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提出这个主题？

中国自近代以来，开始进入到世界历史的进程当中。我们知道现代性来到世间，它首先开辟的就是世界历史，也就是说原先历史发展的地域性、民族性的限制都被打破了，因此，世界历史成为当今，尤其是自现代以来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但是现代性来到世间创立了世界历史之后，不仅是展开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它还布局了一种基本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所以不仅是世界历史，而且还是世界历史当中的基本格局，基本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使非资本主义的民族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民族，使农业的文明从属于工业的文明，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所以，一方面是世界历史，一方面是世界历史当中基本的支配和从属关系。因此，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或者说是命运性的展开状态，实际上，我们就进入到了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所谓命运性，海德格尔把这种命运叫做“地球和人类的欧洲化”，我们习惯使用现代化这种术语。那么，中国自近代以来，进入到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当中去，也进入到那种基本的支配和从属的关系当中去。因此，中国的学术也大体上从那时候开始进入到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当中。

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由于一般地采取了现代化的姿态，所以我们的学术，我们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进入到了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当中。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学徒，而外部的学术成为我们基本的学习对象。因此，现在我们大概从小学开始，学的几乎任何一种知识，都是从西方，从现代性较早发端的那个地方传过来的。比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当然也包括人文的和社会科学。甚至我们小时候学习的语文，它的语法也是从西方过来的。复旦老校长，马相伯的兄弟，做的《马氏文通》，就把西方的语法拿到中国来，成为我们现在讲授语法的那样一种最基本的东西。所以，毫无疑问，自近代以来，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学术是从总体上进入到了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当中去。甚至最为重要的，构成中国文化最为核心的哲学，也在这样一种学徒状态当中。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比如冯友兰先生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他讲朱熹的哲学，特别是理气关系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术语，叫“中国的柏拉图学派”，以此来描述朱熹的哲学。再比如说牟宗三先生，牟先生和冯先生一样，都是很主张中国本位的，但是他在讲述中国哲学的时候，也一般会使用西方的方式，比如牟宗三先生说，中国人讲的“天”，这到底是什么含义，他给这个“天”下了一个定义，“天”是超越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大家想一下，这其中基本的术语、基本的概念、基本的定义方式，都是从西方来的。所以毫无疑问，我想，伴随着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伴随着国门的打开，伴随着大规模的对外学习，中国的学术，我指的主要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从总体上进入到了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当中。

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学徒状态，我想我们首先要肯定这种学徒状态，它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样一种学徒状态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是必然的、必要的，而且是成果丰硕的。对于这样一种学徒状态，我们首先要给予高度肯定。由于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绝对的权力，所以中国学术处于那样一种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这是必然的。就跟我们整个现代化的进程是必然的一样。同时它也是必要的，因为只要我们进入到现代化的过程当中，那么，如果我们要来谈论我们的学术，我们学术的各个部分、各种各样的内容，不采用一种以西方为标准的那样一种一般的形式，学术肯定是没办法获得真正的发展。比如，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到底应该用“中国哲学”，还是用“中国经学”，后来他想想，还是应该用“中国哲学”。因为，“经学”这个词是中国特有的术语，它已经不能被放置在世界历史的广度上来谈论，它变成一个非常独特的东西。我想说不仅是必然的、必要的，而且是成果丰硕的。因为没有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对外学习，没有这样一种学徒状态，今天中国的学术，它是不可思议的。就像没有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国今天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成果是不可思议的一样。所以，我们对于这样一种学徒状态给出高度的肯定。就像我们的学生，比方说南京大学的学生，师从唐正东教授，师从张一兵教授，你们就进入一种学徒状态，或者是读本科，或者是读硕士，或博士。在这样一种学徒状态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收获，特别是在南大哲学系，这样一种百年哲学系的熏陶和学习过程中，一定会有非常大的收获。但是任何一种学术，它如果要能够达到它的成熟状态，那就必须在特定的阶段、特定的转折点能够逐渐摆脱它的学徒状态，并且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就像你们各位同学进入南大，是进入到了一个基本的学徒状态当中，但是如果你要走上社会，如果你的学术、你的各方面的发展要达到真正的成熟，那总意味着要在特定的阶段逐渐摆脱自己的学徒状态，并且开始获得自我主张。所以，我想，我们做老师的，包括南大的各位老师，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他们的学生有朝一日能够摆脱学徒状态，能够获得自我主张，并且因此雄心勃勃地超过老师。这是老师最大的愿望。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什么是英才，英才就是说他在学徒状态中能够学得很好，而且他能够在特定的阶段摆脱学徒状态，开始获得他的自我主张，以至于有朝一日能够超过孙乐强教授，能够超过周嘉昕教授，甚至能够超过唐正东教授。

因此，虽然学徒状态是必然、必要的，而且是成果丰硕的，但是一种学术真正的成熟，总是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阶段摆脱它的学徒状态，并且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像这样的例证很多，比如说，学哲学的都是知道，谢林，在某种程度上说应该算是黑格尔的前辈，这是在哲学史的逻辑上规定的。所以，谢林虽然比黑格尔还要年轻，但是，谢林还是黑格尔的前辈，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黑格尔都是把谢林当作老师来看待，甚至是他的哲学，特别是斯宾诺莎因素的引入，毫无疑问，谢林是走在前面的。但是，黑格尔逐渐在他的发展过程当中，摆脱了他的学徒状态，并且开始获得他的自我主张。诗人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当中讲到：“黑格尔这位学生，终于有一天雄心勃勃地超过了他的老师，把他的老师推到了黑暗之中，并且给他剃了一个光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美文学式的说法。中国的历史上也有这种例子，比如说，在某种程度上，苏轼应该是欧阳修的学生，不仅因为北宋时期接过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并且在北宋开端倡导古文，影响了他们的后人。而且苏轼考进士的时候，他的主考官就是欧阳修。所以欧阳修看到苏轼的那篇文章，大家都公认那篇文章是最好的，但是欧阳修一开始看到这篇文章以为是他的亲学生曾巩写的，所以即使这篇文章写得确实很好，但是这个文章排第二名。等到揭榜一看，不是曾巩写的，是苏轼写的，那个题目叫做《刑赏忠厚之至论》。而且，苏轼在里面写了一个故事，这个典故，所有的老师，包括欧阳修都不知道这个典故从哪里来的。后来那些考官就跟欧阳修说，“没关系，因为考生当录取的时候，发榜的时候，他们都要来谢老师的，等到他们谢老师的时候，咱们可以问问，这个典故从哪里来的。”这个典故说，尧当时手下有一个主管司法的重臣，叫皋陶，皋陶审一个案子，结果他认为这个案件性质很严重，所以他就判杀，判死刑了。尧看了报告以后，说免，就免于死刑。那么皋陶再复核这个案件，看了以后又批杀，尧再看这个案件，再写免，三杀三免。可是，这个典故从哪里来呢？所有老师都不知道，欧阳修也不知道。等到苏轼他们来谢老师的时候，这帮考官，寒暄以后就来问苏轼，问典从何处。苏轼的回答很有意思，苏轼说“想当然尔”。欧阳修听后大笑，心里明白，这个学生已经雄心勃勃地超越了老师，他不仅仅是学生，他已经摆脱了他的学徒状态，开始获得了自我主张。所以等到学生们都离开以后，欧阳修跟其他考官说，“咱们以后的文名，都没有了，都要让位给苏轼父子”。

所以，我在这想说的是，中国学术，自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的整个展开过程，这样一种学术总体上进入到了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这种学徒状态是必然的，而且是收获极为丰硕的。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这样说，对于这样一种收获，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任何一种学术达到它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要在特定的阶段，能够摆脱它的学徒状态，并且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也就是说成为自立的、自主的学术。

第一点：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往往是一般学术发展的规律

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往往是一般学术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去考察学术史，或者考察一个思想史，在非常大的范围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开始的学徒状态，并且在特定的转折点上，学徒状态被摆脱，并且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第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例子，就是近代哲学。近代哲学，它是从这样一种学徒状态中产生出来的，即对理性神学的学徒状态。可以说，哲学，曾经长期以来都是处在理性神学的那样一种学徒状态当中。大家都很熟悉一个说法，哲学在中世纪，或者在经院哲学的阶段上，它扮演着神学的婢女这样一个角色。也就是说，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理性神学，而哲学辅助理性神学做一些论证的工作。也就是说，哲学，曾经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理性神学的学徒状态当中。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这样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由笛卡尔开启的。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这样一个哲学上最可靠、绝对无疑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意味着时代的整个状况，摆脱了原先对于信仰、对于权威的那样一种精神状态，开始以理性的思维作为自己真正的出发点。所以，黑格尔对于这一点给与了非常高的评价，黑格尔说“哲学的航船在经过长期的航行以后，突然有一天，船上的水手们，高呼‘陆地！陆地！’”他们看到了大陆，这个大陆就是理性的思维，笛卡尔以哲学的方式说出了这一点，说出了时代状况的根本改变，并且同时把哲学学术带回到了它的真正的出发点。所以黑格尔说，笛卡尔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他是使哲学的一切都从头做起的人。什么叫从头做起？就是带回到它真正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叫思维，叫我思，叫理性。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看到了这样一种哲学，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哲学，它不再依附于理性神学，它不再处于理性神学的学徒状态之中，尽管它在理性神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曾经学到了很多东西，在这样一种学徒状态中曾经是收获满满的。所以，如果我们从近代哲学的发端来看，情况就是这样。

不仅如此，比如说历史科学。我们现在讲的历史科学不是指历史学，就是指我们一般讲的人文社会科学。这个词，德国人喜欢把它叫做精神科学。后来的德国人把它叫做历史科学，比如马克思。比如说狄尔泰，也把它叫做精神科学或者历史科学。英国人把它叫做道德科学。历史科学，它曾经长期以来处于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中，经济学也是如此。最初的重商主义，很难说，它已经是一种科学的形态。但是为近代的政治经济学真正奠定基础的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英国的威廉·配第，另外一位是法国人魁奈，他们都一般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的对象，并且因此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威廉·配第不仅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而且还为他的方法采用了一种数学的方式，所以他最主要的经济学著作叫做《政治算术》。后来的数理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称为新的威廉·配第学派。总而言之，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曾经长期以来处在对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大概在十九世纪后期，出现了一个历史理性批判的运动，这一运动按柯林·伍德的概括，它实际上第一次在哲学的基础上明确，历史科学的对象和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历史科学根本不可能建立在所谓事实的基础上。甚至关于历史学，我们很容易了解到它是关于记忆的科学，而不是关于事实的科学。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按照柯林·伍德的说法，历史科学才逐渐脱离了它的这个长姐，即自然科学。换句话说，原来的历史科学，它都是在模仿它的长姐，也就是自然科学。这让我们想起了一个小姑娘，她的大姐姐在那儿化妆，这小姑娘也跟着模仿。但是，当一切理性批判达到了那样一个阶段后，历史科学就开始摆脱它对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并且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这个自我主张意味着历史科学成为一门自律的、自我授权的学术。将这一点表述得特别清晰的，是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像二十世纪初的新康德主义在这个时代，也是明确地区分了关于事实的科学和关于价值的科学。

不仅在学科上，在不同的民族之间，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从一开始的学徒状态，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或转折点，开始摆脱学徒状态，从而获得自我主张。比方说德国哲学。德国哲学，我们都非常熟悉，从康德到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在哲学史上可以写很大的篇幅。但是从康德的第一部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到黑格尔的最后一部著作《法哲学原理》，总共不过五十年的时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德国哲学迎来了它的繁花盛开。以至于我们今天学哲学的人，要避开德国哲学非常非常得困难。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学哲学的学生都希望能学一点德语。可是，德国哲学也曾经不是他们自身的东西。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起莱布尼兹，但是莱布尼兹不是用德文写哲学的，他当时用的是拉丁语。沃尔夫，他在哲学史上并没有很高的地位，一般来讲我们都公认，沃尔夫的哲学几乎就是莱布尼兹哲学的学院化、平庸化的结果。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莱布尼兹的哲学不能算是真正的德国哲学，它应该算是欧洲大陆的哲学。但是，沃尔夫这位在哲学学术上成就并不是很高的人，黑格尔却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为什么？因为沃尔夫当时用德语来讲哲学，用德语来写哲学。所以，黑格尔甚至说，在这个意义上，沃尔夫可以成为德国人的教师。我们知道，黑格尔用的教师这个词，是一个很重的词。他说沃尔夫用德语开始来写哲学，意味着哲学开始讲德语。因此他的意义可以和马丁·路德用德语翻译《圣经》相提并论。这个意义非常深远，也就是说，从沃尔夫开始，哲学讲德语了，当然还只是从形式上讲德语，从实质上讲德语，我们认为应该还是从康德开始的。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也讲到了，哲学开始讲德语，这一点意义极为深远，因为德语是天生思辨的语言。所以他认为拉丁语不行，用拉丁语来讲哲学非常糟糕，他用的术语都比较奇怪，我们都姑且听之，他说拉丁语是唯物主义的语言，拉丁语是军事长官发布军事命令的语言，是行政长官发布行政命令的语言，是小商贩讨价还价的语言，根本不能用来讲哲学的。只有德语是真正思辨的、唯心论的语言。所以，当我们看到哲学开始讲德语的时候，并且当德语一旦开始讲哲学，一旦开始获得形式上的自我主张的时候，德国的哲学界出现了怎样的繁荣局面，以至于毫无疑问的，在德国古典哲学兴盛以后，德国一直是哲学的第一小提琴手。

所以我们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还可以举很多例子，我们都可以看到，事实上，学术的发展往往会经历一个特定的学徒阶段。但是，当学徒状态发展到一定的转折点，这个民族必须要有很高的天分，它就能够在这个转折点摆脱学徒状态，并且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而自我主张的获得又往往使它能够雄心勃勃地超过它的老师。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徒都可以摆脱学徒状态，能够摆脱学徒状态并且获得自我主张的，并不是很多。那是一种真正成熟的学术，一种命运性的学术，它的真正的成熟总意味着，它要在特定的阶段摆脱它的学徒状态，并且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 

第二点：学徒状态的基础缺陷

学徒状态有非常大的收获，也是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因为我们根本不能想象，一个不经历学徒状态的人，或者一种学术，它能够突然地、无来由地占据一个制高点。有是会有这种情况，但那是极其罕见的情况，那一般是天才。学徒状态，是一个人整个人生或者整个学术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局限在学徒状态当中，我们会发现学徒状态有一个基本的和主要的缺陷，即依赖的和英雄的缺陷。学徒依赖老师，学徒英雄师傅，这是学徒的正常状态，但是从学术的整体发展来讲，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基本的缺陷，它往往是依赖的和英雄的。因此，在思维方式上，它往往采取一种，哲学上叫做外部反思（或外在反思）的方式。黑格尔的逻辑学在讲到反思的地方，有专门的一节就叫“外在反思”，这种外在反思是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它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当中；但它知道抽象的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虽然听起来有点深奥，但我们对此并不是不熟悉的。简单地说来，它就是我们一般叫做教条主义的东西。哲学上，有时叫形式主义，叫公式主义，或者，我们更习惯把它叫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就是外在反思，它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内容当中，但他知道一般原则，然后又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上去。所以，外在反思虽然从学理上讲还蛮复杂的，但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我们都很熟悉。比如，中国革命时期，就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叫做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还有一个名称，叫做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他们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一口流利的俄语，马恩的经典倒背如流，坦率的说，他们的学问都非常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教条主义者没学问，教条主义者往往学问很好的，他们跟老师、跟师傅学得非常好。我曾经讲过，中国最大的海归，应该算玄奘，就是唐僧，第二大的海归，就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我曾经开玩笑说，我们国家现在搞千ren计划，就是引进海归。我说不要搞千ren计划，只要搞百人计划，把这二十八个人统统引进来。为什么？因为学问非常好。比如说博古、王明，王明当年在延安开办的讲座不得了，在讲台上讲马克思主义，讲列宁主义，讲俄国革命，那不得了。他一口流利的俄语，是可以将马恩经典能够大段大段背下来的，背好他会告诉你，这是马恩全集俄文版第几卷第几页。所以这一批人学问真的非常好，知识非常多，可以说是满肚子的学问经纶。因此，当时由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由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那提出革命的方针，提出革命的道路，大家都很熟悉，叫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因此，一次又一次组织暴动，而且都是在中心大城市，至少是在中大型城市。那么结果呢？一次又一次悲惨的失败，灾难性的失败。我前几天看一个电视连续剧，叫《聂荣臻》，讲了中央由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指导，命令又要搞一个武装起义，让周恩来、叶挺和聂荣臻来领导。在这个电视连续剧里，这个起义又失败了。失败以后，周恩来在炮火中都被震昏了，所以聂荣臻背着周恩来和叶挺一起逃，逃到了一个小地方，然后把周恩来安顿在床上，聂荣臻陪着周恩来，叶挺出去找水。过了一会儿，周恩来醒来以后，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我们三万多人的团队，难道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了嘛？”聂荣臻回答说，“不，还有叶挺，他帮你找水去了。”那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样的经验教训，究竟是马克思的原理错了，还是俄国的经验错了？我看都没错，错的就是外在反思，错的就是教条主义。所以当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意识到，中国的革命道路不是这样的，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中国革命的道路叫农村包围城市。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当中去，并且从这种社会现实的具体内容当中来制订自己的革命策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容易了解到，学徒状态它有一个基本的缺陷，这个基本的缺陷叫依赖的和英雄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你跟老师学，老师怎么教你，你就怎么干，老师不在的时候，老师不能教你，但你知道老师教给你的原则是什么。然后你就把这个原则运用到任何对象上去。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种外在反思的运用实际上是把抽象的原则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对象身上。因此，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外在反思就是指：第一，抽象的普遍性；第二，把抽象的普遍性先验地强加给任何对象。所以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当中有一段名言，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个哲学上的原则或原理，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一个原则或原理，它就已经是假的。”这句话非常明确地揭示了外在反思的弊病。所以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中同样举到了一个例子。黑格尔对拿破仑评价很高，因为他在历史哲学中讲有一种个人，真正的英雄叫世界历史个人，这样的世界历史个人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当中只有三个，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他甚至将拿破仑看作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但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当中多次批评拿破仑一件事情，他说“拿破仑想要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他弄得一塌糊涂，结果他悲惨地失败了”。那我们想，法国和西班牙有多大的差别啊？差别很小。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几乎没差别。它们都属于南部欧洲，都属于广义的基督教世界，差别很小。第二，拿破仑是怎样的天才，军事天才和政治天才。这种天才不是五百年出一个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他没办法做成一件事，就是把法国制度强加给西班牙人，他做不到。我有一个朋友，自由主义者的朋友，他研究法国革命，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法国革命。所以有一次我就问他，我也没研究过法国革命史，也没有研究过西班牙革命史，他能不能说清楚黑格尔批判拿破仑这件事到底是怎样的。他对我讲了半个小时，讲得清清楚楚，他也不愧是一个研究法国革命的，讲得有声有色。不过，我向他问了一个问题，因为他是上海很有名的自由主义者，我就问他了：“你比拿破仑如何？”他说比不了，拿破仑这种人如明月之当空，我们这种小角色连蜡烛都比不上。那我继续问：“拿破仑尚且不能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强加给西班牙人，你每天想着把美国的自由制度强加给中国人，你是怎么想出来的？”那天，那哥们受刺激了，他足足三分钟答不出我的话。过了三分钟后，他跟我说，他没这么说过。可是我说，他确实没这么说过，但他演讲的每一句话，写的文章每一段，都是以这一条做前提的，就是每日每时都在想着把美国的自由制度强加给中国人。我们不从其他方面批评这个事情，我这里想讲的是外在反思。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肯定是好学生，好学徒，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可是够糟糕了。因为他们满足于并且滞留于这样一种学徒状态中，他们没有在一定的阶段摆脱这种学徒状态，能够获得自我主张。所以我们决不能说，他们是没学问的。我们往往会说，他们没头脑。所以我想，孔夫子讲得很正确，“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说学、学问、知识，是一回事，思想、思考是另一回事。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学问不可不谓好，那是相当的好，但是他们缺少头脑，他们没有把学来的东西变成能思的东西。那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想大家是非常熟悉的，而他们在实践上导致的结果，我们也非常熟悉。但是，我们将今天的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比起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那个时候的教条从苏联来的，今天的教条大多是从西方来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所谓学徒状态，我们了解这个学徒状态的必然性、必要性，和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学徒状态是有局限的。就学术的整体来讲，学徒状态一个基本的缺陷就是依赖的和英雄的，它往往采取，或者习惯于采取外在反思的方式。

所以，我想，外在反思恐怕是我们今天学术面临的的一个最大的思想障碍。外在反思往往跟学徒状态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外在反思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对它的一种决定性的批判，已经由黑格尔和马克思做过了。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学习，我们不要现代化，我们不要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需要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意识到，学徒状态不可避免，它需要在一个特定的阶段摆脱学徒状态，从而获得自我主张。对于今天来讲，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了解外在反思的限度，也就是抽象的普遍性，并且无批判地将这个抽象普遍性强加到任何对象上去。所以黑格尔认为，外在反思由于不能深入到实体性地内容之中，因此，外在反思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是浪漫主义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并且黑格尔将仅仅知道外在反思的人称为门外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说法。所以，门外汉，他也许很有知识，很有学问，但是没头脑，不能使学来的东西成为能思的东西。这是学徒状态的弊病。但是当学来的东西能够转化为，能够成为批判的反思，这就意味着学徒状态开始逐渐摆脱，自我主张开始逐渐形成。

所以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学徒状态的主要缺陷，就是外在反思。这一点对于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讲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仍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处于那个学徒状态，因此往往易于采用一种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拿了抽象的普遍性，并且先验地将其强加到各个内容、各个对象上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这种，对于任何一种学科的学习都是这样。所以恩格斯甚至讲过，如果唯物史观仅仅被当作公式来用的话，他说现在唯物史观有很多朋友，但是这些朋友拿了唯物史观，是将其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对象上去，他们拿唯物史观的原理是作为不研究历史的借口。

第三点：走出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要经历一个文化结合的断裂。

可能很多同学会问，一方面我们要对外学习，一方面我们命运性地进入到了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这叫“地球和人类的欧洲化”在命运性地进入我们。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学术发展的特定的转折点上，要能够开始成熟起来，要能够开始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两个方面都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这是在经历文化结合的断裂。黑格尔在讲到古希腊文明奠基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过，“古希腊人既有自己的传统，同时又面临着当时更为优势、更强大的东方文化的影响，正是因为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断裂，希腊人才获得了他们应有的活力，并且开创出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大家需要注意，那个时候的东方文化，可是要比希腊文化要高，要优越，要强势。就像我们在近代之初，碰到西方文化一样。尼采把这件事情讲得更加透彻、更加清晰，尼采说：“希腊有一度似乎要被外来的文化压垮，希腊人当时的宗教几乎就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有埃及的、巴比伦的、利比亚的、以色列的，也许还有印度的。但是希腊文化最终没有成为机械性的、装饰性的文化，是因为希腊人牢记了德尔菲神庙上的那句格言：认识你自己，他们因此弄清楚了自己真实的需要，整理好那堆外来的杂物，而没有长久地做东方的追随者。这种情况和我们近代以来的情况是类似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获得自我主张。所以马歇尔在讲文明史的时候，讲文化交流的过程，他用了两个最基本的术语，一个叫容受性，即在能多大程度上接受外来的东西；另外一个叫创造性，就是它能够把这些学来的东西，能够加以锻造，加以消化，并且使其成为自己的东西。所以我想，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尼采，他们讨论的希腊文化，希腊文化在奠基时候的那种情形，实际上对我们今天非常具有教益。希腊人有一度看来要被外来文化压垮了，他们要获得自我主张，要怎么做？就是弄清楚自己真实的需要，整理好那堆外来的杂物，而没有长久地做东方的追随者。我们可以说处于轴心期的希腊文明，那就是自立门户了。这当然是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讨论这件事情。

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中国来讲，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讲，都是第一次。现代的文化进入到中国来，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就是佛教的中国化。这个事情很值得研究。今天我们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上，我们还有更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学来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们对于佛学的中国化，使得中国的哲学、中国的精神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但这个历程，我们同样可以来观察，就是一种外来的、非常重要的精神或者思想资源，如何进入到中国，并且如何在我们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梁启超先生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专门研究佛教的中国化。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的整个状况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似乎外来的文化是如此的强势，并且带着它的炮舰、军舰来到中国。对于此时中国文化上的前景如何，也都非常令人担忧。所以，梁启超当时去研究了佛教的中国化。这事给了他非常大的信心，因为，如此大规模的精神或者思想的资源进入到中国，而且它完全是外来的，中国人，如何对待，如何吸收，并且如何把握它，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见证。等到梁启超先生仔细地研究了佛教的中国化以后，他信心倍增。因为他发现中国人接受印度佛教的方式，是在容受性当中包含着创造性，甚至创造的东西占据了主导地位。佛教自东汉进入中国以后，我们可以描述出它的整个学徒状态，以及中国化的进程。所以梁启超先生说，中国人接受佛教，这个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全是大乘，没有小乘。而且他说进入中国被中国化的佛教，主要有三家，几乎很少有印度的渊源，几乎完全是由中国人创造的，那就是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还有一家，就是玄奘带回来的，并且是最高深的一支，那就是唯识宗，或者也叫法相宗。他说，这一宗虽然有很深的印度渊源，但是中国人把它做到了当时世界的顶峰，那就是玄奘。所以玄奘的唯识宗这一支，虽然对中国的现实生活影响较少，但是他达到了当时印度达不到的高度。所以梁启超研究了佛教的中国化以后，他发现，虽然佛教的本源出自于印度，但是在中国得到昌明的那三家，几乎全是中国人创造的。而唯识宗那一派，虽然有很深的印度渊源，但中国人达到了顶峰。所以梁启超做完这个研究以后非常兴奋，他认为虽然现在是西学东渐，并且大刀阔斧地进入到中国来，但他相信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学术，虽然有对外学习的过程，但是有朝一日，它可以获得它的自我主张，它可以达到真正的成熟，它可以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所以，我们讲佛教文化的中国化，就是一个文化结合断裂的很重要的成果。文化结合的断裂，并不是说我们一般地拒绝、拒斥外来的东西，我们要向先进的东西学习，我们可以处于一种学徒状态，但是我们要使得自身的学术达到真正的成熟，它就一定要在特定的阶段能够摆脱它的学徒状态，能够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这就是陆象山讲的“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第四点：达到自我主张并不是一种无来由的自负，达到学术上的自我主张，最重要的是要能切中当今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现实。

我们前面讲过，学术的发展有它基本的规律，就像每一个人它总是需要有一个学徒的过程，才能不断积累，使自己最终达到成熟。但是这样一个转折点，并不是我们可以随便虚构或者想象的，不是我们拍拍脑袋可以拍出来的，也不是说好像读了马克思或黑格尔的书，就能把它构造出来一样。学术上的自我主张，一定是伴随着我们的历史性实践，达到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的基础上，我们的学术或早或迟将要开始完成一个类似的转折。当然在学术上，它就是摆脱长期以来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并且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我认为，我们在实践领域当中，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转折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伴随着这个转折点而来的。

所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通常的说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不是说多有一些中国元素，或者中国风格，诸如此类的东西，我认为它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所谓中国哲学特色社会科学，并不是说，我还是以现在这样的方式，在量上有一些改变，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飞跃。这个决定性的飞跃就是意味着，它能够摆脱学徒状态，能够开始获得自我主张。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才能称得上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伴随着我们历史性的实践、特定的转折点才会开始的。那么。我认为，我们正在历史性的实践当中经历这样的转折。关于实践的内容不再多讲，但是我并不是说要虚构一个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一定是我们的历史性实践提供的，只有当我们的历史性实践发展到特定高度的时候，才会使得我们的学术，用马克思的说法说，或早或迟地要经历这样一个转变。如果，实践的方面，我们今天无法展开，那么在理论的方面，最重要就是使得我们学来的东西是为批判所把握的。如果，我们使得学来的东西变为能思的和批判的，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再采用外在反思这样一种方式。所以我最近这一段时间，研究的比较多的是黑格尔哲学。之所以研究他，就是因为在黑格尔的哲学当中，最明确地提出了超越知性知识，使得知性反思成为思辨反思这样一种任务。这种情形非常明显地出现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当中。因此，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需要很好地去研究和掌握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学说。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黑格尔在对主观思想，尤其是对外在反思的批判中，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当中。所以，摆脱外在反思，摆脱学徒状态，一个本质的方面就是深入到特定的现实之中。也就是说，我们不再用抽象的普遍性先验地强加给对象，而是说我们整个的学术，是以深入到特定的社会现实作为前提的。我想海德格尔在讲马克思的理论贡献的时候，强调的也是这一点。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讲：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那一度中去了，因此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体会到异化的人很多，今天批评现代性、批评资本主义，很多人都体会到了异化。但是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那一度中去了，因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比其他的历史学来得优越。“据我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没有，萨特的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只有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这是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讲的。并且，海德格尔在晚年的那个讨论班当中，他另有一段话，“现今的哲学只知道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而完全不理解当今世界的两重独特的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同学们可能觉得很奇怪，现实不是很容易理解嘛，我们现在每天碰到现实啊？不是这样的，海德格尔在前一段话中讲到的本质性那一度，指的就是现实，因为现实并不是单纯的实存，也就是现实并不是通过我们的知觉可以直接给我们的东西。按照黑格尔的定义，现实，是实存和本质的统一，是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所以它不只是实存，不只是一般事实，它还是本质，它不仅是展开过程，它还是必然性。所以黑格尔的现实这个概念，不是出现在“有论”当中，而是出现在“本质论”当中。所以，海德格尔讲的“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那一度中去”，说的就是“他深入到现实当中去”。所以他后面说，当今哲学不理解时代的两重独特的现实，马克思懂得这两重独特的现实。

概括起来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它要达到真正的成熟，必须要在特定的阶段能够摆脱它的学徒状态，并且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自我主张形式上的那个标准是讲中国语的，但它的实质性的标准是能够不再采用知性反思或外在反思，而是能够深入到特定的社会现实当中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黑格尔和马克思将成为我们的导师，因为正是他们在哲学上的努力，使得超出主观思想，特别是外在反思，而提出深入特定社会现实的任务。当我们牢牢抓住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会完全局限于那种学徒状态所特有的外在反思，把抽象的普遍性先验地强加给各种对象、各种内容，而是通过深入到特定的社会现实，使我们的学术在这样的基础上迎来它的繁花盛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重要性会尤其凸显出来。如果这种重要性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叫做“社会历史之现实”，或者更简单一点，叫做“社会历史之现实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再比如说，在康德的哲学中，我们还未曾看到，无论是康德的实践理性，还是理论理性，我们都看不到“社会历史之现实的观点”在起作用。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说，这样的观点还有待构成。同样的，我们在费尔巴哈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文章当中，同样看不到这样的观点。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社会历史之现实的观点”，在费尔巴哈的手中是再度丧失了。因此，费尔巴哈在这个领域当中，用恩格斯的话来讲，是“令人惊讶的贫乏”。跟黑格尔比起来，他的著作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用洛维特的话来说，和黑格尔比，费尔巴哈只是显示出思维的野蛮化。所以我想，这都提示出，需要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这个领域不是外在反思能够达到的，只有通过社会历史之现实的观点，特别是通过黑格尔宏伟的历史观，它成为唯物史观直接的理论前提（恩格斯语），来直接地进入这样一个领域。当我们的学术真的能够深入到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去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学术就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它不再用抽象的普遍性来进行外在反思的运用，这是一个实质性的方面。

随着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的向前推进，当它达到特定的历史转折点的时候，我们的中国社会科学也或早或迟会迎来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它的最基本的描述，就是摆脱它的学徒状态，并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这种自我主张的获得要经历文化结合的断裂，它尤其要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复活和重建我们的传统。就像海德格尔所说，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只有从“能有一个家，并且在传统中生了根”这件事中产生出来。那么这种自我主张在理论上和学术上重点就是能够深入到这样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叫做“社会历史之现实”的领域。当我们的学术能够深入到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去的时候，我想不仅是我们的学术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而且它将长出无比丰硕的、积极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