就是思辨的愿望？难道这个世纪不是历史长河中最重要的世纪吗？

让我们按照历史的航标前行。历史通常被看做是所有政治学的支撑。我完全有理由这样说：这个世纪开始于1914年-1918年的战争，这是一个包括1917年十月革命的战争，结束于苏联的崩溃以及冷战的终结的实际。

美苏冷战

这是一个很短的世纪（75年），一个高度统一的世纪。一句话，苏联的世纪。我们借助历史和政治的标尺将这个世纪建构为众所周知也是极为传统的一个世纪：战争与革命的世纪。在这里，战争与革命都与“世界”有着特殊关联。这个世纪是一个复杂性交织的世纪，一方面，它萦绕着两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它与作为全球性的“共产主义”、展开和崩溃相关。

的确，另一些同样深陷于历史（或者说，他们叫做“记忆”）泥淖之中的人将这个世纪算做完全不同的东西。我能很容易追随他们的潮流。这一次，世纪在这里是一个悲惨的和恐怖的事件，而唯一能够来称呼其统一性的范畴是罪行：斯大林共产主义的罪行，以及纳粹的罪行。正是在这个世纪之中，正是其罪行为所有其他罪行提供了标准：对欧洲犹太人的毁灭。这个世纪是一个罪恶的世纪。其思考的主要参量是灭绝集中营、毒气房、大屠杀、酷刑和国家有组织的犯罪。数字成为了其中内在质性，因为一旦罪行的范畴与国家有关，它就主宰着对大众的谋杀。

纳粹的灭绝集中营

世纪的清单立即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对死者计数①为何要计数？因为，对上百万的受害者的计数是这里唯一可以用来发现的过度灭jue罪行的真实的伦理判断。计数是死亡的工业性维度与必要性判断的交织。计数是道德律令设定的真实。这种真实与国家罪行的联合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个世纪是一个极权的世纪。②

①20多年来，“新哲学家们”坚持认为对死者的计数对世纪的账目是有价值的，他们使所有的政治思考隶从于最堕落的“道德”要求。我们可以看看最近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这本书可看做为一种与这种不合时宜的堕落的“道德”相匹配的历史著作。在“共产主义”这个什么都能往里面装的词之下，这本书没有说明任何问题，这既没有考虑诸多共产主义的精神的巨大差异，也没有充分考察在历史上跨越了70年的不同阶段的区别，在这样一种计数的总体状况下，我们根本无法看清世界的面貌。如果我们按照这本书所主张的方式去思考，这些大量的屠戮，以及毫无意义地丧失生命，事实上，都与脱离所有思想的政治有关。不过，这并不是长久的想法。与他们经常说的不同，要的是阻止重蹈覆辙，而不是为了记忆。

②在那些关于解放政治或者非自由主义政治的“极权主义”的话语中，有些人相信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尤其是其中最核心的雅各宾时代。我们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即便存在着明显相反的证据，即保皇派（Vendeen）的自由使者们面对共和派在外省策划的“大屠杀”，一些无知的人仍将斯大林和罗伯斯庇尔等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一些极端复辟（la Restauration）分子来说，如果20世纪在本质上是某种极权主义的恶的话，它开始于罗伯斯庇尔的公共安全委员会（Comite de salut public）。

可是，对于那些在所有的致命的喧嚣中冷冷地跨过这个短暂的世纪的人，或者对于那些试图将其转化为记忆和忏悔的纪念的对象的人来说，可以从其后果上来历史地思考我们的时代。最终，20世纪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全球性胜利。在隐置了其狂躁意志的病兆（pathologies）之后，无拘无束的市场和漫无边际的民主的结合最后使得这个世纪的意义变得平淡无奇。这个世纪宣布了经济的胜利，这个胜利包含了这个词的所有的意义：资本主义，作为对思想的非理性激情的经济化的胜利。这是一个自由的世纪。这个世纪，议会代议制及其支持者铺就了这种思想登基为王的道路，这也是一个最短的世纪。其开始于70年代中叶（那是革命性狂热的最后的日子），仅仅持续了30年。他们说，这是一个欢乐的世纪。一个世纪的尾巴。

我们如何从哲学上来思考这些问题？按照这些概念，如何表达极权主义的世纪、苏联的世纪、自由的世纪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在这其中选择一种客观的和历史的整体类型（共产主义的史诗、或者极端的恶、或者民主的胜利……对我们来说没有价值。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些哲学家来说，不是在这个世纪中发生了什么，而是在其中想什么。这并非是对其“前人”的思考简单的发展，而是这个世纪的人们在想什么？这些思想哪些不是传承下来的？即那些以前未曾想过的，甚至根本不可能想到的思想是什么？

阿兰·巴迪欧（1937年-）

我的方法是这样：抽取部分这个世纪用以思考自身的产品、文件、痕迹。更准确地说，这个世纪如何思考自己的思想，它是如何将在其关系中的思维的独特性同其思想的历史的真实性等同起来。

为了澄清这个方法的要点，请允许我提出一个在今天被看做是挑衅性的，也是忌讳的问题：纳粹的思想是什么？纳粹们在想什么？有一个方法通常让所有人认识到纳粹所作所为（他们在毒气室里承担着消灭犹太人的任务），这个方法完全堵塞了通向纳粹在想什么，或者想象他们思考的东西，做他们所做的事情的道路。但是，不从纳粹们自己想什么进行思考，也就无法让我们很好地思考他们的行为，最终，这也禁绝了所有可以防止重蹈他们覆辙的真正的政治。纳粹的思想没有被真正地思考过，它仍然存留在我们之中，未被思考也就没有摧毁它。

偶尔有人说，纳粹的行为（灭绝）是一种不可想象的，或者说不能理解的形式，他们可能忘记了一个关键问题，纳粹们非常关心，非常坚决地既想象着，也理解着他们自己的行为。

那些认为纳粹主义不是一种思想，或者更普遍地，说野蛮不会思想的人，等于是在暗地里为其洗脱罪名。这实际上是一种“唯一性思想”，这实际上促使了一种唯一性政治。即政治是一种思想，而野蛮不是思想，所以政治一点也不野蛮。不过很明显，这种逻辑推理的三段论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主宰着我们今天命运的资本主义代议制的野蛮。为了戳破它们的伪装，我们，在世纪的证明之中并倚靠这种证明来坚称纳粹本身不仅是一种政治，也是一种思想。

于是，或许有人会对我说：首先，你不愿看到，纳粹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都是一种大写的恶（Mal）的形象。相反，我在这里坚持认为，将其等同于思想，也等同于政治，我在这里最终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判断它，而你们却把判断实体化，并最终保护了这种重复的循环。

实际上，在道德上将“不可思议”的纳粹（或者斯大林）等同于恶是一种懦弱的宗教学。因为在我们的漫长的历史中所继承的东西正是在宗教上将恶理解为非在（non-etre）。如果存在一种恶的本体上的确实性，如果恶的产生是上帝创造的结果，那么上帝就需要对此负责。对于纯洁的上帝而言，应该拒绝所有的恶的存在。那些认为纳粹主义不是思想，或者不是一种政治（不像他们的“民主”）的人只认为只有一种纯，洁的思想，或纯洁的政治。也就是说，他们掩盖了真正的纳粹政治和他们宣称的纯洁的政治之间秘密的和深刻的姻亲关系。

这个世纪的一个真相是，民主的盟军对希特勒的战争或多或少不是出于对灭绝的关心。从战略上讲，他们的战争是反对德国的侵略和扩张，而不是反对德国的政体。从战术上讲（攻击的速度、轰炸的目标、特遣队的行动等等），他们没有一个行动是用来阻止，甚至是限制灭绝行为的。还有，他们很早就完全了解了这一倾向①。

①盟军已经收到过关于毒气室之类的灭绝的信息，我们可以参考鲁道夫·维尔巴（Rudolf Vrba）和阿兰·贝斯蒂克（Alan Bestic）的一本重要著作《我逃离奥斯威辛》（中译注，这本书最开始出版的名称叫做《我不能原谅》），英文版由珍妮·布洛基（Jenny Plocki）和莉莉·斯利贝（Lily Slyper）翻译（Ramsay，1998）。

我们可以用塞西尔·温特[（Cecile Winter）的论文《为何犹太一词变得不可读》作为补充（中译注：巴迪欧将这篇论文放到了他的《状况》第三卷中，在英文版出版时，又加入到他的论文集《论战集》（Verso，2006）中]。这篇论文评论了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的电影《犹太人大屠杀》（Shoah）通过鲁道夫·维尔巴的证言进行蒙太奇剪辑的手法。

关于种族灭绝计划的这个阶段的主要著作还有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的三卷本的《欧洲犹太人的崩溃》（Fayard，1988）。

为了全面了解纳粹政治，以及那种否认毒气室存在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对犹太人大屠杀历史的否认论点和立场的总体情况，我们可以参考娜塔莎·米歇尔编撰的文集《今天人们口中的言辞——否定论：历史或政治？》（Marseille：Al Dante，1997）。

这些真理的逻辑假定我们决定了他们的主体，也就是说，一种操作性效果在否定这个或那个真实的片段时是有效的。这正是我们将要用来对待这个世纪的方式。

我的想法是我们尽可能地贴近世纪的主体性（subjectivites）。不仅是其中任意一种主体性，而且正是与这个世纪本身相关的主体性。其目的在于尝试看“20世纪”这个短语是否能超越简单的经验的计算，从而拥有一种在思想上的相关性。我们在最大范围的内在性层面上采用了一种方法。即其不是将这个世纪理解为一种客观数据（donnee objective），而是探寻它是如何成为主体的，即其在从作为世纪本身的范畴在内在使命的基础上来理解世纪。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材料是那些对于这个世纪自身之中的行为者具有意义的文本（或者图片，或者程序……或者那些在21世纪仍然持续着的，或者刚刚开启的文本，这些文本将“世纪”一词作为它们的关键词之一。

这样，我们通过解决一些问题或许可以置换这些判断。如今最流行的道德使得这个世纪在所有方面被判断和被指责。我的目的不是替这个世纪平反昭雪，而是通过思考它，来展现它自己是如何思考的。首先让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一个人权法庭中的世纪的“价值”，这个法庭在才智上同美国所设立的国际刑事法庭的司法和政治一样平庸。让我们从中脱离出来看看几个问题。

为了完成这一讲，我将指出其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20世纪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开局。让我们将1890年到1914年20余年的时间作为这个世纪的序章。那些年，在思想的所有方面都表现出那是一个奇迹般的创造的年代，那是一个可以同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和伯利克里时期的雅典相媲美的全面性创造的时代。那是一个令人振奋和与传统决裂的神奇的年代。可以看看几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象征：在1898年，马拉美去世了，他此前刚刚出版了一部现代写作的宣言般的诗歌——《骰子一掷》（Un coup de des）。

斯特芳·马拉美(1842-1898年）

1905年，爱因斯坦，如果不是被彭加勒领先的话，他发明了狭义相对论和光的量子理论。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他的《梦的解析》，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掀起了精神分析的革命。同样在维也纳，1908年勋伯格确立了无调音乐（musique non tonale）的可能性。在1902年，列宁创造了现代政治，这个创造是在其《怎么办？》中奠定的。也是在这个世纪之初，詹姆斯和康拉德的小说出版了，还有声名更为显赫的普鲁斯特的代表著作《追忆似水年华》和乔伊斯娴熟的《尤利西斯》也在这一时期面世了。由弗雷格所开创的，在罗素、希尔伯特、青年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推动下，数学逻辑以及同其息息相关的语言哲学在英国占据了重要地位。现在可以看到，在1912年前后，毕加索和布拉克（Braque）触发了绘画逻辑的革命。胡塞尔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展开了对现象学的描述。同时，像彭加勒、希尔伯特这样的天才，为黎曼（Riemann）、德迪坎德（Dedekind）、康托尔（Cantor）等人所承继，赋予了数学新的根基。就在1914年大战的前夕，在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0a）为诗歌设立了一个赫拉克勒斯般的任务①。电影这个时候只是刚刚被发明出来，但已经涌现了像梅里埃（Melies）、格里菲斯（Griffith）、卓别林这样的天才。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代，对于这些奇人异事的列举是无穷无尽的。

查理·卓别林(1889-1977年)

①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又称Herakles）是宙斯跟安菲特律翁国（Amphitryon）的王后阿尔克墨涅（Alcmene）所生的，他是珀耳修斯（Perseus）的后裔。赫拉克勒斯是宙斯为了生一个强大无比的儿子以保护神、人免于毁灭而生的。但赫拉嫉妒赫拉克勒斯，令他不能成为地上至高无上的王，更令他发疯杀死儿子，要他为兄长欧律斯透（Eurystheus）完成十二件任务。赫拉克勒斯一生有很多丰功伟绩，除了最为人所熟悉的十二件任务，他还放了普罗米修斯和教了忒萨利亚国（Thessaly）王后阿德墨托斯（Admetus）等；赫拉克勒斯最后被半人马涅索斯（Nessus）的毒血所毒死，赫拉克勒斯死后升天，与众天神一起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并娶了青春女神赫伯为妻。——译者注

不过，很快，这个短暂的时期之后紧随而至的是一段长期的悲剧，而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这场悲剧定下了基色，在这场悲剧的过程中没有感受到人类的物质性（materiau）。的确有一种30年代精神。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精神根本不贫瘠。它和世纪之初的精神一样伟岸，一样粗犷，它富有创造性和敏锐性。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我们怎样面对这种延续的意义。

或者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问问我们自己：30、40年代，乃至50年代的恐怖，在世界大战之中，在殖民战争之中，在黑暗的政治体制之中，在对大众的屠戮之中，在庞大而岌岌可危的阵营对垒之中，在一场在成本上足以称为失败的胜利之中，所有这些都处在同如此光辉、如此具有创造力、如此文明的作为这个世纪第一个年代的开端有着某种联系，或者没有联系。在这两个时代之间，存在的是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

那么这场战争的意义是什么？它的结果，或者说其征兆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记得战争之前的幸福的年代也是殖民征服巅峰时期，欧洲几乎差不多征服了整个地球，我们就完全没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因而那种奴役和屠戮早就出现在既远离而又非常靠近每个人内心，每个家庭的地方。在1914年世界大战之前，在非洲，有极少的正直的目击者和艺术家描述了这种征服中的野蛮①。我也同样通过我的父母看到过1932年拉鲁斯的独裁下的恐怖，在那里，所有人都记载和描绘了一种种族的等级制，有人说黑人的头骨介于大猩猩的头骨和欧洲人的头骨之间。

在为了他们的奴隶制而到处贩卖人口20-30年之后，非洲成为了辉煌灿烂的欧洲、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噩梦。这种情形一直延续至今。在30年代黑人的愤怒中，在对死亡的冷漠之中，其中一部分变成了世界大战的壕堑，而另一部分则可以看做从殖民地，从对待人类社会的巨大差异的方式中的重堕地狱。

要承认我们的世纪是马尔罗所说的一个政治变成悲剧的世纪。在世纪之初，在一个美丽时光的黄金般的开局中，所准备的这些景象究竟是什么？在此基础上，这个世界从某一点出发，始终萦绕着对人的改造的想法，即创造一种新人类。的确，这种观念在各式各样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中很流行，他们的形象很一致，一方面，无产阶级站在人类解放的门槛上，另一方面，雅利安人的英雄，齐格弗里德（Siegfried）②将堕落之龙带入凡间。

《尼贝龙根的指环》插画

①这个世纪法国艺术家提供了关于殖民化之中的野蛮的证据非常稀少，显然，我们可以参考纪德的《刚果游记》。还可以参考拉威尔（Ravel）的作品《马达加斯加之歌》，里面反复唱到：“要当心白人了，岸边的居民们呀”。拉威尔拒绝了参加军队的荣耀，因为法国政府支持任何可能的和可想象的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战略行动。

②齐格弗里德是德国著名音乐家瓦格纳的歌剧《尼贝龙根的指环》中的英雄，也是中世纪初期的德意志以及维京时代北欧的最高英雄。他的祖父巴鲁森格是北欧主神奥汀的子孙，其父亲齐格蒙特是当世无双的勇者，拔出了主神奥汀的化身——无名老人插在大树中的神剑古拉姆。齐格弗里德杀死了守护宝藏的巨龙法夫尼尔，并用父亲的神剑古拉姆挖出法夫尼尔的心脏并吞下后变得无敌。齐格弗里德为了妻子、家人和荣誉与对手展开了激战，据说在这个传说中展现了完全的日耳曼精神。——译者注

《尼贝龙根的指环》插画

创造一种新人总是需要摧毁原有的旧人。对旧人的讨论充满着暴力和势不两立的情绪。在所有的例子中，这些规划都如此之激进以至于它们都没有考虑到在现实化层面上的人类生活的独特性——即其只能作为物质性。与此有点类似，那些现代艺术的艺术家在声音和形式上，撕裂了和谐的旋律和图像，这正是其物质性，这种物质性的目标必须重新定位。或者作为一种形式上的象征，其消化了所有理想化的客体，拒绝了可以自动体制化（mecanisable）的数学。在这个意义上，新人类的规划是在科学、艺术和性上同世纪之初的断裂（rupture），也是这种断裂和建构在历史和国家的秩序中的主体性的和谐。因此可以说，世纪忠实于其自己的序曲。一种残暴的忠实。

令人惊奇的是，今天，这些范畴早已烟消云散，化作尘土，再没有人有兴趣去在政治上去创造一种新人。相反，各个方面所需要的是保留旧人和各种濒危的动物物种，包括我们古老的玉米；确实，在今天，基因工程的操作可以改变人的物种，它为人的真正变革铺就好了道路。造就所有差异的正是基因，而其在深层上是与政治无关的。我能相信，这是非常愚蠢的，或者至少这不是一种思想，毋宁是一种技术。因而，它与对普罗米修斯（一个解放了的社会中的新人）的政治规划的惩罚是一致的，它在技术上以及最近在财政上，有可能改变人的特征。因为这种转变与任何规划无关。

鲁本斯作品：《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我们从报纸上看到这种可能性，即我们可以三头六臂，或者长生不老。这些真的可以实现，因为这不是一个规划。这些通过事物自动得以实现。

简言之，我们通过技术最盲目也最客观的经济上的适应对那种最主观，也最坚决的政治上适应的报复而活着。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科学问题对政治问题的报复。因为是这样：伟大的科学存在一个问题；即它没有规划（projet）。“灵魂深处闹革命”（changer l'homme dans ce qu'il a de plus profond）①是一项革命的规划，无疑也是一项不怎样的规划；随后，它变成了一个科学问题，或者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在所有情形下，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我们知道或者将会知道这个答案。

①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最初阶段，一些党的领导人，如林彪等人大力宣传“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口号。我们很快可以看到，“灵魂深处闹革命”需要在所有方面进行严格控制，以及最不暴力的详细规定和章程，这仅仅是为了非常不确定的结果。还有，这种“灵魂深处闹革命”的运动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作为一种极“左翼”思潮被搁置了。林彪本人，在1969年达到了其巅峰期，并在1971年9月的逃亡事件中丧生，而他也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遭到彻底清算。这段历史在中国仍然是高度的国家机密。

当然，我们可以问：我们知道了答案之后该做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一个规划。即一个政治规划，一个宏伟的、史诗般的、暴力的规划。相信我，温和的伦理委员会不会给我们提供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科学知道了怎样创造新人之后该怎么办？”由于其没有规划，或者说只要没有规划，那就只有一个答案：即利润会告诉我们做什么。

最后，直到其最终，这个世纪还真的是另一种人的出现，激进地改变了人是什么的世纪。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世纪同其开端在精神上有一种特别的断裂，从而保持了其忠实性。尽管，其已经一点一点地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按照利润的自动安排来规划的秩序。这个规划将会杀死很多人。这种自动安排如果人们不能指明谁应当对此承担责任，这种情形仍然将持续下去。从理性上讲，要承认这个世纪有太多罪恶滔天的记录。此外，这并没有完结，现在有名有姓的罪恶已经被诸如股份有限公司之类的匿名的罪恶（criminels anonymes）所取代。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