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

原文选自《詹姆逊文集》第2卷，《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陈永国译

寓言包括从某一特定再现中抽取它自足的意义。这种抽取标志着这个再现本身的根本不充足性：鸿沟，谜一样的象征，等等；但在现代时期尤其经常碰到的是，除了继续意指自身、看上去连贯的再现之外，它还采取小型楔子或窗口的形式。戏剧又一次成了寓言机制的尤其特殊的空间，因为戏剧必然总存在着再现的自我充足性问题：不管外表多么奢侈豪华，多么令人满意，不管看上去多么充分地表现自身，模仿的动作总会使人产生一点怀疑的感觉，一种令人烦恼的感觉，即认为这些表演是模仿别的东西，因此是表现别的东西。即便那种“表现”一般指现实主义的，作品内部也会打开一段寓言的距离，哪怕是非常短的距离，这是各种意义一点点渗入的一道裂隙。因此，寓言就是一道逆反的伤口，文本中的伤口；它可以被密封或控制(特别受到警觉的现实主义美学的控制)，但作为一种可能性它永远不会完全消失。

我禁不住要说，对文本的每一次阐释都总是一个原型寓言，总是意味着文本是一种寓言：全部意义的设定总是以下列为前提的，即文本总是关于别的什么(allegoreuein)。这样(由于已经把这种现象的意义扩展得如此普遍，致使它已经显得不那么有用了)，我们就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对文本的控制方式上来，这种控制的目的是要限制意义，限制意义的纯粹的量，指导无处不在的阐释活动，把寓言变成只在适当的时候才发生作用的特殊信号。

历史剧是特别具有寓意同时又是反寓意的，因为它的确设定一个现实，以及它所要求的外在于它的一个历史指涉，不管这种要求强烈与否，它都将这个指涉作为启示因而也是阐释的再现。与此同时，纯历史存在的事实似乎又拉直了这个圆，关闭了这个过程，暗示说如果再现的确最小限度地意味着别的什么,即实际存在的历史事件，那么,那就是它所意味的一切，不再需要什么补充的阐释了。(比如，只有一种古老的宗教历史编纂才认为历史也是一部书，即上帝之书，书中的事件也有其自身的寓意。)

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历史再现都始终存在着一个缘由的问题：何以是这个事件?何以是现在?从过去无数的轶事中拣取这个特殊的历史插曲加以展示的意义何在?对这个问题布莱希特无需思考就能答复，不仅见于民主德国上演《伽利略传》时的节目说明书中，也见于文本内部的暗示和典故中：该剧提出了关于科学家及其责任的问题。如果我们回归伽利略本人，那么，这就是由于奥本海默和原子弹，所以，该剧不知不觉地成了对反核武器运动的比喻(正如在东方和西方的各种裁军和反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运动所反映的)，在布莱希特以战争为背景的戏剧中找到丰富的素材——实际上，战后他在欧洲导演的第一部剧作，由海伦·维格尔主演、在瑞士上演的《安提戈涅》,就是极其巧妙地作为反战戏剧上演的。

但这只是更普遍的大量的寓言生产的开始，如果伽利略放弃科学而屈服教会的权力暗示着奥本海默对制造原子弹的默许，那么，一定还会找到许多其他的时事问题的类比，最明显的(却无疑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极少有人提及的，尽管布莱希特本人却提到了)则是在公开审判时布哈林向斯大林的屈服。^[1]1934年戈林接受公开审判时季米特洛夫在为其辩护时引用了伽利略的例子，似乎使后来的“忏悔”更显得臭名昭著了。它已经确立了这种情况在左翼文化中的普遍存在。

詹姆逊

如果如圣奥古斯丁所说(就其自身来说并非不是令人愤慨的一种说法)，一事物或意味自身或意味其反面^[2]，于是我们就有了寓言的表意机制，它可以不加区别地作用于同一性和差异性，并指望这些将转向对立，最终导致矛盾。这种机制说明了我们何以不必判断伽利略(在这个问题上或许还有布哈林)是否有他的正当理由，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注意这个问题本身，展开争论：这种怯懦是否可以看作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那种“英雄的怯懦”?或仅仅是那种平常普通的怯懦?倘如是，后者是怎么成为“英雄”的?这个问题继而把物质主义本身包括了进来，因为施威克(Schweyk)或骗子们的诡诈所体现的英雄气概恰恰在于他们对身体和生命的承诺。

黑格尔早已在主奴辩证法中看到了这一点^[3]：主人愿意为了名誉而牺牲生命(为了得到后来将包括权力和作为奖励及补助的物质特权在内的一种认可)。正是这种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和活的身体的自愿把他与奴仆区别开来，后者极不情愿丢掉已经得到的一点利益。奴仆是物质主义者，主人是理想主义者，所以，物质主义就是这种不情愿献身的终极原因，不管有什么样的关于报酬的承诺(而这些一般说来无论如何都会付诸理想主义的修辞和空洞的赞誉之词，最终与主人的封建特权比起来可就远不会是“物质主义”的了)。

对身体的眼前利益的依附还应包括一种对享乐的珍惜：曾节衣缩食的布莱希特在这里赋予伽利略一种对食物的迫切关注，尤其在晚年，确切说不是贪食，而是要证实任何事情都没有满足物欲重要；当然不是指思想和理论的争论，因为在他早年致力于发明的阶段，这些争论很容易使他废寝忘食，不修边幅，放弃自己的兴趣。毫无疑问，正是前期和后期的伽利略之间的这种对比改变了某一特殊评价方面的烹饪特征(还记得在论间离效果的文章中他给予这个词的贬义内涵吧)。然而，我们还是要保留这个问题的含混性，这似乎把一种绝望的矛盾和张力置于肉体和灵魂、物欲满足和精神或科学追求之间，以至于二者之一总是处于被“抛弃”或牺牲的境地——在这种环境中，现代的布莱希特式的人不再会仅仅因为权威的迫切要求而不加思考地实现那种“牺牲”的价值了。以什么名义呢?这就是那个古老的破坏性问题，既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中，又在当代存在主义以降的形形色色的拒绝中再度体现：什么东西值得我们丢掉现在，丢掉眼前的利益?向我们提出的其他建议有什么能超过现时的无与伦比的直接而明显的价值呢?

与此同时，正是在与被牺牲的东西相平衡的砝码上，一种不同但却相关的寓言过程开始了。屈服的行为已经在以前的时刻得到了寓意的讨论：现在进入焦点的是被背叛的东西，在这方面奥本海默和布哈林对我们都没有什么直接帮助，因为这两人的例子都以一种价值为前提——科学探究或革命活动——仍有待于分析和证实。(然而，我们在下文中仍将保留这些层次的二元系统：科学和政治。)

该剧以无限的精力和充溢的喜悦所清楚表现的是，伽利略的根本否认内含一种反对新事物、反对创新的罪过。此时还不能说是新科学，还不能说是以一种实验方法出现的“物理学”，也还不能说是对理性和实验、对培根、对系统的怀疑和探究的出新应用，而是相当宽泛的东西——它本身通过革命的直接比喻表现出来，是历史车轮的一次转动，是时间河流中的一个巨大漩涡，是作为新时代之黎明的万物的变化过程。的确，该剧最宏大的方面莫过于在了不起的第一场戏中从散文向诗歌的过渡(无疑还有从词语向音乐的过渡)——这是由舞台表演本身所标志、被置于婴儿口中的层面转换，伽利略把印刷的书卷交给男孩安德列阿斯来读，后者则开始朗诵这首伟大诗篇的开头：

噢，开端的快乐!噢，清晨!

第一棵草，当没有人记得

绿色的模样。噢，第一页书

久已盼望的，它的惊奇。读啊

慢慢地读，太快了，那未读的书页

将对你太薄。还有水的第一次喷溅

在流汗的脸上!那崭新的

凉爽的衬衫。噢，爱的开始!噢，迷茫的目光!

噢，工作的开始!把油倒入

冰冷的机箱。第一次触摸和第一声哼唱

引擎骤现生机!还有那第一曳

充肺的烟!而且还有你

新思想!

(XXⅡ,811;《诗集》,337) 

就这样，这首诗把伽利略刚刚罗列的经验变化概括起来：使用杠杆撬石头的新的建筑方法，车可以在棋盘上自由运动的新棋法，给人一种直线无限延伸的新观念——所有这些例子的凝练使我们看到了新事物本身，破晓的黎明和新时代的到来给人以无与伦比的快乐。

这将成为剧中第二个阐释时刻的寓言工具：这里已不再是作为焦点的“科学”，尽管在布莱希特的作品中，科学总是呈现一种从属的寓言化。因此，科学以及学习，便与游戏和纯娱乐、与操纵和实验的乐趣、与不仅对于变化而且对刺激变化和促使新事物发生的能力的满足相同化了。但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如《伽利略传》作为布莱希特特有的作品上演所示，新事物必须清楚地带有它自身众多的寓言指涉，在这方面似乎清楚的是，我们必须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加以阐述。一个是新的人类关系的出现，因而也是一个新型社会的出现，这显然是社会革命的层面，因此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所激发的20世纪的政治革命相认同。(这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实际上作为著名的“社会的科学”的观念，是一个次要的表意步骤，本身就需要纠正和限定：它的确认为，不管在哪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都是一种科学，但只能是在伴随新事物并对新事物加以理论化的比喻意义上。)

因此，这是一种即刻就可以作出自己的明确决定和得出结果的寓言运作。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追加一句，文艺复兴时期的“革命”是短命的，伽利略的故事也证明是一个反革命的时刻，因此很快就被控制住了，它的最初冲动和兴奋被系统地消解和挫败了^[4]，甚至在自由资产阶级的荷兰这个乌托邦空间里，在斯宾诺莎开始思考他的唯物主义和乌托邦思想时，这个端倪就已被关闭了几年，由一个变换了形式的等级制度和贵族政府所取代。^[5]那么，在苏联20世纪20年代鼎盛时期的伟大的苏维埃文化革命的时刻，他们那些无限的实验，继而是斯大林主义强行的纪律和秩序，以及发明的终止，是否反映了列宁主义的废弃?而且，如果追随奥本海默的指涉的话，在何种程度上才能窥探出对西方出现的冷战，以及对20世纪30年代西方(尤其是北美)左派的各种冲动进行的新的战后钳制和系统灭绝呢?现在这些当然已是对主要寓言层面的次要阐述了，这个主要层面就是作为革命创新的新事物。

但是，所暗示的这场运动，从政治革命和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到文化革命和众多新的文化形式的繁荣，就是我们现在必须阐述清楚的这个过程的第二阶段。如果政治和社会革命是这个新事物的寓言结构的一个层面，那么，美学便是其另一个层面，而在这里，伽利略的革新则可解作对我们所说的现代主义的类比。这里——仅就布莱希特的作品本身也是现代主义作品这一点来看，如我们上面讨论的，它不仅是其他现代主义中的一种，而且是现代主义创新的坚挺形式和惟一合法的形式——涉及自动指涉性的另一个重要例子：伽利略的科学一美学革新在这里隐含地与布莱希特美学本身相关。(关于这种新美学的发展的一些疑虑，也许需要与现行的戏剧传统调和起来，从而为强调快感和消费的间离效果提出一种新解释的慰藉——在战后发表的《戏剧小工具篇》中，即所谓“伟大戏剧”以观众为指向的丰富性。也许应对所有这些进行重新思考，包括布莱希特理论所清楚要求的关于彻底革新风格的种种说法，本身就被寓于由此而展开的寓言运动之中了。^[6])

作为一种寓言艺术，《伽利略传》除了“直义”外至少还给出另两种不同的信息(即是说，如果你喜欢这种历史指涉的寓言信息的话)：作为一种神秘解释层面的政治革命信息，以及作为一种道德层面的美学革命信息。我禁不住用中世纪寓言的四个层面来结束这番讨论，而这也是正当的“寓言”层面，其中我们首先谈到的明确的时代指涉(奥本海默和布哈林)起到了发起这个寓言过程的作用。这样，中世纪的意义的四个层面便以一种新的结构得以保留和复杂起来。不应忘记的是，它们是从直义的层面，即历史事实(比如，走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到寓言的层面(如基督复活和从地狱的回归)，再到道德和神秘解释的孪生表意层面：灵魂在皈依的过程中净化自身，人类则在最后审判中面对自身的集体复活。

这里，我们可以说，伽利略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就是第一个直义的层面，新事物和革命的整个观念都是与之相符合的。正当的寓言层面，在道德层面上又由于对新事物的背叛而发生内部变化：新物理学偏离轨道而滑入冷战和原子弹的制造，斯大林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滥用及其在大清洗审判中受到的嘲弄(和实际灭绝)。在神秘解释或集体的层面上，或许要记住戏剧与一般文化革命的同一性，从原创的学习剧的绝对纯洁进化到这出壮观的《伽利略传》充满烹饪兴趣的享乐，便提供了关于其自身的一种评论，关于其自身风格和妥协的一种狡猾的自动指涉。

倘如此，案例分析的形式便在那里把问题敞开了：在直义层面和寓言层面上的反复尝试，强求观众拿出判断的态度，转移由寓言框架本身促成和激发的比较“自然的”第一人称判断。然而，在布莱希特的作品中，法律和教育态度之间的张力一直持续着。托·斯·艾略特在戏剧手法上更加卓越，更加惊人，在《大教堂的谋杀案》的结尾，他让凶手们直面观众讲话，谴责他们，宣布他们作为世俗社会的公民而对圣托马斯·贝克特的殉身负有最终责任：“如果你们现在已经得出正当的结论，把教会的权力屈从于国家的福利，那可要记住是我们迈出了第一步。”^[7]只有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在献身于市场和私有财产的大众面前，这才起码是一种适当的逆转。然而，甚至在反纳粹的作品中，布莱希特对自己的德国观众和读者的攻击也是讽刺性的，意在培养罪过感和羞耻感，从而最终迈出他们要学会自己教育自己的集体再教育的第一步。然而，《伽利略传》对这个困境和张力的探讨实在勉为其难，只能在时间和变化中，在驶向未来的航行中找到终极结论：装在瓶子里的信息只能在其他海洋里和其他世界的乌托邦彼岸才能开启出来。

注释 

[1]See Roy A.Medvedev,Let History Judge(New York:Knopf,1971),pp.174-179.

[2]See De doctrina christiana,BookⅢ.

[3]See G.W.F.Hegel,Phenomenology of Spirit,trans.A.V.Mill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Chapter 4,section A,pp.113-119.

[4]我认为从拉伯雷短命的开端也可得出同样的对应，如米·巴赫金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坎布里齐，1968)中所述。在巴赫金看来，拉伯雷是在中世纪的传统或习惯束缚与巴罗克反改良主义强加的新的复杂的人造文化和政治戒律之间透出的一丝生息：这个寓言显然指向对伟大的苏维埃文化革命的赞颂，那是在可谓中世纪的沙皇主义与20世纪30年代初新兴的斯大林主义的正统压抑之间爆发的一场革命。

[5]See Antonio Negri,The Savage Anomal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1991),Chapter 1.

[6]然而，通过把伽利略的和布莱希特的“现代主义”发现与爱因斯坦的发现相并置，还可以引出另一个不同但却相关的遗腹寓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接受根本的不定性方面划定了界限(“上帝不与宇宙掷骰子”)，因此，可以将他的现代性与更加彻底的作为其结果的新物理学的后现代性对峙起来。这正是后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可能会谴责现代主义的折中大师的地方(与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与国家的折中),，从而提倡建立一个无审美中心和异质的更自由的荷兰。这也是布莱希特自己的寓言仍葆其“有用性”的地方，尽管我本人还是不想以这种方式使用它。

[7]T.S.Eliot,Completed Plays(New York:Harcourt Brace,1967),p.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