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中译者前言

文/蓝江

文章来自于《世纪》（作者/阿兰·巴迪欧）

作者简介：蓝江，法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欧陆激进左翼思想。

相对于其他主要西方左翼思想家来说，巴迪欧尚未成为中国的显学。尽管巴迪欧早已在西方声名鹊起，并早已成为西方左翼思想的领军人物之一，但是其至今并没有引起中国思想家的足够注意。当然，对巴迪欧的引介并不是那种跟西方流行风气的时髦行为，而是巴迪欧本身对于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事实上，巴迪欧本人对中国的关注甚至大于了中国对巴迪欧的关注，在上世纪70年代，巴迪欧曾将张世英先生的《黑格尔的哲学》翻译成法文，他自己本人也是毛泽东的崇拜者，甚至他自己对毛泽东这种热情仍然延续到他的近著《世界的逻辑》之中。

《世界的逻辑》英文版封面

在同一本书中，他甚至将毛泽东的革命同东汉的《盐铁论》进行对比，从而在这种启示之下提出了“世界的逻辑”的概念。不仅如此，巴迪欧自已的哲学作为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左翼政治思想，对于今日之中国，同样意义卓然。毕竟，巴迪欧从一种崭新的视角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问题，这使得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自身的市场经济建设的背景下，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的左翼根基问题。

01

阿兰·巴迪欧1937年出生于摩洛哥的拉巴特。他出生不久，那场茶毒生灵的世界大战就席卷了整个法国，即使是深处于殖民地的巴迪欧一家也概莫能外。阿兰·巴迪欧的父亲雷蒙·巴迪欧（Rayrnond Badiou）曾是巴黎高师的高材生，在巴黎高师期间，他积极参与左翼活动。法国沧陷之后，雷蒙·巴迪欧就加入了法国抵抗组织，参与到抵抗德国纳粹的侵略和维希政府的投降政治之中。严格来说，雷蒙·巴迪欧的左翼活动对年幼的阿兰·巴迪欧产生了很大触动，也正是在父亲的引导下，阿兰·巴迪欧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阿兰·巴迪欧（1937年-）

不过阿兰·巴迪欧并不喜欢父亲那带有官方色彩的左翼的形式。在法国光复之后，雷蒙·巴迪欧就在法国南部的主要城市图卢兹担任市长，而且一当就是13年。或许是那种天生的俄狄浦斯的情结，阿兰·巴迪欧对于这样一个带有官僚色彩的左翼父亲并不感冒，阿兰·巴迪欧自己曾说过：“我父亲传给我两个印象：在二战期间他参加反纳粹抵抗运动，以及他也是当权的社会主义的斗士，因为他在法国一个大城市图卢兹当了13年市长。”与这种官方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针对的是法共）相比，阿兰·巴迪欧更感兴趣的确是毛泽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也奠定了他在今后的道路上走了一条不同于其父亲那种仕途化的激进左翼路线。

或许，雷蒙·巴迪欧给予阿兰·巴迪欧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数学。雷蒙·巴迪欧本身就是一个数学家，而且，作为一个数学家，他不仅教会了自己的儿子用数学思维进行思考，而且也把数学上那种严谨和逻辑性作为一种处世风格赋予了阿兰·巴迪欧。

这也正是塑造了一个不同于法国左翼思想界众生相的数学化的巴迪欧的形象，与福柯、德勒兹、巴塔耶、鲍德里亚等人的放荡不羁，以及在文辞上颇具文学性张力的诗性表达不同，巴迪欧在其父亲的影响下，将一种哲性重新灌注在思想之中，在他那里，思想不再是一个恣意妄为随意越界的生命的脉动和欲望，而是一种现实性，或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根源于数学的现实性。

1956年。他考进了巴黎高师，并在1964年获得了索邦大学的教师资格。在巴黎高师和索邦期间，对巴迪欧影响最大的是当时法共首屈一指的理论家阿尔都塞，阿尔都塞既在课堂上影响着他的学生，也带领着他的学生思考一些现实的问题。在巴黎高师期间，巴迪欧去聆听过阿尔都塞的课程，尤其是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解读深深吸引了年轻的巴迪欧，实际上后来巴迪欧和巴里巴尔、朗西埃、马切雷等人一样，也是阿尔都塞的名著《读<资本论>》的撰写者。

阿尔都塞及其著作《读<资本论>》

在阿尔都塞的左翼思想影响下，50年代末，巴迪欧参与了法共的一个分支组织——联合社会主义党（PSU），他积极地参与到当时反阿尔及利亚战争之中去。1967年，巴迪欧被阿尔都塞邀请去参与了他所主持的“科学家的哲学课堂”，这是阿尔都塞直接为科学家们在巴黎高师讲授哲学的一个课堂。

不过，巴迪欧和阿尔都塞的其他学生一样，在随之而来的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对阿尔都塞的理论的科学革命产生了怀疑，他并不认为像阿尔都塞那种待在大学的研究室和教室中的知识分子的理论活动真的能够给法国带来革命性的转变，对巴迪欧来说，他更信任的是直接的斗争，直接走向街头，同警察的警棍和水枪进行搏斗的斗争。在毕业后，他来到巴黎第八大学（文森大学），作为一名教师，他带领学生罢课，甚至他还带着那些极左翼的学生冲进被他称为“修正主义的最后堡垒”的德勒兹和利奥塔的课堂。

五月风暴中的毛主义者

在“五月风暴”中，巴迪欧坚定地转向了法国化的毛主义，这种毛主义坚持认为，依靠在大学教室中的咬文嚼字，或者从远离社会的大学中生产出来的思想根本就无法用来指导实践中运动和斗争。巴迪欧在这个阶段信奉的是毛泽东的话——“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对巴迪欧来说，只有在实际的社会运动的战斗中形成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这一点始终为巴迪欧所坚持，即使在他遭遇了他所谓的复辟的冬月（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和撒切尔夫人上台导致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保守主义开始抬头，相应的，作为激进思想的红色风潮在新自由主义的步步紧逼之下黯然退潮），他仍然将这种不端的斗争信念坚持到底。或许，将哲学视之为真实斗争的武器是理解巴迪欧哲学的一个关键，直到今天，巴迪欧的这一坚定不移地同资本主义的不妥协的斗争信念仍然成为他的思想标志，在他2008年出版的新书《袖珍万神殿》中，他再一次声明了这一主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坚持真理，丢掉幻想，去战斗而不是投降。在我看来，这是唯一真实的哲学。”

02

不过，在左翼激进政治日趋沉寂的80年代，恰恰成为巴迪欧思想爆发的巅峰，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巴迪欧创造了一批具有原创性，并且在日后给他带来巨大声名的著作。从1982年的《主体理论》，到1985年的《政治能思考吗？》，再到1988年的他那本在西方思想界引发了巨大的震动的《存在与事件》，巴迪欧试图向世人证明，他不仅仅是跟随在法国马克思主义以及其恩师阿尔都塞之后忙于诠释经典的小角色，也不仅仅只会在学生运动的浪湖中喊着革命口号，砸烂一切的激进分子，通过这些在今天已经成为20世纪经典的著作，巴迪欧已经让自己跻身于哲学大师的行列，也正是这些著作有力地回击了那些认为巴迪欧思想浅薄的指责，他以深厚的哲学功底，将法国哲学的两大传统（自巴什拉、康吉莱姆、卡瓦耶斯一线的数学哲学传统和自柏格森、福柯、德勒兹一线的生命论传统）在新的层面上结合起来，他试图帮助哲学摆脱自从海德格尔以降为哲学套上的诗学的囚笼，重新检起了被法国左翼视之为糟粕的数学哲学，让哲学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回归了数学传统。这个新的平台就是自康托尔以降的集合论传统。在《存在与事件》中，巴迪欧并不是单纯将集合论当做阐释哲学本体论的一种工具，那样，数学仍然是工具性的。他的理想是恢复作为本体论的数学，按照他的话说，就是“数学=本体论”。

不过，巴迪欧的目的并不在于以集合论数学为基础去构造一种新的体系哲学，毕竟，体系哲学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的烟尘，同时，巴迪欧的目的也不是去对世界进行理解，在巴迪欧看来，任何在现行世界框架内的解释模式都不过是保守主义的复辟。换句话说，巴迪欧对原原本本地将世界呈现或者再现出来的哲学理论并不感兴趣，这种暧昧的哲学理论，踯蹰于知识与现实社会之间，并且被自己所谓的体系遮蔽了其双眼。这样，他们的理论体系走不出这样的怪圈，他们将给予的世界作为解释性的普遍的世界，他们从理论上赋予了这个世界以永恒性，在这些理论框架中，我们总是能读到某些普遍性的价值和范畴，实际上，他们或是有意或是无意地将一种偶然性的历史情势当做了永恒性的真理。换句话说，他们的理论对情势（situation）本身进行了结构化，使得原先显现的情势在一种结构或者模式中得以再现。再现不是对情势本身的复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复制是不可能的，相反，再现是一种使得不可见的情势变得可见化，亦即情势在某一模式中被描绘出来，而能够在该情势下能够描绘出情势的结构或者模式就是情势状态（etat de la situation）。

情势状态不仅对于既定的情势予以结构化，而且对该情势下的诸多要素进行了计数，这种计数不是随意的，而是规则性的，或者说，情势状态为该情势的要素定义了进行计数方式，即其情势之中的诸多要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具有某种相同性的项值，说得更明确一点，这些要素可以在某种规则之下被计数为一（compte pourun），而这种对要素的项进行计数并计数为一的规则正是该情势状态下的真理。与那些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不同的是，巴迪欧并没有简单消解真理的存在，对巴迪欧而言，真理的确是存在的，在某一种具体的情势状态中，真理不仅存在，而且是唯一的。不过，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些理论家将某种情势状态下的唯一真理当成了永恒的普遍性真理。

在他们在自己的情势之中并为这种情势状态之下的真理祷告时，他们试图将历史时钟的钟摆永恒性地定格在这一时刻，但是，恰恰是在这种理论表面的沉寂之下，被他们当做永恒性的真理成为了他们逻辑之中最薄弱的一环，这种真理的逻辑不得不时时刻刻面对事件对该真理的溢出（exces），溢出的事件构成了在该真理之下的空（vide），这种空将原先在真理装饰下的平滑的情势状态显现为断裂和褶皱，由于偶然性的事件的发生，拉康意义上的真实界（reel）以一种零散的、断裂的、褶皱的形式显现出来，但这种显现不是可见的，它只是在事件导致的新的情势下，与原先的真理产生了断裂，这种断裂导致了在情势状态下的匮乏。

雅克·拉康（1901年-1981年）

由于匮乏的发生，需要主体重新对情势进行命名性操作，在忠实于事件的基础上，给予新的计数为一的方式，让处于空位的事件点之上的溢出得以在新的命名下重新被结构化，这意味着在命名中，新的情势状态得以形成，并构建了新的真理。

03

巴迪欧思想的宗旨在于，他试图借助如此方式，来重新理解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可能性。对于历史而言，在马克思那里被描述为一种线性发展的历史逻辑，即一种进步性的逐步上升的历史进步观，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合力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那种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按照单一的经济因素来指引历史前进方向的经济决定论的模式，但是，恩格斯仍然赋予经济因素以“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

晚年时期的恩格斯

在历史合力论的模式中，恩格斯虽然强调历史的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们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骑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可以明显看出，恩格斯的历史观尽管强调了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的成分，但是他仍然从整体性的高度描绘了一种作为连续性的历史发展进程，而这种整体的连续性的历史的客观结果仍然是“归根到底”受制于经济因素。恩格斯的历史仍然是一种线性发展的历史，尽管在具体的历史细节上，他认为不可预测，但是对于未来历史发展的宏观方向，他仍然是信心十足，因为，在“归根到底的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之下，历史虽然百波九折，但最终会走向共产主义的彼岸。或者更明确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信，尽管存在偶然性因素，但是他们相信未来的历史发展仍然遵从的是必然性逻辑。

相对于恩格斯，巴迪欧恩师师阿尔都塞则明显对恩格斯的解释表达出不满。在《矛盾与多元决定》一文的附录中，阿尔都塞曾详尽地分析了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一方面，阿尔都塞不认为，恩格斯在表述中的个人意志可以“产生”历史，更为重要的是，阿尔都塞在另一方面突出了历史发展的多元决定的模式，相对于恩格斯几近乎肯定的必然性的历史线索而言，阿尔都塞的未来，只是相对于现在展现了一个可能性的未来。用阿尔都塞自己的话来说，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只能想我们提供事件的可能性。

在阿尔都塞看来，尽管经济因素是“归根到底”的决定因素，但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矛盾的多元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某一特殊矛盾会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而使必然性的历史线索发生偏移。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势必会带来一种消极的判断，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矛盾和多元决定，社会主义的实现只能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而并非一定作为某种必然性而存在。更确切地说，阿尔都塞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存在几率的，通过某种努力，它可能在未来得到实现，理所当然，它也有可能无法实现。事实上，阿尔都塞的矛盾与多元决定的理论与其说是在一种新的层面上重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如说是从解释上，安慰了处于对未来遥逼无期期望着的西欧左翼的心灵，毕竟资本主义并没有在革命的风暴中衰落，相反是社会主义及其政dang的guan僚化导致了西欧左翼的普遍性的失望，在这种现实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而阿尔都塞的矛盾与多元决定理论正好作为一种可能性填补了西欧左翼的心灵中的那个巨大的伤口。在他们眼中，马克思许诺的未来美好社会是一种无限美好的乌托邦，与那种必然性逻辑相反，可能性逻辑或许更能抚慰他们那对“真实”的激情。

不过，对于巴迪欧来说，阿尔都塞的作为多元决定的历史理论仍然是粗糙的。实际上，通过他在《存在与事件》中提出的元本体论，他借用集合论的方式，重新描述了历史发展的可能性情境。与阿尔都塞不同，巴迪欧对具体历史情势中所关心的对象是“国家（Etat），事实上，巴迪欧的“国家”不能理解为一个现实的国家，这种国家毋宁是一种具体划分的结构标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提出：

不过，对于巴迪欧来说，阿尔都塞的作为多元决定的历史理论仍然是粗糙的。实际上，通过他在《存在与事件》中提出的元本体论，他借用集合论的方式，重新描述了历史发展的可能性情境。与阿尔都塞不同，巴迪欧对具体历史情势中所关心的对象是“国家（Etat），事实上，巴迪欧的“国家”不能理解为一个现实的国家，这种国家毋宁是一种具体划分的结构标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巨大贡献是其对国家的理解在本质上不是从个人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直接建立了国家同其因数（sous-multiple）的关系，而不是同其情势的项（terme）的关系。它提出国家确立的计数为一（compte-pour-un）在其起源上并不是由于个体的多，而是由于个体的阶级的多。即便我们抛弃了阶级这个词汇，国家的形式观念，即作为历史社会情势的状态，在本质上处理的是子集（sous-ensembles），而不是个体。这个观念必须这样理解：国家的本质并不必须认识个体，也就是说当在具体的例子中，不得不去认识个体时，通常是按照计数原则来进行的，这种计数原则不关心个体本身的样子。

也就是说，在巴迪欧看来，在一个国家中，重要的并不是其中作为个体的多，而是作为其计数为一的方式，也就是其划分子集的标准，在历史的运动中，与其说是个体的运动变化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不如说是某种计数为一的标准划分出来子集之间的矛盾关系。这样，历史情势中的多元的问题，转变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历史的情势中，其被结构化的计数为一的标准是什么。而历史的发展不是别的，正好是历史的赘生物对计数为一的情势状态的绝对性溢出导致的，亦即所谓的异常状态对正常状态的挑战，从而将原先的计数为一的情势状态置于危机之中，最终酿成了历史情势的演变。

阿兰·巴迪欧著作《世纪》，本文出处

相对于阿尔都塞的可能性的模式，巴迪欧为我们展现的是一种纯偶然性的解释，对于巴迪欧来说，作为集合中的项，对集合计数为一的规则的溢出的方向是不确定的，这样，未来的溢出并没有具体的方向性限制，它唯一的功能是创造出空位并由主体的命名来填补这一空位。如果说阿尔都塞的历史观尽管取消了历史的必然性逻辑，但仍然为我们设定了一个可以通过实践来实现的可能性未来的图像，在巴迪欧这里，连这种可能性的图像都彻底不存在了，对于巴迪欧来说，作为纯粹的过剩和溢出，未来只能是新（nouveau），一种纯粹的新，它是对历史中的情势状态的绝对性溢出，它超越了我们一切想象性的范畴，它作为一种纯粹的创造让我们置身于一种全然陌生的境界之中，或者用巴迪欧在本书中的说法，这是一种在完全陌生的国度之中的“远征（Anabase）。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