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文学

小森阳一

小森阳一：［生年、所属、专业］1953年出生于东京都、东京大学、日本近代文学。

［著作］《作为事件的阅读》（东京大学出版会）、《重读漱石》（筑摩书房）。 

［三言两语］小时候一遍又一遍地看中国和朝鲜的抗日电影时，自己作为“日本人”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东京奥运会时，在布拉格的苏联大使馆附属学校里石苏联与日本排球比赛的电视节目时，不知道该支持哪一方。这些记忆现在又重新在我的脑子里复苏了。

01.《超越民族与历史》

丛书: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推荐指数 : ★★★★★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记忆的两个争论——“即历史教科书争论”或称为“从军慰安妇问题”的争论与“历史主体争论”，重新提出了由文字来加以表象的“历史”和“文学”的关系性问题。

为了反对1997年4月开始采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军强征“朝鲜人从军慰安妇”的记述，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于1997年7月成立。自1996年11月起担任“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副会长的藤冈信胜不断强调，促进自己的历史意识发生变化的决定性话语来自于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

在《屈辱的近代史》(1996年）中藤冈表白道：＂决定性的分水岭出现在我拜读了描写日俄战争的《坂上之云》之后。这一作品，将‘东京审判＝共产国际史观’这一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我的内心。”

日剧《坂上之云》

并且，在之后成为“历史主体争论”发端的”战败后论”(《群像》1995年第1期）中，加藤典洋提出“如果不是““通过对我国三百万死难者的哀悼”“建立对两千万的亚洲死难者的谢罪之路的话”，即便就战争问题对外进行了谢罪，但在日本内部，也无法从对之加以否定的“化身博士” 似的战后日本人格分裂的“扭曲”中重新康复起来，他试图从大冈升平的《莱特战记》(1967-1969年）中找到康复之路。“大冈正是通过对自己也十分幸运的是他们中一员的‘ 阵亡的士兵们’的哀悼．直接与对菲律宾的死难者的谢罪联系在一起．在此．他证明了也有这样一条道路。” 加藤看到了《莱特战记》中大冈的实践，他说：“他通过自己的参与告诉我们，既不用成为海德先生．也不需要通过靖国神社．我们有着自己悼 念死难者的方式。既不用成为杰奇先生．也不用通过两千万亚洲死难者，我们完全能与他国的死难者相逢。”

这是非常奇妙的巧合．司马辽太郎的《坂上之云》（《产经新闻》 1968年4月-1972年8月）与大冈升平的《莱特战记》（《中央公论》连载，1971年9月，中央公论社出版）．两者几乎发表在同一时期。20世纪末的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发表的历史小说与战记，即这一横贯“ 文学”与“历史”两种形式的作品——尽管两者在论调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为何它们总是作为不得不被指认为新的民族主义主张的重要依据提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 以及经济高度成长结束时期的记忆，为何不得不在历史性事实与文学性表象的两面镜中被提起。此中就存在着当下最为尖锐的历史性问题。

司马辽太郎（しばりょうたろう，1923年8月7日～1996年2月12日），日本作家。原名福田定一，生于大阪。1946年入京都新日本新闻社，两年后任产经新闻社记者，同时发表作品。

“司马史观”批判

战败后，在美国的强压下，将战胜国视为“好人”、将战争中的日本视为“坏人”的这一立场被命之为“东京审判史观”，同时，将帝国主义视为“坏人＂、将社会主义视为“好人”的这一立场被命之为“共产国际史观”。在拒绝这两种“史观”支配而否定 战后教育的藤冈信胜，站在与战败前的“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也不同的第三种立场上，将他们的历史观称之为“自由主义史观”来加以宣扬。但是，仅从他们最近的出版物来看的话，他们的“史观”的本质，只不过是“皇国史观” 和“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的翻版，在历史认识的层面上，只是极其低层次的主张。为了掩盖自己观点的匮乏，藤冈全面依靠司马辽太郎这一著作进入畅销书排行并且长期位居畅销书行列的作家的历史意识，通过唤醒渗透于国民中的司马辽太郎式历史认识的记忆，扩大他们自身的主张。

藤冈在《屈辱的近代史》一书中写，过去自己将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的领导者们“想象为是与极其残暴的黑社会一伙的人＂，随后他忏悔，“而在《坂上之云》中，日俄战争时期的国家领导人的优秀品质，将他们浑身的力量发挥出来，以拯救民族的危机，当我读到这些事迹的时候，我深为自己曾将他们视为歹徒感到羞耻，满怀歉意”。他说：“将司马的小说与史论结合起来，可以浮现出一个完整的‘司马史观’。”

《坂上之云》讲述了陆军骑兵创立者即之后的陆军大将秋山好古，及其胞弟即在日俄战争中担任日本海海战参谋而驰名的秋山真之，以及同是松山出身的两人的友人，即近代俳句与短歌革新领导人正冈子规的故事，是一部描写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历史小说。藤冈的所谓 “超越好人、坏人史观”的理论基础，就存在于司马辽太郎所写的这部小说的话语中。例如，司马在对战败后的“进步”历史学者的话语与保守历史学者的话语都提出了批判的同时论述道：“之所以将国家和人极端地定义为好人或者坏人，那是因为历史科学力不从心之故，仅从这一点而言，或者说它只带有很少的一点近代精神，或者说存在着很严重的缺陷，这似乎是它的宿命。”

黄海海战

这一争论尽管是围绕着如何定义甲午战争来进行的,但是,对左右两种立场都提出批判、同时又是“近代精神”体现者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站在了超越“历史科学”的立场上。司马辽太郎的定义是,对于为了抵抗帝国主义列强而建立起了典型的近代国家的日本而言,甲午战争“既非善，也非恶，是人类社会中,日本这一国家的发展程度的问题。换言之,他将之肯定为帝国主义战争之无法避免的结果,并将这一观点愈发特权化。

对于日俄战争，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中这样论述：“日俄战争，亳无疑问是世界历史中的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现象。但是，在这一现 象中，日本的立场，是被逼到绝路的人竭尽毕生的所有力量所进行的防卫战，这一点毋庸置疑。“司马辽太郎尽管承认甲午战争是一场帝国主 义战争，但他将之定位为针对欧美列强以及俄国进入亚洲．”被逼上绝路”的日本的“防卫战”，由此，他推导出了对具体实施的殖民主义予以免罪的逻辑。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坂上之云》得以连载的1968年4月至1972年 8月的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日本迎来了转机。1968年1月，伴随越南民族解放战线发动了春节攻势，美国于1961年7月开始发动的越南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在巴黎举行了围绕和平问题的外交谈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国的“正义”掉到了地上。在日本，以反对越南战争为轴心，围绕归还冲绳、70 年安保等问 题，日美安保体制从根本上受到质疑，这是日本国内的反美情绪最为高涨的一个时期。实现了经济高度成长，以及日中外交关系业已进入政治议程的日本，在各个方面都变得越来越能与美国并驾齐驱。建立起这一日本的，是战败当时还只是青年人的那些人，是一旦否定了战争中的自己与日本、并成为对此事缄口不语的经营者以及官僚的那些人。他们通过司马辽太郎的小说，对日本这个国家和自己重新建立起了信心。

还是在这一时期，在战败后的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迎来了开春期，他们对自己父母一代所建设的战后日本提出了异议。其中一个象征性的现象就是“学生运动”。暂且不管这位司马辽太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坂上之云》中对甲午、日俄两次战争的肯定性评价，通过将看来似乎是对立的两代人——父母与孩子——的意识形态进行贯通的作业，让这一近代国民国家的故事为整个国民所共有，正是它使战后20年后的日本确立经济大国的自信成为可能。至少，对于 “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一代人而言，司马文学与学校教科书上所教授的历史完全不同，它讲述了近代国民国家的故事，让教科书的教条主义发生崩溃。正因为此，司马辽太郎成为一个“国民作家”。恰好在这一时期，围绕描述了日本所犯战争罪事实的历史教科书审定问题，家永三郎开始了教科书的诉讼。

提到司马辽太郎成为畅销书作家这件事，是开始于1962年6月至1966年5月连载在《产经新闻》上的《龙马奔走》一书。书中将坂本龙马描绘成一个最早觉醒于近代国家、是作为国家之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日本人，由此，司马辽太郎确立了一个关于国家建设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故事。实际上，以幕府时代末期、维新时期为背景，将男性英雄的自我成长与国家建设集于一身来表现的方法，是继承了诞生于大正末期的 “大众小说”的手法。

《龙马奔走》

从社会底层向上攀升，将自我建设和国家建设集于一身的壮志，只有在国家的变革期和新体制的形成期才能得以实现。包括《龙马奔走》在内的司马辽太郎一连串的维新作品，通过将时代感切入人的精神深处的方式，为战败后重建日本的“企业战士”们，成功提供了将个人的人生与国家融合在一起、并树立起信心的故事。由此，他创造出了从明治维新以后持续围绕“近代日本”这一国家的梦幻。

从这一意义而言,可以说司马辽太郎的文学。发挥了相对“战后文学”而言的反动力装置的作用。如果说“战后文学”的一个主题在于通过自我否定的反省方式来追究没能避免战争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责任、并探明其思想上的弱点的话,那么司马辽太郎的文学则是彻底的自我肯定。为了使这样的自我肯定得以成立,就必须不断地、全面地否定在陆军军阀主导下的日本所发动的这场愚蠢的战争——“ 大东亚战争”。对昭和时期的军阀政治的批判,在其他时代的故事中不断作为“题外话”被提及。例如,《龙马奔走》一书中，在谈到“宗教的攘夷思想”时说道:“但是,这一狂热的信仰，到了昭和时代,被信奉昭和维新的妄想集团所继承,最终发动了战争,将国家推入了可悲的深渊。一我在不断地说着题外话——大东亚战争乃是一件世界上最为可笑的事情。陆军军阀为何偏要发动这场用常识就可以想见终将败北的战争？这是因为，这一愚昧、盲信、老土的宗教的攘夷思想，在遭到了维新运动的斗士领袖们的拒绝之后，时值昭和，在愚蠢无知的军人的脑袋里又重新得以复苏，令人震惊的是它披上了‘革命思想’ 的外衣，左右着军部，最终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国民丧失生命。”他力图在对战争中的昭和时代给予全面否定，将“军部”与 “国民”置于对立的关系中，转而创建出由“国民” 肩负的近代日本的连续性。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司马辽太郎的小说，形成了以官僚以及企业管理层为主体的广泛的读者群，同时在电视和媒体效应的作用下，发挥出了形成国民历史意识的功能。通过周日黄金时间段的NHK大河剧等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生产，用超过20年的时间，为国民持续地提供了包括情绪、感情在内的平均的历史认识的构架。对“大东亚战争”的否定和批判甚至到了过量程度的话语重复，成为一种防御措施，形成了无法对司马辽太郎整体的日本近代史认识提出批判的态势。由于通过众多的对谈，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表达对司马辽太郎的见解的赞同，因此， 在情绪和感情的层面上，建立起了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司马辽太郎的权威性。

1996年2月12 日，司马辽太郎去世，这使得他的“国民作家”的地位变得不可动摇。几乎所有的综合性杂志都编辑了特集，从单行本到口袋本大量增印，以NHK以及《朝日新闻》的出版部为中心，媒体不断组织大规模表彰司马辽太郎文学的活动。自1997年秋季开始，《街道漫步》这一历史随笔被NHK华丽地搬上电视屏幕，1998年的大河剧 是根据原作《最后的将军》改编的《德川庆喜》。以藤冈信胜为首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们，随着这一司马辽太郎热扩展到了国民性的规模，他们试图依靠逃入对过往历史的回想，让自己的主张得以渗透。例如《街道漫步·韩国纪行》（《朝日周刊》初版，1971年9月）中夹杂着这样的不负责任的话语：“如果要日本背负所有在过去对韩民族犯下的历史罪行的话，那也勉为其难＂，充分发挥了支持力图回避殖民地统治与战争责任的情绪和感情的作用。

泡沫经济崩溃、阪神大地震、奥姆真理教事件之后，对于彻底丧失了信心的日本而言，没有出现能让人看到未来希望的大型故事。作为替代，描绘历史的故事、自身经历的高度经济成长期的记忆，与司马辽太郎讲述的明治维新以及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故事，如同两面镜子般地互相映照，为人们找到了逃离不安的精神通道。不得不说，从1997年起加速蔓延亚洲各国的经济危机，以及国内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更成了一剂催化剂。

历史修正主义得到认同的要因

藤冈信胜等人的历史修正主义，通过司马辽太郎的文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日本人中形成。他们利用暧昧的历史意识，试图渗透自己的主张。当然，我们必须在此确认，其之所以成为可能，也有着更为全面的历史背景。

战败后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在文部省的审查下，对战争中的犯罪事实、战争责任问题一直表述得相当暧昧，这原本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认识问题，不是作为对事实的认识问题，而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立场问题来看待，教育第一线这种倾向变得越来越强烈。虽说也有热心从事和平教育的教师，但对待课堂教育本身还是产生了消极的态度，事实上，他们以年度授课时间已经结束为借口，回避掉了对现代史的讲授，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同时，战败后的历史教育，尽管努力回避“太平洋战争肯定论”，分析使侵略战争成为不可避免之战争的近代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弄清了占领殖民地的压迫与掠夺的事实和战争犯罪的事实，但是，在战后的现实状况中，诸如应该由谁对谁承担责任的”战后责任”问题并没有完全予以明确。

这一点,在现实的政治、外交的过程中也表现得十分明确——“ 东京审判”由于朝鲜战争爆发而半途而废,日本在冷战格局中被美国置于远东战略的要处,从而在事实上将日本必须对亚洲各国承担战争责任的具体措施束之高阁，并且在缺少与中国以及韩国、朝鲜达成和平逻辑的前提下,仅仅注重与美国的关系，与之缔结了旧金山和约。

进而，还建立了这样的一种认识框架——这也是GHQ(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译注)的意图——人们被告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军部的部分领导人欺骗了人民,迫使他们加入了一场无谋战争的状况中。这种认识将军部的领导人与国民区分开来,将所有的战争责任仅仅推到军部领导者的身上,而在总动员体制中加入战争的每一个国民被认为是可以免罪的。相同的逻辑，也在与苏联、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有联系的左翼运动中发挥了作用。军国主义的政治领导人和军部负有战争的责任,而人民没有,因此,人民是可以联合起来的,这种被简单化了的观点，促使了情绪和感情上的免罪思想变得愈发强烈。

在这一构图中,唤起战争记忆的日本国内的话语,朝着强调自身是受害者的战争体验的一侧倾斜 ,而作为加害者的体验,或成为声讨的对象,或被推入沉默的深渊。尽管对包括东京大空袭在内的美军的无差别轰炸的话语，围绕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及其他所造成的悲惨结果的话语,围绕苏联军队在伪满洲的暴行以及西伯利亚拘留者经历的话语,即“不可死”的话题被广泛地提及,而在其背后.唤起国民每一个人作为加害者责任的记忆以及话语受到了压制,在公共的场合里,根本没有人提及围绕“不可杀人”的相关记忆。

如此仅仅强调作为受害者的一个侧面的话语,在情绪与感情的层面上,与反美的民族主义，与反共、反苏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由此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即在事实上对国民个人层面上的加害行为视而不见,围绕这一问题的责任问题被暧昧化了。如果将战争视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暴力性冲突,以及只从加害和受害的两个方面，没有明确战场上发生的事实，那么，最终无法认识战争本身的真实状态。与此同时，只要不从加害和受害的事实认识中去除民族主义，那么，其认识就不会是对事实本身的认识，只能产生针对报复的令人憎恶的话语。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并没有在“东京审判”时被追究，同时，天皇自身也没有明确地提到责任问题，而且，对于日本与之交战的所有交战国，他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关在战争责任、谢罪等方面应有的表述便离开了人世。当然，围绕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出现了很多讨论，这也是事实。可以说应有的讨论都已经出现，也已经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了吧。但是，所谓天皇直接参与战争只是在决定战败的“圣断”这一时刻，而其他的时间里都是由军部的独断来推进的;天皇的“统帅权”只是形式上的，而并没有实际行使等等,尽管诸如此类免除责任的论调反复出现,却无法掩盖在帝国宪法中,天皇是国家的主权者,是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这一事实。事实上,在制定治安维持法之际,起初必须对“国体”这一概念进行法律性定义时,帝国宪法第一条的“大日本帝国,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的条文便成为法律上的依据,哪怕仅从这一点而言,在法律上,理所当然地必须全面追究昭和天皇作为国家主权者的战争责任,这是弄清日本战争责任全貌的出发点。当然,不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这一方针,不仅仅出自日本政府“维护国体”的愿望，也与GHQ的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已经通过很多的资料和话语得以明确。也就是说。在战争责任的主体应该得到法律上追究的“东京审判”的法庭上,本来的主体——天皇,被与军部的领导者区分开来,只有军部的领导者作为战犯受到了审判,而天皇获得了免罪。围绕国家主体的法律上的逻辑被这一形式所歪曲并且这一歪曲在没有受到任何人纠正的状态下,战败后的时间已经过去了50年,这一问题应该被重新提及。

昭和天皇不仅被免于战争责任，而且，战败后制定的新宪法，采用了象征天皇制。将昭和天皇与军部的领导者区分开来使之免罪的构想，与将每一个国民与军部区分开来予以免罪的构想是完全相同的。通过将战争责任仅仅转嫁到战犯身上，便在情绪和感情上形成了宛如日本这一国家已经承担了战争责任那样的幻想。如果藤冈信胜等人要对“东京裁判史观”进行实定化并加以批判的话，那么，首先最应该粉碎的是仅将军部领导人视为＂坏人＂、将天皇和他的臣民视为“好人”的历史认识。

回应他者的责任

加藤典洋的《战败后论》是以这样的一种认识现状为出发点的，即他列举了在细川首相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殖民地统治时期日本的加害责任之后，不断出现的一连串的现任内阁成员因失言而辞职的事件，认为由于战败，战后日本陷入了“杰奇和海德” (《化身博士》——译注）式的人格分裂。加藤在批判护宪派的“扭曲” 时说，护宪派是外向的自我，他们接受了战胜国强加于自身的宪法理念，站在民主主义和人权的立场上，意欲向亚洲的受害者谢罪，而对于日本的战死者，因为他们死于错误的战争，是“不义”之死，当然不会好好地被加以悼念。最重要的是，他们掩盖了“不持有武力”的这一和平宪法以及宪法第九条的理念是在占领军的压倒性武力下被迫接受的这一事实。

同时，他也批判了改宪派的＂扭曲”，认为改宪派是内向的自我，他们愤怒于在军事力量威逼下接受宪法的护宪派的自我欺骗，但他们不承认天皇的战争责任，在靖国神社中将战死者英灵化，是另外一种自我欺骗。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分裂，所以日本人没有一个能够作为承担“战争责任”的主体。加藤主张，为了重建“我们日本人”这一共同主体，不能像护宪派那样仅仅悼念亚洲的两千万死难者，而首先要悼念以日本士兵为主的三百万日本战死者，由此，再来悼念亚洲的死难者。

高桥哲哉反驳加藤的这一主张，认为那是复辟民族主义的观点。高桥批判道：不应该说如果不重建“我们日本人”就无法面对亚洲的死难者，而应该说如果不首先面对亚洲的死难者，也就无法重建“我们日本人”。结合高桥的观点来说，去除与他者的关系，就无法构建自我的主体性和同一性，如果要在没有他者的前提下构建自我的话，那么，很显然其中一定会出现暴力。

加藤华而不实的问题就在于，其一他将护宪派和改宪派的各自的“扭曲”视为同质的、具有对称性的东西来加以论述，其二他将护宪派和改宪派的两者对立比喻为本来应该是一个主体的“日本”或“日本人”的人格分裂。

如果说加藤所谓的护宪派的“扭曲”之一就是在武力威逼下被迫接受了和平宪法这一点的话，那么，在相同的逻辑下，他同时应该对在武力威逼下被迫接受象征天皇制这件事提出异议。既是发动战争的国家主权者又是主体的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即发出军事行动命令的主体的责任在没有得到明确的前提下，是无法产生悼念因听从命令而阵亡的军人的逻辑的。

首先，在天皇是国家主权者的大日本帝国下的“日本”这一国家层面上，必须付诸行动回应来自于亚洲的受害者们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我们日本人”的内部。这一行动，应由在战败后制定的新宪法保护下的“日本”这一国家和国民来承担。然而，在象征天皇制和日美安保体制下，由于“战争责任“没有被追究，从而出现了要求追究”战后责任＂的问题，这不仅是来自于亚洲的死难者，而且来自于亚洲活着的人们提出的追究”责任＂的要求，也正是我们要对此加以回 应的行动。高桥说，只有在回应非对称性他者的关系中弄清战败后与在此之前的非对称性、加害者与受害者的非对称性，才能抓住契机，改变加藤所说的“扭曲 ” 。

这一争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应该承担“战争责任”以及“战后责任”的人是谁？并且，究竟怎么做才是承担“责任” ?

如果将“战争责任”归之于个人问题的话，那么，战后的一代人则不存在“战争责任” ，只有“战后责任“，但是，如果没有“战争责任“，就无法使“战后责任”单独得以成立。这就是历史修正主义者以及加藤典洋的主张——日本人，只有与日本人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历史的主体是民族或者是国民，理应是“我们日本人”这一国民性主体——出现的要因。换言之，需要弄清的是，由于是有关“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问题， 所以，在首先将问题归之于日本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前提下，同时在无法还原国家、民族、国民个人的多重归属关系性中，怎样来追究“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

日本小说家。是雄踞日本战后文坛的旗手之一，与三岛由纪夫、井上靖并称为日本现代文坛三杰。

大冈升平

这一争论，之所以还与文学，尤其是战后文学有着很紧密的关系， 那是因为加藤典洋认为将自己的悼念日本的死难者之后再推及亚洲的死难者的观点进行了实践的是大冈升平的《莱特战记》。但是，加藤的话显然是在歪曲大冈升平的观点。因为大冈升平是在从参与莱特战的每一个士兵到日军司令部，进而从美军士兵到其司令部，甚至到菲律宾的居民等等这些数不胜数的他者的关系中来讲述《莱特战记》和构建自我的。

司马辽太郎对于自己曾参与的太平洋战争没有从小说家的角度写过任何作品。而大冈升平则在每一次新的资料和批评出现时对《莱特战记》进行修改。然而，遗憾的是，作为战败后的文学实践，像《莱特战记》这样的作品实在是凤毛麟角。既然历史是由现代人用语言来表述的，那么用语言来描述与自己有关的战争的全貌，这种多样性的尝试即便是战后出生的世代也完全可以加以实践。在这样的实践中，“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同时得到追究。因为，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追究“战争责任”中责任承担者的位置与责任的内容被确定下来，在当下如何承担责任和如何得以实现的实践性选择中，以及由实践性所带来的伦理性选择中，将对“战争”本身的历史记忆提出质的要求。

为了在追究责任的整体性中唤醒”战争”的记忆，为了将“莱特战” 一个战场中所发生的事实镌刻在记忆里，诸如大冈升平创作的《莱特战记》这样的实践性活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必须将复数的他者的记忆， 作为自己的记忆来不断地加以书写。在这样的实践中，诸如是先悼念日本死难者还是先悼念亚洲死难者这样的加藤典洋式的立论方法本身就是无效的。问题在于下述的这一实践性上，即对于每一个他者而言的只存在差异性的复数的”战争”记忆，在其具体性中如何将其作为自己的记忆来加以统合。当然，在此一直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发动我们的想象力，来回应绝对无法同一化的他者。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