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机器生产与无产阶级的悲苦状况

——马克思《伦敦笔记》研究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列宁、海德格尔、福柯哲学文本学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激进哲学，认识论与人本主义，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与思想构境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到二〇三五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逻辑与战略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1ZDA072）。

摘要：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注意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一些观点，比如用在性的使用价值和交换等价关系的交换价值的区分，然而，所有这些观点最终都会迷失在经济物相化的迷雾之中。马克思也关注自己曾经在《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也刻意留心的相同问题，即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工人的贫困化，特别是进入机器化生产时期无产阶级不断加剧的悲苦状况。

关键词：马克思；《伦敦笔记》；劳动价值论；无产阶级贫困化

发表期刊：原文载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1850年，马克思在英国伦敦开始自己的第三次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一直到1854年前后，他有一个直接占有原始资料的过程，其重要的历史遗存，就是《伦敦笔记》（London Hefte）①。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中，马克思收集并利用了可能是当时欧洲最全面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和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将近1500种文献和资料，进而为他新的经济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思考服务。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马克思写下了大量以摘录为主的笔记和少量手稿片断，其中他亲自标出序号的有24本，大约1250页。在这些笔记中，文献的选择和整理本身就预示了马克思即将开始的思想实验的基本思路，而在摘录中写下的批注和包含在笔记与笔记之间的一些专题性思考和独立手稿，更让我们直接看到马克思下一步思想实验的最初构想和复杂构境脉络。在此，我们仅就《伦敦笔记》中关于劳动价值论、机器生产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问题的思考进行一些初步的讨论，以期更加深入的思考。

一

首先，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思考。第八笔记本的开始，马克思先在第11页上摘录詹姆士·斯图亚特（Jame Denham Steuart）这样的观点，人们“创造过剩财富（superfluity）的唯一途径是为有需要的人的手设计不同的工作，也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their labour）”②。这是在斯密之前，斯图亚特对劳动价值论基础的确认。同时，可以看出斯图亚特已经区分了财富的物质效用和交换价值，因为马克思注意到他界划了“作为商品的货币不具有任何上文中提及的物质上的用途（material use to man），但他认为，货币获得了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所谓价值的普遍尺度（universal measure），以及任何可让渡（alienable）事物的等价物”③。这接近了对用在性的使用价值和交换等价关系的交换价值的区分，这是很了不起的看法。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指认“斯图亚特比他的前辈和后辈杰出的地方，在于他清楚地划分了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特殊社会劳动和获取使用价值的实在劳动之间的区别”[1](P48)。甚至，马克思还看到了斯图亚特关于社会的概念，即“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惠关系（Verhältniß zur Assistenz）”④。当然，这个Assistenz（互惠）是人们在市场中通过交换所获得的利益。可斯图亚特不会想到，工人与资本家在这个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得到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工人只是得到自己最低生活条件的工资，而资本家则无偿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重要的是，斯图亚特直接提及了马克思所关心的机器化工业生产的历史性引入，在斯图亚特看来，这是一种“发展较快的解放双手的工业”（the industry of the free hands has made a quicker progress）⑤。他充满信心地说道，资产阶级的“公民和家庭自由，通过封建政府形式的解体（dissolution of the feudal form of government）而引入欧洲，推动了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它们产生了财富和信用（credit）；以及债务和税收（debts and taxes）；它们共同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new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我打算对其原理进行推导和检验”⑥。这是一幅资产阶级从封建专制的废墟上建立新世界的全景图：从基础性的工业生产到商品贸易，新型经济关系中的信用与税收，甚至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平等政治关系中“公民”和“家庭自由”。这种乐观的自信，显然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的肤浅直观之上的。

在第八笔记本的第22页，马克思似乎想确认斯图亚特与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上的差异。因为，斯图亚特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还是十分粗糙和混乱的。马克思再次注意到，斯图亚特明确提出了商品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worth）和使用价值（useful value）。在斯图亚特看来，“使用价值必须根据制造它所消耗的劳动来估算（useful value dagegen must be estimated according to the labour it has cost to produce it）；在赋形（modification）中雇佣的劳动是人类时间的一部分，它被有效地使用了，赋予一些物质以形式，使其变得有用（useful）、具有观赏性、或者简而言之，间接或直接适用于人类”⑦。

这是承认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由具体花费在生产物品中的劳动决定的，这当然是正确的观点。可是，在斯图亚特看来，商品的“内在价值”却是由脱离了劳动的一种关系性需要决定的。比如，从物物交换（bartering）到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易（trade）的转换，就完全是离开了劳动价值论的交换便利和“需要”，这当然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在斯图亚特这里，货币关系之上衍生出来的信用关系，即“象征性的货币（symbolic money），则是被称作信用的东西，或是债务和信用双方保持帐务的权宜之计，以硬币中实现的货币面额表示。纸币、银行信用、票据、债券和商人账簿（提供和获取信用）是象征货币所包含的众多信用种类”⑦。这也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货币和信用制度也完全是离开了劳动价值论的东西。这当然是马克思不可能接受的观点。有趣的是，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自己已经早就不再使用的异化（alienation）概念。⑧

在《伦敦笔记》的第九笔记本中，我们看到马克思从马尔萨斯⑨的《价值的尺度》（T.R.Malthus.The Measure of Value Stated and Illustrated,1823）一书中摘录到这样一些观点：一是“在同一国家，在同一时间，商品的交换价值（Tauschwerth），只解决了劳动和利润，完全由在这些商品中实际工作的积累的和直接的劳动（accumulated und immediate Arbeit）所产生的劳动量+在劳动中估计的所有预付款的不同数额的利润来衡量”⑩。虽然，这种表述的逻辑是混乱的，可这基本上依循了劳动价值论的思路。二是在进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时，马尔萨斯竟然提出，“资本家的具体预付款（the specific advances of capitalists）不是由布料构成，而是由劳动构成；并且，任何其它物品都不能代表给定的劳动量，很明显，是一种商品将支配的劳动量（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a commodity will command）”⑪。我以为，除去马尔萨斯放大的斯密、李嘉图的逻辑矛盾外，这是十分深刻的观点。因为，这接近于不是将资本家在组织生产时投入生产条件看作物（“布料”），而是当作一种支配劳动的权力。三是“从劳动的恒定价值可以得出：1）各国的货币价值（通过劳动的货币价格）给定了施加相同劳动量的商品的自然价格，取决于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利润；2）给定利润率和货币价值，根据所雇用的劳动量；3）如果他们所雇用的劳动量和利润的比率和数量，来自货币的价值”⑫。这是一种将货币与劳动价值论关联起来的努力。应该承认，马尔萨斯上述这些并不准确的经济学的观点还是富有启发性的。在后来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这样评价马尔萨斯此处接近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尔萨斯忌妒李嘉图的著作所取得的成就，并且企图重新爬上他在李嘉图的著作问世前作为一个剽窃能手所骗取到的首席地位。”[2](P8)然而，因为马尔萨斯的观点最终还是倒退到“价值=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代表利润的劳动量”的错误立场上，这就使“马尔萨斯不但没有超过李嘉图，反而在他的论述中企图使政治经济学倒退到李嘉图以前，甚至倒退到斯密和重农学派以前”[2](P12)。如果马尔萨斯的理论有一定的意义，只是在于“他强调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而李嘉图实际上却没有阐明，按价值规律（按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行的商品交换中，如何产生出资本和活劳动之间的、一定量的积累劳动和一定量的直接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2](P11)。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的整个经济学是反动的，其本质是“维护现状，反对历史的发展”，因为，他的经济学理论在“维护反动的土地所有权，反对‘开明的’、‘自由的’和‘进步的’资本”。甚至，“他为了生产而把工人贬低到役畜的地位”[3](P128-129)。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

可以看出，马尔萨斯这里的观点在那时显然激发了马克思，这让他进一步将思考点集中于在资产阶级经济活动中居支配地位的资本关系。在罗伯特·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R. Torrens.An Essay on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 etc,1821）一书中，马克思摘录到，“资本是财富的一个特殊种类，它不是为了立即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得其他实用物品”⑬。资本的目的不是直接需要中的消费，这是对的，然而资本并非是要获得其他具体实用的物品，它所追逐的这个多出来的东西，是资本投入在扣除生产成本（Productionskost）之后落入资本家手中的“剩下的盈余”（surplus remaining）⑭。这几乎就是触碰到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问题。这个资本追逐的surplus显然开始成为马克思此时思考中的逻辑凸点。在皮尔西·拉文斯通的《对基金体系及其影响的思考》（Piercy Ravenstone, M. A.Thoughts on the Funding System and its Effects,1824）一书中，马克思又看到这样对资本关系的评论，“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取决于它的资本，就是让工业附属于财富（industry ancillary to riches），让人们从属于财产（make men subservient to property）”⑮。这会促使马克思将来去深入思考整个社会定在对资本关系的从属问题。

二

其次，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中机器生产问题的思考。在对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托马斯·霍吉斯金的《通俗政治经济学》（Thomas Hodgskin.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Four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London Mechanics’Institution,1827）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影响劳动生产力并调节和决定所有劳动产品分配的所有情况或规律的科学”⑯。这是一个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的经济学定义，它的关注点是劳动。我们也可以注意到，马克思在后来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几乎大段大段地、肯定性地引述霍吉斯金。[2](P237-247)[3](P197-200)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这本书中也注意了这样一些工业和机器化生产中发生的问题。一是发明和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因为霍吉斯金认为，“政治经济学必须证明：1）知识对生产力的影响（den influence of knowledge on productive power）；2）调节社会知识进步的自然规律”⑰。这说明，在工业生产进入机器化阶段时，不同于体力劳动物相化的塑形和构序，非及物的科学技术物相化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特别是作为科学知识对象化的机器生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发明的机器使一个人能够完成以前需要两个或三个人的生产操作的几个部分”⑱。这是马克思在李嘉图那里并没有直接看到的观点。二是劳动分工与劳动者的关系。马克思摘录到这样的表述：“劳动分工产生的一切利益都理所当然地集中于劳动者，并且理所当然地属于劳动者，因而如果劳动者被剥夺了这些利益并且在社会发展中支持那些从不劳动者利用劳动者改进的熟练而致富的话，这种情况必然是由于不公正的占有造成的；它是由于致富一方的贪婪和掠夺以及被弄得一贫如洗的一方一致的屈从所造成的。”⑲

大卫·李嘉图（1772-1823）

因为，在工业生产中，看起来与个体工人劳作相脱离的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可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成果却被资本家夺走了。这一观点，对马克思之后科学地分析劳动分工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隐性机制，会起到重要的引导性影响。

在第十笔记本中，马克思在亨利·查尔斯·凯瑞的《政治经济学原理》（Henry Charles Carey.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37）一书中，他看到如下的观点，“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的每一次改进都会提高劳动质量，并减少再生产（reproduction）类似物品所需的数量”⑳。当然，这里所说的mode of production（生产方式）的改进，主要是指科学技术对象化的机器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也影响到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生产机器（machinery of production）和劳动质量不断改进，同时构成资本的现有商品或机器的劳动价值便会不断下降。因此，任何商品或机器，在其已经改进的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ing which improvements）中，即使所用机器的质量没有发生变化，或者商品的使用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它现有的劳动价值占其成本的比例会越小。”⑳机器化生产必然会弱化体力劳动的作用，同时导致工资下降，这自然会影响工人的劳动状况和生活。也因为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生存状态是马克思高度关心的问题。所以，这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他下一个关注的问题。

三

其三，在1851年写下的《伦敦笔记》第十一笔记本中，马克思开始集中关注他曾经在《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也刻意留心的相同问题，即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这一点，从他这里选取的相关文献标题就可以看出来。比如，托马斯·霍吉斯金的《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关于当前雇佣工人的团结》（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伦敦，1825 年；罗伯特·欧文：《论工厂制度的影响》（Effects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伦敦，1817 年；《被压迫的劳动者》（The oppressed Labourers），伦敦，1819 年；斯特灵（Stirling）：《提出的问题：大不列颠将如何减轻工人的苦难》（The Question propounded：How will Great Britain ameliorate the Distress of its Workmen），伦敦，1849 年；《英格兰的弊害：社会的和经济的》（The Evils of England. Social and Economical. By a London Physician），伦敦，1848 年；约翰·菲尔登（J. Fielden）：《工厂制度的祸害，或略述工厂中残酷现象的根源》（The Curse of the Factory System），伦敦，1836 年；查理·温（Charles Wing）：《工厂制度的弊害》（Evils of the Factory System），伦敦，1836年；P. 加斯克尔（P. Gaskell）：《手工业者和机器》（Artisans and machinery），伦敦，1836年等。不过，与《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不同，马克思这里注意无产阶级生存地位的联结点发生了一些改变，他特别关注李嘉图已经进入到机器化生产时期中无产阶级不断加剧的悲苦状况。

第一，马克思先留意到机器化生产中工人劳动地位的下降问题。在托马斯·霍吉斯金的《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关于当前雇佣工人的团结》一书中，马克思摘录了这样一些文字：“资本家能够养活（support），并因而雇用其他劳动者，不是由于他拥有（possessing）商品储备，而是由于他对一些人的劳动拥有支配权（command）。”[2](P255)这是极富启发性的观点，这实际上已经接触到资本是一种支配雇佣劳动的权力关系的看法，这会内在连接劳动力商品变卖后对生产过程中劳动支配权的思考。对马克思而言，这些在经济学语境之中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颠倒过来，从经济关系中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激进经济学家，当然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的同道。一是马克思看到，霍吉斯金已经意识到，李嘉图眼中那些看起来与劳动无关的固定资本（fixe Capital），“所有的工具（instruments）和机器（machines）都是劳动产品”[2](P255)。或者说，“资本，或者说使用劳动的力量（the Power to employ labour），和并存劳动（Co-existing Labour）就是一个东西：生产资本（Productive Capital）和熟练劳动（Skilled Labour）也是一个东西”[2](P298)。这也意味着，李嘉图弱化劳动价值论的机器本身就是劳动的历史产物，那么，机器与劳动的外部对立的本质，就可能是马克思自己已经放弃的劳动自身的我-它自反性异化关系。这必然会导致马克思的重新深思。二是霍吉斯金明确指认出，机器等“固定资本的效用（utility）不是由于过去劳动（previous labour），而是由于现在劳动（present labour）。它给自己的所有者提供利润不是因为它被积累，而是因为它是获得对劳动的支配权的手段（means of obtaining a command over labour）”[2](P278)。机器之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并非仅仅因为机器本身是工人previous labour（过去劳动）的产物，而恰恰由于工人当下的活劳动的present（在场）。霍吉斯金的这一判断，对马克思破解李嘉图难题I，自然是有所帮忙的。三是霍吉斯金还指出，李嘉图面对的机器生产时代中，“蒸汽机……它的巨大效用并不是取决于铁和木料的积累，而是取决于对自然力的实际的活的知识（practical and living knowledge of the powers of nature），这种知识能使一些人能够建造机器，使另一些人能够操纵机器。（I.e.）没有知识（knowledge），它们（机器[die Maschinen]）就不可能被发明；没有人手的技能和灵巧（manual skill and dexterity），机器就不可能被制造出来，而没有技能和劳动，机器就不能被有效地利用”[2](P255)。发生了一些改变，他特别关注李嘉图已经进入到机器化生产时期中无产阶级不断加剧的悲苦状况。

我觉得，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表述。这里，霍吉斯金第一次提出了知识、劳动与机器的不同重要性：一是蒸汽机一类机器之所以可以成为物质生产中的重要手段，并非由于直接塑形机器的物质质料，而在于将机器机制在非及物科学技术构序和赋型起来的智能知识。二是没有智能劳动者的知识，就不能发明构序机器的技术构式，而没有工人manual skill and dexterity（人手的技能和灵巧），就不能制造作为技术客体的机器。这当然是极其深刻的思想。可以断定，霍吉斯金上述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必然会触动马克思，也会深深影响马克思之后的剩余价值理论，特别是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定性。我猜测，也因此马克思才会在后来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几乎完整引述了霍吉斯金上述的观点。这是令人惊叹的文献细节。

第二，马克思特别关注了李嘉图所处的机器生产时代中无产阶级的劳作和生活状态。显然，机器生产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一个人就能生产相当于70年前250 甚或300人所生产的纱线的机器已经发明出来了，使一个人加一个男童能生产相当于以前100个人和100个男孩所印刷的产品的机器也被发明出来了”㉑。然而，机器生产的丰厚成果使资本家获利，但却没有改善工人的劳作条件和生活状况。在罗伯特·欧文的《论工厂制度的影响》中，马克思摘录到，“自从昂贵的机器被普遍引进以来，人的天性（human nature）所遭受的强迫远超出它的平均强度”㉒。本来，机器的作用可以用来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机器生产中，它却提高了劳动者的工作强度。资本家利用了“机器（machines）只工作，不吃饭”㉓的特点，把工人也变成跟随机器生产节奏和机制的被动劳作机器，这直接造成了机器生产中劳动者前所未有的悲苦工作状态。在约翰·费尔登的《工厂制度的诅咒》一书中，马克思看到，也因为资本家引进了不用吃饭和休息且永远运转的机器，工人们的劳作变成了没有间隙的二十四小时轮作，现在的工作时间成了白班加上夜班（night working）的连轴转。所以，“一班工人整个白天工作，另一班工人整个晚上工作。上白班的工人准备睡觉的时候，上夜班的工人刚刚离开，反之亦然”，“床铺从未变凉是一种常见现象！”㉔马克思大段摘录到：“最令人心痛的残暴行径施加在这些在工厂主的控制下的无辜的、无依无靠的人（creatures）身上。由于过度劳动，他们疲倦地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他们遭受着最精致细腻的残酷手段的鞭挞、束缚和虐待。很多时候，他们骨瘦如柴却强迫劳动，甚至在一些案例中，他们被迫自杀。”㉔

这就是经济学家李嘉图津津乐道的资产阶级辉煌的机器生产时代发生在工人身上的残酷迫害。为了没有止境的追逐财富，手中有了机器的资本家是绝对不顾工人死活的。“随着机器不断改进完善，‘工厂主的贪婪’促使很多人从他们手中攫取比适合他们本性所能发挥的更多的劳动”，为是一种到处都是工人“肿胀的腿、脚踝、脚、双手、胳膊”的“过度劳动的工厂制度（factory system of overworking）”。㉕马克思发现，造成资本家对工人残酷盘剥的原因，一方面是机器生产带来的便利，比如原先使用水力推动的机械纺织，必须“利用瀑布，因此只能通过将工厂建在水流旁边才能利用。现在，一台发动机能够安装在任何可以找到人的地方”㉖。机器可以无需考虑自然动力的因素，出现在任何地方，这使机器生产超出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机器的使用也让资本家将经济剥削的魔掌直接伸向了孩子。因此，“蒸汽织机不需要成年工人，而是完全由年轻妇女和女孩来看管”㉗，所以，在“使用蒸汽机的工厂中的儿童”就不再适用以前的手工劳动中的禁令了。在机器生产中，童工们“一整年都是从早上5点工作到晚上8点，两餐时间只有1个小时……他们总是从星期天早上6点工作到12点，清洁一周的机器。整个时间段里，他们必须站着，在作坊里没有座位。孩子们经常倒在作坊的地上，在那里睡觉”㉘。童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态，比成年劳动者更惨。“工厂童工每周只得到1先令6便士”，高强度劳作之下，“童工的身体变得完全畸形、虚弱、病态”。㉔

马克思也看到，机器生产导致工人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双重恶化，这也遭到了工人的反抗，然而，这种愤怒没有指向资产阶级，而是投向了物性机器。“1800-1806 年蒸汽织机被采用，引发严重暴动”，工人们起来“破坏损毁这些机器”。㉗现在，马克思需要深入思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所出现的机器生产与工人生存这种可怕的背反关系。

注释

①《伦敦笔记》将全部发表在MEGA2第四部分的第7-11卷。现在已经出版的有第7卷（《伦敦笔记》第1-6册，柏林，1983年）、第8卷（《伦敦笔记》第7-10 册，柏林，1986年）和第9卷（《伦敦笔记》第11-14册，柏林，1991年）。第10卷（《伦敦笔记》第15-18 册）和第11卷（《伦敦笔记》第19-24册）正在编排中。

②③④⑤⑥⑦依次见Karl Marx：London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V/8,Text,Berlin: Dietz Verlag,1986,S.276、S.314、S.317、S.319、S.323、S.339.中译文参见孔伟宇、吴頔、刘冰菁译稿。

⑧斯图亚特的原话为：“应该禁止一切异化（alienation）；因此，人们之间的一切依赖；因此所有的从属；每个人都应该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而不是别的。”参见Karl Marx：London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V/8,Text,Berlin: Dietz Verlag,1986,S.349. 中译文参见孔伟宇、吴頔、刘冰菁译稿。

⑨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教士、人口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他的父亲丹尼尔是哲学家，休谟和卢梭的朋友。马尔萨斯年幼时在家接受教育，直到1784年被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录取。他的主修科目是数学。1788年毕业于剑桥，1791年获得硕士学位，并且在两年后当选为耶稣学院院士。1805年他成为英国第一位经济学教授，执教于东印度公司学院。著作有《人口原理》（1798）、《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1820）等。

⑩⑪⑫⑭⑬⑮⑯⑰⑱依次见Karl Marx：London 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V/8,Text,

Berlin:Dietz Verlag, 1986,S.533、S.534、S.535、S.536、S.537、S.542、S.549、S.552、S.554. 中译文参见孔伟宇、吴頔、刘冰菁译稿。

⑲参见Karl Marx：London 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V/8,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6,S.552. 中译文参见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14 年版，第101-102 页。

⑳参见Karl Marx：London 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V/8,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6,S.688-689.中译文参见孔伟宇、吴頔、刘冰菁译稿。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依次见Karl Marx：London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9,Text,Berlin:Dietz Verlag,1991,S.115、S.13、S.20、S.43-44、S.46、S.45、S.108、S.109.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