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经济范畴的批判（下）

一、现存的普遍性与现实的抽象

马克思的“客观的概念”与西美尔的“现实的抽象”究竟有何区别? 西美尔在《货币哲学》的前几页中阐释了价值的有效性现象。然而在后面的文本中他指出这种抽象形式的发展仅仅与货币有关。西美尔像马克思一样意识到在直接产品交换的扩大化过程中发生了某种分离(departure)。但是马克思探讨了这种主观的向客观的“思维形式”的变迁,西美尔却缺乏相应的论述。正是在马克思指认的这种变迁以及与此相伴随的颠倒过程中,价值被构建为现存的普遍性。

西美尔的真实的抽象具体而言则是作为客体与其主观意义上的价值的直接统一体呈现的价值经验(value experience)。

在经济活动的原始阶段,使用价值即被视为货币:牲畜、盐、奴隶和兽皮等等。不管货币是以怎样的方式演化,在最初它一定是以这样一种价值形式出现的。①

在发展过程中的分离的发生之处,客体与其“价值经验”的统一体演化为货币。

只有在货币的物质实体被看作是具有直接当下的价值的时候,它才会发展成为一种交换的手段或是价值的度量手段。②

然而这一分离点是否也是客观价值发展过程中的分离点? 西美尔强调,如果我们将这个统一体解释为“各自独立的价值”,那么这将是一种严重的误解。这种解释会导向“本体论解释的错误”(the error of this substantialist interpretation),在方法论意义上这种错误就好比:

人的权利的个人主义概念为此提供了一个范例。事实上,权利仅仅是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并且只有在与利益、对象与绝对权力这些我们称之为法的内容——在险隘的意义上的“权利”——相关之中才能完成。③

因为在交换过程的进一步发展阶段,我们将清楚地看到,客体仅仅在作为载体并最终在作为符号的意义上才承担了价值的功能。所以在此所谓的实体不过是一种功能性符号而已。

在今天,符号应该从事物量的积累中而得出这一想法似乎已经显而易见。实际上,这是人类精神所取得的一项成就,并将会产生惊人的后果。货币的创制依赖于此,因为货币是以数的形式来表征纯粹的量,而不管被衡量价值的对象所有特殊的质如何。古代俄罗斯的一个事例说明了从质到量的符号表征上一个颇具特点的转换。在古代俄罗斯,最初是以貂皮作为交换手段。当贸易进一步发展之后,单张兽皮的大小和质量对于交换价值来说丧失了意义。每一张兽皮都与其他兽皮别无二致,只有兽皮的数量才是重要的。再往后只有兽皮的一角被用来作为货币,到最后就只有小片皮革被用作流通的货币了,或许再在这些小片皮革上盖上政府的印章。这清楚地说明了归约为量的说法是怎样支持价值符号化进程的,这是货币功能真正得以实现的基础。④

因此本体论尽管是一种错误的解释,但它的出现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我们在一开始就将货币视作一种被经验视为有价值的客体);只要客体承担了货币的功能,它本身就总是已经是一种符号了,这种解释也无法在根本上逃脱本体论框架,这种特质会逐渐呈现于之后的发展中。

前面所进行的论证尚未触及货币实际是否具有价值这个问题,而只是意在表明货币度量价值的功能并未因此赋予其自身以价值的特性。⑤

西美尔&《货币哲学》

然而货币是否具有符号化功能? 它仅仅在以下意义上才能将现实符号化:

这就好像度量空间大小的仪器跟它是由铁、木或是玻璃做的没有什么关系一样,因为只有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或是各部分与另一度量标准之间的关系才是我们关心的,所以用来确定价值的货币的度量与其物质性之间没有任何关系。⑥

在这一理论联系上,西美尔偷换了价值的概念。价值概念突然变成了“可交换性获得”⑦的价值,同时“货币的意义只是用来表达其他物品之间的价值关系……并不是说货币在本性上是这么一种有价值之物”⑧。这种“对象的被提取出来的可交换性”⑨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可量化的等价形式,而后它又逐渐以同样的方式升华为更抽象的方式。

不错,只有在具备相同性质的前提下,两个不同事物的量才是可比的,任何在两种量之间径直的比较都预设了这两者具备质的同一性。但是,无论在任何时候度量两种量之间的某种变化、差别、关系,被度量者的比例反映了度量者的比例这一点就完全足以确定这些关系了,而根本不需要二者本身存在任何质的同一性。两个不同质的事物不可以对等,但两个不同质的事物之间的比例关系却可以对等。⑩

这是西美尔观念论的根源。他强调价值与实体的直接统一。

所以,当古代爱尔兰人与罗马人发生接触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价值单位———也就是奶牛———与一盎司的白银等量齐观。⑪

然而西美尔在此无法区分被客观设定为普遍性形式的客体和作为价值经验的客体,尽管这二者可能仅仅是同一对象的不同表现形式,但前者因其直接的可交换性而呈现为“最市场化的商品”。奶牛固然可以成为直接的价值单位,但是由于它名义上的价值和真实价值会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分离,所以价值与客体统一的观点就仅仅是“实在论解释的谬误”。

因此关系是颠倒的:被客观预设的价值客观性与客体的直接统一并非价值关系建立的可能性条件。相反,效用关系与抽象关系已经作为分化的二者而被理解,在此基础上它们必须“被赋予新的内容”⑫。货币从价值那里衍生出自身的内容,货币“从价值获得其内容,转化成物质的乃是价值”⑬。

阿多诺

如果阿多诺的假设——即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是由洛采(Lotze)开启的新康德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的起点——是正确的,那么阿多诺哲学基础的关键就可以在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中找到。我在之前曾提到过新康德主义的效用概念作为提升到哲学意识的“卓越能力”作为我们心灵不可还原的“基质”(primary quality),作为可以将思考的内容与思考行为区分开来⑭的能力,是不被精确性的价值效用现象学所决定的。客观价值与其他所有价值哲学中的价值概念一样都仅仅因其效用而存在。拥有“超主观”特质的客观抽象是一种“基本现象”⑮。它的存在(existence)与一种先验表现密切相关。因此实在性(factuality)与效用的分离是新康德主义的最后定论。这种分离(chorismos)本身是在黑格尔的客观反思的意义上被假定的。西美尔(正确)分析出在我们意识中“被视作事实”的价值的形而上学范畴——作为客观价值⑯附着⑰客体——呈现为似乎独立于思维活动的概念。作为某种客观物,它将自身嵌入主客体之间。换句话说,这种客观物

事实上,它是一个第三范畴,既不能从主体,也不能从客体中得来,但是,可以说,它处于在我们与客体之间。⑱

它在经济(交换过程)环境中呈现为特殊的效用形式。西美尔在与经济学家相同的意义上使用了非反思式的现实概念。这个概念所关涉的仅仅是“技术性”过程中的被交换商品。因此在他的理论视域下客体的“客观现实”——一个类似于黑格尔“自然意识”的概念——是与“有意识的感知主体”相对的。

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西美尔所论及的“价值概念”作为事实似乎是在我们意识中独立于思维活动以及他所细致描述的“客观,抽象价值”形式?后者展示了开始于客体与“价值经验”的统一(它的实体化将被证明是错误的)的发展历程:以金属货币为例,黄金量直接对应于一定的价值量,从而货币量就与黄金量相挂钩。然而经过符号化的过程,这种实体性的统一体分解了,货币变成了符号。但是黄金量又是如何为价值衡量的标准的? 在此之前,价值量以直接的价值客体形式存在。它因此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实存上都具有物的外观。然而当价值量以“抽象客观价值”形式存在时,它似乎是以一种超感的方式存在的。西美尔已经挖掘潜藏在这一外观下的基本要素。此要素在意识这种呈现为事实,呈现为仅仅存在于我们意识中的效用客观性。但当我们的意识感知到它时,它却又表现为一种外在于意识的价值实存。西美尔的新康德主义坚持存在与效用的完全分离,它(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仅仅是以自在的方式阐述着货币流通过程中所呈现的现象。对经济学理论而言,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效用概念作为我们意识中的价值效用这一事实,如何理解西美尔意义上的效用性,如何理解在客观设定意义上,效用概念将客体构建成价值客观性。

注释

①Simmel1978,p.142.

②Simmel1978,p.143.

③Simmel1978,p.126.

④Simmel1978,p.150.

⑤Simmel1978,p.142.

⑥Simmel1978,p.147.

⑦Simmel1978,p.130.

⑧Simmel1978,p.147.

⑨Simmel1978,p.124.

⑩Simmel1978,p.132.

⑪Simmel1978,p.134.

⑫Simmel1989,p.212.

⑬Simmel1989,p.121.

⑭Simmel1989,p.32.

⑮Simmel1989,p.27

⑯Simmel1989,p.36.

⑰Simmel1989,p.37.

⑱Ibid.

二、作为价值自主性呈现的辩证发展

《资本论》的叙述结构在马克思认识到价值效用概念之前就已经建立。不同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呈现的简单流通概念及其二重性含义,在《资本论》中只有一方面的内容与其叙述方式相关:简单流通不再作为资本的历史性条件①。相反,《资本论》的叙述线索涉及的仅仅是“对简单流通的考察向我们揭示了资本的一般概念,因为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内部,简单流通本身只是作为资本的前提和以资本为前提而存在的”②。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将其理论推进到了新的地平。在此基础上,商品是资本的产品,同时价值则是劳动者的一般抽象劳动的对象化。由此概念衍生出的价值概念是《资本论》完整叙述结构形成的先决条件,它不可作为效用概念而被引入。效用只有在流通过程的语境下才成为独立的中心主题;同时效用概念也是劳动价值论发展的起点与前提。对于劳动价值论而言,一般抽象劳动和劳动时间概念同样是由价值效用概念发展而来(而不是像至今普遍被接受的李嘉图版马克思经济学批判那样坚持二者的相互分离)。《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概念体系在“劳动一般”(labour as such,一种普遍的直接可接受性)③与作为交换价值设定劳动的抽象劳动的实践真理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个体系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路径。这种路径与简单流通概念的两种含义皆能配适,同时也可以将抽象劳动的“理论与现实的真理”和效用概念联合起来。

辩证法的实质在于其作为日益增强的交换价值的自主性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反映。在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辩证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诞生机制的描绘④。对于价值自主性的辩证呈现的理解还使阿多诺的以下观点具象化:具有概念性和可理解性的不是社会而仅仅是“自主性原则”。社会学理论用“成为自主”一词在行为模式的视角上刻画官僚化组织方式的运作模式,因此他们所做的仅仅是陈述日常经验⑤。与此相反,阿多诺则用这个词来定义社会本身。在他看来,社会已然获得了独立自主性。

马克思第一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了这个意义上的社会概念(尽管是以一种容易引起误解的语言来表达的)。借助于交错描述法(chiasmus)⑥,马克思试图将资本主义社会指认为一个登峰造极的颠倒世界。在这个颠倒的世界中,劳动者通过他的劳动直接生产出其对立面。从此,他不再作为感性存在而与物质和生活世界打交道。人与人之间的本真关系也由此遭到了破坏。这种由自主化导致的颠倒被马克思称作异化。不到两年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⑦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指出,整个颠倒的世界都是由于货币而形成的。⑧ 然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没有解决这一颠倒的形成机制问题。相反,通过引入分工以及斯密的积累概念,马克思构建出一种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a materialist theory of history)。这种理论站在异化的巅峰俯察过去一切社会历史,并将它们视作从低到高逐渐迈向这种社会颠倒形式的不同阶段。⑨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可以被看作实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种构想的第一次尝试。《资本论》延续了这种尝试,在其中异化劳动呈现为这一理论性布展结构上的顶峰。在阐述这种辩证呈现方式的时候,我们必须理清包含意识和欲图的行为与远离意识的行为之间的交互关系。这种澄清是为了避免陷入客观主义,同时坚持阿多诺所言的社会的“可理解性”——准确来说,阿多诺这个概念表明“社会自主性规律”是社会非理性化过程中唯一可以理解的方面。然而阿多诺并没有澄清这样一种观念:当所涉及的是不可理解性的重建时,“理解”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事物呈现的范围内,阿多诺的“意义的辩证概念”(dialectical concept of meaning)——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自身已经被辩证地理解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塑造自身表象的社会本质在自身中呈现又在自身中隐藏”的动力机制? “客观概念性”的发展避免了解释学的路径并通过假身于不同主体的行动而展开其自身的逻辑性(logizität)。如果我们成功确证了这种“客观概念性”的发展,那么我们就无法用批判本质主义的方式来批判它。

马克思概念范畴的发展以及他对经济学家的批判必须被看作是对此理论背景的反动。马克思批判经济学家仅仅以外在的方式理解范畴,在此马克思实际上重复了黑格尔对于认知哲学的批判:不同于理性,知性以外在的方式将行动的不同样式分析为固化的和绝对的。在知性空间中,主体以其完全的形式被假定为与完全发展的范畴形式相对。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新范畴的历史性出现总是伴随着新的主体形式的形成。如果我们仅仅以一个固定外在的方式理解范畴,那么整个问题的语境也被视作固定的,这就导致主体形式也已然被决定。如果是这样,经济活动就并非是主体利用理性的手段追求他们各自的目的,相反我们将得到一种狭隘的关于理性选择的经济学。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字里行间我们依然看到马克思对这一意向的坚持——我们可以发现以下术语的重复出现:“交换价值的进一步发展”⑩,“交换价值在其自身的运动中”⑪,“交换价值在货币中变得独立”⑫,“完成的交换价值”⑬。这些表达形式确实容易引发对客观主义的批判,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将这些表达式理解为对一个客观发展动力的适当的语言学描绘。这里所涉及的客观性准确说来是基于主体合乎逻辑的无意识过程,主体通过其意识行动推进着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程序化地得出以下观点:如果我们将交换价值理解为已然独立的现存的普遍性,那么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就恰好建立于这种价值运动之上。这种价值运动展现了社会发展动力的起点和核心源泉。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它作为社会本质刻画了社会的表象,它以表象的方式出现又将自身隐藏在表象中”。阿多诺的这种理论意向是与马克思一致的。对马克思而言,在资本概念以及与其相伴随的范畴的展开方式的理论视域下,资本的概念可以恰当地解释现实自主性的动力机制。在流通过程中,交换价值的“现存原则”(existing principle)变得具有自主性⑭。以此为起点,马克思追溯了这个过程的发展历程及其自我生成的合法性,并最终推导出其内在的危机:

我们研究的是资本的产生过程。这种辩证的产生过程不过是产生资本的实际运动在观念上的表现。以后的关系应当看作是这一萌芽的发展。⑮

接下来让我们细致考察这个发展过程的每一步,从而明晰化一些概念的含义。“运动”(movement)一词已然招致争议:如果我们不将价值实体化,如果我们不将价值理解为客观物质世界中的某种物质性存在,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运动? 所以,很显然马克思的概念体系作为整体是无法与现实概念相分离的。也就是说,它处于一个“中间领域”(in-between realm),即在意识—意向性与客观性世界之间,而这里所谓的客观性指涉的是商品价值的效用性。只有在价值作为有效客体的条件下,概念才能发展到能被有意义地感知的阶段。在此阶段中,运动表现为形式的变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其称为“变形”(metamorphosis))以及形式的再生产。相应的,交换和流通概念也不应该被置于想象的层面,而应在概念的层面上被理解:交换或简单流通是作为价值客观性价值,作为现实效用或价值具体性的商品交换,后者也因此消解为虚无——在这个“逐渐消散的运动”(evanescent movement)中,最终无物残留。

流通就此结束。只有货币作为单纯的残余留下来。但货币作为这种残余已不再是货币,失去了自己的形式规定。它沉入作为整个过程的无机灰烬留下来的货币物质之中。⑯

然而,如果交换和流通无法脱离于这一运动,那么运动为了保存自己——即发展为价值或变得自主——它必须改变这种流通本身,使它变成永恒的存在并扩大它。伴随着价值获取自主性的过程,简单流通就发展成为资本流通,也就是流通的资本。价值也因此成了幻象的产物。它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由于它具有一种特殊的质,即它会同时被理解成现实的价值,或者说价值客观性以不同形式存在于现实的流通当中。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正是在这种抽象意义上搭建起他的概念体系。他将由此过程产生的特别的特征形式称为“抽象的特征形式”(abstract specific characteristic forms)⑰。

马克思的辩证呈现方式的第一步因此可以总结为:

一、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并没有关于货币形式的严格的、在方法论意义上圆满的解释。马克思仅仅假定货币总是伴随着产品从外部投入到流通领域而发展。从价值及价值的自主化的呈现模

式上来看,以下两点可以被看作逐渐消失的形式的两个方面:首先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其通过将普遍形式作为中介方可参与交换或流通而言,表现出它“作为交换价值只是物化劳动,而从流通的观点来看,流通本身仅仅是交换价值的运动”⑱。其次,价值在其消失中实现自身。

二、货币仅仅在作为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的统一体的形式才是独立的交换价值。这里的形式即所谓的特殊的特征形式,是“量本身”⑲,“在这个规定性上已经潜在地包含了货币作为资本的规定”⑳。再生产的“恶的无限性”是伴随着这种形式而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一运动的产生源自其自身形式的矛盾:作为现实存在的普遍形式,它是财富的绝对形式,尽管它同时也仅仅被限制在量的范围内。借助于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运动存在于通往财富绝对形式的无限的过程中㉑。

三、鉴于形式的运动,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这样一种形式究竟是如何可能在现实的流通过程中展开的? 只有在交换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不断被投入流通过程的多余使用价值时,这种普遍形式才得以保存。然而这无疑会导致一个悖论:如果货币被保留,那么只有这种普遍形式可以被证明为预期(intended)的普遍财富。而如果它为获取现实的财富而交换自己,它就作为已经被保留和变得独立的价值而消失了。

四、于是我们在此就面临着马克思早已预见性指出的问题:

在这种媒介运动中,商品和货币出现在流通之外:一方面是预先确定的交换价值,是商品被最终取出而转入消费,就是说,是交换价值的消灭。另一方面是取出货币,是交换价值对其实体的独立化,而这又是另一种形式的交换价值的消灭。㉒

而在另一个段落中,马克思用到了另一个术语:“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自己”㉓。价值的自我保存只有在形式不断改变的情况下才是可感的:货币作为客观价值的普遍形式以及作为客观价值的特殊形式的使用价值,它不断地改变着,同时价值通过这两种形式的改变保存了自身。

交换价值现在不是被规定为这样一种简单的物,对这种简单的物来说,流通只是一种外在的运动,或者说,这种物是作为个体而存在于某种特殊的物质上,——现在交换价值是被规定为一个过程,被规定为通过流通过程而和自己发生的关系。㉔

五、这种转变形式的运动如果不伴随在第三点中提到的价值再生产运动,它将仅仅是形式上的转变。价值的自主性必须被理解为这两个运动的统一体。这同时也是资本的抽象概念。

因此,作为资本,货币也表现为借助流通而发生的自己对自己的关系——利息和资本的关系。但是,在这里我们还不去谈这些规定,而只是从货币的第三种关系上,即把货币当作从流通中产生的,其实也就是从它的前两种规定中产生的独立物来加以考察。㉕

六、我们再次遭遇到了这个问题:这一运动为何可以作为流通过程现实中的实存而展开? 无论是商品还是货币,它们都仅仅是价值的形式和客观性的形式。

它在其中每一种实在形式上都是片面的,如果一个表现为货币,另一个便表现为特殊商品,反过来也是一样,就是说每一个都表现在两种规定上。㉖

因此,价值仅仅可以作为独立的过程而保存自身,前提是此过程中增长的客观性由货币的“第三种规定”来维持。“这个第三种规定并不是商品”。㉗

七、由于价值客观性与普遍劳动的客观性是一致的,这个“第三种规定”仅仅在对象化的普遍劳动的反面才能找到。同时“唯一不同于物化劳动的是非物化劳动,是还在物化过程中的、作为主体的劳动”㉘。

我们可以在这个语境下解读以下马克思关于方法论研究的段落,这个段落也经常被马克思文本研究者所引用:

价值、货币、流通等等,价格等等,还有劳动等等也一样,都是前提。但是我们研究的既不是资本的某一特殊形式,也不是与其他各单个资本相区别的某一单个资本,等等。我们研究的是资本的产生过程。这种辩证的产生过程不过是产生资本的实际运动在观念上的表现。以后的关系应当看作是这一萌芽的发展。但是,必须把资本在某一定点上表现出来的一定形式固定下来。否则就会发生混乱。㉙

我们可以以此总结辩证呈现方式的第一部分,同时这一论述也构成了向另一个叙述方式的转变,或者说这一叙述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性结果已经在之前的讨论中被涉及。马克思接着写道:

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在任何地点消费都是以交换为媒介的,而劳动对于工人来说绝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这种生产的全部基础就是作为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创造者的劳动。㉚

马克思认为直接指认辩证发展平行于历史发展(后者产生出资本主义,现代土地财产和自由劳动)是不可能的。辩证发展作为历史性呈现以及提供证明的方式在不同的方向上发展。辩证的呈现可以证明价值作为自主的且不断增值的东西只有依靠活劳动使价值不断增加才能保存自身。

注释

①“简单流通,商品和货币的单纯交换,作为具有中介形式的商品交换本身,甚至作为导致货币贮藏的商品交换,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这种流通只是预先存在的各个出发点之间的中介运动,虽然一个民族的生产无论从整个表面上或从深度上都尚未被交换价值所支配。然而与此同时,历史表明了流通本身怎样导致资产阶级的、即设定交换价值的生产,并且怎样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同自己曾直接赖以出发的那个基础完全不同的基础。剩余产品的交换是设定交换和交换价值的交往。但是,这种交往仅仅涉及交换行为本身,并且同生产本身并存和发生作用。”(Marx and Engels 1978a, p.480)

②Marx and Engels 1987a, p.505; Marx and Engels 1980, p.91.

③如果我们将价值作为抽象而发展,将一般等价形式作为现存的普遍性来发展,那么作为一般劳动呈现的特殊劳动也可以被解码为价值的现存效用。因为作为剩余产品的物质很显然也是劳动产品。而商品由于具有价格而借助于一般等价形式作为特殊性的统一体呈现自身。什么是这一统一体的实体? 由于采取了一般等价形式的功能,使用价值是劳动产品,这种特殊劳动如一般劳动一样运作,作为一般劳动的殊相而呈现。马克思的理论构建(不仅仅是第一版的)展示出他将一般劳动概念置于效用概念之上来理解:“被设定为交换价值的产品,本质上已经不再被规定为简单的产品;它被看作和它的自然的质不同的质。它被看作是一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一般的关系,不是对一种商品的关系,而是对一切商品的关系,对一切可能的产品的关系。因此,它表现一种一般的关系。这种产品把自己看作是一定量的一般劳动即社会劳动时间的实现,从这个意义来说,它在它的交换价值所表现的比例上,是一切其他产品的等价物。”(Marx and Engels 1983b)马克思接着说:“单个人的劳动必须一开始就不是特殊劳动,而是一般劳动。”值得一提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脚注119中,马克思强调了“一般劳动”并不等同于“劳动一般”。

④“资本向地产的转化同时又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形式的地产是资本对封建地产和其他地产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地产向雇佣劳动的转化不仅是辩证的转化,而且也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地产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建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4月2日》——Marx and Engels 1983, p.298)

⑤见Habermas 1987, p.172。

⑥交错描述法作为修辞手法指的是先按照一定的词句排列顺序来陈述,而后以相反的顺序再陈述一番。例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到资本主义生产者通过他们的产品而相互联系,而后他又说商品拜物教涉及人的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物化。

⑦Marx and Engels 1976, p.81.

⑧“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Marx 1975, p.323.)

⑨Reichelt 1975, p.9ff.

⑩Marx 1973, p.238.

⑪Ibid.

⑫Marx 1973, p.217; Marx and Engels 1987a, p.491; Marx and Engels 1980, pp.77-78.

⑬Marx 1973, p.234.

⑭“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Marx 1973, p.259)

⑮Marx 1973, p.310.

⑯Marx and Engels 1987a, p.484.

⑰“我们在这里应当只在货币的抽象的形式规定上来理解货币。调节世界市场上的贵金属分配的规律,是以最具体形式的经济关系为前提的,这些经济关系我们以后才能谈到。货币不是作为一般商品或一般等价物而是作为资本所进行的一切流通也是如此。”(Marx and Engels 1987a,p.437.)

⑱Marx and Engels 1987a, p.499.

⑲Marx and Engels 1976, p.152.

⑳Marx 1973, p.216.

㉑鉴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历史和辩证叙述依然是平行的,这一形式构建了辩证发展过程中的实际分离点:“货币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从而作为躯体化的财富,曾在炼金术中被人追求。在货币主义那里,货币就是出现在这种规定上。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预备时期,是以个人的和国家的普遍货币欲开始的。财富源泉的真正开辟,作为取得财富代表的手段,似乎是在具有货币欲的个人和国家的背后进行的。”(Marx and Engels 1973, p.225)“在最发达的国际交换制度中,金银又出现在这样一种形式中,在这种形式中它们所起的作用同它们在原始物物交换中起过的作用完全一样。我们已经指出,金银和交换本身一样,最初不是出现在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范围内,而是出现在它的尽头,它的边界上,它和别的共同体接触的少数地点上。因此,货币现在表现为商品本身,普遍的商品,这种商品在所有地方都保持它作为商品的性质。在这一形式规定上,它在所有地方一律通用。只有这样,它才是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因此,在重商主义那里,金银被当作是衡量各个不同共同体的实力的尺度。”(Marx and Engels 1973, p.226)商业资本和财富的增加以及作为财富一般形式的黄金积累对马克思而言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转化阶段。货币的第三种形态颠覆了稳定的传统社会进而给予了社会变革一个跳跃性的动力。“贪欲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也是可能的;致富欲望本身则是一定的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与历史产物相对立的自然产物。因此,古代人哀叹货币是万恶之源。”(Marx 1973, p.222)抽象劳动的概念作为处于我们主观反思之下的范畴必须在与此相对的背景下被解读。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依然紧紧围绕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概念体系展开:作为对财富真实源泉的过程性思考。只要货币的黄金形式依然作为(可以通过交换增加的)财富本身而运作,劳动就还不能被确证为财富的源泉。只有重农主义在生产的维度审视财富,尽管是以间接的形式:作为“自然的创造力”制造出净产品。亚当·斯密是第一个对此做出理论性突破的经济学家,在他那里,“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例如,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货币中。同这个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主义相对立的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这种产品还与活动的局限性相应而仍然被看作自然规定的产品——农业的产品,主要是土地的产品。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Marx 1973, p.105)马克思自己将此理解为一种理论发展的结果(在卢卡奇那里,这被称作商品的自我意识),用精确的理论化术语来说就是:社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从引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马克思总是试图将抽象劳动概念与剩余产品生产联系起来,这一思路源自于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这一思路并不与商品的简单生产相关。

㉒Marx and Engels 1987a, p.492, Marx and Engels 1980, p.78.

㉓Marx and Engels 1987a, p.491, Marx and Engels 1980, p.77.

㉔Marx and Engels 1987a, p.491, Marx and Engels 1980, p.77.

㉕Marx and Engels 1987a, p.496, Marx and Engels 1980, p.82.

㉖Marx and Engels 1987a, p.499, Marx and Engels 1980, p.84.

㉗Marx and Engels 1987a, p.502, Marx and Engels 1980, p.86.

㉘Marx and Engels 1987a, p.502, Marx and Engels 1980, p.86.

㉙Marx and Engels 1987a, p.505, Marx and Engels 1980, p.91.

㉚Marx and Engels 1987a, p.505, Marx and Engels 1980, p.91.

三、劳动：交换价值设定抑或是二重性？

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概念性的术语来把握活劳动? 马克思正确地阐述了他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并以此作为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然而同时,他在定义这种二重性时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价值独立性的辩证发展的结果。上文已经提到,我们必须将这种发展历程理解为价值效用在流通过程中的展开。这个发展过程展示了颠倒过程开始于货币的第三方面并不断地扩展。首先,消费必须扩大:

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的生产过程的各要素,都在产品中再生产出来。因而,整个过程表现为生产消费,也就是表现为这样的消费,它的结局既不是无,也不是对象的简单主体化,而是它本身再表现为某种对象。①

然后生产也必须被拉入到无尽的价值增殖过程中——“为生产而生产”。价值的非理性增殖所构造的恶的无限性主宰了生产过程并塑造了整个社会。

正如每个产品只有作为价值的客观形式才有效,每一个具体劳动也只有作为生产这种客观性的感性活动才是有效的。这种无限性抓取了活劳动并生产出一种颠倒:为了通过纯粹的扩张而得到财富的绝对形式(尽管这是一种无用的企图),一个无限的过程开启了,而这一过程又延续到劳动过程中,使得劳动过程变成了仅仅是一种不断生产客观价值的必要手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对此是如何描述的? 他谈到,站在资本对立面的使用价值:

在同资本相对立的劳动方面,还应该注意的最后一点是:劳动作为同表现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决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当然,对于构成一定资本的特殊实体来说,必须有作为特殊劳动的劳动与之相适应。但是,因为资本本身同自己实体的任何一种特殊性都毫不相干,并且它既是所有这些特殊性的总体,又是所有这些特殊性的抽象,所以,同资本相对立的劳动在主体上也自在地包含有同样的总体和抽象。例如,在行会的、手工业的劳动条件下,资本本身还具有有限的形式,还完全局限于一定的实体,因而还不是资本本身,那时劳动还只是表现为局限于它的特殊规定性的东西,而不像同资本相对立的那种劳动那样表现为总体和抽象。②

每一个劳动活动都具有同样的效力,即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而发挥效用。同时劳动也为资本的抽象总集合做出了贡献,后者具有多种存在形式——商品是其中一种特殊形式,货币则是其中的一种普遍形式。等效性只有在已然发展起来的颠倒形式的基础上才得以理解。活劳动一方面维持着这种等效性,另一方面则在此过程中转变成了物性活动(material activity)。

这种经济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动。单纯形式的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的活动,同形式无关的一般意义的活动。③

然而这种“纯粹抽象的,纯粹形式的,纯粹物质的”活动是否已经具有二重性? 答案是否定的,它不过是具体活动在为利益而生产的强制下(即为生产而生产)的被改变的形式;在具体的量上,它变得更加机械化也更抽象,但它却并未由此而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它创造价值是因为在这种机械的,依然物质化的活动中生产了更多的物,而这些物作为流通中的有用商品从而具有更多客观形式的价值效用。鉴于剩余产品的生产是生产更多具有客观形式价值的有效途径,正如每一个商品都先于货币而具有等效性,每一个劳动活动也先于资本而具有等效性。借阿多诺的话来说,物质和使用价值被“强制转移”(dragged along):在缺乏客体和物质的形式的情况下什么都无法发生。因此,物质形式必须持续存在。唯有如此,独立性的价值才不会由于不融贯而自我崩塌,客观形式下的价值生产才不至于失去保障。正如前文所指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马克思依然试图使用效用概念以统一的方式来定义劳动过程,后者生产出“更多的物质”从而生产出“更多客观形式的价值”。在第二版中,我们发现抽象—普遍劳动在绝对的意义上展示出其独一无二的决定性。它涵盖了“人类大脑、神经、肌肉消耗”。这暗示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引入的劳动二重性构想并不能更好地澄清“实际价值”的来源,却反而在事实上阻碍了我们对此的理解。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一事实? 难道马克思无法理解他自己的原则? 还是说在他努力通俗化《资本论》的过程中,他相信劳动的生理决定性更容易被理解? 无论是哪种情况,所引发的结果都是不能改变的。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就已经制定了关于价值概念的设想。马克思认为价值即价值量,它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然而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交换价值原则在其反面”即在竞争中④设置自己”)马克思这一规定性原则才是有效的。如果价值概念(作为劳动力和衡量价值量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结合)成立,且我们忠实于马克思的原意地将辩证发展置于历史发展的语境之中,那么向工业资本的转变也必将失败。这就是这个转变在《资本论》中逐渐形式化的原因——普遍形式变成了普遍公式⑤。如果我们以《资本论》中发现的效用概念来解释价值,那么辩证发展就可被视作资本向生产的必要转变的证明。但是这一转变并不一定产生资本主义:如果是在奴隶劳动中,结果将是更多的劳动会强加到奴隶身上。

我们可以在《资本论》中发现这两个关于价值的概念的混合。基于“商品是资本的产品”这一前提指认,马克思推进了他的力量构建。他由此认为价值是“物化的一般劳动时间”(materialised [objectified] universal labour time)⑥。从方法论的起点出发,“货币形式的分裂”得以在更本质的层面得到更好的理解。然而由于价值概念与主体在交换中执行的构成性抽象的结合不再能被中介⑦,这一分裂变得越发模糊。这种观点间接地表现在马克思一些并非完全成形的理论构想中,特别是可见于马克思关于交换过程中作为“商品间的真正关系”的论述中。在此论述中,马克思再次提到了他在《资本论》第一章中对商品的分析,即“商品本性的规律通过商品所有者的天然本能表现出来”⑧。这种生理主义(biologism)有着几乎是症候式的特质:它既掩盖又解释了调和这两种抽象概念的不可能性。然而,如果作为价值自主性的发展过程的辩证呈现被掩藏得越来越深,如果效用概念不与整个论述的结构相联系,那么辩证法作为提供证明的方法还剩下什么? 在预设的价值概念上,马克思总是提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价值量的衡量标准已经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基于这种假定,马克思认为等价交换在相同价值量的意义上不能解释价值的增殖(与普遍公式相矛盾)。相反,等价交换仅仅是简单流通中出现的假象。这可以在积累过程的呈现方式上得到证明。在那里马克思展示了整个过程无非是基于对无偿的剩余劳动的占有:

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表现为最初行为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⑨

马克思在接下来一页的脚注中提到舍尔比利埃将这种联系作为中心论题来讨论。但在后者的著作中“辩证颠倒并没有被正确地得到发展”。当阿多诺不断地强调“资本主义既一点不奇怪,同时实际上非常奇怪”时,他所指认的正是这一事实。

注释

①Marx and Engels 1987a, p.492, Marx and Engels 1980, p.78.

②Marx 1973, p.296.

③Marx 1973, p.297.

④Marx and Engels 1987a, p.302.

⑤雅克·比岱追随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理论,他从这个问题的问题式出发展开讨论。比岱的目的在于完成以下这个论证:辩证法的唯一功能就是隐藏一种认识论的断裂。这个断裂发生在两个不必相连的结构体之间,即塑造市场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见Bidet1985。

⑥Marx and Engels 1987a, p.286.

⑦正树八郎(HachiroMasaki)考察了这一断裂,但将其解释为方法论上的必要性。

⑧Marx 1976b, p.180.

⑨Marx 1976b, p.729.

四、经济、社会学以及简单流通的伪装

尽管在《资本论》中我们再也找不到“简单流通”的表述了,但它的概念性延续却是清晰可见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仅仅在辩证呈现的意义上发展了“抽象特殊特征形式”(abstract specific characteristic forms)。它作为价值自主化形式的一种,出现于

货币在其最后的完成的规定上,从所有方面来看都表现为自我消灭的矛盾,导致货币自身消灭的矛盾。①

在《资本论》中,我们发现了“价值发展”(value development)的概念,它可被理解为某种微妙的具体化活动:普遍性的客观设定和直接的可交换性将客体塑造为价值客观性,从而使客体的传统规格获得了特殊的直接经济形式,进而发展为钱币(coins):

这些历史过程使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的通常重量名称的分离成为民族的习惯。货币标准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必须是普遍通用的。因此,最后就由法律来规定了。一定重量的贵金属,如一盎司金,由官方分成若干等分,取得法定的教名,如镑、塔勒等等。这种等分成为真正的货币计量单位后,又分为新的等分,并具有法定的教名,如先令、便士等等。一定的金属重量仍旧是金属货币的标准。改变的只是分法和名称。因此,价格或商品价值在观念上转化成的金量,现在用金标准的货币名称或法定的计算名称来表现了。英国人不说1夸特小麦等于1盎斯金,而说等于3镑17先令10又1/2便士。这样,商品就用自己的货币名称说明自己值多少,每当需要把一物当作价值,从而用货币形式来确定时,货币就充当计算货币。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同样,在镑、塔勒、法郎、杜卡特等货币名称上,价值关系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由于货币名称既表示商品价值,同时又表示某一金属重量即货币标准的等分,对这些神秘记号的秘密涵意的了解就更加混乱了。另一方面,价值和商品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物体不同,必然发展为这种没有概念的物的而又纯粹是社会的形式。②

货币的名称“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价值客观性和客体的直接统一。但为什么必须采取这种形式? 这是由客体和客观性统一的直接性造成的:价值总值等于黄金量,货币形式从而在纯粹的传统意义上具有了价值,然而,作为价值客观性,它就必须具有普遍效用。不同的度量已经固定并被授予了合法名称,从而接管了经济的运行。这种形式是纯粹传统的,因为它还是由金属量来衡量。这种衡量方式与纯粹的物性联系在一起,这样这种形式就作为价值量而直接有效——而钱币则在其名称上并未展示出其本源。黄金与钱币不同,它作为用于平衡国际金融的国际货币必须回到自身“纯金的原始形式”,因而“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③。我们在货币的第二职能即流通职能的具体化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相似的“形式假定”(assumption of form)。这种第二性使得货币“在价值消失之处成了价值的实现形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反复使用了货币的这一特性进行论述,而这一特性内涵也是“流通中介理论”(medium of circulation theory)的简化版。价值的产物以这种流动的价值形体[Luftige Wertgebilde]分解了,而在此过程中人们却对此没有意识:他们相信他们仅仅是拥有交换的产品。这种观点是作为流通中介的货币发展以及货币制度形式(form of coinage)的核心。由于黄金仅仅是交换的中介,所以在此职能中“黄金自身”已经是一种符号。鉴于“交换的形式作为占有商品自然材料的单纯形式上的中介甚至注定要消失”④,它自身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符号。同时,它作为客体一方面具有直接有效的价值客观性(即在流通中“实现的价格”),另一方面则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在此马上被交换。在此职能中,黄金本身是一种符号,是自身的反映——也正因如此,它可以被其他符号所替代。比方说纸币中就“潜伏着”硬金属,因为“被用作交换中介的商品,只是逐渐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一个象征”⑤。

狭义的经济学理论完全拒绝回答范畴发展的问题,并仅仅以李嘉图式的量化术语对价值进行概念化处理。与此相反,马克思的经济批判明显具有两个维度⑥。

一、作为关于流通中“真正价值”自主化的理论,它是一种现实关系的呈现与描述,同时它也在价值与货币之间搭建起必要的联系。这一联系构成了劳动价值论的原初理论前提,后者在《大纲》的叙述模式下源自于对资本概念发展的理解。而且,只有在这一前提基础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经典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变得可以理解:他在其中认为人们并未质疑为何这种内容(劳动)采取了它所采取形式,为什么劳动时间呈现于产品的价值量中。

马克思科学的经济学批判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背道而驰。正如前文所论述的,货币名称和货币符号的发展假定了商品。然而如果我们假设商品作为客体和价值客观性的直接统一不再可被感知,相反它作为客体呈现于“自然意识”中,那么“意识”就能“想象”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将金属铸造成钱币并给予其钱币的名称而创造货币⑦。我们由此看到的是一种经济过程形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称其为简单流通的幻象。这是因为商品作为直接的统一体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从属于“自然化”的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已经强调过这一点。当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元素作为被购买的商品而一起加入劳动过程中时,

它的形式规定完全消失了。由于资本把它的对象存在的一部分同劳动相交换,它的对象存在本身就在自身内部分为对象和劳动;两者的关系构成生产过程,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构成劳动过程。因此,在价值之前出现的、作为出发点的劳动过程——这种劳动过程,由于它的抽象性、纯粹的物质性,同样是一切生产形式所共有的——又在资本内部表现为在资本的物质内部进行的过程、构成资本内容的过程。⑧

然而这种表象仅仅是一种幻觉,因为固定在生产过程中的流通资本总是已经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了。资本因而仅仅呈现为生产的工具,而资本的生产过程则仅仅是简单劳动过程。

我们曾在开头讨论过,阿多诺曾捍卫他关于社会被还原为可理解的整体(comprehensible coherence)的观点:社会既是“可理解的”又是“不可理解的”。⑨ 然而我们不能在此仅仅以辩证法来补充解释学。相反,“不可理解的”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我们应该借用解释学的方式分析生活在一个颠倒的社会秩序中的人们所共享的意义体系。

意义的辩证概念(dialectical concept of meaning)与韦伯所说的意义的理解(Verstehen)是不同的,前者是与可以塑造表象,在表象中出现又在表象中隐藏自身的社会本质息息相关的。⑩

按照范畴的辩证发展,非理性社会关系的发展可被理解为构建和维持一个独立颠倒世界的要素。在这个颠倒的世界中价值积累的恶的无限性变成了主要的驱动力——在由资本向产品的过渡中,简单流通将自己展现为“表面”,展现在“幻觉性的表象领域”。

在西美尔的新康德主义的价值概念中,存在(being)和效用是绝对分离的。这种分离仅仅是哲学话语对两个世界经济原则(two world economic doctrine)的再现而已,目的在于对抗所处的背景。其中,效用和货币的世界诞生于货物的世界(a world of goods),后者也是物质资本的世界,即所谓“现实的领域”。然而这一观点不过是对经济主体所观察和体验的概念化表达而已。经济学理论也明确表达了这种幻觉性的表象。但是由于它不知道这种表象是幻觉,它将这种表象归之于现实,因此经济学具有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品格。第一个可感而超感的世界⑪(商品作为可感而超感的客体,固定资本作为流通的特殊形式,劳动在其二重性上)在这个两个世界的原则下变成了现实。在此“现实”之上诞生了具有功能性升华的货币形式的可感而超感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特质和本体论状态是难以澄清的。然而,事实上或者至少我们可以假设,货币作为钱币的名称和符号却仅仅是意识设定的产物。⑫ 结果,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在整体上就变得可理解。⑬

因此,阿多诺对“社会唯名论”(social nominalism)的批判就不该仅仅被理解为对交换社会的简单构造的拒斥。相反,它有更广泛的目标:阿多诺的这一批判意在反对所有欲图将社会仅仅还原为可理解的行为的社会学理论,无论这些理论以何种类型呈现。比如说,由于缺乏范畴性思考,方法论个人主义陷入将宏观经济学还原为理性行动的错觉中。因此,解释学社会学(尽管其自身并未认识到)也试图将社会概念建立在可理解的行动基础上。

另一方面,如果社会被客观地解释为功能性整体系统,这种理论也同样无法与社会事实相联系。因为系统理论会选择他们的基本范畴,而选择的依据无非是这些范畴必须适合一个逻辑统一体而不能与之相矛盾。系统理论家并没有认识到“最高的结构概念”也由“被包含在内”⑭的事实所决定。社会学理论事实上与社会现实无关,它所谓的“现实范畴”作为其社会理论研究的主体,同时也是客体。⑮ 唯有在价值客观性已经变成总体的语境下总体性概念才可被理解,否则它将被理解为一个“普遍和有意义的整体”。后者会将理论家拖入到解释学的圈子中——如果总体性仅仅是意义的整体集合,那么理论家自身在他的认知行为中也是这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无法逃脱。

但是为什么马克思能宣称他能理解和再现社会? 因为社会作为真实的统一体是基于“客观概念性”的动力机制之上的。社会统一体真实存在于抽象普遍劳动的统一特性中。这一社会统一体在经济视域下可以用宏观经济学的术语将其理解(而非解释)为经济主体的收益流(revenue flows)的价值量。社会统一体可以理论化地呈现(present)为重叠的资本流通系统。这也表达于范畴的形式中:鉴于经济学理论在物质形式上理解固定资本并在两个世界的原则下将其绝对化,马克思作为现实领域的支持者总是将资本理解为流通的特殊形式。资本概念覆盖了两个世界,第一个所谓的“现实”世界自身已经是第一个可感而超感的世界。在此基础之上,第二个可感而超感的世界属于功能性升华的货币形式领域,它是第一个世界的反面。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经济描述为第一个和第二个可感而超感的世界的统一体。

这样一种相互连接是必不可少的。唯有如此,资本主义体系方可被正确地描绘而避开无意义的争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资本概念理解为价值现实的镜像反映。

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明确地弄清关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会得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⑯

这个过程包含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概念是在流通中遭遇到价值现实的(因为这仅仅是价值形式的变化)。资本概念因此并没有直接遭遇到所谓的现实,而是遇到了被理论构建的现实。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进行这种一般研究的时候,我们总是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的”⑰。只有通过这种途径马克思才可能发现使其经济范畴得以发展的方法。在马克思的著作完成许久之后,经济范畴都没有得到经济科学理论化的解释。这一问题作为资本的特殊形式的案例在《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流通的阐释中得到了分析。⑱ 所以说马克思是在概念中解决着现实的问题,这听起来多少具有些悖论性。他将现实拖入到概念中——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就是:他将现实调入到客体(schmiegt sich an: lit. snuggles it into)——不同于一种科学从另一种科学那里借走某种理想方法,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更精确地理解了现实。

注释

①Marx 1973, p.233.

②Marx 1976b, p.194.

③Marx 1976b, p.241.

④Marx 1973, p.209.

⑤Marx 1973, p.212.

⑥见Backhaus2000, Vol.2, pp.10-213。

⑦在克纳普那里,我们发现的西美尔货币概念的合法表达。和西美尔一样,克纳普认为货币的发展起源于有价值的材料,同时他也同样将坚持货币金属论的人(metallist)批判为实体论者,他认为这些人没有看到金属论(metallism)其实是一种隐性的唯名主义。“自然人是金属主义者;理论家则被迫成为唯名论者,因为将价值统一体定义为某种金属量是不可能的。”(Knapp 1921, p.8)货币以此是意识设定活动创造的,在此过程中,一定数量的金属被国家认定为某个货币名称:“在处理债务过程中,国家将价值单位一磅铜仅仅视作一个名称,而在现实中真实的铜并没有被转移。国家具有设定银和铜之间兑换比率的权力。”(Knapp 1921, p.11)因此货币是通过“价值单位的命名”(nominality of the unit of value)而被创造的。班迪克森(Friedrich Bendixen)基本同意克纳普的观点,但他进一步强调这将使理论问题进一步激化:从形式上看,价值单位作为计量单位确实是由国家设定的,但究竟什么是价值单位? 对金属论者而言,价值

单位就是一定量的贵金属。“但是金属论者必须意识到他们所说的价值单位仅仅停留在法权层面而不涉及经济内核,而他们的任务应该是去诠释这一点。”(Knapp 1906, p.129)经济学家必须解释在支付过程中价值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它是如何被交易的。“然而,在支付过程中,被交易的真是抽象的价值单位吗? 在我看来,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交易价值单位。我们交易的是具有一定单位的物质。那种认为支付过程中被交易的是价值单位本身的观点为思维留下了一个未解之谜。”(loc.cit)这一谜题有待解决。因为价值单位是具有真实量的货币单位,它并不仅仅是一张纸条。这一定量的价值单位在西美尔那里属于意识的范畴,然而作为一种客观的价值量,作为观念的内容,它并不是内容的观念,它并不属于形而上学范畴。

⑧Marx 1973, p.302.

⑨Adorno et al. 1976, p.15.

⑩Adorno et al. 1976, p.37.

⑪这一点可见马克思《资本论》:“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就它是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才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显,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Marx 1976b, p.165)

⑫现实的非反思性显然促进了无处不在的经济幻象的扩散,导致了“货币是无中生有的”的观念:它是无且无法被领会,因此它比无更少(less than nothing)? 究竟什么是真实的货币量? 是什么使得一定量的货币具有一定量?

⑬这一现实概念预先形成了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只有在技术视域下的使用理论(use theory)和劳动价值原则(labour value doctrine)中,前—货币体系的价值才能被概念化。

⑭Adorno et al. 1976, p.14.

⑮Adorno et al. 1976, p.33.

⑯Marx 1973, p.331.

⑰Marx 1981, p.242.

⑱马克思在处理资本转移的问题时认为,范畴必须首先被建立,这样价值量、资本流通就能在其相应的特征形式下被理解——即在流通时间、生产时间等形式下被理解。(Marx and Engels 1988, p.216.)对再生产纲要的接受史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shall)第一次表达了关于具有塑形作用和在市场机制下的空间和时间发展,同时他还认为,从生产和流通的角度审视资本概念,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遇到时间和空间概念问题。卡莱茨基(Kalecki)将再生产图式作为理论基础,并将理论术语建立于凯恩斯(Keynes)对于消费和投资的区分之上。这些可见于亚瑟(Arthur)和罗伊腾(Reuten)所编的著作中。感谢弗里茨·费赫尔(Fritz Fiehler)对此注释所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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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Simmel, Georg 1978[1907],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translated by Tom Bottomore, David Frisby and Kaethe Mengelberg, London: Routledge.

——1989, Philosophie des Geldes, in Gesamtausgabe, Volume6, edited by D. P. Frisby and K. C. Köhnke, Frankfurt: Suhrkamp.

16.Sohn -Rethel, Alfred 1989, Geistige und kör perliche Arbeit, Revidierte und ergänzte Neuauflage,

Weinheim: VCH, Acta Humaniora.

（原文刊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11辑，文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