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有什么用？——剑桥教授为大学教育一辩

作者简介

斯蒂芬·科利尼（Stefan Collini）

剑桥大学思想史、英国文学等领域的教授。代表作有《公共阅读：评论家、历史学家、公众》《世无文人：英国知识分子论》等。

译者简介

张德旭

译者，东南大学英语系教师，英美文学研究者，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博士，在中英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译有《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

目录

引言/1

Ⅰ

1 全球综合大学？/13

2  英国的大学：一段简史/36

3  有用与无用之争：纽曼思想重探/65

4  人文学科的品格/96

5  最远大的抱负和理想：作为公共品的大学/133

Ⅱ

序曲：倡议的时机/171

6  文献计量学/178

7  与企业类比/195

8  英国高等教育公司/225

9  影响力/246

10 布朗的冒险/260

跋语：复杂的遗产/282

参考文献/288

致谢/292

内容简介

当大学教育陷入困境，我们应该如何消除误解，重现大学教育的本质与价值？

剑桥大学思想史教授斯蒂芬·科利尼坦诚之作，字字珠玑、引人深思！

一个核心问题，十个与之紧密相关的热点。

面对社会主流对大学价值的诘问，斯蒂芬·科利尼勇为大学一辩，勇为人文教育一辩。

在本书中，他直面当今大学教育的困境，探究人文学科的本质；为我们悉心梳理英国大学的历史、人文学科的品格，并对目前“政府、公众与大学”的关系做了犀利的分析，并指出“在大学公司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它和当下的我们息息相关。

大学是绝大多数人求取知识、完善人格的重要一站，因此，我们需要翻开这本小书，重思这个于我们至关重要的问题：从思想的、教育的、科学的、文化的角度感受大学的价值和重要性。

媒体及名人推荐

玛丽娜·华纳（英国作家、学者，霍尔堡国际纪念奖得主）

斯蒂芬·科利尼在公共场合的耐心推理……就像地下防洪系统，阻止了英国大学教育更糟糕的发展……我们需要聆听他的声音。

田雷（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慢教授》译者）

“尝试为人文学科‘辩护’，就像尝试过一种生活，关键在于咬紧牙关，保持镇定”，关键在做，而不能停留在说……

诸位读者愿意花时间打开这本书，我们都是在做，在尝试，在践行另一套价值观，以一种迂回却贴切的方式，完成一种接力式合作，在失败之前，我们必须这么理解。打开本书，需要这种精神。

《芝加哥书评》

只有通过像斯蒂芬·科利尼这样的持不同意见者的持续发言，我们才有希望将大学重塑为一个由学术和思想定义的地方。

精彩书摘

书摘1 全国综合大学？

21世纪初，世界各地的大学都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在人类历史上，大学从未如此重要，大学的数量从未如此众多，大学却也从未如此缺乏信心、丧失身份。一方面，它们比以前获得更多的公共资金；但另一方面，它们比任何时候都充满防御性，需要为自己在公众中的声望和地位而辩护。与刚刚过去的上一代人相比，如今全球高等学府的在校生数量翻了好几番，但人们对大学教育所能提供的（思想和物质方面的）益处，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在有些地方，大学被誉为技术进步和经济繁荣的引擎——为了追求这两个目标，发展中国家迅速建立了多所大学；而在另一些地方，大学却因“任性放纵”“保守落后”“精英主义”而遭受攻击。

这些矛盾冲突，根据当地情况和文化传统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然而，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大学的扩张规模之宏大，表明人们对这些机构寄予厚望，乃至过高的期望——这些期望可能并不符合它们的设计初衷。那些大力筹建新大学的社会，希望大学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因此它们在谈论大学的时候，往往传达出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相比之下，更为富有的西方社会在谈论大学的时候，就没那么乐观了。西方大学历史悠久，崇尚自由开放的知识探索——这是它们迄今为止的独特传统。然而，近年来，拥有现代市场的民主国家频繁发布实用主义话语，对这一传统的态度变得愈加不耐烦。在西方大学，从事技术、医学、其他专业性学科的人士，一般要比从事人文学科，乃至很多“纯”科学分支的同事对未来更信心十足。可想而知，对于新加坡的一位会计学和商科教授，或武汉某高校的一位冶金学教授来说，他们可能感到大学从未像今天这般受人欢迎，获得如此丰富的资源。相形之下，对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中世纪史教授，或英国谢菲尔德的德国文学教授来说，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所属的学科，以及他们的职业，从未像今天这般岌岌可危，不受人待见。

高校在近几十年来的大规模扩张，不仅涉及学生数量的增长，也涉及学科范围的扩大和机构种类的增多。因此，我们若要在“大学”一词的使用上做一名纯粹主义者，坚守该词的正统用法，必然为时已晚。无论怎样，“大学”现在被用来描述中学以上（post-secondary）的五花八门的教育机构。这些机构行使几种重要的社会功能，譬如职业培训、技术转移；也推进几个令人钦佩的社会目标，譬如灌输公民价值观念、促进社会流动。本书绝无任何贬低这些功能和目标的意思，也绝不否认它们在许多国家的几种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存在合理性，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不过，毫无疑问，它们不是大学的独特之处或定义性特征。当我们问大学是干什么的，我们显然是要在一个迥然不同的层面上反思大学的品格。这里，我并未假定一所理想大学的存在，也不是说“真正的大学”在过去存在，如今被削弱和扭曲得面目全非。我要问的是，我们今天应当如何理解并描述大学所行之事的独特性，即大学与中小学、研究实验室、学术协会、博物馆等机构的区别性特征（尽管它们之间不乏共同点）。

人们讲述的关于大学的历史，存在耐人寻味之处：“大学”这一标签或概念所携带的声望和影响力，是欧洲和北美的高校在19—20世纪逐渐赢得的，而有的国家却用“大学”指称与这些欧美高校毫无共同点的机构，比如，中学以上的培训机构也被冠以“大学”之名。与培训机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种类型的机构，其宗旨超越了——最起码不同于——培训本身。为何这种机构更有资格以“大学”自居？一种解释是，它似乎与最初赢得声望的那类欧美高校更为接近，因此更有资格自称“大学”。无论如何，当今的大学几乎从不把自己命名为技校、教师培训学院、农业学校之类，也不会吸收这些机构的特色——这种效仿总是反过来的。这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大学”除了其本身散发的威望，还具备哪些特质。

大学不仅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传统间运作，其与所在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财务关系，也各不相同。在美国，一所资金充足的私立大学，可以通过研究基金和特殊项目，从联邦基金（Federal funds）那里获得资助，这些间接获得的资金在其总收入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实际上，这类私立大学仍是一家独立企业，可以自由设定目标、增加收入。同样，在美国，一所中等规模的州立大学的未来，几乎完全由州议会中摇摆不定的当地民意所决定。英国大学几乎全部依靠公共资助，虽然后者提供的钱款伴有越来越严苛的附加条件，但迄今为止，历届政府尚能尊重大学章程里订立的自治原则，基本允许高校自行决定其内部事务，包括学术学位的设置。在许多欧陆国家，大学可能在法律上有义务录取任何具有高中文凭的学生，它们直接听命于全国教育部长或区域教育部长。这样的高等学府，被视为政府推行其官方政策的工具，肩负诸如促进社会同化、灌输公民理念等使命，而精英教育和科学研究通常集中在“大学校”[1]和国立研究机构。在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地方，大学实际上是国立工学院，专攻诸如工程学和农学等学科，而与之并立的则是完全私立的高校，专攻经济学和商科，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较为富裕家庭子女的学费。对此话题进行宏大思考之时，我们常常不假思索地使用“大学”一词，好像这些不同类型的机构全都共享某种深层理念或本质似的，然而面对上述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机构时，我们就发现，弄清楚“大学”的内涵并非易事。

学习科目和研究课题的激增，使定义“大学”这项任务变得更加艰巨。实际上，很多大学早已开设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传统核心课程之外的课程，但近几十年来，此类课程的数量显著膨胀。高尔夫球场管理的文凭与软件设计的硕士学位共舞；新生儿护理方向的教授职位与遗产研究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员职位齐飞。此外，大学不仅是政策建议的枢纽，还日益成为创意和表演艺术的中心，而与此同时，在深受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影响的国家，大学可能也是培养体育才能、取得体育成就的重要温床。“综合大学”（multiversity）一词是由时任加州大学系统的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于1963年首次提出的，用于精准描述一所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正在开展的种类繁多的活动。他当时可能有点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意思，作为一个标签，这个词语并没有火起来，但我在本书中几次用它来标示我对大学多元性的认可。

出于某些理由，我们可以从书名（What Are Universities For?）中的复数形式得到提示：既然“大学”这一标签已被用来形容如此多样的高等学府，我们就不该为其寻找单一的答案。不过，我觉得对于多数读者来说，这无疑是回避问题的说辞。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恰如其分地描述大学，才能使之合乎当下极其多样化的现实呢？显而易见，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统计摘要或分类总结，而是能够抓住属于大学本质的东西。正是由于大学的特异性，人们才能在其中教书育人或学习知识，获得与众多其他社会机构全然不同的独特体验。

……

大学诸多方面都令人困惑、捉摸不透，于是人们试图对其进行描述之时，往往诉诸司空见惯、易于理解的概念，误将两者等量齐观。其中最常见（因为听起来十分合情合理）的误解可能是：大学不过是某种类型的学校和某种类型的科研实验室之间基于互利关系的联盟。两种机构之间当然存在连续性，但更重要，也更有趣之处，则是两者之间的不连续性。一个简明（因而差强人意）的表述是：小学生被动接受教育，而大学生主动学习。在大学里，本科生初次接触适于不同学科的探索模式；理想情况下，他们不仅掌握了大量信息，还应该具备挑战人类对某一课题的既有理解并加以拓展的能力。出于这个缘故，大学教学存在一个极大的悖论，它需要命令学生“要有独立自主性！”为了掌握某一学科的科研方法，学生需要接触这类科研工作的范例，然后在榜样的鼓舞和激励下，创造出自己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不是依葫芦画瓢，而是领悟了榜样的“授人以渔”后的个人原创。为了做到这一点，学生需要对特定学科的工作有所了解：仅仅勉励他们去追求真理、培养准确性、清晰地表达自我，则是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尽管在哲学领域，鼓励学生对这些抽象言辞本身进行细致的剖析考察，可能是哲学教育的起点。

某些大企业或慈善机构——特别是支持医学研究的大企业和慈善机构——所供养的科研实验室，酷似大学的科学系或部的实验室，两者在理念和人事方面有诸多交换往来。两者的主要差别体现在背景和范围上，当然精神特质上也时而显露差异。不隶属于大学的科研实验室，其目标的订立往往受到母公司的严格限制。诚然，大企业鼓励高素质的科研员工对其现有产品进行改进和完善，乃至鼓励他们突破这一领域目前的知识边界，以期产生新想法，并最终转化为新产品。在信息技术业或航空航天业等领域，能在实验室做出奠基性工作的科学家，调入大学的计算机系或工程学系，可能有宾至如归之感（尽管大学的经费不如企业那么充裕）。然而，企业的研发团队所能从事的科研活动范围是受限的，它们的重点研究项目也总是部分寄生于大学所从事的更为开放的科研探索。企业的科研实验室可能时而培训员工学习特定技术，甚至临时雇佣博士生或博士后研究员，与本单位的员工并肩合作，但它们大体上依靠大学给它们提供高素质的科学家。微软公司、波音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或其他高科技行业的大企业可能有助于推进某些领域的知识，但它们无法像大学那样发挥作用，它们的股东想必也不容许公司做出这样的尝试。

大学与其他机构的类比，就没有大学与企业之间的类比那么流行和常见了。但也正因为此，这样的比对反而更富于启发性。就其本质而言，大学非常接近博物馆或美术馆。这一点超乎人们通常的认知，可能会让大学的辩护者感到不适，因为他们无疑会担忧，这样的类比将会使大学显得过于保守或自满，过于“后瞻”（backward-looking）——“后瞻”是当代正义词典里常见的谴责性词语。不过，仔细想想，我们可能得承认，我们所反思、所试图理解之物，其中大部分必然发生在过去。就其与时间的关系而言，我们可以在科研实验室与博物馆之间做一个简单的比照：前者面向未来，重视发现新事物；而后者则关注过去，重视保存旧事物。然而，这种耳熟能详的对照不仅忽视了博物馆对不断变化的人类理解力的表达，忽视了博物馆是各种知识进步的发源地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它也忽视了任何科学共同体都深嵌于——乃至形成于——上一代人的观察和实践中。况且，两个机构都不存在于真空中，他们需要庞大的文化基础设施，其中不仅包括馆长、保存者和研究员所需的旷日持久的教育，也包括给他们提供广泛支持的学术界和科学界。“博物馆或美术馆有什么用？”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思考大学本身，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它提醒我们，答案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一代人的利益和兴趣。所有的保存工作，所有的传递或传承，乃至所有的探索，都完全受到其与未来的关系所支配。

尼尔·麦克格瑞格[2]是大英博物馆的馆长，他最近评论道，博物馆的目的是“让人们在物中占有一席之地”。历史学家大卫·伍顿（David Wootton）对这一看法表示称赞，并补充道，历史学科的目的是“让过去在我们心中占有一席之地”。某种层面上，这些刻意为之的警句不见得有多言微旨远。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它们确实指向了博物馆和大学的共通之处：两者都使个体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尤其是在时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可能。当然，这不单纯局限于人文学科。物理学和天文学，或者心理学和人类学所从事的探究，与文史哲所从事的探究一样，也完全可以说成是帮助人们“在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就当前的讨论而言，大学与博物馆之间的共同点还可以用来阐发另一个重要观点。博物馆在推出各式各样的所谓“文化景点”的时候，与大学提供的多种多样的教育一样，极为强调内容对于相关公众的“易懂性”（accessible），确保公众不会因为内容太陌生或太困难而吓退。不过，在强调“易懂性”的同时，也总是要强调陌生之物，或最初难以理解之物所具有的吸引力，从而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我这么说，并非是在鼓吹故弄玄虚的晦涩或令人生畏的困难，而是在承认一个事实：对很多人来说，一个客体（或一个想法）的纯粹他异性，可能是其魅力之源。与其再一次经历熟悉之物的不同版本，不如试图去理解陌异之物，虽然它一开始会抗拒我们思维里原有的范畴，却能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如果一家博物馆仅收藏人们能轻而易举产生“代入感”的馆藏品，它就无法开发和刺激人们的想象力；同理，如果一所大学对何谓“有价值的”或“有吸引力”的课程抱持过于狭隘的看法，那么大学课程就丧失使人惶惑不安、进而延展思维的效果。在事关增强理解力的问题上，无论是对处于成长过程中某一特定时刻的个体的理解，还是对处于历史进程中某一特定时刻的社会的理解，我们必须要为困难和陌异之物开辟空间，切莫低估残忍静默的时空废墟对于人的智力和想象方面产生的教育力量。

除此之外，大学和千差万别的机构在其他方面也可能有相似之处。比如，大学与智库、表演艺术中心、学徒计划（apprenticeship program），以及与体育俱乐部、社区中心、婚姻介绍所等，都存在某些共同点。另外，人们常说，大学是大型雇主，是地方经济繁荣的主要缘由。不过，所有这些比照，只是注意到了大学的附带而非本质性的特征，这些特征所起的作用附着于大学的主要任务，即通过教学与研究提升人类的理解力。人们也常说，在拥有傲人体育传统的某些规模较大的美国高校，足球教练的薪水比大学校长还要高。众所周知，这些大学依赖校友和捐赠者的慷慨支持，而“体育成功”在维系这一特殊的地方爱国主义[3]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正是体育教练拥有高薪的原因。透过不同的文化视角，我们不难看出，教练高薪现象是系统性商业主义的又一例病态表征。但无论如何，我认为没有人会声称，足球或任何其他运动是大学的核心使命或大学与众不同的定义性特征。同样，大学的特色，不在于它是青少年体育运动造诣的培训中心或廉价啤酒的供应者，也不在于它是提供就业的大型雇主、衍生公司的缔造者、提供政策建议的智库——这些都是大学的附带特征而非本质特征。顾名思义，当代的“综合性大学”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就无法将其核心职能与其他职能区分开来。大学的“其他职能”，一方面包括大学围绕其核心职能开展的各式各样的次要活动；另一方面也包括大学的核心职能的副产品或间接结果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

注释

[1] 原文为法语“grande école”，中文也译作“专业学院”或“高等专业学院”，是与公立综合性大学不同的高等教育体系，有自己独特的录取方式和目标定位。“大学校”的规模小、专业性强、录取难度大，被广泛认可为法国的精英教育。它主要包括工程专业学院、商科专业学院、高等师范学院三大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巴黎政治学院、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校、巴黎高等商学院等，就是这三类“大学校”中的佼佼者。

[2] 尼尔·麦克格瑞格（Neil MacGregor，1946—），英国艺术史学家，曾担任《伯灵顿杂志》主编（1981—1987）、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馆长（1987—2002）、大英博物馆馆长（2002—2015）等职务。

[3] 英文是local patriotism，表达一个人对家乡或某个地区的热爱，与人们对国家或民族的热爱区分开来。此处，作者用“地方爱国主义”表达校友和捐赠者对某所大学或大学所在地区的热爱，本校体育的成功会增强他们的这种自豪感和荣誉感，进而愿意给予大学更多资助。

书摘2 人文学科的品格

人们如今谈及大学，总是难以确定人文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的性质，从而难以解释人文学科的价值。在这方面，衡量科学、医学和技术等学科的价值要容易得多。事实上，公众对后一种学科的理解，未必一定比其对人文学科的理解更全面、更准确，但就“发现”自然界的真相，并将这些发现应用于改善人类状况而言，人们总能举出一个大家耳熟能详且容易理解的例子。当然，我们也可以抛出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子，证明理解人类世界同样重要，但若只从“发现新真理”的角度来证明这一点，那就会引人误解。况且，人们对人类世界认知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直接好处，难以言简意赅地说明。因此，人们就人文学科所做的公开声明，往往依赖一系列抽象名词，尽管这些词语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而准确的，但听起来难免给人一种虔诚而乏力之感。

此外，人们对人文学科的理解，还面临另一重困难。目前形势下，让人们描述人文学者的工作，无异于要求他们为之辩护。诚然，所有的描述都内含评估成分，因此任何描述行为都可以达成辩护的目的。但正如我所指出的，所有证明某一活动的正确性的企图中，都必然存在防御成分——辩护者往往假定，要求自己做出辩护的人是冷漠无情的，与自己有着截然不同的看待问题的出发点，并预料自己的辩护将遭到对方的抵制或蔑视。这一章的书写，并非本着这种防御的心态。相反，它试图以相对轻松的方式，探询人文学科在做些什么，以及（至少某些）人文学科的实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要集中讨论的实践，是学术活动而非教学活动，尽管两者的界限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分明）。在探询的过程中，我将对一些常见的错误观念发起挑战。在对人文学者的工作进行一番描述之后，我将在最后一节阐述如何更好地“捍卫”人文学科这一棘手问题。

在当前的背景下，关于人文学科的工作最值得一提的也许是，它在许多方面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工作没有太大区别。所有学术研究和科学探索的核心，都是力图达成理解、做出解释，这些活动大致遵循类似的准则：准确性和精确性、论证的严密性和表述的清晰性、对证据的尊重及面对批评的开放性，等等。生物学家与历史学家一样，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系统而冷静地审视相关证据；物理学家与哲学家也一样，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使用抽象而精确的概念和符号。各门学科之间、各个学科群之间，可以从方法、主题、结果等方面，划分出各式各样的区别，但这些区别并不都能严丝合缝地映射到各个学科和学科群上，从而使之成为两个相互排斥的对照组。归根到底，所有学科都有一种冲破学科界限、实现开放式理解的相似内驱力。出于这样的原因，所有学科都与大学的繁荣发展休戚相关。现如今，人们通常把人文学科拎出来单独讨论，对此我们应该秉持谨慎的态度，以免助长人们形成一种懒惰的观念，即认为只存在“两种文化”，而这种陈词滥调的大多数版本都具有误导性，阻碍人们理解各个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

当然，出于各种机构的目的和实际的理由，某些学科必须组合在一起——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首先，不仅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大学，学科界线的划分标准都不尽相同；其次，这些学科组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目前，“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正好代表了这样一个语用组合。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组合安排，以及这一标签的使用，都是新近才出现的。19世纪，人们主要使用几个更传统的词来指代人文学科，譬如“文学”（letters）或者（在更为理论化或更具自我意识的背景下）“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s）；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大学逐渐使用“文科”（arts）作为“理科”（sciences）在组织结构上颇为合宜的反义词。“人文学科”这一术语在19世纪并不被广泛使用，它通常指的是古典学研究，而其单数形式（Humanity）可以当作拉丁文学的同义词来使用（譬如，在苏格兰的几所大学，拉丁文学教授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还被称为“Professor of Humanity”）。到了20世纪中叶，复数形式的“人文学科”才以其当代的意义在美国流行起来。该词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彼时咄咄逼人的实证主义，后者提倡将所谓的自然科学方法作为所有真知的基础。20世纪40—50年代，“人文学科”的使用在英国越来越普遍。1964年，“鹈鹕经典丛书”（Pelican Original）中的《人文学科的危机》一书的出版引发热议，书名中使用的“人文学科”在当时却并未受到争议。然而，这段简史显示了两个相关的主题，它们现在仍然是许多关于人文学科话语的特征：首先，人文学科基本是处于被动处境，因此往往具有强烈的防御或辩护意味，而大多数关于“科学”话语则不然；其次，人文学科几乎总是处于“危机”之中。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出现了大量关于人文学科危机的文章，而在英国大学的人文学科院系中，为了响应政府最近出台的政策，也明显存在着与美国类似的严阵以待、抵御威胁的冲动。

根据最新版的《牛津英语词典》，“人文学科”有如下定义：“与人类文化有关的学科门类，包含历史学、文学、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法律、哲学、艺术和音乐等学术科目。”如此定义，恰如其分地凸显了这一术语的学术地位，它所列举的学科也不会引起太多质疑，不过可能需要说明的是，艺术和音乐通常只有被当作学术研究对象（例如，艺术史或音乐学）而不是创意实践时，才属于人文学科。在词典编纂学的角度之外，“人文学科”这个标签现在也囊括一系列其他学科，这些学科试图跨越时间和文化的障碍，理解作为意义承载者的人类之行动和创造，重点关注的是与个人或文化独特性有关的问题，而不太关注那些易受统计学或生物学所影响的问题。相比人文（研究人类世界）与科学（研究物理世界）之间的迂腐区分，一种更好的表述方式或许是：人口统计学或神经心理学这样的学科虽然是研究人类的，但只是偶然地把个人或群体当作意义的承载者，所以我们通常不会把它们归入人文学科。这样的定性方式，不允许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做出硬性的区分：通常被归入后者的一些学科，不仅表现出鲜明的理论特征或量化特征，还显露出人文学科所特有的阐释维度或文化面向——政治学、人类学、考古学都属于此类社科学科，尽管它们有着各不相同的人文属性。有时，同一主题可能同时属于（被假想的界限划分出来的）两个相邻学科：譬如，政治思想不仅由政治学家来研究，也由思想史学家来研究；过去的社会行为不仅对社会历史学家有用，对社会学家也同样有用。对于思维缜密的分类者来说，语言学是一个特殊学科，它既与语言史家乃至文学评论家的研究兴趣有一些共通之处，也与实验心理学和声学在方法论上存在共同点。

面对“人文学科”边界的多孔性和不稳定性，有人设法将这个词限制在某种不容置疑的中心地带，将这个标签局限于对西方思想精华和文学经典的研究。这种反应在美国近来针对人文学科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中，尤为清晰可见。在美国，人文学科的焦点一直是教育教学法，倾向于为研读文史哲经典文本的“伟大之书”课程（“great books”courses）辩护。但是，以这种方式限制“人文学科”的意涵，不仅完全违背了业已确立的惯用法，而且一些现实理由也导致这种做法不可取。这个标签须涵盖完整的古今学问和学术积淀，比如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研究，以及历史、艺术、音乐、宗教和文化等领域的包罗万象的研究，而绝不仅限于研究伟大作家和哲学家的作品。

这看似只是一个分类学的问题——对于那些因从属于某一范畴（而非另一范畴）会带来利害得失的人而言，分类问题很重要，但从大处着眼，这样的分类问题难免显得枯燥无味、毫无生气。尽管如此，最好在一开始就提醒读者，统摄在“人文学科”这一标签下的作品类型是丰富多样的。人们就此范畴而做的一般性陈述，往往产生扁平化的效果，将人文学科的知识探索描绘为整齐划一的活动，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只需去藏书丰富的学术图书馆逛一圈。速览图书馆的人文学科书库，我们会发现，这些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如此千差万别，光看书的外观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哲学期刊上的短论文，有数字编号的命题或布满符号的句子；一部500页的历史著作中，对经验证据所做的密密匝匝的翔实脚注随处可见；文学评论集收录了风格独特的各式文章。总而言之，人文学科的作品，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几乎与其题材一样，随着文化的变迁和时间的流逝而呈现出不同样貌。

面对一书架又一书架的书籍和文章，外行读者很容易嘀咕，这些书和文章的内容都是对有限话题的不断重复，好像再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当然，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莎士比亚、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支持自由意志的论据都已了然于心，应知尽知。当然，在某些情况下，真正的新证据可能会被发现，比如一位幸运的学者偶然发现一件因为被错误分类而迄今无人知晓的作品，或者在某位名人后代的满是灰尘的阁楼里找到了一只手提箱，里面装着揭示真相的信件。但大多数情况下，外行读者若有所思地说，当代的人文学者似乎与他们一代又一代同行前辈多年来所做的是一样的事情，书写同样的文本，使用同样的材料，处理同样的问题。那么，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他们——我们——大部分时间所做的是忧心忡忡。人文学者的常态是对智识的永不满足。无论发现了多么令人振奋的新证据，或做出了多么富于启迪的恰当描述，人文学者永远不能（也许也不应该）完全消除这样一种感觉：他目前所做出的成果只能算一份临时报告，总是容易遭受挑战、被人纠正，乃至无人问津。他会在脑海里寻找一种模式，寻求一种秩序，但这是一个躁动不安、永无休止的过程。对于人文学科而言，最可能产生影响力的作品通常是书籍，因为它相当于一块尺寸极为宽广的画布，可以通过令人信服的细节，来充分展示其所绘制的图案。要想使一本人文学科的著作产生影响力，作者必须提出典范性的模式，使之成为该领域诸多后续研究的框架。就此而言，在刚过去的一代或更久以前出版的书籍中，能够塑造整个子领域的范例包括：E. P. 汤普森[1]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或弗兰克·克莫德[2]的《结尾的意义》（The Sense of an Ending，1967），或约翰·罗尔斯[3]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1971）。在某些方面，这些作品从未失去切合现实的相关性。不过，它们几乎一直受到批评和修正（有时系作者本人所为）。而且，人们感觉，这些著作所归属的学术共同体仍在向前推进——或转移到其他话题，或采用不同的方法，或提出新的问题。学术共同体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完全是发现新的经验证据的缘故，也不完全是学术风尚的运作，亦非来自外部世界不断变化的压力使然，尽管这些因素都可能起到一定作用。更根本的原因是，任何知识的起点都需要被重新思考，任何假设（关于社会如何变化、人们如何行动、意义如何表达）都需要被质疑，任何词汇都不具有排他性的垄断地位。这里，学者对知识不满的生存状态，演变为一种方法上的准则。在实践中，它需要经验丰富的判断，以决定何时提出不同类型的问题能有效推动知识的进步，何时只会起到无关紧要乃至阻碍性的作用。但原则上，任何问题都不能被事先否决。别人总是可以重新出发，另起炉灶，找到新的切入角度，从他处入手——那么我们也可以。学者所做的工作永远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

……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面对真实或假想的质疑，捍卫人文学科的最佳策略可能是说：“看，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太棒了，不是吗？”如果坐在桌旁的那位衣着庄重、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行政人员回答说，他根本看不出哪里很棒，那么与其费力使用来自工具性话语世界中的术语来重新描述人文学科活动的价值，莫不如让正经的讨论退化为滑稽的拌嘴：“哦，是的，真的很棒/哦，确实不怎么样”。当然，现实中的讨论往往不会完全遵循这种模式，但是想象这种交流争吵背后的逻辑，可能是一种有用的启发方法（heuristic），它可以使我们想起，社会对“具体成就”（concrete achievement）这样乏味的抽象概念的常见呼吁，背后隐藏的是怎样的现实。谈及细节，我们应该注意到“具体成就”一词的潜意识能力，它能唤起令人不安却极为贴切的画面：为了回应人文学科“正当化”的官方要求，一排排自卸卡车在相关部门的台阶上卸下一大堆优秀的学术书籍，这种幻想既令人愉悦，又生动有力。

严肃地讲，这里的要点是，当有人（可能冷漠地）要求我们对人文学科进行定性和辩护时，我们所能做出的任何回答，其有效性可能不仅取决于我们所做的种种定义和论证，也取决于我们所透露出的语气和信心。有人说得好，人文学科“探索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词语、思想、叙事、艺术和人造物，都有助于理解我们的生活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也有助于理解我们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又是如何被它所创造的”。归拢在“人文学科”这个标签下的各种探究形式，记录了最为丰富多彩和千变万化的人类活动。人文学科所从事的工作，试图加深对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的理解，以训练有素又易于理解的方式，表达人类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种努力本身就是目的。显然，我针对人文学科所发表的这番执拗言论，意在对抗悲观绝望的劝退言论。人文学科所锤炼的那种理解力和判断力，与生活中需要的那类理解力和判断力是一致的。分析至此，我们只能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人文学科感兴趣并认可其价值的原因，然后必须认识到，我们已经行至单纯的辩护所无法抵达的境地。尝试为人文学科“辩护”，就像尝试过一种生活，关键在于咬紧牙关，保持镇定。

注释

[1] 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1924—1993），英国新左派历史学家、社会主义者，毕业于剑桥大学，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书写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激进运动，以及工人阶级的状况。

[2] 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1919—2010），英国文学批评家，毕业于利物浦大学，《结尾的意义：虚构理论研究》为其代表作。

[3]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曾在哈佛大学哲学系任教，代表作有《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万民法》等。罗尔斯在50岁时才出版了学术生涯的第一部著作《正义论》，它迅速成为复兴西方政治哲学的扛鼎之作。在该书中，罗尔斯融合了康德哲学和社会契约论，试图提供一种不同于功利主义的道德理论，从而解决分配正义的问题。

书摘3 剑桥大学教师日记(Don’s Diary)

今天起得比昨天还早；重读昨天写的东西，删除了大部分内容；绝望；突然明白了我想说的是什么；最后敲出几句看起来还不错的句子；欢呼庆祝。

描述人文学术的独特性并不容易。“日记”体中最诚实的记录可能是这样的：“今天起得比昨天还早；重读昨天写的东西，删除了大部分内容；绝望；突然明白了我想说的是什么；最后敲出几句看起来还不错的句子；欢呼庆祝。”这已经算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晨间“研究”了（至少在第二天早上读到这些句子之前是这样）。当然，这条记录可以用截然不同的语体风格来表达，着重强调人文学科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某些最深刻的人类经验的理解、增强了我们描述的清晰度和准确性，等等。但这些长期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等很久才可以变为现实，即便目标达成也很少能造就轰动性的“新闻”。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经常对那些大学赞助的出版物略有偏见。这类出版物声称向学界之外的广阔世界描述大学里的活动，而实际上不是公布各类“资助计划”，就是刊载一些满是关于科学家同事们的“合作项目”或“令人兴奋的新发现”的报道文章。人文学科则不太会以同样的方式成为新闻焦点，譬如“剑桥大学的学者终于完成了章节草稿”，作为标题就不太合适。

我们当然一直与人合作，只是我们的大部分合作者都已作古。还有一些健在的学者，我们虽然未曾谋面，但其作品往往在出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能激发、滋养我们的思想（这也是为什么，于我们人文学者而言，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相当于最先进的实验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确实会有新发现，只不过这些发现通常呈现为看待某一主题的全新视角，或把以前没有联系在一起的内容联系起来，而不是真的发现了什么迄今无人知晓的东西……

我来到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大厦，参加第三电台的新书讨论节目。“什么是知识分子……?”“所以，你真正想说的是……”“嗯，恐怕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了……”啊啊啊啊……

我来到英国皇家艺术学会演讲，并就新书回答问题。“那么，何谓知识分子？”“所以，你真正想说的是……”“你最想和哪位名人讨论这个话题……”（我脱口而出的名字是“蒂埃里·亨利”，最后意识到这样的问答实在愚蠢至极。)

我来到报刊亭买一份周报（希望不要被人看到），因为有人告诉我上面刊登了一篇我的新书书评。读罢书评，我意识到，猎杀剑桥大学教师的行动开始了。哎，真不该买来添堵。我来转述一下书评的大意：“自命不凡的学者用又臭又长、废话连篇的大部头毁掉了我的周末；言归正传，你听过那个关于知识分子的笑话吗，一位爱尔兰的文人……”

我回到家里，舔舐伤口。用大家都懂的道理安慰自己：真正要紧的不是作品所获得的即时反应，而是它能否持续激发读者的思考，乃至帮助读者改进他们自己正在撰写的书。若果真出现这种理想结果，我们值得上一次新闻头条，标题为“剑桥学者的作品被一本晦涩难懂的专著引用，出现在后者的脚注里”，其阵势要与科学家同行们对其科学“新发现”的大肆宣传旗鼓相当。够轰动吧。

不幸的是，我现在的大部分时间似乎都花在了如何支持别人做研究的讨论会议上，而不是花在做我自己的研究上。譬如，我到伦敦主持英国学术院的现代文学分会的会议，工作内容包括博士后研究员职位的授予、科研经费的拨发、各种政策的制定等。学术事业基本是靠义务劳动来维系的，审计文化却日益支配着大学的运作，其愚蠢之处在于，它将清算这笔巨额的善意资金，将学者付出的艰辛义务劳动背后的善意一笔勾销。“我担任委员会主席的酬金为两千英镑起，外加渎职保险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