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抽象空间、矛盾空间和差异空间的生产

——以黑格尔、马克思、尼采为研究视角

作者简介:刘怀玉，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认知科学范式的相关性研究”（2022&ZD034）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史”（21&ZD066）的阶段性成果。

发表期刊:原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1期。

摘要:围绕《空间的生产》这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天书，向来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化研究两大解读模式。前者从资本主义转移积累过剩危机的角度理解其所提出的空间化生产方式历史观的意义，后者则从后现代主义角度凸显其三元空间辩证法的视野。实际上，列斐伏尔在此书中设下并试图破解的迷局，是西方现代性空间的难题或密码。这就是分别从空间表象出发的黑格尔的“抽象空间”、从空间实践出发的马克思的“矛盾空间”以及从表征性空间出发的尼采的“差异空间”，此三者叠加互动，构成了至今我们仍无法突破而只能徘徊于其中的现代性“阴影王国”。其中，黑格尔的现代性是一个让历史终结并用一致性外观来压制、掩盖和取代矛盾的抽象空间；马克思的现代性是促使抽象空间崩溃、新的空间产生的矛盾空间；尼采的现代性则认为抽象空间是本身包含新型空间种子的差异空间。而列斐伏尔的解决问题之道包括理论性推想与实践性案例。从理论角度，他提供了“马克思＋尼采式”的差异性的空间生产愿景；从实践角度，他认为1950-1970年代的中国道路提供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可资未来文明借鉴的新型空间生产经验。

关键词:现代性批判；抽象空间；《空间的生产》；列斐伏尔

一、《空间的生产》背后的现代性“阴影王国”

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1974）好似一座迷宫，出入路径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本书不可绕过：一是《资本主义的幸存》（1973）；二是《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或阴影王国》一书既将黑格尔、马克思、尼采视为现代性理论和问题的根源，也将他们视为走出资本主义的空间的生产，走向新的空间生产的路标。本文侧重从《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或阴影王国》一书出发，以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的三位一体为中轴来理解《空间的生产》中的三个重要概念：抽象空间（黑格尔）、矛盾空间（马克思）和差异空间（尼采）。

列斐伏尔在《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或阴影王国》中指出，西方现代性起源于基督教文明中隐蔽的异端传统，包括中世纪意大利神秘主义哲学家弗洛尔的约阿希姆(Joachim di Fiore)所说的“永恒的福音书”。约阿希姆认为，人类历史将要经历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时期，或者说法律、信念和快乐三个时段。列斐伏尔借此典故把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喻为现代性理论的三位一体，其中黑格尔是圣父与法律，马克思是圣子与信念，尼采是圣灵与快乐。①

由此，列斐伏尔将现代世界或现代性一分为三。第一，现代世界是“黑格尔式”圣父般的理性国家。黑格尔强调国家至高无上的现实和价值，认为其肩负着管控和规定文明的重任。实际上，民族国家只不过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和跨国公司服务的有效的工具和组织而已。第二，现代世界是“马克思式”圣子般的理想社会。二战后，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经济增长，视其为国家存在和独立的基础。而马克思既要终结国家及其首要地位，也要终结经济及其优先地位。在“政治—经济—社会”的三位一体中，马克思强调并阐发了现代社会的概念。第三，现代世界是“尼采式”圣灵般的快乐文明。现代性不仅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而且是对现代化的抵抗，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反思和重估。让尼采揪心的是文明，而不是国家或社会，其现代性代表了一种抗争的炽热精神，即为了保卫文明而顽强地反抗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和道德的压迫。②

昂利·列斐伏尔（1901-1991）

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将黑格尔、尼采和马克思三人之间的对话视为发现现代性开端的不二法门。首先，现代国家是“黑格尔式”的抽象空间。这表现为国家正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巩固，它控制着整个社会的一切群体，将自身强化为各种（民族）社会和空间的一个稳定中心。国家将是历史的终点，它摧毁了社会及“文化”领域，强制推行某种将各种冲突和矛盾终结的逻辑。其次，现代文明是“尼采式”的差异空间。在黑格尔强调的同一个空间中，实际上从来都充满着一些沸腾的力量。正是国家的合理性及其种种治理技术、计划和项目激起了反抗的力量，权力的暴力遭到了颠覆的暴力之报复。这是一种新的否定性，一种将自身表现为持续不断的暴力的悲剧性的否定性。③所以，现代社会又是“马克思式”的矛盾空间。“与以往相比，今天的阶级斗争更是镶嵌在空间之中。”④在这个空间中，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实现了社会政治的妥协，而在金融资本与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开展的行动之间则存在着冲突。⑤

要理解“黑格尔—马克思—尼采”这个现代性理论的三位一体，不能不提及列斐伏尔著名的三元空间辩证法，它是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的三元统一，抑或自然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三元统一。其内在逻辑可表述为：一是自然和物质性的物理领域，以实践和感觉的方式描绘出来；二是逻辑的和形式化的抽象物的精神领域，通过数学和哲学的方式来规定；三是社会领域，即一个规划设计和展望的领域、象征物和乌托邦的领域、想象和欲望的领域。它们交融于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其中物质生产或空间实践生产出空间的可知觉方面，而知识生产则是空间表象或虚构的空间，意义生产则是与表征性空间紧密相联并生产出某种体验性的或活生生的直观的空间。⑥

由此来看，黑格尔的抽象空间属于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空间表象或精神空间，马克思的矛盾空间属于社会底层的实践层面，尼采的差异空间则属于超越社会统治阶层和底层空间观的创造性空间、表征性空间。

注释

①Henri Lefebvre, Hegel, Marx,Nietzsche Or the Realm of Shadows,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20, pp.28-30.

②Ibid.,pp.1-3．

③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35-36页。

④同上书，第84页。

⑤同上书，第456页。

⑥同上书，第51、58-59页。

二、空间历史观视野中的抽象空间、矛盾空间和差异空间

《空间的生产》旨在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改弦更张式的空间化解释，但它无意取消历史的根基性意义，而是试图通过空间角度深化对历史的理解，这就是著名的“空间的历史”理论——任何社会生产方式总有相应的社会空间形式。比如，与原始社会生产方式相对应的绝对空间，与古代生产方式相对应的神圣空间或政治空间，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对应的历史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抽象空间，与未来文明相对应的差异空间。

以此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空间均是自然中的空间或历史积累而成的空间，而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才有空间自身的生产或抽象空间本身的历史。“空间的历史的相应历史阶段，便与资本积累的历史相对应——以资本积累的初始阶段为开始，以被抽象概念所统治的世界市场的终结为终点。”①总之，资本主义创造了抽象空间，它包括商品的世界及其逻辑与全球战略，还有货币权和政治国家权。“这个空间建立于庞大的银行网络、商业中心以及主要的生产实体基础之上，除此之外还有公路、飞机场以及信息网络为基础。”②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抽象空间。在此环境中，时间被转换成可以确切度量的物化空间，作为主体的工人则被精密的技术分工肢解成客观的碎片。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模样和需要为自己生产出一种空间，并发明了一种统治整个领土的技术。资本主义不用时间消灭了空间，更重要的是，空间中的和平共处获得了对时间进展中永无休止的生成的绝对优势。易言之，尽管现代性的时间让一切自然的、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抽象空间却让这种因流动而生成的时间重新固化为空间。形而上学在这里重新获得了胜利。“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除了抽象物——货币和商品，资本自身，从而还有抽象空间（位置和抽象物的来源）中的抽象劳动（一般劳动，一般交换价值的生产）——之外，一无所得。”③

抽象空间巨大的现实统治魔力让人感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管控、难以反抗的世界。但是，列斐伏尔是一个谨慎乐观的社会批判者。他基于一种不那么悲观的立场指出，抽象空间并非无懈可击的铁板一块，而是充满着导致其必然灭亡的内在矛盾，也包含着无法被其完全同质化的异质性和差异性因素。因此，抽象空间其实是抽象空间、矛盾空间和差异空间的三位一体，意味着矛盾空间与差异空间的辩证法。“抽象空间最令人瞠目的悖谬之一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可以同时是：各种矛盾在那里产生的整套场所；这些矛盾在其中进行演化和撕扯的中介；最后，这些矛盾被表面的一致性所压制和替代的方式。”④这段话可谓列斐伏尔理解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三位一体的总纲，也是《空间的生产》一书的硬核。“无论如何，全新的矛盾最终倾向于成为抽象空间崩溃的因素。空间之中的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再产，不可避免地服从于两种趋势：一方面旧的生产关系之崩溃与另一方面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发生。”⑤因此，抽象空间本身包含着新空间类型的种子。列斐伏尔将这种新型空间称为“差异性的空间”，它会导致抽象空间的瓦解和未来空间的形成。因为，抽象空间倾向于同质化，即抹杀现存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所以除非强调差异性，否则一种新空间是不可能产生的。

注释

①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188页。

②同上书，第81页。

③同上书，第513页。

④同上书，第534页。

⑤同上书，第79页。

三、占统治地位的空间表象：黑格尔的抽象空间及其三位一体的虚幻性批判

（一）作为历史空间终结者的抽象空间

列斐伏尔把黑格尔哲学视为破解抽象空间之谜的钥匙，把黑格尔看作一位“让历史终结于抽象空间”的哲学家，一位用“表面上的一致性来掩盖和取代矛盾”的思辨体系哲学家，即一位“国家哲学家”。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时间产生了被国家占领和统治的空间，历史消失于其中，“它从行动转变为回忆，从生产转变为沉思。至于时间，它被重复与循环所支配，被一种静止空间——这种空间是现实理性的中心与环境——的确立所压制，时间丧失了一切意义”①。

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意义上的抽象空间生产滥觞于16世纪的西欧，当时发生了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空间和时间均被都市化，城镇凭借其经济分量和社会重要性而超过了乡村，土地所有权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经历了一次全面变革，都市空间注定要成为衰落的封建制度、商业资产阶级、寡头政治集团和手工业者联合会之间互相妥协的一个“剧场”，并进一步变成“行动中的抽象”或“能动的抽象”，从而与自然空间相抗衡。此时的都市空间成为具有极大力量的工具，但并未达到破坏自然的程度，而只是遮蔽自然并征用自然。但是，在第二轮空间抽象化运动中，国家接管了都市空间。再接下来，接管国家的是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主体从地方城市转变为国家和世界，从商业资本主义转变为业资本主义。②

（二）抽象空间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国家

对于黑格尔来说，空间将历史时间引向终结，同时使理性和现实臻于完美。但是，黑格尔哲学有一个弱点，即对空间的作用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暴力的作用存在误解。他没有察觉到暴力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政治经济的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从12世纪到19世纪，发生了一场又一场围绕资本积累而进行的战争。在此过程中，城市取代乡村成为空间统治的中心，进而国家和世界市场取代地方和城镇成为统治的空间。作为“助产婆”的暴力，而不是新教伦理，“生产出了西欧——西欧的历史的空间、积累的空间、投资的空间，还有帝国主义的基础”③。

这个空间是现代国家的诞生地和摇篮。在这里，即在积累的空间中，国家的“极权使命”被塑造出来，它倾向于将政治生活及其存在视为优越于其他“社会”和“文化”的实践形式，同时把所有政治存在物集于自身，并在此基础上宣称主权原则。就此，国家作为一个既虚幻又真实、既抽象又具体的“存在”被建立起来。但是，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国家的暴力：“它不可能与资本相分离，也不可能与统一的理性和政治原则相分离，这些原则和理性服从于并且总体化了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立法、文化、知识和教育——在一个确定的空间之中，即在一个对它的人民和它所妄称的国家意识施行阶级的霸权的空间之中。每个国家都声称要生产出这样一个空间，在那里，很多事情都已实现，甚至都已尽善尽美：这是一个一体化的、因而是同质的社会。”④如此一个看似“同质化”的空间，其实是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等级化”空间，是一个阶级压迫其他阶级的工具性暴力空间。与此同时，该空间又是“碎片化”或专业化的空间：每一种国家或政治力量的新形式都引进了分割空间的特殊方式，引进了它关于空间的话语、关于空间中的人和事的话语的特殊的管理分类。可以说，每一种这样的形式都要求空间满足它的目的。⑤总之，没有空间和空间生产的概念，权力的构架就不会轻而易举地实现具体化。

（三）抽象空间的三位一体特征：同质性、碎片化、等级制

以此方式，“资本—土地—劳动力”这个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就在空间中建立起来。首先，这是一个整齐划一的、视觉性的、透明的同质化（资本）空间，并且像主权空间那样持续存在；这个空间贯彻强制规则，因此是一个盲目崇拜的空间、消解了差异性的空间。其次，它是一个多维的、碎片化的、分裂的、互相脱离的（土地）几何空间；此空间定位了独特性、地方性和场所性，以便控制它们，使它们可以转让。最后，这是一个不透明的、等级制的（劳动）权力空间，从最低贱的位置到最高贵的位置，禁忌到至尊，从边缘到中心……依次排列。⑥

（四）抽象空间的现代工具理性与神学崇拜相混合的特征

抽象空间并没有同质化，它只是把同质化当作目标、定位和“镜头”。固然，抽象空间造成了同质化，但它本身的形式（即化身）又是多样的。列斐伏尔借用音乐中的“共振峰”一词做比喻，将抽象空间视为几何学、光学（视觉）以及男权崇拜的三重能指。首先，抽象空间的几何学与视觉共振峰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成为达到同样结果的不同手段：一方面用几何学方法将“现实的”还原为一张“平面图”，这“图纸”空洞无物，没有其他任何属性；另一个方面又用视觉方法将“现实的”还原为一面光滑平整的镜子、一幅图像以及一个纯粹的景观。不过，这个空间需要一个真实完整的对象，或雅克·拉康所说的“大他者”，即绝对精神——一个客观化的“绝对之物”。但是，它只能用隐喻的方式、也即部分代替整体的方式来呈现，这就是政治力量和强制手段——警察、军队和官僚机构。它以一种既是隐喻又是转喻的方式称颂男权制度，认为其代表着空间的方向和过程的目标。这种男权崇拜的空间能指完成了一项额外的功能，即保证一种“事物”占据这个空间。这个“事物”是一种能指，但并不意味着空虚，这种空间的使用价值是政治性的——这是唯一的价值。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有着如此这般的目的和行动手段的“主体”来讨论，是因为“这儿的确有一个主体，一个政治主体——即真正的权力，真正的国家”⑦。

总之，“发端于笛卡尔、经过黑格尔直到今天的西方思想传统……成功地融入了一个以国家理由为基础的社会之中，融入了一个抽象空间概念和抽象空间的现实之中”。于是，黑格尔哲学的谜底就被揭穿了：“理性（逻各斯）之王，一方面由眼睛——也即目神、圣父、主或老板——所守护，这与视觉领域及其形象和图形维度的首要性相呼应；另一方面由阳具崇拜（军事的与英雄的）原则所护卫，其主要特征之一即它归属于抽象空间。”⑧列斐伏尔借用拉康的三界理论（镜像、符号和现实）得出结论：黑格尔主义是以近代几何学和光学等科学技术为包装手段、以古老的神学崇拜和更古老的男权崇拜为内涵的国家哲学，这种政治哲学盖的正是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生产这一政治经济学内容。揭露这个“神圣家族”的世俗基础的工作乃是马克思毕生的事业。

注释

①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33页。

②同上书，第397页。

③同上书，第408页。

④同上书，第414页。

⑤同上书，第415页。

⑥同上书，第416页。

⑦同上书，第423-424页。

⑧同上书，第601页。

四、马克思立足于空间实践的矛盾空间观

如果说黑格尔的现代性是目空一切的抽象空间，属于空间表象，而“这是在任何一个社会（或生产方式）中都占支配地位的空间”、“被概念化的空间”，“它们与生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强加的‘秩序’捆绑在一起”；那么马克思则从卑微的、感性的社会底层或空间实践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抽象空间，认为抽象空间包括“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每一种社会形态的特殊位置与空间特征的集合”，是“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隐藏了那个社会的空间”。①

（一）抽象空间有其现实的实践形式和内容

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空间问题上的首要任务是破除欧洲哲学史上用形式逻辑研究空间哲学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超越抽象的空间逻辑，走向具体的空间辩证法研究。因此，在列斐伏尔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是：“赋予空间一个具体的（现实的）存在，而不是把它禁锢在某种（精神的）抽象的状态中，究竟意味着什么。”②对于马克思来说，抽象空间确实有其“内容”，但是抽象只有通过实践、只有在与其内容打交道的过程中才能“掌握”这些内容。

第一，抽象空间在其实践形式上是一种征服自然的工具，而不仅仅是社会的自然性或精神性外观，因此它与社会实践的扩大再生产步调一致，社会实践正在地球表面、也在地球的表面之下或之上生产出越来越宽广、也越来越密集的空间网络。

第二，抽象空间与马克思命名一般劳动的抽象劳动——也即命名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平均社会劳动——相一致，因此也与商品的一般形式相一致。抽象劳动绝不是一种精神抽象物，相反，它是一种社会存在。当我们描述抽象空间的形式“特性”或精神“特性”时，首先应将其看作一个倾向于吸收使用价值进行交换的中介。

第三，抽象空间体现了资本主义流通过程对生产劳动空间的遮蔽。资本主义生产的总体特征之一是不断地遮蔽自己从前的生产过程和环节：从产品开始，无论是物品还是空间，生产活动的所有痕迹都尽可能地被擦除，从事生产的工人及其劳动过程和产物在商品交换和流通过程中没有任何意义或价值。这样一来，也就剥夺了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拥有权。这种对痕迹的擦除使得大量的转换和代成为可能：这种隐藏不仅仅是神话、神秘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基础，而且也是所有统治和一切权力的基础。列斐伏尔认为：“对于产品之中所包含的生产劳动的隐藏，有一个重要的意：社会空间不会和社会劳动的空间范围相重合。这并不是说社会空间是一个非劳动的享乐的空间，而仅仅是指一旦劳动的痕迹被擦除，生产或工作的对象才从劳动的空间传递到具有隐藏力的社会空间。”③由于这种空间的转移，原来的产品生产被抽象化、神秘化、颠倒化地表现为商品通过流通过程自行增殖。

第四，抽象空间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的劳动、乃至所有生产资料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意味着资本对整个世界的控制。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工具、机器、生产场所、原材料（固定资本或投资）属于死劳动。过去的活动通过这种方式而具体化，并成为新活动的先决条件。现在的工作，包括脑力工作，占据了过去的成果并使它们得以再生。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死去的”控制着“活着的”。换言之，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个人或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并被他们用于维持对工人阶级的控制，迫使工人阶级劳作。这样，活劳动就能够生产出不只是物、工具、商品的东西，而且还生产出机器、工厂及城市这样的空间。机器不是简单的工具，也不同于车间里被放置在一起的成套设备。在那里，工人和工具服从于劳动分工，工人不再操作工具，而是服务于机器。结果就造成了生产过程的一种根本的、但又是矛盾的转变：尽管劳动愈发被分化和隔离，但机器却被整合成一个更加庞大、更加团结、更加统一、并且更具生产效益的空间整体。从一开始，机器就拥有了制造全新东西的潜力，也即生产过程自动化的潜力；因此也就拥有了一种新的合理性，以及劳动自身的终结。这就意味着劳动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转变为实质上从属于资本，即不再作为固定资本（死劳动）的主体或创造者，反而作为死劳动的一部分（即死劳动的产物或客体）被再生产出来。④

进而言之，资本主义分工影响着整个空间——不仅仅是“工作的空间”或工厂的生产地。不仅工人所从属的机器体系这样的死劳动空间，而且全部空间（土地、地下的资源、地上的空气和阳光），都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式各样的机构（诸如邮局、车站、仓库、运输系统以及各种服务等等）都成了固定资本，空间整体以及劳动力本身也都成为生产性消费的对象。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把不发达地区作为劳动力的来源和使用价值（能量、原材料、适合休闲活动的更优质的空间）的资源。⑤

（二）抽象空间是具有复杂、丰富的社会关系内容的空间形式

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抽象空间并不难理解。交换价值、商品、货币和资本等概念都是具体的抽象物、具体的形式，拥有一种社会存在，但是它们还需要拥有内容，以便可以社会性地存在。资本必然被重新分化和分散为各种独立的“资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失去了其统一性或者不再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各种资本具有共同的形式或同一个抽象空间，这是资本市场中资本运行的必要条件。商业资本、工业资本、投资资本、金融资本等资本的各个部分本来是彼此冲突的，但是统一的资本形式或抽象空间仍然存在，从而容纳并协调了所有这些“部分”。“财产的情况也是如此，可被划分为固定财产、流动财产、地产和现金。至于市场，我们非常熟悉它的碎片，那是它的概念整体的一部分：有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土地市场（建筑、住房——从而是空间），以及艺术作品市场、符号和象征物市场、知识市场，等等。”⑥它们都平等地导向同一个抽象空间。而抽象空间则用多元化的模式强行将分散的碎片或要素统合成一个整体。

要理解当今高度复杂、流动的城市社会关系，缺乏相应的空间形式显然是不可能的。如同《资本论》把商品形式描述为与所交换之物无关的交换的“可能性”，《空间的生产》把空间形式界定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邂逅、汇聚和聚集的“可能性”。城市空间形式作为一种抽象形式，就像具有普遍价值形式的商品交换过程一样，根本不在乎“什么”在聚集或“谁”在聚集。但是，城市空间形式虽然来自商品价值形式，却又不同于这种抽象形式，而是一种辩证的形式。抽象的商品交换价值对商品的使用价值漠不关心，而空间作为一种抽象的统治形式却牢牢地抓住具体的“地方”，并用尽手段赋予了原本互不相关、千差万别的“地方”以整体的功能。⑦

（三）抽象空间是现代世界完全商品化和社会关系拜物教化的表现

如果说黑格尔的抽象空间的现实谜底是主权至上的资产阶级国家，那么马克思的抽象空间的现实内容则是资本主义积累导致的全球化市场体系。列斐伏尔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对抽象空间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是他深刻揭示这种矛盾空间的理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彻底商品化以及由此形成的拜物教理论。列斐伏尔指出，表面上看，商品是一个具体物，它在空间中，并占据一个位置。商品链条中的每一个位置、每一处环节皆被某一物占据，一旦在那个位置上固定下来，则保持固定的时间越长，该物的特殊性就越鲜明。但是，作为具体的抽象物的商品却充满了“神学”的荒诞，因为商品链条或交换网络是抽象物，它承担了人类群体、阶级的终极“存在者”的权能。“事实上所有的商品链条，不管是循环系统还是网络，都是通过高高在上的黄金这个交换之神才联为一体的。”作为商品化空间的抽象空间的神秘性在于，它不存在于既定的空间中，却生产出自身的空间来，比如运输网络和购销网络，或货币循环和资本流转。总之，它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被建构和连接起来，“在把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商品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商品世界也以其特定的做派影响着空间，以其特定的行为作用于空间，甚至带来了特定的空间观念”。这就是空间拜物教的根源：“商品的链条与交换的环路和网络相平行。有一种商品的语言和世界。因此，也有一种商品的逻辑和战略。这个商品的世界、语言和逻辑的起源与发展，曾经被马克思描绘过。商品早在史前历史时期便承担了社会的角色，但它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后来是它导致了商业资本主义，导致了对海洋和遥远大陆的征服，并因此导致了世界市场轮廓初现。在这一历史基础上，产业资本主义建立起来了。对于商品而言，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也将商品带上了征服世界的路途——即对空间的征服。自此以后，世界市场除了扩张之外什么也没做。世界范围作为一个具体的抽象物，开始实现。从‘每一件事物’到‘全体’，都在被买卖。”⑧

伴随着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空间化，剩余价值的实现也走向全球化、空间化，即不再局限于接近生产场所的区域，也不再局限于地方性的金融系统，而是扩展到世界范围的银行网络，地方银行成为抽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空间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的实现已经“去领土化”，变成了抽象文字／信息的传递，经济也因此成为各种流动和网络之间的连接。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也是在空间即区域层面实现的，它只是国家、经济部门正在行使的权力中的功能之一，是战略家和经营者的专门技术的一种功能性实现。⑨

为了破解抽象空间的神秘化，列斐伏尔再次求助于他的三元空间辩证法。他不再关注空间表象或表征性空间，而是关注空间／地方实践，如此一来，神秘莫测的抽象空间便将其内在的具体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全球与地方、生产与消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等诸多矛盾暴露无遗。商品通过循环系统和网络交换或许会占据全球空间，但是消费仅仅发生在这个或那个具体的地方。具体的个人有着具体的日常时间表，以寻求一种具体的满足。使用价值构成了唯一真实的财富，这有助于使用价值恢复它那被忽略—误解了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抽象空间存在着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以及全球网络与生产和消费的具体位置之间的矛盾：“典型的（或‘重要的’）对抗在这里转型为一个辩证的矛盾，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了空间化的。”这就是矛盾的空间辩证法或空间化的矛盾辩证法：被如此理解的空间就其本性而言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谓其抽象，是因为若不依赖它所有组成部分的可交换性，它就无法存在；谓其具体，是因为它在社会意义上是真实的，并被真实地定位。因此，这个空间的吊诡之处在于，它“既是同质的，同时又裂成碎片”。⑩

总之，抽象空间是现代世界完全商品化和社会关系拜物教化的表现，我们必须从具体的空间实践而不是抽象的空间意识形态来理解空间：商品及其内在的交换、流通和货币网络是作为社会实践而存在的空间的组成部分，是空间的“共振峰”。但是，如果孤立地看，商品“自身”就失去了其社会性特征，变成一种“抽象物”，一种具有可怕的、近乎致命的力量的物。“‘商品世界’不能只为自己而存在，为了它能存在，必须要有劳动。这是生产性活动的结果。每一种商品都是一个产品（劳动分工的产品、技术手段的产品、能量消耗的产品，简言之，是生产力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概念要想成为具体的，就必须被空间化。商品也需要它的空间。”⑪

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的空间辩证法中更重要的、更具有革命性内涵的概念，并不是从空间实践出发所揭示的矛盾空间理论，而是从历史辩证法视角来看的空间矛盾理论。从矛盾的空间到空间的矛盾，并非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其《空间的生产》的高潮。如果说抽象空间是让资本主义得以幸存、甚至保持青春的法宝，那么矛盾空间中所隐含的空间矛盾则是让资本主义灭亡的阿喀琉斯之踵，即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

注释

①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51、59页。

②同上书，第431页。

③同上书，第312页。

④同上书，第512-513页。

⑤同上书，第511页。

⑥同上书，第453-454页。

⑦同上书，第148-149页。

⑧同上书，第502-503页。

⑨同上书，第512页。

⑩同上书，第503-504页。

⑪同上书，第504-505页。

五、尼采式的差异空间或具体乌托邦的生产

从空间史的角度看，黑格尔主张的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国家化政治空间或抽象空间，马克思阐述了揭示这种抽象空间内在矛盾的矛盾空间，尼采代表的则是超克这种抽象空间、走向差异空间的哲学家。在《空间的生产》中，关于差异空间，列斐伏尔一开始并没有过多地着墨于尼采，直到论述差异空间的第六章将要结束时，尼采才真正出场。

（一）差异空间的内涵

关于差异空间，一方面，列斐伏尔认为这是一种表征性空间，它与社会生活隐藏的方面或秘密的方面相关联，也与艺术相关联，是“直接地亲身经验的空间”“被支配的——从而是消极体验的——空间”，而“想象试图改变和取用这个空间”。①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是一个空间政治学或具体乌托邦的范畴，它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阶段性理想，而是情景式的、艺术式的、生活式的具体辩证法：它是“一条通往差异性的空间的道路，指向差异性的社会生活与差异性的生产方式”，它“跨越了科学与乌托邦、现实与理想、构想的与亲身经验的之间的断裂”，它试图通过从主体性与客体性两个方面探索“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辩证关系来克服这些断裂。②

差异空间的概念不仅是列斐伏尔心目中超克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统治、构想未来的社会空间政治这一批判的方法论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而且是他拓宽和更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之辩证法内涵的最为关键的哲学经验。他说：“让我们挂怀于心的差异性，我们未来优势的理论与活动也许会考虑的差异性，惟有靠艰苦细致的分析才能得到有效的阐述。”③但是，综观《空间的生产》全书，他并没有系统而集中地阐明何谓差异性的空间，只是在多个场合、从不同角度描述而不是概括了这种神秘的哲学概念。

综合列斐伏尔的论述，其差异空间论的主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既反对抽象空间的同质化也反对碎片化，试图重建基于空间实践的功能要素与环节的统一体；二是强调立足于使用空间而不是支配空间；三是主张政治性地、社会历史性地使用空间。④在列斐伏尔看来，“差异”一词具有多重含义：一是形式逻辑、数理逻辑意义上的最小化差异与最大化差异的区别；二是辩证法意义上的诱导性差异与生产性差异的区别，其中，前者是既定体系内部的差异，后者是体系瓦解之后的差异；三是自然的、个体的特殊化与社会的、整体的差异化之间的区别，其中，前者是基于自然的内在区别，后者是无限可能的区别。⑤

列斐伏尔试图用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和身体的空间实践（即循环的差异的生命节奏）来对抗全球城市化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抽象空间设计而成的重复的、机械的、直线性的节奏。他认为：“只有当它立足于一种为建立差异性而进行的实际斗争时才有意义；且这种从理论与实践的斗争中产生的差异性，必须要与那些天然具有异质特征的差异性以及从现存的抽象空间诱导出来的差异性，相互区分。”⑥这种差异政治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一种“差异的权利”（droitala difference），即“那些可以通过实践活动、通过有效的斗争，也即具体的差异性，而实现的那些事物”，但不包括那些“无须经过激烈的斗争而取得的授权”，因此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以逻辑和法律的形式而被赋予合法性的所有权。⑦

（二）差异权与城市权（空间权）：在抽象空间内还是在抽象空间外生产差异空间

差异空间何以可能、何以存在？它究竟是内在于现存抽象空间的矛盾之中的可能性空间，还是超越抽象空间之外完全另类的、甚至“不可能”的空间？⑧笔者的回答是：列斐伏尔的差异空间兼有二者之义。关键问题并非争论差异空间是现实中的可能空间还是现实之外的另类空间，而是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理解差异空间。这就要正确处理城市权（连同其扩展的空间权）与差异权之间的关系，二者不可缺一，不可偏废。

可以说，城市权及其推而广之的空间权是差异权的具体乌托邦的政治实践，没有差异权的城市权或空间权有可能被实证化和自由主义化，而没有城市权的差异权显然是抽象的和不可能的。创造差异空间的任何规划的成功都取决于这两种主张的实现以及二者的相辅相成。⑨

作为差异权及其制度化的城市权、空间权的表达，空间政治就是超越由于资本主义抽象空间机制（包括商品化、技术化和消费化的城市规划设计、国家生产方式以及全球化对地方的粗暴压制）所导致的日常生活同质化—碎片化—等级化的异化症状，努力恢复日常生活自身的节奏和差异权利。通过争取城市权的政治斗争，通过差异化的政治想象和美学，空间政治可以成为一种基于可能与不可能的空间现实的具体乌托邦。而列斐伏尔试图在抽象空间之外寻找的替代性的差异空间，有可能消除了差异空间的具体的可能性形式，从而成为一种同样沦为抽象状态的不可能的想象。因此，问题的正确提法不是超越抽象空间的另一种差异空间，而是内在于抽象空间且与之相对立的具体的差异空间。我们不能把抽象空间作为加了括号的东西省略掉，就此来说，提出差异与抽象对立这样一个问题要比提出在差异与抽象之间二者抉一的方案更为简明、切实、可行。总之，从差异空间对抽象空间的反抗到差异空间的生产，作为一场嵌入现有的社会空间的社会斗争运动，揭示了一种人类文明从可能到不可能的开放的辩证法。

（三）差异空间：走向“空间的真理”与社会主义空间生产之路

在《空间的生产》开头，列斐伏尔强调了尼采与黑格尔、乃至马克思的根本不同。但是，到了该书结尾，他则为我们提供了将“总体人”的辩证法与超人哲学相结合所形成的所谓的“空间的真理”，也就是差异空间的真理。他把这种“空间的真理”同黑格尔—拉康式的权力与知识结盟所构成的强制统一的“真理的空间”或抽象空间对峙起来。一条旨在超越黑格尔绝对精神与理性主义的抽象空间统治的批判道路出现了：“一方面立足于社会实践（马克思），另一方面扎根于艺术、诗学、音乐与戏剧（尼采）——两方面均以（物质的）身体为基础。”⑩这种把空间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差异空间或“空间的真理”，是一种“体系构之外的理论”，与“运用于官僚制与权力、租金与利润等实际问题之中”的“真理的空间”根本对立。后者是规划师、政治家和统治者的间，是“建筑的空间”、建筑师的精神的空间。⑪

而列斐伏尔的具体乌托邦的实践版本则是他对中国道路的期盼与展望。他从1930-1940年代起便以列宁的资本主义地租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的土地革命及其在世界现代化中的独特意义。⑫在《论国家》第3卷（1977）中，他专题分析了中国现代化与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根本区别：与苏联以牺牲农村、农业、农民利益为代价的不平衡发展的国家生产方式不同，中国在1950-1970年代选择了以相对平衡地发展农村与城市经济为特征的国家现代化生产方式。⑬他在《空间的生产》开篇主张：“社会主义必须生产出自己的空间，否则就是一种空想。”⑭而在全书的结尾处，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有两条可能的前进道路：苏联模式完全依赖大型企业和大城市的力量，相对于生产中心、财富中心和决策中心的所有其他地方则处于被动的边缘化状态；而中国道路立足于中小型企业，立足于与其实力相匹配的城镇，它致力于推动所有区域和全部人口共同进步，并在这个过程中不使增长与发展相节。他针对中国道路建议道：“可以将这个程构想为一个多维度的过程，它不仅包括财富生产与经济增长，而且包括社会关系的丰富与发展——表现为既在空间中生产各种各样的商品，也生产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空间生产甚至可以更加有效地取用。”⑮如此一来，社会必不可少的城市化将不会以牺牲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代价，也不会在发展和增长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剧不平衡；相反，不平衡的发展将会消失，或者至少趋向消失；城乡之间的差别也会逐步缩小，进而融为一体。受列斐伏尔的相关著作启发，哈维在同时期的《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中进一步高度评价说：“在所有这些社会主义的与非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只有中国似乎意在解决而不是加剧城乡之间的冲突。”⑯虽然列斐伏尔与哈维的断言被认为有其理想主义成分，但从根本上说是有深意的。这就是中国道路的新文明空间生产的经验，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空间生产。

注释

①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51、59页。

②同上书，第91页。

③同上书，第96页。

④Chris Butler, Henri Lefebvre: Spatial Politics, Everyday life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New York: Routledge Talor&Francis Group,2012,pp.141-142.

⑤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547-549页。

⑥同上书，第96页。

⑦同上书，第584页。

⑧Chris Butler, Henri Lefebvre: Spatial Politics, Everyday life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p.158.

⑨Ibid.,pp.143-148.

⑩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599页。

⑪同上书，第589、442页。

⑫Henri Lefebvre，Du RuraláL'Urbain, 3rdédition, Paris: An-thropos, 2001[1970],pp.XIX-XX.

⑬Henri Lefebvre, De L'etat, Volume3, Paris: Union generalee'editions, 1977,pp.369-371.

⑭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80-81页。

⑮同上书，第620-621页。

⑯戴维·哈维：《社会正义与城市》，叶超、张林、张顺生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255-256页。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