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产阶级：Ⅰ

本文节选自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莱特·米尔斯 著     周晓虹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内容概述

在20世纪的美国，新中产阶级，也就是白领阶层的崛起，提高了市场生产效率，还稳定住了社会秩序，成为美国成为20世纪的世界强国的重要推手之一。大多数人对白领阶层夸赞不已，认为这代表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文明有序的时代。然而米尔斯却认为，白领阶层的一些特质，代表了美国精神的衰落，代表了现代性对于人类天性的压抑。

米尔斯认为，这种压抑的根源就是“科层制”的建立，科层制将会成为社会精英操纵白领的工具。

《白领》对美国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描述，认为科层制已经碾压了中产阶级工人，剥夺了他们的独立思想，将其变为近乎半自动化的、受压迫的但是又很快乐的人。米尔斯认为在工作场合有三种权力：强制或者说身体暴力、权威和操纵。在这部著作中，米尔斯的思想与韦伯不谋而合，都认为西方社会陷入了科层制理性的“铁笼”之中，这将导致社会更关注理性而不是合理（reason）。米尔斯担心中产阶级正在“政治上被阉割、文化上被愚弄”，这将导致权力从中产阶级转移到强大的社会精英的手中。中产阶级工人获得了足够的薪资，但是已经与世界异化，因为他们无力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

作者简介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年8月28日—1962年3月20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他以《权力精英》、《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社会学的想象力》等著作而知名。米尔斯关注二战之后知识分子的责任，倡导公共和政治参与而不是冷漠的观察。米尔斯的传记作家丹尼尔·盖里（Daniel Geary）认为，米尔斯的著作在1960年代新左翼社会运动中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米尔斯1916年8月28日生于德克萨斯州韦科，大学先在德克萨斯州A&M大学就读了一年，随后在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得社会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42年米尔斯获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A Sociological Account of Pragmatism: An Essay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在被评审后米尔斯拒绝修改，最后他的论文在没有获得评审的情况下被通过。当他得知自己获得马里兰大学学院市分校社会学教职后，就立即离开了威斯康星。 

米尔斯强烈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尤其是乔治·贺伯特·米德、约翰·杜威、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和威廉·詹姆士。米尔斯著作中社会结构的部分主要受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曼海姆的影响。米尔斯自称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影响，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社会学家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是社会学必须教授的内容。在成为社会学家之前，米尔斯是一个哲学狂人，他激进的思想、平等主义民主是受到托斯丹·范伯伦、乔治·贺伯特·米德和约翰·杜威等人思想的直接结果。在威斯康星大学期间，米尔斯受到一位来自德国的社会学家汉斯·葛斯的巨大影响。通过葛斯，米尔斯了解到欧洲的社会理论。

19世纪早期，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大约4/5的从业人口是自雇型企业家；到了1870年，只有1/3的从业人口，到了1940年，更只有1/4的从业人口仍然跻身于这个老式中产阶级行列。现在，余下来的4/5的人中有许多是靠为仅占人口2%~3%的人打工谋生的，后者占有美国私人财产的40%~50%。在这些打工者中有的是新中产阶级成员，以薪水为生的白领。一如雇佣劳动者一样，对他们来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雇员国家，独立财产也已遥不可及。不受财产控制的劳动力市场，决定了他们获得收入、行使权力、享有声望、学习并使用技术的机会。

01职业变化

在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阶层中，只有新中产阶级的人口总数在不断地增长。80年以前，只有75万中产阶级雇员；到了1940年，中产阶级雇员人数超过1250万。同一时期，老中产阶级增长了135%，雇佣劳动者增长了255%，而新中产阶级增长了1600%。

组成新中产阶级的雇员，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紧凑的阶层。他们虽然没有出现在一个单一的水平层面，但却同时从现代社会的各个层次脱身而出；现在，他们像以往那样，与其说形成了一个水平的层面，不如说在整个社会的旧金字塔内部形成了一个新金字塔。新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是中低层收入的群体，但是不论社会名望是怎样测量的，各种类型的白领男女在现代社会却从上到下到处都有。

经理阶层，在这几十年里受某些次要因素的影响，人数从占新中产阶级的14%明显跌落到10%；工薪专业人士一样表现出微弱的上下变化，比例从中产阶级的30%降到25%。在整体构成上的主要变化是销售员群体的相对下降，最大的变化发生在1900年左右，它从占新中产阶级总体的44%降到25%；同时，办公室人员的比例却在持续增长，从12%上升到40%。今天，在白领阶层中最大的三个职业群体分别是学校教师、商店内外部的推销人员和各式各样的办公室人员。这三者形成了白领人群的主体。

现在，白领职业已经覆盖了美国中产阶级总体的一半以上。1870年至1940年间，白领工人在中档人群中的比例从15%上升到56%，而老中产阶级的比例则从85%下降到44%：

从消极的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则是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老式中产阶级的本性及其幸福能够从企业家们拥有的财产中获得最好的说明；而职业经济学和社会学则是新中产阶级的本性和幸福的最佳注脚。中产阶级的旧有的、独立的那部分人的人数下降，是财产集中化的结果；新的工薪雇员的人数上升则归咎于工业结构，它导致了组成新中产阶级的各种职业的出现。

02工业结构

在现代社会里，职业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起着特定的作用，在劳动力市场上为了收入而出卖的技能也是如此。当代的劳动分工涉及迄今为止人们还很陌生的技能的专门化：从处理一些抽象的符号，一小时挣1000美金，到抡动铁铲，一年挣1000美金。自南北战争起职业的主要变动已经呈现出这样一种产业趋势：作为劳动力的一部分，操纵家伙（things）的人越来越少，而与人和符号打交道的人越来越多。

在技能需要上的这种变化，是描述白领工人不断增长的另一条途径，因为他们的特定技能涉及处理纸张、金钱和人事。他们是以即刻的和非个人化的方式来管理人的行家里手；他们是应对商务、专业和技术关系的大师。他们所不沾手的一件事就是靠制造东西来谋生；他们依赖那架对制造东西的人进行组织和协调的社会机器谋生。白领人士协助将某些人制造岀来的东西转化为另一部分人的利润；他们中的一些人比较接近生产资料，监督着实际的制造工作并记录完成了的事情。他们是记录事态发展的人，掌管着分配产品的书面程序。他们提供技术和个人服务，同时教授其他人他们自己已经掌握的技能，以及其他所有通过教学传授的技能。

随着开采和生产所需要的工人比例的下降，服务、分配和协调方面所需要的工人比例上升了。1870年，超过雇员总数3/4的人从事产品制造，而到了1940年，从事产品制造的人不到1/2。

1940年，在主要与产品制造有关的行业中，白领工人占雇员总数的11%；服务业占32%；分配业占44%；而协调业则高达60%。白领行业本身在增长，而在每一行业内部白领职业也在增长。在现代职业中增长最快的是白领阶层，这一事实背后隐含着三大趋势：制造业中机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分配领域的拓展；协调范围的日渐扩大。

现代职业变化的第一个公开的秘密是，批量生产技术所具有的巨大的生产力，以及技术理性应用的不断增长：即越来越少的人在较短的时间里生产出了越来越多的东西。一如J.F. 杜赫斯特及其助手计算的那样，19世纪中叶的美国工业消耗了176亿马力/小时，但只有6%是机器产生的能量；而到20世纪中叶将消耗4104亿马力/小时，机器产生的能量则占到94%。这场工业革命似乎是恒久的，经过战争、繁荣和萧条，它一直在一往无前；如此“生产的下降会导致雇员比例更大的下降；而生产的上升则仅仅增进了雇员比例较小幅度的增长” 。

这样，技术促使特定的产量所需要的工人阶层缩小了；它也改变了生产过程所需要的技术的类型和比例。技能，一度曾是许多工人的一种特征，现在则归附于机器及设计它的工程精英们了。机器代替了没有专门技能的工人，使得手工技能一无是处，并将机器操作的自动化提上日程。组成新的下层阶级的主要是半熟练的工人：他们在城市雇佣劳动者阶层中的比例从1910年的31%上升到1940年的41%。

在生产和釆掘业中，由机器和劳动力的大规模理性化所带来的人力经济，至今还没有推广到分配——包括运输、通信、金融和贸易领域。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分配手段的完善，既无法整合多工厂生产者的广泛经营，也无法将它们的产品销售出去。因此，参与分配的人比例大幅度上升，以致今天大约有1/4的劳力凭此谋生。分配行业的耗费超过生产行业，是因为这一领域技术应用的滞后造成的，也是因为在市场扩大并且需要深化之时，个人的和小规模的企业单位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在分配行业的职业扩张的背后，隐含着现代资本主义的中心问题：可用的商品究竟卖给谁？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对市场的极度渴求将更多的工人卷进贸易、促销和广告等分配行业。随着广泛而错综复杂的市场出现时，随着发现和创造更大的市场成为一种紧迫需求时，营运、储存、促销、买卖商品并为之提供资金的“经纪人”或“中间人（mid­dle men）”便结成了一个企业和职业的巨大网络。

分配领域的物理层面涉及广泛而迅速的交通网络；市场的协调涉及通讯网络；市场开发和货物买卖涉及贸易网络，包括批发和零售商店以及商业和资本市场的金融代理机构。这些活动每一个都需要大量的人，但是其中的手工工作职位的增长却不像白领的工作那样快。

在南北战争后迅速发展的交通业，1930年前其所雇用的人员数量开始减少；不过，减少的只是雇佣劳动者，交通业中雇用的白领工人的数量一直在持续上升。到了1940年，交通业中大约23%的从业人员是白领雇员。作为美国经济中一个新兴的行业领域，通讯业从来没有为大批的自由企业家所把持；从一开始，它就需要大批的技术工人和其他白领工人。到了1940年，该行业的从业人员中大约有77%属于新中产阶级。

在现今的职业结构中，贸易属于第三大部门，仅仅落后于农业和制造业。南北战争后不久，每100名工人中在贸易行业供职的不足5人；1940年，每100名工人中已经有12人供职于该领域。但是，在1870年，批发和零售业中有70%的人是自由企业家，白领雇员少于3%；而到了1940年，零售业从业人员中只有27%是自由企业家，白领雇员却上升到41%。

新的推销方法，诸如信贷方式，带来了“金融业”比“商业”机构更大的利润增长。分支银行的发展使得银行雇员的地位降到职员的水准，同时经理的数量也减少了。到了1940年，金融和不动产业中70%的从业人员已是新中产阶级的白领工人。

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的扩展，及随后而至的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动、科层制的稳步增长，是白领职业增加的组织原因。在经济的每一分支中，伴随着商行合并，公司取得垄断地位，自由企业家成为雇员，公司中的会计、统计师、簿记员和职员也代替了作为经济系统协调动力的自由“价格运动”。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的科层组织的崛起，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一系统的精细化和专门化，创造了对从事计划、协调和管理等新的日常事务的男男女女的需求。在从较小的经济活动单位向较大的、更精细化的经济活动单位的变动过程中，增加的雇员大多进入到协调和管理领域。管理和专业雇员，以及各类办公室工作人员——百货商店内的铺面巡视员、领班和办公室主任——都供不应求；这些上传下达者是权力和服从链条上的环节，他们负责协调和指导他人的职业经验、职能和技能。在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中，各类职员的比例都在增长：从1870年的1%~2%上升到1940年占全部工薪人员的10%~11%。

在商业世界发生上述变化的同时，政府部门在各个方面大量增加的行政事务，吸收了更多的人从事财产和人事的管理和服务。为了应对商业的巨大规模和繁复的掠夺、萧条性危机、农村经济和小镇市场的全国化、移民潮、战争的紧迫性以及使社会生活变得紊乱的技术的进展，政府增加了它的协调和管理工作。公共管理、社会服务和商业税收需要更多的人从事浩繁的记录，并在政府内部、商业和私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统摄人事、商号和货物。政府的所有部门都获得了扩展，虽然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增长最为惊人，在这里经济协调的需要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

作为市场化的活动，职业（1）是随着所需要的技能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经济的不同领域中技术和理性化的应用是不平衡的；（2）是随着日用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销售状况的扩张和强化而变化的；同时，（3）是随着劳动分工组织中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扩张的组织需要协调、管理和簿记。包含在这三大趋势之中和之间的那些因素导致了白领雇员的数量扩张。

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的因素影响到职业结构：比如，农产品的高关税延缓了作为一种职业的农业的衰退；再比如，如果允许免税进口阿根廷的牛肉，这里的肉类生产者的数量就会减少。城市的法令和地域性法规废除了小商贩，并影响到常见的建筑工人的类型。大多数的州都设有办公署，它们制定规则以限制人们进入某些职业和半职业；同时，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也建立了协会以控制他人进入他们的“市场”。同大多数行业工会相比，这类职业协会要成功得多，诸如美国医学协会，它花了几十年的工夫以平衡内外科医生的比例。萧条-战争-繁荣，这一周期中的每一阶段都影响着不同职业的数量变化；比如，“建筑工人”和小“包工头”间的起落变化就是与建筑业的兴衰相适应的。

1930年美国的建筑工人

来自这些职业领域的组织松散部分的压力，将有意识的管理机构带入到画面之中。欲图对职业变化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的努力，一直都不是很大的，除了战争期间以外，当时政府或将人们冻结在自己的工作之中，或提供刺激和压力以将人们留在原有的职业之中，或改变职业。然而，全国的阶级层次和职业构成越来越多地受到干预；美国的职业结构正作为一个巨大的法人团体慢慢地遭遇重塑。它不仅受制于自由市场的拉力和技术的推力，而且受制于来自控制中心的“人事分配”。如此，职业变化变得越来越有意识，起码对那些将负责这类工作的人来说是这样。

03白领金字塔

根据我们所划定的中产阶级范围，职业包括若干种将人们划分为等级的方法。作为一种特殊的活动，它们需要各种类型和水平的技能，同时它们又在工业劳动分工中发挥着某种职能。我们一直在运用统计的方式检验着这些技能和职能。作为收入来源，职业和阶级状况密切相连；因为职业携有某种程度的可预期的威望，在工作之中或之外，它们都和地位状况相关联。它们也涉及对他人的某种程度的权力，在工作领域中是直接的，在其他领域里是间接的。如此，职业是与阶级、地位、权力以及技能和职能联系在一起的；为了了解构成中产阶级的那些职业，我们必须依据上述每一方面进行思考。

就其最简单的客观意义而言，“阶级状况'‘和收入的数量与来源有关。今天，对大多数有着直接收入的人而言，其收入来源是职业而不是财产：现在，决定着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生活机遇的，与其说是自己财产及其所得的有利可图的买卖，不如说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劳务的可能性。金钱可以买到的一切，以及人们梦寐以求的许多东西，都有赖于职业收入。在新中产阶级职业中，人们依赖他人的财产为他人工作。这是了解新老中产阶级的众多差异，以及在旧式小有产业主世界和新的社会职业结构之间作对比时的一条线索。如果说老式中产阶级一度曾以小的、自由财产的名义反对过大的财产结构，那么新中产阶级，就像晚近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者一样，为了获得工作的安全感，一开始就依附于大的财产之上。

在工厂和农场工作的雇佣劳动者在职业结构中处于无产的底层，他们依赖他人的设备，其所挣的工资取决于自己劳作时间的长短。就财产而言，白领阶级并非处在“资本家和劳工之间”；准确地说，他们的财产、阶级地位和雇佣劳动者一无二致。他们和生产手段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经济联系，对由财产派生的一切也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像工厂工人以及零工们一样，就此而言，他们都是为那些自己拥有这些谋生手段的人而劳作的。

然而，即使簿记员和煤矿工人、保险代理人和农场工人、门诊部的医生和露天剧场中升降机操作员都处在这种相同的条件下，他们的阶级状况一定还是有所不同。为了理解他们的阶级状况，我们必须超越收入来源这一共同事实，也考虑他们的收入数额大小。

1890年，白领职业群体的平均收入大约是雇佣劳动者的一倍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白领阶级的薪水（salary）还不像雇佣劳动者的工资（wage）那样明显地受到萧条的负面影响，相反，它一直在稳固地上升。但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薪水对经济周期变化的反应越来越像工资，虽然反应仍然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如果战争使得工资有较大程度的增加是因为工资有较大的弹性，那么萧条使得薪水上升则是因为薪水有较大的刚性。然而，每次战争之后，薪水都无法获得原先超越工资的优势。上述经济周期的每一阶段，以及所有收入群体的逐步上升，都影响到雇佣劳动者和白领雇员间收入差距的缩小。

30年代中期，企业主、白领和雇佣劳动者三大都市阶层围绕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形成了鲜明的差异：白领雇员的收入中位数为1896美元；企业主为1464美元；城市雇佣者为1175美元。虽然白领雇员收入的中位数高于企业主，但大多数企业主的收入处在高低两端，其收入分配的离散程度大于白领。

事实上，战时收入的上涨，使得所有职业群体的收入不均衡地拉开了，这主要发生在都市企业主之中。作为一种收入等级，城市的老式中产阶级成了一种收入越来越不均匀的群体，成了一个由不同阶层组成的大杂烩。其间，收入非常低的游民资产阶级占了大多数，收入很高的飞黄腾达的布尔乔亚只占一小部分。

40年代后期（1948年），所有白领雇员的收入（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为4000美元，而所有城市雇佣劳动者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为3300美元。不过，这些平均数不应掩饰每一阶层内部特定群体间的重叠现象：下层白领雇员一一推销员和办公室人员一一的收入几乎和技术工人与领班一样，但是多于半熟练的城市雇佣劳动者。

就财产而言，白领雇员的地位和雇佣劳动者相当；就职业收入而言，他们“大致处在中间位置”。他们的收入曾经比雇佣劳动者高出许多，但现在已经大不如前；在20世纪中叶，他们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收入的普遍上涨正在使新中产阶级成为一个更加同质的收入群体。

收入是这样，声望也是这样：白领群体经历了社会分化，也许比雇佣劳动者和企业主更为明显。雇佣劳动者确实形成了一个收入金字塔和声望等级，企业主和吃红利的人也是如此；但是，就收入和声望而言，新中产阶级是一个叠加起来的金字塔，从其第一个金字塔的底部可以触及第二个金字塔的顶部。

从事白领职业的人要求获得高于雇佣劳动者的声望。而且，作为一种一般性的规则，他们可以从雇佣劳动者和默默无闻的大众那里兑现这种要求。这一事实，连同其他许多证据，已经被作为界定白领阶层的根据。虽然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在美国他们的声望在下降，但是在全国性范围内，即使低等白领雇员的大多数——办公室工作人员和售货员——也依旧享有中等的声望。

白领雇员声望的历史基础，除去较高的收入以外，还包括他们的工作地点和方式与老式中产阶级具有某种相似性，这使得他们能够借用声望。因为他们与企业主以及尊贵的客户之间的关系已变得越来越非人格化，他们也借用了商行的声望。他们在外表上的仿效因袭，尤其是大多数白领职业允许将街头的装束穿到工作中去，也体现出对声望的要求，就像在大多数白领职业中要求各种技术，在这些职业决定工作程序时操作的范围和自动化的程度也要求各种技术一样。进一步，学习这些技能所花费的时间，通过正规教育及与上级主管的密切接触掌握这些技能的方式都十分重要。白领雇员享有垄断性的学校教育——甚至在1940年，他们还完成了12年的学业，而雇佣劳动者和企业主只有8年。他们也通过出身来享有地位：就种族而言，黑人白领雇员只存在于一些零零散散的场合——而且，最重要的是，就出生地而言，1930年，仅有9%的白领雇员是在国外出生的，而在国外出生的自由企业家和雇佣劳动者则分别达到16%和21%。最后，作为一个基本的事实，同雇佣劳动者相比，由于白领群体规模不大，他们对较高声望的要求常常能够获得成功。

十分典型的是，群体和个人的权力位置有赖于阶级、地位和职业，这三者常常处在一种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之中。既定的职业包含了实际工作过程中对他人的特定权力；但是，在工作领域之外，因为职业与财产体系的关系以及它们能够提供的典型收入，职业还是能够产生权力。某些白领职业需要对其他白领和雇佣劳动者行使直接的监督，而更多的白领则直接隶属于这种管理干部。白领雇员是权力的助手；虽然他们行使的权力是派生性的，但他们确实乐此不疲。

进一步，在白领金字塔内部存在着一个与年龄和性别有关的独特的权力模式。白领阶层中包括数量广大的妇女：妇女占到全部白领雇员的41%，相比之下，妇女只占自由企业主的10%，雇佣劳动者的21%。性别如此，年龄也一样：自由企业家平均（中值）45岁左右；白领和雇佣劳动者大概34岁；但是，在自由企业家和雇佣劳动者中，男性大约年长女性2~3岁；而在白领雇员中，男女间的差异达到6~7岁。在白领金字塔中，权力大致上是根据性和年龄划分的：年轻的女性一般受控于年长的男性。

形成白领金字塔的职业群体，可能互有区别，但也不乏某些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构成了与企业主和雇佣劳动者相重叠的作为一种大体上的金字塔的新中产阶级的主要特征。我们不能从任何一个分层的向度——技术、功能、阶级、地位或权力，来充分界定白领人群。他们通常都处在这些向度的每一个或这些描述性特征的每一个的中间位置。从他们与其他阶层的相对差异方面进行界定，要比从任何绝对方面进行界定可行得多。

应该牢记的是，在定义的所有要点方面，白领人群都不是一个紧凑的水平式的阶层。他们并不具备一个能够界定自己的核心的、明确的功能，虽然一般说来他们的功能和老式中产阶级一无二致。虽然他们使用符号，与他人打交道，承担协调、记录和分配之职；但是，他们是作为非独立的雇员来实现这些职能的，这样，他们具备的技能有时在形式和所需的心智上是与许多雇佣劳动者相似的。

就财产而言，他们与雇佣劳动者相当，而与老式中产阶级迥异。因为发迹于无产的依附者，他们并不对成为有产的独立者抱什么严肃的希望。就收入而言，他们的阶级地位平均略高于雇佣劳动者。虽然新中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在收入方面重叠的部分相当大，并且出现了明确的缩小差别的趋势，但即使在今天这些差别仍然十分明显。

从心理上说，最重要的事实或许在于，同雇佣劳动者相比，白领群体成功地获得了更多的声望，而且他们还在得寸进尺。今天，他们声望的基础可能并不稳固，而且也没有任何能够维持下去的迹象，但是，无论这声望是何等脆弱和含混，它们仍然能够将白领人群与雇佣劳动者相区分。

在工作过程中，白领职业者行使着一种派生性的权力；而且，与旧有的等级制度相比，白领金字塔代表的是年轻和温婉的科层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广泛强调的是年轻、受过教育和在美国出生等特征。在那里，数百万办公室人员最为鲜明地体现了新中产阶级和其他职业群体间的差异。反过来，白领大众又受到那些与老式中产阶级十分相似的人的管理，后者即使不具备独立的特征，也具有自由企业主的许多其他社会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