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李自修译，王逢振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原书为准。

第五章  走向辩证批评

这难道是对辩证批评的现象学描述吗？然而，其矛盾却又不像乍看起来所表现的那么大。辩证写作的独特困难实际上在于它的整体主义的、“总体化的”特征：仿佛不首先讲了所有的事物，就不能够讲任何一个事物；也仿佛随着每个新观念的出现，势必需要概述整个的体系。因此，正是公允评估黑格尔极为随便说出的意见的尝试，才最终把一大团纷乱杂陈的黑格尔式形式序列同这种意见一起展示出来。因此，也正是为评述马克思而提出的某个论点，抑或写出的其他著作或文章，才恪尽职责地最终成了对整个历史唯物论的评述。对于辩证的思维来说，不存在什么内容，而只存在总体内容；而且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现象学（正如当代的其他伟大哲学体系，不是新内容的发现，而是形式上的革新）对于否则于我们来说就是有组织的困境的那种事物，才似乎提供了答案。因为现象学的确切意图不是说明一种思想是什么，而是说明感觉它像什么。它的宗旨不在于对（暂时放在括弧中的）内容作出陈述，而在于描述其一切时间性特征均和那内容相符的精神运作。对于读者来说，它的证明方式不在于逻辑论证，而在于是否对认识引起冲击。

阿多诺

在前面几章里，我们从几个不同的观点出发，论述了当代对辩证法所做的工作，言外之意是，这些“体系”或者部分体系——阿多诺论述时间的辩证演化；本雅明、马尔库塞和布洛赫论述辩证思维本质上是诠释的或非神秘化的同时又是复原的性质；卢卡契论述艺术建构和社会生活自身基本现实之间的征兆性关系；萨特论述这些现实作为阶级对抗的伪装和无法伪装的性质——最终都互相补充，它们表面上的不相一贯，都在某种更大的辩证综合里化解。本书的任务不是对这种综合进行哲学的、有序的、系统的说明；然而，我们倘若始终记住下面篇幅当中那种描写性的、现象学的、有意为之的主观取向，那么，在这些局部研究的一侧，似乎还有召唤辩证文学批评的余地，并在超乎这种批评之外，还有召唤一般辩证思维的余地，它们是一种时间形式，一个过程，一种对独特而确定的结构的实际经验。

这种思维当然是思维的平方：是正常思维过程的强化，从而使一种更新了的光线照亮这些过程强化的客体（对象），仿佛在它的直接困惑中，心灵试图凭借意志力，凭借命令，抓住自己的鞋襻儿，使自身高扬起来。面对着不进行深沉思考的心灵的这些运作程序（无论心灵是在与哲学的或艺术的、政治的或科学的问题和客体进行搏斗），辩证思维并不是试图完成和完善这些程序的应用，以便拓展它自己的注意力，将这些程序也包罗于自己的意识之中：换言之，与其说它的目的在于解决所说的这种特殊困境，不如说在于将这些问题在更高层面上转换成它们自己的解决方法，并使问题自身的事实和存在变成新研究的出发点。这的确是辩证过程中最敏感的时刻。在这一时刻里，思维的整个复合体借一种内部杠杆作用被高擎起一层，而心灵现在也由于经过一种变速，发现自身愿意把原来是问题的东西当成答案，以将自身纳入问题的这样一种方式置身于它原先的努力之外，不仅把这一困境理解为客体的一种抵抗，而且也理解为以一种策略方式部署和配置来反对它的主体一极的结果——简而言之，就是理解为确定的主-客体关系的功能。

由正常的客体取向的心灵活动到这种辩证自我意识的转移，具有一种屏息闷气状态——有些像电梯下落抑或客机突然俯冲时我们感到恶心战栗的情景。正如这使我们想起我们作为思考者和观察者的精神状况一样，同样也使我们想起自己的肉体。这种震惊的确是基本的，并且构成了这样的辩证：没有这一转换时刻，没有这种最初对旧有的、更幼稚的立场的自觉超越，任何真正辩证地达到意识就都不可能。

但是，恰恰由于辩证思维紧紧依赖于它应该超越的那种习惯性的日常思维方式，它才可以采取几种不同的、明显矛盾的形式。因此，当常识主宰着我们正常的日常心智氛围并成为其特征时，辩证思维自身表现为反常的琐细、过分的精巧和过分的微妙，它提醒我们：简单，实际上只是一种简单化，所谓的不言自明也是从大量隐蔽的预设中获得它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按照知识分子的方式，着手通过一系列的抽象推演开去，每一抽象都渐次愈来愈远离真实本身，并在我们如此推演时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疑惑，怀疑整个摇摇欲坠的结构不是新自然法则的界碑，而是某种私人心智癖好规则的界碑；这时，辩证思维便呈现为一种残忍的分裂，像快刀斩断了的乱麻，突然为我们复原了最粗粝的真理，恢复了像常识本身那样令人不快的平凡的事实。辩证认识这两种表面对立的效果，实际上像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那样，大致与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各自的辩证法相一致。

下面是对辩证思维的几个最典型特征的描述，特别是对努力解决具体文学形式问题时的特征的描述。这种描述当然不可能完整，但却试图解决完整性的问题；而且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由于在愈益拓展的阐释网之内，每一个题目似乎都在不同语境中和在更高层面上概述前一题目，所以这种阐释网应该使我们愈来愈接近所有辩证思维中那个终极客体（对象），也就是具体事物自身。

I.黑格尔式文学批评：历时性建构

黑格尔

辩证法必须讲述的真相，无疑是辩证颠倒的真相，即将一种现象变为它对立面的那种悖谬转变，而数量变为质量只是这一转变的比较著名的实例。它可以描述为时间中的蛙跳事件，在其中给定的历史境况的弊端，实际上原来是它秘密的长处，看似内在优越性的东西，却突然证明是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加上了坚不可破的限制。实际上，它是一个限制的颠倒问题，由否定到肯定以及由肯定到否定的转换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历时性过程。

为了方便地给予客观的和外部的说明，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技术发展状况，当时美国和苏联两国都是德国导弹发展研究的继承者。那时，不平衡情况自然是在原子能领域；而美国进行实验的目的，也正是为了缩小原子弹的体积，并增加其杀伤性能。几年之后苏联的第一批原子弹，相对来说仍然处于笨重不便的状况。因此，为了运载这些原始的庞大的装置，苏联技术不得不发展能将巨大有效的负荷送入轨道的导弹，这些导弹后来用于运载第一批人造地球卫星升空。然而美国的武器优势，因其发展导弹的目的是为了运载它们自己较小的原子弹头，结果变成了美国在导弹发展上的差距。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这种情况自然又再次颠倒过来：美国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导弹没有这么大的威力，才发现自己为了发射升空而不得不发展更小更精密的晶体管化的仪器部件；而并不处于这种压力之下的苏联人的不太精致的机械，传送回来的信息相对来说数量却较小。如此等等。当然我们在这种情况中略去了一些因素，特别是空中力量因素，这又会使我们回到战略轰炸那段历史，进而回到一个陆上强国和一个海上强国的对峙，以及最终回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理、历史和经济的不相一致，就是说，这一特定系列辩证颠倒的整个情景，最终将包含着对具体历史自身因素的一种沉思。

这种模式，正如前面一章对音乐所作的说明一样，虽然就其本身的方式而言可能是抽象的，虽然是简单化的而且失去了日常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但却使我们能够就一般的辩证分析证明某些基本的论点。首先，这种分析显然事先假定了一组数目有限的因素最初与历史总体或历史连续统一体的分离。在这里，这些因素就是导弹发展和原子能研究。不过，在文学领域里，这些关键因素或者我们将要称之为作品主要范畴的最初选择，明显是任何辩证批评的策略性时刻。

这些范畴于是被视为容纳着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而一方的改变也涉及另一方在比例上的相应变动；这自然是我们谈及现象的相互辩证关系时的最基本含义，抑或反言之，谈及对这些关系的辩证理解时的最基本含义。也许不太经常为人所认识的，是对辩证关系的这样一种意识，如何包括或隐含着一种作为表达它们必要条件的历时性框架。

上面列举的例证具有平行序列结构上的独特性，它显然以每个阶段的逐点对比唤起了彼此的注意；因而美国的不平衡突出了苏联平衡力的性质，反过来也是如此。在大多数的辩证分析中，辩证作用的深刻对比性质，可以说只是以区别知觉的形式而隐蔽含蓄地发挥作用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允许我们通过同时意识到某物之所非，来发现某物之所是。因此把一个现象辩证地表达为各力量或范畴的某种比率，同时包含着对这些范畴彼此之间作出在逻辑上可能的其他安排：而这些允许对研究对象的全部特性进行测定的其他形式，又是依照某种序列来安排的。这种序列或者是一种真正的时间性或历史性连续统一体，或者如在黑格尔著作中那样，是在一种连续中实现自身的一系列可能性，而这种连续由于仅只属于一种理想类型，因此在结构上同样是历时性的。

的确可以断言，无论历时性序列在性质上怎样具有时间性或者历史性，它势必仍然是一种抽象，因为它只不过是具体历史自身生存不透明性的一个理想的横断面，即现实的单一平面或层面的分离，后者既被理解为所有这种层面的理想的总和，又被理解为那个终极的、不可思议的总体，该总体永远不能仅仅凭借纯粹思维的运作这样累加地重构出来。因此便来到了辩证分析过程中的最后时刻，在这一时刻，这种模式竭力想返归于它最初所自出的那种具体因素，取消它作为自主性幻觉的自身，并且重新分解于历史之中，而在这样做的同时，还让人们短暂地窥见作为一个具体整体的现实。

费尔南·布罗代尔

这样，辩证模式就让一个特定的现象被感知为单一连接过程中的一个时刻，抑或其中一个单一连锁的断面。然而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它所有时刻的总和，作为“诸序列的序列”，抑或从弗尔南·布罗代尔的意义上说，作为众多不同结构、不同持续时间的时间组合的大量共存，应该与历史瞬间自身区别开来。不过，当我们转向文学领域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对辩证思维进行最执拗抵抗的永远不是历史的此时此地概念；对于心灵来说，在某书“成书于”一个确定日期的观念中，确实存在着一种二律背反，纵使那同一心灵能够卓有意义地安排准备作品的时间表，抑或安排作品从此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或者被忽略的存在，作为其他存在物中的一个存在物而存在的时间表。

《尤利西斯》

依我看来，文学辩证理论不得不面临的首要问题，毋宁说是文学作品本身统一性的问题，即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事物，作为一个自主整体的存在的问题，这个整体确实抗拒此时此地历史的总体性的同化（《尤利西斯》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是1922年所发生事件的一部分），其顽固抗拒，正如它拒绝于某种超个体形式史中的分解一样。因此，毫无疑问，我们作为批评家首先是对作品本身的整体性的忠诚，假如那种自主性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现象的实现的话。因为俄国形式主义者向我们表明，每一部艺术作品都是依靠一般的背景（当然，这种背景也在每时每刻以及不同世代之间发生变化）来理解的：它被读作采取某种特定形式的作品，或者依靠某种特定形式的作品，亦即在某种语境中阅读。在这种语境中，各种文类被认为是共存的，彼此之间保持着固定的距离，共存于相对是系统性的复合体，而这些复合体本身又能以它们的历史共存或连续构成为研究对象。因此，十分明显，即使是艺术作品的自足性也有变化，这取决于作品是否有意识地引发同业已以这种形式存在的整体进行对比，例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十四行诗或者同日本的俳句进行对比，抑或是否像《尤利西斯》和《神曲》那样，目的在于通过世界上单一一本书对文化的概括来取代所有的文化，不过，书的观念本身在这里仍然是一个文化事实，仍然是作品赖以被理解的那种一般的背景的一个因素。

这里所蕴含的模式，当然有其形式和背景之辩证的格式塔心理学模式；但这并不是思考个别整体和其他文学作品总体之间关系的唯一方式，更不用说它可以与之并列的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其他层面了。托·斯·艾略特在一段著名的文字中说：“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理想的秩序，它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艺术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一现存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现存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哪怕改变得很少；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进行了调整。”这自然是一个深刻的辩证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说，这段话的修辞魅力的确源于这个观念没有言明的辩证性质，当作一种观察事物的更加动态的新方式而传达给读者的那种方式；而且要开列它旨在完成的确切功能——文学和意识形态功能——的清单，现在也许不复必要了。不过，对于我们来说，“秩序”一词不再具有拜物教的价值，全球总体的概念，就方法论而言，不像有限序列的较小观念那样有用，这些序列由于增加了一个新项而发生变化，而这个新项本身又是比照它作为其中一部分的连续统一体被感知的。这些有限序列至少早在希腊悲剧诗人时代就为文学理解提供了语境或者框架；在现代时期，我们只需想一想英国小说中的理查逊、菲尔丁和斯泰恩，法国小说中的巴尔扎克、福楼拜和左拉，现代诗歌发展中的波德莱尔、兰波和马拉美，就能认识到我们对这些作者中任何一个的理解，都是一种区别性感知功能所达到的程度，在这种感知中，作者在序列中的地位决定着对他的特征进行测定的方式。说福楼拜自成一家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但是说他不再是巴尔扎克，说他还不是左拉，就是用众多的确定方式，表达出福楼拜的小说所固有的、基本的结构。当然，后者也并不是众多的其他事物：全部列举那些明确的否定，揭示福楼拜何以不是同一时代的英国或俄国小说家，何以他按自己的方式重写并从而否定《堂吉诃德》或《老实人》，就是借助把福楼拜视为迥然不同类型的历时性序列中的一个项，来丰富我们对于他的知识。然而，这种文学感知的比较或区别方式仍然是一个恒量：有关个别作家的专题研究，无论进行得多么机敏，也难免通过它的结构强加上一种歪曲，一种由实际只是人为的分离所投射的视力幻觉。断言现代作家要求这种分离，要求批评家把他们的作品当作某种“世界”而彻底“转向”他们的作品，并不是这种批评程序的理由，而是一种本身就有权利进行研究的有趣现象。

这些序列，以及这些比较，大体都超出了一个作家对另一作家个人影响的传统问题。我认为，我们多半都同意把个别作家视为某一系列技巧的所在或者实现，视为对可以得到的素材自身所固有的某一系列有限可能性的发展和详尽发掘。然而“技巧”这个词却是一个修辞格。我们还会有机会来重新考虑它所隐含和事先假定的本质上是手工艺生产的模式。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了将作品置于同其他作品的序列关系中，用来把某种因素——姑且称作技巧或结构、组成要素，如果愿意，也可以称作范畴从所讨论的作品中分离出来的那个姿态。换句话说，这就是对那样一种东西进行选择的时刻，我们将环绕着它建构一个历时性序列，我们将书写有关它的历史，认为它具有可以讲述的内部发展或者辩证历史。于是，比方说，我们可以强调19世纪诗歌中机体感觉的重要性，从在这方面论述浪漫派敏感性的社会起源的某种这样的看法入手：“在文学艺术中，有过与恐怖统治后发生在道德中相似的危机，即名副其实的感觉危机。人们曾经生活在永恒惧怕的条件下。当惧怕过去之后，他们便沉溺于生活的享乐。他们的注意力全部贯注于外部表象，贯注于外在形式。天空的碧蓝，阳光的灿烂，女人的美艳，丝绒的奢华，彩虹般的丝织品，黄金的色泽，钻石的闪光——这些就是叫他们充满欢乐的东西。人们只是用眼睛生活着，放弃了思考。”

然而“放弃思考”却是比乍然看来的可能情况更复杂、更矛盾的事情。因为稍作更细密的观察便可表明，机体感觉——无论是怎样昏昏欲睡地或者难以忍受地经验到的——永远无法孤立地进入语言。黑格尔在《现象学》的开头揭示了关于此时此地最强烈的经验怎样表现为言语的抽象，怎样表现为一切真正内容中最无实义的内容，实际上也就为机体感觉无法孤立地进入语言作出了说明。因此，对生理维度的最强烈处理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能够记录下来。在这一时刻，整个感觉系统不祥地朝着忘却沉没：一种昏睡的麻木折磨着/我的感官……

因为逐一看来，浪漫派搜罗的各种感觉都会苍白枯萎，在他们是（一反18世纪诗歌修辞而感到的）最新鲜、最生动的东西，经过几个世代传到我们，却成了平淡乏味的缩影，变成了一种辩证的颠倒，其中纯粹的感觉转向它自己的反面，它自己的阙如。在这种情况下，正是波德莱尔匠心独具，想出了清晰表达各种相互对照的感觉经验的新方法：

有的香味新鲜如儿童的肌肤，柔和有如洞箫，翠绿有如草场——别的香味呢，腐败、浓郁而不可抵御。

像无极无限的东西四散飞扬，如龙涎香、麝香、安息香和乳香那样歌唱心灵和感官的热狂。

因为有关通感的观点是，除非将各种感觉首先清楚地相互分离开来，并根据它们各自的素质和韵味分清每一种感觉，否则就不能把它们混合起来。实际上，在现在的语境中，通感与其说是将感觉混合起来，毋宁说是将它们区分开来的一种方式。《相应》中的这几行诗确定了两套同时存在而又有所不同的对立：在新鲜清晰的感觉中，是各种相互对照的感觉（如触觉、听觉、视觉等），每一感觉都凭借对比，使另一感觉突出鲜明；然后是清晰感觉本身与混合起来的浓郁而污浊的感觉经验的更大的对立，后者主要是气味和引起幻觉的迷狂。从主题和伦理层面上说，波德莱尔的所有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在越来越高的层面上，对矛盾这种最初的悖谬混合的复制，其目的在于将这些矛盾区别开来，如华丽时髦，施虐和受虐狂，亵渎神明等；在心理学层面上，则是作出种种努力，通过利用其辩证的对立面破坏平淡性，避免色彩柔和、和谐共鸣或感情充溢中的枯燥乏味。作品作为一个整体，产生于一系列不断扩大的认同作用。因而“只有心灵的邪恶和低劣才能知道纯粹真正是何物”的命题，是从最初的假定获取其力量的，即纯粹感觉只有通过与它的对立面的混合才能在语言上予以描绘。

阿蒂尔·兰波

在波德莱尔之后，这一知觉张力在史文朋的作品里，本身被当成了一种感觉，结果造成了感觉的千篇一律。在兰波的作品里，知觉被系统地割裂开来，一方面是机体的倦怠和削弱了的希求，另一方面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觉似的变幻不定。最后在超现实主义那里，梦的实现所引起的几乎是生理上的丰盈，转向了纯言语的以及可以称为纸面装潢的辩证的对立面。当然，历时性的序列或建构可以延伸到所欲求的所有维度。

这也可以加以解释：正是在这一方面，我们选作出发点的相对简单的观念，才可以得到纠正，更充分地置于具体历史的基础之上。在这里，我们可以遵循前一章约略提到的萨特的暗示，真正开始谈论中产阶级的态度，这态度在历史上是崭新的、独特的，指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肉体，如何对待肉体本身之内自然的内在表现。这种态度在意识形态上可以作为反对封建特权（血统和种族优越）的武器，因而必须（以萨特描述的复杂方式）使之重新成为抵御19世纪工厂世界“劳苦阶级，危险阶级”新威胁的防御机制，但在任何情况下，它又都投射出“在世界存在”（being-in-the-world）的新感觉方式。在这里，我们还会在一般现代文学中的“本体还原”的更大语境里，替换所讨论的有限的诗的现象——一种文学现象，它反映中产阶级群体在它们取得政权以后（但特别是在1848年6月起义以后）愈益负罪的良心，反映作家自身脱离其作为社会体制的公众，用生理自身更深刻的、前社会的现实替代社会归属“标记”所引起的愈益加深的焦虑（从而使“肉体还原”在文学形式层面上，作为一种逃避在社会中存在的罪疚和共谋关系的尝试，与巴尔特“空白书写”[white writing]相并发生）。这种解释最终必然与巴什拉对感觉的“白日梦”作用的那些影响深远的研究相一致，一方面借说明这些素材和文学语言本身内在的辩证法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对作为中产阶级世界心灵发展的“白日梦”的更真实的历史理解，在理论上矫正这些研究。然而，在这一点上，历时性序列由于它自己的力量而改变方向，宣布它自己的最终取消和它回归具体本身的时刻已经近在咫尺。

这一扩展的说明应该有益于突出我们称作范畴分离的东西（即研究对象的定义，而无论这种对象是意象、文体、视角、人物，还是作为现代文学实体本身的那些更加短暂的和没有命名的文学现象），和那种把替代结构的实现纳入承继次序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曾经把这种连接叫作历时性序列或建构，而且它总是蕴含于对范畴自身的直觉当中，构成批评家对后者的具体解决。于是，这两个时刻一起形成了真正辩证文学批评的开始的姿态，我们不妨称之为它的黑格尔方式的开始的姿态，以便后来与特定的马克思主义方式区别开来。

不过，我们不希望让人理解成我们在说，这种历史和辩证的连接前此从未有过实践，或者仅只不充分地实践过。相反，现代时期的标志便是这种历时性模式的剧增，它们以各种“历史理论”的伪装呈现出自己。我们只需想一想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体系，埃冈·弗里德尔或者刘易斯·马姆福德的文化史，西格弗里德·吉迪翁或者马尔罗的蔚为大观的艺术综合，麦克卢汉或者米歇尔·福柯开创的思想史上晚近的新花样，甚或是诸如韦伯有关社会官僚主义化观点之类的、显然专门化的社会学命题，或者戴维·里斯曼著名的“内在方向/其他方向”，诸如艾沃·温特斯或者温德姆·刘易斯等人的道德和艺术崩溃的启示录式的远见——就可测定我们一般思想生活的特征，在什么程度上不断试图设计和完善“历史理论”最可能的合理化模式，然后予以兜售。布勒东嘲讽说：“每个人都想发表自己那琐屑的‘看法’。”他心里想的是小说，是最低限度的心理“洞察”有时似乎确证了对另一小说“世界”进行阐发的方式。不过我的印象是，“历史理论”的繁衍，是一种甚至更严重的文化沉疴的征兆，是试想瞒过现在的一种企图：首先，设想你的思路在历史背后达到了甚至连现在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完成了的历史瞬间的地步（例如，某种新敏感性的产生，某种决定性终极文化变异的标志，最初只有具备起码知识者才能见到；又如末世灾变的最初迹象，只能是新时尚的最初动向，或者新萧条的最初标志）；然后，甚至在你所处的时刻作为永恒的亚属在史籍中得到最终定论之前，对这一时刻命名并贴上标签。这样的思维方式源于对时间的深刻恐惧和对变化的害怕；它是与马克思主义极为不同的一种心智运作，后者对把现在作为历史非常敏感，它欢迎对生活的历史性所产生的愈益强烈的存在意识，并以此感到愉快。

的确，为了反驳这些历史理论（并反驳托·斯·艾略特本人的理论），很容易使人援引后者关于威廉·布莱克的著名论述：“我们对布莱克哲学的尊重……与我们对一件家制的精巧家具的尊重完全一样；我们羡慕把家中零散的下脚料拼凑在一起的人。在英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这类足智多谋的鲁滨逊·克鲁索；但我们距离欧陆或者距离自己的过去其实并不太遥远，而且不妨这样说，还没有失去那些文化优势……[布莱克的]天才所需要的东西，以及它最缺乏的东西，是公认的传统观念的一个框架。这框架原本会防止他沉溺于个人的哲学，将注意力集中于诗人的问题。”但对于读者已然十分清楚的是，从我们的观点看来，艾略特自己对历史的神学幻象与布莱克的同样是“家制的”；我也不想用上述的说法为马克思主义辩护，说它是从事我们作为诗人或批评家正当事业最合适而又涵盖一切的正统意识，虽然完全可以进行这样的辩护，而且实际上也蕴含于本书论述诠释学的各个节章。关键是马克思主义并非只是另一种历史理论，恰恰相反，它是这样一些历史理论的“终结”或者取消。事实上，从描写角度看，甚至诸如泰纳或者巴比特，抑或麦克卢汉或者温德姆·刘易斯等人的最保守的“历史理论”，也只是提供了交替的方式，来“强调”中产阶级世界本身的崛起，以及伴随着它的各种文化和心灵变形或者“认识论删节”。详细讲述印刷术的发明，或者自然崇拜、时间崇拜，抑或“古典主义精神”的兴起，只是使总体过程的单一时刻偶像化。因此，当我们摆脱所讨论的“历史理论”转向具体历史本身的时候，就会在研究对象本身，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变化形态上，找到普遍的一致。因为，如同我们在后面即将看到的那样，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类型的释义，即把经济“序列”当成那种最终受到特许的代码，而其他序列必须译解成这种代码，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其实，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因素的出现，基础结构本身的显现，只是接近具体的迹象。中产阶级世界因而是一切历史沉思的共同对象，而无论焦点的宽窄，无论这样记录下来的终极具体细节（就是说，现实的经济下游区域）的笼统或精确。然而，认识到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对象，只是更残酷地让人们直接面对关于阶级判断和意识形态选择源泉本身的最痛苦的意识，让人们发觉自己无法摆脱地“参与”并似乎在本体论上卷入那种社会-经济境况，而这种社会-经济境况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深层功能首先要隐匿的东西。

这种“历史理论”的典型优点和弱点，也许可以在后者有意识地将自己局限于上层建筑的单一文化领域或层面时得到最清楚的证明。因此，正是艺术史，特别是沃尔夫林“没有名称的艺术史”，似乎长期以来为文学形式史之类的文化横断面提供了一种范式。这样一些模式的魅力，自然在于它们能够同视觉艺术的艺术技巧和素材之类相对客观的现象的历史和演化一起发生作用。媒体、透视理论、线条和色彩关系、图像研究，这些题目标志着对纯形式内容的茫然天真，而面对语言含义和时间形式等更暧昧不明现象的文学批评家，却徒劳地向往这一点。这些模式在方法论上的局限同样也是征兆性的，因为它们多半源于前此所引起的那些“强调”的问题。因为，如果不是在只能捕捉到连续性的东西中探查出真正的开始和结尾的努力，那么，有关巴罗克或者矫揉风格概念（更不用说关于现代本身更加无限伸缩的观念）的如此深切地引起争议的，归根结底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可以谈论艺术史的一种最终的空泛，每逢我们过分强烈地感到是艺术史学家本人在对自己的历史资料（即素材）使用随心所欲的塑造力量时，这种空泛便会压制我们，而这些素材是不具备内部抵抗或者它们自己现实的上层建筑的因素，它们与自己的实体是一致的。

然而，显然易见，同一个过程在文学批评自身领域内也多多少少不自觉地进行。因而，长期以来被自己和他人认为是非历史的“新批评”派，实际上对于历史范式的建构花费了可观的精力：从多恩到雪莱的敏感性的分离，从史文朋到叶芝的风格和意象的再次获得；这些典型的分析框架等同于文学变化的黑格尔式模式，即上面所描述的那类历时性序列。的确，如同我们已经揭示的那样，就个别分析必须设计自己历时性框架的程度而言，情况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只是这一模式现在试图将自身当作本身有权存在的一种历史理论，于是伪历史的典型标志也就同时再次出现：迷恋历史的兴衰，永无止境地寻觅堕落的日期和那条毒蛇的名字。是卢梭还是他的敌人即哲学家负有责任？是浪漫派还是实证派负有责任？新教教义和法国大革命，哪一个更坏？这些虚假问题，源自对于历时性序列能够起何种作用的错误看法，但又反过来被迫服务于意识形态，在其中，一种末世的框架协助保守政治在貌似审美的事业中冒充伦理学。

马勒伯朗士

这就是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理论的历时性变体的结构；然而在也许是这一属类给人印象最深而又最富影响的产品中，它又具有共时性的表现形式。我指的是这样一些著作：它们从泰纳到斯宾格勒，今天或许不再有那么无限的方法论的自信，其目的在于说明某种文化的总体风格，说明文化史的每个时刻依其相互承续的深刻统一性。这种模式的启迪意义，在于它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运用于个人或者社会现实，又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作为连接本是间断的存在层面的手段。因此，泰纳的“主要才能”的观念，就是统一一个特定作者的种种品质并赋予它们以活力：“一种特定的鉴赏力和天才、一种特定的心智或精神气质、一种特定的爱好与厌恶、才能与弱点的综合，简言之，一种属于其作者占支配地位而又持久的、特定的心理状态。”然而，由于在文化中存在着同样的统一性，因此，譬如古典主义精神，就成了那样的风格或时尚，它处于“凡尔赛的一片围篱，马勒伯朗士的一个哲学和神学论点，布瓦洛规定的一条诗学法则，柯尔倍尔制订的一则抵押法令，马利的国王侯见室里的一句赞辞，布舒哀关于上帝君主身份的一种陈述”之间。这种模式自然曾经用来支持社会或文化有机论，然而，在现在的语境中，这种意识形态的内容可以只当作框架或组织上的前提，用于一般类比的实践，或者用于对现实各层面之间称之为“同系”的敏感性的实践。而且，在我们增加或减少我们与过去一个特定时刻的距离时发挥作用的那种同一和差异的辩证法当中，斯宾格勒对于“词法”的专注，作为具体历史研究的基本训练，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是恰当的，他的目的在于发现：“历史形式的语言”，并揭示一种文化风格的统一性，以此涵盖从工程技术和数理思维到宗教教条和文学惯例等所有事物。归根结底，对这种普遍类推的最有力的反驳仍然是，它除了在时间的单一瞬间之内或纵断面之上，不能在任何事物内投射出历时性或成功地运作。实际上，泰纳和斯宾格勒两人的文化悲观论，最终都源于那种连续性的视力幻觉，而这种幻觉是通过各种封闭和无法重新连接的瞬间在序列中的单纯并列而投射出来的。在这样一种模式中，我们很想说，时间除了消失以外，决不会在任何地方延续。因此，泰纳和斯宾格勒由于不能识别真正历史变化的经济基础，他们不得不在隐喻意义上，利用由诸如“古典精神”之类的虚假原则，以器官衰退、疾病或感染等经典形象，来唤起历史的变化。

马克思与恩格斯

最后，所有这些模式无论能发挥多大作用，它们都受到下述错误看法的歪曲：它们的对象在性质上是真正历史的。我们曾经建议用来替换这些模式的黑格尔理论模式，因其历时性序列的那种结构透明性而独具特色，因此，十分明显，这些历时性序列不是判定为经验现实，而只是判定为理想建构。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段著名的话提醒我们，没有它自己的真正自主性的上层建筑因素，也就不能有它自己的真正历史：“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因此，如我们描述的那样，黑格尔式的序列能够在时间内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以那种终极的、不可避免的、在结构上固有的、趋向于自身消解的运动而富有特色。在这一运动中，它从自身投射出马克思主义模式，把这种模式当作自己的具体实现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